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 进 西 安

月照当楼

    审视一个城市，如果不是从文化这个层面作为观照点，那么，你也许就没有真正走进这个城市。

                                             ——题记

    2000年金秋10月，贵州铜仁山城天高气爽，蓝湛湛的天空，似有若无地抹着几朵淡淡的白云。远处青黛色的奇峰峻峦，峭壁悬崖间，一碧秋水蜿蜒绕城而来。锦江河畔，芳草萋萋，河水清澈荡漾，水草婆娑，偶尔几条鱼儿跳出水面，荡起阵阵涟漪，吸引住了岩石岸边，守着几个垂钓的渔人。柔软的沙滩岸，偶尔依稀有一行浅浅的脚印，脚印中浸着浅浅的水。铜仁虽属贵州，但地理位置并不属于云贵高原，不管是海拔高度还是地理地貌，更像湖南。因此，天气依然炎热，几场考试下来，已是大汗淋漓。不久，便得到通知，我被教育部录取到设在陕西师大的“中小学骨干教师国家级培训中心”学习，为期三个月。

   这是我第一次到北方去。

北方人真诚直率在我印象中很深，我岳父便是北方人。他是解放贵州的最早的西进干部之一，曾经只带了一个警卫员闯入一百余名土匪的重重包围之中，救出被围攻了十多小时的我某乡公所的干部和战士。在剿匪战斗中，他是个使土匪闻风丧胆的人物；后来担任本市第一任城关镇镇长，但因性格太直率，始终没有做大官。他的五个儿女中，现在仍有两个没有工作。他的儿女常报怨他没有给儿女带来一点好处。他就说，我快八十的人了，不病不痛，不让你们操心难道不是好处？我比现在一些整天吃喝腐败的干部多活十年，我的退休工资就给你们留下十多万元的财富，多活二十年，就差不多有三十万了吧。这话确实很有道理，我也相信他能长命百岁。一次他给我买了点好米，从六七百米外一直扛上五楼，大气没喘。我说怎么不叫个工人送来或者叫我来扛。他把我打量了好一阵，说，你扛得动，五十斤？“你”字咬得很重。我很感动，觉得北方人很真诚直率。

   在去进修的列车上，与我对铺的是一个北方姑娘，铁四局的，在贵州修铁路，去石家庄铁道学院进修。交谈中，我谈了对北方人的感受。她就要我猜她是哪里人。我说，听口音像河北人。她就笑着说我会说话。我问怎么啦？她说我怕说她是河南人。我说，河南人怎么啦？她说河南人特懒，耍猴要饭不是真穷，就是个懒；人家老板雇工就不敢雇河南人，河南人就老冒充河北人；老板听了就放心，交代一句好好干正转身要走。河南人一高兴就说：中！老板一听到这个“中”，就知道遇到河南人了。上中铺的旅客听了都哈哈大笑。姑娘知道我第一次去西安时，就告诉我，到郑州后，清晨七点过十分便有一趟去西安的普快。果然下了K62次，一支烟没抽完，由北京西开往成都的1363次列车就进站了。其实我该问问她姓什么，因为第二天清晨大家都还在蒙头大睡，她就早早地起来坚持要送我下车。我挥手向她告别时，她仍站在晨雾缭绕的车门边轻轻地摇手……我只知道她是洛阳人。

1363次列车继续西行，经过洛阳时，晨雾已逐渐散去，太阳已升得很高，八百里秦川渐渐现出轮廓。我终于看到了厚厚黄土的关中平原。一望无际的光秃秃的山梁很难见到一棵树或者几处枯草。天空和近处的村落都是黄朦朦的纯然一色。黄土垅中偶有一条小河，也只是黄浊的水，黄土的岸，全没有南方的小河的清澈以及水草婆娑和有着圆圆卵石和柔柔细沙的河岸。于是，我突然感受到了家乡贵州的 “蓝天白云”和“山清水秀”的美丽；才知道以前并没有感到家乡美丽是“只缘生在此山中”。沿途的村落的房屋虽有磁砖贴墙，但更多的还是板筑的土墙，一边盖的瓦房。不管是砖房还是土屋，院子的大门都有高高的门楼，不同的是，先富起来的人家，用的是褚色的琉璃瓦、磁砖而已。但是，不管豪华或简陋的门楼都绘有大红大绿的图案，瓦檐上都一律堆放着大串大串黄灿灿的玉米。偶尔也见几处窑洞，但已不是圆形的土门，大多接上石口——青砖砌起的高高门楼和琉璃瓦了，有的甚至还装上了蓝玻璃的铝合金窗户。

