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勣》 作者：王志平

　　引子
　　公元637 年，唐贞观十一年。
　　二月，初春。
　　一代英主太宗皇帝李世民在太极殿召见群臣。面对文武两班臣僚，他突然感觉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心情。这些忠心耿耿追随自己多年的文臣武将，有的已经两鬓斑白，有的已老态龙钟，失去了当年的勃勃英姿。太宗皇帝心里明白，李唐王朝的江山就是靠这些人打下的。他也清楚，自己登基十余年来，天下安宁，海内升平，四夷臣服，万邦协和，这一切也都离不开眼前这些文
　　武臣僚的辅助……
　　想到这里，太宗皇帝又将目光投向了阶下群臣，房玄龄、长孙无忌、魏征、李靖、李勣、诸遂良等文武重臣都肃穆而立，峨冠博带，气宇轩昂。这是一派令太宗皇帝心情兴奋而又自豪的景象……
　　此时此刻，太宗皇帝想了很多。
　　次日，太宗皇帝下诏：自今以后，凡文武臣僚有功者，在朕的寝陵内赐茔地一所，陪朕而葬，以示朕对辅弼重臣的荣宠。
　　唐太宗李世民的寝陵——昭陵位于陕西省礼泉县东北九嵕（zōng）山的主峰上，气势雄伟，高耸挺拔，陵园占地约30 万亩。以昭陵为基点，向南辐射成一个扇形区，则是文武重臣和皇室贵族的陪葬墓区。
　　昭陵共有一百六十七座陪葬墓。
　　名将李勣的墓在昭陵的正前方，其墓筑为品字形的三个土冢， 象征着阴山、铁山和乌德鞬山，前有唐高宗李治御治碑文，两侧石人、石虎、石羊排列有序，这些都是对墓主生前赫赫功绩的昭显。
　　坟冢起三山，陪帝王而葬，以旌表功绩，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只有两人：
　　汉代骠骑将军霍去病，几番出击漠北征战匈奴，战功显赫，陪汉武帝而葬，坟起三冢，象征着阴山、大青山、狼胥山，以昭其功。
　　唐代名将李勣，十七岁投奔瓦岗军，纵揽天下形势，归附李唐王朝，助李世民平定天下，后驻守塞上，出击漠北，征战辽东，一生足智多谋，勇略超人，功绩非凡。其坟起三山，当之无愧！
　　……
　　历史的发展往往会出现巧合。
　　唐太宗昭陵博物馆被选择设在了李勣墓地。
　　络绎不绝的人们，吊古凭今，追溯着历史，来到了昭陵，来到了李勣墓前，品字形的坟冢仿佛向人们诉说着这位名将足智多谋英勇善战的一生……
　　李勣
　　第一章隋末农民起义风云急义军添了一小将瓦岗军中显英才
　　一
　　隋大业七年（公元611 年）。
　　炀帝杨广已登基为帝七年了。炀帝秉性暴戾，好大喜功，贪得无厌。他狂妄地认为，天下可以听凭一己的指使。那雄伟的东都洛阳，华丽的宫阙，婉蜒的南北运河，一统天下的版图，越来越使炀帝骄奢淫逸，不可一世。
　　他游幸江都，龙船和大小船舶数千艘，相接二百余里，沿途征发民夫供应物资不计其数。他还别出心裁地使数百名宫女赤脚为他乘坐的龙船拉纤，
　　以示华贵……
　　他统兵数十万，巡行边塞，沿途为了凿山开路，征发了十几个郡的数十
　　万丁男……
　　也就是在这一年，他突发奇想，要去征讨高丽。高丽也叫高句（gōu）丽，是古代朝鲜历史上的“三国”之一，曾与新罗、百济互争古代朝鲜半岛的霸权。高丽在长寿王朝时（约公元五世纪中），建都平壤，占有辽东平原和汉江流域地区，国势强盛。隋文帝开皇十八年（公元598 年），高丽一度出兵进攻辽西，隋文帝出兵反击。隋兵到了辽东，突遇瘟疫，死亡很多；高丽见隋军势大，也主动要求罢兵。此次冲突就此结束。象这类冲突、在古代封建政权之间频繁发生，是很寻常的事。这时，隋炀帝下诏征讨高丽，发动了一场师出无名的不义战争，是穷兵默武炫耀武力的表现。
　　这场战争，加重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灾难。
　　他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大规模地征发兵员、民夫和物资。在东莱（今山东掖县）海口，大批役夫站在水深齐腰的海滩上，不分日夜地赶造战船；役夫们下半身在海水中泡烂了，生了蛆，但在皮鞭的胁迫下，依旧不停地挥动者斧头，呐喊着使出浑身的最后一点力气，把建造好的船推向深水之中：有人倒下了，在皮鞭的驱使下别的役夫又补了上来。渤海边上帆樯越来越多，
　　海底的死尸也越积越厚……
　　在隋炀帝强迫的征调下，人、马、车、船、粮秣、军资，夜以继日地沿着刚刚修好的大运河，沿着运河两岸的官道，形成一股股洪流。滚向北方。
　　淮南、江南和岭南的兵士都要赶到涿郡（今北京市）集结；江南的船夫驾着输送兵甲衣粮的帆船，来到了遥远的北国；中原河南一带的成年男子，都被征调输粮，他们都在通向北方的路上，推着自己的小车，吆喝着自己的牛马，输送军需。两个人推着一辆小车，只装三石米，目的地还没有到，米就被吃光了，已经是无法交差了，只有丢下小车，逃匿山林。官道上丢满了被遗弃的小车和牛马倒毙的尸骨，还有累死饿死数以万计的人的尸首。
　　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兵役、劳役，再也无法忍受这样残暴的统治。
　　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已经拉升。
　　二
　　这一年，齐郡邹平（今山东邹平）人王薄，在长白山聚众起义，首先点燃了隋末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
　　长白山位于邹平、长山、淄川诸县交界处，山势险峻，周围六十余里，号称“第二泰山”，历来就是农民逃难藏身的场所。传说，该山中产铁矿，曾有人在山里制造兵器，长白山为王薄首义提供了优越的地理物产条件。
　　王薄自称“知世郎”，意为世事可知，借以树立自己的威望。他又作《无向辽东浪死歌》，号召人民起来反抗隋炀帝的暴政，歌中唱道：“长白山前知世郎，披着红罗绵背裆。长矟（shuò，即长矛）侵天半，轮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这首动人心弦的歌谣，表现了劳动人民反抗暴政统治的决心，也表现了农民起义军的英雄气概。
　　这是一场大规模农民战争的星星之火，在山东、河北和河南大地上迅速漫延，终于形成了燎原之势。
　　齐郡漳南（今山东武城东北）人孙安祖，田舍被大水淹没，妻儿被活活饿死，本人又被强征服兵役，他向县令哀求乞免兵役，反遭了一顿毒打，盛怒之下，杀了县令，逃到了朋友窦建德家躲藏。窦建德有胆有识，孔武有力，在漳南乡间颇有名。隋炀帝为征讨高丽而大征兵役的时候，官府见他勇武过人，派他做了个二百人长。他见炀帝穷兵黩武，料定天下必乱。所以，他劝孙安祖不要只顾逃命，要挺身起来，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孙安祖听从了窦建德的建议，便纠合了数百人，在漳南的高鸡泊扯起了义旗。
　　大约与此同时，刘霸道在豆子（gāng） （今山东惠民境），张金称在河曲（指清河之曲），高士达在清河（今河北清河），也相继聚众起义。
　　孙安祖等人起义后，官府怀疑窦建德与义军有联系，便杀害了他的家属。
　　窦建德于是毅然率领二百人，投奔了高士达。不久，孙安祖被张金称火并杀害，孙的部下全都归附了窦建德。从此，窦建德和高士达二人共同成了高鸡泊义军的首领。
　　也就是在这一年，河南瓦岗（今河南滑县南）山上也扯起了一面义旗。
　　为首的名叫翟让，本是东郡（今河南滑县东）的法曹小官，因得罪了上司，被冤打入狱，判处死刑。监狱有个姓黄的看守，对翟让的骁勇十分敬佩，于是深夜入狱对翟让说：“天心民意，已经十分明显，你身为堂堂一丈夫，怎么可以在这里坐着等死？”翟让听后十分惊喜，对他说：“我已是圈中之猪，是生是死，全在您的手里。”姓黄的看守打开翟让的脚镣手铐，把他送出监狱。临别之时，翟让叩头不止说：“我受您再生之恩，诚是幸运，可是我走之后，您怎么办？”忍不住泪如雨下。姓黄的看守见此情景，大怒道：“我本以为你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可以拯救民众于水火，所以甘冒一死，救你逃命，怎么反而和女人一样哭哭啼啼！请你只管逃命，不必为我担心。”翟让就是这样逃出了监狱，在瓦岗山上聚众起义，扎下了营寨。
　　跟随翟让在瓦岗山寨起义的单雄信，家道富殷，仗义疏财，深得众人佩服。此人惯使一支马塑，武艺绝伦。瓦岗寨的兵土多出身渔民猎夫，善使兵器，颇有战斗力。
　　瓦岗寨举义不久，又来了一位年少善战多谋，智勇双全的投奔者，这就是日后为李唐王朝立下汗马功劳的李勣，不过这时他的名字叫徐世勣。
　　瓦岗寨的义军从此便开始威震中原。
　　三
　　河南滑州卫南（今河南濮阳西南）人徐盖，原籍本是曹州离狐（今山东东明），只因躲避战乱，十几年前迁来卫南。他在卫南用积蓄下来的家资，购置了数十亩田产，每年有些租粟收入，家道虽不十分富裕，但在当地也算一家富户。徐盖初识诗书，为人乐善好施，经常接济贫穷人家，不问亲疏，只要有困难，都能给予照顾。也正由于此，徐盖在曹、滑一带，颇受人们的尊敬。
　　徐盖已年届四旬，膝下有三儿一女。单说这长子，出生时俨然一副老成模样，只啼哭了一声，便嘻嘻发笑。适逢一位算命先生路过门前，徐盖便请先生为麟儿一卜。算命先生见小儿天庭饱满，双目晶亮，两手虎口张合有力，便对徐盖说：“恭喜！贵子将来必成大器。”徐盖不胜喜悦，忙说：“愿闻其详。”先生答道：“贵子天庭饱满，将来必是大贵之人；双目晶亮，将来必智谋超人；双手张合有力，将来定是舞枪弄棒的好手。此子将来必有高官厚禄！”先生接着说：“如若方便，愿为贵子取名。”徐盖忙说：“请先生赐名冠字。”算命先生当即为此子取名为世勣，字懋功，为旷世之绩功绩盛大之意。
　　有道是算命先生的确身手不凡。这徐世勣后来便是瓦岗英雄、唐朝重臣，受李唐国姓，改名李勣，位至三公，青史留名。
　　转眼之间，徐世勣已到了启蒙的年龄，父亲徐盖为他请了个先生，两三年间，《诗》、《书》、《礼》、《易》、《春秋》都有所习猎，但徐世勣对这些典籍并无多大兴趣，只是每日随先生唱诵而已。对古代兵书，他却十分有兴趣，所谓《孙》、《吴》、《三略》、《六韬》，他却反复诵读，几乎能背诵下来。徐盖不时询问儿子学业，教书先生只好如实相告，徐盖听后也不做任何表示，默认儿子所好。每有读书闲暇之时，徐世勣便邀些孩童，专做布阵用兵的游戏，舞枪弄棒，好不热闹。
　　到十二、三岁时，徐世勣已长成一个腰阔体壮的青春少年了。此时，正值隋炀帝弑父杀兄登基不久，天下动乱，民不聊生。卫南之地，距正在开挖的大运河不远，每日总有些被解押的民夫路过。这些民夫稍有不慎，就要遭卒役的鞭打，轻者被打的遍体鳞伤，重者被打的奄奄一息。徐世勣看在眼里，恨在心里。有好几次怒气上来，手持大刀，要冲出门外找卒役算帐，被父亲劝阻。
　　一日，一个满脸横肉的卒役正在鞭打一位老者，老者苦苦哀求都无济干事，被打倒在路边。见此，徐世勣再也忍不住了，冲出门外，站在卒役面前，大声喝道：“住手！难道要把他打死不成？”凶狠的卒役见是一个少年，根本没放到眼里，继续挥动着皮鞭说：“小毛孩子，管你屁事，若不让开，大爷我连你一块打。”这时，左邻右舍，尤其是和徐世勣平时一块舞枪弄棒的朋友都围了上来。卒役见势不妙，丢下皮鞭，撒腿逃走了。众人上前，扶起老者，齐声夸奖徐世勣见义勇为的做法。
　　一日晚上，徐盖邀左邻右舍的长者们说：“现如今炀帝暴虐，天下动乱，我们这方土地也恐难保平安，请诸位看如何是好？”众长者说：“唯有自保。”
　　徐盖问：“愿听自保之计。”众人说：“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实乃人祸。
　　炀帝暴虐，多行无道，为祸之根源。天下民众，均在受祸之列，不日之久，我们也要祸事临头。因此，应每家出人，自备枪械，闲暇时可进行操练，若有动静，鸣金为号，迅速集结，组成民间武装，一可御贼盗，二可抗官府。
　　如此，方可保一方平安。”徐盖听后，连声称妙。又问：“不知何人可为之首领？”众人答道：“贵公子徐世勣见义勇为，有勇有谋，可担此任。”徐盖说：“犬子世勣，尚为一孩童，难担此任。”此时，世勣接过父亲的话说道，“我虽年幼，但只要众推为首，一定不负众望。”众人见世勣已愿意担此重任，即劝徐盖不必再议。
　　自此之后，徐世勣便带领着数百名农家子弟，操练习武，肩负起保卫家乡平安的重任。
　　日月似箭，光阴如梭。四、五年间，徐世勣已长成为一个积累了丰富经验的民间武装首领。也由于徐世勣领导的这支民间武装的存在，基本上保证了家乡的平安。
　　瓦岗寨就在徐世勣的家乡附近。翟让、单雄信等人在瓦岗寨起义的消息传来后，徐世勣对父亲说：“暴隋将亡，已成定数。我们何不乘此时机，顺应天意，投奔瓦岗，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徐盖觉得儿子说的有道理，便同意了儿子的想法。于是，徐世勣便率数百名农家子弟，奔向瓦岗寨，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之中。
　　是时，徐世勣年仅十七岁。
　　四
　　徐世勣投奔瓦岗泰不久，便发挥了他足智多谋的作用。
　　翟让、单雄信等人于瓦岗山安营扎寨，举行起义以来，每日操练士卒，不敢怠慢，只等朝廷派军进剿。但隋炀帝一心只在征讨高丽，对山东、河北各地义军，并未放在心上。日子久了，义军的给养逐渐消耗。单说这瓦岗寨的义军，有数千人之众，粮秣消耗日多，尽管单雄信将全部家资都运上了山，但还是入不敷出，财资日见拮据。为此，翟让与单雄信等人经常合议，寻找解决的办法。
　　为了补充给养，翟让只好使义军干一些打家劫舍的勾当。他们最先只打劫附近一些富户人家，不多时，附近的富户全被他们打劫一空，给养仍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到后来，瓦岗寨的义军开始骚扰附近的老百姓了。翟让、单雄信等人在老百姓中的威信逐渐下降，瓦岗寨处在生死悠关的境地。
　　徐世勣投奔瓦岗寨后，一日对翟让说：“兵法上说军无粮就定要失败。
　　我们瓦岗寨现在的燃眉之急，就是没有足够的给养。解决给养可以有多种方法，但切忌不能骚扰百姓。你我都是本地人，俗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我们绝不能再将解决给养的目标放在左右乡邻身上。兵法上也说要因民而用兵，我们若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就一定会失败的。”
　　翟让听后，半晌不语，心里好不愉快。他想，你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能懂多少，自古以来，凡聚众起义者，不都被称做草寇吗？落草为寇之人，不去抢不去劫能生存下去吗？翟让想到这里，并没有发作，只是微笑一下，对徐世勣说：“懋功贤弟所见高明，但不知如何解决给养，请贤弟指教。”
　　很明显，翟让是看着徐世勣初来乍到，给他一个面子。
　　徐世勣沉思片刻，说道：“我们于瓦岗寨聚义，是为了对抗暴隋统治而顺应天意。炀帝继位以来，大兴土木，连年征战，气数将尽；现在天下已是雄杰并起，都把矛头对准了隋炀帝的统治，这无疑也是我们瓦岗寨的目标。
　　我们要把解决给养与我们的目标联系起来。”世勣刚说到这里，话头被单雄信打断，他忙问：“懋功贤弟的话很有道理，不知怎么才能把解决给养与我们的目标联系起来？”世勣接着说：“我们把作战目标转移到宋、郑两郡（今河南荥阳、商邱一带），那里有一段运河，是隋王朝转运物资的枢纽，官船往返，络绎不绝，船上都载着炀帝榨取民众的血汗。我们在那里劫击官船，其一可以壮大我们的声势，实现我们反抗暴隋统治的目标，其二足以解决我们的给养，剩余者还可接济百姓。”
