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海粟看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合时宜”

殷海光先生在《中国文化展望》中引《时代周刊》（Times）的说法，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的批评者，也是现实价值的反对者。并表示，“批评他所在的社会而且反对现有的价值”，乃是知识分子“苏格拉底式的任务”。由此可见，凡知识分子，必是“不合时宜”者。

1913年，刘海粟创办的上海图画美术学院在乍浦路开学。他当时绝不知道这所学校给中国新美术带来怎样的影响。中国传统文人画都是深宅大院里的作品，或工画纤纤人物，或抒写内心山水，与西方画无论从题材还是画技上均有天壤之别。刘海粟引入了一条“中西结合”的绘画改革之路，率先在学校里用真人裸体模特儿写生，此举不合时宜。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密不示人，袒胸露臂即有伤风化，何况裸呈于众人面前。无怪乎他们画展中的人体素描被诬为“淫画”。但后来者可知，此举于中国美术或中国社会的自由影响之大，概莫能比。当时“不合时宜”，昭示了往后的趋势。

1933年12月，刘海粟携广泛征集来的画作赴柏林开办中国现代美术展览。这是西方第一次接触中国的现代艺术，轰动一时，观者如潮。一时西欧诸国甚至苏、美都邀请展览移师前往。刘海粟高兴至极。恰在此时，国内来电，要他停止展览，速回国内。刘海粟百思不得其解。最后有人写信来才揭开了这个谜团：“柏林开幕盛况，各方均轰传一时，惟大盛，引起奸人之暗算”。暗算的理由是说，展览的财务总管叶恭绰挪用公款。实际呢？国人都有红眼病，见不得别人比自己高。何况刘海粟被封建遗老们视为异类，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眼见他目前极为风光，焉能忍下这口气？于是出此小人手段。这类人物竟代表了主流，居然鼓动政客们反对刘海粟再行展览。刘海粟则逆这些政客们的意，你不同意再移往他处巡展，我非要搞好，接连移展到汉堡、阿姆斯特丹、伦敦、海牙，并在巴黎举办了个人画展。这也是他的不合时宜。

上海沦陷后，刘海粟奔走呼号，宣传抗日。但接连受到恐吓信。汪伪政权也请他出山，许以教育部长一职。此时日本鬼子气焰嚣张，大有促成“大东亚共荣”之势。刘海粟“不识时务”，以“不懂政治”为由拒绝。随后，到印尼、新加坡，及至于爪哇岛被日军监控，刘海粟大名鼎鼎，日本人早已想用其为旗帜。1943年，刘海粟被日军押送回上海，褚民宜、陈公博一干大员前来劝其归顺，敌伪刊物也采取卑劣伎俩假冒他的名义在报上发表谈话，并被“选”为“中日文化协会会长”。但刘海粟依然“不识时务”，一概坚辞拒绝。这也是他的不合时宜。

刘海粟是中国美术新旧交替时代的代表人物。他的性格，正应了知识分子“不合时宜”的规则，他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