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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的谋士 文:红泪 《三国演义》是红泪最爱的书之一,其喜爱的程度不在红楼之下。这大概是受父亲的影响,爸爸应该说是我三国的启蒙老师。第一次听三国故事应该是在6岁左右,记得那时父亲讲的是“赵子龙救阿斗”的故事。此后我对三国的兴趣便一发而不可收拾,童年时期最感兴趣的故事就是三国。及至读书识字,终于可以自己感受字里行间的美妙。 《三国演义》自问世以来,评论、研究文章不计其数、成果累累。但是,大多数的文章总是围绕着作品的成书过程、主题以及各个主要人物如诸葛、曹操、刘、关、张等的形象进行论述,对于书中占了很大篇幅的谋士及其活动,却极少论及,即使是学术界论述最多的诸葛亮,在分析其人物形象时,也忽视了他作为谋士的一面。本文试图从另外一个角度,以曹、袁、刘三个集团的谋士为主,对其能力、作用以及活动进行初步的分析。 一。谋士在整部《三国演义》以及各个集团地地位 三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年代,作为这个时代的谋士,也表现出不同于一般时代的特点。那时,皇权旁落,群雄并起,各自割据一方。大量的谋士应运而生。但是,他们想有所作为,想发挥自己的学识与特长,却必须依附于某个集团。同时,每一个有称霸雄心的领袖,也不可能离开这运筹帏屋的谋士。“良禽择木而栖”,这样,便出现了不但君择臣,而且臣择君的历史画面。 《三国演义》反映了从中平元年(一八四年)的黄巾起义到太康元年(二八零年)吴主降晋这长达九十多年的历史。其中谋士始终贯串始终。从数量上看,全书主要人物二百多人,谋士约一百多,占总数的一半;从篇幅上看,全书一百二十回,从第二回出现的何进主簿陈琳,到一百二十回孙休左典军万彧,每回均有谋士穿插其间。仅仅一个孔明,便占了第三十七回到一百零四回的篇幅约三分之一的文字,成了全书的灵魂。 《三国演义》主要描绘了九十多年间三个主要集团蜀、魏、吴的形成与灭亡史。描写了三国内外错综复杂的情况,由于政治的尖锐矛盾而演成的无数次连接不断的战争。可以说,战争构成了整部《三国演义》的骨架。三国鼎立以前,最主要的战争是官渡之战和赤壁之战。 官渡之战的成败,在袁绍方面,失败的最大原因在于谋士之间的相互倾轧以及统帅者对谋士意见的不预重视。早在袁、曹关系开始紧张的时候,袁绍曾与自己的谋士们分析过双方的情况,然而谋士们的分析都有着极大的片面性和矛盾性,且各固执己见,意见严重分支,而袁绍既不能据之作出正确的判断,又见不到自己集团的缺点,即田丰所分析的“兵起连年,百姓疲惫,仓廪无积”,特别是忽视了敌人的优点,即沮授所分析“制胜之策,不在强盛。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练。”却只欣赏自己的优点,采用了许攸、旬谌的“以众克寡、以强攻弱”的片面主张,起兵官渡,与曹军在官渡上形成了军事上的胶着状态。这样,使曹操有抽出部分兵力回过头来攻击其他集团的机会。袁绍也没有接受田丰的建议,趁曹操进攻刘备时袭击许昌。虽然当时袁军有七十万,超过曹军的十倍,但在战略上已犯下了无可挽回的错误。 袁绍开始进军,田丰就反对他的主张,又被逢纪所中伤,几乎被杀掉。到了前线,沮授根据双方各方面的情况建议袁绍作持久战又几乎被杀。未战之前,已暴露了统帅部内部的不和,犯了战略上的错误。两军相接之后,袁军不能马上取胜,才由速战改为相持的局面,却已陷入被动,但还保持着有利的地位。等到粮草被焚,已给袁绍敲响了警钟。那时审配劝袁绍用重兵守乌巢之粮,并未引起他的重视,反而派了一位“性刚好酒”的将军淳于琼到那里把守。这时曹军粮尽告急的文书又被许攸获得。如果袁绍采用许攸之策,分兵两路进击的话,即使抓不住曹操,却也可击溃曹军主力。但是由于审配的进谗,袁绍对许攸不信任,反而迫使许攸投降了曹操,将自己的秘密拱手送给了敌人。至此,袁绍的失败已成定局。 在曹操方面,胜利的原因主要取决于两点:一、当两军相持不下时,曹操有意班师回许昌,荀彧及时作书制止,指出战争中有利的形势和主动权往往在于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加强了曹操同袁绍周旋到底的决心。