　　翟让听完了世勣的话后，不觉大喜，说：“懋功贤弟此一席话，使我茅塞顿开。想不到贤弟有如此韬略，实非我等所及。所提建议，即刻实行。”
　　当晚，翟让命世贰率数百兵士，星夜出发，拂晓前赶往运河，劫得官船三艘，将所载物资细软全部运回山寨。
　　从此之后，世勣深得翟让重用，很快就成了瓦岗寨义军中一名多谋善战的骁勇将领。瓦岗寨义军经常出其不意地潜到运河两岸，不断劫获隋王朝从江南北运的兵器、马匹和粮食，在周围百姓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也不断有穷苦百姓加入到义军队伍中来，瓦岗军很快就发展为一支有万余人参加的军队，成为山东、河北众多义军中战斗力较强的一支。
　　瓦岗军的威名开始传遍中原。
　　五
　　大业九年（公元613 年），隋炀帝又一次对高丽发动了征讨，并且亲自到辽东前线督战。这年六月，隋王朝礼部尚书杨玄感利用炀帝出战国内空虚之机，在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南）发动兵变，引发了隋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一次内证。
　　杨玄感乃是隋王朝开国重臣大将杨素的儿子。在文帝之时，杨素因辅佐有功，遇事文帝也让他三分。到了隋炀帝即位后，杨素开始居功自傲，甚至不把年青的炀帝放在眼里，常当面顶撞，使炀帝下不了台。对此，炀帝早已怀恨在心。待到杨素病逝后，炀帝便对身边人说：“假使杨素不死，将来一定会落个满门抄斩的下场。”不料此话传到了杨玄感耳中。杨玄感觉得自己一家，几代以来，忠心辅佐皇帝，也因此长期享受荣华富贵，而今炀帝非常猜忌，手段狠毒，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大祸临头。于是，他就与两个弟弟一块商议，准备在适当时机发动兵变，把炀帝赶下台。
　　杨玄感表面上积极取宠炀帝。
　　炀帝下诏征讨高丽，杨玄感马上上表说：“我家累世受国恩， 愿率军直取高丽。”炀帝见表后，甚是高兴，说：“常言道将门出将军，宰相门里出宰相，一点也不假。”渐渐开始宠信杨玄感，让他直接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
　　利用这个信任，杨玄感广交朋友。因杨玄感本人骁勇善战，精于骑射，又喜好读书，爱好宾客，故不少的知名人士，多和他有交往。在和杨玄感交往的人中，有一个叫李密。李密的曾祖曾在北周时官居上柱国，握有兵权，但到了李密自己时，家势已经衰落，成为破落的贵族子弟，承袭了一个“蒲山公”
　　的虚名。李密曾在朝廷禁军中任侍卫，一次被炀帝撞到，炀帝见他皮肤黑黑，双目奸狡，甚是不喜，对身边人说：“赶快让那个侍卫离去！”李密因此被逐出了禁军，遂不和外界来往，只是闭门读书。
　　杨素生前闻李密名后，曾召李密到自己家见面，相谈之中，十分高兴，对儿子杨玄感说：“李密的见识和气度，深远广大，你不如他。”从此，杨玄感和李密交往感情日厚。有时，杨玄感过于自负，甚至瞧不起李密，这时李密告诫他说：“在战场之上，两军对垒，把握决战的良机，并冲锋陷阵，使敌人屈服，我可能不如你；但是，发现和任用人才，使有用的人才居于合适的位置，并使他们充分发挥作用，你肯定不如我。”杨玄感听后，更加敬佩李密。
　　这一年，隋炀帝亲征高丽去了辽东，特命杨玄感于黎阳督运粮草。杨玄感遂与虎贲郎将王仲伯、汲郡（今河南卫辉）赞治赵怀义等进行谋划，故意截留运送粮草的船只，或不按时发送粮草，使辽东前线的隋军粮草紧缺。炀帝为此派使者到黎阳督促，杨玄感扬言运河沿途贼盗猖狂，干扰了正常的军粮输送，使炀帝鞭长莫及无可奈何。
　　杨玄感在黎阳听说场帝在前线围攻辽东城（今辽宁辽阳）失利的消息后，觉得发动兵变的时机已经成熟，便集结兵卒和船夫八千余人，鼓动他们说：“炀帝无道，不以百姓为意，致使天下骚乱。如今我愿带领大家起兵，拯救天下百姓。不知你们愿意不愿意？”“愿意！”八千多人异口同声地答道。
　　杨玄感的这支军队，没有盔甲，缺少弓箭，执着单刀柳盾，和前来围剿的隋军展开了血战，取得了初战的胜利。在当时的情况下，广大群众都愿意支持杨玄感，父老献牛酒，子弟求效力，军队迅速扩大到五万多人。
　　在发动兵变前，杨玄感就派人潜至长安（今陕西西安），召唤李密等人前来黎阳。李密等人赶到黎阳时，杨玄感刚好起兵，李密到来，使杨玄感大为高兴，他马上求计道：“你一向以为自己负有拯救民众的责任，而今我们已经起兵，下一步该怎么办？”
　　李密答道：“纵观现在天下形势，我有三种方案供你选择，可分为上中下三策。”
　　杨玄感忙道：“请详细说来。”
　　“现炀帝率军远征，远在辽东，南有渤海，北有戎狄，中间只有辽西走廊与国内联接。”李密双眼微闭，不紧不慢地又接着说：“听说炀帝几番攻辽东城（今辽宁辽阳）未下，情况甚是艰难。你若能率大军，出其不意，长驱宣入，占领蓟城（今北京市），然后再夺取临榆（今山海关），扼住咽喉，切断炀帝的退路。这样一来，不出半月，炀帝的粮秣就会耗尽，高丽也一定会借机攻击炀帝。炀帝前无进路，后无退路，即使不投降，也会自行崩溃。
　　这样，用不着流血，就可抓获炀帝。此乃上策。”
　　玄感听后，半晌不语。李密又道出了中策：“关中地区，乃帝王成其基业之地。你可率大军，直指关中，沿途不要攻击城池，只横穿原野，攻取长安。然后集结天下英雄豪杰，安抚民众，据守险要，逐渐图谋天下。”
　　玄感听后说道：“这中策乃汉高祖刘邦兴汉之谋，我等不及刘邦，请说下策。”
　　李密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说出了下策：“可马上遴选精锐部队， 日夜不停抓住战机，袭击东都洛阳，一旦洛阳到手，即可用朝廷之名向天下发号施令。若洛阳久攻不下，全国四面八方的援兵赶到，以后的结果，我就不知道了。”
　　玄感听完下策后，沉思了一会儿，对李密说：“我觉得攻取洛阳之计可行。东都洛阳乃全国的心脏，文武百官的家属，都住在洛阳，如果能攻取洛阳，就足以动摇满朝文武官员的军心士气。你刚才说让我们过城而不攻取，这怎么能行呢？你说的下策，我觉得是上策。”
　　杨玄感遂率军南下直指洛阳。
　　炀帝在辽东前线听到杨玄感兵变的消息后，非常恐惧，于是密令撤兵，匆匆忙忙赶了回来。杨玄感兵围洛阳后，不料洛阳城防御坚固，几番攻不下来。未几，隋朝援兵四集，玄感只好放弃攻取洛阳，西窜潼关，由于丧失了战机，终于兵败被杀。
　　六
　　李密在杨玄感兵败时，被隋军抓获。在押解的路上，他用所带财物贿赂吏卒，使吏卒放松了对他的看管，后来他又灌醉了吏卒，逃了出来。
　　李密逃脱后，一度亡命江湖，颠沛流离，隐姓埋名，吃了不少的苦头。
　　他也曾奔走山寨，到处劝说义军首领坚决反隋，号召天下。但有些义军首领眼光短浅，不肯收留他。经过观察和比较，李密觉得诸多义军中，只有瓦岗寨翟让这一支义军力量最为强大，便投奔了瓦岗寨。
　　李密的到来，使翟让非常为难。
　　于是，他找单雄信、徐世勣等人商议。翟让道：“李密这个人，是豪门子弟，志高气远，和我们这些绿林好汉不一样，我们和他恐怕很难目标一致地相处。”单雄信说：“翟兄之言虽有一定道理，但也要从另一个角度看。
　　李密出身高官门第，正是我们所缺少的，现今天下大乱，群雄并起，象李密这样的人会有一定的号召力，我们将他留下，一定于我瓦岗寨有利。”
　　见徐世勣在一旁不语，翟让问道：“懋功贤弟对此事有何看法？”世勣答道：“李密这个人，精通典籍，见多识广，很有抱负，乃非凡之人。他现在亡命江湖，是不得已而为之，若我们不收留他，定会有人收留他，到那时我们可能要后悔。”翟让问：“我们会有什么后悔？”世勣答：“我最近听天下人都说‘杨家将亡，李家将兴’，这虽说是谶语邪说，但或许还能应验。
　　人们常说帝王未成帝业之前磨难多，遇到磨难时总有吉人相救。李密自小就多磨难，与杨玄感起兵失败后，更是祸事连身。可每遇祸事，李密总是有人相救，‘李家将兴’之语莫非就会在他身上应验？于此看来，我们将来可能要会后悔。再说李密知书识礼，深通谋略，我们留下他，绝无坏处。”
　　翟让见单、徐二人都有收留李密的意思，也就同意让李密留在瓦岗寨。
　　但他又强调，李密留在瓦岗寨，不能算作正式入伙，只是作为宾客，在瓦岗寨暂住一段时间。
　　李密暂留瓦岗寨后，就去游说附近的王伯当、王当仁、周文举、李公逸等部义军，使他们都来归附，瓦岗军的势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
　　与此同时，李密不断向翟让献计说：“刘邦、项羽都是从平民起家的，最后终成帝王。而今炀帝昏暴，人民怨恨，正与当年刘邦、项羽起兵的时节相似。以您的英雄才能和远大谋略还有兵强马壮的弟兄，完全能席卷中原，扑灭暴政，推翻隋王朝的统治。”遇此情况，翟让总是不置可否，或干脆不予理会。
　　一日，徐世勣与王伯当在一块饮酒叙谈，话到酒酣，伯当以为世勣年少，见识不多，问道：“懋功兄，你说咱们瓦岗寨除翟大哥之外，还有谁可称得上英雄豪杰？”世勣道：“小弟虽年纪不大，但也初读诗书，基本上还能旷观时势洞察人情。以我之见，翟大哥虽可算得上为英雄豪杰，但心胸不广，有勇无谋，难成大气候。在我们瓦岗寨，只有一人可真正算得上是英雄豪杰。”
　　王伯当忙问：“懋功兄所指何人？”世勣答道：“此人就是李密。据我观察，李密出身官宦，见识亦广，有高超的智谋，且又能礼贤下士，与我们这些草寇混在一起，不过是一时的无奈而已。自古到今，凡帝王草创基业之时，都没有架子，从不妄自尊大，而是虚心听从别人。这种人不仅是英雄豪杰，说不定将来还能成就帝王之业。”王伯当笑着又问：“按懋功兄之见，单雄信及你我等人就不算英雄豪杰吗？”世勣答道：“单雄信和你我等人都是将帅之才，若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恐还做不到。”王伯当听完世勣的一席话后，笑着说：“懋功兄所言，”与我所见略同。看来我们瓦岗寨的前途，不能仅靠翟大哥拿主意，你我二人应在适当时机，在翟大哥面前为李密进言，使李密能直接参与我们瓦岗寨军机要事的决策。”世勣点头赞同。
　　不久，世勣旧友李玄应队洛阳投奔瓦岗，来找世勣。当他得知李密也在瓦岗寨，就对世勣说：“此人当接收隋朝天下。”世勣追问其由，玄应说：“近来，民间歌谣《桃李章》在天下流唱，其辞说：“桃李子，皇后绕扬州，宛转花园里。莫浪语，准道许。’桃李子指的是姓李的逃犯，皇后即指帝王，宛转花园里是指炀帝在扬州没有回来之日，后两句指的是一个密字。据此，李密当有天下。”世勣听后，暗中思忖一番，坚定了自己原来对李密的看法。
　　翟让的谋士贾雄，通晓阴阳卦卜，每遇大事，翟让对他言听计从。世勣常就李密之事说与贾雄，求其在翟让面前举荐李密。李密本人也用心结纳贾雄，使其说服翟让。
　　一日，翟让就李密向他建议的依照刘邦、项羽的做法图谋天下的策略，征求贾雄的意见。贾雄忙说：“李密之谋，大吉大利，贵不可言。”翟让听了，甚是欣喜。但贾雄又说：“依照刘、项的做法图谋天下，你自己不能领这个头，若你领头，这种图谋肯定会失败；如果李密领头，一切困难都能解决，将来必得天下。”翟让听后，非常生气，追问道：“照你所说，李密应该自立山头，何必追随我呢？”贾雄答道：“这你有所不知。他来投奔您，是因为你姓翟，翟的意思是沼泽池塘；李密爵号为蒲山公，蒲草非沼泽不能生长，所以，他才投奔您，需要您的扶植和帮助。”
　　对于贾雄的说法，翟让似乎觉得有些道理，以后便开始信任李密，渐渐不把他当外人看待了。
　　徐世勣、王伯当等人也乘机向翟让进言，劝说翟让重用李密。李密逐渐联络一些人，开始结成据有瓦岗军实权的集团。
　　七
　　杨玄感起兵之后，全国各地农民反隋起义的浪潮进一步加大。大业九年（公元613 年）以前，农民起义军支数虽多，但都是小股武装，如王薄、窦建德、翟让等，且活动地区仅限于太行山以东的东部地区。这一年之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起义的烈火在全国上下大江南北燃烧了起来。
　　余杭（今浙江杭州）人刘元进在江南首先发难，逃役的群众争先归附，不到半年，就集结了十万之众……
　　关中和尚向海明，自称弥勒佛出世，在扶风（今陕西凤翔）发起起义，
　　有数万之众……
　　杜伏威、辅公拓、李子通等人率领山东义军南下江淮，与下邱（今江苏邳县）苗海潮义军汇合，继续向南发展，有数十万之众……
　　延安（今陕西延安）人刘迦伦自称皇王，发起起义，拥众十万……
　　离石（今山西离石）胡人刘苗王自称天子，发动起义，聚众数万……
　　王德仁拥众数万，据守林虑山（在今河南林县），与隋军对抗涿郡（今北京市）人卢明月率众十余万，屯据祝阿（今山东长清东北）不时截击隋军……
　　另外，燕幽一带（今河北北部）有魏刀儿、王须拔起义，龙门（今山西河津）有毋端儿起义，绛郡（今山西绛县）有敬盘陀起义，南方鄱阳湖边有操师乞、林士弘起义，扶风有唐粥起义，岭南苍悟（今广西梧州）有梁慧尚起义，灵武（今宁夏灵武）有白瑜娑起义……
　　农民大起义的浪潮汹涌澎湃。
　　至大业十二年（公元616 年），数年之间，南北东西，较大的农民起义军不下数十支，先后参加起义的民众，有数百万人之多。农民大起义的火焰，已经发展为燎原之势。
　　在这天下豪杰并起，共讨暴隋的历史潮流面前，隋王朝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了。
　　隋炀帝的日子非常不好过。
　　西京长安、东都洛阳和江都之间的交通联系遭到各地义军的严重破坏，南方的物产无法运到北方，不仅征讨高丽成了一句空话。就连镇压农民起义的兵力也凑不起来。但炀帝并不甘心，仍在做垂死挣扎。
　　他对臣下说：“现今天下人太多了，人多了无事干，就要相聚造反。凡造反者，要格杀勿论。”在他的旨意下，隋王朝的统治者竭尽全力，血腥镇压农民起义。杨玄感围困东都洛阳时，曾开仓救济百姓，借以笼络人心。平息杨玄感后，炀帝竟下令把受米的群众，悉数活埋。隋江都通守王世充，用重兵打败了江南义军，斩杀刘元进等首领，下令招降余众。王世充亲口在佛像前立誓不杀降者，结果背信弃义坑杀了三万多受骗群众。对王世充这种刽子手的行径，炀帝竟称赞他有大将之才。王世充在两三年前，只是一个小小的江都郡丞，因屠杀有功，被炀帝一跃而擢升为江都通守。隋民部尚书樊子盖率军镇压绛郡义军，他不问清红皂白，把汾水以北的村庄，统统烧光，把俘获的人统统活埋。隋齐郡郡丞张须陀，先后与王薄、郭方预、孙宣雅、郝孝德等义军作战，杀人无数，被炀帝擢升为齐郡通守、领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讨捕大使，以示恩赏。
　　恐怖手段更加暴露了隋王朝统治者残酷的本质，但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
　　面对全国上下大江南北汹涌澎湃的农民大起义，隋炀帝害怕知道真相，自己欺骗自己，凡是有关各地农民起义情况的奏折，他一律不看，只当是不知道。大业十二年（公元616 年）正月元旦朝会，全国二十多个郡的使者缺席。朝会期间，炀帝心惊肉跳，常从梦中惊醒，疑有义军杀来。有一次他问义军是多了还是少了，纳言苏威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是多了还是少了，只知道越来越近了。过去义军在长白山，如今近在汜水（河南荥阳境），不日就可到达洛阳。”炀帝听后，甚是不高兴，但又无法否认。
　　炀帝仍在打着如意算盘。
