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 现实 知识分子使命
——读书过后的几个思考
自由，神圣的理想；现实，已经摆在所有人面前。知识分子如何去面对它们呢？
一、
记得有个哲人说过，为自由而战的人有三个，一个已被钉死在十字架，一个得了疯病死了，一个才刚出生。
自由，多么难得。因为世界上的确有不少的魔鬼——天生与自由为敌。据《圣经》说，魔鬼所以要趁着黑夜到麦地里种上稗子，就是因为他仇恨别人的丰收啊。世界，有太多的可能性。而可能的，就真有发生的可能性。
追求自由的人，从来都在识别魔鬼，与魔鬼作战。魔鬼，从来也是出名的歹毒、阴险和狡诈。所以，追求自由，意味着生来就有受大难的大可能。马克思说过：“受难使人思考，思考使人受难”。是的。思考什么？——自由！受难什么？——失去自己的自由甚至生命！所以，上述刚出生的自由种子之命运，也极可能是受难。但他们，伟大而崇高。没有他们，人类可能只还会一直徘徊于黑暗的“森林法则”和“强盗逻辑”的阴影之中。但，正如魔鬼必然要出现一样，他们也必然会出现。
然而，这种伟人却难以出现。相反，总是败类和庸人发达地繁衍着，从来如此。
在缺少英雄和伟人的时代，普通的、一般的人们啊，如果有生存的最基本的权利，将就着过点自己的日子，就已经很不简单了，谢天谢地吧。
据说，鲁迅死时体重只有七、八十斤！他却并非穷死。而是他一边紧锁表情猛烈抽烟，一边“横眉”咬牙把“吃人”的故事写得太“毒”！似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除了《阿Q正传》中讲了经典的“吃人”故事外，他更关切被“吃”之前的“国人”如何避免“被吃”的命运。他在《灯下漫笔》中，对此前的“国人”历史就有如下大胆归结：“有更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 想做奴隶而不成的时代；
二、 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他的目光，哪怕对抬着外国人的轿夫的“含笑”都没放过，狠狠地予以了一番分析、解剖：但是，轿夫如果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不是现在的中国了”（《灯下漫笔》）
他，对于那种“微笑”的背后以及后果，又入木三分地引申开去：
“这文明，不但使外国人陶醉，也使中国一切人们无不陶醉而且至于含笑。因为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灯下漫笔》）
黎巴嫩诗人纪伯伦曾在《我的灵魂》里诗意地说：“你像我一样，我们之间并无区别，所不同的，不过是我把在自己沉默时听到的内心里的东西，用语言表达出来罢了。而你，却守卫着你内心的东西——你守卫的很牢，正如我说的很多一样。”是这样吗？被“你”守卫的内心，又是些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呢？看，纪伯伦继续在他的《罪犯》里又一次勇敢地打破沉默，而且与鲁迅发出惊人相似的呐喊：
“由于它（注：人类）的悭吝而使一个可怜的穷苦人变成了刽子手；由于它的残忍而使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变成了杀人犯。”
可是，从内心以至语言上或小看或无视或侮辱了鲁迅之深刻和焦虑的，大有人在；同时，要问对于“纪伯伦”们的态度如何，他们比较客气一点的回答很可能是：“不知”。
自由，一个高深而艰苦的话题；一种善良而神圣的追求！尽管它的含义也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得以补充和修正；世界也依旧在唯物和唯心的双重力量的交织中继续展开。但是，我们的目标仍然是也应该是“人”：个人，人们。人，是目的，是一切！其他，都是工具，是手段。
然而，其中“分寸”谁人知？所以，天下仍然有“继续”下去的动力和价值。
二、