西安现在究竟是什么样子，没有一点印象。在临行前，正巧中央电视二台在介绍西安。于是便知道西安的古城墙是全国保留最完整的，也知道西安的名吃羊肉泡馍的吃法。但是沿途看到的黄土地的山山峁峁，特别是贾平凹的将西安称之为“废都”后，在我的印象中，似乎西安除了秦砖汉瓦的古城，以及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的古墓和那撩拨人心的信天游酸曲外，再也看不到现代文明的影子。

从历史书上得知，“中国”最早的疆域只指现在的陕西和山西一带，史称中原，也称关中。中国的根，当在昔日的长安，今日的西安。长安前后有西周、秦、西汉、新莽、东汉（末年）、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十三个王朝在此建都。二十世纪初，八国联军进北京，慈禧太后逃到西安，西安又作了一回临时国都。大唐帝国的繁荣曾让西方老牌帝国主义的英国也难望其项背。但改革开放以后，再难听到西安的名字。西安，这个千古名城，昔日帝都的繁华难道真的消匿了吗？

一出西安火车站，一道灰黑色的高高城墙便横在眼前，城墙箭楼上的大红灯笼一串串直溜溜地挂下来，城墙垛上插着面面黄底黑龙的旌旗，在风中飘扬。这就是迄今保存最完整的明城墙，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古代军事城堡设施，已在风雨中历经了六百多年的沧桑。城墙周长13912米，城墙底部宽18米，顶部宽15米，高10米。在城墙内，是西安最繁华的地带，但却很少有如上海或重庆的几十层的高楼。听说，从清代起，在城墙内修筑的建筑，都不能高出城墙和位于城中心的钟楼，现在依然如此。但西安的建筑却很大气，挺拔而硕大的廊柱，宽敞的大厅，连威武的石狮子，全没有江南石狮子的媚态，总之，一切都显出一种王者风范。

汽车穿过北门，便进了城，城墙内便是市中心，笔直的大道，一直延伸到看不到的尽头。西安的大街都是直直的，街道布局是整齐的井字型，东南西北分明，威严而古板，很容易使人想起中国人的中庸之道，四平八稳。从现代的街市上走过，却常常想起古老的过去：秦始皇的车舆从这条街上走过吗，李白是否就醉倒在这条街上。总之，看到城墙，一个个历史人物都鲜活地出现在我的眼前，不得不让你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出了南城门，一路上便有很多大学，陕西师大在西安的最南端。据司机介绍，西安的南郊是文化区，除了中专不算，四十多所大学至少就有三十多所在南郊。西安的东郊是工业区。北郊较复杂，多是黄河泛滥时的河南难民后代和鼻音很重的陕北人的杂居地。西郊多是生意人。四个区的人见面时打招呼都有特定的语言：南郊见面就问：评上了吗？指是否评上了教授。东郊的见面则问：吃了吗？因为下岗的工人多，吃饭成了大问题。北郊的人见面就问：放出来了吗？听说因为该区被关押的人多。西郊人见面则问：离了吗？做生意发了点财，离婚已是一种时髦。当然这是笑话，但也多少可以从中看出残留的大平原意识和皇城人的排外心态。其实对外开放，西安也是全国著名的旅游城市，西安人正以博大的胸怀，笑迎天下客。西安有句顺口溜：翻身不忘共产党，致富不忘秦始皇。在西安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老外。在各旅游景点，卖仿制秦兵马俑、蓝田玉器、字画、古董或陶埙的人随处可见。

