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的天依然是干冷干冷的，北风吹着，一刻也不消停，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寒意。开完短会，我到车站等车。我带上手套，把自己武装到牙齿，那是爱人送给我的，总让我觉得又温暖又幸福。这时，寒风中瑟瑟微微地走来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妇人，头裹围巾，脚穿一双破解放鞋，脚脖子脚踝整个漏在外面，让人见了，一下子冷到透心。她拄着一根竹竿儿，堆满褶子的脸挂着乞求的神情，配合着手上的一次性塑料碗儿，向我乞讨。她显然收入寥寥，偌大的碗里只躺着一枚硬币，我脱去手套，从兜里摸出一毛钱，丢到她那碗里，老人家上下抖动着那只手，以示谢意，又颤巍巍到别处去了。看着她单薄的背影，不知道她能不能安然地度过这个冬天。有时候，人世间就这么戏剧化。我这边在办公室享受着空调，和同事们喜笑颜开地讨论着年前到什么地方玩乐，放松放松。可另一边，那妇人却在寒风中沿街乞讨，不知道今天脱下的鞋子明天还能否再穿上它。

    从车上下来，没走几步，又看见一个乞丐在学校门口席地而坐，看样子是个中年男性，但保不准他只有二十几岁。他一头稻草似的乱发，粘满灰尘，在风中不知所措地乱摆。鼻子下面零星地挂着鼻涕，闪着光亮，但见他扯着袖子抹去，却扯得更长，又立时被吸了进去。他双腿前伸，显得很不对称，大概是个残废罢。不知从哪里弄来的一块发黑的棉絮刚好搭在腿面上，他就这样取暖。同样是一次性的塑料碗，摆在他的面前，盛有几张窝成坨的纸币，也有几枚硬币。我还没有调动自己感情细胞，就已经顺手摸出硬币丢进碗里，匆匆离去。

    我们已经摩拳擦掌，开始建设小康社会了，可谓是大步流星，欢天喜地。可谁能告诉我，天底下到底还有多少人以天为幕，以地为席，过着寄人篱下、沿街乞讨的日子。那天去小食街买吃的，我惊讶地发现，原来不足人高的垃圾仓，已经被打扫干净，改成了“家”，里面正躺着一个人，而垃圾就堆在“家”门口，此时正有另一个人在垃圾堆里找寻着，显然，他们就是这“家”的“主人”。立交桥下面有人住着不足为奇，可这垃圾仓里住着，和垃圾为邻，真正把我给惊呆了。一碗水端平，我们牺牲了速度，速度上来了，我们却漏了太多的水，不知算不算更大的牺牲呢？

    元旦跟书记请假，回了老家一趟，我的心情格外沉重。祖母年近九旬，煤气中毒，差点命归黄泉，相较而言，这倒在其次。倒是耳边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破产”，一直让我闷闷不乐。大姐、大姐夫同在一个单位，砖瓦厂，老早就因为经营管理不善，厂子破产了，双双失业。小县城而已，无法兑现最低生活保障，夫妻两个加上一个读小学三年级的女儿，也只有大姐每个月凭“证”领30块钱补助。二姐在电视台当新闻节目主持人，说是一个好差事，可每月也只有三四百块钱，撑死了也是个小电台。二姐夫原来在粮食部门，市场放开后，他们就没有市场了，坚持没两年，如今真的破产了，二姐夫正式宣布失业。没想到，连他住的那块地皮后来也被别人给收购了。寒冬腊月的，马上都过年了，夫妻俩带着个三年级的孩子，只好举家搬迁，住在临时租来的房子，弹丸之地，不可旋马。二姐独力难支，令人担忧。事实就是事实，三姐以前在商场站柜台，累死累活，一个月只有200多块钱。可前不久，商场经营不下去，被人收购，如今正在重新整修，以前的雇员各自回家。即使有回岗的机会，可如今身怀六甲的三姐，怕也赶不上那趟儿了。三姐夫在一个机械厂搞销售，没进门时跟家父吹的大，可不到一年的工夫，厂子也难逃破产的厄运，姐夫也用不着好好上班了。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当兵回来，在县城一个工程处上班，有活干就下工地，半年回不来，好歹收入还有保障。可同样是独力难支，嫂子虽然是按捺不住，可真的是没什么工作可做，只好赋闲在家，如今也是腹中有喜了，哥哥的担子不轻。

    总觉得中国人的大部分都处在一种凑凑合合状态里，没有生活，只有日子，包括我自己。电视里的那些人受着主持人的鼓动，在舞台上展示着自己的事业、人生、理想和爱情，让人羡慕不已。他们嘴里随随便便说出来的，老百姓想都不敢想，他们为美好的未来在谋划，老百姓却在为眼前算计着。

    和兄弟姐妹们比较，我不过多读了几年书，找到一个较理想的工作，在高校里教书，我一个人的收入抵得上他们几个人的收入。可越是这样，我觉得自己的责任越是重大。每年回家，总要贴补他们，孩子的学费都从我这开支，不这样做，我良心过意不去。想我在家是最小的一个，哥哥姐姐们都对我很照顾，我有说不完的亲情，报不完的恩情。我想，我也将有妻有子，将要负担一个家庭和他们的将来，但我决不逃避亲情，所以，明年回去，要为我即将出生的侄子和外甥各买一张婴儿床。

    新的一年来了，我祝福这个国家和这里的每个人，尤其是那些困苦的人，希望那老妇人能安然过冬。我也希望自己有更丰厚的收入，我要面对父母，面对兄弟姐妹，面对那帮即将长大的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