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庆全：诗歌真相的可能路径与现实之痒

·北力
诗歌在前进；诗歌背后的书写者在探索真相的路上，不断地调整姿态，不断地发现，再不断地舍弃。
看完阮庆全的诗歌，站在2005年这个时间节点上，我愈发地感觉到，那个《诗歌十人行》时代的书写者所追求的诉说形式，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果此前他还在乎试图通过抒情方式，去收获大众的渲染效果，那么，现在他在另一种前进路径上，骤然地收紧适众范围，在寻求现实与内心的冲突上，表现得绝无仅有的无畏与彻底。
诗歌的受众范围与情感契合程度，一直在考验着每个写作者，也是写作过程中的不可规避的尴尬事实与客观危机。当然，这一点并不能影响诗歌在前进这一事实。因为，我们开阔地设想一下，世界的问题，就是个人的问题，而个人的问题，总能归结到个人的精神问题。很大程度上，诗歌是写给自己心灵的，尽管每首诗歌都会留有通畅的解码口，但是如果忽略了写作者的内心困惑与精神难题，任何形式的解读都是不尽其然的。
对于阮庆全而言，他在诗歌前进的路上，极力地从把摸文字向触摸心灵转变。而在这个过程中，他显然以身现法地制造了这样一个情景：他打开了一扇门，进去了，然后门重新闭合，他就消失了；转而门又被推开，他重新出来了。
这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景象，避免虚构、克服抒情、操练事实，成为诗人阮庆全手中的一把隐形钥匙，而现实则是那道门，进入内心就是行为的宗旨。
非“虚构”的现实触摸
传统意义上，当诗歌一旦被贴上“想像力丰富”这枚亮丽的标签，也就有了巨大服众力量。从另一个层面去分析，作为读者能感知并引发共鸣的因素，情绪这一关联双方的情感纽带，写作者在实现展示过程中，任何形式的表面现象都变得不再重要了。
不可否认，一向以直白、迅猛为特点的阮庆全，必然会在当下诗坛倍受质疑，同时自身也面临着时间的考验，好在他一直再坚持，执着得近于“固执”。一个这样的事实是，大多解读者将大把的精力与言词，奉献到他的诗歌表面之上时，必然造成核心坐标及内心情感界定的忽略。
荒漠！绝对是荒漠！在口感制造的效果上，我情愿相信这样才会更有效果。
此种“非虚构”，类似于写实的新闻的书写方式，语气简洁明了，没有了高深莫测的文化隐喻式的扩张，自然少了传统的美学色彩，就会极速地向温婉与细腻的反方向靠拢，表现出难得的粗犷与硬质。在走过了那个诗歌可空巷的狂热年代，更多的写作者自发地反醒，发现人作为有限的存在，无力承担起臆想这一沉重主题，开始关注起个人日常生活细节与所要思索的事件，并对此乐在其中，抽身于无尽的空想与虚幻之中。
在他的诗歌中，所呈现的更多是活生生的现实境况。在酒吧/聪明人来寻找的是糊涂/糊涂人寻找的倒下/来这儿喝酒的人/除了那些情窦初开的男男女女/和寻找另类感情的家伙之外/再没有任何别的目的。（《在酒吧》）。在这首诗里他将重心放在“人”上，而不是“酒吧”，全然没有了酒吧的浪漫、煽情的气氛。不可否认的是，诗歌在具备了向现实发难与针砭时弊后，会叫“人”感觉不爽，且毫无阅读的正面愉悦感，但这并不影响这首诗所营造出的联想空间，手中杯、杯中酒、身之情、怀中物，以及灯光与音乐，让生活还原到本来真相，让行为裸露原始目的。
的确，人的生活有着乱七八糟的日常状态，表面的乱、内心的乱、抑或二者皆而有之，随后在时间的磨砺与失意的撞击之下，就有发了“伤口”，犹如一把锋利的锥子，戳在身体的所有部位，深浅不一，且痛感不同。几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道伤口/有的在脸上/有的在手上/……/无论伤口在哪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一个故事的存在。（《伤口》）。阮庆全敢于道出事实，又有足够的勇气向深处俯冲下去，接着他写道：但致命的伤口/常常不是这外在的东西/就怕在脑海中/ 就怕在心灵里。（《伤口》）。这足以道出，显性的伤口本身并不重要，不足以致命，关键是由此引发的潜性痕迹，其破坏力更为强大，并且岁月流逝最终只能是无效。
伤口，意味着经历与疼痛，作为现实之一种，即使偶尔有意地忽略，也无法将来一把抹去，如此这般，如实应对才是最挂选择。阮庆全没有虚构生活，更不会主观地绕过去，相反却贴近得更为紧密，更好地深入到生活的底部与现实真相之中，而不是远离这些。