来到西安，你应该感受到中国历史的厚重；感受到华夏文明的根之所在。西安人会很骄傲地说：看中国二十年的历史，可去深圳；看中国百年的历史，可去上海；看中国千年的历史，可去北京；而要看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则要来西安。确实，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伫立在蓝田猿人用过的石器面前，你的思绪会立即飞到了115万年前，就是那块石头，蓝田猿人用它朝树上奋力甩去，击落了颗颗坚果；正是那块已经甩得很锋利的石头，划断了一根树枝；正是那神圣的一甩，人类诞生了。于是，你伫立在那块在南方土地上看来再普通不过的石头面前，一种顶礼膜拜的神圣感油然而生。透过尘封了6000多年的半坡原始村落，我仿佛看到了先民的文明曙光；拂去2300多年的历史埃土，从被誉为“世界八大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那威武雄壮的军阵中，我看到了中华民族科技文明史上的道道光环；驻足大雁塔，我仿佛看到唐玄奘历经千险，西天取经，在曲女城以其博学宏论折服了五印度十八国6000多名各教派高僧和学者，仿佛看到他在塔内“无弃寸阴”，翻译卷帙浩繁的经卷时的一豆孤灯。而黄帝陵、秦始皇陵、汉高祖的长陵、汉文帝灞陵、汉武帝茂陵、唐太宗的昭陵、苍颉庙、蔡伦庙、张良庙、司马迁祠、张骞墓、蔺相如墓、蔡伦墓、蔡文姬墓、蒙恬墓等等等等，能积淀和涵盖这一部部厚重而绚丽的中国古代文明史吗？

陕西的人文景观确实太厚重。全省有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刻碑碣、石窟寺等各类文物点达35750多处，其中古墓葬4368处，帝王陵墓72座。西安有句老话：“南方的秀才北方的将，陕西的黄土埋皇上。”陕西的黄土确实太厚，几百米高的黄河岸层，全是黄土，没有一个拳头大的卵石，铁道旁的也是十多米高的笔直的黄黄的土层，如同宋代沈括在《雁荡山》里说的“今成皋、陕西大涧中，立土动及百尺，迥然耸立”完全一样。如在南方则要用石头砌成斜坡状或者在斜坡上种上菱形的铁丝草，否则，一到雨季，定然要塌方的。但除了黄土，陕西就真的没有几个秀才？但史书上确实只记载这么一个难以置信的事实：在整个科举时代，陕西只出过康海和王铎两个状元。而江浙一带，一个县的状元也比陕西多，就拿苏州府来说，历史上共出文状元45人，占全国状元总数的7.5%；武状元5名，占全国状元总数的4.35%，为全国之冠。尽管如此，作为古代帝都的西安仍是文人荟萃之地，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学史上众多的文人都与西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今天，西安的文化氛围依然十分厚重。高等院校的数量居全国第三。中专学校就更多，其中又以美术、舞蹈、音乐和烹饪类为最。而民间的各种书画、器乐培训班比比皆是。一到双休日，背着琵琶、手风琴等等器乐的儿童挤满了公交车。这让我想起陆文夫在《老苏州》一书中说的一个故事：有一个美丽的女孩，大约只有七八岁，却抱着一个和她差不多高的琵琶，由母亲陪着到少年宫去学评弹，我问那位母亲：你是不是想把女儿培养成评弹演员？母亲摇摇头说：不一定。苏州女孩应该懂得评弹，就像维也纳人都懂钢琴一样。我想西安人也是基于这样的追求，来培养自己的孩子。中国古典的人文文化深深地积淀到西安人的血液里，并成为他们的人格标志。西安那辉煌的过去不应该只留下书中的记载和地下的古墓。

