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说的宏观经济调控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直到90年代初，实际上并未取得“极大的，实质性的”突破。旧的行政管理体制与改革的进程极不协调，严重地制约和阻碍了改革的向前发展。如果不从思想和体制上突破，改革就会停滞。

邓小平同志经过思考，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决定到改革的前沿去看一看，于是开始了他的1992南巡视察。

南巡中他所看到的，听到的对他的感触太大，太深，他说：“不要在姓资，姓社上争论纠缠，少讲空话，多办实事。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有那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

经过思考和调查他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发展是硬道理”。

这就决定了事物内容的性质，作为表现内容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也就是说大的方向确定以后，道路是可以选择的，只要不背离方向。

从那时起，中国的经济发展就像平地春雷起，引来了万马奔腾。各地经济建设热情高涨，各种经济成分一夜之间汹涌澎湃地涌进了市场，市场准入的门被动地被打开，市场一片繁荣。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不断刷新记录；银行贷款余额不断刷新记录；物价指数不断刷新纪录；国民经济综合指标连连闯关，由绿灯区进入红灯区，警报虽然已经发出，但经济膨胀发展的势头完全没有减弱的态势，从92年-96年我国GDP年平均增幅达到11.58%。（1992年12.8%，1993年13.4%，1994年11.8%，1995年10.2%1996年9.70%。）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终于，通货膨胀暴发了。

通货膨胀高位红灯区警报不停地闪亮，从来都是用计划来调节投资与需求的旧经济体制的各种薄弱环节和问题不断地暴露出来，旧的管理体制面对市场经济汹涌澎湃的恶浪，毫无办法，国民经济的状况已经到了非行政手段干预不可的地步。在没有具体法律来调节和约束市场的条件下，以权代法的现象发生了。

于是，国家的各种暂行办法，管理措施不断地出台，其措词一次比一次严厉，力度一次比一次大，有些甚至到了横蛮无理的地步，这就是后来长达三年之久的“宏观经济调控”。

在金融方面，国家采取了“卡源头”，即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和存款备付金来紧缩银根；“抽底薪”，即提高银行存款利率，增多存款保值金融品种；以便让更多的社会资金流回银行，对过热的经济活动采取紧急刹车，以遏制经济恶性膨胀的发展。

以一年期的居民存款利率为例，从1991年4月的7.56%，经过1993年5月的9.18%；到1993年7月的10.98%。存款利率调整的时间之短，幅度之大都是建国以来所罕见的。这还不包括存款保值金融品种的保值浮动利率。

在行政方面采取严格控制项目审批，严肃核查重复建设，严厉打击非法融资，严禁房地产业违规操作，清理和整顿同业拆借市场等等，让经济增速降温。

宏观经济调控的来势之猛，力度之大，范围之广是许多人始料不及的，市场反映立竿见影，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出现了万马齐喑的局面。

首先被冲击的就是金融业，次之为地产业，上游原材料工业，再后则自不待言是各行各业。社会购买力的下降，导致企业的库存量剧增，导致银行死帐，呆帐的增多，导致了民众的实际收入下降。那几年，工商界听到最多的口头禅就是：“生意难做，钱难赚。”

更为头痛的是这种市场繁荣是通过资金来推动的，而这些资金大多数又是来自于银行，宏观经济调控给各行各业所带来的市场风险又转化为银行系统的金融风险，中国各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很多都是那时形成的。

通过宏观经济调控，直到1996年我国的经济增幅才回落到9.7%，通货膨胀率从1994年21.7%降到6.1%，。几年的“宏观经济调控”使一场孕育已久的经济危机慢慢地被平息了下来，宏观经济实现了“软着陆”。

问题从来都是辨证的，假如中国的经济发展没有邓小平倡导的这一闯，就不可能使改革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充分暴露出来，还有可能失去世界投资和贸易带给中国的机遇。但是客观上宏观经济调控也给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留下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给企业经营者上了一堂非常生动的“何为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示范课。

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和商业金融框架以及完善的资本市场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的时候，市场经济的自调功能非常脆弱，行政干预市场又是中国特色的另一个方面，也就是说我国在法制条件下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还没有形成，还有非常漫长的路要走。

内需是如何扩大的?

