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跟一位上海的朋友说起大男子主义，我开玩笑道：对大男子主义强硬表态的最好办法，就是不坐地铁。地铁出站或进站时的几秒钟，从窗外掠过的一排玉腿珠颜让眼睛躲闪不及，不是代表化妆品就是代表内衣裤。十分之七的欧美血统佳人和十分之三的黄种同胞被无数人浏览，证明在灯箱广告的时代，女性仍然逃脱不了被审视、被欣赏的命运。

　　女性在隧道里的墙上，笼罩在“历史的幽黯意识”之中，算是后殖民文化渗透到地下的一个表现，至少还可以归责于“全球化”不可阻挡的潮流。而上了地面，女性受到的社会舆论关注，就不能不带有本土、“国情”的背景了。记得前年上海的一个事件引发了各大新闻媒体的兴趣：一位外来妹遭到诱骗，对方将她关在室内欲行强奸，姑娘无法脱身，于是奋勇从四楼一跃而下，摔成重伤。消息传出，社会上响起一片痛斥和唏嘘交织的声音。电视台和报社追踪报道姑娘在医院的治疗情况，赞美她的英勇行为，愤怒声讨色狼。几天前姑娘第一次拄着不锈钢的双拐下地走动，几个摄像机的镜头，把他坚毅镇静的面容传到了千家万户的眼前。

　　中国媒体报道这些事时总是上足了弦似的来劲得很，我并未奢望能引发一场像样的讨论，却意外地窥见了中国女性的当下处境。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底线，被众口一词的褒贬冲得支离破碎，可怜的外来妹一夜之间成为女同胞的榜样，“社会主义道德”的光荣楷模。

　　这里，我想质问那些新闻工作者：第一，付出生命代价捍卫贞操，是否“社会主义道德”的表现？第二，宣扬这种道德（权且算是的话）是否在你们的职责范围之内？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围绕审判纳粹战犯的法理问题，新自然法学派和新实证主义法学派之间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纳粹战犯援引他们作恶时遵循的“法律”，认为奉命行事是无罪的。新实证主义学派领军人物赫伯特．哈特也坚持，必须在法律与道德之间作一个严格的界分，不能混为一谈。对此，美国法学家朗．富勒指出，法律与道德不可分离，法律内在地包含了“道德性”。

　　富勒划分道德为两种：“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有一个道德标尺，它从最明显和最必要的道德义务底层——例如《圣经》“十诫”中不许杀人、不许奸淫、不许偷盗等等——开始，向上升至人类力所能及的最高成就。这一标尺中有一个看不见的指针，在这一界线之下，人们将因不遵守道德而受到谴责，却不能指望因履行义务而受到赞扬；在这一界线以上，人们将因尽道德义务而被人尊敬、称颂，因失败而使人感到惋惜。义务的道德与法律相类似，法律内含了这种道德要求，因此可以谴责以至惩罚违反者；愿望的道德体现了对人较高的道德要求，法律可以惩处趁人之危行为，却不能处罚见死不救者，人们对后者加以惋惜乃至蔑视，却不能控告他的不作为。

　　“愿望的道德”召唤着人类投入美德和理想生活的怀抱，但在它的面前，人仍然能够保有自由裁量的权利，它是宽容的。有起码智商的人，能够准确判断姑娘的抉择属于哪一种道德（我甚至怀疑它是否属于道德范畴）。可耻的是，我们的媒体偏偏把“愿望的道德”拉到地面上直接用于行为裁判，躲过了强奸的女子躲不过舆论暴力的残害。选择贞操还是选择生命——做烈女与否，女性无权决定，要遵循媒体的导向（或者响应某某人、某某集团的号召）！一旦“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被恶意混淆以制造道德泛化的大好形势，这样的事迟早要发生。

　　媒体除了客观报道事实之外，没有进行价值评判的权利，正如当事人有权选择贞操或者生命一样，电视观众、报纸读者也有权做出自己的判断。一种要以牺牲新闻报道独立性为代价换取的道德，本身就征兆了虚伪者的恐慌。可以推断，在“烈女跳楼”事件中，媒体的越轨实际上构成了潜伏在“以德治国”标语下的意识形态霸权的共犯，在后者的默许乃至授意下，“社会良知”的代言人们“听将令”操起板斧赤膊上阵，目的很单纯：向“社会主义道德”的圣殿星夜驰援。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男权至上主义的一个策源地了。“社会主义道德”这类布尔迪厄理论中典型的“霸权符号”，几十年来掩盖了中国男权社会的本来面目，意识形态话语的霸占者假手媒体，以弘扬道德风尚为名行剥夺女性自由之实，借此使这片土地上的男权意识生生不息。媒体也因此分享了部分话语霸权，有权站在“社会呼声”的高度享受道德法庭审判长的威严。“烈女跳楼”事件造就了一个受宠者，却殃及了一大片同胞：有朝一日“摔死事小、失节事大”真的成为社会共识，女同胞们就不仅仅是灯箱上的受审视者了。

　　相比于道德的沦丧，道德自由的沦丧更令人难以容忍。《发条橙》里的亚历克斯纵然欺横霸市，但是玩弄他的人面目更加可憎，因为后者打着文明社会的旗号强迫亚历克斯行善。亚历克斯九死一生之后顿悟道“人是上帝手中一枚又脏又臭的甜橙”，行善也好、作恶也罢，自由无时无处不被操纵：道德成为可以强制实施的东西——这成了后来“以德治国”口号的潜台词。

　　趁着记者采访的机会，一个老头眼睛里闪着激动的光芒，对着伸到面前的话筒侃侃而谈：“……江总书记说我们要讲正气，这就是正气啊！对犯罪分子，对这种危害社会的人，就是要表现出我们的正气，她了不起啊！”

　　好一个义正辞严的“讲正气”！难为他在生命和贞操之间还能为女同胞们精心找到这样一个抉择的标准。我为女同胞悲哀，她们既要面对狰狞的色狼，还要受到无数双眼睛冷冷的审视和逼问。一双看不见的手为纵身跃下高楼的烈女戴上一具沉重的枷锁，并勒令她在空中划出迷人的抛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