我想起我国古代的教育思想“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孔子强调“六艺”，是为了维系失掉的黄金文化，是“选士”的需要。比如“射”的培养，并不是为了培养士（知识分子）的军事才能，因为射箭要求的是，身体端正，更主要的是心智在端正，并且凝神不分。这是人的一种心理、生理的调试训练，也是一种人格素质的训练。这与古罗马西赛罗对人的教育思想“七艺”大体上是一致的。如“七艺”中的“算术”的培养，并不是要求人会算帐，因为算帐是奴隶的事（西赛罗把人分为两类：“人Humanitas”和“奴隶”）。孔子没有来过西安，他“西行不到秦”的原因，似乎是很看不惯“狼虎”之国的秦，但陕西仍出了不少经邦济世之臣，能征善战之将，侠肝义胆之士；民风依然淳朴，将中国古典的人文情怀发挥得淋漓尽致，其中的扶风县更是古风尤存。就是现在，你很难在西安看到歪戴帽子斜穿衣的人，也极少见到穿奇装异服什么超短皮裙、袒胸露背或者头上染上一绺黄头发的青年。陕西师大有八千余莘莘学子，其中60％是女学生，而穿着几乎与男同学无异。

西安街市的书城、书市和书店毗邻相连。每到双休日，不管是年迈的教授，还是初入学的儿童，早已把这里塞得满满的。特别是西安的盗版书店，其市场繁荣真叫人叹为观止。在火车站，盗版书店和半盗版书店一个接一个，绵延数百米。游动的小书摊，在全城更是星罗棋布。盗版书中也不乏上乘的盗版之作。于是就很诧异这些盗版书店敢如此堂而皇之公开上市！汉中市某印刷厂在盗版《辞海》普及本时，正副厂长和书记都被上海公安请了去，成了轰动全国的知识产权大案。上海辞书出版社重金十五万元人民币悬赏举报还真起作用。但这么惹眼的西安有如此规模的盗版市场竟能安然无恙？

在盗版书店遇到一个西安读者，和他讲起这公开的盗版书店，他说：什么盗不盗的，话说得不好听。真是的，都是读书人。告诉你，正是这些盗版书籍，为西安文化的繁荣立下了汗马功劳。你想想，工薪阶层、教师学生有几个钱？书写出来是给人看的，但是有钱的人不看书，而看书的人又没有钱。你说，不盗版乍办？

西安人爱读书，当然包括在西安上学和工作的外地人。因为西安浓厚的文化氛围感染着每一个在西安的人。在西安的一些老房的堂屋里，常可看到“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的条幅。不管是大公司或者是小铺面的招牌，电脑刻录的字不多，而多是手写的颜体或于右任的字，西安人确实应该为西安出了个于右任而骄傲。西安现时的文人也不少，只要有文学讲座或者什么改稿会，都是人头攒动。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数千年的古典文化积淀，奠定了西安人的文化底蕴，因而西安人的文笔，脱不了关中人的性格。贾平凹、陈忠实的文章就有一种混沌苍茫的雄浑之气。我一读到这些作品，就如同站在古老的城墙上，遥望那茫茫的黄土塬，那一道道纯乎一色的山梁，似乎就听到了城墙门吊桥慢慢卷起的吱呀吱呀的叫声，似乎听到古老的器乐——埙吹奏出的那种穿透时空的低沉的呜咽，心中就升腾起一种对中国文化的感悟，仿佛站在了历史的源头，仿佛立于世界的峰巅，就有一种君临天下的感觉。

但是，西安的王者之气确实消匿了。因为政治需要权术，连贾平凹也认为西安人不会玩弄权术。这当然是指近代。现在，除了北京，恐怕就数陕西人对政治最感兴趣，就连农村的老太太，对某朝某代的政治历史都能滔滔不绝地讲几天几夜。农民在田间地里劳动，休息时坐在黄土垅上，掏出一支弯曲而皱巴巴的“猴牌”香烟，用气体打火机点着了，慢慢地抽一口，拿过一个已经有点老化的大塑料可乐饮料瓶，喝上一口甜甜的井水，再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沾满黄土的黑乎乎的餐巾纸抹抹嘴，开始了日常的闲聊。摆谈的内容多是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如何如何，某某可能要调某省去任书记省长等等。陕西人热衷政治，但对政治又玩转不开，可能是性格太中国化，倔犟而硬气。尽管秦始皇用蓝田玉作了一颗玉玺后，历代做官的都要去蓝田采块玉来作官印，但陕西人在近代史上却仍然很少有几位重要的政治人物。中央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狮城舌战”的复旦大学一辩姜丰在她的《西部故事》中评价西安是“充满了沉闷的幕僚气息。”我认为这话不一定对，她毕竟在只呆很短的一段时间。听一段陕西的随口溜，就明白陕西人根本做不得幕僚：