人们的日子总是要实实在在地过的；至少，一定时期具有社会指导意义的价值观是有必要相对稳定的。由于时代的沧桑巨变和意识形态的所谓“尘埃落定”，不短的一段时期以来，人文领域，已经不大谈什么“古典”的或“经典”的老命题了。因为，人们再三觉得必须“现实”。就是“狂人”李敖，也在回答大学生们的提问时半开玩笑地说，他数钱时特现实、特冷静。最近，他到了北大、清华、复旦，挥洒侃谈，大概就有对马克思及其主义、自由主义、共产主义等诸多“神圣”比较技巧的考问。但他说，我们要的是对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维护和落实；而不在于对什么主义的空谈。我还记得就连他也不大恭维的鲁迅，当年在大本大本的日记中，也记了很不少的关于“钱”的流水帐。
三、
现实—自由，自己—他人，情感—理智，具体—抽象，现在—将来，……。千古话题。
伟大与可笑之间，仅一步之遥。如果承认这话，那么，黑夜给了你黑色的眼睛，你去用它寻找什么呢？难道37岁就死去的顾城，就寻找到了光明？当然，诗的语言并不代表诗人的具体生活。可我以为，二者也不能割裂。至少，我们记得他留下的巨大疑问。
黑色的眼睛，就是要理智地面对现实！
可是，谈何容易！现实是需要思考的；现实又是历史造就的。所以，历史也是要读的。但在思考着现实、读着历史的同时，大人物们又对你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思想史。他们的理由是，思想的价值，决定了历史和现实的价值；甚至用现实的思想在“写”历史和现实。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认为：“我们应当用思想的价值去代替、也即改变情操的价值。如果不能达到这种思想上的‘主观性’的高度，我们就只会产生诗歌（注：可能还含不少其他文学门类），不会产生历史”。可是，如果上述的“思想”本身就出了问题，它所理解和解释的现实和历史就会出大的偏差，何况它所预见的未来可能会多么荒谬。更何况如今的有些学问家们的生存处境、做学问的态度以及学养，已经很难与曾经的伟人（比如，司马迁）同日而语了。由此，问题又开始紧张和冷峻起来。因为，历史和现实虽然真的以“一”的状态存在着；未来，也是不能被确知的“客观”，但认识它们是有多种可能性的，也即既有正确，也有错误。何谓对错？又不得不回到一个“古典”而又“经典”的疑问：什么样的社会才叫好社会。我的理解是，这个问题也可以说成：什么样的生活才叫好生活。答案中，我以为至少要有这么一个关键因素：相对地科学——尽可能使最大多数的人在物质和精神上尽可能地、可持续地丰富和自由。
而科学本身，又是一种充满非常多的可能性的、非常开放而永恒的话题。
世界应该而且已经是多元的，生命和生活是不可重复的。我们当然在乎生命的价值和自己的存在！我们只能在充分怀疑和批判的前提下，我们小小的个人，是否更要小心“阅读”而更要尽量看清和相信自己的眼睛呢？
四、
记得海子。
“我们都是被生存的真实刺瞎了双眼”，然后，他终于明白“月亮下，一共有两个人，穷人和富人”。35岁就走了的海子，竟然看出了诸多问题的要害。可惜，原因何在？他没有说完就自杀了。虽然有诗人说“海子自杀无罪”。
现实，就是真实的存在状态。它，无语。但对它的认识和把握，却会因人而异。奥地利小说家卡夫卡“似乎”悲叹着：“在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刻着‘我能摧毁一切障碍’；在我的手杖上则刻着‘一切障碍都在摧毁我’”。同样是“手杖”面对着现实，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心态。学者周国平却用哲理诗的表达方式：“用真理和谎言（注：都能）救助自己”。面对冷峻的现实，“卡夫卡”们可能真有“酒逢知己千杯少，书到用时方恨‘多’”的无奈心情。当然，“卡夫卡”们在紧紧咬牙：上天无路，下笔有文！我想，屈原是因国与己之愿望离题万里而“沉没”，卡夫卡是否因为己与“己”已互不搀扶而“醉倒”？虽然他们都渊博了得，心情了得，流芳了得，然其心态可取否？
五、
人有人的难处，做人难！
难就难在难以拥有小小的安定的生活和不敢拥有小小的独立的人格。人？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一句话，似乎解决了老大老大的一大堆问题？！
