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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基本上从市场经济中洗牌出局，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有企业面临是死亡还是生存？谁能力挽狂澜？ 中国农民和产业工人曾经是革命成功的主力军，中国产业工人所面临的困境，同样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回顾国有企业发展历史，从公私合营到农村集体化、企业国有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按照苏联模式，不到十年时间完成土地集体化，企业国有化的大转变，农村实行人民公社，企业实行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有制、集体制经济体制，尤其是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成为国民经济主体，并迅速发展起来。但由于脱离客观的经济规律，在宏观经济调空中造成乱投资，以及微观失控现状，使中国的国民经济几乎崩溃，加上主观的官僚主义违背经济规律，主观和客观相背离，国有企业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竞争，国有企业发展已经到了举步为难的境地。 以邓小平为首第二代领导人提出改革开放，为了击活国有企业竞争机制，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相辅的改革方针。邓小平在广东深圳画了一个圈，尤其是南巡讲话，广东深圳成了改革开放的实验田，全国人才聚集特区深圳，中国边陲一个不起名的小镇，一夜跃为现代化大都市，成为南方经济的中心。后来珠海、海南以及上海埔东等相继成为改革开放的特区，其中海南特区因为所处地理环境，形成了泡沫经济。然而，外资以及合资企业在特区已经成为主体经济。无疑，深圳的崛起，外资企业以及私营企业的发展，一是享受了国家优惠政策；二是盘剥了中国农民廉价的劳动力，中国劳动力价格乞今是发展中国家最廉价的劳动力，甚至低于印度，中国私有企业在夹缝里发展壮大起来。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内地国有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竞争，为了使占大多数国有企业走出困境，第二代领导人提出抓大放小，朱容基担任国务院总理曾经提出国有企业三年脱困、减人增效、精简政府机构、西部大开发。新领导班子又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东西南北，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可能等到下一届轮到中部地区了，然而，国有企业面临淘汰仍然是不争的现状。 据调查80%以上的国营企业基本上跨了，下岗工人的数量逐年增加，再就业几乎没有可能，社会保障体系又没有建立，下岗就面临着失业，因为一下岗就没有人管了。职工退休了又是什么情况？企业没有一分钱交社保和住房公积金，很多职工面临退休很可能都拿不到退休金，况且很多企业没有一丝复苏的希望，国有企业的资产在流失在少数掌握企业权力人的手中。国家只有施行买断公龄政策，国有资产贬值和流失严重，职工拿到微薄买断工龄的钱连交三金钱都不够，就业又十分困难，工人阶级真正成了无产者了，同样沦为现代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国企改革三年脱困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国有企业职工大面积下岗，这些职工大多数其实已经失业沦为社会的底层，有的甚至连基本生活都难以有保障。为了使国有企业复苏，很多国有企业争相上市改造成为股份公司，几千国有企业上市“圈钱”，又从广大投资者口袋掏出几千个亿。因为体制改革不彻底，上市公司大多数效益不尽人意，亏损后又把包袱摔给银行搞“债转股”，再不行，这些股份公司又成了不良资产，有的公司业绩是一年好（圈钱），二年业绩滑坡（股价下跌），三年亏损（重组），再过一年就变成了ST，这期间又不需向股民送红股，投资者就有上当受骗的感觉。中国的股市没有长期投资的价值，股份公司内部机构是新瓶装老酒。前几年，国家因为社保资金开了缺口，那些所谓经济学家提出国有股减持，把企业风险转嫁到广大投资者手中，结果使得股市走上了六年漫长的熊市，几千忆资金无形中蒸发了。 国企内部是个什么样的现状？国有企业的瓶颈是什么？以中石化某大型企业为例。 一是企业大社会，现行的政治体制同样在企业形成了大社会，机构林立，企业社会化，麻雀虽小，五脏齐全，社会有的企业都有、人多了就人浮于事。以企业宣传部为例，为了精简机构达到减人的目的，企业把理论科分离出去成立党校，而党校的规格竟然提了一级，科长变校长，享受副处级待遇，本来为了减掉理论科而担心自己出路的人还出乎意料得到了升迁，人员增加了一倍还多。一个企业什么都办，这叫什么企业，机构改革不是在撤庙而是在建庙，一个企业机构多了，职工的收入就会减少，下岗的工人就会增多。 二是企业腐败严重，企业直接从事经营活动，如何发挥监督部门的作用？而企业纪检监察只是企业一个下属机构，某石化企业建一个大化肥，预算资金一再开口，化肥建成后，有关主管工程的领导退休后举家迁到国外去做寓公，他那里有这么多的钱？还有一企业领导在职时一命归天，追悼会极其隆重，竭尽歌功颂德，谁知遗物中有一笔百万存折，因为人走密码不知道，其家属竟然因为取不出钱纠缠银行而浮出水面。 三是企业内部深层次矛盾。企业改革年薪制后，有些企业效益并没有提高，企业领导人的工资翻了几番，职工和企业领导工资差距出乎意料拉开很大距离，这些国有企业经理无风险管理企业，即使亏损也同样当领导。工人干得不好要下岗，可领导干得不好照样坐铁交椅，领导干部终生制同样在企业存在，企业各级领导最关心是红头文件，就像封建社会的“圣旨”，一旦有了“圣旨”，无过便是功了。中国几千年的中央集权制，过于集中失之民主，政府部门常常处理不好人治与法治的关系，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乃至一个企业权力集中在少数人身上，而监督机制又是那么有限和苍白，所以就常常出现权大于法弊端，官商勾结，司法不公正。因为人治，用人是唯我是用，人事体制成为没有竞争力的“官场”，一日为官终生为官的“终生制”，使得一些企业管理者为了保“乌纱帽”，常常做假帐，尤其是这些年股市股份公司常常暴露出财务造假风波。因为现行企业体制，依然把当官成了一个职业，做官一旦成了职业化，有些人为了官位就会不择手段，这与封建“官场”没有什么两样。 中石化同样在境外和国内上市圈钱，为满足国外大股东的利益，以十多万职工买断走向社会为代价。为什么国有企业难以真正摆脱困境如此艰难？历史戏剧性发生天翻地覆变化，是因为公有制不适应中国的国情？还是中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漫长发展期？国有企业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难道就没有一剂起死回生的良药？ 经济体制改革了，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机制坚冰难破，也许是一切症结所在。企业体制的改革是一切改革的主要矛盾所在，马克思唯物主义认为：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如果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话只有两种方式才能解决：一是改革；二是暴力。 朱容基也感到政治体制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他曾经说过：我们的政府职能还没有完全转变，我们政府还是过去计划经济下工作方法，管了他们不应该管的事，我把这个称之为“角色”错位。而中国一些官员却热衷旧模式旧体制，有计划就有垄断，有垄断就有权力，有权力就有利益，因为市场与法制在削弱他们的权力与地位。朱容基在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中外记者招待会回答记者的提问时慷慨陈辞：“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政治体制改革即使前面有地雷阵，我也要仆汤蹈火在所不辞。政治体制改革确实是一个地雷阵，改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会有牺牲，不改，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系很难建立，法制也就难以法治国，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也许就会激化，政治动荡就不可避免的来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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