                 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

                    三千万儿女乱吼秦腔

                    一碗面条喜气洋洋

                    没有辣子嘟嘟囔囔

   这段顺口溜应缘于改革开放之前。头一句介绍的是陕西的地理环境。初到西安，连续下了一个多星期的雨，给我们上第一堂课的老师的第一句话就是：秋风秋雨愁煞人。一待天晴，满天黄蒙蒙的一片。窗户一开，不一会就有一层土。我说，怎么灰那么重。西安人就很不屑地说，那不是灰，是土！在陕西人的眼中，土是不脏的。哪怕你才拨弄黄土，不用洗手，就可以拿个馍大嚼大咽。我在三年自然灾害时吃过观音土，那味道真不是味道，我不知道陕西的黄土是不是那种味。我经常看到农村的婆姨领着孩子坐在门前的黄土墩上晒太阳的场面，一个个黑色的裤子上满是黄土，对比鲜明而醒目。也许，这正是对土地依恋的一种映射。这使我想起弗洛伊德的母亲阿美丽·娜丹森对弗洛伊德说过的话，“人是由泥土作成的，所以，人必须回到泥土之中”，也许正是同样的心态，中华民族才对黄土地称之为人类的摇篮吧。而“秦腔”，是陕西古老的戏剧，旦角唱得幽怨绵长；净角则是嘶声吼叫。其实，在我的理解中，秦腔与信天游当属同一风格的不同形式而已。旦角的唱法以前不曾听过，至多是从不够纯正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中了解一二；而净角的嘶声吼叫则常听过，印象最深的当数原汁原味的《东方红》；其实让我灵魂震撼的是张艺谋拍摄的电影《黄土地》中的插曲《黄土地》，无论是从拍摄的角度还是从音乐的角度，都堪称艺术精品。果然不久就见到了该片获国际摄影大奖的消息。歌曲《黄土地》是真正的秦腔。男声的嘶声吼叫是那么的高亢激越、阳刚惨烈，仿佛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敞着衣襟，露出块块肌肉，手中拧着一个印花布包，义无反顾地去闯荡世界。女声唱得是那么柔情似水、哀婉幽怨，一如一个穿着大红棉袄的小媳妇，久久地伫立在弯弯曲曲延伸开去的黄土梁上，目送心上人远行，任风撩起那一绺歪在一旁的黑发和无尽的思念。在我很小的时候，不知是看了那本书，对“小媳妇”这个概念特别深，不说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至少比林黛玉的形象想象得完美得多。每当我一听到《黄土地》的乐曲时，就产生强烈的共鸣，脑中立即跳出儿时的“小媳妇”来；而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出现我感觉中的那个小媳妇。是在西安，我终于见到了我儿时印象中的小媳妇，她便是我们班的支部书记萍萍。我觉得萍萍唱秦腔一定有那种韵味，但她不是陕西人。

