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都快忙冒烟儿了。要开职代会，六个材料，近三万字，得我不厌其烦呕心沥血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去写。前两天，当工会副主席带着一点不太自然的笑来到我办公室的时候我就知道要坏事儿。果然，他在对我例行公事似地进行一翻恭维后，便一点儿不害臊地公然让我帮他们工会写职代会材料。有那么几秒钟，我有一种要发火儿的冲动。我想死猪不怕开水烫地，像一个真正的泼妇那样对他大喊，“凭什么让我写？我就不写!”

可发火之前我还是暗地里掂量了一下，终于又放弃。因为我忽然想到其实工会这几个家伙对我还算不错。每年的工会积极分子，巾帼岗位能手，甚至五好家庭什么的杂七杂八的名目，都还没忘了我。虽然奖品不过是羽绒被电饭锅之类的玩意儿，最多也就是二三百元的奖金，可听到有同事在我面前不无嫉妒地说“呀，怎么什么荣誉都落不下你”的时候，我还是感到了一种虚荣的满足。享受虚荣是有代价的，所以，我终于还是有一点气短，进而就是有点气急败坏地无话可说。

今天一上班我就开始在电脑前写材料，还剩两个了，我得快点儿把它弄完。同事们开玩笑地叫我“周主编”，我便也就不置可否地笑。其实没有人知道我对这些东西是多么厌恶。它总是能最直接最有力地破坏我对文字的感觉。我毫不怀疑，它是迄今为止我发现的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我对文字的美丽进行淋漓尽致、体无完肤地蔑视的最有效的方式。所以，我痛恨这些假大空的文字，痛恨我自己。可我给人的感觉却是干得热火朝天，并乐此不疲。我觉得我的烦燥和厌倦正随着我的手指输入到每一个字里，它们又伶俐地跳跃到屏幕上，暗暗对我进行着嘲笑。

其间，有几个人要报费用，我头也没抬，告诉他们，“没钱，周二再来”。其实我金库里是有钱的，可我懒得拿。

午休的时候，我依旧上网聊天儿。我知道也许我应该一鼓作气地把那些东西写完。我这样不知愁地上网聊天儿，显得特没正事儿。可我觉得即使是在聊天室里找一个最无聊的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一些最无聊的话，相对于那些公文，也成了我奢侈的休闲方式。我赌气似地要善待我自己，所以我别无选择我必须在休息时间内远离些可恶的臭八股。

下午刚要开工，稽核部的老王和小何便来进行内控检查。我心里多少感觉到了一点烦。觉得吃饱了撑的没事儿闲的说的就是他们这些人。办公室有什么可查的呢？不过我的脸上还是努力挂着友好的微笑。他们一会儿要看机密文件调阅登记薄，一会儿又要看行务会记录。我便让文书给他们找。文书磨磨蹭蹭地好不容易找来了登记薄，却又是空白的。小何是个年轻同志，比较认真，一个劲儿问为什么没有登记。我心里暗笑，为什么？因为文书是行长的小姨子呗，那就表示她不仅可以上班迟到下班早退，不仅表示她可以抹腥红的嘴唇染很黄的头发，还表示她的登记薄可以理直气壮地空着。这会儿文书正嚼着口香糖，毫不在乎在告诉小何，“没有人调阅。”小何则惊讶地张大了嘴。

正说着，我同事的妻子花枝招展地进来了。她是搞安利的。前几天我被她“忽悠”得买了一千多元的化妆品。所以她今天以售后服务的名义堂而皇之地也来烦我了，在我如此焦头烂额的时刻。我让她坐在我对面，告诉她我打完这几个字就好。她以搞安利的特有的如炬目光肆无忌惮地打量我，让我感觉到了一点压力，于是我掩饰地拉了拉椅子，对她笑了一下。她则受到鼓励似地开始口若悬河，口吐莲花。她说我的皮肤不错，为了保养，应该配个果酸。我清楚地知道她要干什么，便直接问她果酸多少钱一瓶，她说打八折，四百多，我心想，没准儿真有效，便让她明天送一瓶过来。她这才心满意足兴高采烈地一步三摇地去了。

楼下营业部的会计打来电话，让我今天无论如何要把帐户上透支的钱还上。我看了看，发现就福利费帐上还有点钱，便开了支票，求文书替我去下面存一下。文书皱着好看的眉毛，依旧嚼着口香糖，边用兰花指把支票拈过去，边说：“真不知道你们一天瞎折腾什么，有钱就不能多给我们发点儿？”老王忙在旁边以讨好的语气附和：“就是就是。”然后又没话找话地问文书：“你怎么这么听小周的，她让你去就去？”文书说：“我是她小秘。”我们几个人一同大笑起来。 其实我心里觉得挺无聊，不过我笑得还是很欢。

食堂的管理员也来电话，说省行来人了，一定让我借给她五千块钱。我很干脆地告诉她没有。可她并不买我的帐，因为我差点儿忘了她是我们纪检书记的嫡亲大嫂。她软中带硬地说“那我只能让李行长想办法了”。我心里冷笑一声，换了一种特别推心置腹的口气对她说：“那你真得和行长说说。”过了两秒钟，她换了乞求的口气：“小周，你能不能少借我点儿？两千也行。”既然她退步了，我也见好就收，淡淡地说：“那你过来吧。”

放下电话，瞥见茶桌上有一盆水果，是昨天人民银行来人时买的。我便给老王他们两人端过去，又拿纸杯给他们倒了纯净水。他们两人的笑容果然就灿烂了一点。我知道他们并不是在乎这点吃的，他们在乎的是别人对他们的态度。真是立竿见影，他们的检查速度明显快了，完事后还特和颜悦色地告诉我一定要快点儿把缺的东西补上，我一个劲儿地说好的好的，又小鸡吃米一样忙不迭地点头，看到他们终于去了，暗暗吁了一口气。

食堂的管理员来取钱，也真难为她了，四十多岁的人了，脸上笑得花儿一样。我的态度也不错。并且装做漫不经心地对她说：“以后我去食堂吃饭，你们该收我饭票得收饭票。你们不要，我又不能硬给，拉拉扯扯地别人看了不好。”她孙二娘似地很豪气地一挥手：“要什么饭票啊，都是办公室的，还能差你这点儿？”我听了，心里便觉舒服，仿佛这就是我要的态度似的。又想，我和小何老王他们还不是半斤八两，谁也甭装。

终于安静下来了。我用了一个多小时把剩下的材料打完，给工会的信箱发过去。看看时间差不多了，换了行服，锁了金库。这时工会又来电话，告诉新行服做好了，一会儿要试穿，谁也不能走。于是上网到四十港论坛看了看，看到自己做秀的那篇所谓情书点击率倒挺高，遂嘿嘿奸笑。

我把淡蓝色的百叶窗帘拉上，办公室里开始朦胧下来。找了一首谭咏麟的《水中花》，戴上耳麦，开始让谭咏麟磁性的声音在我的耳膜内涤荡。

我选择了一个比较舒服的姿势靠在椅子上，眯着眼。发现有一点温柔的光线正穿过百叶窗的缝隙，精灵一样投射到灰色的大理石地面上，和着谭的歌声，仿佛正舒缓地在室内的每个角落游走，终于又以殷勤的抚慰，缓缓地投影到我的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