实事求是的说，在作家的层次上，刘心武还不能算是第一流的作家，但是，对于真正并不以作为为意，尤其是那些以人生为真意义的人而言，作家这个头衔，也实在是微不足道的。何况，刘心武还是一个阅读小说的高手，这从他的所谓的揭秘《红楼梦》之中可以看出来。北京不是有本《读书》杂志吗？我看人们的读书水平，到了刘先生这样一个层次和境界的，实在是为数不多的——他的读书完全是非常投入并有心得式的，其引起轰动绝非偶然，那种方式虽然扩大了宣传的影响力，但是，如果本身是没有多少好内容的话，还是不过哗众取宠罢了。但是，我认为刘先生不是的。他给我们的是惊叹——我在读了他的书以后，分明的感觉到，如果再加以史学的功夫的证据——当然，在很多方面他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而和解读《红楼梦》的文本结合起来，那么，中国红学史上最为伟大的红学家，可能就是他了！

    依靠着《红楼梦》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红学家们曾经是很风光的一个群体，但是，不幸的是，现在——或者说很久以前，就已经可是没落了。因为，在方方面面的研究都基本上达到了一个极点之后，创新是很难的，这也不怪他们，学术就是这样的。从宏大的思想精神文化的背景的研究，到一个具体的极小的细节甚至是一件物事的精细的研究，鲜明的体现了红学发展的逐渐衰落的过程的原形。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红学家们的有分量的著作，是越来越少的了，越来越不成气候的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对于红学家们的状态，还不能说什么，因为这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可怜的是，因为着长期处于一种这样的状态，其心灵和精神便逐渐的僵化和自大起来，将学术视为自己固有的领地，而不允许别人的染指了，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学术现象！看看红学家们的反应和反击，基本上都不是学术上的，还说人家刘先生不将学术规范，这可真是有点讽刺的意味了！说句实话，如果是学术上的争鸣的话，是要需要大量的证据的，应对红学这样一种学问，真正有水平和境界的人，绝对不应该是先一下子就跳出来指责人家，因为，这样短的时间，要消化了刘先生的成果都是困难的，更不用说是反击人家了，他们连这个基本的学术心态和行为也没有，就先跳出来指责人家，不正是见出了他们真正学术上的水平和境界是怎样的了吗？真是十分好笑的事情呀！堂堂的严肃的红学界，竟然出现了这种小丑似的滑稽现象，你说是不是红学界的一大耻辱？显示了红学夹在学术上是如何的不学无术？如何的堕落？如何的靠吃老本来过活？如何的失去了做人的最基本的原则？

    刘心武不解的事情很多，他的最先的反应是这样的——针对着两个红学家的：“蔡义江先生在《艺术评论》杂志上对我的批评，是接受记者采访。杂志刊登前，应该给他看过，并认可。这篇采访亮出一个身份：‘曾是第八、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的蔡义江先生’，我不理解，批评我，为什么要亮出这样一个身份来？这让我很困惑。当然，蔡先生还有‘中国红楼梦学会创始人之一、副会长、红学专家’的身份。我欢迎批评，但我觉得，大家既然是讨论《红楼梦》，就应该是完全平等地来对话。两届政协委员，这和讨论《红楼梦》有什么关系呢？即使是‘中国红楼梦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和‘副会长’，在讨论《红楼梦》时，也应该平等待人。采访者对蔡先生的采访记录，题目是《请告刘心武：新索引派之路走不通》，这应该是蔡先生的原话。我总觉得，在我名字后面加上‘先生’二字，似乎更礼貌一点吧。再说，我又不是由蔡先生等创始成立的那个学会的会员，不必受其章程和领导班子的约束管理，他批评我，怎么用这样的口气呢？我爱好《红楼梦》，研究《红楼梦》，走什么路是我自己的事，怎么会被他这样‘叫停’呢？真的很纳闷。”“胡文彬先生对我的批评，其中一句是：‘你在家怎么猜谜都可以，写出著作也可以，问题是你不能把猜谜的结论拿到中央电视台上宣传。’我真的不懂。我在家里‘猜谜’———胡先生这样概括我对《红楼梦》的研究，我认为不准确，但就算我是‘猜谜’，还好，他恩准我可以在家里进行，也还可以写出著作，但他斩钉截铁地宣布我不能———不能到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去‘宣传’我的观点，这话真让我发愣。我能自己想到中央电视台去‘宣传’就‘宣传’成吗？是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向我发出邀请，我接受邀请，才去录制节目的，节目录制后，经编导剪辑制作，也不是我想让他们播出就能播出的。那么，在中央电视台邀请我的情况下，我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怎么就‘不能’应邀去录制节目呢？如果胡文彬先生是认为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组不能邀请我去录制讲《红楼梦》的节目，中央电视台不能播出我的《揭秘〈红楼梦〉》系列节目，他应该把话挑明，去跟中央电视台说‘不能’。但就我自己而言，在这里，我要明确地回答胡文彬先生：在对方邀请的情况下，我不是‘不能’，而是‘能’，也就是，我可以接受邀请，去讲我个人研究《红楼梦》的观点，这是我绝不能放弃的公民权利。实际上，2000年我还曾应英中文化协会和伦敦大学邀请，去伦敦进行过两场关于《红楼梦》的演讲，我的《红楼望月》里，有记载那次活动的相关文章。”看看人家刘心武的反驳，是多么的精彩而中的呀！到底是谁出了问题，可不是一目了然吗？这种人出来对人家的苦心经营的东西加以蛮横无理的指责，实在是出尽了洋相的！要知道，现在可不是过去了，现在是网络的时代，任何有影响的言论都会在网络上迅速散播开来，你面对的是整个网络群体，网民可不管你在现实中是有着什么地位和影响的，拥有最基本的见识和良心，对事情会有着最基本的判断，并且表达出来，这是他们最基本的素质。面对着网络的全体你还散播蛮横无理的指责，你的下场，就只能是人人喊打落水狗！网上还有一篇吴祚来《从刘心武“包二奶”看知识分子的堕落》的文章，中国知识分子的堕落是很对的，但是你不能一棍子打死所有人，人家刘心武搞的学术研究，你硬套上脱离实际的帽子，那么岂不是要大家都去乡下过活？那你又是在做着什么呢？何况，用这样的语气来批评人家，基本上就是人格的侮辱，何况还没有任何证据的！