　　他命左翊卫大将军字文述急速赶往江都，去监造龙舟。龙舟造好后，北运到东都。字文述等人奏劝炀帝乘龙舟前往江都游幸。此议正合炀帝心意，正是炀帝的如意算盘所在。他想离开东都这一是非之地，到江都去过一段太平日子。满朝文武官员对炀帝南行之事，多不敢言，但也有一些直鲠之臣，冒死相谏，劝炀帝留在东都，以定扫平各地义军之大计。炀帝决意要南行，凡谏劝者，轻则被毒打一顿，遭受皮肉之苦，重则斩首示众，满门抄斩。重罚之下，再无人劝谏了。
　　大业十二年（公元616 年）夏七月十日，隋炀帝起驾南行。临行之前，
　　他没有忘记三件事：
　　一是命自己的孙子越王杨侗，与光禄大夫段达、太府卿元文都等人留守东都洛阳。
　　二是作诗向东都洛阳宫中的美女们告别，其中两句为：“我梦江都好，攻辽亦偶然。”
　　三是调张须陀为荥阳通守，令其全力镇压瓦岗军。
　　瓦岗军面临着一场恶战。
　　八
　　张须陀调往荥阳通守后，对炀帝的意图心领神会，坐镇在荥阳城中，集结军队，调动粮秣，准备屠杀瓦岗军。
　　而瓦岗寨中，众人得知炀帝派张须陀前来镇压的消息后，翟让即召集众人商议应敌之事。
　　对于张须陀，翟让有些胆怯。因为张须陀原在齐郡通守任上时，曾与瓦岗军有过几次交锋，每次都是翟让率众败退躲藏。因此，翟让说：“张须陀近些年来，与各地义军都交过手，了解义军的情况，尤其是和我们也有过交锋，对我们的情况比较了解，这对我们不利；另外，张须陀本人骁勇凶猛，善于用兵，与义军交战数年基本没有打过败仗，这对我们很不利。因此，我们应固守瓦岗，将附近的兵卒全都撤回来，高垒深堑，不与他直接交战，现瓦岗寨中粮草充足，足可坚守一年半载。这样的话，张须陀再勇猛也不能发挥作用，只能无奈退兵。”
　　听了翟让的一番话后，众人好象没有明白过来似的，都还在沉思中。翟让见众人不语，又接着说：“目前，隋军主力远征高丽后，大都留在涿郡以北，一部分又随炀帝下了江南，河南一线的隋军，多在守卫洛阳，张须陀在荥阳的军队，多为老弱病残之人，我们若固守瓦岗寨，这样的军队肯定不会坚持围攻的，时间长了，他们就会懈怠大意，届时，我们或可出兵反击，打败他们。”
　　翟让说到这里，李密打断他的活，对众人说：“翟兄的意思大家都听明白了，我以为不妥。试想，我们若固守瓦岗寨，张须陀定要率隋兵团团围注，尽管我们有充足的粮草，但隋兵一旦围住了瓦岗寨，肯定不会撤围，而是要调更多的军队来强攻。到那时，我们不但无法反击，就是想跑，恐怕也没有退路了。”
　　李密的话还没讲完时，众人就明白了他不赞同翟让的意见。翟让的心情更是不好受，对于李密，翟让也很矛盾，有时觉得他的确很有才能，有时又觉得他碍事，曾几次下决心要赶走他，无奈徐世勣等人与他比较亲近，碍于情面，终使翟让下不了那个决心。这不，他又另有主张，不过似乎也有些道理，且看他怎么安排。翟让想道。
　　李密正要接着说出自己的打算，话头却被徐世勣接了过去。世勣分别看了看翟让和李密，说：“翟大哥意见是固守，我也觉得不妥，在一段时间内，固守是可以的，但时间长了，固守则是下策。依我之见，我们要主动出击应战。张须陀表面上似乎勇猛，实际是勇而无谋，且又骄横拔扈，轻敌好胜。
　　因此，与张须陀交战，可设计智取，切不能与他硬碰。”众人忙问：“不知懋功贤弟有何计谋，快快讲来。”世勣又看了看翟让和李密，说道：“荥阳城北十余里大海寺附近有一片树林，树木茂盛，灌草丛生，是伏兵的好地方。
　　我们可使少量军队，去攻荥阳城，张须陀定要出城追赶，我们攻城的军队只管后退，将张须陀引至大海寺。我军主力埋伏于大海寺的树林里，待张须陀赶来，就冲杀出来，断其后路，使其落入我军圈套，定擒张须陀无疑。”
　　众人听后，连称妙计。翟让也觉得此计可行，他看了李密一眼，说：“此计甚好，但不知使何人去引诱张须陀上钩？我觉得单雄信可当此任。”
　　李密微笑一声，道：“不妥。单大哥武艺高强，若使他攻荥阳，张须陀定有胆怯之心，就会有所戒备，有所戒备则恐不来上钩。”翟让马上问道：“使伯当诸仁兄去攻荥阳如何？”李密没有作答，只是将目光投向了世勣。
　　世勣已经领会了其中含义，对众人说：“要使此计万元一失，只有翟大哥去攻荥阳。”见翟让等人还在疑惑之中，世勣接着说：“张须陀有勇无谋，轻敌好胜，翟大哥以前曾数次败在张须陀手下，此次由翟大哥去攻荥阳，张须陀定无戒备之心，一定会来上钩的。”
　　众人商议至此，翟让更觉得世勣之计可行，遂决定自己亲自去攻荥阳，引张须陀上钩。李密、单雄信、徐世勣、王伯当等诸人率主力伏于大海寺，准备一举围歼张须陀。
　　那一天，按照议定部署，瓦岗军各路军马分头行动。翟让率军直达荥阳城下，张须陀一向瞧不起翟让，听到报告后，披挂上马，出城迎击。翟让边战边退，张须陀果然紧迫不舍，直追到大海寺，进入义军的埋伏圈。李密、徐世勣等人见张须陀钻入圈套后，及时发动伏兵袭击，将张须陀团团围住。
　　至此，张须陀方知中计，左突右冲，隋兵死伤无数，损失殆尽。徐世勣在战斗中，一马当先，冲锋陷阵，几次与张须陀遭遇接战，终将张须陀斩于阵中。
　　大海寺之战，张须陀全军覆没，河南一带隋军听到这个消息后，吓得心惊胆颤，士气沮丧。
　　瓦岗军的威名更加远扬了！
　　翟让与李密之间的矛盾也在逐渐加深。
　　九
　　在翟让与李密矛盾的漩涡中，徐世勣最初扮演了调和人的角色。
　　比较翟让与李密才能，世勣非常清楚李密强于翟让。从为人来看，二人又各有千秋，翟让为人朴实，没有心计；李密能礼贤下士，虚怀若谷，但颇有心计。翟让首义瓦岗，功不可没；李密韬略深邃，谋划周全，于瓦岗军也有功。但联系瓦岗军的发展前途来看，世勣又觉得李密眼光长远，有抱负，尤其是有比较明确的战略眼光，而翟让则眼光短浅，没有多大的抱负，只考虑眼前，缺乏超前意识。因此，在大海寺战役前，世勣就颇对李密有所好感，直言不讳地认为李密乃当世英雄豪杰，加之自己的一些想法又与李密不谋而合，似为意气相投，所以就在一些场合有意为李密说话。大海寺战役后，世勣更加觉得瓦岗军的发展离不开李密，他应该成为瓦岗军的领袖。
　　大海寺战役胜利后，李密在瓦岗军中的威望进一步提高。翟让不得不承认这一既成事实，为了稳定军心，增强瓦岗军内部的团结，他只好让李密直接统领自己集结来的部队，称为蒲山公营。李密有了自己亲自掌管的部队后，一方面尽全力治理这支部队，另一方面也按照自己的战略意图去攻击隋军。
　　经过李密的治理，蒲山公营军令严整，士卒们都能遵守命令，李密本人又节俭朴实，凡所得的金银财宝，全部都赏发给部属，蒲山公营的将士都愿为他效力。李密又率这支部队，沿荥阳一线西进，攻取了康城（今河南禹城）等城池，收缴了大批的军资给养，进一步补充了瓦岗军的实力。
　　蒲山公营逐渐成了瓦岗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主力。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 年），隋炀帝留住江都，沉溺于歌舞声色之中。
　　留守东都洛阳的越王杨侗年纪尚小，朝廷大权被一伙贪官污吏所操纵。这伙贪官污吏乘场帝南下之机，以朝廷名义搜刮百姓，致使中原地区饥民遍野，荥阳一带饿死的人很多，许多村庄都断了人烟。而隋王朝的洛口仓（在今河南巩县东）却堆有数百万石粮食。
　　这时，李密向翟让建议说：“兵法指出，‘先则制于己，后则制于人’。
　　今民众饥饿，洛口仓的粮食却堆积如山。此仓距东都洛阳有百里之远，如果您亲率大军，进袭此仓，肯定会取得胜利。攻洛口仓，东都路远，来不及救援，而洛口仓又没有严密防备，夺取该仓可以说是易如反掌。我们夺取洛口仓后，可以开仓放粮，救济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百姓大众。这样一来，民众无论远近，都会来归附。我们乘机可在短时间内集结百万之众的军队，然后养精蓄锐，以逸待劳。即使东都的隋军来攻，我们已早有准备，定能击溃他们的进攻。然后，我们再发出文告，号召四方，招揽天下英雄豪杰，推翻隋王朝的统治，再用您的政令发布天下，取代隋王朝。您不觉得这是一件大事吗？”
　　对于李密的建议，翟让听的太多了，耳朵似乎都磨出茧了，总是不去用心听。但李密的这一建议，翟让听得用心，也听清楚了这一建议的战略意图。
　　翟让乃一介武夫，对如此大的谋划想都没有敢想过，但鉴于李密目前在瓦岗军中的地位和作用，只好对李密说：“蒲山公所说，乃是一项英雄壮举，我本人恐怕很难胜任。请先生与伯当、世勣诸将领详细商议后，即可行动。我愿听先生您的指挥，作您的后卫。”
　　有了翟让的许可，李密即召集诸人，商议攻取洛口仓事。他直接向徐世勣问道：“懋功贤弟就取洛口仓有何良策？”
　　世勣稍作思考后答道：“洛口仓在东都洛阳与荥阳中间，且在记水西岸，我军若直接从荥阳西进，攻取洛口仓，必然要越过汜水，若汜水西岸有隋军固守，我军就会受阻，东都洛阳之隋军便会知晓我军的作战意图，定会急速驰援，并派兵增强洛口仓的防御，如此则不能取仓。”世勣说到这里，环顾了一下在坐的将领后，接着说：“兵法上讲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军可先行南下攻取阳城（今河南登封），给敌人造成错觉，使他们以为我军要继续南下，然后我军突然北上，绕过汜水源头，翻越方山，经罗口（今河南巩县西南）直取洛口仓。此乃迂回之术，不须全军出动，只须数千精壮兵士即可，我军主力仍在荥阳接应。”
　　世勣说完后，李密及诸将连声称妙，当下议定按世勣之法攻取洛口仓的作战细节，各路兵马按作战要求进行准备。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 年）二月九日，李密、徐世勣、王伯当等人率七千精兵，从荥阳出发，南下阳城，然后按世勣之计，向北进发，翻方山，过罗口，一举攻取了洛口仓。
　　瓦岗军攻占洛口仓后，当即开仓济贫，每天就食的人，难以计数，农民纷纷自愿参军，使瓦岗军的发展壮大达到高潮。袭占洛口仓，有着巨大的战略意义。开仓济贫，广泛地动员了百姓群众，扩大了起义队伍；切断了洛阳的粮源，迫近洛阳，使隋王朝的统治处于更加困难的地步；为瓦岗军自身解决了给养，使自身得以坚持长期作战，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同时，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气，使民心士气更为旺盛。
　　瓦岗军实现了袭占洛口仓的战略意图。徐世勣提出的采取迂回袭击的灵活战术，保证了这一战略意图得以实现。
　　洛口仓是洛阳的粮仓，关系着洛阳城中隋王朝统治集团的生死存亡。留守洛阳的杨侗为挽回颓势，派虎贲郎将刘长恭率兵二万五千，自洛阳向东攻击瓦岗军；另派河南讨捕大使裴仁基自虎牢关出汜水由东向西攻击瓦岗军，并使刘、裴二军约定在洛口仓会师。瓦岗军事先得知了隋军的作战计划。李密、翟让、徐世勣等人抽出军中精锐，编为十队，以四队埋伏在横岭（河南巩县东），由翟让和单雄信率领，准备伏击由东西进的裴仁基军；以六队在石子河（今河南巩县东南）东岸布阵，由李密、徐世勣等人率领，以待西来东进的刘长恭军。此役瓦岗军初战不利，后李密、徐世勣等人亲自率军自侧方横击隋军，击败隋军。刘长恭军大部被歼，裴仁基军侥幸逃脱，但损失惨重。
　　石子河战役歼灭了隋王朝在洛阳附近的主力部队。
　　瓦岗军建立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
　　十
　　夺得洛口仓和取得石子河之战的胜利后，李密在瓦岗军中的威望进一步提高，翟让本人也十分敬佩李密的才能。
　　于是，他便召集自己的旧部单雄信、徐世勣等人商议，说：“目前，我们瓦岗军的发展，已达前所未有的境地，这一切都与李密分不开。现在看来，李密这个人的才能比我强，我们怎样才能给他创造一个充分发挥才华的有利环境呢？”
　　雄信答道：“蒲山公的才能无可挑剔，目前的现状也可以使他发挥作用。”
　　翟让道：“此事并非那样简单。我军自从攻袭荥阳以来，大的主意都由蒲山公定，对他提出的高超的谋划，我只能同意，事实又证明这些谋划是可行的，是有成效的。这样一来，我反倒成了他的下属。当初是他来投奔我，是我接纳了他。照这样下去，我想恐怕得让他当瓦岗军的首领，……”
　　翟让的话刚说到这里，世勣连忙打断他的话，说：“翟大哥既然有推举蒲山公为首领的意思，我看这倒是一个办法。”见翟让和单雄信都感到吃惊，世勣接着说：“目前，天下各路义军，无论规模多大，人数众寡，大都称帝称王，号今天下。先贤曾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现时机已经成熟，我们也应推举一人为帝或称王，然后封爵定位，名正言顺地去推翻隋王朝的统治，我们推举一人为帝或称王，还可以使我军在统一号令下，更加团结起来。若使翟大哥为王，蒲山公非屈居人下之辈，就会给瓦岗军内部造成不团结的因素。再说，李密之才，强于翟大哥。使其为首，翟大哥为副，有利于我军的团结。同时，推举李密为首，还可产生较大的号召力，广泛地接纳天下英雄豪杰，为我们所用。如此安排，不知翟大哥意下如何？”
　　世勣最后又问翟让。
　　翟让听了世勣的一番话后，暗暗思考，觉得自己确非帝王之才，应以大局为重。于是，他便同意了世勣的意见。最后，他又对雄信和世勣说：“推举蒲山公为首领，乃是一件大事，我们要分头做好本部将领的工作，一定要妥善行动。”
　　就这样，在徐世勣的筹谋和劝说下，翟让把瓦岗军的指挥大权，让给了李密。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 年）二月十九日，李密称魏公，设坛登极，改元魏公元年，发布文告传令天下。行营称元帅府，李密自领大元帅。设置元帅府长史以下百官，房彦藻为元帅府左长史，邴元真为元帅府右长史，杨德方为左司马，郑德韬为右司马，祖君彦为记室。拜翟让为上柱国、司徒，封东郡公；拜单雄信为左武候大将军，徐世勣为右武候大将军，王伯当等人为骠骑将军，齐国远、李如珪、王当仁等人为虎贲郎将。
　　瓦岗军建立的以李密为首的政权，史称大魏。
　　大魏政权建立后，各地义军纷纷归附。山东义军孟让、郝孝德，河北义军房献伯、王君廊、李士才，淮阳（今安徽淮阳）义军魏六儿、李德谦，谯郡（今安徽毫州）义军张迁，魏郡（今河南安阳）义军李文相，上洛（今陕西商州）义军周比洮等，都率所部归附大魏，李密一一加封官爵，令各率所部。
　　李密称魏公后，即命护军田茂广，兴筑回洛城（在今河南巩县东）城周四十里，为行军元帅府驻所。
　　这样，大魏政权以回洛城为中心，控制了黄河以南江淮以北的大片地区。
　　李密一跃而成为中原的盟主。
　　在声势浩大的大魏军围攻下，隋王朝巩县县令柴孝和献地投降。隋王朝诸多官吏将领，紧步柴孝和的后尘，纷纷投降大魏，其中有裴仁基、裴行严、秦叔宝、程知节、罗士信、魏征等人。这些人的归降，一方面进一步扩大了大魏军的势力，另一方面也使大魏政权的成份更加复杂化。
　　隋王朝的东都洛阳已像汪洋中的一条小船，处在大魏政权的包围之中，岌岌可危。
　　在蒸蒸日上的形势下，大魏政权面临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决择。
　　徐世勣又一次发挥了他的智囊的作用。
　　他向李密建议说：“我们现有数十万之众，不宜再在中原一带停留了。
　　中原一带，饥民遍地，我军给养消耗也日益增加；停留久了，粮草耗费完了，军队也很难维持。不如乘我军士气高涨之机，向南进击，直指江都，擒拿炀帝，推翻隋王朝。”
　　在徐世勣向李密提出这一建议之前，隋巩县县令柴孝和归降时，也曾向李密提出过一条建议。柴孝和认为：关中地区（今陕西关中地区），四周山川险固，乃秦、汉成霸业之地。他建议李密可使翟让坚守洛口城，李密自己率精锐之兵，西袭关中，攻取长安（今陕西西安）。取得长安定下成就帝王之业的根基，然后再挥师东来，平定黄河中游地区，如此则可最终平定天下。
