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培亮的笔，是一把称。他的眼睛，则是称砣。以称形容他的笔，是因为它的笔记下的并非消闲遣兴的文字，而是具有“称”的实用、功利价值。以称砣喻他的眼睛，是“形而左”的说法。
　　他的这把“称”在生活底层混过乌水，显得黑乎而沉实。不过，这把称用来称苹果、粮食之类的斤两时总是失衡，但倘若你用它称人性的轻重时，保管一点都不背。这是我读他的小说《称砣》之后得出的结论。
　　池莉曾说：“我觉得作家有责任让越来越多的人读小说，通过小说唤醒周围的人，让他们觉得生活是不是应该更好一些，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更文明些。而让读者接受你的劝告，你就必须很亲切地接近他们，深入地表现他们的生活……”（《新写实作家、评论家谈新写实》，《小说评论》1991年第3期）。
　　她的这个创作经验谈，凸现了两个观点：一是小说要有教化社会作用。二是写作必须深入生活。对于池莉这位名人口中说出的“名言”，我觉得十分单薄并且是概念化的、模棱两可的“泛理论”，充其量只能说这是对初涉写作者的入门要求，如果以池的“创作理论”来衡量郑培亮的小说，则郑应得满分还略有剩余。
　　在我看来，一个理论的提出，必须有其独特的创作技巧与审美意识等一系列的完整的理论系统，否则便站不住脚。
　　在这里东拉西扯这些话题，目的在于要给郑培亮的小说“冠名”。
　　郑的小说给我的印象是构思精巧奇妙，思想深刻泼辣，行笔老练含蓄，语言则时而短促有力，时而如机关枪一泻千里，让人欲罢不能。而最重要的是，他的小说具有事物特殊中的普遍意义，每每在黑色幽默中的文字中完成对生活底层与人性底层的提示及批叛。基于我对他的小说这点肤浅的认识，我归结他的小说创作为“黑色现实幽默批叛主义”。先让我们进入他的微型小说《称砣》。
　　在《称砣》中，他以“A君上市购物，晌午，口渴甚”的开门见山式介入情节，行笔精凝练自然，毫无矫情之感。在设置好“渴”的心理需求之后，如何“解渴”无疑便成为故事发展的需求，一个小片断如期而至——见有水果摊，即近前，择苹果四只让货主称。”这种平静而逻辑的写作，让人感受到故事发展的顺畅与合理，而笔外的需求是我们急于想知道“由口渴而想到解渴”这么个平淡而简单的悬念究竟“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先放开这个谜底，在此插入小说的又一个话题。
　　以前的写作经验告诉我们，文似看山不喜平。小说创作就是要起伏曲折，不停制造矛盾冲突并时刻解决矛盾，这样才能吸引读者的视线，紧扣读者的心弦与神经。
　　郑在《称砣》的开篇中先设置了“渴”到“解渴”的矛盾冲突的出现与解决办法，如果文章接下来“矛盾顺利解决”，则毫无创作意义可谈。对于这点，作者自然比我更为深谙明了。他开始设置了第二个矛盾——“解渴”到“解渴未遂”。
　　对于一个微型小说而言，显然没有多大的时空与场面供作者挪动折腾，只能向深而不可向纵，并且要以最直接的速度加剧矛盾的高潮进入，那么在有限的阵地中最佳的办法显然是把视野缩小到点，单枪直入。果然，在第二个矛盾中，作为买方的“A君”怀疑是否足称，因此要求“重称”！对于交易而言，买方提出“质疑”与卖方“释疑”显然十分符合普通顾客与货主的心态。既然合理那么货主，“重称”来证明“货真两足”也成为必负的义务。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购买商品时时常受到小商小贩“欠斤少两”的欺骗，而他们让你最恶心的就是在你的眼皮底下完成欺骗行为，这个欺骗行为时常在“重称”过程中完成的。这时与郑氏打交道的“货主”也不例外，他不仅仅按照郑氏的要求“重称”，并且“将称移至A君面前”让“A君观其称星”。结果自然是“一点没错。”
　　本来郑的这笔“交易”至此可以结束，因为事物一而再不能有三，过“三”时便过犹不及了。但如果这时买方还节外生枝，要求第三次称时，那么“货主”发怒或者不予理睬便变得有了足够的依据。这时，文章处于真空的微妙时期。郑培亮处理情节、观察生活的体贴入微也在这里显示出来。果然，小心眼的“郑培亮”还是“怀疑，欲自称，货主不让，随争吵。”文章随着转入第三个矛盾。
　　这个矛盾是关键性的、激烈的，并且是由面上入表，在读者内心形成心理冲突，里边藏着一个暗线，因为买卖双方都有一定的道理。在“Ａ君”看来，“他要自己称才放心。顾客就是上帝，难道上帝可以做心里无数、接受欺骗的事儿吗？”而“货主”的理由却是“你不信我已按你要求重称，并且让你亲目看过了，难道目睹还虚吗？”在这条暗线中，张力十分饱和到位，买卖双方的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矛盾似乎不可调和。