在吃上，西安人确实很简朴，似乎饭量也很大。有句顺口溜说：陕西八大怪，面条像裤带，锅盔像锅盖……“锅盔”是一种饼，不仅大而且厚，一个少说也有十来斤重，但我却吃不出什么味来。我们去了“老孙家”的羊肉泡馍店。店面富丽堂皇，国家领导人和外国首脑都光顾过里。也品尝了钟楼旁的“天下第一饺”，却没有吃到“天下第一面”的歧山铡面。因为学习任务实在太重，根本无暇去光顾这些美食城。贾平凹说过：吃在西安。但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好的风味小吃，除了感受西安的面食不错外。班长常常在饿极了时说：今天非得吃一碗面条不行。在陕西师大的学生食堂里，常见到一些女孩同男孩一样，端着满满的一海碗餄餎面或泡馍，不一会就风卷残云。我常常目瞪口呆地想，那一碗足够我一家四口吃的。西安人并不特吃得辣，在东北人看来，确实辣得难以下咽，而在我们看来，根本就不叫辣。学习期届满时，班长请班干们去西安的“重庆小天鹅火锅城”吃了一餐。餐厅布置很雅致，分两层，底层前台是一个仿古的舞台，餐桌呈半园围着舞台。因为有教育部这块牌子，我们的位置被安排在最前排。这里的食客大多是很有身份或者很有钱的人，从他们不断给台上年轻漂亮而又穿着过露的歌手频频献花，或者由某某总、某某长、某某老板给某某总、某某长、某某老板点某某歌，你便感到一个比一个牛得厉害。气氛是火辣辣的，歌手的歌也是辣辣的，但都不如那火锅辣，吃得几个东北的同学吁吁直吐气。班长是素以吃得辣而自豪的正宗西安人，都说怎么今天啦，这么辣？连这广州鹰扬歌舞团的姑娘们也全些是辣妹子。萍萍冲着我意味深长地说，今天你不会有“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可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的感慨了吧？我笑了笑说，不，我今晚倒很想给您吼二句“前沟里糜子后沟里谷，哪达儿想起哪达儿哭。半碗黑豆半碗米，端起饭碗想起你……”班长惊呆了眼说，你啥时学会了哼酸曲儿，占起萍萍的便宜来了？我忙对举起筷子要打我的萍萍说，别听班长的，你别“羊肚子手巾包冰糖，窝了哥哥好心肠”。

当然，陕西的酸曲儿也看出有多少辣味。

从上段顺口溜看来，西安人确实不具备幕僚的素质。当然这是从整体而言的。

尽管西安地处西北，但仍算是北方人。在我相处的人中，他们的人格人品都很好。

在西安，给我印象挺好的北方人有三个，一个是咱班的党支部书记，另两个是西安人，一个是班长，一个是给我们楼打扫卫生的马师傅。

党支部书记萍萍为人挺真诚热情，但她姓得挺怪，这个姓在百家姓里找不到，读音在《康熙字典》和《辞海》里也查不到。她是山西人，全班年纪最小，当然也长得特漂亮，高挑的身材，一双大眼睛就告诉你是那种朴实热情的人。记得是《中学语文教学参考》杂志社的主编李吉武在陕西师大银杏坡最豪华的餐厅请我们吃饭，饭后是舞会。舞会开始前因有一个学员身体不适，我就送她回寝室去，随后便去了微机室赶写我的中篇《秋叶》。谁知刚启动机器，还没有打出几行字，一个贵州的老乡就站在了微机室门前，示意我快走。我准备好了一条自以为最好的托辞，可一走到门口，就看见萍萍站在走廊里，双手插在兜里，一声不响地看着我。我一看萍萍那眼神，就知道任何托辞都将苍白无力。一路上，萍萍一声不响地跟在我的后面，我停下来示意让她走在前面或者咱们并排走，可我一停，她也停了下来，仍然一声不响，仍然用那种眼神盯着我。我头脑中立即出现了电影中押解犯人的画面。我心里就犯嘀咕，我一个大老爷们，我……我又不是党员。到了舞厅，萍萍请我跳了第一曲，跳得正和谐时，萍萍不失时机地问我是生什么气，我装得很coll地说没有，萍萍说，没有就行，脸色才露出本来属于她的灿烂。