　　柴孝和特别告诫李密，现今隋王朝的大势已去，天下豪杰并起，若不及早图谋关中，恐怕定有人要图谋关中，到那时肯定会后悔的。
　　世勣和柴孝和的建议，都是积极进取的战略方案。尤其是柴孝和的建议，与当初李密自己向翟让所献计谋一样，更是夺取天下的妙计。但此时的李密却被眼前的胜利所陶醉，对世勣和柴孝和的建议不感兴趣。
　　李密自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隋王朝的洛阳已如囊中之物一样，唾手可得，先取得洛阳，然后再图谋天下不迟。
　　于是，他对世勣说：“懋功弟所提之计，我早就考虑过了。但你我都是山东人，现洛阳不能攻取，军心有虑，是不会有人跟我南下的。况且，我们军中请将，大多是义军首领，若我率兵南下，这些人留在后方，肯定会出事的。还是先取洛阳，进一步稳定军心。
　　李密选择了一个十分被动的战略。
　　隋王朝决不会轻意地把洛阳拱手让给李密。洛阳城中的杨侗虽已岌岌可危，但远在江都的杨广还在做最后的挣扎。
　　十一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 年）四月，李密先派裴仁基、孟让等人，率众二万，袭击洛阳，攻至洛阳城郊，纵火烧焚洛水桥，并令士兵大肆掠抢。洛阳城中隋军出击，裴仁基等战败退还。此时，洛阳城中尚有隋军二十余万，遭袭击后，隋军即登城戒备，敲击木梆，互通声息，卒士夜不卸甲，以备李密来攻。
　　为了保证洛阳城的粮源，杨侗命隋军坚守洛阳附近的回洛仓（在洛阳城北数里）。
　　回洛仓关系着洛阳城的存亡。李密亲率三万兵众，一举攻占回洛仓，并在仓周围挖堑筑垒，派兵固守，切断了洛阳城的粮源。杨侗见粮源已断，便派七万大军出城攻击李密，企图夺回粮仓，但均告失败。
　　洛阳城危在旦夕。
　　为了制造声势，鼓舞军心士气，李密命祖君彦执笔，书写杨帝十大罪状，传檄天下。其中有“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之语，传为千古佳句。
　　李密率军围攻洛阳，在战役上与隋军虽各有胜败，且胜多败少，但滞留原地，在战略上已完全陷入了被动境地。
　　炀帝在江都得知洛阳告紧，急派王世充率精兵增援，并令河北隋将薛世雄南下，企图解洛阳之围。薛世雄部在途中被河北义军窦建德消灭，只有王世充率军进入洛阳。王世充入洛阳后，汇同城中隋军，共有十数万军队，全部出动，向大魏的根据地回洛城反击。李密率军沿洛水与王世充对峙。不久，王世充夜渡洛水，在黑石（今河南巩县东南）扎营，次日分兵守营，自己又率主力返回洛水北岸，企图分散李密的兵力。李密引兵到洛水北岸以截断王世充后路，但出师不利，柴孝和坠河而死，只好败退洛水之南。在这紧要关头，徐世勣向李密建议，要李密率军直捣黑石，以调动王世充回救，然后再伏击王世充。李密接受了世勣的建议，亲率主力攻击黑石，王世充不得不渡洛水援救黑石，瓦岗军趁其在运动中，猛烈向其攻击，王世充大败而退，被斩杀三千余众，瓦岗军遂转败为胜。
　　此后，王世充屡向瓦岗军攻击，均告失败。
　　但是，瓦岗军已经成了隋军主力的主要作战对象。
　　这种战略态势，徐世勣看得十分清楚。他经过反复思考，终于提出了一个与瓦岗军和自己都有利的战略构想。
　　他对李密说：“自去年以来，我军势如破竹，战无不胜。目前围攻洛阳，兵众齐集，不日可胜。但去年至今，中原山东水灾成患，老百姓饿死者数以万计，这也是天下动乱的原因所在。听说炀帝在江都下诏开黎阳仓（今河南浚县境内）赈济饥民，但黎阳仓的官吏却拒诏不开仓。我们如果分出一支兵马，奔袭黎阳仓，夺仓后开仓放粮，救济百姓，扩大军队，然后再攻取黎阳（今河南淇县东北），与回洛城成抵角之势，使两地相互联系，就可形成有利的战略态势。”
　　世勣的这一建议，的确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构想。分兵夺黎阳仓，开仓济民，可以进一步扩大瓦岗军的影响；攻占黎阳，可为瓦岗军开创新的根据地；占据黎阳，可使瓦岗军与山东地区的联系不会中断。若能得到李密允许，世勣很想亲去攻取黎阳仓和黎阳城，这样，对自己也有好处，一则避开了当时的作战中心，二则可以为李密准备一条必要的退路。
　　对于世勣的这一战略构想，李密打心眼里赞同，但无奈他脑子里近来装的全是攻取洛阳，所以，他对世勃说：“攻取黎阳仓乃是好事，只是目前围攻洛阳，兵力有限，很难派重兵去。若你愿担此任，即可派五千兵众相随，不知你愿意否？”世勣允诺。
　　徐世勣率部众五千人，自原武（河南原田县西）北渡黄河，会同黄河北当地义军元宝藏、郝孝德、李文相以及张升、赵君德等，共同袭击黎阳仓，作战不到一天，就攻取了黎阳仓。世勣即大开仓门，号召民众前来取粮，同时乘势招兵买马，十余天左右，就新招义兵达二十多万人。不久，世勣率军攻占黎阳。
　　大约与此同时，隋王朝太原留守李渊，根据次子李世民和部属裴寂、刘文静等人的建议，乘隋气数将尽之际，于太原起兵，自称唐公，挥师南下，直取关中。
　　李唐王朝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
　　十二
　　且说王世充处自黑石之战失败后，紧闭营门，拒不出战。洛阳城中的杨侗忙派使者前往军营安抚慰劳。于是，王世充于大业十三年（公元617 年）
　　十一月，与李密在石子河（河南巩县东南洛水支流）列阵，双方准备进行决战。李密军中翟让首先发动攻击失利，向后撤退，王世充以为有利可图，乘机追击，但李密军中王伯当、裴仁基突然从两侧横切出击，使王世充军前后隔断，不能相顾，此时，李密亲率主力突袭，王世充大败西逃。
　　这次战役后，李密更是不可一世，他大权在握，日益骄横，失意贵族的本性，开始暴露，陶醉于取得的胜利之中，自以为天下无敌。对瓦岗军原来的起义首领们越发瞧不起，尤其是对翟让，使其十分冷落。
　　早在翟让推举李密为魏公时，瓦岗军内部就明显地形成了两大派，一派以翟让为首，成员多系瓦岗旧人，他们对翟让把领袖地位拱手让人，多有怨言，有些人还对徐世勣保举李密的做法也不满意，认为世勣有卖主求荣之嫌。
　　这实际上也是世勣东去黎阳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派是李密周围的那些原隋王朝的归附者，这些人多为官宦出身，受李密的庇护，气势较为嚣张，他们把翟让等人，看作是眼中钉、肉中刺，经常撺掇说翟让日后定要争位，怂恿李密及早对翟让下手。
　　大魏政权内部正在蕴酿着一场自相残杀的惨剧。
　　在这种局面下，两派中的主谋人物依然在秘密筹谋……
　　追随翟让的司马卫儒信，劝翟让赶快就任大泵宰，总揽全局，从而剥夺李密的大权；翟让的哥哥翟弘，非常愚鲁，经常对翟让说：“皇帝本来应该你自己当，怎么要送给别人呢？你不干，我干！”这些话被李密听到后，亦十分不高兴。行军元帅府左长史房彦藻原是翟让安插在李密身边的人，但此时他已完全投靠了李密。他与左司马郑颧商议一番后，对李密说：“翟让有勇无谋，又贪婪刚愎，缺乏仁爱之心，眼中根本没有您这个魏公，应该早做打算，以绝后患。”李密说：“你们二人的心意，我十分明白。只是现在局势还没有稳定，若自相残杀，一定会造成不好的影响。”郑颋说：“俗话说毒蛇咬手，断手而保命。您现在就应这样做，为了保全自己，不能再考虑什么影响了。如果翟让先下手，您恐怕后悔都来不及了！”李密同意了他们二人的建议。
　　是日，李密摆设酒宴，宴请翟让等人。
　　翟让带着哥哥翟弘、侄儿翟摩侯毫无戒备地前来赴宴。单雄信、徐世勣等人也应邀前往。李密和翟让、翟弘、裴仁基、郝孝德几人共坐一席，单雄信、徐世勣等人坐在侧席，房彦藻、郑颋等人则往来张罗。宴会开始后不久，李密便说，“今日宴请司徒等人，都是自己人，左右侍卫留下几个侍候，其余的全部去休息。”话音落后，行军元帅府的侍卫全都退了出去，翟让带来的侍卫都在看着翟让没有动。这时，房彦藻对翟让说：“大家都在欢乐，天气又这么冷，能否让司徒府的侍卫也下去喝杯热酒？”翟让随口应道：“可以。”房彦藻随即引翟让侍卫退出了宴席。这时，在场的徐世勣顿时警觉了起来，他觉得今日宴会气氛不对，马上把目光投向了对面的单雄信，而单雄信正与同席的一千人谈笑风生，开怀畅饮；再看李密，只见他正殷勤地向翟让敬酒，满脸笑容，看不出有什么杀机。世勣的目光又环视了一下，心情不由地紧张了起来，只见李密手下的勇士蔡建德，手执单刀，不知什么时候，兀地站立在李密身旁；再看门口侍立的守卫，也手执刀柄，目光盯着李密。
　　世勣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
　　他准备上前提醒翟让……
　　这时，李密手持一张弓，递给翟让说：“请司徒试试臂力。”翟让接过弓，刚拉开弓，只听蔡建德大喝一声：“翟司徒要射杀魏公！”手起刀落，将翟让砍翻。与此同时，门外数十个侍卫，手执刀斧，涌了进来。世勣一看不好，连忙转身向门口冲去，正好与涌进来的侍卫相撞，一个侍卫手执利刀，直向世勣的脖子砍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听王伯当喝道：“不要伤害懋功兄！”这个侍卫听见时，已经晚了半步，利刀已砍到了脖子，无奈之际，他只好将力气收回，只任利刀落下，虽是无力之刃，但脖子还是被砍了一道口子，血流如注，世勣本能地用手捂住脖子，倒在了地上。
　　这时，宴会厅内，乱作一团，凡翟让带来的人都被砍翻在地。单雄信在翟让被杀的一瞬间，连忙跑到李密面前，跪在地上向李密求饶，表示愿意听李密号令，捡回了一条命。
　　翟让的侍卫们听到宴会厅里有动静，准备冲进来救驾，但都被李密的人用械逼住，动弹不得。这时，李密大声说道：“我和各位一同起兵，目的就是除暴平乱，可是翟让凶恶残忍，欺侮同僚，不分上下，罪当该诛。今天，只诛杀翟让一家，和其余的人没有关系。”见世勣倒在地上，李密马上扶起，使人扶回营中照料。
　　翟让的原部属听说翟让被杀，都闹将起来，准备为翟让报仇。李密使单雄信前去安抚，后又茉自卑人匹马到翟让营中去解释抚慰。翟让原本法曹出身，性格残忍，又猜疑嫉妒，贪于享乐，所以，经过单雄信和李密的安抚解释，翟让的部属并没有做出过分的举动，只好听命于李密。
　　李密本来的确不想伤害徐世勣、单雄信等人，世勣被伤后，李密感到很内疚，便到世勣营中，亲自为世勣伤口敷药，以表心意。后又将翟让部众，划归世勣统领。世勣受此劫难，保全了性命，他又觉得应感谢李密才对，如果李密心再狠一些，单雄信和自己不就成了刀下鬼吗？看来，李密还能以大局为重，对自己是信任的。同时，世勣又觉得，和李密在一起，总是缺乏安全感，应有所防备才是。于是，世勣伤好后，便向李密请求屯驻黎阳，李密同意。瓦岗军内部发生的这一次事件，成了一个不祥的阴影，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这支农民起义军的性质。
　　此时，从太原起兵的唐公李渊，攻取长安，开始了他以家代国的图谋。
　　他扶炀帝之孙代王杨侑即皇帝位，号隋恭帝，改元义宁，遥尊江都场帝为太上皇，自任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晋封唐王，次子李世民封秦公，任京兆尹。西秦之地尽归李渊所有。
　　大业十四年（公元618 年）三月，炀帝仍滞留江都，无心北还。跟随隋炀帝南下的禁卫军，多为关中子弟，思乡之情日甚。禁卫军首领字文化及乘军心思动之机，发动兵变，缢杀炀帝于江都。
　　一代独夫，魂归九泉。
　　字文化及遂率军北上，企图争霸中原。
　　东都洛阳王世充，兵权在握，得知炀帝身亡的消息后，扶越王杨侗即皇帝位，号皇泰帝。王世充也想乘机实现自己的野心。
　　中原地区的瓦岗军面临强大敌人的攻击。
　　这在战略上为李唐王朝的建立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时机。
　　十三
　　隋恭帝义宁二年（大业十四年，公元618 年）五月十四日，恭帝杨侑禅位于唐王李渊。五月二十日，李渊在太极殿登极称帝，史称唐高祖，改元武德，并于长安南郊设坛祭天，诏告天下。
　　李渊利用了隋末农民起义的成果，开创了李唐王朝三百余年的天下。
　　且说字文化及缢杀隋炀帝后，假奉炀帝萧后旨命，扶炀帝幼子杨浩即帝位，自己称大丞相，打着恢复隋王朝统治的旗号，率十万之众北上，直奔中原。
　　字文化及首先把矛头直接对准了瓦岗军。
　　徐世勣所据黎阳乃字文化及必争之战略要地，一场恶战即将在黎阳展开。
　　对此，世勣心中已有准备。一方面，他急派人向李密报告，请李密率军增援黎阳；另一方面，他召集部众，说明了自己的作战方案。他认为，黎阳乃战略要冲，南接江淮，西连巩洛，北通幽燕，是大魏政权东、北境的门户，绝不能轻易放弃。若黎阳失守，大魏所据巩洛地区即失去了东北屏障，南来隋军即可沿黄河长驱西进，大魏政权就会有灭亡的危险。但是，李密还在以攻取洛阳为上，拨给黎阳的守军不足万人，很难抵挡宇文化及十万之众。在这种态势下要据守黎阳，确保大魏政权的东、北屏障不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经过反复思考，世勣决定放弃黎阳城，率军退守黎阳仓，拖住宇文化及，等待李密援兵。有些部众没有完全理解世勣的战术意图，就问道：“宇文化及既得黎阳，再没有必要来攻黎阳仓，能保证他不丢开黎阳仓之我军而西进吗？”世勣道：“宇文化及率十万之众，从江都远来，军资粮草已经耗费的差不多了，他占取黎阳后，定要再攻取黎阳仓，以补充军资，此其一；其二，宇文化及此次北上，乃以返回关中号召部下，但关中已成李唐之地，返回关中只是一句空话而已。实际上，宇文化及是企图率十万之众，争霸中原之地。
　　因此，黎阳乃宇文化及必取之地，他如果没有完全占据黎阳一线，就失去了争霸中原的战略依托。由此看来，字文化及决不会弃我们而西进，他定要完全攻取黎阳一带。”世勣一番分析，说服了部众。
　　按照作战意图，宇文化及率军到来之前，世勣即退出黎阳城，率部众据守黎阳仓。
　　宇文化及不战而得黎阳，十分高兴，以为世勣胆怯，弃城而西逃。但是，当他得知世勣率军已据守黎阳仓，甚是吃惊，从心里佩服世勣弃城保仓的战略。不出世勣所料，宇文化及在黎阳城稍做休整后，即率军围攻黎阳仓。
　　黎阳仓乃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 年）所建，置三千窑，每窑可储粮八千石，周围筑有仓城，便于据守。为了确保黎阳仓不失，世勣又命部众围仓城掘深沟，沟中又引入永济渠水，真可谓固若金汤。
　　宇文化及围黎阳仓后，几番攻击，均不能克。这时，李密于巩洛间得知消息后，亲率二万士卒，前来增援。李密率军驻扎于清淇（今河南淇县），并不主动和宇文化及交战、每天和世勣用烽火联络。相互照应。每当宇文化及攻击黎阳仓，李密就派军袭击他的背后，使他瞻前顾后，无法作战。
　　这一日，李密和宇文化及隔淇水相对，李密一一列举宇文化及的罪状，把他骂的狗血喷头，大声喝斥宇文化及早早投降。宇文化及大怒，高声叫道：“有本事过来撕杀，谁要听你那书生的一套！”李密遂对左右说：“宇文化及真乃一武夫，此番作战，他必败无疑。”
　　宇文化及更加强了对黎阳仓的攻击，但由于深沟阻挡，根本无法接近仓城，加之李密在外骚扰，徐世勣又从仓城环沟中掘通地道出来，使宇文化及损失颇重。他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败退黎阳城。
　　黎阳仓之围被解。
