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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纪事
前前后后，我来北京有六七次了。作为一个外乡人，我对北京倾注的感情是复杂的。因为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住在那里，我的一些亲朋住在那里，我的一些网友也住在那里。他们每天都在做着让我忍不住置喙和慨叹的事情，那里是我生命中一个无论如何也舍弃不了的渊薮。
地下室的灯光
那是1994年9月初，我送小弟去沈阳读书。返回时一个人来到了北京。其时有两个同学在北京挣扎地生存着，一个摆摊卖些日用品，一个东奔西走做着小记者。他们对我非常热情，二话不说就拉我去了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北大清华校园、颐和园、圆明园和八达岭长城，可以说把北京最富吸引力的景观都让我“饱餐”了。我不得不为这样的首都文化启蒙教育而感谢他们。虽然我那时也是人夫人父了，但站在北京街头，仍是一副学前班娃子的模样。
但奇怪的是，近十年来，在我脑海里浮沉不已的却是一个仅在地下室里见过一面的人，他就是来自黑龙江的高老师。
当时我的同学租住在海淀区一个普通四合院里的地下室，只十来个平方米，没有窗户，阴暗潮湿，白天也要亮着灯。有次吃晚饭，同学把曾经和他合租过地下室的高老师请来了，介绍给我认识。在暗黄的灯光下，只见四十余岁的高老师面色苍白，白发丝丝，瘦高的身子佝偻着，精神仿佛有些疲惫，惟一双眼睛犀利有光。他原先是个中学历史老师，家庭本来很不错，但在文革中深受迫害，因此人生的信仰被彻底颠覆了，变成了一个思想极其激进的人。他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辞了教职，离了婚独自来到了北京，读着他想读的书，做着他想做的事，写着些不为主流所容的东西。记得他和我谈论的话题，在当时于我来说显然是打开了一扇天窗，令我触目惊心。原话已经记不清了，大意是中国最大的祸根就是封建专制主义还在盛行，一些被载入史册的所谓伟人英雄其实是民族的大罪人。而他的使命就是去揭示问题的真相。他在北大旁听，也想法取得演讲的机会，他和各种各样思潮的人接触，散播他的观点，而却没有固定职业，经常食粥嚼面，或靠朋友接济，可谓安贫乐道，不遗余力，其状可惜，其情可佩。
后来，在年复一年为生计奋斗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了高老师在我生活里的作用。是他，在那黑暗窄小的地下室里，在那飘飘忽忽的如豆灯光下，往我心灵的土地上播撒了一颗思想的种子，出土的嫩芽虽然极其微弱，但是无比坚韧，久经风雨而不折。
以后每次去北京，我都向同学打听高老师的情况。同学也总是会惋惜地告诉我，很少和他联系了，他还是老样子，没有工作，窘迫、拮据，但痴心不改，仍坚持着自己的活法。
高老师现在怕有50多岁了吧？我真诚地为他送上一份祝福：我尊敬的高老师，您多保重！
北大的小路
1994年9 月来北大，是把它当作一个景点来逛的，虽也有一些慕仰和崇敬，但多半还是以为它所呈现的是学子们十年寒窗孜孜以求的最大希望。当时在未名湖和一些名人塑像前照了不少照片，但仅是照片而已，对其文化特质还缺乏比较清醒的认识。
2001年8月再来北大，是带着小女儿来瞻仰的。父母心嘛，本想让她耳濡目染，沾点灵光，却因走得疲劳，终究了了。从西门进，穿校而过，往南门出，就是这样。如果问她对北大的印象，估计她会说：和我现在的小学校没什么很大不同。
2003年10月三进北大，应该是很有思想储备的。我们因为图组稿的方便，就住在北大校园外。在一个北大博士的陪同下，我们重新来到了未名湖畔、博雅塔下，以及蔡元培像前、斯诺墓旁。我的心绪里，储蓄着很多很多的景仰，终又带着无限感慨漫步而去。走在车来车往的民主路上，看着静默不语的民主楼，再来到鲜花簇拥却空寂无人的民主广场，我像被抛在了无边的荒原，落寞和孤独如同野狼向我低低地嚎啕。在这个流行包装的时代，许多光荣的词汇被光荣地调戏了，比如“人民”，比如“民主”，比如“自由”。我感到了难言的痛楚和无泪的悲哀。北大三角地，暴露给我的是牛皮藓样的一板一板的商业广告，再就是滥情或无聊的电影招贴，只有一两个学术讲座的消息被可怜兮兮地夹在其中。博士朋友告诉我们，这里曾经挂过一个由北大学子创意并精心制作的“处男证”，打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的字样，逼真极了，逗得男生们纷纷要求制作者再炮制出一个“处女证”来。
北大的光华管理学院是非常红火的，招生门槛非常高，教师收入也颇丰。这自然顺应了时代洪流，但我以为，对于北大来说，好象挣钱还不是很重要的吧。因为北大毕竟不是哈佛，它应该是人文思想的集散地，是民主科学精神的发源地，是中国文化传统与变革的灯塔。别的学府可以流俗，北大却不可以，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北大。
北大的小路依旧延伸着，一代代的学者哲人走过去了，一代代的年轻人又走过去了……
2003/10/21/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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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向往北大~ 去一个城市，就喜欢去那个城市的学府里走走，而北大，则是我心中的净土。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