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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世书缘（二）
——向终结阅读 肖伊绯 2006-1-22 就在那一瞬间。那个平淡的无奇，似乎和所有昏噩庸常的冬日下午的某个时刻毫无两样的时刻，我鬼使神差地捧读着一本悖于我常规阅读习惯的书。一般来说，这样的时刻是不能阅读的，头脑昏沉、精神困顿、思维停滞，应该安于枕上，一梦了之。醒来时，削上一个黄底挂着红丝的苹果，让那冰甜芳香的果味抚慰焦燥的唇齿，也勉强还有些神清意定的境况来了。若窗外有些雪沫飘着，屋内生个暖炉在一角烘着，泡上一壶老茶，最好是山野味浓醇些的“炒青”或“沱茶”，粗洌中也生些野趣来了才好----这时拿上一本元人选曲，最好是曾瑞或是贯云石那种粗口放逸的曲词，呷上一口酽汤之后，跟着瞎哼上几句，也不失为消闲度日的一点自适之乐。而此时，我却在强打精神，细读起《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七辑：现象学与伦理），有点自讨没趣之嫌。 说起这自讨没趣之举，却并非是说这书是无趣之书，而完全是因为在一个不合适的时间翻阅了一本不合适的书而已。回想起《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这个系列辑子，在我的读书生活中还是曾经占据过极其重要的地位的。约摸就在五年前的如此冬日，我独自站在北京图书馆的某个角落里，细细查阅着《声音与现象》的某个章节，惑然之余，书架上《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三辑：现象学与语言）闪入视线。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系列的辑子，立刻便被其分篇分专题的编排风格所吸引。比之德里达式的慢药型，此种系列的辑子更有对症下药的意味，对于如我这般非专业底子的现象学爱好者，尤其是如我这般对现象学某个概念、某个观念延异史、某种视域的生发感兴趣的纯读者，疗效显著。事实上，在当天购得《声音与现象》----这本薄薄的德里达的杰作----这本极其重要的德里达系统解析胡塞尔现象学的早期杰作之后，我毫不犹豫地购买了这个系列的第三辑作为补充阅读。当时简单地认为，这本国内现象学界名家选编的辑子，完全可以作为现象学原典的某种入门教案，入得门后，再将此辑作为补充备阅，也是极变通的现象学速成之法。 然而，事实上，后来对现象学的如饥似渴并未能等得到这一年才出一辑的辑子，胡塞尔的汉译原典开始陆续充盈我的书橱，倪梁康的《现象学概念通释》等相关解析书籍陆续购齐，系统研读计划开始实施。这个系列的辑子在我遍寻第一、第二辑未果的情况，逐渐淡出了我的视野，我放弃了配齐系列的种种搜寻。毕竟一年一辑，一辑发行仅3000册左右的哲学评论系列书籍，是可遇不可求的----你不经意时，她崭新地摞在书店的某个不起眼的角落里；你刻意搜寻时，她早已满身尘灰躺在某个仓库的黯然角落里，不再搭理那些早已不搭理她的世人了。当时的孜孜以求，在现象学中某个概念的研读中偶有所悟之时，也一直为海德格尔在现象学园囿中的突围感到一丝莫名的无奈----沿着胡塞尔的现象学体系深入下去，所谓的“现象学还原”是一个不能还原的“必然”还是一个可以还原的“自然”呢？这样的体系本身就是我们再也无法回溯的原点型结构了吗？原点可能有“结构”这种认识论模式吗？----兴许，海德格尔之所以背弃胡塞尔的现象学体系才是真正的捍卫该体系的严肃性之举。 当然，无论如何，“悬搁”、“意向性”、“统觉”、“前摄”等经典概念还是颇为契合我的某种趣味，及至后来梅洛庞蒂在法国延展出来的现象学概念“身体图式”、对“幻肢”现象的研究等等，“现象学”仍然是某个在我的西方哲学类书籍备选计划中必不可少的词汇之一。在北京的阅读生活终究有些异样，毕竟是异乡的某种技术性阅读，其时正在从事一本杂志的创刊筹备工作，这时阅读与这本杂志高度相关，往往是一个概念背后早就给出了意向性的通道，思之流淌并不散漫，对体系的执着并未动摇。也许，我的现象学阅读最终只不过是一个异乡漫游者的分类现象之一罢了，与喝几杯酒嗑几颗花生米说几句胡话，叹一句“浮生长恨水长东”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有一次在一个小酒馆和邱志杰闲聊，当时问及他师随陈嘉映系统参习现象学理论的一些感受，邱兄只扔下一句话：“胡塞尔太寂寞了，他是最后一个体系迷恋者与殉道者。”