余秋雨在《千年一叹》里引用过美国约翰-布侃在“1922年”（注：不是现在！）写的《东方主义》中的一段话：“中国有数以亿计的好头脑，却被空洞花哨的玩意弄得创意殆尽，他们没有方向，也没有驱策力量，因此所有努力加起来全是一场空，全世界都因此耻笑他们”。余先生以为，中国在遥远的过去就误入了岔道：忽视了生产力—物质文明，而把大量精力用于琢磨人与人的关系。我看，对人际关系的关怀，本非坏事。可是，在疏忽了对人的生活安定、人格独立的提倡和尊重以及轻视社会物质力量建设的境况下，唯有人际关系会成为十分难得、非常珍贵的资源。我以为，“近水楼台先得月”！追求“靠近楼台”必然会引起一场漫长的、复杂多态的“边缘”—“城郊”—“中心”的“人际关系大运动”，使内部耗损了巨大元气。也难怪，在“凡事不能自救，不肯牺牲，而只希望外力来拯救者，皆虾蟆之流，叫化子之续也”（马相伯：《中国人的心理》）。由此，正道歪入岔道（或邪道）了。而与此同时，古希腊在琢磨人与自然的关系，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仑在琢磨人与神的关系。似乎古代中国只有庄子比较由衷地强调人与自然的相融。可惜，那种忽视了生产力的“天人合一”，也是捉襟见肘、囊中羞色的。
鲁迅说过，“删夷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花果”。我想借题发挥：
这里的“枝叶”有二：“神”（必然）和自然（物质力量以及自然环境）。“花果”，即人。极力对人际关系的“近水楼台”的“崇拜”，使其疏忽了对“枝叶”的认识、栽培、保护、利用和尊重。
即使对“花果”，也会因利害得失而“无可奈何”地靠近或者“很不客气”地割舍的：
“无可奈何”地靠近，权贵了之后的既得利益还了得？他还记得或者想知道民间的苦衷吗？“很不客气”地割舍，就是麻木于人命：中国历史上的草民人命，究竟廉价到何等程度呢？记得陶行知在他的《中国的人命》上痛心疾首地说，他曾经在一次太平洋会议上的许多废话中，听到一个外国人说的一句警语：“中国没有废掉的东西，如果有，只是人的生命”。（《中国的人命》）
国内外的侵略者、屠杀者和那些充当看客的国人，何以如此麻木于人命？陶先生开始寻找原因，他借用麻木者的口气讽刺道：“若不是我养的，虽死他几千万，与我何干？”。希望何在？陶先生拍案道：“中国什么时候才能翻身？要等到人命贵于财富，人命贵于机器，人命贵于安乐，人命贵于权位，人命贵于一切，只有等到那时，中国才站得起来！”。（《中国的人命》）
在其他几个文明古国的古文明先后消失或者萧条之后，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但中华文明的“流长”，除了其智慧高超之外，也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到底巨大到什么程度，可能只有无以数计的死去的英灵、穷“鬼”和冤魂才真正知道。而如今包括古中国在内的世界文明古国的地域，绝大多数都还属于“欠发达”国家，在发达国家林立的世界大森林里 ，在“人均”甚至“绝对量”意义上，它们大多可能只是灌木，甚至草本。这至少与长期忽视“人”和物质力量有关吧。
六、
在发达国家强烈“震撼”和启示下，在对自己的历史进行深刻反思过后，因为醒得过猛，在“物质文明”建设的汹涌大潮中，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依旧在付出代价。国际上的不说，仅国内就存在一种不争的理念和现实：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大多数人来走共同富裕的路。其中甘苦谁人知！但，该付的代价，无法避免。尽管有不够科学不够公平不够公正的问题，也只能如此，也必须如此了。否则，只能回到过去，甚至世界连你回到过去的机会都不会给你的了。这，就是现实。
天高任鸟飞，何必诗悲吟。
“拿来主义”！“古为今用”！“与时俱进”！“改革开放”！在我们中国比较强大之后，在有足够的生存和发展的“资本”之后，我们自己再来进一步把作为文明古国的充满高深智慧的文明，细细品味，并向世界大力传播不迟。
但是，在“物质力量”的意识猛然觉醒之后，我们与自然是否保持着融洽的关系？我们是否忘记了些许自己的和他人的历史呢？我们的发展质量如何，可持续吗？现在，“然后”还没有“富”起来的数以亿计的国民，你真的在关注他们的真实处境，为他们衷心效力吗？我们的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如何呢？……
