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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不应该哭泣 文/蘑菇老人 由于工作关系，接触过不少亲历“非典”的医务工作者。同他们交谈，很多次提到了责任，提到抢救病人是医生的天职。不用过多的言语修饰，当人们渴望生时，“天使”们毅然地把自己看作病人的保护神。谈起那段往事，不少人说得最多的是，渴望理解。 作为一个社会人，我们离不开各种关系。也就是说，我们每天都在于各种关系打交道，来维系我们的生存。同医院打交道，大家都有过不同的感受，也会说出很多的酸甜苦辣来。 记得文革中，医院看病得早早地挂号。那时家里有不少农村亲戚，来城里年病，家里就成了义务接待站。那时医药紧缺，不过也不常听说现在的“富贵病”。记得姨夫家有个小妹妹，五岁上得了脑炎。姨夫急忙托父亲寻找“牛黄安宫丸”。费了很多的周折，好不容易把药寄去了，不过那边来了信，说小妹妹已不治身亡。那时就对这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文革中，人与人关系冷漠。医院看病，个别大夫的态度很成问题。记得那时演过一部电影叫《春苗》，就是写医院的事。这个电影的角本，一开始发在上海一个丛书《朝霞》上。那时，刻画的人物，写的斗争还只停留在人民内部矛盾上，但后来升级了，终于成了“四人帮”的打人石头。不过那部影片的插歌、演员的表演还是可圈可点的。不过话说回来，那时少有收“红包”现象。 文革后，医院这块净土，也随着社会关系的复杂发生了明显变化。“红包”现象，让医生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同医生朋友很交心地说起了“红包”。他说，收“红包”其实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病人自身的原因。不送“红包”就不放心，不“点缀”一下，就不过意，给收“红包”创造了存在的土壤，这也医疗腐败的一个温床。另一方面，是医生职业道德的原因。其实，拒收“红包”有很多种方法。常见的，是收到后，交住院处抵住院压金。或作完手术后，归还病人。向病人强索“红包”者，那是医疗界中的败类，属个别人，广大医务工作者是恪守医德的，非典时期人们对医务工作者的爱戴与尊敬就是明证。 这里要说一说被称为“新时期最可爱的人”的医务工作者们的苦恼。同医院的医生、护士个别交谈，普遍反映工作难。就说儿童就医吧，一般一个小孩子有病，要跟着四个以上家长——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有的还有姥爷、姥姥……有个护士告诉我，给小孩子扎针，一针扎不进血管，就得抬头看看，要小心拳头从什么地方飞过来的。爱子心切，爱孩子心切，都容易引发医患纠纷。这只是表象。一个资深的医生谈到了深层次的问题，一个患者入院，首先要有正常的检查化验，要凭这些检查定病情，作治疗。但有些患者，入院时很危险，如不及时治疗就会有生命危险，这时如何办？要是凭经验，及时抢救，医生就要担当风险，要承受患者家属的责难。有个医生举一例：如在手术中，要彻底治合愈，就得担当风险，要是不担当这风险，病人就会留下后遗症，这时，谁来替医生分担责任？ 所举现象种种，其实是双刃剑。患者的法治观念提高了，能运用相应的法律法规保护自己了，但医生面对觉悟了的消费者来说，的确存在着“两难”境地。不少人问我，医务工作者的权益，谁来维护？ 非典时期，人们见证医务工作者舍死忘生的崇高。那么在平时，也让我们理解一下医务工作者，让他们能有个好的心境，能有个好的社会氛围。最近在报上看到一则报道，是说一家医院，当收治一时无法找到家属，但必须救治的病人时，大胆地代病人家属签字手术的事。因这事，在死亡线上，抢救回来过生命，也承担过赔偿——因救治无效而死亡的家属把医院推到了被告席。 有一所区级医院，奖励过一个护士一百元钱，并设立了“委屈奖”。这个奖的背后，一定有着“天使”们心酸的泪。“天使”不应哭泣，那么，我们能为她们做些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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