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王安石再会“半山园”

公元1084年，即大宋帝国元丰七年。

七月的古城金陵，显得特别闷热。但是，“半山园”里却很安静，偶有几只不安份的“知了”，在不知疲倦地比赛着叫唤的声音，敲出几段时断时续、歪歪斜斜的不规则声音曲线，划破宁静的时空。它们的那份执着和热情，就如这小庄园的主人王安石一样，虽然已被抛出了正常的生活轨道，却仍然固执地遵守着自己的惯性原则。他每天依然不停地读书、写作和思考问题。气温的日趋上升，窗外虫子的嘶鸣，都不能搅动心静如水的主人的读书情趣和讲学不辍的耐性。只是在主人放下书本，沉思默想、遥望远方的时候，人们才会发现，眼前的主人是一个非常精干而睿智的小老头。尤其是那双不大的眼睛，时刻闪烁着慈祥、柔和的光芒。不过，若要仔细观察，才能看到他眼神的动人之处，那是一种人性的光辉，是只有在经历了人生各种各样的灾难与挫折之后，才会有的那种超脱和大度，它需要严格的人生“修炼”，才能达到的这种至高境界，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有的气质、品格。

这是金陵一个不同凡响的夏天！不是它的奇特炎热，而是北宋王朝两位最有名的、政见不同的作家——王安石和苏轼在此的久后重逢，而且是在两人都经历了人生的跌宕、起落和一系列的“人祸”之后。使得这一年显得异常特殊，也使得大宋王朝的“人文”星空，变得更加富有人情味，更使整个文教伦理天空的色彩为之一变。也使得古都金陵被罩上了一层充满激情与理性的光华，它能够穿越时空的局限，永远散发着迷人的富有道德力量和人格引力的芬芳。

经过了多年的宦海沉浮和事业奋斗之后，被授予汝州团练副使的苏轼，途经古城南京，特地拜访了退休、隐居于“半山园”的王安石。这对年龄相差16岁的“政敌”、光明磊落的君子，又相逢、盘桓于虎踞龙盘的金陵城下，他们谈文学、叙旧情、聊时政、访古迹，饮酒题诗，欣赏佳作，推介俊秀，留下了一段难以磨灭的文坛佳话。

这对于“半山园”来说，可算是一件大事。王安石从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十月再次罢相、永别京城之后，曾经是追随者如云、高朋满座的“王府”，突然间变得门前冷落鞍马稀，新朋故旧烟消云散。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在他失去权势后，表现得特别明显。如果没有一定的人性修养，一下子是没法接受和承受这种“人际待遇”的巨大落差的。

这一年，王安石63岁，苏轼47岁。苏轼正值壮年，还有不少灿烂的韶华可供自由挥洒。而相对于两年后就离开人世的王安石而言，这次的会面就显得异常珍贵。或者换一句话说，苏轼的这次来访，成为晚年王安石不可多得的心灵抚慰。

王安石最为得意的当政年代，他的一举一动成了大宋政治社会时尚“风向标”，深受朝野人士的关注。而作为社会贤达和知名人物的苏轼，却对这位皇帝信任的改革大臣的举措，很有意见。不仅如此，苏轼还把自己的反对想法形成书面文字，四处张贴、到处“发表”，惟恐人家不知。王安石对这名颇有才气、在文坛很有影响的老朋友的“捣乱”，抱着“治病救人”的良好愿望，不断地给苏轼写信，认认真真地解释“新法”的条文，劝告苏轼改变立场。想以此来感化和转化他的对立情绪，赢得他的对新法的理解、支持和帮助。然而，王安石的所有努力，最后都是“一江春水向东流”。

苏轼照样“上蹿下跳”，牢骚不息。他这样“不识大体”，没有激怒王安石，却挑起了王氏“身边人”的激愤，他们恼羞成怒、大发雷霆，急于除之而后快。苏轼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被怀疑、遭诬陷、被逮捕，审查、流放、降职等，恶运一个接着一个。就这样，一名曾冉冉升起的政坛新星，很快就从帝国的首都消失了，并迅速被得势的权贵们“边缘化”。

