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的烟雨梨花，朦胧山水，只听说，没见过。

雪域高原的白雪蓝天，绿草雄鹰，也只听说，没见过。

据说各有各的美法，或氤氲温存如处子，或烈烈阳刚若丈夫。

如果你在那一年，那个季节，来到科尔沁草原那一块湿地的那一片苇塘，我相信，你一定会觉得这里才是全天下最美最美的桃源胜地，世外洞天。

连绵几十里，芦涛阵阵，苇信飘拂，芷草丛丛，蒲花飞扬。举首，青岗黛峦满蒙古黄榆；俯视，浅溪急流多肥鲫锦鲤。丛蒿下，野兔傍地走；高枝处，鹰隼鼓翅飞。朝阳起处，染千顷苇海一片金黄；晚霞归时，携数缕炊烟满天图画。

那些日子，我就像一个小天使，无忧无虑地做着我爱做的一切。

在清亮亮的冰塘上，推着割苇子的推刀，看着成片的苇子在我身旁倒下，听着苇子被割断的喀喀的清脆声，心里感受的是无比的熨贴，舒畅。

一天的活，半天就能干完。我就喜欢这样的活计。

吃完饭，我会帮着大师傅刷刷碗，烧烧开水。

这个时候银花常常和我一起做这些碎活儿，也还是用她那绊绊磕磕的汉话和我聊着。

我从银花那里知道了不少蒙古族的生活习惯和银花家的事。

有一回，我问她为什么不吃我们大师傅做的饭。

银花把头埋在胳膊间咯咯地笑，就是不说。

我故意把脸一绷，装出生气的样子，转过头做着别的，任她怎么笑，我也不理她。

银花转到我的面前，依然在笑；我又把头别到旁边，还是不理她。

她急了，趴在我的耳旁说：“我告诉你，可你答应我，一会儿到敖包给我吹琴听。”

我心想，这算啥条件，都听了多少次了。我点了点头。

话未出口，银花又想笑，软软的呵气带着奶茶的香直扑我的脸。我瞧见别的社员，尤其是打头的那怪怪的笑，不好意思地将脸躲了躲。

这时，银花一只脚踏在锅台上，用手指了指正在发面准备做馒头的大师傅，低低说了句，“狗——尿”，就咯咯笑着跑回里屋去了。

我愣了一会儿，又把银花的动作重复一次，想了想，不禁哑然失笑。

原来银花说大师傅做饭时一只脚踏在锅台上，是一种不洁的动作，就像公狗在尿尿。

难怪她不吃，想想也怪恶心的。

蒙古族同胞称草原上的沙丘高地为“敖包”。

我们苇铺的后面不到百米就是一个沙丘，方圆四五百米，黑黑的，生满了只有在这块湿地上才可以看到的蒙古黄榆。沙丘的中间有一块洼地，那里落满了厚厚的黄榆叶，既背风又暖和，我来的第二天就发现了它。我经常来这里独处，用那把破口琴奏出的颤音消除我十五岁的想家情绪。

银花就是闻琴声寻踪而来的。她常常悄悄地来，坐在我的身后，听我没完没了地呜呜咽咽地吹着。

十八岁，我本来以为我是一个男子汉。

我因为“革命派”的歧视而辍学，离开了我的最爱——课堂，我没有流泪。

一天十五六个小时的农活，累得晚上恨不得拽猫尾巴上炕，我将泪咽进了肚子。

为了能挣上整工分，未成年的我扛着二百斤的麻袋走在两三丈高的跳板上，摔得满身是伤，妈妈哭了，我硬是把噙在眼圈中泪水含住。

可当我沉浸在自己营造的那思家想妈的氛围里时，有时竟会随琴音而抽泣呜咽不止。

十八岁，原来还是个孩子。

每每这个时候，银花就会揽着我的肩头，让我靠在她的怀中，像母亲那样安慰我。

这时十六岁的她好像比十八岁的我大了许多，孤独寂寞思家的我，往往在她那博大母爱般的关怀中，重新拾回了少年的快乐的我。

我也就从那时明白了：男人外表上看来很坚强，但最怕孤独，在孤独面前最需要女人的爱抚。

银花告诉了我为什么不吃大师傅做的饭，我并没有给她吹口琴，也没有同她一起去窝铺后面的敖包，而是跟老那和打头的出去打围。

“老那”是我背后偷着叫的，银花当面是不肯让我这样称呼她老爸的。这是自打头的说给我们俩保媒后的事儿，好像她当了真儿。

其实“老那”还是挺随和的，管我一直叫老弟，尽管银花多少次瞪他。

老那一手好枪法，打头的又是个打猎迷，两个人很对撇子。每天割完苇子，两人都要相约出去坨南地北的遛一圈儿，回来总要拎几只野兔山鸡给大家打打牙祭。

打猎的人全靠两条腿，老那和打头的在前面走得飞快，我和银花在后面紧跟。

一会儿工夫，银花说走不动了，要歇歇。无奈，我只好停下等着她。

老那和打头的转眼就走没影了。先前还依稀听到几声枪响，后来只听到满耳唰唰的芦涛声。

我急得直跺脚，要在几百上千公顷的苇塘中寻找两个人谈何容易？

转过身，看到银花脸上挂着的还没来得及掩藏的诡笑，我知道，又是她出什么鬼点子了。

银花从地上一跃而起，拉着我的手，说：“走，我领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

我说：“不行，你爸爸找不到我们会着急的。”

银花嘟着嘴：“哼，他们呀，心思都在山兔野鸡身上呐！”