说到这里，也就相视一笑。 后来，第四辑终于出来了，主题是“现象学与社会理论”。按常理说，这样的主题性设置对我本没有什么吸引，“社会理论”之类的宏谈雄论我一向敬而远之，“社会”这东西于我来说只是一个无条件接受的东西，我从来不去思考“社会”是什么或“社会”应该是怎么样，“社会”应该怎样演进这样让人血沸的问题。可巧，当时我刚好阅读了卡西尔的《人论》、鲍曼的《流动的现代性》、波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等一系列非涂尔干主系的所谓“符号社会学”、“后现代社会学”之类的汉译本，也是希图以此辑作个辅助阅读，可惜当时俗务缠身，未得睱细览，便匆匆以一副“后现代”的面目写了些称时应景的所谓“解构”文章，竟也不亦乐乎。 到第五辑出版时，我已身在九寨沟如画的山林中了。其时，携着诸多至爱书卷，独赴山居，也把这第五辑顺手给拎上了。这一辑的主题是“现象学与中国文化”，主题并无新意可言，单单说张祥龙的《海德格尔与中国天道》、《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其书其思就远胜如此这样一本杂辑了；若说单项性的教案类书籍，也远不及张祥龙在北大的现象学教学实录《现象学二十讲》，那么这样一本杂辑中，在“现象学与中国文化”这样一个微妙的标题之下，有何可贵之处呢？ 这一辑里增加了一个栏目“原典汉译”，正是这一栏目里的两篇对话体文章让我拍手称奇。一篇是卡西尔与海德格尔的“达沃斯论争”；一篇是海德格尔经虚拟的双方构建出的奇文---- “俄罗斯战俘营的谈话”。倒不是其主题下的某个文本引人入胜，这两篇看似与“中国文化”毫不搭调的文本成了这一辑中最中我心意的经典。枕边窗下，林间湖畔，便常常听着他人的谈话，在心间却也存续着某种并无对话者的对话。---- 较年轻者说：“今天早晨我们列队去工地时，从广袤的森林的簌簌声中突然有某种救治性的东西攫住了我。我一整天都在追想：这个救治性的东西究竟会是什么？” 我暗自说：“今天早晨我漫步山间时，从绵延的森林边际线上突然有某种分界性的东西攫住了我。我一瞬间追思----天空以大地竟以此为界？存在与虚无可以有界可限吗？” 较年长者说：“也许这就是那自身遮蔽的广袤所具有的无穷尽者；我指的是这个在我们周围的俄罗斯森林中徘徊着的广袤。” 我暗自说：“也许这就是那自身遮蔽的林隙之天空所具有的无穷尽者，风拂、鸟飞、虫掠、枝颤----林隙之间的澄明得以停驻但却以绵延无穷的遮蔽给出持续的裂隙。我指的是这个在我头顶上方的九寨沟森林中徘徊着的天空之裂隙。” 在那片熟悉的山林间或行或奔、或坐或卧，总有某种喃喃自语重新返归给我旅途一开始的新异。这样的思验虽说在林中阅读《林中路》时早已出现，但当我以此种对话体开始字斟句酌时，可记录的只是挥之不去的惘然----如同湖面上的一道波痕，一条游鱼、一只昆虫、一颗石子便是始作俑者，更为诡秘的真相却是，也许那只是一缕眼波所及的荡漾罢了。 这篇海德格尔作于1945年的诡秘之作，选译自《海德格尔全集》，第77卷，《田间路----谈话》。曾将《林中路》、《路标》、《通向语言之路》三路经典各种中译本尽搜囊中的我，此际在田前行进，泥泞之中惊喜莫名。耕犁出来的泥土之清香生生不息，四条道路纵横交错，田间自耕自种，有没有收获已不重要，耕种本身带来的道路之拓延、散漫、蜿蜒无疑是我读书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段美好时光。 这篇中译出来的对话是《田间路----谈话》三篇谈话中的最后一篇。这第三篇对话被安置在一个俄罗斯战俘营中，海德格尔的思绪在这里寻找他的两个失踪的儿子。出发点是一个较年轻的战俘面对周围的荒芜而经验到的某种救治性的东西，他试图在与一个较年长战俘的对话中澄清它们。也许，这个较年轻的战俘便是当年那个宣讲《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的弗莱堡大学校长的幽灵，1933年那种特有的激昂似乎还隐约可见。“两种意志必须准备相互战斗。一切意志和思想的能力，一切心灵的力量以及一切生命的机能，都必须通过战斗来发展，在战斗中获得强化，并且作为战斗而保存下去。”----当年那个渴望战斗的幽灵，1945年却在俄罗斯战俘营里对“荒芜”沉思和追问。斯大林格勒的“荒芜”与西伯利亚的“荒芜”是否同属两种意志战斗后的狼籍呢？遗憾的是，渴望战斗、宣讲战斗、呼吁战斗、支持战斗的那个幽灵从未真正踏上过真枪实弹、血流成河的战场，甚至那种战俘营中的困窘都只属于臆想中的场景。