当然萍萍没有秦腔女那种幽怨，更多的是机敏，这也符合我儿时“小媳妇”的特点。在苏州寒山寺，我陪贵州和山西的几个女教师在枫桥边的小摊边买东西，一个窥视我很久的大汉突然扔抓住我的手不放，高声惊叹好命好命，说我满腹经纶，但怀才不遇，明年经商千万不要与人合资云云，非要给算命不可。我好说歹说，他就是不放手，其他同伴却熟视无睹。正在为难之际，萍萍就走了过来，弄清原委后指着我对那汉子说，这位是全国著名《易经》学者，来苏州参加全国“易经与八卦”研探会的，你有什么事可以找我，我是他的秘书。那汉子一听，连忙松手，溜之大吉。在杭州车站，几个女教师到商店买小吃什么的，我就在车站前的广场上徜徉，欣赏杭州的夜景，沉吟“若把西湖比西子……突然不知哪里就冒出来两个年轻姑娘，巧舌如簧地缠着我要去按按什么摩。尽管苏杭的姑娘确实漂亮，但我实在从没有进个什么美容按摩厅之类，并且对此行当的颇有微词，但我又委实不想伤害这类女孩子。正巧萍萍从商店出来，我就对两个女孩说，那你们去给我太太打个招呼。一个高挑点的姑娘就问谁是我太太。我就指着萍萍说那就是。她们都惊叹：哇，好漂亮！我一得意就高声叫：萍萍，过来！两个姑娘一见萍萍走来，吓得赶紧走开了。萍萍一边递给我一把开心果，一边瞅着那两位姑娘问我怎么啦。我说没事。萍萍望了望那两个女孩的背影就诡谲地笑，然后说，我知道你说什么，不然那两个女孩跑啥跑?

有次我们在评论姜丰对西安的评价时，萍萍倒说我挺适合做个幕僚，有点“绍兴师爷”的味。我说我这么正统的人怎么会和师爷扯在一块。她就突然问：“咱班只有十二个非党学员，你们云贵两省就占了八个。你们哪里的教师党员都那么少？”我说：“因为还没遇到我满意的书记呢。”班长就哈哈大笑，笑声仿佛有一种穿透力，超越时空，在房间里缭绕。笑罢，班长就说，萍萍在提我的意见呢，你赶快入了党，给咱萍萍做个幕僚。萍萍羞红了脸，要打班长。班长说，咦，你冲着我干嘛，你还听不出这位南方秀才的话？

班长同我住一个寝室，是西藏民族学院附中的，校址在咸阳，但他是地地道道的西安人，他和我一起报的到。报到时，我在民族一栏中填 “侗族”两字时，班长和培训学院负责报到的老师把我从头到脚仔细地打量了好一阵。全培训学院一百五十个学员中只有六个少数民族。当我在班上介绍自己的民族时，全班的学员都掉过头来直看。

班长胸怀坦荡，为人豪爽，为班上的事花了不少精力。有一次，马师傅不知从哪里打听到班长是西藏的，就很神秘地问我班长是不是藏族，说少数民族特不讲卫生，烟抽得特狠，房间里满是烟头。“我不是藏族，我就是西安人。”恰巧班长听到了马师傅的话，就用西安话说，“他才是少数民族——侗族。”西安话语音很硬，上声少，去声多，音重而浊。“我”字读成“恶”，且恶狠狠的。我以为班长是在发火，但回过头来，他却是笑眯眯的。马师傅没有被班长吓住，倒被我吓了一跳，很紧张地看着我浓浓的胡子。好几次，马师傅见到我，总是躲躲闪闪的。我则马上迎上去递烟。开始几次他也点着火抽几口，后来和我熟了，才告诉我他不会抽烟。他说，有要洗的衣服拿给他去叫他家属洗，并且说：给你洗不收钱。原来他给整栋楼的有些学员或研究生洗衣服，一元钱一件。以后的日子，他对我特别的关照。比如浴室的水烧好后，他总先叫我啊，衣服忘了收了，开水打没打呀，今天我见到你什么什么啦，学期结束的联欢会怎么没去呀之类。

