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为南京金沙井36号原汪士铎旧居】

近世南京名士中一大怪物《南京掌故丛谈之六》

汪士铎（1802--1889）原名鏊，字振庵，别字晋侯、梅村，号悔翁，后又改为无不悔翁、芝生。江苏江宁人，（今南京）1840年道光庚子乡举举人。一生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他著述丰富，主要著作有《汪梅村先生集》、《悔翁笔记》、《南北史补志》、《水经注图》等。为清代晚期有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和著名学者。

清末四朝，在太平天国运动的打击下，帝国大厦摇摇欲坠。汪士铎生活在社会底层，年轻时当过学徒。其家原“以资财雄于时”，至其祖父时，“家中落”，“又牵家产涉讼事，至十七年乃结”，自此后汪家益寥落，为谋生，汪士铎曾学经商，后经人劝复读书。中举后虽混迹于官场，但终不得志。从未任过正式官职，一生以授徒讲学和充当幕僚为业。

他耳闻目睹清王朝的腐败，又亲见太平天国进入南京的威严；他追念清廷的皇恩浩荡，又痛恨清政府的无能；他谢绝了太平天国政权聘其为军师的邀请，又让其长女为东王扬秀清的书记；他做曾国藩、胡林翼的幕僚，为打击太平天国运动出谋划策，却又赞同太平天国政权的一下主张。汪说：“洪、杨删论语，去鬼神祭卜等类，功不在圣人之下。......

他的这些所作所为，尤其在其秘不示人的《乙丙日记》，（主要是汪士铎在太平军占领南京后的一段时间，作为一个太平军之难的受害者和近距离观察者，记载的他对时局的感受、反省和主张；这段时间汪士铎颠沛流离，被困在太平军占领下的南京围城九个月之后成功逃亡至安徽绩溪，《日记》所记事情多为亲见实录，所发评论多为目击“案发现场”后的“触景生情”，又因日记“不欲于示人”，日记文字往往直抒胸臆、直言不讳，看不出有作伪或矫饰成分，“是一个充满情绪、矛盾、杂乱无章的空间”其中有一些是在非常时期的极端看法。）表现了一个处于乱世的低层士大夫在这一时期的思想和矛盾的心理。是不被世人所理解的

汪士铎在《乙丙日记》中的还有些怪诞言论直到晚清时才开始慢慢被人得知，其同乡邓之诚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时，把《乙丙日记》中的主要部分刊行，其内容才开始广为人所知，比较守旧的学者张尔田还专门针对《日记》中的“谬论”写了《〈乙丙日记〉纠谬》一书，批驳汪士铎；而黄濬在看了《日记》后则把汪士铎称为“近世南京名士中一大怪物”。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清王朝粉饰太平，提出了所谓“同光中兴”，实际上已是危机四伏，汪士铎敏锐地觉察到了，他认为：“救时不得不变法”，“不用孔、孟，不祀鬼神，不信术数，不言道学，不讳富强，不循资格，不用六经。......”他的主张为以后爆发的戊戌变法在思想上做了准备。

尤其值得指出，汪士铎还尖锐地提出了“人口问题”。汪士铎强调中国人口已经绝对过剩。他从徐光启关于人口加倍的论点出发，认为“天下人丁三十年加一倍。”在盛行早婚的地区，如安徽徽州（今安徽歙县）的人口更是“二十年即加一倍”。根据三十年加倍的抽象原则，他认为“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一人者，至今（1855年前后）一百二十八人”。当时全国已是“人浮于地者数倍”。到了“驱人归农，无田可耕；驱人归业，无技须人”；“天地之力穷矣”，“人事之权殚矣”，根本无法解决的严重地步。

汪士铎断定社会动乱的唯一原因就是人口太多。“世乱之由，人多（女人多，故人多），人多则穷（地不足养）。”为了进一步说明人多之患，他还特别用与一位农民的对话来证明。“问：‘官吏贪乎？枉法乎？曰：‘不知。’问：‘何以恨之？’则以收钱粮故。问：‘长毛（指太平军）不收钱粮乎？’曰：‘吾交长毛钱粮，不复交田主粮矣。’曰：‘汝田乃田主之田，何以不交粮？’曰：‘交则吾不足也。吾几子儿女如何能足？曰：‘佃人之田，交人之粮，理也，安问汝不足？且汝不足，当别谋生理。’曰：‘人多，无路作生理，无钱作生理也。“呜呼，岂非人多之患哉！”汪士铎间接地说明了佃农对太平天国地拥护。

