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介处于国共两大党之间，为奔走国事，抗战八年中于两方人物多所接触，兹且就我所见到共方的一个英雄两个恶人一谈。

　　一个英雄指叶挺将军而说。约在一九四二或一九四三年间，我住桂林市东郊教育研究所内，叶住在更东些的远郊区。友人杜冰坡引导我去访看他，即留在他家午饭。当时他虽被蒋方软禁，仍可在所居附近散步。谈话所及不外我曾访问延安和抗日前途等事。一九四六年

　　春他与王若飞、邓发诸位和黄齐生先生许多人同遭飞机失事之难，在重庆举行追悼会。周公恩来主持开会，痛哭失声，来宾甚多，我亦在场，为之黯然。

　　附记者：黄齐生先生系王若飞之舅父，抗战前曾访我于邹平，住我们农场宿舍四十余日①。临别时，即语我云去绥远探视若飞于监狱。一九四六年三月我访问延安时，尚曾与此老相见也。

　　两个恶人是张国焘和陈绍禹(即王明)。我与张的接触是在一九三八年我初次访问延安时，当时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为林伯渠，而林老却正在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负责，其主席职务则由张代理之。故我在延安盘桓十六天，均由张招待，陪同参观。后来张借祭黄帝陵的机会，离开延安，逃往武汉，意欲投蒋。那时我们设有乡村书店在〔武昌〕汉阳门码头，一日张忽步入书店访我，询问我知道陈独秀的住址何在。我答，陈现在武汉，抑去了江津，尚不清楚，容我查明答复。嗣后他未再来，大约已经见蒋投蒋了。其人在中共党史上罪大恶极，这里不谈。

　　陈绍禹为斯大林主持的第三国际内中国党的代表，其在党内权势高，气焰凌人。我初遇之于武汉，当时他对蒋记国民党的态度忽左忽右，传为笑柄。嗣以政府退守重庆，彼此又聚晤于国民参政会。中共在参政会上所提议案由中共诸参政员一同列名，以陈绍禹之名居首，且由他发言做说明。一九三九年我巡历华北华东各省游击区域后返回重庆，除与张群、孔祥熙、白崇禧等略谈所见所闻及存在的问题后，特约好与中共方面叙谈一切。当时在曾家岩五十号出席者有陈绍禹及秦邦宪、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诸公。我先述说各地见闻实况，秦执笔记录甚勤，而对面问答交谈者唯陈一人，诸老者均静默不发一言。我主要指陈在山东等地两党军队(正式军和游击队)互相火并情形，大局极为可虑。我切挚地说，为杜绝爆发内战，必实行军队国家化而脱离党派关系。陈问我：你的主张和国民党方面谈过吗？他们有什么表示？我答：他们总说我用心虽好，事实恐难以办到。于是，陈就说：他们若能办到，我们亦必照办。——谈话至此终止。

　　陈虽气盛而身躯则短，在参政会场发言，有时或纵身跳跃起来。一九四六年三月我第二次造访延安时，陈忽来招待处看我，面容消瘦，意兴不佳，自云一场大病初愈。据传说陈遭受党内群众大会斗争也。陈在党内不得群众好感，但毛主席不主张开除其中央委员，从而其中委职名保留很久。他本人则去莫斯科勾留不返。后因病腹泻甚剧，苏联西医束手，以闻报我中央卫生部。卫生部指派岳美中(钟秀)中医师赴莫斯科为之医治者达三个月之久。据岳君语我，陈病初非难治，一经治好，嘱其谨饮食，而陈恣意饮啖，病复作。再度为之治愈，切加嘱告，不得乱吃东西，而陈漫然不听劝戒，则又病。如是反复至再至三，岳医无奈，电告卫生部请求回国。顾乃不得部中同意，只得且留。最后，卒在一面电告回国，一面不等候复电就动身回国了。岳谈首尾虽徒然花费了三个月医药功夫，但自己却于俄国式饮食生活领教不少：十分厌弃。陈病的后文不详。

　　陈是否有张国焘那样许多罪恶行为，我不知道，第以其见恶于人者颇深，即以归属于恶人耳。

　　摘自《忆往谈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