　　在短暂的心理交战过程中，作为买方的“Ａ君”既怀疑货主欺骗而找不到证据，为了维护自己权利的消费者权益，他对货主说：“不买。”，然后“返身欲去”，“货主”自然不会轻易罢休，他“揪住A君，怒曰：‘生意已成，不买也得付钱！’”“Ａ君气极”，指责“货主”骗人，“货主”据理力争。双方各据一理：“Ａ君”显然觉得货主是强买强卖，而“货主”则可以认为“Ａ君”是无心买货有意捣乱。矛盾这时从心理而转入正面冲突——“A君趁货主不备，抢过称，货主急来抢，一来一往争抢中，引来围观者众。”“围观者”的出现为故事拱托的一个热烈的在场气氛环境，同时把故事推进高潮。结局呼之欲出。
　　这时，郑的笔锋一个急转：“称杆折为二半，称砣甩飞落江中”，随着“众人”的目光，一个戏剧性的结局如“称砣浮于水面。”一时间“A君愕然，众哗然。”在一片“哗然”的声音与与愕然的奇怪面部表情中，我没有忍俊不禁的哗然，而是结舌地哑然，阵阵唏嘘着我只想知道“称砣”缘何“浮于水面”？
　　这时又两个问题紧接着窜进我的脑袋：什么是优秀的小说？什么是优秀的作家？
　　纵观《称砣》，我只看到一个短短的横截面，镜头式的片断素描，是小时空、小场面构成的大故事。故事只有作者冷静的叙述而无只字说理说教，如在读者眼前绘就不加色彩的白描，而作者的身影完全退避，当故事与读者完整猝遇，一种不由自已的感情波澜完全占据了读者的感官与思维。形容《称砣》，一只小五官清晰如木刻、嘴角锋利如刀尖的“麻雀”跃然纸上。
　　故事起、承、转、收，点点划划逻辑急剧前推，没含一点糊；矛盾由表入里、由暗转明再到正面冲突，曲折迂回，交织激烈；用情理智而平静，而令人忍俊不禁的黑色幽默中，你先是一笑，然后肃然沉思。所以，我说郑的笔是一把“称砣”，沉重得有点笨拙，不会开口说话，却会以不缺斤少两的沉实品性，把小商小贩奸滑险诈的丑陋人性称得纹丝不差，砸得满身胀痛。莫非，这就叫“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么？我不能说清也无法说清这个中奥妙，我只知道，“称砣”的重量流失的原因肯定是人性头脑进水稀释所致，所以，它显得那么油滑轻漂地浮在“人性的水面”，并且一直晃荡在我的悲怒之间？
　　美国评论家罗伯特·奥弗法斯特说过关于微型小说必备的三要素时说：一是立意新颖奇特；二是情节相对完整；三是结尾出人意料。以这三点来称郑培亮的《称砣》是否“符合优秀小说家的斤两”，不欠一两半钱，刚好“足称”。不信，你尽可去翻阅他记录生活与人性重量的帐本。
　　也许社会在一进与一退间轮回，艺术界在浮躁与狂嚣中失智。那些“美女酷哥”靠几声快感的尖叫声，那些“流氓瘪三”凭一口深不见底的泼妇式骂街的脏喉，一夜之间大暴其富，而实实在在的作家却无法象“虚假的称砣”那样“浮出水面”，那些投枪莫非过时了么？
　　在前几年，文艺界曾讨论关于杂文写作的一个话题：“现代杂文还要不要投枪？”依稀记得讨论的话题涉及鲁老大假如活在我们这个盛世，他还会不会象国民党时期那样充当一个尖锐而深刻地斗士，答案自然不一。我想，人们说鲁迅是时代造就的“投枪英雄”是一个偏见，他从骨子里是针对国人的劣根性进行审视与批叛的，难道盛世的人们就没丑陋与低劣之处了吗？在我看来，不同的时代只可能是观念不同，审视的眼光有所分野，而人性的低劣与丑陋却是俯拾即是的，社会永远有恶的存在，既如此，批叛和投枪精神永不可没，鲁迅式的郑氏“黑色幽默投枪”也在坚持下来。
　　那么，郑手里执着的这把“称砣”为何仍然没被发现并重视？就这么被遗拚于暗角？！由是，另一把无形的“称砣”从我——一个读者的心中无限沉重而浮到反思怒潮的水面上来。
　　也许，这个躁热的商品社会中，商品意识将一切风化：酒香也惧巷子深了！
　　年近不惑的郑培亮，在时代急剧变化的现实社会中显得十分老土，正如香酒藏于深巷。他一不是任何作协的名员，二不赶出书大潮搞包装，他的生活就这么简陋而丰富：早晨八点从家里徒步到编辑部，尽干些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编辑活儿，而采访任务来时，他将一本布满皱纹的笔记本惴在三十年代十分流行的茄克外衣里，扬长而去到社会的底层去丰富他的生活。这么一个白天过去，迈进夜的门槛，尘埃拂去，远离红灯绿酒，编辑部四楼的一盏灯通过他的手指燃亮，一直亮凌晨，隔着一层薄雾，四楼窗棂上爬满从他的格子出逃的黑色蜘蛛，那些幽默的笑声背后耕织的辛酸丝儿和一个沉重的叹息就在夜色下迩漫开来……这时，他抹去浓茶的泡沫，让神思行走在生活与梦幻的中间道，同时，也行在默无人识的写作途中。
　　也许，这正是不懂包装炒作的作家之所以落伍的悲哀症结所在！
　　也许，这些不向流俗屈服、不向虚假屈服的作家的写作态度与写作精神，其自身的生命就如一个向历史负责的“称砣”，他们宁愿坠于生活深处而不愿浮于世俗的“水面”。
　　我对郑培亮的小说欣赏的程度接近崇拜，正如我对他的敦厚为人和严谨的编辑职业操守一般；我对郑培亮的小说充满信任，正如对从不向生活打半纹折扣、不缺斤少两的“称砣”品格一般；我对郑培亮的小说充满厚望，它告诉我最严谨、最厚重的声音是行动，是默默耕作，莫管虚名……
　　对于《称砣》中的“称砣”，我想一棒子下去，让它葬身大江，沉入海底永无见天日的一天。而对于那把插在郑衣袋角的“称砣”，我竟然作了一个完全违反逻辑的祝望——愿它
　　保持沉重，一天、一天上浮、上浮……

