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确可以为鲁迅给出许多不同的身份，因为他是如此地复杂……

无论鲁迅以何种身份、何种方式，也无论他到达什么地方，都有无数的疯狗欢迎他的到来，而在他离开时，也有无数的看门狗狂吠着欢送他——犹如法国的小偷作家热内曾经遇到过的情形。……

林语堂说过，中国人一提到大名鼎鼎的苏东坡都禁不住要会心一笑；现在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中国的读书人一提到鲁迅都会心情沉重。从终极意义上看，苏东坡也称得上是一个失败者，但他的失败者身份和鲁迅的并不相同。这取决于失败被看到的方式：鲁迅的失败被看到的方式通常和别的失败者遇到的情况几乎完全不一样。

苏东坡在多次被流放和惨遭政治打击的漫长旅途中题壁留诗，他把整个旅途用于审美、抒发感慨并在强作欢颜中预支了人生的终点和大限。他用一种宽厚的、乐观的心态对待失败，最终将自己的失败视作成功。在逝世前不久（那时他还在流放的途中），苏东坡还以略带兴高采烈或自嘲的语气说：若问平生功业，密州、黄州、琼州。这三个地方正好是苏轼的流放地，并且一次比一次远。……鲁迅也多次遭到了流放，但他的流放从最根本的角度看几乎和政治权利无干，而是他的怀疑主义癖好使得他在各种身份、各种主义和信仰之间进行自我放逐。……而在各种流放过程中，鲁迅战斗着，也对各种价值和信仰进行了习惯性的背叛。到头来，他却没有象苏东坡那种强打精神的乐观。苏东坡说：“谁道人间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鲁迅则说：“一个也不宽恕”，这完全可以看作是他对自己流放和漂泊命运的总结。而我们正是从这种隐秘的方式中，“看到”了鲁迅的失败和他的失败者身份。……

……鲁迅的失败和卡夫卡的失败有某钟可比性。如果说卡夫卡终其一生都在向一个更高的法庭投递有关自己无罪的辩护状，鲁迅的一生则是在寻找自己可以立足的信仰帐篷；如果说卡夫卡因为胆小和缺乏耐心，最终以自辩失败而结束，鲁迅则是通过对战斗和批判的嗜好，一次次抛弃到手的信仰，以最后两手空空而告终；如果说失败者卡夫卡最后恐怖到了只有钻进地洞的程度，鲁迅最终则是绝望到了一个也不宽恕的严重地步。如果卡夫卡的哲学就是失败哲学，因为失败在他那里早已是既成事实，卡夫卡是那种一开始就看见了自己终点的人，他的一生不过是在证明自己对终点的假定和预设；鲁迅的哲学其实是关于成功的哲学，因为他的目的是要在一边努力有趣地填充空白人生，一边还要努力地改造国民性，以便被历史所“挑选”和“追认”。

……作为一个普通人鲁迅在填充空白岁月的过程中时时都充满了痛苦和绝望——鲁迅之所以接受叔本华和尼采的痛苦的、悲观的个人主义……原因是深刻的。在对信仰的追逐中，他是一个屡教不改的“叛变”分子；他的最大理想是改变国民性，可是国民性并没有因为有了他而产生丝毫改变——最明显的例证在这里：文化大革命中，尽管鲁迅的著作和“毛选”几乎有着相等的神圣地位，……但他并没有让文革中人懂得什么叫独立思考、什么叫有尊严的个人、什么叫特立独行和真正的革命——一种鲁迅式的革命。这意味着失败的鲁迅在死后继续在失败。他有着天才般的文学创造能力，但他并没有留下多少象样的作品，大量文字只是时过境迁之后读来让人不大舒服的杂文。……

……尽管失败是人类的根本主题——因为从终极的意义上看这个世界并不存在什么成功者——，但我们中国人从来都不习惯谈论失败。也从来没有人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为弱者和失败者发明一种安慰性的有关失败的哲学。我们只有关于成功的哲学，强人的哲学，尽管每一个有智力的清醒之士都知道成功从来就是虚妄。鲁迅也说过我们从来就没有为失败者鼓掌的习惯，我们如花的掌声总是献给那些虚拟的胜利者的——不管这个胜利者以怎样的方式取得了“胜利”。而我们之所以大力歌颂鲁迅，不正是把他也当成了胜利者吗？为此众多的小鲁迅们挖空心思发明了一种特殊的辨证法：即使面对失败，我们也有本事本着一分为二的基本原则把它转渡为成功。鲁迅享受的正是这种待遇，虽然他早已通过阿Q的精神胜利法批判过这一劣根性。鲁迅的看法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即使是应用于鲁迅本人。

鲁迅的深刻和鲁迅最吸引人的地方，并不仅仅是他那些极少数的优秀作品，更在于他对失败和失败者身份深入骨髓的体验。如果一定要称鲁迅为人类的思想家——如钱理群先生所认为的——，那也是因为鲁迅对人类最终失败这个最伟大的主题的深刻认识。他的出现是造物主为了警醒老不争气的中国人的有意结果。它将鲁迅挑选出来，让他担负起这一角色正是“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标志。鲁迅也很好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这一切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象征；可是很遗憾，习惯于从象征出发思考国计民生的中国人，却没有把鲁迅当成失败的象征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