就在宏观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之后，在我国经济即将转入正常发展轨道的时候，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了，1998年国内又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使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新变化。

为了避免亚洲国家在面对货币与金融危机之际，又面临新的竞争压力，以致妨碍亚洲地区的经济复苏。

中国政府对世界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并且不通过给予出口补贴来增强中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

人民币不贬值和不通过给予出口补贴，就意味着在亚洲各国货币深幅贬值的条件下，中国的出口商品价格会高于这些国家的商品价格，就意味着中国的外贸出口会受到阻滞。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在承担国际义务的同时，又吞下了使中国的对外贸易蒙受沉重打击的苦果，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1998年我国的外贸出口增长从1997年的20.9%降到0.5%，几乎是零增长。中国的出口商品因失去价格竞争力后（还有其他的因素），在国际市场上东西卖不出去又大量地沉淀在国内市场。而国内经济又因宏观经济调控，使需求极度萎缩，国内消费市场呈现一片萧条。

面对国际市场的萎缩和国内市场的萧条，国家及时地调整了经济战略，即：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扩大内需，拉动消费、促进经济的发展。

积极财政政策讲简单一点，就是增发国债，即：发行长期建设国债。

增加发行的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即：投资。

也就是说，由政策推动投资，让市场需求升温。

请看近年我国长期建设国债发行的规模：1998年1000亿元；1999年1100亿元；2000年1500亿元；2001年1500亿元；2002年1500亿元；2003年1400亿元；2004年计划发行1100亿元。

从98年-03年我国共计发行了80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由于国债的投资会带动4倍的银行贷款资金配套，这还不包括民间资本和企，事业单位，及外资所参入的投资资金。我国在积极财政的推动下，到底带动了多少资金进入市场参入投资呢？据国家信息中心公布的数据，我国的固定资产年/投资总额从1998年的28457亿元到2003年的55118亿元，几乎翻了一翻，其间是年年增长，由此大约可见一斑。

这些国债和配套资金进入市场后，使市场的需求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我国的铁路，公路，机场，市政，港口，运输，电力，电网，水利，能源，通讯和房地产等等，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而我国稳定的政治环境和旺盛的市场需求，在国际经济增速减缓的条件下，大量的外国资本又源源不断地流入我国市场，大量的外资和新技术的流入，又拉动和刺激了我国出口持续，稳定，快速的增长，根据海关总署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2003年中国对外贸易总值高达8512亿美元。

我国的外贸依存率从1978年的9.5%到2002年已达到50%，2003年的数据尚未公布，但可以推断会超过2002年，这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经济大国中从未见过的数字。美国和日本这二个贸易大国也只分别达到22%和17%。

市场需求的扩张和出口的快速增长，反过来又刺激了上游原材料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张和技术的更新改造。2003年我国的钢铁产量已突破2亿吨，预计达到2.3亿吨，是美国和日本钢铁产量的总和；水泥产量也雄居世界榜首。即使有这样的产量，市场的供需矛盾仍然尖锐，钢材，水泥的价格一涨再涨，至今未停。

我国的外汇储备今年达到4033亿美元，同比增长40.8%，仅次于日本。外汇储备的高速增长，又促使我国的基础货币供应量的猛增，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03年金融运行报告表明,2003年广义货币供应量(M2) 同比增长19.6%,狭义货币供应量(M1) 同比增长18.7%，增幅大大高于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幅。

请注意，19.6%是在中央银行使用了弹性极大的票据正回购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二大杀手锏的条件下才得已实现的，也就是说，是在中央银行大量回笼货币的情况下才得以降低到20%以内的。

从种种情况来看，我国经济有一定程度的过热迹象。

积极财政能走多远？

连续实行6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举世嘱目。这是不容质疑的。

但是，经济的发展有着其自身的规律性，尊重规律就必须实事求是。在市场一片繁荣，投资和建设热情空前高涨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清醒地看到其背后潜伏着的危机。