2003年中秋札记

  一个“笨小孩”生命幻觉的低诉

——浅谈青年诗人胡晓鹏诗歌中的写实意识

　　
　　不大相信眼前的诗稿竟出自一位20几岁的青年诗人手笔。这并非说这些诗歌十分精到纯熟，而是诗中体现出来的那种宁静的心境、朴素的思维以及沉稳的生命感悟，远远超出了我的估计。
　　在我的想像中，这个年龄段的小伙子是子夜下穿梭在五彩酒巴里的穿山甲，是行走在一分钟爱情的边缘浪子，是啃嚼信息快餐的酷哥。他们的生命形式表现为“玩的就是心跳”，做事求“过把瘾就死”，放纵生活、享受商品，极尽狂嚣与浮躁，而晓鹏是个不入流的青年人，他只知如何蹲在缪斯殿堂里，把头扎进生命幻觉的海洋中不停游弋。
　　作为一个从潮汕平原农家走出来的小伙子，尽管他现在某机关工作，但身上流着的血毕竟是朴实憨厚的颜色，他对生活对理想的追求是纯净的、美好的。但社会与理想毕竟有着距离，事物不可能一帆风顺，他于是将生活给予他的启示，以诗歌的形式完整而真实地呈现在人们眼里。
　　在他的诗歌中，他将自己幻成一颗种子，一颗植根于土地里的稻谷。在“昨夜，在南方的稻田里”，这颗种子的思想开始萌芽，朝着“雪域光芒和白银的镰刀”欣欣向荣。那是父亲教诲的真理，农家子弟的本性就是以土地为生，踏实耕种才有收获。他盟记着祖训，沿着夜梦之路，在亲近的池塘边沿上静听“月色跟溪流相互爱抚的声音”，憧憬着自己的理想“逐渐变红，熟透了地／飘出香味”的一种生活追求。为着这种幸福的向往，他牵着耕种诗歌理想的“牲口匆匆跑进月光下”，那“歌声产下一头金色水牛”。
　　然而生活既有阳光也有暗角，事物总是善、恶并存。有时辛苦劳作换得的果实的欢愉，总被社会无形的黑手强盗性般掠夺了去，面对这种不公的现实，憨厚的农家子弟内心深处十分悲愤，他视这种不劳而获的社会寄生虫为“说话比唱歌动听”的“鸟雀”，他们“七嘴八舌/用农谚与镰刀对话/以自己的收获结束别人的收获”。（以上两节引文见2003年8月28日《揭阳日报》文艺副刊中“胡晓鹏诗歌小辑”中的《以收获结束收获》）
　　在上边那吖吖的声音中，我感受到一个憨厚得近乎木讷四守的思想罐子在暴破，那罐里的泥土纷飞而出。也许这是个闷响，它在这个“旧腐朽（小桥流水）和新腐朽（‘帕斯捷尔纳克’）”（张柠）大行其道的诗歌时空中显得那么不合时宜，但其中那纯净的“乡音”附带的批判意识格外有力。
　　当我进一步细读他诗时，我发现这刚走出校门不久的书生依然格守着某种“学生哲学”，他对于从心目中神圣的殿堂——北大里边中文系的学生出走到长安街头卖猪肉一幕深深发了无限的感叹：“是谁给生活一个权利/竟然，用杀猪的刀/削铅笔……”。（出自《削铅笔的刀》）
　　记得《诗学史》中这样写道：“写实意味着按照事物的常见逻辑给人以完整的真实幻觉而非奴颜婢膝地乱糟糟地原封不动地照搬事物。” 他的诗歌正是从生活中截取某个片断，附予自己的理解并使散布着生活关怀的理念，拱起了典型的“写实主义”诗学审美观的光芒。他诗中之“实”是“远离闭门造车，不抒无感之情”的严谨创作思维，而非有完没了东拉西扯的闲聊与小资情调，这种“求真务实”朴素创作模式将造就他诗歌独特的一面，而因其诗歌所掀起的发问更常常沉进我的骨子里，引我深思并且共鸣。
　　在这个商品经济泛滥的社会里，一位年青人能够在浮躁在保持一份清醒，以自我独特的视角，让诗歌体验对社会、对生活的一种严峻审视与反思，这是难能可贵的，但事实上，我这种拿年龄说艺术的观点无疑是非理性的，晓鹏虽然年轻，他在文学阵地中已有8年抗战的经验，在校期间担任过校报总编、文学社社长等“文艺领导”要职，可谓年青的老艺人。他多次组织文学话题的讨论，2000年代表学校参加“粤港青年潮汕文化交流”活动，在学期间8次获全国大学生征文比赛二、三奖。而从几个月前，他又出任新诗精英写家云集的“赶路文学论坛”斑主，直接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诗人交流探讨，为其诗歌走向更高领地打下更沉实的基础。说这些“题外话”并非要“印名片”，更不是“套招牌”，这只是从一个侧面明证他一直对文学保持着一份热爱，一种忠诚与追求而已。
　　在城市即将包围并吞没乡村的这个瞬间，有一首歌《笨小孩》一夜之间唱响城市的每个角落，歌中那个笨小孩在城市中穿行时，那付天真纯朴的模样怎么说都比投机取巧的油滑城市酷哥更招人喜欢。
　　晓鹏的“农谚”放在重包装炒作的“新潮诗歌”之林中，就如乡村的笨小孩与城市酷哥之间身上体现出来的人格差别，不知诗稿中“一格一个脚印，一步一串泥土”的生命经历是否也能招来更多信任的目光与鼓舞？而我只想微笑对这笨小孩说：“只管埋头把真实的生命幻觉平静、愉悦的经历，越笨重就越贴近土地，越无华便越能突出一份有别于他人的恬淡人格魅力。”
　　人的聪明在于构建一些文学模式来表达生命真知，而用智慧消除各种界限。
　　文学最终沉淀为人格。不是这话是谁说的，真教人佩服。

