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时期，听到别人称我为“知识分子”，我真的沾沾自喜。那时侯的感觉有点像戴了一顶漂亮的舒适的帽子，又有点像登上了可以俯视一般老百姓的台阶。
按照中国官方出版的《辞海》（1999年版）的解释，知识分子是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师、医生、编辑、记者等。这么一看，我想不是知识分子都不行，因为我受过了高等教育，做过教师，现在又是编辑。显然，出身于农家的我，能够成为一个官方承认的知识分子，是我和我那个家族、家乡的荣耀，尽管工资并不怎么高。
既然成为知识分子了，我想就应该有知识分子的样子吧。知识分子有什么样子呢？我那时想，起码应该经常捧着砖头样厚的书读，做些笔记，再经常拿起笔写写对人对事的看法，所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如果有幸发表就更像知识分子的样了。有时候“指点”和“激扬”的东西显得浅薄，或者太过偏颇，找不到青睐于它的报刊（后来网络多少提供了一些自由的空间），倒是一些恩恩怨怨、风花雪月的东西经常变成铅字。虽如此，也不免有点自得，以为知识分子也有情感浪漫型的嘛。
后来，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和阅读的加深，我逐渐地以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为羞赧了。我怎么是知识分子呢？
现在国际上通常认为“知识分子”这个词有两个来源。一是源自19世纪的俄国。当时一些有知识的俄国人接受了西方价值观念，对俄国专制制度及其后果强烈不满，表现出改变现实的巨大责任感，这些人被称作“知识阶级”。根据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的说法，“这个阶级的人们整个地迷恋于理想，并准备为了自己的理想去坐牢、服苦役以至于被处死。”他还认为，当拉吉舍夫在《从彼得堡到俄罗斯的旅行》中说“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时，俄罗斯知识分子就诞生了。另一来源是法国。1894年，法国发生了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左拉等一批具有正义感的人士站出来为遭受诬陷的德雷福斯上尉辩护，和强权作斗争，不惧打击和迫害，左拉并于1898年在《震旦报》发表著名的《我控诉！》。这篇文章被称作“知识分子宣言”。
由此，又可见得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了。西方人认为，知识分子除了受过较多教育和献身于专业外，还必须具有强烈的责任感、社会良知，敢于伸张正义等。他们认为知识分子就是社会的良心。而我们呢？竟然认为：“在革命运动中，他们往往起着先锋和桥梁作用。我国解放后，知识分子从总体上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党的依靠力量。将来，待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发展，人们的科学文化水平有了普遍的极大的提高，知识分子阶层将随着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的消灭而消失。”（《辞海》1999年版）其中意思岂不是革命年代需要知识分子的勇敢批判，而和平年代就将他们打入冷宫甚至希望他们绝迹吗？
台湾学者殷海光既接受海耶克认为的“知识分子是博学多闻、能说会写、接受新观念比一般人快的一类人”，又接受《时代》周刊的说法“一个知识分子不仅是一个读书多的人，还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而且必须是他所在社会的批评者，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他认为前者说的是知识分子的本干，是一个社会文化创建的主力，后者说的是知识分子的精粹，是一个社会文化创建的先锋。两者都重要。但我认为，在一个专制社会里，在一个国王即法律而不是法律即国王的国度里，选择做后者更需要思想，更需要良知，更需要勇气，甚至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因而更值得民众爱戴。这样的知识分子更是时代的及时雨，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美国的梭罗，俄罗斯的赫尔岑，前苏联的索尔伦尼琴，中国大陆解放前的王实味、鲁迅，解放后的顾准、张志新，台湾专制时期的李敖，捷克的哈维尔……他们才是真正的为理想而生活，同现实作斗争的知识分子，是人类的精华。
相比他们，我们当中究竟有几个人堪称知识分子？我不禁汗颜不已。当今中国大学生多如牛毛，教授作家遍地，可是能够清晰观察现实，判断是非曲直，担当社会责任，说出几句真话的又有几人？我知道，我们的生存环境很不如意，我们生活在一块很多“标榜”却处处“赤贫”的土地上，生存尚且艰难，何况抗争！因此，对我们身边那为数不多的不避风险，坚持说真话、求真理的当代知识分子，我无法不发自肺腑的敬仰！他们是暗夜里微弱的光亮，多少总给我一丝对未来的希望！
我自然不是我心目中的知识分子，所以我感到痛苦。我常常觉得自己没有快乐的理由，虽然也常常倔强地去寻找快乐。鲁迅先生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对于社会是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从这个方面看，我似乎也有着知识分子的苦痛，似乎也是个准知识分子了，但我自己知道，我缺乏很根本的东西，如为理想而争的勇气，甘心付出的代价，如19世纪一大批俄罗斯知识分子前赴后继的“坐牢、服苦役以至于被处死”。
当代学者毛喻原说，知识分子是指那些不仅有知识，而且有文化，不仅有文化，而且有信仰的人。知识、文化、信仰是构成知识分子的三大要素。我以为，应该是四大要素，还有勇气。有了这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勇气，才是真正的、坚强的知识分子，否则，充其量也只是一个“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的传统文人了。
2005年4月23日南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