二、许攸的烧粮计和荀攸的分兵计,终于使曹操一鼓而破绍,基本统一了北方。 赤壁之战,也是著名的已少胜多的战例。虽然主要的指挥者是周瑜,但其关键人物还是孔明和他的“借东风”以及庞统的“连环计”。如果不是那个败事有余的蒋干两次带回假情报,曹操也许不会败得那么惨。 三国鼎立以后的主要战役,要数取西川、定汉中、战猇亭、七擒孟获、五出祁山,除了猇亭之战外,取西川,先有张松的益州地理图,后有庞统的力谏,主要的,还是孔明的定计捉张任。此后诸役,孔明基本上居决策者的地位。 如果说,战争是《三国演义》的主体,而谋士又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那么,谋士在各个集团的地位,便可以说是举足轻重的了。 二。谋士们发挥的参谋作用 统帅、及其指挥活动乃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必然产物,而参谋的活动,正是伴随着统帅、指挥活动的出现而产生的。在一定的意义上,参谋活动是正确施行领导决策的必要条件,正确的参谋意见,能使指挥者的才能优化,从而制定出决定性的策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参谋者意见的正确与否,其作用的大小,又取决与参谋者个方面的能力。《三国演义》中个集团的谋士,在其指挥者的一系列活动中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作用,同时也表现了他们各方面的能力。 首先,他们具有广博的知识,并运用这些知识出谋划策。在这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的要数刘备的得力谋士庞统。 虽然庞统出场并不多,但他的连环计却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在刘备取西川时,他也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上面讲过,刘备对于西川问题一开始便表现出犹豫不决,直至张松献了西川地理图,刘备还恐“以小利而失信义于天下”,故不忍加兵于益州(第六十回)。庞统及时向刘备讲明了“兼弱攻昧”、“逆取顺守”的道理,并用“以天下为重”的“大义”把刘备从狭小的“义”中开脱出来,终于使刘备进兵成都。当刘备驻扎白帝城,进退维谷时,他及时地运用了丰富的地球知识和心理战术,对敌我双方的情况,特别是敌方可能出现的反应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研究和判断,提出了上、中、下三条计策给刘备“自择而行”。满足了领导者在决策时往往需要从几种方案中进行选择的需求,充分发挥了他作为谋士的参谋作用。 其次,政治上的敏感与远见,是谋士们发挥参谋作用必不可少的条件。 当讨伐董卓的义师瓦解,十七路诸侯互相残杀自伤元气时,曹操却几经奋斗,实力逐渐加强。195年春,他经过一番艰苦的准备,开始了收复兖州的战斗。先后于定陶、巨野大败吕布。夏,传来了陶谦病死、刘备领徐州牧的消息。曹操的感情掩盖了理智,企图先取徐州,再回师打吕布。荀彧以政治家的敏锐眼光,以汉高祖、光武帝“深根固本”为例,说明巩固根据地的重要性。指出兖州“乃天下之要地”、“亦昔之关中、河内”,如果弃兖州而取徐州,是“弃大而就小、去本而就末、以安而易危”,并提出“东掠陈地,使军就食于汝南、颖川”的计策(第十八回)。他这个建议被曹操愉快地接受了,而事实也证明了荀彧意见的正确。 早在献帝逃往河东的时候,袁绍手下的谋士诅授便向袁绍建议迁献帝到邺城,以便“挟天子以令诸侯”。沮授这个意见也说明了他具有非凡的政治洞察力。献帝虽说是个废物、傀儡,是包袱又是王牌,看掌握在谁手里如何使用。这个废物或傀儡却有他人不能有的地位,毕竟皇帝是最高权力的象征。谁把皇帝抢到手,谁就有政治上发号施令的主动权。但袁绍对沮的主张根本听不进去。荀彧也敏感他注意到拥有天子的重要性,因此,正如沮授所估计的,荀彧向曹操提出了“奉天子以从众望”的建议,比袁绍更具有政治头脑的曹操闻说“大喜”,并立刻采取了行动。荀彧的这个意见,终于使曹操得到了发号施令的王牌--献帝,这样,曹的号令即帝的命令,曹有生杀予夺之权,可当可去,可赏可伐,皆以帝命行之。