2003年中秋前夕读同乡青年诗人晓鹏诗作时笔记

小丑再温柔，麻木的我不会扇一瓣掌声

“汗水与汗水的成分是一样的／眼睛不许湿那就流汗吧／／石头砌成的故事／被你铺开的心精致包装／／面部的肌肉辛苦得跑满全场／发酸的四肢组合一个笑容／／痛楚和辛苦被你酿成了蜜／调和一杯鸡尾酒——小丑的温柔”（《小丑的温柔》）

一首好诗歌就是一个无限的世界。
　　可以抒情，可以形容，可以呈现，却必须回避明喻的呆板，克服意蕴的雕琢，远离诗意的说教。
　　在生活这个舞台面前，“小丑”就是必须陪笑，必须温柔，这是他的命运——不管别人给予他的是冷眼还是漠视。这个概念化的，你知道小丑是这么回事，别人也知道，你能演出小丑的模样，别人也能。况且，甚至于你不可能把小丑演得与别人一样生动。所以，选择了“小丑”这么个形象本身就给诗歌带来难度。如果你无法在这个老掉牙的立意中发掘出新意，那怕写得再象诗，他仍是不能成为好诗，正如麻木于小丑的温柔的人们，岂会献上一片真诚的掌声？
　　《小丑》的语言并非不准确精彩：“汗水与汗水的成分是一样的／眼睛不许湿那就流汗吧”。顺畅，精练。水到渠成，然后《小丑》顶多就是开场前几分钟，在人们不疲倦时保留了一点兴致认真看看，看今夜上演的什么戏。
　　《小丑》的形象描划（表演）并非不生动，她“面部的肌肉辛苦得跑满全场／发酸的四肢组合一个笑容”。但这肌肉绑紧了，表情也就太假太专做而显得大巧反拙了。“组合的笑容”那么不自然，因此，台上演戏的人累，台下看诗的人也累。
　　《小丑》太像“小丑”，没有新鲜感这时，现代人三分钟热度也不会给她。倘若“小丑”能够明白这道理，还有补救的办法，如果自以为明白不少道理，还有太多酸要向人们诉说，则台下的观众将会产生厌倦并倒胃：“痛楚和辛苦被你酿成了蜜／调和一杯鸡尾酒”。罢了，酒，我也不喝了，你的痛楚即使在你的嘴里说成蜜了俺们也坚决不要。
　　而最糟的是《小丑》画好蛇身之后尚不满意，固执地“画丑添温”，一再强调自己是多么温柔，那么，这时人们给她献上的就不再是花朵而是倒彩或酒瓶或了。
　　《小丑》——麻木的我找不到任何理由给你喝彩。

