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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哀的文人
文人,中国古代可称为士。如果学而优,则为仕,摇身一变,就可以辅君治民了。多好的前景。
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从一贯沉郁的风格里透出从政的想法。孟郊“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恰好是及第后欣喜之情的活写真。这两位,都是唐代的诗人,一个是与李白比肩的重量级,另一个也算得上是和贾岛齐名的次轻量次。不过,二人可能没想过,从隋朝开始的科举制度,到了唐代已经颇为完善了。太宗李世民,看着应试的士人们鱼贯而行,大喜,曰:从此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彀,是弓箭的射程,比喻为圈套或牢笼。那意思,再清楚不过了。
唐太宗一高兴,说了句心里话。还好,有一个明白人给记下来了,一直传到了今天。几千年来,中国的文人即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想在宦海中浮浮沉沉。许多人是想为宇内的苍生请命的,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的宏愿。但是,他们却疏漏了一点,那就是,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来说,君实际上是第一位的。君是“奉天承运”的,是代表上天下界,到地上来统治一切的。你想做点事,最好是让“龙颜大悦”才行,否则轻者撤查,重的要诛连九族。明代的方孝孺,在“龙颜震怒”之下,竟然被诛灭了十族呢。
其实隋唐以前,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屈大夫的拳拳爱国之情,不被楚王所理解,更被朝野所排斥,以致于在汨罗江畔还慨叹“荃不察余之衷情兮”。屈原终于自沉了,这大概是文人为理想终结自己生命的前驱。这可能更是几千年来,中国文人宿命的先河。今天,每年的端午节,有的地方龙舟竞渡,芸芸众生大食粽子;文人所代表的文化倒也还是文化,却早成了吃吃玩玩的“文化”。悲哀的文人成就了一种本来是怆然的文化,而其却被“妖魔化”了,变作了欢娱人的节目。
孔子当了司寇的官以后,杀了少正卯。少正卯也是个文人,因为“妖言惑众”一类的罪名丢了大好头颅。少的文化不符合孔的文化,所以呜呼哀哉。秦始皇是中华帝国的首创者,也是“焚书坑儒”的始作俑者。虽然仅传二世,但他箝制文化,直至大规模从肉体上消灭文人的作法,却被后世的帝王们悄悄地学习着。清朝的“文字狱”,是封建时代对文人大张杀伐的又一经典之作。由秦至清,好像除了宋朝没有砍掉过有名气的文人的脑袋外,每朝每代,无不以文人的项上人头来“蹴鞠”--当球儿踢。
文人的悲哀其实是文化的痛哭流涕;文化的泪眼本质上是生在民族的躯体上的。文人的压抑与低下,铸就了文化的灰暗和猥琐,。一个民族,有时甚至到了连吟咏风花雪月都要禀承“圣意”的地步,这样的睡狮,只好一直在梦里成就自己的辉煌了。即使他醒了,脑子里又装了些什么呢?酱缸里的糨糊,很多,却像《水浒传》里的“智多星”,无用。
于是文人的灵魂被扭曲了,性情被阉割了。西汉的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就悲愤地说,他自己这类文人,只不过是皇帝面前的“倡优”罢了。潢潢《史记》震古烁今,连太史公这类超重量级的文豪都如此说,别的文人只不过是“御林军”战马蹄下的衰草而已。所以,文人聪明了,接受了“血的教训”,“颂圣”的才子,从远古至今就层出不穷。所以,文人太监化了,更用自己的秃笔浓墨,把民族的阳刚之气一笔勾消。更可怕的是,本应作为民族思考先行者的文人,自己先昏聩了。
文人首先应该是有一种“批判”的眼光的,对社会、对人生、对世像。一个没有星月朗照的子夜是漫长的,一个没有文人畅言的国家是幽暗的。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声音太微弱了,到是过了不久,杜牡的“十年一觉扬州梦,留得青楼薄悻名”成了“主旋律”。深入的思索,必带来痛苦,但沉醉下去,未来的苦楚,可能更撕心裂肺。难怪鲁迅在黑暗的铁屋子里,还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一管书生无用笔,旧曾投去又收回。”一个时代如果是急功近利的,一种文化如果是涂脂抹粉的,鼓与呼的用处,似乎真的值得怀疑了。这个,也许是最大的悲哀。
二○○二年五月十七日
※※※※※※ 平平淡淡才是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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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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