积极财政是一种政策推动型的投资，这种积极财政又是依赖于旧的管理体制来实施的，这种行为的本身，就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求政府从市场的参入者向市场的管理者转变的宗旨相背离，这会使政府在参入市场中越陷越深，防碍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从而阻碍改革的深入。

投资与建设的项目审批制，实际上是增强了政府的计划管理体制而削弱了市场管理功能。使民间资本在许多项目投资中参入不了，事实上对民间资本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市场挤出效应，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积极财政投资的行政色彩较浓厚，市场成分少，其中有不少是形象，政绩工程，从而导致很多项目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百试不爽的高投入，低效率。并且还伴随着大量腐败行为的发生。

在积极财政投资的推动下，民间资本，外国资本，各企，事业单位的资本已经进入市场参入，在投资高速增长，市场需求被有效拉动的情况下，按理说积极财政政策应该及时淡出，以防止经济泡沫的产生。但是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

首先是利用国债资金兴建的一大批工程项目，有不少尚在建设之中。根据国家发改委提供的数字，要完成这些在建工程所需要的后续资金大约要5000亿至6000亿元。如果积极的财政政策退出，将会使这些在建工程的后续资金失去来源，一大批国债项目就会变成烂尾工程。

其次，积极财政政策全面退出，政府就必须大开市场准入的门，让各种资金自由进入市场，以支持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假若真的如此，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就会被大大地削弱。因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从来都是需求在先，投资在后，各地立项，计委审批，层层把关，全面平衡。而在真正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总是向高利润，供需矛盾突出的方向流动的，直到利润平均化。谁也无权和无法阻挡这种趋利性的流动，政府只能引导。

这种资本流动，在当前必然会刺激新一轮的投资浪潮，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产能过剩，用一个旧名词大约就是经济危机。中国有一大批败家子，特别会花国家的钱搞投资，从中捞取各种政治和经济利益，而根本就不管投资以后的效益如何，这会加快危机的进程。

那么，政府对宏观经济的控制，就象驾驶着一辆没有刹车的汽车，出事不出事？就看你的方向玩得遛不遛了。

这绝不是耸人听闻。

货币政策不是万能的

昨天在新浪网上看到了一则新闻：

“在1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宣布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200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1万亿元人民币大关，比上年增长9.1％，增速是1997年以来最快的一年。这也是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首次连续两年保持在8％以上。”

之后他又说到：

“我国经济继续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其中投资“出乎预料”地加速增长，据最新统计显示，去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额达到了55118亿元，增速达到了26.7％，是1994年以来同期的最高增速。投资成为抵御冲击和推动GDP高增长的主要力量。正如李德水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所表示的，投资高速增长是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拉动力。”

再后他还说到：

“为保持和促进投资活动的健康发展，宏观调控各项措施要在保持政策连续性和保护各投资主体积极性的前提下，既要保持投资的稳定增长，又要防止投资的进一步升温而导致过热，切实把重点放在改善投资结构和提高投资效益上。应该说，这也是2004年保持经济快速协调发展必须要注意的重要方面。”

李德水局长的讲话绝对不是无的放失。

请看下面的几组新闻数据：

1发改委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电解铝产能为546万吨，已经产大于销，但在建和拟建能力还有约500万吨。

发改委经济运行局局长马力强说，中国电解铝产能的过快增长，已促使国际市场氧化铝（说明：原材料）价格由2002年初的每吨160美元暴涨到目前每吨约450美元。目前，单纯以进口氧化铝为原料的电解铝生产企业已开始出现亏损，部分电解铝产能建成后没有投入生产，一些企业放慢了项目建设进度。

与此同时，国际市场氧化铝价格暴涨刺激了氧化铝投资热。据初步统计，目前中国在建、拟建氧化铝项目产能达到2000万吨，相当于中国铝业公司目前产量的3倍。如按照这种发展趋势，中国铝土矿可利用年限将大大缩短。