别让嘴巴里淡出只鸟来

——读筱吉《污垢》想起“口语化”的误区 

 　　在筛选投稿作品时，网络诗歌写手筱吉的习作《污垢》使我想起人们一直在争执的关于“口语化诗歌”与“口水化诗歌”的话题。先让我们一起品读筱吉的这首诗《污垢》：“用水漂洗自己身上的污垢／让自己仅有的那层皮露出／用毛巾擦净身上的污垢／慢慢地一点点地擦拭／再来点香水吧／那样会更好／之后，除了看，只剩下我们仅有的那层皮了／不错／轻松了许多／我们赤裸着走出房子／认为洁净的身体会得到赞赏／可是人们惊诧着、骂着、／感到不适的我们发现／原来／我们仍需一件——外套／”。
　　细读这首诗不难发现诗中语句皆属“口语”，是一首带有现实批判主义的哲理性诗歌。当我而读完全诗时，我的脑子里冒出李逵说的这么句话：嘴里快淡出只鸟来了！
　　古人论文时说“文似看山不喜平”，诗也然。诗歌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跳跃，“跳跃”的可贵之处在于将简单的语言进行不规则的排列后，语言基因被激活，透出了无限的张力，产生无穷的意蕴，让人久久回味从而产生了灵魂的碰撞力。而筱吉的这首诗语言十分浪费，一如懒婆娘的裹足，读起来又平缓如一沟死水，毫无乐感，诗意流失严重。
　　他在入诗时先是机械地平述：“用水漂洗自己身上的污垢／让自己……／用毛巾擦净……”，接着又平淡地自言自语“不错／轻松了许多”，然后又毫无提炼地叙述：“我们赤裸着走出房子／认为洁净的身体会得到赞赏／”，行笔至此，笔者作了一个转折：“可是人们惊诧着、骂着、”，通过这个卧倒在地的转折，带出一个理所当然的结论“原来／我们仍需一件——外套”。
　　事实上，并非说筱吉不注重提炼诗意，他在诗中运用暗示的象征手法，以“污垢”暗喻世上一些不洁的“面具”，他想通过诗歌中描述的“洗去‘污垢’”暗喻自己要脱去面具、“赤裸”出真实而洁白的本原面目面对世人或事，也隐约有“洁身自好”的寓意在其中，这些从诗中反映出来的创作思维说明作者也费了一番心思，但为何会沦为“口水”诗呢？我以为主要是作者过分注重逻辑关系，刀痕明显，特别是最后“发现”了“原来／他（我）们仍需一件外套”。（这里“外套”承上启下可理解为“与世俗同流合污”或者“面具”。）这种直白的平述，使诗歌张力全面走失，让人感觉不像读诗，而是读了一篇分了行的短文。与此同时，这个“文”中，作者好像在教我们一个道理，而不是让以意像呈现让读者自己用心去领悟、去感受。这又是诗的一忌。
　　在这里我们不妨拿阵风一首同样带有批判主义的哲理性短诗《夏日·蝉》来作个比较。阵风的这首诗描述一群孩子在夏日捉蝉时引发了“蝉声为何无休止地鸣唱”的问题，而作者巧妙地引导读者将问题扯到对人生的思索上：“我仰望天空/并非寻求答案/不过，我也一直在问自己/一见六月的阳光/蝉为什么就止不住地倾诉”。他的成功在于提炼诗思时的隐晦与跳跃。在诗中阵风深刻地批判了生活中某些像蝉一样的人，不管是否需“一鸣惊人”，只要一见“六月的阳光”，即使无病也要呻吟一番的恶习。阵风对此的痛斥是极具力度的，但你看不到他怒目圆张，而是十分内敛、不露痕迹地发问，十分静气而深沉，诗因而余味深无穷起来。再有奥地利诗人傅立特的一首口语化诗歌同样可作一个“参照物”，也在此写下以供筱吉参考：“为了/作为他们中的一员/教会口吃者/讲话/我曾学习流利地结巴//为什么/他们/动手揍我？”（《实际工作》摘自《最新外国优秀诗歌》：汪剑钊主编，［奥地利］艾利希·傅立特作）
　　傅立特这首诗可谓惜墨如金，语言十分简洁圆润，有“看似寻常最奇崛”的况味。全诗以一个有心人为了纠正“口吃者”的毛病，为了教会他们讲好话，“实际工作者”牺牲自己正常语言功能，学习“流利地结巴”，但却受到“他们/动手揍我？”的戏剧性结果，成诗十分顺当而诙谐，令人读后印象深刻并引发无限唏嘘。站在“傅立特”的立场上，他本是出自一片好心的，但“结巴者”却误会他是戏弄他们，因此怒不可谒地动手揍他，这种戏剧性的矛盾的演绎过程极大拓宽了诗意，给予读者无穷的思索空间，诗的魅力也因而产生了。
　　在上面这个案例的简单比较中，我们可从中得到一些启示，“口语”与“口水”的距离仅仅是那么一步之遥而已，但要把握好这“一步”却并非易事。
　　作为“口语化创作”这个诗歌概念，自提出后便对中国诗歌创作的意识领域拓宽方面起着不可低估的意义。“口语”是鲜活的、生活的，她通俗而不普通、朴素而不平淡。因为她语言的通俗，造成刚学写诗者产生一个幻觉，以为诗并不难写，而事实上，“口语”最易使人陷进“口水”的迷阵。就如我小时学书法时，最初选择了隶书。当时每写完一幅作品时，与案头的碑帖相比较一番之后，竟然觉得颇有几分“神似”，因此自我感觉良好，误会自己掌握了隶书的精髓，每每对着刚出笼的劣质仿制品洋洋自得时，我总是这样想：要嘛是隶书特好写，要嘛俺天生就是个书法家的料，不然的话怎能这么轻易就写得像模像样呢？而当我对书法越来越多的实践和理解之后，我方悟出原来的习作充其量只是“形似”，根本还谈不上入门。究其根源，主要是因为隶书笔划“一波三折”的特点，能掩饰我无法控制笔管、笔划纤弱无力的缺点。这点学书的感受正与我对“口语”与“口水”的理解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口语”与“口水”料子是相同的，她们的分子都来源于日常生活语言，两者的区分正如“天才与疯子”之间的偏差一样，让你用肉眼难以一眼望穿的一小点。
　　朱光潜在《诗论》对诗的语言多方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诗应该回避“说的语言”，多应用“写的语言”。我对其理解为“说的语言”就是“口水”，“写的语言”就是“口语”。
　　一句话：“口语”是有选择地过滤“口水”后提炼出来的“蒸馏水”或“矿泉水”，当你的嘴巴将“口水”释数过滤，剩下丰富的“蒸馏水”或“矿泉水”之后，你的嘴里便会清香喷涌，也惟有这样，诗人口中吟出的诗句才不会淡出只鸟来。