七、
自由的可贵，追求自由的艰难；历史和现实以及对其认识的复杂和严峻；时代在大觉醒、大进步、大发展的同时，还仍然存在着各种盲目、迷茫、怀疑、无奈和威胁，还有无言的敌意、妖艳的诱惑、贪婪的掠夺和狠毒的侵害。
而知识阶层因为其特殊身份，从来就是任何时代非常重要而相对清醒的观察者、思考者、评论者和参与者，也是时代精神的主要开发者、提出者和承担者。在整个民族极力倾心于物质文明建设的滚滚潮流中的时候，数以亿计的体力和技术劳动者，更需要丰富的精神营养；在讴歌、美化人民的生活和劳动，引领人们在精神追求上沿着积极、健康、进步的方向方面，时代赋予着知识分子（尤其人文知识分子）不可推脱的神圣使命。
所以，任何时代（尤其在今天）都要求知识分子必须具备丰富的学养，开阔的思维，优良的品德，高远的眼界，尤其要有准备牺牲个人利益的精神。
否则，时代的精神家园必将荒凉败落，人们的包括道德意识在内的人文精神必将逐渐滑落和退化，直至靠近麻木和残忍的边缘。那么，所谓的物质文明不就成了没有任何趣味和灵魂的空壳了么？我们愿意看到这种绝望的悲凉么？如果忘记了这一点，我们会付出（甚至已经付出）巨大的代价。深入到了骨子里的东西，收拾起来就难以收拾了。
可是，在世风大变的今天，一些知识分子已经或正在出现了“异化”现象（姑且理解为不择手段地向权贵逼近。“劳动”在马克思那里也早就有“异化”之说，此处套用该符号）。这种“异化”自古就有，并不奇怪。何况有些“异化”也有其现实性、进步性和必然性的一面。因为知识分子也是社会中非常具体的一员，其力量也是比较有限的，其生活及其处境也是十分具体的，他也必须食人间烟火。我们所担心的实质问题是：无论“异化”与否，从根本上要看他对待百姓的态度如何。培根在《论野心》里这么说过：“一个有心爬上高位的人，可能怀有三种动机：１、做有益于社会的事业；２、取得权势；３、取得富贵。”紧接着，他又提醒说：“所以君主在选择廷臣的时候，应当重用那种把责任感看得比权位更重要的人，并且应该弄清远大济世抱负与野心的区别。”
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是多元的，但不应该由于软弱、自私、庸俗和麻木而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使命。当你在面对比较强大的邪恶势力和成群悲苦无声的弱者而犹豫时，鲁迅在《杂感》里的态度非常果断：“勇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刀向更弱者”。鲁迅当然知道知识分子的工具是笔而不是“刀”。但我想，无论刀笔，方向是根本；而方向是由良知指引的；良知中，至少要有“人民”和“自由”的成分吧。如果今天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甚至知识精英在思想、精神及人格上存在着堕落的事实或倾向，那么，它正是造成中国诸多重大问题的重要而潜在的原因。有人说“官官常相护，文人却相轻”，我想再补充一句：“文人争权贵，只怕忘根本”。
也许，有些“异化”者深有愧疚。他们需要忏悔，而且必须忏悔。但有人说，内疚者很容易用批判社会或者远离神圣来转移或掩藏自己的不安。无信则无悔，但无信则又必须悔。只有在忏悔中乞求信仰，在信仰中启示忏悔吧。
记得有人说过“忏悔至少必须具备三种准备：1、意识到自己的错误；2、清算自以为是的真理和无所作为的虚无主义；3、能否找到或接受新的信仰。”
“信”什么？在“信”自己利益的同时，再“信”百姓利益以及自己的使命。如果说中国特别讲究人际关系的琢磨，那么，琢磨自己与百姓命运相融相济的关系才是正道！庄子所谓“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是一种做人的大境界，而并非庸俗到了真的“忘”了人间的地步吧！
余秋雨在《千年一叹》里说得开明：“未知和无知并非愚昧，真正的愚昧是对未知和无知的否认”。
我想说，如果用庸俗市侩、丑恶、残忍甚至阴谋来彻底地武装自己而不知或故意不知，那，才是大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