　　洛阳城中隋王朝残余建立的小朝廷，听说宇文化及率军北上西进的消息后，十分惊慌，皇泰帝杨侗更是慌慌不可终日。不得已，他只好请握有兵权的郑国公王世充来商议，但王世充几请不来，杨侗处于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境地。
　　这时，有一个名叫盖琮的人，上奏杨侗，建议游说李密与洛阳合作，共同抗击宇文化及。内史令元文都等人认为此议尚好，就对杨侗说：“如今弑君之贼宇文化及即将兵临城下，郑国公王世充又踌躇不定，如果能以朝廷名义赦免李密等人的罪状，然后再给他们升官晋爵，进行奖赏，命他们去抗击宇文化及。这样，两贼相互残杀，都会有所损伤。到时，我们可乘机将他们全都消灭。”杨侗听后，甚是高兴，即命盖琮为通直散骑常侍，携带杨侗的招降诏书，前去游说李密。
　　这时，李密也正为东西两面受敌为难，一直担心洛阳出兵从西攻来，将受前后夹击。值此时节，盖琮携杨侗招降诏书到来，李密大喜，在没有和诸将商议的情况下，急忙给杨侗上疏，表示愿意归降，并表示愿讨伐宇文化及以赎罪。杨侗遂即任命李密为太尉、尚书令，东南道大行台行军大元帅，封魏国公，命他先讨伐字文化及，然后再到洛阳辅佐朝政。杨侗还任命徐世勣为右武侯大将军，封东海郡公。
　　李密与洛阳和解，解除了后顾之忧，就把瓦岗军所有精锐部队，投向东方战场，全力对付宇文化及。宇文化及据黎阳城与李密、徐世勣相峙一段时间后，军中给养逐渐消耗，即将殆尽。这时，世勣向李密献计，建议李密与字文化及假装讲和，并许诺给大量粮食，使其完全断粮后，再寻机打败他。
　　李密采纳了世勣的建议，即派人与宇文化及讲和。宇文化及大喜，遂放任军队大吃大喝，并认为李密定会为他补充粮食。粮食吃完后，宇文化及才知中了李密的计谋，于是暴跳如雷，率军渡过永济渠，向驻扎在童山（今河南辉县境）的李密大营发动猛烈攻击，两军撕杀一整天，宇文化及大败。见无法挽回败局，宇文化及只好率残部二万余人败退魏郡（今河北大名）。
　　宇文化及败退魏郡后，搜刮粮食，欺压百姓，军势一直未振。后宇文化及于魏郡称帝，国号许，建元天寿。未几，亡于窦建德。
　　童山之战后，李密仍命徐世勣据守黎阳，自己率瓦岗主力，退回巩洛。
　　李密取得了童山之战的胜利，与徐世勣据守黎阳仓是分不开的。虽然取得了胜利，但瓦岗军的实力已大为削弱，尤其是李密降隋，产生了极坏的政治影响，失去了人心，影响了士气。李密降隋的初衷，有一定的战略目的，即解除瓦岗军东西两面作战的压力。宇文化及率军北上西进，主要目的是与洛阳隋王朝的残余争夺领导权。如能采取策略，使其与洛阳王世充交锋，瓦岗军即可充当坐山观虎斗的角色。但是，李密却中了盖琮、元文都等人的诡计，把坐山观虎斗的有利条件让给了洛阳，失去了可能是最后的一个战略转机。
　　十四
　　隋皇泰元年（公元618 年）七月，蛰伏了一段时间的王世充，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便在洛阳城中发动兵变，斩杀元文都等一干人，威逼杨侗封他为左仆射、总督内外诸军事，联结党羽，把洛阳小朝廷完全控制在了自己的手中，磨刀霍霍，准备与瓦岗军进行最后的决战。
　　且说李密击败宇文化及后，率领大军西还巩洛，准备亲到洛阳城中请赏，闻听元文都被杀的消息后，便退据北邙（今洛阳之邙山）和金镛城（今洛阳西北）。
　　此时的李密，心中自是有一股说不出的味道。
　　他十分清楚，王世充与瓦岗军之间的一场大战在所难免，便召集部众，商议应战之事。裴仁基、魏征等人建议李密采取以逸待劳疲敌再战的战术，但多数将领新胜字文化及，骄傲轻敌，力主主动接战。李密也觉得前者较为稳妥，后者有一定冒险，但无奈求胜心切，最后采纳了后者。
　　九月，李密亲率主力与程知节部骑兵屯于北邙，以单雄信骑兵屯于偃师（今河南偃师）城北。王世充先用一部兵力攻击单雄信，李密派程知节等前去支援，双方互有伤亡。是夜，王世充使二百骑兵潜入北邙，伏于溪谷之中，次日晨，王世充引军来攻李密，此刻李密还正在酣睡，未等瓦岗军列好阵势，王世充即率军杀将过来，伏兵也从背后袭来，瓦岗军军阵大乱，被王世充击败。
　　兵败后，李密收拾残众约二万人，准备退据洛口，但洛口守将邴元真已叛变投降了王世充，据于偃师的单雄信也已降敌。瓦岗军经营了数年的恨据地就这样丧失了，李密在巩洛一带已无立身之地了。
　　李密又一次面临着生死攸关的决择。
　　他首先想到了徐世勣，便对部众说：“我们兵败至此，并非完全没有希望，现徐世勣据守黎阳，尚未遭陷。黎阳实乃战略要地，与山东旧地接连，且又粮草充余，可作东山再起之依托；另外，徐世勣为人敦厚，仗义骁勇，智略超群，是可以依赖的。所以，我欲东去黎阳，以图再起。不知诸位意下如何？”部众中有人赞同李密的这一主张，但也有人对李密说：“东去黎阳，的确可行，但您却忘记了当初斩杀翟让时，徐世勣也差一点受戮而死，现您兵败，前去投靠，怎么能安全呢？”
　　此言一出，使李密心里一下子凉了半截。
　　这时，又有人向李密建议说：“唐帝李渊，与您同姓同宗，若去投奔他，定会被重用。况且我们在中原与敌作战。为他入主关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他能不感谢我们吗？”
　　李密觉得也大概只有这一条路了，遂率二万余残众，西入潼关，投奔了唐王朝。
　　威震一时的瓦岗军，就这样分崩离析了。
　　徐世勣在黎阳听说李密兵败北邙，便自认李密定会东来黎阳，便做好了迎接李密的准备。李密西入潼关投奔李渊的消息传来后，世勣心里一惊，不觉产生了极大的感叹。他认为，自大业末年以来，天下群雄并起，逐鹿中原，都想取隋而代之。从当时发展的局势看，都没有具备取代隋王朝的条件，自从李密投奔瓦岗军，并逐渐掌握领导权后，使瓦岗军具备了取代隋王朝的条件，这也是自己极力推举李密的原因之所在。为此，他不借舍弃翟让而保全李密。但是，李密自恃骄横，不断丧失有利的战机，尤其是降隋一着，彻底改变了瓦岗军的发展态势，也使瓦岗军丧失了取隋而代之的条件。而今李密兵败，又怯于进取，失去了东山再起的信心。李唐王朝，利用中原酣战之机，起兵太原，夺取关中，后又巩固西部，北结突厥，扎稳了根基，逐渐具备了取隋而代之的条件。现在李唐王朝虎视中原，隋之天下，将来必定为李唐所代之。
　　世勣又为李密投唐感到万分的惋惜。李唐王朝为了夺取天下，广纳天下豪杰以为己用，但绝不会接纳象李密这样惯于称帝称王之人，也不会委以重任。
　　鉴于如此，世韵一方面招收瓦岗残众，扩大部队，另一方面仍据黎阳，静观局势的发展。
　　李密投唐后，唐高祖李渊任其为光禄卿，上柱国，封邢国公，但并无实权，李密甚是不满。
　　魏证随李密投唐后，向唐高祖李渊上疏，自愿安抚山东李密旧部，高祖大喜，任其为秘书丞，使其传书黎阳，劝徐世勣归附唐朝。
　　世勣接魏征书信后，反复思忖，决定西归唐朝，便与长史郭孝恪一道商议，说：“魏征传书，劝我降唐，实乃长远之计。但这里的一切，原都归李密所有，我若给唐高祖上疏，把这里的土地呈献给唐朝，则为不义之举，是利用李密失败之机，把这里作为自己的功劳，去博取荣华富贵，是一件为人所耻的事，我万万不能去做。而今，我既决定归附唐王朝，又不能呈献土地，不知如何是好，请先生指教。”
　　郭孝恪道：“您可将这里的郡县、户籍、人口、军队、马匹等开列一张
　　清单，报送李密，由他去向唐王朝呈献，您本人可向唐高祖奏明，是个人只身降唐。这样，即可做到两全其美，又完全表达了您的心意。”
　　世勣同意了郭孝恪的建议，遂使郭孝恪前往长安。
　　从此，徐世勣结束了瓦岗义军英雄的政治生涯。
　　第二章曲折的归唐之路赐姓封爵助唐统一天下立殊勋
　　一
　　李密投唐后，唐高祖对世勣所据黎阳归属何人甚是关注，任魏征刀秘书丞，使其致书世勣，即是主动招纳世勣之举。
　　唐高祖每日都在过问黎阳的消息。
　　郭孝恪奉世勣命到达长安后，高祖闻报，十分高兴。但是，郭孝恪并未给唐王朝带来上疏，只有世勣的报告呈递李密。高祖不解世勣的意图，便于太极殿召见郭孝恪。
　　魏征闻知徐世勣派使者到达长安，便私下去会见郭孝恪，问道：“先生此番西来长安，定是为黎阳归属而来，不知懋功兄作何安排。”郭孝恪便将世勣的心情如实相告，魏征听后甚是佩服。
　　是日，唐高祖召见郭孝恪，问此事根由，郭孝恪将世勣的心意一一说明，并奏道：“世勣不灭旧主之义，非为诋陛下龙威，实乃仁义之举。现他只身投唐，望陛下能体恤安抚，以联结新主之谊。”唐高祖闻知详情后，心中不由想道：李密之流，手下有如此忠心重义之臣，甚为幸事。李密举事不成，使这样的臣子归附我大唐，乃天不扶李密而扶我大唐王朝。高祖想到这里，说道：“徐世勣不忘旧恩，不卖主求功，乃真正的忠臣，将来定是我大唐的股肱臣辅。”遂对世勣又大加赞扬一番。
　　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 年）十月，唐王朝正式任命徐世勣为莱州总管、上柱国，封莱国公，后又加右武侯大将军，改封曹国公，并赐李姓。从此，徐世勣即改名为李世勣，后为避唐太宗讳，称李勣。
　　李勣正式成了唐朝的王臣。
　　唐高祖还封李勣父李盖（徐盖）为济阴王，李勣以父于唐朝并无寸功，固辞不受，乃改封舒国公，授散骑常侍，领陵州（今山东德州）刺史。
　　李勣归唐时，所据黎阳之地，东至渤海，南至江淮，北至魏郡（今河北大名），西至巩洛，是洛阳东、北的重要战略要地，王世充和窦建德都想取得这块土地。因此，李勣的处境十分艰难。唐王朝为了确保这块孤悬于外的土地不失，一方面命李勣固守其地，另一方面即派右诩卫大将军、淮南王李神通为山东道安抚大使，黄门侍郎崔民干为副使，率兵出潼关东来，负责安抚瓦岗故境和接应李勣，使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王世充和窦建德，以巩固黎阳一线。
　　李密投唐后，唐高祖对其采取了外松内紧的手段。表面上，高祖经常与其饮酒聊天，以示亲近；实际上，则官以虚衔，严格防范。
　　但是，李密习惯于高高在上的骄恃富贵的生活，而又自认为自己主动归附唐王朝，有很大功劳，可唐王朝对他的酬谢，距他的希望太远，所以一直闷闷不乐。一次，朝廷举行宴会，众人都在宴席上吃喝享乐，而他作为光禄卿，负责筹划上酒递菜，深感羞耻。
　　于是，他便和旧部王怕当一块商议。王伯当被任为唐左武卫大将，亦是有职无权。他对李密说：“天下大势，都在您的胸襟之中。试想一下，现李勣在黎阳，张善相在罗口，中原一带我们原来的人马还是相当多的，我们怎么能这样呆下去呢？不如借口离开长安，出走山东，招集旧部，东山再起。”
　　此话正合李密心意。李密终于走上了自取灭亡的道路。
　　一日，李密向唐高祖说：“我归顺大唐以来，凭空接受陛下的赏赐，深受陛下的宠爱，但我坐享于京师，没有一点回报，心里甚是不安。山东一带，我的旧部都不愿归降他人，都在割据自立。我愿奉陛下之命，前去招降他们，望陛下恩准。”
　　对此，唐高祖很犹豫，便将此事交付群臣商议。有的朝臣认为，李密性情奸狡，好谋反，若使他东去，无异于放虎归山。但也有的朝臣以为李密并无多大能耐，即便他叛变逃走，也不会对唐王朝造成多大危险。况且李勣归唐，李密已失去了重要的支柱。同时中原王世充也不会放过李密，或可能使他们二人相斗，唐王朝还能坐收渔人之利。高祖同意了后一种意见。
　　武德元年（公元618 年）十二月，唐高祖诏命李密前去山东招抚旧部，并命王伯当等人随行。李密等人行至华州（今陕西华阴），高祖为试探李密，特派使者赶去慰劳，并诏命李密一人返京议事。李密心里有鬼，以为事已败露，便抗命不返，继续东行攻占桃林（今河南灵宝北），公然与唐王朝分庭抗礼。至此，李密一方面固守桃林，一方面派人急去襄城（今河南襄城）召旧部张善相前来接应。李密于桃林徘徊数日后，觉得桃林非久留之地，便率众离开，打算越过熊耳山（伏牛山）南下襄城与张善相会合，不料唐军早已在山中布下口袋，一代枭雄李密终被唐军斩杀，首级被送往长安请赏。
　　是时，李密年仅三十七岁。
　　李密的首级送至长安后，高祖大喜，即对有功之人一一行赏，并对朝臣说：“李密聚义瓦岗，胸有谋略，身挡刀箭，拥众百万，大有取隋而代之之势，但北邙一败，心意灰冷，弃李勣于黎阳而投奔我朝，已为蛰伏之虫，若能听我诏命，伏为我用，也不至身死灭亡。当初，李密若西取关中，还不一定有我们大唐的江山。”和高祖一样，朝臣中一些人也对李密之死感到十分惋借。
　　此时，魏征奏道”：“李密身死，于我大唐自是好事，但李密旧部多有人在，尤其是李勣部众，需要进一步安抚，以防不测。”
　　高祖即命魏征携李密首级前去黎阳安抚李勣。
　　李勣在黎阳见到李密首级后，叩拜号哭不止，乃对魏征说：“我当初把魏公比作项羽，但现在看来，魏公文武才干比项羽有余，雄壮勇猛、刚毅果断却差项羽太远。项羽之亡兴，不足五年，便统一天下。但魏公首领瓦岗，兵连祸结，数十数百战，不能克洛阳，后又降隋归唐，最后落了个如此下场，实在辜负了我对他的期望。事已至此，悔之已晚，当念故主之情，请先生代奏高祖，请予厚葬。”魏征遂把李勣的请求上奏高祖。高祖闻奏，对李勣为人又大加称赞一番，即命将李密的尸体送往黎阳。
　　殡葬之日，李勣身着丧服，用君王与臣属的礼仪，排列盛大护卫仪队，葬李密于黎阳山南。当时，李勣哭悼过度，口吐鲜血，哀痛之情可见一斑。
　　从此之后，李勣开始一心一意地效忠于李唐王朝。
　　二
　　李神通乃唐高祖李渊的堂弟，当初李渊于太原起兵时，李神通正在长安。
　　他得知太原起兵的消息后，即奔出长安，与李渊的女儿、女婿一起，在户县（今陕西户县）一带聚众响应，并攻占户县县城，接应李渊大军。李渊占取长安并称帝后，李神通曾数次率兵出战，为巩固李唐王朝的江山，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此次唐高祖派李神通率众东去黎阳，接应李勣，巩固黎阳，扩大地盘，足见对黎阳的重视。
　　待李神通抵达黎阳后，李勣即与其商议，讨论巩固黎阳之策。李神通认为，死守黎阳非长久之策，应主动出击，以攻为守。按他的设想，要黎阳之军，分兵两路，一路北讨窦建德，一路西攻王世充，并相互接应，以保黎阳不失。李勣认为，不能死守黎阳这一点是对的，采取以攻为守的策路也是对的，但不能两面出击。他对李神通说：“黎阳孤悬此地，王世充、窦建德都想攻占，但从局势看，窦建德攻占黎阳的心情更为急切，我们可分兵先征讨窦建德，弃王世充不顾，北攻西防，既在战略上采取主动，又不至于使黎阳空虚，被人所乘。”
　　李神通采纳了李勣的建议，亲率主力北征窦建德，并使李勣据守黎阳，供应粮草军资。
　　窦建德自从起兵后，与中原的瓦岗军互相结为牴角之势，不断发展壮大，部众最多时达数十万人，占据了河北的许多郡县。大业十三年（公元617 年），窦建德于乐寿（今河北献县）称长乐王，改元丁丑，建置官属，逐渐有了立国的规模。这一年，他在河间（今河北河间）七里井，伏击隋将薛世雄部，减轻了中原瓦岗军的压力。这是他在隋末农民大起义中的重大贡献。次年，窦建德改称夏王，改元五凤。是时，宇文化及兵败北上，遭窦建德痛击，并被窦建德生擒。窦建德破宇文化及后，即对炀帝萧后称臣，并身穿丧服，遥悼炀帝，安抚隋王朝官员。由此，洛阳杨侗以隋朝廷名义封窦建德为夏王，窦建德礼跪受封，并与王世充和解，彻底改变了这支农民起义军的性质。
　　但是，窦建德为人朴实敦厚，不贪不奢。每次战争胜利。攻克城池，掳获的金银财宝，他都分赏给了部下，自己不取分文。他日常生活简朴；从不吃肉，只吃蔬菜粗食；妻子曹后，仍穿布衣，不穿绸缎，所使婢女只有数人。
　　击破宇文化及时，所得皇宫美女数以千计，他都命立刻遣散。同时，他还能礼贤下士，任用人才。他任用原隋王朝黄门侍郎裴短为左仆射，专事文武官员的升迁调补，任用原隋王朝兵部侍郎崔君肃为侍中，原隋王朝少府令何稠为工部尚书，原隋王朝右司郎中柳调为左丞，虞世南为黄门侍郎，欧阳洵为太常卿；其他隋王朝官员，他都能根据个人才能，授予官职；有不愿留下的，或打算入关中投唐，或打算西去洛阳，他也都能尊重各人的意愿，礼送出境。