2003/7/29凌晨记于佛山
 

热肠诗人冷眼看世界

——梁平诗作“新时代经典篇”十二首品赏

“透过粉饰，我会发掘出地狱！”——波德莱尔。

在“星星诗歌网”里读到“新时代经典篇”诗歌栏目时，跃进眼帘的第一个系列便是梁平的十二首新作。
　　认真读完梁平的诗作之后，我为其中附着的强烈现实批判意识以及显现的真实人性所感动。他的诗语言沉实得近乎木纳，意境朴素得接近无华，丝毫没有卖弄与矫情，像一个憨实的汉子掏出心窝说话，而奇怪的是成诗所产生的巨大震撼力却像鲁迅的杂文一样：辛辣、尖锐，震憾人心。这真是文字使人着迷的一大缘故！先让我们一起欣赏他的《又一种牌坊》：“现在想看老式牌坊/不那么容易了/那种惊心动魄不再/那种哀怨/早已被五颜六色包围/残留青石斑驳/一如小女子惨淡容颜/消失在很久以前/那么，牌坊还是要立的/而且没有性别局限/只是切忌摹仿/换一种说法叫包装/很流行/戴幅平光眼镜就有了文化/推一个寸头就酷/嘴上挂几句高科技名词/就现代了。哇噻--//噫！刚刚投了封匿名信/就站在台上辟谣/表情自然，无破绽/又顺手摘走几支玫瑰/花在兜里呻吟/却到处嚷嚷捉拿凶手/还有，趁人不备使个蹚腿/乘人之危再往井里/掀几块石头！如此，//而已。应该换一种视角/看牌坊，便是随处可见了/各色人等无一等闲/牌坊的意义模糊/可立可推/可随意打造/这比婊子好得了多少？/牌坊之上，天黑了下来 /唰！飞过一群乌鸦/”。
　　是的，真相往往深藏在事物表象的背后，这有赖于智力发达的人们的粉墨登场。如果你换一个视角看过去，戏台上的伪正义者，扮可怜者，笑里藏刀者，张张面具无可遁形。奇怪吧，清水冲洗过后人的脸孔反而更五颜六色起来，而不变的底色却一如乌鸦的皮肤。婊子虽可恨，却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为自己立牌设坊。而现在的各色人等谁不为自己忙于打造着些什么呢！我向来不愿翻事物的底牌，总想象里边是张诱人的红桃Ｋ，以免在看到骷髅之后受到太大冲击。梁平一眼便望穿很多东西，而且这条憨实的汉子不爱说假话，于是骷髅被翻出来了。他让“使蹚腿”者猛然腿一收，让正“往井里掀石头”的手如负千斤，让包装膜瞬间爆破，各色牌坊应声倒塌。
　　他这种对功利社会的虚假与愚昧的批判，对人类劣根性的深掘与痛斥的背后，是怎么的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态呵。这不是热肠人在张冷眼看人生么？
　　古人说文章深处性情见，如果此言不虚，那么梁平首先是个率真的人，其次才是诗人。他值得尊重的不仅仅是诗艺，而是他对丑恶事物进行辛辣怒斥中展示出来的真实人性的力量。
　　中国是个拥有几千年诗歌文明的大观园，在这个园里，风花雪月、花鸟虫鱼的吟咏几乎占据了绝大部分领地，这种传统诗歌现象以及与之俱生的审美观深深植根在人们的神经里，造成人们喜欢诗人浪漫、感性、抒情而不大关注诗中附着多少深刻内含的事实。比如我们不须任何理由便会喜欢李白“把酒问青天”的豪迈不羁和“投江觅月”的放纵浪漫，而不一定会喜欢那位怒斥“朱门酒肉味”，哀怜“路有冻死骨”，真切关心民间疾苦的杜甫一样，这真是造物主与诗人开了个天大的玩笑一样，令人唏嘘不已。事实上，抒情作为诗的一个特性是无可厚非的，但诗难道仅仅停留在抒情的层面上吗？倘若只想“抒情”，那么，你别读梁平的诗，否则你会多皱几次眉头，你去听流行歌曲便行了，它既“抒情”而且不须动脑便能享受一种欢愉。