两位老朋友从此分道扬镳，走上了不同的人生旅途。王安石在京城洛阳，忙于帝国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与一班“群小”在苦苦“过招”；苏轼则挣扎在灾难的深渊，奔走在流放的坎坷路途中。王安石的事业却先从主动的进攻，转为被动的防守；苏轼的人生却由悲惨的泥淖，踏上崎岖的小径。王安石的声名从如日中天的巅峰，渐渐变成了失势者诋毁的替罪羊；苏轼的文章则从隔靴搔痒的浅酌低吟，一跃而为大气磅礴的思考。值得我们尊崇和敬佩的是，无论他们的个人遭际出现了怎样的升降、沉浮，他们的人格、秉性、节操和趣味，并无实质性的蜕化。而且，经过炼狱之火的烧烤，吹尽杂质、剥离浮华，去伪存真、除粗取精，他们的人生又跃升至炉火纯青的崇高境界。

作为一个为后世立标杆的政治家，王安石不仅在立业上有目共睹，在立言和立德上，同样也为后人树立了榜样。在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他还能保持人性的纯真，这是绝无而仅有的例外。作为一个很有造诣的文学家苏轼，敢于对指点江山、正逢其时的政治家所颁布的政策说“不”，这不仅需要勇气和胆量，更要以学识和良知为其后盾。没有政治勇气，有见解，那是懦夫；仅有孤胆，那是鲁莽之徒；胆和识的有机统一，理论才能掌握群众并发挥现实作用，登高一呼，方能应者云集。

其实，作为王安石的对立面的苏轼和司马光，苏与司马的立场和出发点又不完全一样。按照流行历史学家的观点，司马光是大官僚地主及富绅豪右的政治代表，维护的是他们的既得利益和种种特权。尽管他的反对有某些合理性，也因为这个最终的“标的”过于庞大、受众面过于狭小，从而遭到了人们的诟病。苏轼却是因为保守及不理解才“起而攻之”，他要维护的并不是他所代表的那个新兴阶层的利益，仅既是出于道义。

在他们的反对声里，尤其是“新法”在实施过程中遭遇了极大的阻力和困难，效果离人们的预期越来越远，宋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四月，王安石被罢免职务。十个月后，即第二年二月，他又东山再起、官复原职。熙宁九年十月再次罢相。王安石退居金陵。不久，他被封为荆国公。

苏、王二人的这次相见，具体的详情已不得而知，但在他们各自的文集里，都留下了一些纪念性文字。我们通过他们的文章，就可大致地推测当时的情景。

没有忏悔、没有道歉、没有回忆，而是谈诗说文！过去的岁月于他们而言，那仅仅是一场梦，如此而已。在苏轼的文集中有一首次王安石韵的四绝：

骑驴渺渺入荒坡，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这不是场面上的客套话，而是苏轼的一种大彻大悟。这首先是对作为朋友的王安石一种全面、深入认识，也是对一位杰出政治家崇高人格的确认。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可算是苏轼对自己以前的“过火”行为的反思吧。

当苏轼离开南京到达仪真时，还有信赠送王安石，其中有这样的文句：“某始欲买田金陵，庶几得陪杖，老于钟山之下。既已不遂，今仪真又已二十日，日以求田为事，然成否未可知也。若幸而成，扁舟往来，见公不难矣……”尽管后来苏轼在两地买地事宜均未成交，没有实现“陪杖”、“老于钟山”的心愿，但他在临死之前，终于为自己找到了一块离王安石最近的“住所”，浪迹天下大半辈子的苏轼，见过名山大川的壮丽，最后却将一把老骨头丢在了常州！与老朋友在冥冥之中遥遥相望！这或许是当初买田金陵而不成的一种“补偿”措施吧。

在这次的苏、王相会中，苏轼还向王安石着重推荐了一名刚刚显露艺术才华的青年作家，他就是后来名震天下的“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并将秦观所作的数十首诗送给王安石，郑重地告诉王安石：“愿公少借齿牙，使增重于世。”希望借助王安石的评点来扩大秦观的名声，苏轼的良苦用心由此可见一斑。

王安石在回信中这样称赞秦观诗作：“得秦君诗，手不能舍，叶致远适见，亦以为清新妩丽，与鲍谢似之，不知公意如何？”“公奇秦君数口之不置，吾又获诗手之不舍，然闻秦君尝学至言妙道，无乃笑我与公嗜好过乎？”王安石认为秦观的作品妩媚清丽，颖秀俊朗，与鲍照和谢灵运的诗作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一种很高的评价，史称鲍照的诗风“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魄”。谢灵运才华富赡，其诗歌“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刻画细致，辞采丰富，开一代风气。

（2003年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