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自己行走。我想让别人听到我的声音。我不想躺在床上让别人像填鸭似地喂我。

我在被下用有知觉的左手牵引着无知觉的右手做各种动作，在被窝里自己跟自己说话，练习发声，吃饭时我用笨拙的左手握着饭匙向大张的嘴里送饭。

这一切做得很笨拙，像刚出生的孩子，我却很有成就感。

医生来检查了，她叫我举起手臂，叫我伸缩五指，又叫我张开嘴看看我的舌头和牙齿，我觉得像极了牲畜市场上被牙贩子们相看的那些马呀，牛呀，羊的。接着又叫我说"ge,ke,he."我教了一辈子书，而且是教语文的，现在竟然从头开始学说话，而且是幼儿园级的。我自己听得出来，就这也说不好。

也许是怕死，我这些日子很听话，甚至还很听我老婆的话。

"不能吃瓜子！"我乖乖地将别人给的瓜子交出来。

"要多喝水！"我乖乖地将她递到嘴边的水喝个精光。

"你血糖高，大夫不让吃太多水果！"我乖乖放下吃了一半的水果。

我很反感大夫查病房时说的一些多余的话："要注意了，你血糖高，只能保守治疗，复发率很高。"我很紧张，尤其是那一句"复发率很高"，几乎吓死了我：天哪，就这一次我就觉得死里逃生，再复发就要了命！就是大夫要尽的责任，你也要温柔一些吧，这样直接会吓死人的。我知道，其实很多人不是病死的，是吓死的。被大夫尽职尽责的话吓死的，被亲人伤心欲绝的表情吓死的，被自己病的恐怖名字吓死的，被自己的疑神疑鬼吓死的。无论你得了什么病，只要把心铺在地上，很坦然地放着，就不会有多大的事儿。

我就是。

住院的第四天头上，我的手有了感觉，能自觉地弯了弯。腿能抬离床面1厘米，尽管要尽快放下去，但毕竟能听自己指挥了。1厘米，也是自己的意志。康复的信心始于这1厘米，信心回归了。

我很配合治疗，护士拿着针刚进病房，我就赶紧撩起衣服露出被注射的部位。大夫都笑了：你真配合！是的，我没有暴露癖，有些部位更不肯轻易示人。我也知道那些部位也没什么神秘的，要说神秘也都是自己认为的，在医生们的眼里那就是一堆肉，就像屠户眼里的一只刮光毛的猪，因为不这样，她们就不敢下手。

这一天，同病房的病友突然对我说："哎哟，你说话原来挺好听的。怎么这几天我一直没听清楚你说了些什么?"我笑着问他："你这几天听到了什么？""这几天，只听见你呜呜啦啦地说，谁知道你说些啥。"这些天我一直跟同病房的病友和家人在聊，并不知道他们听没听明白，原来他们的频频点头不是听明白了我的话，只是不忍心告诉我你的话我们听不明白这样一个现实。

我很感激他们，也高兴自己终于恢复了说话的能力。

这种病非常容易激动，我用没有病倒的左手拭去了已经滚落到嘴边的泪珠，在病态的扭曲的脸上勉强挤出一脸笑容。这一脸笑容这时出现在我的脸上，我知道一定很丑陋，但我保证它是真诚的。我也知道这时的笑容越真诚越丑陋，我只知道它是真诚的就够了。

一些器官的功能虽然仅仅恢复了一点点功能，我只是看到了恢复的一点点影子，这就足够了。当我双腿战战兢兢地站在床头的时候，我似乎感觉到我已经重新站立起来了。我把着床头开始做下蹲运动，第一个做下去了，第二个，也做下去了，第三个，有些酸软，但也要做下去。这样，每做一个，我就在心里默念：我要走。我要走，成为我此时的最大信念。按现在时髦的话说，信念也是生产力。我终于在信念的支撑下，做了50个下蹲，几乎要跪在地上，又做了20个上肢支撑，这才瘫在床上。从此，50个下蹲，20个支撑就成了我每天的必修课。

第六天，我能够自理了。很令我兴奋，尽管是自己的亲人，每每在他们的服侍下做大小功课也很过意不去。看到他们吃力地搬动我的身体，我很后悔我为什么要吃的这么胖，甚至责骂自己这是对家人的不负责任。我从蹲位上站起来走下台阶，看到了儿子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我从心底暗下决心：病好后，一定将体重降下来，就是为了减轻亲人们的负担，也要这样做。

201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