“挟天子以令诸侯”,为曹操消灭各军事集团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例如第十四回,曹操使用了荀彧的“驱虎吞狼之计”时,刘备明知是曹操之计,却碍于“王命不可违”,不得不硬着头皮去上圈套。后来曹操的许多敌手,也都骂他“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就是想极力打碎他这个金牌,以解除自己的束缚。 第三,在发挥参谋同时,表现了他们敏锐的洞察力和知已知彼的能力。 曹操夺得了汉献帝并迁都到自己的根据地许昌之后,地理上威胁他的敌人首先就是靠近许都的刘备和吕布。作为谋士的荀彧和郭嘉也很明白。因此他们决定在敌人中间制造矛盾冲突而收渔人之利。曹操接受了荀彧的“驱虎吞狼之计”,让刘备进攻袁术,使吕布有袭取徐州的机会,让刘、吕生隙。这就不仅使刘备、袁术、吕布三个集团之间有了矛盾,而且削弱了刘备,还部分解除自己所受的威胁。接着曹操接受了郭嘉的建议,表刘备为豫州牧,并紧紧抓住这一时机和刘备暂时联合起来消灭吕布。因为此时张绣和刘表又来攻,荀彧又依据吕布“无谋之辈、见利必喜”的特点,劝曹操改为收买政策;对吕布“加官赐赏、令与玄德和解。”(第十六回)这个计谋是有依据的,因为他深知吕布是“见利必喜”的势利小人,因此作出“必生异心”的论断,因此还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收获---吕布与袁术增添了矛盾。 所以,曹操在结束了抵御张绣、刘表的战争以后,就连接孙策(时已与袁术有了矛盾),并策动吕布、刘备去消灭袁术。尽管曹操左冲右突、兵无暇日,但他的处境仍然很困难。敌人太多,许昌常常遭受到威胁。当他刚刚功下袁术的寿春,张绣、刘表又卷土重来。在这种情况下,旬彧敏感地意识到“若更进兵,未必有利”,劝曹操“暂回许都”,第三次对付张秀、刘表(十七回)。在这个极端困难、四面受敌的情况下,郭嘉终于学乖了,明确地知道最严重威胁他们的敌人是袁绍。于是他就在许多敌人、也即许多矛盾中提出这个重要问题来供曹操慎重考虑,并把眼前与今后的情况结合起来仔细分析研究,帮助曹操定出战略方案,以便争主动,及早摆脱窘境,从而有计划、有步骤地消灭敌人。他在分析袁、曹两方面具体情况之前,首先指出在战争中,不仅斗力而且斗智,而且这是取得胜利重要的因素。郭嘉说: “刘、项之不敌,公所知也。高祖唯智胜,项羽虽强,终为所擒。”(第十八回)然后根据他对曹操和袁绍的深刻了解,进一步就他们的性格和作风进行对比分析: “ 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也;绍以逆动,公以顺率,此义胜也;恒、灵以来,政失以宽,绍以宽济,公以猛纠,此治胜也;绍外宽内忌,所任多亲戚,公外简内明,用人唯才,此度胜也;绍多谋少决,公得策辄行,此谋胜也;绍专收名誉,公以至诚待人,此德胜也;绍恤近忽远,公虑无不周,此仁胜也;绍听谗惑乱,公浸润不行,此明胜也;绍是非混淆,公法度严明,此文胜也;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此武胜也。”然而根据当时的情况,却还不能向袁绍进攻,因为“徐州吕布,实心腹之患”。于是郭嘉又提出了远交近攻的策略,紧紧抓住“今绍北征公孙瓒”的时机: “我当乘其远出,先取吕布,扫除东南,然后图绍。否则我方攻绍,布必乘虚来犯都, 为害不浅也。”旬彧又使人往约刘备,于是曹操一面约会刘备联合进攻吕布,同时“奏绍为大将军,兼都督冀、青、幽、并四州”,以爵位予以笼络,诱之进攻公孙瓒。曹操既解除了后顾之忧,便在谋士的帮助下,乘间消灭了吕布,既除去心腹大患,还在刘备软禁在许昌,收到了一箭双雕之效,并为曹操在后来战败袁绍铺平了道路。 总之,《三国演义》中各个集团的谋士特别是曹操集团的谋士,他们都具有广博的知识、较强的政治意思和敏感的洞察力以及知人的能力,并依据这些能力发挥了应有的参谋作用。 (三) 谋士运用自身的能力发挥的决策作用 本来,谋士的职责只能是参预政务和管理事务,但作为智慧和才能化身的诸葛亮,作者并不满足于把他放在参谋者的地位,加上决策者刘备对他的言听计从,诸葛亮在一系列活动中实际上发挥了决策作用。这是《三国演义》一书中是绝无仅有的,下面我将花大量的笔墨谈谈作为谋士的诸葛亮如何发挥决策作用。 