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斯坦福商学院—Stefan Theil）中国4月底公布的2014年首季度GDP数值勉强高于7%，大幅低于过去10年普遍10%-11%的增幅。消息一出，众多商业头条纷纷就中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发出严正警告，尤其是在绝大多数发达国家仍在为重拾危机前的经济增速而苦苦挣扎之时。

　　然而，与其去忧虑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有可能对岌岌可危的全球生态系统产生冲击，也许我们反而应该高兴。事实会证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降低，是这个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向更稳定、更可持续增长转向的一个部分，同时这也会对西方经济体产生深刻且正面的影响。

　　以上观点来自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前院长、胡佛研究员、2001年诺贝尔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他有理由了解此事：斯宾塞不仅大量地研究并发表了有关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文章，近年来还被聘为非正式顾问，与中国部分经济政策的顶层设计者们及经济学家们开展了紧密合作。与斯坦福商学院（GSB）交谈的时候，斯宾塞正身处意大利的米兰。以下是访谈节选：

　　GSB：你为什么认为事实上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对全球经济而言是好消息？

　　斯宾塞：中国的GDP年复一年地以10%或11%的极高速度增长是不正常的，这给全球经济造成了大量不健康的失衡。2009年以前，发达经济体通过负债、资产泡沫等方式，以高于本应有的速度实现着经济增长，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这些发达国家对中国商品有不寻常的强劲需求。此外，金融危机期间，当遭遇出口下滑时，中国政府打开了信贷和投资的闸门来应对，将经济增速维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但中国的政策制定者知道，这不是一个可持续的增长战略。当一国的经济体量达至中国目前般庞大的规模时，这样的经济增速将难以维持下去。发达经济体做得不错，它们的经济增幅只有约2.5%-3%。中国正在通往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的轨道上，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中国经济将无可避免地在未来数年或数十年出现增速放缓，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速可以一直维持10%-11%的水平并不现实。

　　GSB：这么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健康的，但为什么现在才出现呢？

　　斯宾塞：至少有三件事情同时在发生：其一，你正看到一个戏剧性和复杂性的转变，中国从一个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早期阶段，进入了经济学家们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阶段。稍后我会更详细一点说明这个事情。其二，经济危机让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确确实实地慢了下来，削弱了这些国家对中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其三，中国政府正将政策的重点转移至处理紧张的社会关系、股市和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所以他们谨慎地为最新“五年计划”的经济增长目标下调至7%-7.5%，而且似乎也刚好达标。

　　GSB：在经济增速降低的背后，中国具体发生了什么变化？

　　斯宾塞：同样地，有许多事情同时发生。工人的工资正在快速增长，尤其是在沿海地区，这引发了对经济组成方式的重大结构性变革。在全球供应链中，那些以最高程度的劳动密集为导向的公司将会转移到其他国家，或者改变它们的商业模式，又或者离开这个行业。工人工资的上升正开始提高家庭部门收入在经济中的份额，这将让需求的构成更多转向消费者和国内服务业部门，虽然他们的增长同样倾于放缓。

　　近期，我们也看到更多有关企业破产和债务违约的报道，部分经济学家警告称，中国有着非常危险的债务泡沫，随时都有可能破裂。媒体对中国债务问题的报道具有误导性，事实上，中国公共部门的负债水平远低于其他绝大部分国家。中国正好也是国家资产负债表（state balance sheet）上资产极为庞大的国家之一，包括3.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国有企业90%的股份，大量的土地所有权，以及征税能力。人们有些担心企业负债和中国式的影子银行——这是对国有银行部门的一系列复杂且未受监管的“曲线进攻”，但现在监管者正忙着处理这些问题。至于债务方面将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无关政府有否足够的“火力”应对，而是在处理这一问题时会否犯错误。如果他们太快“拔掉插头”，所引发的风险或是房地产行业的崩溃或其他的风险传染。然后，政府将面对再度打开信贷和公共投资闸门的诱惑，但他们知道这不是一个可持续的增长策略。

　　GSB：有没有杠杆更低并转向更健康经济发展的实际例子？例如，荒无人烟地区的机场数量减少了，或“鬼城”数量更少了？

　　斯宾塞：“鬼城”让每个人都感到不安。我想它们是个错误，一旦出错将很可怕。“鬼城”的数量太多了，但迄今我看不到任何确切的库存数据，显示它们相对总体投资的比例有多大。更严重的是，在没有想出更好的方法之前，地方政府直觉地维持更多的基建发展下去，这正是中央要遏制的。他们目前正在努力打造一个系统，用于把坏的投资筛选出去，把好的投资保留下来，例如他们正在建设高铁网络和跨州（译注，此处指跨省）公路。

　　GSB：请解释一下“中等收入陷阱”，为什么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绕开它？

　　斯宾塞：早期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可以获得增长，是因为它们可以接触到国外的市场和技术。所以这些发展中国家专注于发展出口，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优先的经济增长点所在。当某些国家的人均收入只有800美元时，这个处方是成功的，但当人均收入升高至5000美元时，这些国家在恰好原来促进增长的领域要面临竞争。所以这些国家通常的做法是采取行动，保护那些行业和企业，例如对它们提供补贴，控制汇率，但所有这些举措都没有生效，反而还拖累经济增速下滑。中等收入时期的转变之所以很困难，正是因为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转变，支持这些模式的政策也必须转变。不幸的是，包括政府在内的各个组织会有很强的倾向，一旦它们找到一个成功的处方，就坚持一直沿用下去，甚至超过这些处方的有效期。