诗歌与我有关，与所处的大环境有关，表面的沉述只是实现终极价值的一个路径而已，回归到内在，才是真正的着力点。当诗歌有了“人性”这一依托载体后，阮庆全在触摸到真相边界的时候，他的诗歌也就理所当然地有了熟悉的气息。当然，他究竟能否推进到什么程度，决定了写作路途的多远。
勇气与恐惧，俨然一对孪生姐妹，各自的命运虽握在各在的手里，却有着与生俱来的息息相关。当美国垮掉派的鼻祖人物艾伦·金森堡嚎叫出“这一代最优秀的头脑毁于疯狂”，以及后来的帮派小生凯鲁亚克说“我还年轻，我渴望在路上”。如果前者之意还算易于理解，那么后者则更加委婉地道明了，人类对时间的恐惧。在写作上，当一个人将世界的认知态度，用文字表达出来时，我们不难发现，他的写作过程伴有挥不掉的恐惧感。
这时候，事实一个接着一个飞出，与碎玻璃并无二致，划着可被感知的弧线，最后构织出二元悖论的经纬图像。很大程度上，矛盾性就是二元悖论的表现范本。以前住在山村的时候/我渴望的远方/就是富甲的广东/后来在广东定居了/ 我渴望的远方/变成了欧洲/再后来我去了欧洲/在那儿呆了近一个月/走了十几个国家/结果我的远方/却是我的故乡/而且永远也不会再变了。（《远方》）。这首诗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所谓经历的过程，在选择与取舍之间，“远方”被异化了，但效果却没有被模糊，同时空间与方位这样具体词汇被隐藏起来，也就是说，解决矛盾之道，惟有经历再去选择。
同样，写作一旦打上了恐惧这个烙印，诗歌中除了表现出矛盾性，还会隐藏着不确定的心理活动。记忆中有这样一个女人/……/或许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女人。（《记忆中有一个女人》）。这首诗歌，并不排除以“有”与“无”辩证的哲理关系，证明概论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但就在诗歌的结尾，用“无”去消解真相的本身，达到让自己置于一个“空”的境界之中。
就此而言，人在自我怀疑、自我怀疑，直至自我肯定的跋涉过程中，也是实现自我意识的超脱。正所谓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就要用开放的视角去观察。
回望内心的精神难题
精神的荒漠，造成了诗歌真正内质的极度匮乏。这是一个唯物质的时代，当极为丰富的物质世界从天而降时，那个本来该肌理清晰的内心世界便受到了残酷的镇压。太多的写作者，在实现事件还原之时，却不期然地对精神指向这一环节视而不见。
诗人们从先前西化的轰烈模仿运动中醒悟过来后，转身又一头跌进万劫不复的精神匮乏的空虚之中。
而阮庆全的诗歌，在与现实死掐到底的时候，表现出了一个很明显的“祈求”特点，我们可以认为指向世界，指向别人，但无论绕到什么时候，绕到什么程度，从本质上讲，他总会无一例外地指向自己的内心。大海啊/是何等妖力/让你如此这般？（《大海》）。我们一直以来紧紧相依/黑发是美丽的/白发是纯洁的/仅仅是追求时尚/非要把黑发变成金黄色的吗/干吗不是蓝色？那多像一只鬼。（《转变》）。在这两首诗歌中，“祈求”暗含着“诘问”，至于结果如何并不重要，却为读者在进行诗歌二次创造时，提供了可以解读的空间，因人而宜的结果，更适合于每个个体的生活姿态与心理活动。
他在另一个世界/还会想起我们这些活在世上的儿女吗/惟一的证明/就是我们还会在梦里见到他。（《清明祭》）。这代表着更深层次的祈求，阮庆全在设置了一个过高的精神求解门槛时，也将无法解脱的苦恼塞给了自己。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阮庆全的诗歌开始呈现出闪光之势，并且令人玩味的空间被拓展开来。回忆，注定是人类所要面对的共同精神难题，有着非同寻常的个中滋味。生活，作为精神求解的源头，写作者在如实地叙述出来过程中，让自我观照参与进来，其意义也就得以突出。
父亲去世的那一年/我在远方/在远方的我/一直至今/都会想起他一脸的憔悴/据说埋葬他的那一天/下了很大很大的雨/也许正是我寄回去的心。（《清明祭》）这其实是一种象喻手法，表示阮庆全这个施动者进入过去的方式，并进行内心情感的探寻与抚慰。当然，他进入的不是比较正统的历史，而是“父亲去世的那一年”，“那一年”是具体的、真切的、个人的，但代表着更为深刻的一面。自我的不在场，一切只能依靠“据说”去揣测。这个时候，他显然舍弃了排比的气势，换之以为缓慢、略带压抑性的叙述，将回望内心时所要面临的精神难题尽情展示出来。