2需求增长快的领域，民营企业蜂拥而入，导致投资出现爆发性增长，之后就是生产能力的爆发性增长。民营吨钢投资1000元，产量100万吨，投资10个亿，建设期1年，达产期1年，这是民营钢铁工业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例子，也是国企根本做不到的事。如果是这个速度，2003年出现的钢铁投资热，至多在后年就会形成大规模产出，但两年后中国的钢铁需求能增加1亿多吨吗？

3国家有关部门统计，去年中国轿车的生产量达到206.9万辆，比前年增长80.7％，轿车的销售量达到204万辆，增长92.8％。连续两年实现30％的高速增长，增长时间之长和增长速度之快都创下25年之最。汽车由民营企业投资的也越来越多，仅浙江一个省就有40多个民营企业在进行汽车方面的投资，目前中国已有120多个汽车整装厂，两、三年后会出现多少？

4投资过热导致了近年有所缓解的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短缺局面再度出现，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席卷全国大部分省（直辖市、区）的“电荒”、“煤荒”和“油荒”。2002年6月以来全国的用电量超常增长，连续17个月平均增速超过15％，21个省区先后出现不同程度的限电情况，国民生活和经济发展都受到了能源瓶颈的制约。

其实政府已经看到了投资过热的迹象，并且已经采取了措施。

2003年我国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增长过快，所面临的形势比较严峻。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累计回笼基础货币超过13000亿元，累计投放基础货币10000亿元，交易总额超过23000亿元。净回笼基础货币3346亿元。

卖出债券回笼市场上的现金就是正回购，是中央银行调控货币政策的重要手段。

我们无法想象中央银行在正回购操作中，会面临持有债券不足的局面，使正回购操作难以为继，这说明基础货币供应量已经不是一般的快速增长。

于是，从4月22起，中央银行开始直接发行央行票据，进行正回购操作。全年共发行63期央行票据，累计发行量超过7000亿元，年末余额约为3000亿元。这个余额约占基础货币的6％～7％，相当于法定存款准备金的15％左右。

由于发行票据不受量的制约，在冻结商业银行过多的资金流动性方面，会有更大的空间。实际上是将商业银行的部分超额存款准备，转换为票据，这种效果相当于提高了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但是又比提高法定存款准备具有更大的弹性。

即使这样，连续的正回购操作仍然不能实现中央银行的货币控制目标，于是动用了更加厉害的传导货币政策信号的杀手锏，于2003.9.21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股市，债市闻声下跌。

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是收缩银根，对宏观经济的抑制作用是必须肯定的，做企业的人看不到这一点，就会犯决策错误。

但是，在“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传导过程有多长？在没有行政手段配合的条件下，抑制的力度有多大？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投资与建设的市场风险会否以新一轮的不良资产的形式，通过金融系统释放出来？一切将拭目以待。

贫富失衡已经成为社会问题

我国经济发展的另一大问题是国民储蓄。

居民储蓄强势增长，不仅导致最终消费萎靡不振，降低了国民的实际生活水平，而且可能造成生产相对过剩，投资效率下降。

这个表面现象其实折射了一个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即：不同社会阶层收入分配失衡。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已经从全世界收入分配最平均的国家变成全世界收入分配最不平均的国家之一。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城乡居民总体收入的基尼系数只有0．25，20世纪90年代初刚刚超过0．3，目前已经超过0．45。0·45是个什么概念呢？在发达国家中，目前只有美国达到这个水平。