在《三国演义》众多的谋士中间,诸葛亮能挤身于决策者的高位,是有其必然性的。他和刘备的关系是《三国演义》中主择臣、臣择君适例。 开始时,刘备谦恭的三顾茅庐使诸葛亮大为感动,而诸葛亮的预见谋略又使刘备心折,因此他们的关系迅速达到了如鱼得水的程度。接着孔明的博望坡用兵,到赤壁的大获全功,使原来势单力薄、小打小闹仍然力不从心的刘备备感到“欲信大义于天下”有了希望;而刘备在危机关头不忍舍弃随他逃命的百姓,不忍加兵于荆、益二州,孔明虽有异议,却也认识了这个“以仁义服天下”的贤主。因而孔明对刘备更是忠心耿耿,刘备对于孔明更是言听计从。他们的这种关系,是从量变到质变的,是经过许多次考验才建立起来的,最后终于使刘备的仁义、孔明的谋略成为这个政权最重要的基石。刘备处在“汉室之胄”这个有力的号召地位,孔明的谋略又举世无双,因而他们逐渐成为互相补充不可或缺的结合体。 从刘备在博望坡之役的“疑惑不定”到白帝城托孤时对孔明说“君可自成为成都主”,刘备对孔明的全信不疑有两处为论者所忽略的情节:一是在刘备最困难的时期,面对着周瑜、诸葛瑾的迫诱、劝降,孔明丝毫不为所动,甚至反过来说服诸葛瑾共事刘备;另一是刘备在东吴被“声色所迷”,全不想回荆州,诸葛亮早已估计到了,他完全可以趁此机会“取而代之”,但他却预先备下了“锦囊妙计”,使刘备即时清醒并安然回到了荆州。仅这两点,已使孔明的忠心耿耿在刘备面前袒露无遗,而这正是刘备让其参与决策的重要因素。正因为这样,才使诸葛亮那举世无双的才华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诸葛亮最先表现出的是他非凡的政治远见。 孔明的出场是在刘备历经败仗、展转依附于吕布、曹操、袁绍、刘表之间,曹操消灭了袁绍、开始南进的重要环节上。面对汉末群雄割据、逐鹿中原、不知谁执牛耳的局面,年青的诸葛亮却能纵论天下大势,掌握了事变的规律,判定了天下将走向三分的局面。这便是《隆重对策》所表现出来的诸葛亮的政治远见。 诸葛亮知道,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占据了中原的一大片土地,政治、经济、军事都有较强的基础,这是刘备的主要敌人。孙权已三世据有江东,国险而民附,是刘备的次要敌人。对于刘备,这都是不利的形势。诸葛亮明白:曹操的强大,对孙权同样是严重的威胁,于是他就利用曹操对蜀、吴同样的矛盾、利用蜀、吴同样站在受威胁的地位,把近期不成主要敌人的东吴化为朋友,决定联吴抗敌,形成三足鼎立、实质上都是南北对峙的局面。 在这个正确的决策之下,后来果然果然获得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赤壁之战“的胜利,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形势,使刘备能以荆州为据点发展力量,使曹魏始终不敢倾全力以攻蜀,因而为蜀国赢得了喘息、安定、发展、巩固的宝贵机会。反而,一旦违背了这个决策就遭到失败,关羽、刘备的失败就是明证:由于他们的拒绝联吴,结果丢失荆州、折损大将、大伤元气、一败涂地。 孔明洞悉:荆州北距汉沔、利尽南海,而刘表不能守;益州陷塞、沃野千里,而刘璋懦弱。对于刘备,这都是有利条件,要怎么利用这些条件,把两块地盘争到手,正是刘备当时的首务。果然,经过他们的努力,后来占有了荆益两州。而事态的发展也证明了刘备取这两州的迫切性和重要行。赤壁之役过后,刘备驻守于公安时,形式是很紧张的。《三国志 法正传》记载诸葛亮的一段话: 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 这段话足以说明刘备的险恶处境。后来,刘备当了荆州的刺史,进驻江陵后,情况才有所改变。但以江陵为据点,刘备还只有荆州南部的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和江夏诸郡,北部的南阳、襄樊依然在曹操的手中。并且,经过赤壁之战,荆州之元气大伤,立足难稳。所以,西取益州就成为当务之急。这对于诸葛亮的政治远见又是一个绝好的说明。 其次,坚毅不拔的意志是诸葛亮发挥决策作用必不可少的条件。 《隆中对策》既是刘备未来的发展方向,也是孔明一生政治上、军事上的斗争纲领。