　　我偏喜有深刻思想的和有震憾力的诗歌，同时以为诗的独创性更是不可或缺的。诗评家温远辉先生在谈新诗时引用了这么一句哲言：“十个科学家可以创造出一个世界，一个哲学家可以创造一个世界，而一个诗人却可以创造出无数个世界。” 我颇赞同这个观点。这如我们对于事物的态度以第一个发现为创造，第二个便是重复，所以我们着重“专利权”。我想，诗也然。但创新不等于“包装”。巧立名目，搞形式主义是要不得的。
　　曾经有“诗人”为了所谓的“创新”，非要给自己的诗歌冠个新名堂不可。今天你来个“后朦胧”，明天我就露出“下半身”，再后“垃圾派”又粉墨登场了！对于这些吸引眼球的“创新”，我总保持着一种警剔。我管叫它们为“包装广告”，以商业领域而言，这种“广告”曾使某些人一夜之间在诗坛大暴其富，但经过大浪淘沙之后，只能徒增一点笑话罢了。真实的创造是值得我们尊重的，真正的创造者总是默默无闻多方埋头进行求索，而不是以创新当幌子，以怪诞的面目横空出世，随意搞个名堂来哗众取宠。那是浅薄，是浮躁，是伪文学，那是一种亵渎！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天天搞“创新”，新意未见多少，却重重“创”了读者们一大把眼晴！这也许正是新诗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包括现在）失去不少读者的毛病所在。
　　梁平在诗作中便常常推陈出新，但他从不搞形式主义，不重包装，不投机取巧，而是在事物普遍存在中提练本质与特殊，直接拷问人类灵魂暗角，并以深入浅出的描划，使诗呈现既不失新意而合乎民间审美意识，令人产生共识而深深叹服。如他在《长翅膀的耳朵》中：“我的发现从某一天开始／有人耳朵移位／悄悄长在别人家的窗户上了／／以别人家的事情／证明自己的耳朵好使／用耳朵"听说"是最好的掩饰……”。我们谁不知道长舌的人喜欢途听道说，以讹传讹，而谁又会用“耳朵长出翅膀飞到别人的窗户上”这种立体的创新手法来对此种人的劣根性进行揭示呢？这种实实在在的创新是朴素的，是更令人易于接受的。
　　喜欢梁平的诗，喜欢他“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诗的世界。“海水”是博大的，深沉而冷峻的；“火焰”是滚烫的，是不断涌动且永远燃烧着的；喜欢梁平的诗，喜欢他大智若愚的诗风。他诗中的“智”的是深沉的思想，是深层次的人文意识与生命终极意义的探索精神，“愚”则是朴素无华的语言的表达形式；喜欢梁平的诗，喜欢他诗行里那双冷眼和背后一腔热肠。冷眼穿透人性的阴暗与丑陋的劣根，而令人感动的是他的热肠在那个冷漠的诗世界中仍然没有走失；喜欢梁平的诗，喜欢的并不是因为他的诗属于那个流派，有什么名堂。对他的诗，就如见到一个自己心动的女孩子，是心灵深处的一种爱意和敬慕。如果说具体点是他诗中带来的震憾，令我产生强烈的共鸣。如此，而已！
　　限于学力与知识的局限，我已无法再写些什么，但舍不得就此掩卷息屏，于是在夜下再次翻读他的诗，沿着他诗中的那道热肠，透过那张冷眼，静静倾听诗人的心跳，向诗人致敬致谢……

