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琐事

　　七十年代，农村生活相当困难，大米、小麦、红薯就算是最好的食物了。一年一个劳动力大概分得到一百来斤稻谷，二三十斤麦子，几百斤红苕。父亲有点手艺，本可以多挣几个钱养家，但政策不允许随便出去挣外水，出去是要经过批准的，挣几个钱大部分要交生产队，自己得不了几个。一家九口，每年都靠五六百斤大米，一两百斤麦子，生活怎么过？每年八月份水稻收割后每家按人头和工分计，每家能分到几百斤稻谷，把第二年春节过完，基本就没有了，吃发米饭就象吃山珍海味一样，难得香香的饱食一餐，往往是隔很多天吃一餐，大多数时候母亲都用竹筒打少许米和着红苕做稀饭，锅了碗里全是红苕，只有一点米汤的味道。麦子更吃不到一两个月。其余月份全靠牛皮菜、红苕、青菜度日。除了红苕多一点外，其余蔬菜都少得可怜。生产队不种菜，分给各家种菜的自留地也就那么几分。最困难的是四五月，米没有了，红苕也吃完了，新麦子还没出来，完全靠菜汤度日，那绿绿的菜汤，只有盐味，看不到油分子，吃得人黄皮剐瘦，力气全无。那时候，两个小弟还小，这样跟大人一起吃是不行的，母亲就把苦一家省下来的少许大米每餐给小弟蒸一小碗米饭。那时候我也只有八九岁，看着那米饭，香愤愤的，白亮亮的，看得嗓子发痒，口水直流。有时没有吃的，秋雨后山梁上、地坡上有地母，后来才知道那是一种真菌和藻类的共生体，学名地衣，那东西黑褐黑褐的，绵软绵软的，洗干净后光亮光亮的，背上笆篓去检回来，母亲把它掏洗干净，撒一点石灰，放少许油盐，开水锅里一汆，一人一大碗，也还可以吃，只是太涩太涩，多吃了心里发慌得很。
　　一年中的美食不多，也就那么几回。五月后，麦子收割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新收割的小麦和着水用石磨碾细，用铁锅炕成小圆馍，是一年中少有的美食。再就是端午节用面粉做的油炸馍，我们叫油馍馍，味道和现在的油条一样，但它不规则，成坨状。生产队做面的时候，常到晒坝去偷检地下没干的断节残面，揉成小面团放到柴禾灶里烧个半生熟，很香很香。稻谷收割后，中秋节可以吃一餐糍粑，那是用糯你做的饼，形状相似于现在的那种大月饼。最美味的是生产队有不能耕作的老牛，杀了，全队一百多号人每人分一点，这种美餐也就是几年难得一遇。剩下的就是过年了，过年是不能不吃好一点的。所谓好，也就是大年三十天的腊肉加大米干饭，初一的面条，劳动力壮实的条件好的家庭可能还有鸡蛋，就是这样的日子，也至多维持过三五天，大年三十煮的腊肉自家只能吃很少一点，农村有初二开始走亲戚的风俗，大部分要留作招待亲戚们。当时猪肉也不是很多，一家人一般一年就喂一头猪，杀了自己只能留一半，也就几十来斤肉，另一半要交给国家，给城里人吃的。所以农村每家并不是一年都可以吃上猪肉的，只能凭票买很少的供应肉。
　　记得很深的是有一次来回跑了大约三十多里路到很远的一个村子看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回家后已是大半夜，母亲给我开门，告诉我饭在锅里热着，我端来就吃。知道是什么吗？原来是糠馍馍加牛皮菜，吃着还真香。这是将稻谷皮用石磨慢慢磨细，用细筛反复筛，筛得细细的，做成馍还不算粗糙，有点大米的味道。现在的青年人对那个时代的生活是难以想象的。在六七十年代从农村出生的很多人，都是饿大了的，我现在之所以还保持了苗条的身材，得感谢那个年代的馈赠。我说，要不是得益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要不是得益于袁隆平以及中国千千万万农业科技推广者们的努力，中国可能至今还没解决温饱问题，温饱问题不解决，中国社会的其它方面也是不堪设想的。可那年月，在农村，只要能填饱肚子，连猪狗食都算美食。
　　人，实在太饿！太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