    说实话，我对于学术泡沫借助媒体的力量来扩大影响的做法，也是甚不以为然的，但是，这要具体事情具体对待，至少要看看人家说得有没有道理吧！刘先生的《红楼梦》研究我是看了的，确实感到非常的不错。他有没有道理呢？人家已经先摆出了一个大前提，就是先贤们已经做过的思路，小说有自传的性质很正常的，这是很重要的前提，也算是个基本的证据，你不重视就以索隐派来打杀之，实在是蛮横之至了呢！何况，索隐也不是没有对的成分，只不过当时的索隐派，取得的成就还不足以服众而已，但是，索隐派——我看这个称呼还是很好的，并不能代表学术成就的高下，只是有个发展的时间的问题，看谁抢先一步——到了刘心武这里，我看是大大的改观了，出现了革命式的飞跃式的发展，取得伟大的成就，实在也只是个时间的问题而已！索隐怎么了？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是很科学的科学学术研究方法，现代的很多重大的科研成果，都是这样搞出来的。假设的想象力，在某种程度上就决定了一个人的学术水平最后的成就之境界。我们有怀疑，所以假设，所以就沿着这个方向去取证，至多是最后证明假设是错误的，于是又来另一假设，最终是要有个假设获得成功的，严肃的科学实验都是如此，经历着一次又一次的假设和失败。社会科学的研究也是如此，史学的研究，也未尝就不是索隐派的方式。用笼统的索隐的名目来否定人家，实在有点自以为高人瞧不起低人的姿态，实在是极其荒唐的！这是学术的态度么？这样的人，还配搞学术的研究么？这样的人搞出来的学术研究，又有几何的价值呢？又怎么能不令人心惊胆颤呢？这样的态度来搞学术，中国的学术研究出路何在呢？会有出路吗？

    《红楼梦》是曹雪芹写的，曹家的经历和当时历史及政治的关系，已经是众人皆知的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作为一个人终生而作为的小说，它能不带有很大的自己的影子？带有当时的政治历史和社会生活的影子？带有当时政治的关系和争斗的影子？让你写小说，即使是再虚构，你能不充分的在你熟悉的社会生活和背景之中来虚构？所以说，用历史尤其是政治的这条线索来研究《红楼梦》，实在是必然的必须的，考察出它和当时历史社会文化的对应的一个大体的情形，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而且，红学要取得真正伟大的成就，就必须建立在这样一种基本的研究之上，可是，恰恰相反，我们的红学缺乏的正是这方面的研究，所以现在有渐趋衰落之势，也是必然的。从这方面来说，刘心武是伟大的，因为他将开辟一个伟大的红学研究的新时代！仅是从秦可卿的视角来探讨《红楼梦》的若干问题，就已经足以使其在红学史上留有自己重要的位置了。你不学习人家的长处赶快出点东西，却来妄图阻止这一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也实在是太不聪明了吧？螳臂挡车而已！

    刘先生的红学研究不但是严肃的，而且是卓有成就的。他的引起轰动，绝非偶然。可惜的是，在这场影响之中，我们看见的不是什么令人鼓舞的东西，却是学术界尤其是红学界一些人的不太好的品质，由此见出了学术界的一些十分不正常的现象，纠正这些现象，当然是大势所趋、目前所急，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也算是一种以外的收获吧！

                   2006、12、20记于济南之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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