银花连蹦带跳地走在前面，还不时地指点我，哪些地方能走，哪些地方不能走。她指着一处比别的地方都高的苇丛说，那地方危险，不要去。

自从经历了那回掉进冰窟窿之后，我相信她的话。

初冬的芦荡还没有三九天的坠指裂肤的感觉，在丈多高的苇丛中行走，一会儿就是一身汗。棉衣棉帽都成了累赘。我把怀敞开，手中拎着帽子，谨慎地沿着苇丛中的小毛毛道，不知目的的跟着银花向芦荡深处走去。

两侧是密密的旱塘苇丛，须手拨才能将身子塞过去。地下生长的是没膝盖的三棱草，下半截还泛着盈盈的青意，零下二十多度还没有完全冻死，这大概是这块湿地最耐寒的植物了。这也是割苇人最头痛的植物，柔软的草缠住刀，很费劲很费劲，割下来的苇子如果夹杂进这样的三棱草还得挑出去，不然苇站不收。也就是这样植物加上密不透风的苇子，却是苇荡里那些小生灵们的理想栖息地。各种留下越冬的鸟，如全世界都一个模样的麻雀，青褐色，成群结队，飞起遮住半边天的铁雀，冬夏一身灰的呢鹩，几十几百只麇集的沙畔鸡，毛腿鸡，呼朋引伴咕咕叫的野鸡，此起彼伏；最多的小动物应该是野兔了，它们几乎成了这块湿地上的主宰。草丛里，小坑中，枯叶下，随时随地都可以冲起它们，也许是人迹稀少的缘故，这些野兔并不怕人，被惊起的它们，先是高高的蹦起，四五蹦后，就会一跳一跳地逡巡着，并不急着远去。有时还会碰到狍子，这种体貌如鹿的动物，几乎可以与梅花鹿以假乱真，若不是身上的梅花图案可区别，你就会拿它当作梅花鹿。不过狍子天生怕人，也具有鹿一样的机警，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如风即逝，看到的只有渐去渐远的圆圆的白色屁股。

走在前面的银花蓦地停下，并一步一步向后退过来。我扶住她的肩膀，她的瘦削的肩抖个不停，我问：“怎么啦？”银花惊恐地指向前面，话都说不出来。

我把银花拉向身后，这才发现前面已经到了这片芦荡的边缘，那是一条没有完全封住的河床，淙淙流水，霭霭蒸腾，如烟似雾。冰面上一只草灰色的狼正和一只貉子打斗。貉子的右后腿已经鲜血淋淋，伏在冰面，仍仰着头，呲着能咬透铁锹的满嘴白森森的牙，对着那只狼。狼却好整以暇，丝毫不把貉子那满嘴的凶牙放在眼里。听到声响，草灰狼警觉地望向我们，并摆出了进攻的架式。

虽然不是第一次见到狼，可与自由的狼对峙却是第一次，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次。

年少的我，听老人们讲过很多很多狼的故事，多的是恐怖，人狼之争的结局大都是人被狼吃掉。

其中有一个是真实的故事：我住的那个屯，有一个曾经当胡子的人，孔武有力，经常深夜出没。有一次他回家在屯边路旁蹲着抽了一袋烟。当他刚要起身的时候，背后双肩搭上了两只毛茸茸的爪子。他知道这是狼，他不能回头去看，狡猾的狼就在等他回头，那时喉咙正好对着狼的血盆大口。情急之下，他紧紧的拽着狼的两条前腿死命地往下拉，脑袋将狼头死死顶住。等人们听到凄惨的叫声赶到现场时，虽然人的屁股已被垂死挣扎的狼蹬得见了骨头，但狼还是被他勒死在脖子上。我很佩服他，很小的时候，还偷看过他如厕时的屁股，那里确实是瘰疬横生。讲故事的人不是空口白话。

我和狼在对峙。

我虽然十八岁，但我已经继承了双亲的遗传基因：天生的结实，强壮有力。几年的农活下来已是远近闻名的不败跤手了。

我想起了那个人，气血有些翻涌。

要不是银花在后面死死地扯住我，我可能早就冲上去了。

没有计算时间，也没有计算的工具，更没有计算的思想。

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一声沉闷的枪声，我知道，那是老那和打头的在不知道的地方，看到了不知道的猎物。

十几步的距离，狼读得懂我的眼睛，我也读得懂狼的眼睛。

狼的眼睛有一丝惊慌闪过，几乎同时我条件反射地大喊一声：

“打——”

狼如惊弓之鸟，转身连滚带爬地摔过那片冰面，蹿进芦荡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似乎想起了狼的几句宣言：欺软怕硬是动物的天性，弱肉强食是自然的铁律，我懂得进攻，也懂得退却，我不怕赤裸，更善于伪装，即能孤身奋战，也善于群体进攻，我精通丛林与荒野的游击规则。所以我将永立不败之地。

幸亏我也没有失败。

我长吁了一口气，松懈袭遍了全身的每一处，每一根神经。我颓颓地坐在草地上，把依旧紧紧地搂住我，几近虚脱的银花放在怀中。我等着银花睁开眼睛；等着她褪尽脸上的潮红，那是被狼吓的吧？也等着我紧搂银花的双臂渐渐失去力气。

我又明白了一个道理：女人在恐惧的时候，最渴望男人站出来保护她们。

我看着那只受伤的貉子一步三回头的走过冰面，消失在另一片苇荡中。

望着夕阳下的茫茫芦海，我真的不知道，这里还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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