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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风骨
卢梭和老子都是反对人为教化而主张回归自然的人,但卢梭在历史进程中显得极为激进,而老子则似乎无所嗔怒,这里不得不追溯到两者的性格内核。
同一切启蒙思想家一样,卢梭毕生为反对专制君权与教会统治作斗争,并为此屡遭迫害。在他眼中,现实世界是丑陋的,是罪恶的根源。他向往自由[4],这是他的理想,也是他的信仰,他所有的学说更都是建立在此之上。但他的自由在他的时代与国度中是不被允许甚至于要被扼杀的,因而他由此产生不满,产生反抗。一但反抗就不能再是妥协的了,革命需要暴力,而卢梭正是诉诸了语言的暴力。他不再满意“百科全书”派的温和做法。伏尔泰对“理性”奉若神明,对资本主义抱有极大的乐观态度与信心;而卢梭却另辟蹊径,虽不公然反对理性,但绝不赞成人与社会完全受理性摆布,而是主张尊重自然情感和自由意志,并且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忧心忡忡[5]。于是他与“百科全书”派毅然决裂,以他个人的力量来与整个社会抗衡,乃至于当他将新著《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奉赠伏尔泰时,伏尔泰在复信中说:“我收到了你反人类的新书;谢谢你。”[6]此后《社会契约论》出版,卢梭更是受到法国、日内瓦、尼泊尔多方驱逐;连马克思也评价卢梭“不断避免向现存政权作任何即使是表面上的妥协”[7]。可见他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付出的代价是与当时几乎整个世界为敌。
而老子所处的时代则是一个相对平稳的时代,并且有相当的言论自由,人与人之间也保持着较为友好的相处心态[8]。所以相对卢梭而言,老子则显得清淡寡欲,洋洋无为,对时事似乎无所嗔怒,亦不加以过问或指责,直到最后也只是勉强作了五千言的《道德经》。即使是针对时事发表感慨,也是那样不文不火几句,丝毫不露急功近利的轻进气息,全然是平心静气的娓娓道来。从中也可看出,与卢梭的政治革命论不同,中国哲学说到底是一种由内而外的修身之道;而政治在中国人心中则是“内圣外王”的一种体证,修身成功之后便自然而然地可以治国平天下,也便可以“无为而治”了。所以老子讲的其实正是“圣人抱一,为天下式”[9]的无为之为。因而,当卢梭被各国政府驱赶或缉捕的时候,老子仍能够安然隐去,那自然是舌之久于齿的缘故了。
(未完待续)
(天府评论——哲理思辩——朱明鹤) ※※※※※※ >欢乐时光尽在情感四十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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