但是,孔明在实践自己的政治纲领时,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孔明初出茅庐时,就在艰苦的环境中受着考验。孔明以新野弹丸之地、数千人之众‘对付夏侯淳的十万大军,谈何容易!而自己的内部对他也是勉强支持的。象关、张是在向他刁难与嘲笑之后才听命的;甚至平时口口声声如鱼得水、待之以师礼的玄德,亦“疑惑不定”,这就更增加了他实现自己遇见的困难,然而孔明终于战胜了困难,取得了胜利。 赤壁之战是决定三国鼎立局面一个关键战役,是孔明实现自己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为刘备集团建立基础的重要契机,然而也给予了孔明一次更重大更残酷的考验。 刘备在长坂坡惨败以后,孔明为了恢复和发展自己集团的力量,为今后的政治斗争开辟根据地——荆州,需要马上联合东吴酝酿一次 大战来解决问题,这是当时唯一可行的一条路。孔明告诉刘备: 曹操势大,急难抵敌,不如往投孙权,以为应援,使南北相持,吾等于中取利,有何不可?(第42回) 这个如意算盘虽然打得很好,但要实现它却要历经无数的劫难。首先曹操就预料到刘备连结东吴共同对付自己,便采用了荀攸之计: 谴使弛徼江东,请孙权会腊于江夏,共擒刘备。分荆州之地,永结盟好。孙权必惊疑来降,吾事济矣。(第42回) 这就给孔明联吴求援的打算以致命的威胁。其次,孙权固然从心眼里不愿意降曹操,愿意和刘备联合起来共同破曹,但却想独吞荆州。他对刘备微薄的军事力量不屑一顾,认为联合刘备,并不增强抗曹的实力,这就是联合上的矛盾。在东吴的内部也有严重的矛盾:降曹派与联刘派斗争非常激烈,而且主和派势力很大,使孙权举棋不定,这又是一个对孔明很大的威胁。然而孔明终于经过复杂的斗争:左右鲁肃、舌战群儒、智激周瑜、坚定孙权、草船接箭。。。。。。克服了重重的障碍,实现了自己的愿望,燃起赤壁战火来。这个过程,是一个参谋者有谋略、有果断的几乎从零开始而至奏全功的过程。 第三,非凡的才智是诸葛亮发挥决策作用的重要基础。 第46回中孔明曾对鲁肃说过这样的话:“为将而不通天文、不识地利、不知奇门、不晓阴阳、不看阵图、不明兵势,是庸才也。”虽说这段话有夸耀的成分,但孔明确实是天文地理无所不通。大家所熟知的草船借箭,的确是非常惊险的镜头,但并非诸葛亮的胡来、冒险,而是他掌握了长江冬天夜晚和清晨常常笼罩大雾的自然规律,以及敌人不谙对方虚实、诸事未齐备决不敢在重雾中贸然出击的特点。《三国演义》中类似的情节很多,这里主要谈谈他雄健的思辩能力。 当阳大败,刘备败走汉津口,频于一蹶不振的境地,诸葛亮果断地联结东吴。但在此时,曹操又率百万之众,乘战胜的余威杀奔江东而来。此时的诸葛亮不能马上有军事上的行动,只能显其外交才能。首先便是“舌战群儒”。但江东是人才荟萃之所,舌战决非易事。更糟的是曹操在他为来之前已经有了一封恐吓信给了孙权,寥寥数语已经吓得这些“峨冠博带”个个抖颤,很多人想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一心只想投降。孙权也在犹豫,欲降的成分比欲战为多。诸葛亮想以口舌之能扭转乾坤,该有多难?然而诸葛亮终于以他雄辩的才能驳得群儒们“无一言以对”,甚至“满面羞惭”。这众多的问难答辩主要还是以下两节: 一、答虞翻的:孔明曰:“曹操收袁绍蚁聚之众,劫刘表乌合之兵,虽数百万,不足惧也。” 几句话就说中了群儒的心病,他们惧怕的是百万雄师,孔明居然说成是“蚁聚”、“乌合”的部队。如果说这不是真的,却大半是事实,这话纵使动不群儒的心,至少孙权不能不心动的。 二、答薛综的:孔明厉声曰:“薛敬文安得出此无父无君之言乎!夫人生天地间,以忠孝为立身之本。公既为汉臣,则见有不臣之人,当誓共戮之:臣之道也。今曹操祖宗叨食汉禄,不思报效,反怀篡逆之心,天下之所共愤;公乃以天数归之,真无父无君之人也!不足与语!请勿复言!” 这一段话在当时听来,真是天经地义、无可置疑。何况孔明的旗帜就是兴汉讨曹,正好趁此机会把这个大道理搬出来。同时,在吴国之君父孙权面前说这样的话,更可奏一箭双雕之效。孔明厉声而谈,就是表面理直气壮。更重要的一点,是他深知孙权对目前的事件未作最后的决定,一定要用话语打动孙权,然后才有办法说出必要说的话。因而,只要群儒噤若寒蝉,便是露了转机,为实现他的统一战线策略铺平了道路。 