　　窦建德降隋后，曾北攻幽州（今北京市）罗艺。罗艺原为义军首领，此时已降唐，领唐朝幽州总管职，孤悬于北。窦建德与罗艺在幽州及其附近相峙百日有余，无获而返，遂将矛头直指向南，准备夺取黎阳、卫辉（今河南辉县），然后西进，与王世充联合起来，以共同对付李唐王朝。
　　这时，正值李神通率兵北上之际。
　　李神通率军首先攻取了赵州（今河北赵县），因军资粮草不济，唐军只好屯于赵州待粮。窦建德率军南下直取赵州，李神通防守不力，赵州遭陷，唐赵州总管张志昂，慰抚使张道源等人被俘，李神通率众逃回黎阳。
　　赵州兵败，出师不利，北攻西防的战略化为泡影。黎阳城中的局势顿时紧张起来。
　　此刻，窦建德在为下一步的作战方向犹豫不决。他想率军攻取黎阳，但又怕黎阳难以攻克，欲绕道黎阳而直取卫辉，又恐黎阳之兵随身后出击。为此，他召集部众进行商议。崔君肃指出，黎阳李勣，善于据守，若攻黎阳，定久不能下。因此，应绕道黎阳，南取卫辉。届时，黎阳李勣专意据守，为稳保黎阳不失，定不会出兵。
　　窦建德采纳了崔君肃的意见，遂率军绕道黎阳南下，直取卫辉。
　　黎阳城中，李神通、李勣等人已做了防守黎阳的准备，但见窦建德绕道而去，便召集部众进行商仪。
　　魏征说：“窦建德不取黎阳，是怯于黎阳难以攻取，今他率军攻取卫辉，必给卫辉造成很大压力。我们应派军出击，攻袭其后，使其首尾相顾，延缓行军速度，以使卫辉有更多的时间进行准备。另外，卫辉与黎阳，相互连接，二者缺一不可，若卫辉遭陷，则黎阳孤悬，亦很难保全。”
　　李神通用眼瞧了瞧李勣，意思是想请李勣先说。李勣接过魏征的话，说：“听说窦建德每次行军，都分兵三路，辎重及老幼位居中央，步骑左右保护，相距约三里，他自己系率千余骑兵为先锋。此阵没有多少破绽，前、左、右不能击，而中间又不可击。所以，我们只能听任其前去卫辉，待卫辉被困后，我们再出兵援助，袭其间隙，或可以奏效。”
　　对李勣的意见，李神通甚是不满。他以为李勣怯敌，就大声嚷道：“窦建德手下败将尚且不惧，而懋功兄却惧敌如此，若使卫辉丧失，我黎阳难保。
　　何不出兵袭其后呢？”
　　李勣反驳道：“窦建德之意，并不在黎阳之得，他是想攻取卫辉后，向西奔巩洛，与王世充汇合，以阻我朝兵马东进。若卫辉遭陷，黎阳尚在。若乘袭窦建德，使其率军返回攻袭黎阳，则是引火烧身；黎阳遭陷，卫辉难保。”
　　李神通气呼呼他说道，“我就不信是引火烧身！”
　　遂使部将丘孝刚率三百骑兵，去袭击窦建德。此时，窦建德率军已过黎阳三十里，丘孝刚发动攻袭，窦建德急率前锋退回还击，未几，击斩丘孝刚于马下。
　　窦建德果然被这次袭击激怒，急调军回师进攻黎阳。不日，克黎阳城，唐淮南王李神通，高祖妹妹同安公主，李勣父亲李盖，以及魏征等人，均被建德擒获。只有李勣率百余骑突出。因父亲被俘，李勣在黎限城外徘徊数日后，遂只身进城，投降窦建德。
　　据守卫辉的唐将，听说黎阳遭陷，也向窦建德献城投降。
　　黎阳一带沦于窦建德之手。
　　窦建德仍命李勣据守黎阳，封李勣为左骁卫将军，魏征为起居舍人。但把李勣之父李盖带在身边，作为人质，以控制李勣。
　　是时为唐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 年）十月，距李勣归唐刚刚一年整。
　　三
　　这时，王世充在洛阳策划了一系列活动，欲实现他称帝的野心。
　　他指使段达、云定兴等十余人，进宫面奏隋皇泰帝杨侗，说：“上天之意经常改变，郑王王世充功劳卓著，品德极高，为天意所重，希望陛下效仿尧舜，把帝位禅让于郑王，以顺应天意。”杨侗闻奏，双手抵案，怒容满面他说：“天下，是我杨家的天下，如果隋气数未尽，你们的这种话就不应出口；如果天意要抛弃我们杨家，那何必要搞禅让呢？你们这些人，都受我杨家恩禄，竟然现在说出这种话来，我还对你们抱有什么希望吗？”杨侗之语，声色严厉，满朝文武官员都汗流夹背，颤颤兢兢。
　　当天晚上，王世充指使人去晋见杨侗，对他说：“现在四海动荡，天下未宁，这种情况下，帝王须由年纪大的人来当，以平定天下。待天下太平后，郑王定将帝位交还。”哄骗杨侗，并进一步给他施加压力。
　　与此同时，王世充命长史韦节、太常博士孔颖达等人加紧制定禅位仪式。
　　王世充称帝的时机已经成熟。
　　王世充的哥哥王世浑先把杨侗囚禁在含凉殿。然后，王世充假说杨侗有令，要把帝位禅让给自己。在禅让仪式上，王世充假惺假意地辞让了三次，杨侗三次下诏敦劝，实际上杨侗什么也不知道。王世充夺得皇位后，自称郑帝，改元开明。封自己的儿子王玄应为太子，次子王玄恕为汉王，子弟和王姓宗族十九人均封为王。
　　王世充称郑帝后，窦建德大为不满，即刻停军黎阳，后又率主力退还河北，与王世充断绝了关系。
　　且说李励降窦建德后，在黎阳城中每时每刻都在想再归唐朝，但又怕自己归唐后，窦建德杀害父亲李盖，整日闷闷不乐。
　　郭孝恪见状，询问道：“将军每日如此，可是为归唐之事忧愁？”李勣答道：“正是。”郭孝恪说：“我们新近归附夏王窦建德，一举一动，都要受到他的猜疑。因此，归唐之事定要谨慎为之，切不能操之过急。不然，就会败露心机而引来杀身之祸。”李勣说：“我意亦是如此。但怎样才能消除夏王的猜疑呢？”孝恪答道：“王世充新称郑帝，夏王与他决裂，将军可率军攻郑，取得一些战功，以得到夏王的信任，待时机成熟，即可再行归唐。”
　　于是，李勣从黎阳率兵前去攻取了王世充所属的获嘉（今河南获嘉），俘获大量的人员和物资，全部呈献给夏王窦建德。窦建德甚是高兴。
　　攻取获嘉后不久，李勣又率军前去围王世充所据新乡（今河南新乡）。
　　郑新乡守将刘黑闼（ta），从小骁勇机智，和窦建德有交往。后参加义军，辗转追随郝孝德、李密、王世充等。王世充任用刘黑闼为骁骑将军，使其率一支精锐的骑兵部队。刘黑闼每见王世充所做所为，都忍不住暗中失笑，很瞧不起他。适逢李勣率军来攻新乡，刘黑闼不战即降。窦建德任刘黑闼为将军，封汉东公。刘黑闼归降窦建德后，如鱼得水，经常率轻骑出击，有时潜入郑军中窥探敌情，一有机会，就发动攻击，经常是大胜掳掠而还。窦建德对刘黑闼的表现十分满意，同时，他也逐渐放松了对李勣的猜疑和防范。
　　经与郭孝恪暗中谋划好后，李勣乘机向窦建德献计说：“夏王您驰骋河北数年，今军势正威，曹州（今山东曹县）、戴州（今山东成武）两地，人丁兴旺，物产丰富，现为以孟海公为首的一支义军占据，孟海公表面上听命于郑帝王世充，实际上是自有主张。我们可派大军去攻取，我断定马上就可以攻取。若能生擒孟海公，占领曹戴二州，则徐（今江苏徐州）、充（今山东兖州）诸州及黄河之南可以不经战争，一扫而平。”
　　李勣动此计，是想借机率军出走黄河以南，联合孟海公，共同归顺唐朝。
　　窦建德听李勣计后，觉得和自己设想的战略意图不谋而合，遂想自己亲率大军南下，但由于曹后己近临产，快要生孩子了，就派曹后的哥哥，行台曹旦率军五万，南渡黄河，直取徐、克。使李勣率军三千，配属曹旦，一同行动。
　　窦建德的安排，打乱了李勣原来设想的计划，他只好率军随曹旦南渡黄河，以俟机会。郭孝恪向他建议说：“看来我们只能一不作二不休了。现将军可暗做准备，一旦等到窦建德抵达时，就率军偷袭他的大营，诛杀窦建德，然后招降诸将，连同窦建德的土地，一起归附唐王朝。届时，将军的父亲也定会安然无恙。”李勣同意了郭孝恪的建议，开始暗做准备。
　　不巧，曹后久不生产，拖住了窦建德，使其不能南下，延误了很久。李勣和郭孝恪都觉得时间拖久了；曹旦定会起疑，遂放弃了待窦建德南下并诛杀窦建德的计划。
　　这时，唐高祖命秘书监夏侯端为淮左宣慰使，前来徐淮，招降各州郡。
　　夏侯端到达徐淮一带后，发布文告，影响盛大，徐淮一带约十余州郡都归顺了唐朝。李勣知此消息后，一直等待夏侯端能够北上与自己汇合。但夏侯端没有北上，而是继续南下。李勣即派人与之进行联系。当夏侯端到达谯州（今安徽宿州）时，北边的毫州（今安徽毫州）降附郑帝王世充，北上退路完全断了，再不可能北上了。李勣又失去了一次重归唐朝的机会。
　　曹旦率军南渡黄河以后，不断侵夺民产骚扰百姓，新近归附的义军首领们都心怀怨恨。义军首领魏郡人李文相，号称李商胡，拥有部众五千余人，据守在孟津中■（河南孟县境内黄河中小岛），蠢蠢欲动，似有反叛曹旦之心。李商胡的母亲，自小习武，精于骑马射箭，常常是与李商胡一道冲锋陷阵。李商胡欲叛曹旦的主意就是出自他母亲。李勣察此情况后，即主动和李商胡接近，经常与他一块饮酒叙谈，不久即相互引为知己，并结为异姓兄弟。
　　一日，李勣去拜叩李商胡的母亲，其母问道：“将军骁勇顽强，才智超人，怎么会屈身于窦建德脚下称臣？”李勣遂将自己瓦岗起家，归附唐王朝，后又降夏的经历诉说了一遍。李商胡的母亲听后，流着泪对李勣说：“窦家横行霸道，你们何不举事而重归唐朝呢？”李勣说道：“您不必多虑，待我们谋划之后，不出一月就会有行动，到时候我们一同去归附唐朝。”遂与李商胡等人商议，又决定待窦建德南下后起事，诛杀窦建德，同归唐朝。
　　李商胡将商议的结果告诉母亲后，其母说：“既然莱国公承诺和我们共同讨伐蠢贼窦建德，事情拖得太久，就会发生变化。我们不要等窦建德来了再动手，现在赶快动手，正是机会。你可使人告知莱国公，一起动手。”
　　当天晚上，李商胡摆设筵席，款待曹旦手下的军官二十三人，把他们灌醉后，全都格杀。只有一个士卒只身跳水逃命，把李商胡哗变的消息报告给曹旦。曹旦在南岸的大营中，急速布置严密戒备。李商胡在动手后，才派人去通知李动。李勣的营寨和曹旦的大营相连，郭孝恪劝李勣赶快去袭击曹旦，但曹旦已有防备，机会已经丧失。无奈之际，李勣只好与郭孝恪率数十骑，弃营而去，向西投奔唐王朝。
　　李勣弃营而去投唐，窦建德手下的一些人建议窦建德杀掉李勣的父亲李盖，窦建德说：“李勣原来就是唐王朝的人，他不得已而投降我们后，仍不忘唐王朝，乃是一个忠臣之举，应该嘉赏，他的父亲并没有什么罪。“遂下令赦免李盖。
　　武德三年（公元620 年）正月三十日，李勣、郭孝恪抵达长安。
　　这大概是一种冥冥中的呼唤，李勣命中注定要成为李唐的王臣。
　　四
　　李勣再次归附唐王朝之时，唐王朝统一全国的战争正在如火如茶地进行之中。
　　唐高祖李渊原来是西魏上柱国、大将军李虎之孙，其父李勣，曾任北周安州总管，袭封唐国公。隋王朝建立以后，李渊先后任谯州（今安徽宿县）、陇州（今陕西陇县）、岐州（今陕西凤翔）刺史。杨玄感起兵时，隋炀帝调李渊为弘化（今甘肃合水）留守，节度陇右诸军。后李渊又被调任山西河东抚慰大使，镇压毋端儿起义。大业十三年（公元617 年）初，李渊以太原留守兼任晋阳宫监。晋阳（今山西太原）是军事重镇，兵源充足，粮秣富裕，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形势下，李渊即准备“以家代国”，夺取政权。他令长子李建成广结英雄豪杰，命次子李世民于晋阳密招豪友，为夺取政权进行准备。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 年）七月，李渊于太原起兵，挥军南下，先后打败隋将高德儒、宋老生，夺取西河郡、霍邑（今山西霍县）等军事重镇，后又进围临汾（今山西临汾），攻克绛州（今山西新绛）。为了防止北方突厥从背后攻击，李渊又联结突厥，相约称臣，以保后方不失。与此同时，李渊之女平阳公主和李神通在关中举兵，接应李渊兵入关中。
　　隋恭帝义宁元年（公元617 年）十一月，季渊入长安，拥立杨侑，自封为大丞相，号唐王，并封长子建成为世子，次子李世民为京兆尹、秦公，三子李元吉为齐公。次年五月，李渊废杨侑而自立，改国号为唐，定都长安。
　　李渊利用隋王朝主力在中原与各路农民起义军激战之机，没有费多大气力就建立了李唐王朝。
　　李唐王朝建立后，在它周围存在着诸多武装势力。隋王朝东都洛阳有王世充，中原有李密为首的瓦岗军，双方正在中原鏖战，长期呈胶着状态；刘武周率领一支地主武装，以马邑（今山西朔州）为中心，勾结突厥，一再南攻，威胁李渊发迹之地晋阳；梁师都统领的武装，国号梁，据有雕阴（今陕西绥德）、弘化（今甘肃庆阳）、延安（今陕西延安）等郡，北连突厥，是唐王朝北方的一大威胁；薛举、薛仁果父子以金城（今甘肃兰州）为中心，国号西秦，尽有陇西之地，拥众号称三十万，不断东进，欲染指关中；李轨自称河西大凉王，以武威（今甘肃武威，为中心，占据河西走廓，以观天下之变。
　　面对群雄逐鹿的复杂形势，李唐王朝将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既能确保新建政权，又能逐步统一全国呢？
　　他们把战略目光首先集中在以关中为中心的西北地区，力图在西北地区扩大统治地盘，待政权得到巩固后再向东出击以争天下。
　　这种先西后东的战略思想符合李唐王朝当时面临的客观条件。
　　关中东有潼关、崤关和函谷关之险，挡住了王世充西进之路；王世充与李密互相牵制，谁也无暇西顾，且又相互消耗，为唐王朝坐收渔人之利创造了条件；关中的西、北，地广人稀，经济条件远不如关中地区，所以唐王朝去征服这些地方，人力财力绰绰有余，具有极大的优势。先西后东的战略无疑是正确的。
　　情况和客观条件虽然如此，李渊称帝后也曾有过攻打王世充的念头。武德元年（公元618 年），他曾派长子建成和次子世民率军东进中原，洛阳城内也有些人想做内应。但经过与王世充的作战接触和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后，李世民力主撤兵西还，他对唐高祖说：“我们新定关中，根本没有得到巩固，虽然夺取了东都洛阳，但不能保住。”由此足见李世民敏锐的战略眼光。
　　唐高祖采纳了次子李世民的建议，把作战目标首先对准了薛举、薛仁杲父子。
　　武德元年（公元618 年）六月，薛氏父子进攻泾州（今甘肃泾川），秦王李世民奉命率兵反击，由于李世民生病，他人代行指挥作战失利。八月，薛仁杲率兵攻宁州（今甘肃会宁），被唐军击败。不久，他又进攻径州，唐高祖以李世民为证西大元帅，举兵反击。唐军到达高墌（今陕西长武）后，李世民命唐军养精蓄锐，坚壁不战。双方对峙六十多天，使薛仁果军资几于耗尽。李世民认为战机已经成熟，决定反击，唐军一举击败薛仁杲。武德元年（公元618 年）十一月，薛仁杲见大势已去，遂奏表请降。从此，陇东地区置于唐王朝统治之下。
　　刘武周据马邑，北结突厥，并向突厥称臣，被突厥封为定扬可汗，兵威益振。武德二年（公元619 年）春，刘武周勾结梁师都，进攻太原，并占领了榆次（今山西榆次）。高祖三子齐王李元吉身为并州总管，却弃军奔还长安。不久，并州落于刘武周之手。刘武周的大将宋金刚又乘势占领了晋州（今山西晋城）、龙门（今山西河津），唐王朝的河东之地大有全部沦于刘武周的趋势。在这种局势下，唐高祖也慌了手脚，竟然下赦：弃河东之地，仅守关中。秦王李世民洞悉形势的严重性，向高祖上表，指出：太原乃工业之基，河东诸郡州物产殷实，是关中的依靠，若弃河东，就会孤立关中。他向高祖表示，愿率兵前去收复河东失地。李世民的奏表改变了高祖的想法。于是，他命李世民率军征讨刘武周。
　　武德二年（公元619 年）十一月，李世民乘坚冰从龙门渡过黄河，驻军于柏壁（今山西绦县西南），与宋金刚对峙不战，迫使宋金刚率军退却；唐军乘势进军；次年三月，刘武周亲自率军攻潞州（今山西长治），被击败，军威大挫；宋金刚见刘武周败退，也被迫退走，李世民乘机衔尾猛追，一昼夜追赶二百余里，一天内交战八次，唐军大胜。五月，李世民率军收复晋阳，稳定了河东的局势。
　　关中两侧的威胁基本解除后，唐王朝作战的目标，直指中原。
　　此时，瓦岗军已经解体，王世充便成了唐工朝打击的首要目标。
　　武德三年（公元620 年）七月，秦王李世民率军东进，李勣在李世民麾下开始了他为唐王朝统一天下建功立业的历史。
　　五
　　郑帝王世充得知唐军东来的消息后，便在各部遴选雄兵勇将，集结于洛阳，设立四镇将军，分别固守洛阳四面城墙。