笨拙的手指在诗中撑根骨头

——杨克及其诗作印象

最早接触诗人杨克的作品，是在2000年《中国年度最佳诗歌》（中国作家协会《诗刊》主编）中读到他的诗作《风中的北京》。那时读诗只是信手翻翻，但令我惊奇的是，时隔两年我仍然能背上里边的一些章节“骑自行车的我/像一支箭/紧绷在弓弦上……”。
　　我觉得衡量诗歌优劣至少有一个标准是：诗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远近。正如《诗学史》中有这么一句“诗是人类的作品，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手段。” (《诗学史》[法]让·贝西埃、[加]伊·库什纳、[比]罗·莫尔捷、[比]让·韦斯格尔伯主编，史忠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如果成诗过于隐晦，那无疑便远离了读者，起不了艺术的普遍意义。在杨克的诗中，每个字句都是贴近生活的语言，朴素、真实而凝练，而却能托出一个立体的“境”。我以为现在写诗仍然用“杨柳摆动”来形容“风的形状”，那叫俗，读来无味，诗“修饰要自然，要与时代相适应”（贺拉斯）。如果见“床前明月光”而疑结霜落雪，而疑远方的亲人会不会犯上非典了，那便是逻辑、是概念化。杨克的诗的妙处正是他在构筑意境时，用词遣句十分鲜活。像“鼓胀的塑料袋/使我看清了风的形状”这种自我的、生活的语言融在诗中，构成诗人独特的魅力。诗中那真切的在场感强化了民间立场和创新意识，让人读后身同体受，有零距离接触的亲切感。
　　杨克圆熟诗艺引起我的兴趣，通过网络，我毫不费力地找到他散布在“诗生活”等网站的专辑《笨拙的手指》。林少阳博士在他的专集中评述他的诗是“以一种口语化的写法将他所居住的城市广州语言化”，对此我并不十分苟同。他的诗尽管具有口语化倾向，但也有“后朦胧”诗以意象呈现的高妙诗艺，我更喜欢说他的诗是口语化与知识化的无痕契合。
　　而在《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中，杨克是以诗完成对自我生命的体认过程。诗中充斥着一种在商品社会中诗人对宁静生活追求的渴望和艺术生命感知的直觉。“矮脚稻/拼命抱住最后一块土”，是诗人想从象征浮躁的城市生活的“泥水里”抠出追寻中的与世无争的“鸟声和虫叫”的呐喊，而现实与理想不可调和的矛盾中，杨克如“青黄的稻穗/一直晃在/欣喜和悲痛的瞬间/”。这是令人感叹的现实。
　　杨克来自广西。广州快节奏生活打乱了他平静的心湖，他渴望能在诗歌中与自我对晤，让心灵净化，但“‘忙’这条疯狗/一再追咬他（我）的脚跟”，使他像只“大跳蚤在城市的皮肤蹦跶”。他努力让“内心的钟摆慢下来”，那怕是“会议中的两分钟瞌睡”也让他神往，但“所有人在奔跑”，如果他停下来，便活“像一只被丢弃在路边的跑鞋”，被人们弃在生活的角落了。而最可怕的是假若自己真能够拥有“骤然停下的片刻”，他又能做什么呢？难道要与别人一样“砰然坠落/掉进酒沫四溢的夜生活”吗？（本节中上边的引言出自《缓慢的感觉》）。
　　作为现实生活中的杨克，他是“官方创作”。而从诗化生活的角度而言，他则坚持民间立场写作。所以，有人说他是集“官方创作与民间立场”的两栖诗人，我以为区分一个诗人的作品不应该以条条框框去盖定他。我相信杨克的眼里“没有流派，只有诗歌”。他是“坚持写作的个人尺度和自由创造的品质”者，是“单枪匹马”的创作。他“既不跟主流走，也不跟非主流走。”，他的创作心态是“以谦卑笨拙的态度对待写作，诗歌呈现的是（他）个人的经验”和直觉，如果说他坚持什么立场，我宁愿认为他是坚持生活立场和人格立场的创作。（本节引言出自非亚对杨克的专访《二十一个问题：对杨克的一份书面采访》）
　　从他的“都市化”诗歌中，不难看出他处于现实生活与精神追求的矛盾心理中。作为诗人，他渴望表达生命良知和人文关怀，而求生本能逼使他向商品经济靠拢，物质与精神让他的灵魂经历一场严酷的考验。广州商品化经济既打乱他宁静的诗意生活，同时也能为他带来丰富的城市意识和生活经历，使他能够更好地将不同的地域和生活经验融进诗中，让诗歌在物质与精神这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呈现出兼容了“当前化、生活化、城市化”的态势来。这有赖于一根不向世俗低头的“骨头”在支撑着他，让他在实践了“结庐在人境”的诗化生活。
　　杨克既是诗人，也是众多刊物的编辑。他编辑刊物时着重推出新人新作，为诗坛新人成长起了不小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如他在主编《中国新诗年鉴》时将“名不见经传”的新人宋晓贤的诗作放在开篇郑重推出，而将“名家名作”一概押后，有的甚至不入编。他的宗旨是知名的诗人就算没入编，也不会影响人们对其水平的认定，而对于新人却有极大的鼓舞。众所周知，在中国这个排资论辈和拉班结派情况较为严重的劣根国度中，要编辑一部作品集，水平往往退居二位，而名声、资历和派别却常成为某种筹码，而杨克主编“年鉴”时，却撑起编辑的道德尺杆，公然向传统编辑陋习叫板，让人不得不在佩服其勇气的同时深为感动。我想，如果不是腰杆有根无形的“诗骨”支撑着他，这种做法恐怕早已夭折了。
　　杨克将他的诗集定名为《笨拙的手指》，想来属于一种自嘲。我以为他的“手指”是忠于自己真实品性的朋友，只要那根不可屈辱的、有血有肉的“笨拙的手指”仍然在涂划着诗，他便是诗坛中不可或缺的一道亮丽色彩。前几天打开他的专栏时，他在《一个中年男子的描述》中似乎透露着一种无奈的情绪：“作为一个诗人/他已经结束了/现在他只是一个朋友/……他曾经就是一根刺……让许多人不舒服……现在他迟钝了/一颗铁钉开始秃顶/空气中的木版/很厚/他的声音无力穿透……诗人说起来也很简单，在纸上行走/血肉之躯/不能被抽去骨头”。当我读着这些文字时，心中颇不是滋味，我向来对他的诗有着一份偏爱，希望诗中那个“中年男子”别结束“诗人身份”，尽管“空气中的木版/很厚/他的声音无力穿透”，但“铁钉”只要咬住“木板”不放，我相信至少会凿开一个透光的小孔，关键却在于它别真的“秃顶”了。也惟有他的诗骨不屈不挠地挺立着，那散落在不同角落的一双双亲切的眼晴才会深情凝视他，并像我一样期待着读到他更多的动人的诗作。
　　古人说“德不孤，必有邻”。相信了这话，人文关怀便有了存在的现实意义。我相信“诗人说起来也很简单，在纸上行走/血肉之躯/不能被抽去骨头”，而倘若这位“中年男子”真的从纸上逃出，那末，在现实生活中穿行的他，那根令人尊重的骨头也不能被抽走。
　　一句话说得多好：广西有十万大山，也有独秀峰。

2003-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