同样的情况还有：雪闯进我的恼门/发出一阵金属般响亮的声音/我的心为之一怔/曾经的好兄弟/为救来年的春耕一头牛/跌落在一场雪地里/至此永远没有归回。（《想起好兄弟》）。斯人已去，但回忆并没有被冲淡，相反却日渐加深。如果没有“回忆”这一精神难题在发挥作用，那么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会是种断裂状态呢？
人生，究竟靠什么去连续？随后再被有效感知出来？我想，离不开“回忆”这一宏大的精神命题。围绕某个所发生的回忆，一旦与文本上超长时间的描述联系起来，就会顿现一种模糊感，被回忆的人得以弱化，被强化势必就是回忆主体行为人的精神求解。
在几首诗歌里，阮庆全借助季节变换或空间的转换，或者不耐其乏地进行词语的叠加，去实现写作意义上的最终延伸，本来某种形式主义的现实，以自我感知而变得真实又具体，力争产生一个可让更多人达到情感共鸣的“点”。当我们试图解读事实时，他已经告诉了我们：生活就是这样的；人生就是这样的，是不可抗拒的。
在精神求解的过程，阮庆全会有着某种期望，而且是发自心底的，把注意力从事物表层的疼痛抚摸转移到心灵的诘难与慰藉上来，当然并不能成为现实，但在类比重复中与穿插行进中，为其悄悄打上了永恒的烙印。
讨论起精神问题来，自觉这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伴随困惑、忧虑、不安、迷惘等情绪。仿佛一夜间/故乡在乌雅的叫声中/变老/我们决不会让故乡失望/在阵阵清脆的电话铃里/故乡开始变好/再后来由于交通的进入/故乡同全世界联网/在彩屏的手机里/一富再富。（《故乡》）。当故乡“变老”与“一富再富”这两个事实，被摆放在一起去面对时，这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单一过程。此外，从字斟句酌上分析，如果去掉“仿佛”这样的不确定词汇会更有效果，在时间上加以肯定，就会将故乡变老的速度突显出来。
写作的个性特质与可能路径
只有在语言中将自己那充满个性、自由无限且锐利发现的感知描述出来，将文字表层意义引至思想、心灵和梦想的身边，精神的奇迹与书写的要义才会在语言中简单的组合中有效地崛现。
新一个时代被开启了，旧时代就必然被关闭。
当阮庆全发现并找到这样一个更能调动自己诗性的写作路径时，必然会舍弃先前的模式，所以在这本诗集里，几乎看不到《诗歌十人行》时期的影子。正如他自己所言：有人说我改变了写作套路/有人说我在挣脱某一套枷锁/有人说我不是原来的我了/有人说我的写作才刚刚开始成熟。（《读了一本很厚的书》）。这些已经成为事实，每个写作者都会适时调整姿态，抛开文本这个概念不谈，单就写作动力而言，语言的创新与形式的创新同样不可或缺。
在此，我再次读到了令我兴奋且发笑的诗歌，那种讥讽、诙谐的妙趣不言而喻。而且，比较之后我还发现，这样的诗歌开始大量的出现。你激情在白天/ 你退潮/退出你姣好莫明的身段/你受孕于傍晚/你涨潮/你涨得通红/你涨得屁滚腰圆/你干枯的嘴唇。（《大海》）。读来令人愉悦，将一滩海水写得极富生命力。事实上，海之深、海之阔，总可以与欲望扯上关系。同样效果的还有，泥石流/——就是大山没法争气的/早泄产物。（《泥石流》）。
从前的黑发飞舞/而今染成了黄发/我们的爱情也终于黄了/……/仅仅是追求时尚/非要把黑发变成金黄色的吗/干吗不是蓝色？/那多像一只鬼。（《转变》）。有人说过，动什么别动爱情。在此，我们能不能将之扩展到，动什么别动头发呢？或者是，动什么别动细节呢？事实上，与生俱来的某种客观存在，被外力人为地改变后，效果往往会适得其反。
也许，事部诗集的影响，很多人会认为阮庆全的诗歌，呈现出一种“白话”状态。而我并不这样认为，诸如这样的诗句：来不及在春天/给她再添一些色彩/却到了炎炎的夏天/夏天的山野长得绿油油的/容不得我有半点插足/我只好悻悻地走到秋天/秋天个个都有收获/我却两手空空/好多的想法是应该弥补的/但好多的想法还没有结果/却又被冬天打断/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就这样过去了。（《怀念》）。这并不是一首从形式到内容皆直白的诗歌，其难得之处在于舒缓地沉述，同时将情绪更好地表达出来，诗歌做到这种程度也就足矣。
诚然，轻松写作也好，快感写作也罢，或者是对现实事件进行描摹，都不应该忽略最终要指向内心，并且在写作过程中要保持这条路径很好地畅通，其意自现是一切写作价值的最终目标。值得警醒的是，在继续保持创作的激情状态时，阮庆全向精神难题的深度还要如此一以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