第四:作为一个发挥决策作用的谋士,诸葛亮不仅懂得兵法、天文和地理,而且是个成功的心理学家。这表现在他不论对敌人或者自己人,都有透辟入微的了解。如对关羽,诸葛亮常常当面夸奖他,就因为深知关羽的自高自大;对于张飞则常常用激将法,因为他性情暴躁;对于周瑜,就常常用反语激怒他,因为他气量狭小。。。。。。 第49回,写孔明在华容设伏,竟不拘常法,命令关羽“于华容小路高山之处,堆积粮草,放起一把火烟,引曹操来。”他之所以这样做,就因为曹操深知兵法。后来曹操见到火烟,果然这样分析: 岂不闻兵法有云: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诸葛亮多谋,故使人于山僻烧烟,使我军不敢从这条小路走,他却伏兵于大路等着。吾已料定,偏不教中他计。(第54回) 曹操的这个分析判断是正确的,可惜遇见的对手是诸葛亮,完全洞悉了曹操的性格和心理特点,只运用了最一般的兵法,便取得了胜利。再如刘备攻吴,犯了兵法上的大忌,糟到火攻而惨败的事实,教训了许多西蜀将官。后来孔明在南征孟获时,却偏偏命令部队“依山傍树,拣林木茂密之处,与我将息人马。”(第80回)就因为对手是孟获。第100回,写孔明退兵用“减兵增灶”之法以迷惑司马懿,方得安全退却,就因为作战对手是优秀的军事家。 诸葛亮运用心理战术最为成功处,莫过于有名的空城计。 司马懿带着十五万大军追击包围他,他只有二千五百人,战、守、逃都不行,诸葛亮就打开城门,焚香弹琴——用“空城计”造成敌人的错觉,终于从强大的敌人包围中安全退却。这虽含有若干冒险的因素,但决不等同于冒险。因为他深知他的对手是司马懿,他更深知司马懿囊括天下韬略,并熟谙他诸葛亮平生谨慎的特点。而最重要的一点,是诸葛亮完全掌握了司马懿此时的内心活动:战争开始,诸葛亮没有采用魏延的从子午谷进兵的计划,就是谨慎小心的很好说明。这件事,司马懿知道得非常清楚,断定孔明不会从子午谷进兵。他说:“诸葛亮平生谨慎,未敢造次行事。。。。。他非无谋,但恐有失,不肯冒险。”这个判断,事实证明完全正确,因而加强了他对诸葛亮认识的深刻性和准确性,也从而使诸葛亮“谨慎小心”的性格在司马懿的头脑中更加明朗化和固定化。因此,打开城门,在司马懿看来一定是故作疑兵,“必有埋伏”。“焚香弹琴”也不是没有弄险的成分在内,古兵法上“虚则实之、实则虚之”的原则,被诸葛亮运用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如果不是充分掌握了司马懿的心理,是难于这样做的。 三国时期,随着群雄的逐鹿中原,谋士大量涌现,可以说达到了鼎盛的时期。〈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在反映这段历史的同时,并没有忽略在当时起了重大作用的谋士。他们在一系列重要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才能以及运用这些 能力发挥的参谋与决策作用,在今天读来,仍然有着欲罢不能的诱惑力。 (全文完) 本文参考书目: 1.〈〈三国演义〉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 1957。3第一版) 2.董每戡〈三国演义〉试论(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6。8第一版) 3.孙昌熙〈怎样阅读三国演义〉(山东人民出版社 1957。2第一版) 4。鲁地〈三国演义论集〉 (东海文艺出版社 1957。8) 5.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4第一版) 6.柳春潘〈三国史话〉(北京出版社 1981。1第一版) 7.〈中国古典名著论丛〉第一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12第一版) 8.李希凡〈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4第一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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