当战场成为某个思验的场景之际，任何政治化或去政治化的哲学套路都失去其主角地位，评论幽灵的“逻各斯”或是确证幽灵的存在与虚无本身就是毫无意义，但却热闹非常的跑龙套。感谢这篇谈话，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尚未真正自由的处于荒芜的存有之中”。 至于那篇1929年卡西尔与海德格尔的达沃斯论辩，曾经以《人论》一文颇有同契我心的卡西尔一开场便显示出某种“符号人类学”思维固有的咄咄逼人。（当年在北京办刊时，我也是如此这般将编辑部命名为“符码研发部”，卡西尔的理论成为我的信心来源）卡西尔的开场白：“海德格尔是怎样理解新康德主义的？谁是针对海德格尔的对手？当海德格尔用他自己的现象学批判来取代新康德主义的批判时，浮现在海德格尔眼前的是什么呢？尚未完全放弃“体系”使命感和“哲学史”分类癖的海德格尔回答坚决而简洁：“我把新康德主义理解为对《纯粹理性批判》所作的这样一种理解：它把一直导向先验辩证论的那个纯粹理性部分解释为与自然科学相关的认识论。在我看来，重要的要指出，康德并不想提供任何一种自然科学的理论，而是想指出形而上学的问题，也就是存在论的问题。”后来的辩论在一系列似是而非的亦问亦答中行进，围绕着是否应该回到“康德”去，是回到“康德”去还是回到“新康德主义”去的一系列论题展开。----“符号”与“存在”的对话回不回到“康德”去谁也没有把握，1927年就出版了《存在与时间》的海德格尔并不为自己仍然被视作“康德”专家而多了一份资凭和持重，他仍然就在1929这年天真但执着的追问：形而上学是什么？事实上，正是这一追问，他回到了比“康德”更为遥远的地方，并籍此毫无保留地退出了“新康德主义”的体系之争。 第五辑的长时间研读，很长的周期里忽视了第六辑行将出版。去书店闲逛时，第六辑赫然在目,《艺术现象学•时间意识现象学》，居然还有特辑《现象学在中国：胡塞尔，逻辑研究发表一百周年国际会议》，一并购入。此时我才发现，购买这一系列的辑子已然成为我读书生活中的一种惯常行为了，而这一惯常开始有些异常了，我开始不看书籍目录和简介了，也不细看某篇文章的某个章节了，而是一看见这个系列的辑子，便毫无分析的购进了，这是否是某种“前摄”的前观念促成的“初级等待”使然呢？却也并非全然是某种求全心理作崇，因为至今对系列的第一、二辑的缺失仍无特别挂怀。 还好，第六辑对我这种突然冒出来的古怪观点有某种应答，这种应答本身与我的读书生活交错着呈现着“缘构生发”。在第六辑中，引人入胜的篇章集中在胡塞尔贝尔瑙手稿的专题研究系列中，其中，迪特尔•洛马尔的《前摄“前摄”了什么？----论胡塞尔贝尔瑙时间意识手稿中对前摄的分析》，鲁道夫•贝耐特的《胡塞尔贝尔瑙手稿中的时间意识新现象学》是极耐看的文章，看这样的文章，现象学基准学养是必备，思维反溯和追源之韧劲、精力之充沛与心思的静笃缺一不可，能细读这些文章的境况无疑是极其奢侈的。遥想起在九寨沟的山居中冬夜抚读《内时间意识现象学》中译本的情形，那本1928年由海德格尔编辑的胡塞尔奇作，在前言中就提醒了读者以上那些奢侈的读书条件；事实上，这样的境况一生中并不能享用太久，以致那本《内时间意识现象学》和这本第六辑、特辑都可能长时间束之高阁，无缘细读。 寻思之间，不禁怅然。怅然之际，随意一翻，第七辑中竟翩翩地落下脱页来了。拾起来一看，赫然一个标题：“向终结存在”----“存在到头”将死亡之终结看做是在此在之外发生的且与此在无关的某种事件，而“向终结存在”中的这个“终结”则不在此在之外，它自始就在此在之中，这个终结也并不意味着“完成”，而是始终悬临于此在生存之中的别具一格的可能性。 别具一格的可能性？----研读现象学还是现象学本身即是这种别具一格的可能性？或是“向终结阅读”便前摄了这种别具一格的可能性？我小心翼翼地将脱页按照页码的定位塞入书册，黯然一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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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周大餐 ：） 且将周三叫做半周吧，呵呵，待俺好好品读 相信读了伊绯的文字，俺肯定很大收获的。 ※※※※※※ 我手写我心，我歌咏我情 我梦抒我爱，我情言我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