基尼系数的含义是什么呢？按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2年9月发布的《首次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调查报告》，我国城市居民金融资产高度集中于高收入家庭，户均储蓄最多的20％的家庭占有全部城市居民64．8％的人民币储蓄、89．1％的外币储蓄，最低层的20％家庭只拥有1．2％的人民币储蓄、0．2％的外币储蓄。毫不夸张地说，我国收入分配不平均程度正在逼近社会承受能力的极限。
　　收入分配失衡，一方面导致国内消费需求难以启动，恶化了储蓄、投资与消费的失衡状况；另一方面，收入分配失衡又前所未有地加深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裂痕，蕴藏着引发社会危机的风险。
　　我国社会分配方面的不合理，使大量社会财富过度集中，形成了庞大的储蓄与投资能力。财富的高度集中与城乡广大社会阶层收入增长的相对停滞，迟早会导致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循环关系的断层。今年要不是由于国际油价和国内粮食价格上涨，物价仍会是持续走低趋势。实际上从制造业中的加工产品看，直到目前也没有摆脱价格继续走低趋势。

储蓄膨胀，消费不足会导致生产过剩，而生产过剩危机又会带来金融危机，反过来使生产过剩危机更快蔓延。

90年代以来，国内外不断议论中国金融体系内的弊端所集聚的系统性风险，例如投资资金来源高度依赖银行与互相担保的债务链不断延伸，会引发我国的金融危机，但这种危机始终没有出现，如果真的出现生产过剩危机，以往所积累在金融体系内的矛盾就会爆发出来。

如何解决不同社会阶层收入分配失衡？我不知道，也说不清。以下是王建先生的一段值得思考的话： 
　　“资本主义经济在长达20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由于反复遭受生产过剩危机的打击，终于找到了解决生产过剩比较好的办法，就是政府的扩张需求政策。

1998年以来，中国政府也使用了扩张性财政政策，但是与西方的宏观调控手段相比还是有很大的不同，西方从宏观上解决需求不足的主要手段是社会转移支付制度。以美国为例，美国的财政收入差不多要占到GDP的50%，而财政支出中属于转移支付性质的支出又占到三分之二，即全部社会收入中有近33%被政府用财政手段进行了再分配，就是把富人所集中的社会财富向低收入阶层转移。实现这种转移支付的基础是个人所得税。在美国全部税收中，属于类似中国增值税类的流转性税收只占3%，还有3%是消费税，35%是社会保障税，其他是所得税，占55%。在全部所得税中，公司所得税只占20%，个人所得税占80%，也即全部税收的45%。 
　　人们都知道美国的社会财富分配很不平均，例如只占1%的富人却占有四分之一以上的社会财富，但是否也知道美国只占1%的富人却缴纳了28%的个人所得税呢？正是由于现代资本主义财政的转移支付制度，使美国在初次分配领域中的社会分配差距极不平均，但经过政府的再分配就显得比较平均了，因此相对减少了爆发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性和减轻了危机爆发的程度。 
　　这正是新的经济运行状态下中国宏观调控困局所在。我们还没有建立类似市场经济国家的社会转移支付体系，直到去年末，个人所得税占全部税收的比重还不到7%。面临需求不足我们的主要手段仍是国家财政对投资的扩张性政策，这种政策的结果是增加社会供给而不是增加社会消费，实际会更加加重今后的生产过剩矛盾。”

企业人应该如何认清和应对当前的经济形势

首先在市场一片繁荣，面对原材料价格异常变动的时候，应该头脑清醒地把握好市场的机遇，做好短，平，快的市场投机。

其次在敏感地捕捉到国家金融政策变化的时候，应该及时地考虑与调整战略性的收缩投资，而不是扩张。倾注精力做好财务平衡，积聚和保存好宝贵的企业资金资源，以抗拒来自国家政策和市场变化的风险。

再者就是静观其变，而不是坐以待毙。

用吴敬琏老先生《改革25年感言》中的话作为结束语：

“在经济方面，我们面临着农业停滞、农民贫困和农村偏枯的三农问题，国有经济改组和国有企业改革不到位，城市失业严重，脆弱的金融体系，贫富两极分化、社会失范以及腐败泛滥。然而，解决这些问题决不仅仅要在经济体制改革上着力，还要在包括政治、法律、社会等方面的改革上进行全面的配合。

……

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可能走向天堂，也可能走向另一个方向。”

以上是非常肤浅的一点思考，很多问题太大且深，不是我所能够说清楚的，观点正确与否，留待市场来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