　　GSB：你能举一个例子说明一国如何绕开这个陷阱的吗？

　　斯宾塞：我想韩国是最好的例子。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韩国是个基于低成本劳动力的高质量制造业大国。那时候，韩国的人们认为工人工资上涨是件可怕的事情。事实上，随着一国发展以及越来越富有，工资上涨很正常。但现在，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韩国需要采取额外的行动去促进经济的增长。然而，在韩国，很多的批评声音说“不”。如果韩国政府那时候听从了这些人的意见，将是一场灾难。

　　取而代之的是，韩国政府不再死盯工业，不再专注于出口或类似的领域，而是开始投资教育和科技等所有会让你联想起发达经济体的行业。政府把更多的决定权让渡给私人市场，包括让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老企业相继倒闭。但仍有许多这样的公司通过将低成本产业搬到更便宜的国家而存活。这不是种完美的转变，但它行得通。那些制造洗衣机的公司有一天早上醒过来说：“我们将要制造半导体”，人们认为它们不可能做到，但事实上它们办到了。韩国政府明白，为了让这个转变发生，政府需要放手，不要去决定哪些行业需要获得扶持，而是交由市场和创新机制去促进经济构成的实际结构。

　　GSB：这适用于中国吗？

　　斯宾塞：你预期将（在中国）看到的绝大多数事情，其实已经开始能看到了。中国已经开始放手让出口行业自我挣扎，这些行业要么找到新的业务模式，要么就消亡。出口一度是经济增长重要引擎，而现在它的增速已经慢了下来，部分原因是受到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放缓的拖累。即使说目前中国的经济模式还不能称为“消费驱动型”，但目前相当一部分需求来自国内——有不小的一部分来自私人消费。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对其他国家极度好奇，已经研究了韩国和其他很多例子，他们有一个表达很清晰的计划，我认为这个计划全面、可信且相当周全。

　　GSB：前一届中国政府也公布了一些大胆的经济改革政策，但并没有做到。有什么迹象能证明他们这次将认真实施改革？

　　斯宾塞：有更多的企业在倒闭，或在经济的可贸易领域转变他们的商业模式；GDP中更大的比重将来自家庭部门收入。金融部门的改革和监管有了更清晰的证据，包括为企业债和市政债、风险资本和私募基金打造更深层次、更广范围的资本市场，以及增加来自国外的竞争。还有资本跨境流动自由化，尽管在西方国家非常规货币政策的环境下，中国需要稳步推进它。不过这里再说一遍，显示改革者在认真实行改革的最重要的信号是，经济增速已经放缓到了当前这个水平。

　　GSB：但约3亿新增劳动力从农村迁徙到城市，中国需要有更高的GDP增速为他们提供就业吗？

　　斯宾塞：十年之前，就业的大型引擎是低成本的出口行业。随着制造业转向更加资本密集型和高附加值，它只需要更少的劳动力。所以用什么来取代旧的就业增长引擎呢？如果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50%上升至80%，城市数量增加并且规模扩张，伴随着城市生活就将出现大量的服务业相关工作岗位，从地铁司机、到干洗店、商店和餐馆的店员。那将成为重要的就业引擎。换言之，我们要关注的不是GDP的增长，而是经济组成的转变，关注这些新增的工作岗位由哪个领域所创造。

　　GSB：对中等收入国家的研究能告诉你关于中国政治变革的哪些东西？

　　斯宾塞：在大多数国家，当人们变得越来越富有，在物质上越来越舒适，他们会想发出关于当地该如何运作的声音——也就是政治上的声音。像是日本，韩国和台湾，之前的政治结构是由单一的政党占据主导地位，另外的党派人士永远不可能当选，所有这些地区都已经进化为真正意义上的多党制民主。没有人知道什么形式的转变会发生在中国。但毫无疑问，包括我在内的大部分人同意，经济的增长通常伴随着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进化和改变，即使它是用一种怪异的“中国方式”发生的。

　　GSB：中国的改革将如何改变全球经济？

　　斯宾塞：中国一直是一个增长引擎，现在它也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目前已经达到2.3亿人，未来十年这一个数字将上升到6.3亿人。这是一个有着巨大购买力的经济体。中等收入阶层转变带来的是，人们变得足够富有可以购买特定的商品，如汽车、更大的住房，和其他的用品。整个发展中世界在中国都可以找到广阔的销售市场，这给每个人都带来正面的影响。

　　GSB：如果改革带来的转变让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呢？

　　斯宾塞：我们应该担心的，并不是中国能否维持过去的经济增幅，而是中国的经济增速会否降到可持续的7%-7.5%以下；或者是否有意外发生；或者他们无法完成改革；或者不想要市场经济的群体掌握了政权。很多这样或那样的事情有可能发生。但我们不需要过度担心中国能否成功转型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在中国的经济增速不再那么具有爆炸性之时，这一点会自然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