　　武德三年（公元620 年）七月二十一日，秦王李世民率军抵达新安（今河南新安）。王世充命魏王王弘烈镇守襄阳。荆王王行本镇守虎牢（今河南荥阳汜水镇），宋王王泰镇守怀州（今河南沁阳），齐王王世恽巡逻洛阳南城，楚王王世伟镇守皇城太子王玄应镇守洛阳东城，汉王王玄恕镇守含嘉城，鲁王王道徇镇守曜仪城，战略要冲全由王姓族人镇守。
　　唐军先锋罗士信，首先率军包围慈涧（在今洛阳西），王世充亲率大军前去增援。李世民为搞清敌情，率数十骑到慈涧侦察，不期与郑军相遇，郑军恃仗人多，将李世民等人团团围住。李世民前后奔驰，左右开弓射击，弓弦响处，郑军纷纷倒毙，直至李世民擒获郑左建威将军燕淇，郑军才撤围。
　　这次接触，揭开了唐郑廖战的序幕。
　　次日，李世民率军五万，直攻慈涧，王世充不支，撤出慈涧， 退回洛阳。李世民命行军总管史万宝占领龙门（在今洛阳南），上谷公王君廓自洛口出军切断洛阳粮道，怀州（今河南修武），总管黄君汉攻占回洛城（在洛阳北），自己率主力，屯扎于北邙山。至此，洛阳四周，除东边虎牢一线在郑军手中外，其余三面均被唐军占据，洛阳即将被唐军合围。
　　郑帝王世充急命太子王玄应东去镇守虎牢一线，要求他力保洛阳东边门户不失。
　　秦王李世民把攻取洛阳东边门户的重任交给了行军总管李勣。
　　李勣领受任务后，即与谋士郭孝恪商议，共讨对策。郭孝恪指出，洛阳城已被三面包围，王世充深知虎牢一线的重要性，因此，才派太子王玄应前来固守。所以，不能马上强取虎牢，应采取迂回战术，逐渐给虎牢守敌增加压力，使其不战自退。李勣也觉得郭孝恪的想法有道理，便率军绕过虎牢，直向管城（今河南郑州）进军。
　　管城守将郭庆，原为瓦岗军荥阳（今河南荥阳）郡守，与李勣旧有交往。
　　瓦岗军失败后，郭庆便归附了王世充。王世充为了拉拢郭庆，便将侄女嫁给了他，并委他为管州总管，使其掌管洛阳之东的战略要冲。
　　李勣在向管城进军途中，即派使者赶去管城，给郭庆带去一信。李勣在信中分析了天下形势，并晓以利害，劝郭庆归降唐朝。其实，郭庆也素有归唐之意，只是妻子乃王世充侄女，唯恐妻子不能同行。接李勣信后，郭庆便对妻子诉说了归附唐朝的意愿，不料其妻却说：“郑帝让我嫁与你，是为了换取你的忠心，而今你却要辜负主恩，为保性命，卖主求荣。我若和你投唐，将来也不会有好结果的。我只求你将我送回洛阳。”郭庆惟恐事有变故，便没有答应妻子的请求。其妻遂自杀身亡。
　　郭庆投唐后，李勣占据了管州一线，切断了虎牢王玄应和汴州（今河南开封）一线郑军的联系。
　　王玄应见管州已落入唐军之手，便率军向管城（今河南中牟境）出击，企图收复管州。李勣遂率军迎击王玄应。双方对峙数日后，王玄应不战自退，仍旧据守虎牢。
　　这时，郭孝恪向李勣建议说：“王玄应不战自退，乃是怯战，我们可乘机向虎牢逼进。”李勣遂移师荣阳（今河南荥阳）。荥阳守将魏陆，见李勣率军围攻，遂据城固守。
　　李勣受阻于荥阳城下。
　　一日，李勣对郭孝恪说：“兵法上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我军现已形成一定的军势，荥阳之敌可能十分害怕，我欲修书一封，请先生代我到荥阳城中游说魏陆，说服其献城投降。如此，则兵不血刃，即可克荥阳之敌。”郭孝恪道：“甚好。”于是，李勣修书一封，郭孝恪即入城求见魏陆。
　　魏陆见李勣信后，半晌不语，郭孝恪乘机陈述利害，劝其归降。魏陆终于动了归附唐朝之心。他对敦孝恪说：“莱国公之书谆谆入耳，先生之言乃金玉之箴。我投唐主意已定，但于唐尚无寸功，愿宽缓数日，夺得功劳后再归顺大唐。以表我的一片心意。”郭孝恪见其情意真切，不象奸狡之人，当面允诺，遂出城归营报告李勣。
　　李勣在荥阳城外静候魏陆举事。
　　不日，郑帝王世充派大将军张志，前来荥阳调魏陆发兵增援虎牢，魏陆借机生擒张志等四将，打开荥阳城门，迎李勣率唐军入城。李勣不战而得荥阳。
　　荥阳归唐后，郑阳城（今河南登封东阳镇）县令王雄，率所辖各材落城堡，也归降李勣。
　　李勣率军步步逼进虎牢。
　　魏陆向李勣献计说：“张志乃王世充身边骁将，常给王世充传递发往各地的手令，且对王世充的手迹十分熟悉。我们可说服张志，使其伪造王世充手令一份，送往汴州（今河南开封），要求驻守汴州的郑军放弃汴州，回师虎牢。若沛州之敌中计，我们则可伏兵于其返回的路上，一举歼灭此敌。这样，虎牢王玄应见东边军事重镇全失，必放弃虎牢，退回洛阳保全性命。”
　　李勣大喜，乃亲自说服张志，使其伪造王世充密令一份，送往汴州。
　　郑汴州守将王要汉，当时并不知张志已被唐军俘获，见其持王世充密令到来，并无起疑。但王要汉暗中思忖一番后，认为：汴州之军，孤军返虎牢，路上定要遭到唐军攻击，若受击后率残兵败将入虎牢，王世充必定要怪罪，到时恐怕很难躲过杀身之祸。如此看来，不如投降唐军，献出汴州，定能免杀身之祸。
　　王要汉主意已定，便结纳亲信，了解到另一将领张慈宝乃死心踏地追随王世充之徒，便设计斩杀了张慈宝，率军投降唐军。
　　王玄应在虎牢，听说洛阳东边各州纷纷叛郑降唐，大为恐惧，遂放弃虎牢，奔逃洛阳。
　　李勣率唐军进据虎牢，未经搏杀，胜利完成了合围洛阳的战略任务。
　　六
　　洛阳城已经成为汪洋中的一条船，随时都会倾覆。城中不少士卒百姓都设法潜出投降唐军。
　　王世充恼羞成怒，用严刑酷法来阻止士卒和百姓出城投降。他规定，一人逃亡，全家老少都要被处斩；鼓励父子兄弟夫妇互相告密，并允诺告密者可免一死；又命五家连保，一家有人出逃，四邻都要受戮。但是，杀人越多，逃亡的人也越来越多。王世充又把宫城作为监狱，猜忌谁时，就把谁连同家属囚禁宫城；将领们出城作战，他们的家属也被送进宫城，充当人质。由于粮食缺乏，城中每日都有不少人受饿而死。洛阳城中众心日离。
　　至此，秦王李世民下令向洛阳发起总攻。唐军昼夜反复冲杀，但因城内守卫甚严，唐军伤亡甚大。久攻不下，李世民甚是忧虑。
　　一日，李世民率五百余骑，巡行战地，登上北邙魏宣武陵墓，察看洛阳城中情况，突然被王世充的万余骑兵包围。当时，单雄信引槊直趋李世民；唐将尉迟敬德跃马大吼，横刺单雄信落马负伤，保护李世民突围而出。由此看来，王世充做垂死挣扎，仍然有一定的战斗力。
　　王世充曾对李世民说：“我只求于洛阳一地苟且偷生，并不想去西侵大唐，你何必如此逼我？”李世民答道：“并不是我要逼你，而是我大唐秉承天意，要一统天下，你若请降，即可免一死。”
　　王世充不甘心俯首就擒。有人劝他可急派人去河北，用金玉钱财招窦建德前来，以解洛阳之围。王世充即派使者前去河北。
　　李世民命李勣仍用心据守虎牢，不必为洛阳战事分心，以防窦建德。
　　唐郑两军相峙于洛阳城内外，已达半年之久。
　　武德四年（公元621 年）二月，唐军大总管刘弘基，联系了一些唐将，共同请求秦王李世民撤兵；唐高祖也见战事旷久不停，乃诏命李世民撤兵新安，以使军队休整。李世民决意要解决洛阳战事，对刘弘基等人说：“我领大军前来，是为了一劳永逸。现在中原各地已望风畏服，纷纷投降，只剩洛阳孤城一座。目前这座孤城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指日可下。现在我军功在垂成，为什么不能坚持下去呢？”于是号令全军：东都一日不破，我军一日不还；今后再有敢言撤军者，一律斩首。并置高祖诏令不顾。
　　李勣不战而得虎牢后，王世充对儿子王玄应无端放弃虎牢多有指责。为了接应窦建德的援兵，王世充即派弟弟荆王王行本率军攻击李勣，企图再夺虎牢。
　　王行本率军抵达虎牢外围，正设计欲攻之际，部下司兵沈悦派人入虎牢去见李勣，诉说愿降唐心意，并相约双方配合，共擒王行本。李勣遂与沈悦相互接应，擒获王行本，挫败了郑军再夺虎牢的企图。李勣据守虎牢不失，确保了秦王李世民率军围攻洛阳的侧翼安全，为唐军围攻洛阳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对此，秦王李世民不时派使者前去虎牢，嘉赏李勣等人。
　　且说河北窦建德接洛阳王世充求援的信息后，即召集谋士进行商议。
　　从当时的客观局势来看，李世民率唐军进攻王世充，并包围洛阳以来，对窦建德来说，也是造成了相当的压力。因为李世民灭王世充之后，必然会造成北上攻夏消灭窦建德的趋势，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窦建德特别关注洛阳王世充的存亡问题。客观局势的发展变化，造成了郑夏再度联合起来的可能。
　　中书舍人刘斌向窦建德建议说：“现天下大乱，唐据关中，其势益增；郑据中原，其势渐衰；而我夏占据河北，亦有一定势力；唐郑夏可依据条件成三足鼎立之势。但现在唐军以泰山之势，企图压垮郑，郑的土地每天都在缩小，唐强郑衰，则三足鼎立之势就不能支持，郑亡则夏也不能单独存在，其中道理十分明显。不如和王世充和解，把旧仇放在一旁，出兵救郑。我们出兵攻唐军背后，郑军攻击唐军的腹部，我们与郑联合起来，一定可以大破唐军。待唐军后退，我则可静观局势，若可以灭郑，则灭之，收集其军队，再利用唐军士卒疲惫厌战，攻击唐军，打败他们。如此则统一全国，当不困难。”
　　窦建德听后大悦，称刘斌之计为良策，遂派使者往见王世充，允诺出兵相救。同时，他还派人给李世民送去一信，劝李世民罢兵西撤。李世民将窦建德的使者扣在唐营，对其规劝未作答复。
　　虽然夏郑开始接触，信使你来我往，但窦建德并没有马上发军南下，而是首先发兵东去攻击孟海公。至武德四年（公元621 年）二月，他俘获了孟海公之后，才聚众十万，号称三十万，南下救援王世充，来势凶猛，一路连克管州、荥阳、阳翟（今河南禹县）等州郡，进驻成皋（今河南荥阳西北），并在板渚（汜水入黄河处）兴建行宫，与王世充联系。
　　唐军中一些将领见状，纷纷向李世民说：“我军长期围困洛阳，体力与心理状态，已使用到了极限。王世尧恃仗洛阳城池坚固，不容易马上攻克；窦建德率军前来，其势如卷席，锐不可挡；而我军腹背受敌，处境非常不利，不如退保新安（今河南新安），以逸待劳，相机胜敌。”
　　这时，李勣向李世民献计说：“退兵之计不妥，我觉得王世充己处穷途末路，不久就会投降，窦建德此时来救援，是天意将他们二人一块送来灭亡。
　　我军可分兵两部，主力据虎牢以拒窦建德，另使一部分军队继续围攻洛阳，俟战机成熟，我军即可一举而两克。”
　　李世民听了李勣的意见后，便要他详细阐明一举两克的实施方案。李勣进一步指出：“王世充据守洛阳，亦有优势，一是国库充实，二是士卒都为江淮一带的骁勇之士，很有战斗力；但他亦有劣势，就是缺乏粮食，这是他的致命缺陷，所以他才被我军控制，他想战不能，想守不能，处境非常艰难。
　　窦建德率军前来救援，是集结了他的精锐之师，故势如卷席。我们千万不能使他们会合，这是所谓一举两克的核心问题。若使他们会合，那么河北的粮食就会运来，王世充因此会重新振作起来，这就势必造成于我军不利的局势。
　　因此，要分出一部分兵力，加强对洛阳的包围，挖堑筑垒，不与王世充接战，把他困在洛阳城中，大王您亲率精锐，移师虎牢，严阵以待，以逸待劳对付窦建德，使他不得前进半步。这样，时间拖久了，窦建德就会崩溃，洛阳城中的王世充也会瓦解。我断定，若按此行动，不出二十天，窦王两军就会失败。”
　　记室薛收和郭孝恪等人都赞成李勣的作战方案。
　　李世民当即做出决定，说道：“王世充受挫已重，粮食耗尽，上下离心离德，根本再用不着我们去攻击了，洛阳城是坐等到手的事。而窦建德新近破孟海公，将骄兵傲，来势凶猛，我军若据守虎牢，等于扼住了他的咽喉，若他敢冒险进战，就会有机会击败他；若他狐疑恃重，不轻意出战，则王世充连半个月也支撑不下来，我们夺得洛阳后，可集中兵力去打败窦建德。要实现一举两克的战略目标，必须把他们分隔开，不能使他们会合。我的决心已下，一定要做到一举两克。”
　　李世民完全采纳了李勣的意见。
　　肖瑀、屈突通、封德彝等人仍然坚持退兵新安的主张，遭李世民喝斥。
　　于是，唐军分作两部，一部由齐王李元吉指挥，继续加强对洛阳的包围；秦王李世民亲率另一部分，使李勣、程知节、秦叔宝等将领相随，前去虎牢。
　　李勣提出的一举两克的战略方案，使唐军在腹背受敌不利的态势下掌握了作战的主动权。
　　七
　　武德四年（公元621 年）三月二十五日，秦王李世民率军进入虎牢。
　　王世充在洛阳城头见唐军调动频繁，摸不清唐军的意图，未敢冒然出击。
　　几天后，李世民率骑五百及李勣、程知节、秦叔宝、尉迟敬德等将领，出虎牢东行二十余里，侦察窦建德的动向。李世民使李勣、程知节和秦叔主带领五百骑兵埋伏于路上，自己只带四名骑士和尉迟敬德继续前进，去引诱敌军。在进抵距敌营三里远的地方，遇敌巡逻队，敌以为李世民等人乃唐军侦察，但李世民大呼道：“我是秦王李世民！”敌人大惊，即派六千余骑追击，李世民边战边退，左右开弓，不断射杀敌人，将敌引到唐军设伏地点。
　　李勣、程知节、秦叔宝率唐军突然出击，大破追敌，斩首三百余，擒敌将两名。此役震撼了窦建德，使之不敢冒然进军，停止不前。
　　窦建德被阻于虎牢一月有余，急坏了洛阳城中的王世充，他不断派使者前去催督，但窦建德心有余悸，不敢冒然前来。不久，李世民又使王君廓抄袭了窦建德的粮道，窦建德更陷入不利境地。
　　这时，夏国子祭酒凌敬向窦建德建议说：“现我军形势不妙，大王您应率全部兵力，渡黄河北上，夺取怀州（今河南沁阳）、河阳（今河南孟县）。
　　使人据守，然后翻越太行山，进军上党（今山西长治），占领汾州（今山西汾阳）、晋州（今山西晋城），再向蒲津（今山西永济）进军。按此则为一举三利：一是大军所指，如入无人之境，可以轻易取胜；二是开疆拓土，使我更为强大；三是关中受警，洛阳之围自解。以目前的情况看，这是唯一的战略选择。”
　　窦建德也觉得这一建议似为有理，但王世充告急的使者相继不断，使窦建德非常犹豫。无奈之际，只好将凌敬的建议交众将商议。众将骄横居傲，都对窦建德说：“凌敬乃一介书生，哪里知道作战打仗的事，他的设想只是纸上谈兵，怎么能相信呢？”窦建德遂决定放弃凌敬的建议。曹后得知此事后，便对窦建德说：“凌敬的建议不能放弃！大王按他的建议，过太行，取河东，威胁关中，李世民一定会撤军回救，何必担心洛阳之围不解呢？若逗留在此，将士身心疲惫，军资耗费巨大，到何时才能成功呢？”窦建德对曹后说：“作战之事，你们女人不懂。我率军来救洛阳，而洛阳又近在咫尺，危急万分，我怎么能舍洛阳而去呢？舍洛阳而弃之是背信弃义的做法，我决不背信弃义”！
　　窦建德被牢牢绑在灭亡的战车上了。
　　一日，秦王李世民得知窦建德欲乘唐军到黄河北岸放牧战马之际，前来袭击虎牢。李世民将计就计，亲率人北渡黄河，侦察敌军形势，然后故意留下千余匹战马，在河岸吃草，作为诱饵，自己连夜返回虎牢。次日，窦建德果然中计，亲率全军出动，自板诸逼进，筑营列阵，北到黄河，西到汜水，南到鹊山，连绵二十余里。唐军一些将领见状大为恐惧，李世民登高眺望后，对诸将领说：“窦建德自河北起兵至今，未遇过真正的强敌。现在他们处于险境，却喧哗轻心，缺乏纪律。我们可按兵不动，以逸待劳，待他们士气衰竭后，我们再发动攻击，到时我们定会取胜。”李世民又满怀信心地对诸将说：“我敢和诸位打赌，过了中午，敌军定会失败。”
　　窦建德指挥军队列好阵后，即派三百骑横渡汜水，逼进唐军，对李世民说：“请先选派精锐武士数百人，一块来比试比试。”李世民遂使李勣率长矛骑士二百人迎击。李勣明白秦王的用意，与敌交战时前时后，时进时退，既不胜也不负，和敌人周旋了一上午。
　　与此同时，李世民命黄河以北的战马快速返回。又命大将宇文十及组织三百精锐骑兵，前去试探敌军，对他说：“敌军如果不动，即请马上返回；若敌军动摇，就狠狠冲击。”
　　窦建德率军列阵后，整整一上午没有正式和唐军交战，士卒饥饿疲倦交加，纷纷坐下休息，还互相争夺饮水，军阵骚乱不定。唐将宇文士及率军到敌营前时，敌军果然更加骚动，李世民大喜，对诸将说：“现在可以攻击敌人了！”恰巧黄河北岸的战马也赶回来了。李世民即率骑充当先锋，使主力续后，直冲敌营。
