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忘１９７７年的高考。
      正是金风送爽的季节，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从文革前六六届到七七年应届，整整十一届的中学毕业生，六百万人齐上阵，万类霜天竞自由，准备在考场上一决高低。
      大学又让考了，这在中国可是件新鲜事，人们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就连街道主任刘大娘，满脸的阶级斗争也都熄灭了，碰面就笑容可掬地问我考大学不考，说她家的小子也报名啦，那孩子以前才念完初二，没底子，问能不能来我家跟我一块儿复习。那份洋溢的热情，比当年动员我上山下乡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已经从农场回城好几年了，在一所中学教书。非但没有把中学的数理化扔下，还自学了点大学的课程。这是因为自知才疏学浅，害怕误人子弟，绝非有什么先见之明。其实早几年就有一条“最高指示”，叫做“大学还是要办的”。但选拔大学生凭什么？凭“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起初还拿考试成绩作作参考，后来竟因辽宁省的一张白卷，干脆把考试也废除掉。说穿了，就是比谁的后台权势大，看谁“走后门”的路子精。本人出身于“臭老九”之家，只能侧身于“靠边站”之列。“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朱自清语）。眼见岁月如梭，青春易逝，７７年突然天上掉下机会来，人还在，心不死，岂能不闻鸡起舞，蠢蠢欲动？
      最近给我那在澳洲长大的女儿讲起这些往事，目的是让她知道，她生活在一个人人有平等权利的社会有多么幸福，可是她以为“走后门”就是去参观人家的厨房，又怎能理解她老爸当年的心情呢？孺女不可教也。
      忘不了的是那些帮助过我的人。我的一个当工人的朋友，开头也跃跃欲试，翻出散发着鼠粪气味的课本，啃了几天，最终决定不报考了。我问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他说他恨不得把我的脑袋装到他的脖子上。我等他来砍我的脑袋，他却忙着为我收集文革前历年的考题和复习资料，为此不知求了多少人，欠了多少人情，而他本来是一个不喜欢交际而且最怕麻烦别人的人。从前教过我语文课的一位老师，年逾花甲，还热心登门教导我说，命题作文最怕的是文不对题，写得再好，也不及格，防止离题的好办法是第一句就把题目扣紧，比方说题目是《雨后》，起笔一句“雨停了。”下面无论写爬山也好，下海也好，都错不了啦。还拟了几道作文题让我练习，说可以帮我修改。我辜负了他的好意，一篇练习也没做，但上大学时，我把他写的题目带在身边以作纪念。
      多数七七级大学生对当时主管教育的邓小平心存感激。其实，经过十年动乱，恢复高考乃民心所向，大势所趋，领导人只不过是顺应民心而已，同时也是以此作为其政治斗争的“突破口”。２６年后再回首，只有师友们的真情，才是永远值得珍惜和怀念的。
      那一次全国总共录取二十七万三千人，不算少了，然而仅占考生总人数不到百分之五，肯定漏掉一批确有真才实学的人，尤其容易漏掉那些知识结构不够全面却在某个方面有特殊才能的人。有人说，高考制度会导致“片面追求升学率”或“应试教育”的倾向，也有人说，人材未必在大学里才可以培养，说得都极对。但这是题外话。无论如何，７７年高考，改变了我，也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道路。
      我被录取在第一志愿的学校，那是南方的一所理工科大学。入学时间是１９７８年春，恰是交通繁忙，车船票紧缺的时节。沿途要跨越七个省份，幸好一些中转车站和码头为入学新生设置了单独的售票窗口，一路畅行无阻。许多萍水相逢的旅伴发自内心的关怀、祝贺和鼓励，使我感受到人性纯真美丽的一面。
      从此以后，形形色色的考试接踵而至，大考呀，小考呀，“托福”呀，答辩呀，正是：雄关漫道真如铁，快马加鞭未下鞍。出国了，还有一考：驾照。但记忆最深的，还是１９７７年的高考。
      (华夏快递)

作者: 荣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