班长和马师傅都说我的话好懂，不像南方音。其实贵州铜仁的语音同西安的语音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是上声少，去声多，只不过不如西安音硬。词汇几乎更相近，也是把火柴叫洋火，把马铃署叫洋芋，把肥皂叫洋碱，再比如铜仁把扁的东西说是biǎ，在街市小吃店或陕西师大食堂，常可看到一种面叫“biǎbiǎ面”。这个字在什么字典中是没有的，但西安的电脑自造字中能打出这个字。儿时，常听到用这个字来猜谜语，现在依然还背得“穴”字头下面的笔画：“一点一横长，二字口四方，两边纽丝纽，中部马大王，你也长，我也长，心字底，月字旁；然后右边一个利刀，下面再一个走字底。这个字确实太霸道，足足五十来画。其实西安话的词汇里，依然保留了大量的上古词汇，如果一个西安老太太说，这事还得酝酿酝酿。你别认为她有多大学问，也许她大字都不识，“酝酿”是方言。

班长一激动就操西安腔。我说，你上课时要批评学生，是不是也不说普通话？班长说，什么普通话，国家教委最初定普通话时，首选的就是西安话，后来不知为什么又定北京话了。你知道，这个方案一宣布，西安人就像中国人听到2000年奥运会定在悉尼一样，全没缓过劲来。什么以北方方言为基础，你听咱班的东北同学的口音，压根儿就没有平舌音。西安地处中国的中央，不以西安话为普通话，哼！怪事。你知道王朔吧，他的语言就是地道的京骂，痞语；什么“抽丫的”、“傻逼”，这叫普通话吗？我们一些文艺评论家还恭维他的评论是“颇见锋芒的评论”：酷评。我看简直是痞评！

听说确定北京话为普通话不久，外地人到西安来，问西安人不什么不说普通话。回答很理直气壮，普通话是普通人说的话，西安地处中国中央，历来帝都，还说普通话？知道不知道，秦的英语译音就是“中国”，古波斯人叫的“赛尼”、古希伯莱人叫的“希尼”和古印度叫的“震旦”及“支那”，全是秦的音译；中国的语言叫汉语，中国的民族叫汉族，国外把中国人叫汉人或者唐人，现在也这么叫。为什么这么叫？还不是冲着咱西安的秦汉唐三朝叫的吗？口气充满自豪。但是现在的西安也不再有昔日秦汉唐三朝的鼎盛，在中国也不再有秦汉唐三朝时的显赫地位了。国家搞的“西部大开发”，西安也在开发之列。问起一些西安人西安如何开发，他们心态就有些不平衡。从内心讲，每个西安人都是热切盼望的，而且盼望很久了，西安，西部都被遗忘得太久太久，但就某些人来说，也不能排除有破落子弟靠别人施舍的日子的失落感，甚至差点儿没有说出“我从前比你们阔多了”的话来。当然这仅是某些人的心态，不过，不管从历史的角度或者从现代的角度来看，西安应当再度繁荣辉煌。

我们学习期满时，培训学院和文学院的人，除了驾驶员外，只有马师傅把我们一直到火车站。由于我们班有一个往东走的学员没有人帮着拿行李，班长就叫马师傅去送她，可马师傅想送我，要我给班长说说。我说，叫你送就去送吧。他仍然不悦，嘟嘟囔囔半天，非叫我去给班长反映反映。我一楞，说，反映？反映啥，你想送谁就送谁，干嘛要给班长反映？他说，班长是领导，不能乱说的。我一听就乐了，说班长是我们班的领导，他还能管你？再说，上了火车，他什么长也不是了。但是马师傅终于没有给班长说，上车前，他看着我，半天才对我说，回到家打个电话。我一听，心里一热，但我却一直没有打，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他家有没有电话或者电话号码。

哦，北方人，西安人！

列车西行，我伫立在车窗前，目送西安离我而去。这是我生活了三个月的城市，她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特别是她厚重的传统文化。我常常想，一个城市或地区有大量的对传统文化执着的追求者，她的文化传统在她的土地上就永远不会消失，一直延续千秋万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