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因的知音们

文/耕心野莲

说敦煌离不开王道士，说王道士离不开斯坦因，中国自然会出现斯坦因的知音王道士、焦国标、赵、钱、孙……。正如黑格尔所云“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1840年，国门给砸破了，鸦片战争终于爆发了，之后出现的一些人物也合理化了。奉行儒、释、道、墨、法等等家的中国人，可以荣幸地品尝帝国主义列强端来的“爱”与恨、血与辱这两道洋菜，其中斯坦因，爱走了我们的国宝，也不过是大事里的小事而已。国门都没了，这些国宝被说成不择手段也好、巧取豪夺也好，哪怕是介绍了那洋人的履历，说成与帝国主义不搭界或是欺骗外的简单交易也好，总之，中国的国宝不也被安置在洋人的博物馆里？在那个封建王朝，不是说是个鬼子就能来华招摇过市，可是家门给砸了还不能修，自然招贼，否则，那么远，能招来这许多悍匪与鸡鸣狗盗之徒？又比方说，山大王的远房亲戚溜进家来搬米缸，主人还巴结不上，又缺微薄的资金度日，哪敢得罪山大王？还声辩什么斯坦因没有带帝国主义的一兵一卒？没想过，月亮的背后是黑暗的。

鸦片战争是我们民族的悲哀和耻辱，中国人为尊严而战不也奋斗了109年？多年来，为从海外收回国宝，不也支付了大把钞票？这一切，不怨敦煌，放下斯坦因，要怨王道士，更要怨恨炎黄的败家子孙不争气。不仅对外不争气，内里不争气的知音更多，形形色色，否则抗日能打8年，不都是汉奸惹的祸？自然做汉奸也有理由，爱上狗狗，做君子、提倡民族气节也有理由。存在的当然合理，现今，文圈儿里出了个斯坦因之类的第一知音又有何奇哉？谁能说不合理。

有人会想，历史是历史，现在不同了。殊不知，读史可使人明智？历史正是一面镜子，可以透过它瞧瞧眼睫毛上的痔，因此，历史上不合理的人与事竟然有惊人的重复或相似。窃以为，其本质在于贪婪着名和利。

在1907年，斯坦因不辞辛苦，跋涉千山万水来到敦煌，王道士拿“无用”的经卷和“垃圾”换来了银子，有买有卖，二人各取所需、臭味相投、惺惺相惜、挥手孜去、欢迎再来，难道不是一见如故？搬走了国宝，愈搬愈有经验，喜得他5次光临敦煌，可谓利字当先，后半生无忧。现在，第一世界国家跋涉千山万水到第三世界国家掠夺资源，无非在侵略、欺辱、掠夺的外面披上了文明的外衣，不要误以为外衣是资源的知己。

斯坦因合理的来，满载着希冀合理的去了，留下诸多不合理的黄物，由后人去舔罢。他怎会料到二十一世纪，曾首次爱过的黄土地上，诞生了他的第一知音。正所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欣然而涕出，九泉之下岂有憾哉，可谓千金易得，知音难求焉。兀的不恨杀人也么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