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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ho小报》>  文_孙立平 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事实上，只是特定的情境 甚至包括某些偶然因素 使得邓贵大被“凸现”了出来 而“邓贵大细胞”其实 在相当一部分人那里都存在 6月10日下午，是我本学期为研究生开设《转型社会学》读书班的最后一课。课程内容，一是阅读和讨论O‘Brien的Rightful Resistance（依法抗争）一文，二是讨论“邓玉娇事件”。这两个内容安排在一起，并不是有意而为之，纯粹是因为在最后的一次课中还剩这篇很重要的文章没有读，而同时，邓玉娇事件又在网络和报纸上闹得满城风雨。恰在此时，又收到《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冯小双女士的电子邮件，她写道：“前线的同学消息，说那里就差军队入住，实行宵禁了。现在外地人根本已经进不去了。我其实一直想不明白，这不算大的事情，怎么就愈演愈烈了？这是为什么呢？”于是，就将邓玉娇事件列入了本学期课程最后的一项内容。 就在同学们为邓玉娇的事情进行热烈讨论的时候，一个问题不禁在脑海中浮现出来，套用这时讨论的两个主题，这个问题就是，邓玉娇该如何依法抗争？ 在当时的具体情境之下，邓玉娇所能做的选择其实是极为有限的。在三个有着官员身份的男人的逼迫之下，且不仅仅是语言的逼迫，而是在有关部门所谓的“按”、“推”之下，她面临的实际上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屈从，提供所谓“特殊服务”，这意味着她要被强奸；要么就像她实际上做的那样，拼死反抗，这就意味着她“杀人犯罪”。换句话说，这时邓玉娇的处境，就如同她所处的物理空间一样狭小，只有两条对她来说怎么都逃脱不了悲剧结果的选择。被强奸？还是杀人犯罪？这就是一个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律上的“正当防卫”就显得很滑稽。但正如杨恒均追问到的，“在一个独立的空间里，三个男人那样逼迫一个女子，步步近逼，而且要以强奸为目的，你告诉我，正当防卫的界限在哪里？”是只用刀子威胁？还是只划其皮肤不伤及生命？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尺度如何在行动上把握？ 这里让人感叹的首先是命运。所谓命运就是你无可逃避，无所选择，或者是你只能在都是坏得不能再坏的结果之间进行选择。当那三个男人看到邓玉娇姣好面容的那一刻起，邓玉娇的这个无可逃脱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这个命运就是说，你要么被强奸，要么成为罪犯。总之此后你要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是没有可能了。那么，是什么造就了这种无法摆脱的命运？情境也许是最重要的。这里的情境指的与其说是邓玉娇当时所处的物理空间，不如说是她所处的更广阔的社会空间。 根据有关的报道看，邓玉娇很小的时候，由于父母离异，就和外公外婆在一起生活。通过网友们拍摄的照片，可以了解邓玉娇生活的环境。“玉娇原来是在这里的深山里长大的，只有一条小路可以走出来”。“这里就是玉娇生活和生长的地方。背后是山，门前是崖。”“通往邓玉娇家里的路很难走，开车到了不能再往前的地方后还要再爬5里山路”。那破败的土屋，年迈的老人，“而她的外公，因严重的类风湿腿脚不方便，已经有7年时间没有下山。”甚至有网友看到这样的照片不禁落下了眼泪。 当然，贫困不能注定邓玉娇这特殊的命运，如果出生在这样贫困的环境中，邓玉娇又是一个奇丑无比的女孩，也许她贫困固然贫困，但不会有被强奸的威胁，不会被逼到犯罪的墙角。问题是在这样的贫困之中，邓玉娇出落成为一个面容姣好的姑娘。不知别人在看到这两组照片时是什么感觉，一组是邓玉娇外公家那破败的土屋和外部环境，一组是邓玉娇在城市中照的那些照片，在那些照片中邓玉娇显得时尚而漂亮。这两组照片的反差是那么地大，很难让人想到之间的联系。而正是这种反差让人们有一种不祥之感。我这样说并不是出于迷信，而是在这样的社会中，能够让在如此贫瘠的土地上生长的一个漂亮的女孩有一个不错至少是顺利的命运吗？换言之，贫困和漂亮，在一个畸形的环境中就注定了悲剧的结果。 正是邓玉娇的漂亮，引起了另一个社会中的人物的注意，这就是邓贵大这三个地方小吏。说到邓贵大，不禁让人踌躇再三。老实说，邓玉娇事件发生之后，我一直就很想了解邓贵大是个什么样的人。但有关的信息却少之又少。现在的邓贵大已经是千夫所指。他的官员的身份，他那挥舞一叠钱并用其抽打邓玉娇的画面，使他早已在人们的脑海中定格。但我还是想弄清楚，邓贵大是不是就是一个纯粹的恶魔？幸亏《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提供了一些亲自采访的信息，这些信息使得我们可以看到他另外的一面。 根据记者的采访，“他母亲和弟弟都是朴实、憨厚的农村人”。根据一位记者也认为“不夹杂任何个人感情”的纪委书记涂启东的介绍，“邓贵大是那种会做群众工作的人，这也符合镇上其他熟人对他的评价：对人和气，没有架子也不惹是生非”。事情发生后，许多熟人都觉得与他们认识的邓贵大判若两人。其实我倒比较愿意相信乡亲和同事对他的这些评价。从检查部门的起诉书可以看出，其实直接要邓玉娇陪浴的并不是邓贵大，而是黄德智。但邓玉娇的拒绝惹恼了邓贵大。正是在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和平时人们印象判若两人的邓贵大。这个时候我相信邓贵大恼羞成怒的成分可能要大于要邓玉娇提供“特殊服务”的成分了。这种恼羞成怒来自哪里？也许是贫瘠的土地上养成的官吏（其实邓这个主任也只是个科级都够不上的小而又小的官）的骄横，也许是一个断裂社会中邓玉娇对你只有忍受和服从的份儿的规则的“破坏”。但一个平时在人们印象中还不错的人发生这样的恶行，其实比一个地地道道的坏蛋发生这样的恶行更让人深思。 事实上，只是特定的情境，甚至包括某些偶然因素，使得邓贵大被“凸现”了出来，而“邓贵大细胞”其实在相当一部分人那里都存在。在杭州飙车案中，在不时发生的宝马撞人案中，在一些人让盲人女童用嘴给自己做“足疗”的时候，人们不是都能隐约看到这种细胞的存在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