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化学老师胡
    胡老师是个老头，当时我年轻，现在想来他那时也就五十出头吧。
    学生们对他都有一点敬畏，倒不是因为他的面目绝对算不上和蔼慈祥，而是因为这老头是一级教师呢，当年上海能有有几个一级化学老师呢，对吧。
    别的教师在两分钟预备铃响的时候总会踏进教室，但胡老师却不，常是我去办公室里告诉他现在该上课了，他说了声哦，拿起化学书就走，边走边问我上次上到哪里？
    胡老师的那本化学书早已经没有封面封底了，而且还卷角残缺，脏兮兮的，也从不见他有讲义之类的文件。
    印象中胡老师夏天一件衬衣，冬天一件蓝布中式棉袄罩衫，衣上裤上不少粉笔灰，不能掸也掸不掉的，虽然有时他会有意无意地掸几下。
    开课，他也没什么套话，直接讲课，边说边写，一口湖州普通话，中气倒也蛮足。一堂课下来，没见他翻过书，连布置学生作业他也就是说你们将课文后的习题能做的全做下来。
    一次说分子扩散，他说：曹杨新村（一个著名的工人住宅区——是当时上海第一批工人新村之一）有一个茅坑，你离开它一米的距离，你闻到的臭气中分之的总数如果是1000个臭分子的话，那当你离开2米的时候闻到臭分子绝对不是原来的一半，而是1/4。这个公式具体的表达式我已经忘记了，但曹杨新村的茅坑却记得，和距离平方成反比这一点到现在我还记得。
    又一次，说化学价。胡老师说所谓化学阶正呀负的，也就是外层电子的多少。事情总是有个平衡，满足了也就没事了。就好象早上我买大饼油条时候，旁边一个人突然抢了一个大饼就逃，他肚子饿，不满足，就是就要抢，他肚子饱了就不抢了，化学反应就是你抢我给。
    文革起，批斗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胡老师首当其冲。你说分子扩散为什么要说曹杨新村的茅坑？说分子结构为什么要说抢你的大饼？你显然是对曹杨新村这个解放以后第一个工人新村不满，对国家不满。
    除了以上两个问题之外，胡老师此类言论实在太多。什么一级教师，分明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恶毒攻击社会主义。于是革命小将对他采取了革命行动：给他脖子上挂一牌子，牌子上写着：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批斗了一会最后勒令他去扫厕所。随时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批判。
    翌日早上，革命小将打算去监督胡老师时，发现胡老师不见了，四下寻找未果。当时革命方兴，小将还有许多事情要干，于是也就不了了之。
    好象到我离开学校也再也没有见过胡老师。
    2  语文老师陈
    年纪也就三十上下吧，安徽人，与其说是我们的语文老师还不如说是我们的班主任更合适一些。她上的语文课一点也记不住了，但作为班主任倒让人难忘。
    当时社会上在宣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陈老师不甘落后，在班级里也防和平演变。几乎天天开会，要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要反修防修，等等。有一个同学出身资产，加上平时说话随意，于是成重点批评对象了，当然是不点名的。
    一次食堂里发现一个没吃完的淡馒头，就凭着某些同学的猜想就吃牢是他扔的，这还了得啊，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小会检讨大会批，公开点名，专门批判，说他资产阶级大少爷作风，这样下去要亡党亡国云云。那同学再三申辩他没有扔，但哪里说得清。陈老师语重心长地说犯错误只要改了还是好同学，但拒不承认，百般抵赖是不行的，那是要给处分的。
    我也被批评了两次，一是说我吃发芽豆吐壳，是忘本，劳动人民吃发芽豆不吐壳（有出身劳动人民的同学证明她家吃是不吐壳的），还有一次是说我外面喝酒，变修了——实际上是我晚自修后去外面吃点心，桌上别人吃的酒瓶没收走。
    临近毕业时，她逐个找同学了解报考动向。她对我说过，你不能念中文，你念中文一定要出问题，不是右派就是反革命。
    文革乍起，陈老师很兴奋，她带领同学奋起向那些贴大字报炮轰校领导的同学反击。她声泪俱下地对同学说，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有人向党发起了进攻，我们必须以热血和生命保卫党支部。结果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批判那些说学校不好的同学，说他们忘本，说他们造反，说他们是批着羊皮的狼，吃劳动人民的却反对党。对方中有的检讨，痛哭流涕要求党原谅他，有的当然不服，最后成了造反派。
    造反派掌权后，班级的头也换成造反派了。这些人当然忘不掉陈当初的“迫害”他们的事情，于是就批判陈老师。
    陈老师为了表示她的觉悟，主动提出给造反派打扫办公室，但毕竟是班主任和学生，也没人将此事放心上，她扫了几回也就不扫了。
    文革结束后，陈老师又几次声泪俱下地控诉造反派对她的批判，说为此她的第二个孩子也流了产。
    两次校庆，陈老师都没象其他老师那样去班级里看看同学。有人说陈老师恨死我们这个班了，有人说陈老师不敢来我们班级，要来的话，同学们都准备好好说几句话给她听听。
    人家告诉我，陈老师头发全白了，人也萎偻了，我只是深深一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