“家有两女倍其赋；生三子者倍其赋。”对无计划生意实施经济制裁。汪士铎主张通过晚婚以降低人口出生率。他在《乙丙日记》中反复陈述早婚之害，认为许多青少年男女“每十五六皆嫁取”，“十六皆抱子”，“年十五六皆授室”，“年三十即抱孙”。这样做的弊病很多，只能早早地生出一大批素质不高的人，使社会背上沉重的包袱。汪还提倡：“定三十而娶，二十五而嫁，......”科学地提出了婚娶年龄，不能说不是一个创举。汪还大胆地提出药物节育：“施送断胎冷药”，“生一子后服之”。这些对封建伦理的挑战，是当时社会所不能接纳的。他还指出，“人多而气分，赋稟而遂薄，又濡染于风气，故人才益难”，如果实行晚婚，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说汪士铎“怪”，还可以在可能是世界上空前的最全面的“诟妇之词”中体会到。汪士铎说后妻沈氏：“不孝、不友、不慈、不顺、不和、乖戾、不睦邻里、多尚人尚气、无事寻人不是、懒傲惰、不惠下、妒忌凌虐、残忍酷暴、不敬夫、多心、凶悍、挑舌、狠婆、吵闹、碰骗、寻死拼命、多言长舌、讲究妹妹圈套、假咳嗽、打扫喉咙、嗅鼻吐痰、诈喘逆、干呕、喷嚏、大声叹、诈哭。”“眼睛一揉，即无中生有，百计搜寻，说张家长、李家短；吹毛求疵，推求百般，不好之处，以责备人；一事要数十日、数百遍不止；买物于秤上及价值俱要占点小便宜；事事讲究，好排场应酬，装病”，汪士铎对后妻下了判词：“惫其精力，困其心思，反其寒暑，拘其出入，使之疾病。”针对后妻“任性妄作，毒及子女；老拳凶物，殴及无辜,”汪士铎判曰：“夺其饮食，稽其居处，禁绝粗砺，使之饥痿。”针对后妻“捶床叫骂，辱及先人，指桑骂槐，肆无顾忌”的情况，汪士铎判曰：“摔其衾茜，扯其冠服，褫其袒衣，使之寒冻。”最后，汪士铎又诅咒其后妻，“观其右眼角吊上，终必横死，特未知死于凌迟之国法，抑死于拼命之骗人。”

当然，汪士铎的主张里包含着太多反社会、反人道的因素。比如：为了使人口大量减少，他主张进一步加强封建专制统治，制订种种旨在大规模屠杀人口的条例，“以威断多杀为主，有言仁慈不嗜杀者立斩”。甚至“凡男子有子而续取，妇人有子而再嫁，皆斩立决”，以及大量推广溺婴尤其溺女婴等野蛮的方法。还有“可能是有史以来最荒谬、最极端的反妇女的性别歧视思想”。实在是不足为训。汪士铎是封建文人，是那种社会孕育的怪胎。他不会也不可能认识到一切灾难和罪恶的根本原因。

汪士铎一生不攀权贵，孤介高傲，学问淹博，人品高洁。光绪十一年（1885年）才被授为“国子监助教衔”的小官。这时，他已是85岁的老人了。他最后终老于南京金沙井这个地方。

此地，即金沙井34号和36号，愿为汪士铎祖传私宅。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即将金沙井附近的寺庙道观拆毁，取其建筑材料，在汪氏宅基上重新建造房屋，作为官员办公的衙署，规模颇为壮观。1864年天京被湘军攻陷。清地方政府鉴于南京城中原城隍庙已被太平天国拆毁，遂“暂就金沙井贼遗老屋”（即今34号和36号）权作江宁府城隍庙。同治十三年十二月（1875年1月）江宁府城隍庙在原址重新修建竣工，汪士铎和其姻亲朱锡九等情愿将原金沙井私宅之基业报捐入官。清南京地方政府又禀请当时的清两江总督李宗羲将金沙井34号和36号五进房屋的前两进加以改修，用作祭祀原清钦大臣江南大营统帅向荣和江南大营副帅张国梁的祠堂；又将祠堂之后的“老屋三重”用作“崇善堂”，以收养和周济丧失劳动力的寡妇。民国年间，向、张祠堂所在地改为“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后作“中央图书馆印刷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