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室的故事

文/黑色传奇，2002-05-19，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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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刚调来深圳的时候，我在XX公司电脑室工作。那年和我几乎同时到电脑室报到的，还有几个刚刚大专毕业的小伙子。他们都是本地人，而且正值风华之年，一个个生龙活虎，仿佛每个细胞里都充满了活力。

    他们当中长度最大的是伟平，据说他还有一个哥哥，叫伟哥。体积最大、最憨厚的是钢国钧，广东话叫做：“大只佬”；当时我并不明白这个词的含义，很长一段时间，我总在心里嘀咕着：“虽说有句话叫做：有痔不在年高，但是看这小伙子整天雄赳赳、气昂昂的，不像整天闹痔疮的样子啊，为什么老叫人家大痔佬呢？”他们中间心计最多的，就是那个样子长的像小布什的程国东了，据说他们家一共哥儿四个，分别叫：程国东、程国西、程国南、程国北，四个人经常在一起开台搓麻。

    尽管年龄不同、习惯不同，但是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为了更好地让我这个新移民了解深圳，他们不辞辛苦地教了我很多东西。

首先就是给我找来了一本记不清叫龙虎榜还是龙虎豹的精美杂志，让我了解一下“深港文化”。那里面有很多没有穿衣服的漂亮女人，当时还叫做“淫秽图片”，现在已经改叫为“人体艺术”或者“明星写真”之类了。我一边咽着口水、睁大双眼细细地翻阅，一边叹息着：“现在的社会，这东西越来越多了……”，他们则说：“错了！现在这东西越来越少了，我们上中学的时候这东西那才叫多呢！”

但是当时“这东西”对我来说，这已经是天方夜谭了。在北京的时候，很难看到什么“精彩”的画面或者镜头。记得“寡妇村”在北京公演的时候，就是因为打了“中国第一部儿童不宜”的广告，所以电影票很快就被一扫而空，害得我骑着自行车从五道口的影剧院，跑到西四的胜利、红楼，然后又去了西单剧场，最后从西单又跑到西外展览馆的电影馆，也没能买到票。至今我也没能看到那部“中国第一部儿童不宜”的片子，不知道这种遗憾会不会一直让我带到坟墓里去。

在西单剧场的门口，我碰到了一个和我一样没买着票的中年人，他用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对我说：“这他妈的片子有什么好看的？！你看看那帮傻比，为了看那么几个镜头连老脸都不要了！”他停顿了一下，猛地朝着一个徘徊不定、看起来像个要退票的人跑过去，点头哈腰、满脸堆笑地问：“师傅，您还有富裕的票吗？”

    总之，当时我手捧着那本黄宝书，尽量地把瞳孔放大，恨不能把那些内容都铭记在脑海里、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同时，一份对伟平、国钧、国东他们的感激之情也油然而生。

二、

    接下来，他们开始教我用扑克牌玩一种叫“锄大地”的游戏，类似于北京的争上游；为了让我能一丝不苟、用心学习、努力进取，他们规定每输一张牌要掏几毛钱。随后的一段日子，我们一有时间就开台操练。一场比赛下来，我一天的班几乎就白上了。看着他们兴高采烈地分赃数钱，我唯有顿足捶胸。

    锄大地是一个很有哲理的游戏，它告诉人们一定要强强联合、杀贫济富，也就是教人要“见了怂的压不住火”和墙倒众人推。

    当然我也有我的强项，那就是玩游戏。那时候的游戏都很简单，稍微用汇编语言修改一下，就可以让陈胜、吴广之辈把刘邦、项羽、韩信打得屁滚尿流。赛车比赛也是我们最喜爱的游戏之一，尽管当时只有“小布什”程国东有汽车驾照，但是我们大家还是都能把电脑上的车子开的异常灵活。

    让我感到遗憾的是，没有跟他们把广东话学好。从他们那里唯一学到的广东话，就是见面以后的问候语：“早晨、气性、气吗根”；还有一句在广东最流行的口头禅：“丢”，翻译成普通话就是：“操”。尽管同一个意思，但是说起来的口感却截然不同。北方人在愤怒至极的时候，喜欢用“操”来发泄自己的情感，而且越愤怒，这个字的发音就越急促、越短暂、越干脆。广东人则不然，当他们感到义愤填膺的时候，喜欢用“丢”来发泄不满，而且愤怒的程度与“丢”字发音的长度成正比；也就是说，如果你把一个广东人惹急了，他用这个“丢”字来骂你的时候，你挨骂的时间长度和他的肺活量大小成正比。

    一晃就是十年，我们几个先后都离开了电脑室。一个接一个地，大家都成了丈夫，有的已经成为了父亲。婚后的程国东更像小布什了，据说他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拉登认错了人；伟平更加高大了，只有钢国钧一直没有见到。

    几个月前的一天，我独自一个人趴在窗户上发呆，凝望着对面的笔架山，回忆着当年电脑室里的故事。忽然，我惊讶地发现，笔架山中间“笔架”一样的凹陷没有了！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个庞大的背影挡住了我的视野；那个人转过头来，我终于看到了婚后的国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