　　此时，窦建德正和群臣朝会，唐骑兵骤然而至，仓促应战。李世民率李勣、史大奈、程知节诸将冲入敌营后，卷起唐军旗号，直贯敌后，又复张唐军旗号，使敌军陷入大混乱，向东溃退，唐军追杀三十余里，俘敌军五万余人，窦建德也因伤被俘，其军被李世民全部消灭。
　　打扫完战场后，封德彝等人向秦王李世民道贺。李世民严肃他说：“没有听你们的话，而是听了李勣等人的建议，才有今天的胜利。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你们这次是聪明过头了。”封德彝等人羞愧满面。
　　最后解决洛阳王世充的时机已经成熟。
　　李世民把窦建德等人装入囚车，送到洛阳城下，展示给王世充看。王世充在城头和窦建德遥遥对话，相互泣不成声。在讨论洛阳城中军队的前途时，王世充提出了率军杀出重围，南下逃奔襄阳（今湖北襄樊），以图东山再起。
　　众将领讥笑王世充说，若能杀出重围，我们早就杀出去了。我们的一切，早就系于窦建德一身，现窦建德已成俘虏，我们只有投降一条路，或许还能免除死罪。
　　武德四年（公元621 年）五月九日，郑帝王世充身着素白服装，率领太子王玄应及文武官员二千余人，出洛阳城向唐秦王李世民投降。
　　李世民圆满地实现了一举两克的战略方案。
　　翦灭王世充、窦建德武装势力，是李唐王朝统一全国结束战乱的重要胜利，奠定了李唐王朝进一步平定天下的基础。
　　武德四年（公元621 年）七月九日，秦王李世民率军凯旋，唐高祖亲驾长安城外相迎。
　　论功行赏，唐高祖封李世民为上将，李勣为下将。李世民身穿黄金销甲，率齐王李元吉、李勣等人，前往太庙献俘。当天晚上，唐高祖又在宫中赐宴，为出征将士接风洗尘。
　　这天晚上，李勣不由喝得酩酊大醉。
　　八
　　数日后，唐高祖升殿面责王世充，罗列出十条罪状。王世充请免一死，高祖下诏赦免王世充，贬为平民，全族流放巴蜀。
　　唐高祖诏命于街市斩窦建德。
　　此时，李勣父亲李盖安全从河北回到长安，唐高祖下诏于宫内召见李盖，并诏命恢复李盖原封官职。
　　李唐王朝正在迎接一个即将到来的升平时代。
　　秦王李世民在宫城之西，设立文学馆，网罗人才。他任秦王府属社如晦，记室房玄龄、虞世南，文学诸亮、姚思廉，主簿李玄道，参军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咨议典签苏勗，从事中郎于志宁，军咨祭酒苏世长，记室薛收，仓曹李守素，国子助教陆德明、孔颖达，还有盖文达、许敬宗等，共十八人为文学馆学士，分为三班，隔日在文学馆值宿。李世民除上殿朝见高祖和处理公务之外，都和这班学士在一起，讨论文章典籍，有时到午夜才就寝。李世民还命库直闫立本画十八学士肖像，由诸亮撰写评语，置于文学馆。此举深得时人羡慕。
　　李世民在为升平时代的到来做准备。
　　李盖父子在长安相聚一段时间后，李勣即离京前去任黎州总管。
　　李勣此去，又面临着一场战争。
　　窦建德失败后，其部将多偷匿财物返回故里，横行霸道，成为民间的土匪。唐王朝在河北一带，实行严刑峻法，企图弹压。这些部将们都惊慌恐惧十分不安。家住洺州（今河北永年）的高雅贤、王小胡等人率家逃往贝州（今河北清河），与范愿、董康买、曹湛等联络一起，商议对策。正巧此时唐高祖下诏召高雅贤等人前去长安报到，听候发落。范愿乘机警告诸人说：“王世充献洛阳降唐，他的部将段达、单雄信等人都被屠杀；我们若到长安，定难逃一死。我们追随夏王十多年，历经百战，从不惜生，现既然难逃一死，不如创立一番事业。过去夏王俘虏李神通，把他当作宾客款待，唐俘夏王后，却把他杀掉。我们都是夏王的部下，如果不为他报仇，还有什么脸面见人呢？”诸人都同意范愿的建议。遂焚香占卜，求神昭示。神示说：须以刘姓之人为首，方能大吉大利。
　　于是，他们一同前往漳南（今河北故城），请窦建德原来部将刘雅牵头举事，不料刘雅却说：“天下刚刚太平，我打算躬耕田亩以度残年，不愿再拿起武器征战了。”众人大怒，怕刘雅走露消息，遂斩刘雅。
　　武德二年时，王世充部将刘黑闼曾被李勣擒获，李勣将其献于窦建德，窦建德重用刘黑闼，封为汉东公。这时，刘黑闼正隐居于漳南乡间。范愿、高雅贤等人知此信息后，遂前去请刘黑闼出山。范愿等人见刘黑闼时，刘正在种菜，听了他们的计划后，刘当即同意，并宰杀耕牛，摆设酒宴，邀聚百余人，共定大计。
　　武德四年（公元621 年）七月，刘黑闼率众举事，攻袭漳南城，窦建德旧部响应者数以万计。唐王朝闻知刘黑闼举事后，便设山东道行台于洺州，
　　另设魏州（今河北大名）、冀州（今河北冀县）、定州（今河北定州）和沧
　　州（今河北沧州）行军总管府，任命淮南王李神通为山东道行台右仆射，使节制附近诸州军马以镇压刘黑闼。
　　八月，刘黑闼率众攻陷鄃县（今山东夏津），唐魏州、贝州守将出战不利，全部阵亡。刘黑闼遂在漳南建祭台，祭悼窦建德，刘本人自称大将军。
　　唐高祖下诏征调关中步骑三千人，命将军秦武通和定州总管李玄通率领前去攻击刘黑闼，又诏命幽州（今北京市）总管李艺（即罗艺）率幽州兵力，与前者合击刘黑闼。
　　但是，自隋末天下大乱以来，十数年的兵刃相搏，各武装势力都有较为坚实的基础。因此，刘黑闼举事后，所向披靡，声势日增。不久，他又率军攻取历亭（今山东武城东北），并杀历亭守将王行敏，唐兖州行军总管徐圆朗，原为王世充部属，王世充遭破时，徐圆朗请降唐，被任命为兖州行军总管。刘黑闼起事后，即与徐圆朗秘密联络，适高祖使葛公盛彦师前去河南安抚，达任城（今山东济宁）时，徐圆朗叛唐俘盛彦师，交于刘黑闼。刘黑闼以徐圆朗为大行台元帅。于是，兖州（今山东兖州）、郓川（今山东东平）、
　　陈州（今河南淮阳）、杞州（今河南杞县）、伊州（今河南嵩具）、洛州（今
　　河南洛阳）、曹州（今山东定陶）、戴州（今山东成武）等八州豪强，纷纷响应刘黑闼。不久，徐圆朗自称鲁王。
　　唐淮南王李神通率军至冀州，与李艺合兵，又召集附近诸州兵马共合五万余，在饶阳（今河北饶阳）城南，和刘黑闼会战。唐军列阵十余里，刘黑闼部众太少，只好背靠饶河堤岸，排列成单行抵抗。正好天气骤变，狂风暴雪交加，李神通乘着顺风，开始攻击，不料风向突然倒转，变成逆风，唐军遂大败，士卒马匹，军资粮秣损失达三分之二。李艺在战场西端攻击高雅贤，击破了敌阵，正欲扩大战果，听说中央军失利，只好撤军到藁城（今河北藁城）。刘黑闼乘机攻击李艺，李艺不支，率军退还幽州。
　　刘黑闼的势力发展到了最高峰。
　　不久，刘黑闼又攻陷定州、冀州，把作战目标对准了唐黎州总管李勣。
　　此刻，李勣正率军屯住宗城（今河北威县），刘黑闼率众前来进攻宗城，李勣考虑到刘黑闼声势正猛，不宜与其正面对抗，故率军撤出宗城，退守洺州（今河北永年）。
　　刘黑闼率军紧追李勣，李勣军五千人被逐散，军队土气低落。此刻，李神通兵败，李艺远在幽州，李勣只好率孤军入洺州城。李勣在洺州城中正思虑保城之计，不料城内土豪翻城接应刘黑闼，洺州城遭陷，李勣败退，只身前往幽州。
　　取洺州后，刘黑闼又挥军南下，攻陷黎州、卫州。不出半年， 刘黑闼基本恢复了窦建德原来的旧境。与此同时，刘黑闼又北连突厥，得到了突厥骑兵的有力支援。
　　唐王朝在河北、山东诸州郡的守将陈君宾、程名振等人和右武卫将军秦
　　武通，都遁归长安。
　　高祖皇帝只好再命秦王李世民前往山东、河北收拾残众，征讨刘黑闼。
　　九
　　武德五年（公元622 年）正月，刘黑闼自称汉东王，改元天造，定都洺州。以范愿为左仆射，董康买为兵部尚书，高雅贤为右领军，恢复了窦建德时文武官员的官职，政府机构的设置完全按照窦建德当初的体制。
　　唐秦王李世民率东征大军抵达获嘉（今河南获嘉），刘黑闼闻知，遂放弃相州（今河南安阳），退守洺州（今河北永年）。李世民收复相州后，进军肥乡（今河北肥乡），在泊水沿岸扎下营寨，对洺州施加压力。
　　李艺和李勣在幽州得知秦王李世民率军东征并推进到洺水的消息后，便带领所部数万兵力南下，欲与李世民会合。刘黑闼十分害怕幽州之兵南下与李世民会合，于是就留下万余兵力，使范愿据守洺州，自己亲率主力出洺州北上抵御李艺和李勣。
　　幽州之兵南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李世民设计使唐将程名振率军携带六十面战鼓，于刘黑闼离开泊州的当天晚上，在洺州城西二里处的搐水堤上擂鼓。洺州城中范愿听到城外鼓声大作，以为唐军要攻城，心里一下子没有主意，致使城中大乱。范愿急派人追赶刘黑闼，将洺州城中情况如实报告。刘黑闼为保洺州，只好命弟弟刘十善和行台张君立率万余兵北上阻击二李，自己率军撤回洺州。
　　刘十善和张君立率军北上鼓城（今河北晋县），与李艺、李勣相遇，两军会战，汉东军大败，损失近八千人。李艺和李勣乘胜分兵两路，分头攻取刘黑闼所据河北定州、栾州、廉州和赵州。最后引兵与秦王李世民会师干洺州城下。
　　此刻，洺州城外的军事重镇洺水城（今河北曲周）已被唐军占领，李世民使王君廓率兵据守。刘黑闼为打通东面出路，率军急攻洺水城，但洺水城四周环有护城河，宽五十余步，总是不能接近城垣。刘黑闼的部下建议采取挖地道的战术攻取，被刘黑闼采用。李世民恐洺水城失，曾率军三次增援，都被刘黑闼阻击。李勣提醒李世民说：“一定要想办法阻止汉东军挖地道，若使他们把地道挖到城墙下边，洺水城必陷无疑。”李世民说：“暂无办法。”
　　李勣遂向秦王建议：“若无办法，不如暂时放弃洺水，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同时还可纵敌之骄，给敌人造成我军战斗力不强的假像，以后再等待机会夺回洺水城。”
　　李世民遂用旗语和洺水城中王君廓联系，要他率众突围，放弃洺水城，同时，又派郯勇公罗士信前去接应。王君廓率城中守军振作士气，开城冲击敌人，罗士信亦率军前去接应。不料，王君廓突围成功，却把罗士信等二百余人又困在了洺水城中。刘黑闼见罗士信势单力薄，遂对洺水城昼夜急攻。
　　不巧，又逢天降大雪，唐军无法相救。罗士信坚持了八日，城被刘黑闼攻陷。
　　刘黑闼欲招降罗士信，罗士信宁死不屈，遂被杀身死。
　　洺水城陷落后，李世民召集将领商议对策。李勣建议唐军分兵驻扎相互照应，采取坚壁不战断敌粮道以逸待劳的战术，把敌人拖垮而后决战。此战术是李世民征战数年惯用的战术，被李世民欣然接受。唐军遂分兵泊水南北驻扎，刘黑闼挑战，唐军均坚壁不应。同时，李世民又派程名振率军切断了汉东军的粮道，使刘黑闼感觉到了形势不妙。
　　一日，高雅贤乘醉来攻李勣军营，李勣上马迎战，未战几合，即将高雅贤刺于马下毙命。刘黑闼见高雅贤丧于李勣手下，十分动怒，率主力来围攻李勣军营。未等汉东军发动攻击，李世民率军前来接应，刘黑闼腹背受敌，只好撤回，损失惨重。
　　李世民率唐军与刘黑闼如此相峙达六十多日，决战时机逐渐成熟。在讨论决战方案时，李勣说：“时值仲春，春汛将至，可利用洺水以破敌军。”
　　李世民遂暗中派人到洺水上游，将洺水堵住，并交待说：“待我军与刘黑闼决战时，开堤放水。”
　　刘黑闼粮袜将尽，决战心切，遂率军二万余，直进洺水北岸。李世民命唐军撤回南岸，让出北岸，引诱敌人中计。刘黑闼见洺水浅可见底，不问其详，便率军涉水而过，直攻南岸唐军。李世民乘敌未稳之际，率军向敌人发动猛烈攻击，刘黑闼所部不支，即边战边退至洺水河床之中，上游唐军奉李世民命令开堤放水，汉东军被大水冲溃。唐军斩首万余，大获全胜。刘黑闼见势不妙，带范愿等二百余人，逃奔突厥。
　　唐高祖闻山东大捷，甚是高兴，诏秦王李世民回朝。李世民行前，命淮南王李神通和行军总管李勣等人继续征讨刘黑闼残众，以最终平定山东。
　　且说徐圆朗听说刘黑闼兵败后，十分害怕，不知道如何是好。河间人刘复礼，向徐圆朗建议说：“有个人名叫刘世彻，是个盖世奇才，很有盛名。
　　如果你要继续干下去，最好把他接来当领袖。他当领袖后，挥手间就可平定天下。”徐圆朗此时还被迷惑在非刘姓不可夺天下的神示谶语中，所以，就派刘复礼前去迎接刘世彻。有人提醒他说：“你被人迷了心窍！如把刘世彻迎来，他一旦掌握了生杀大权，有你的活命吗？”
　　徐圆朗遂感到后悔。待刘世彻赶来后，徐圆朗只任其为司马，使其前去经略谯州（今安微毫州）和杞州（今河南杞县）。因其名声太大，不久，徐圆朗杀了刘世彻。
　　这时，刘黑闼借得突厥兵，又卷土重来，唐高祖诏命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前去征讨。
　　武德六年（公元623 年）正月，刘黑闼终被唐军擒获，斩首于街市。
　　此后，李勣受命为河南道行军大总管，全权负责证讨徐圆朗。
　　在李勣的重兵围攻下，徐圆朗在兖州（今山东兖州）穷途来路，弃城而逃，东去漂泊于海上，为百姓所获，被处斩。
　　山东悉平，李勣班师回返。
　　十
　　唐平定刘黑闼、徐圆朗后不足半年，原农民起义军首领、唐东南道行台左仆射辅公祏举兵反唐，李勣以齐州（黎州改为齐州）总管诏命受赵郡王李孝恭节制，率兵南下平定辅公祏.辅公祏乃山东临济人，隋大业九年（公元613 年）与杜伏威于山东章丘起义。不久，他们二人率义军南下江淮，队伍不断扩大，成为隋末农民大起义三大义军之一。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 年），杜伏威率部归降洛阳隋皇泰帝杨侗，被拜封为东南道大总管、楚王。次年九月，杜伏威率部归降唐王朝，高祖任其为淮南安抚大使、和州（现安徽和县）总管。
　　武德三年（公元620 年），为了稳定江淮地区，唐高祖封杜伏威为东南道行台尚书令、使持节总管江淮以南诸军事、扬州刺史、淮南安抚使，封关王，赐姓李。以辅公祏为东南道行台左仆射，封舒国公。使他们征讨李子通领导的武装势力。
　　杜伏威、辅公祏与李子通激战江淮间，经过一年半的时间，平定李子通所部，并生擒李子通。
　　杜、辅等人虽然有功于唐，但心有余悸。武德五年（公元622 年）李世民率唐军征讨刘黑闼、徐圆朗时，杜、辅二人更为恐惧，为保全性命，杜伏威只身上京入朝，以求对唐的忠心。唐高祖拜杜伏威为太子太保，仍使兼东南道行台尚书令。每朝会时，使杜伏威列于齐王李元吉之前，以表宠异。但不允许杜伏威返回江淮，留于长安，唯恐放虎归山。
　　辅公祏和杜伏威感情亲密，但辅公祏为人好狡，颇有心计。因辅公祏年龄大于杜伏威，所以，杜伏威就把他当作兄长相待，军中士卒也都称辅公祏为伯父，都非常敬畏他。时间长了，杜伏威渐渐开始防范和猜忌辅公祏，命义子阚棱为左将军，亲信王雄诞为右将军，暗中剥夺了辅公祏的兵权。辅公祏对此深为怨恨，心情甚是难平。友左游仙劝他不必因小失大，他遂与左游仙在一起，假装修炼不食人间烟火的道术，竭力隐藏自己的锋芒，静待时机。
　　杜伏威进京前，使辅公祏镇守丹阳（今江苏南京），又命王雄诞协助辅公祏，暗中掌握兵权。杜伏威特别提醒王雄诞说：“我这次前往长安，如果没有什么事，千万不可使辅公祏暗中闹事。只要我平安，你们千万不能乱动。”
　　杜伏威走后，左游仙提醒辅公祏时机成熟。可是，兵权握在王雄诞手中，辅公祏无法调动兵力。左游仙又为辅公祏献计，使辅公祏扬言接到杜伏威密函，称社伏威怀疑王雄诞的忠心。王雄诞乃一介武夫，忠诚有余，颇缺心计，当听到辅公祏散布的谣言后，大不高兴，声称有病，不再过问公事。此举正中辅公拓下怀，他借机剥夺了王雄诞的兵权，并命同党西门君仪为他制定谋反计划。
　　事情发展至此，王雄诞方知中计，十分悔恨。他对辅公祏说：“现在天下太平，吴王杜伏威在京师平安无事，唐王朝的军事力量，所向无敌。为什么不好好地活着，而去自找死路呢？我只有一死，也不敢跟随你叛唐；若和你一块叛变，也只是多活百日而已。大丈夫决不做不义之事！”辅公祏深知无法使他屈服，遂派人把他绞死。
　　武德六年（公元623 年）八月九日，辅公祏公开叛唐。他声称吴王杜伏威被唐扣押，不能返回江南，便令他起兵相救。不几天，他便在丹阳（今江苏南京）登极称帝，国号宋，修茸南朝陈后主的故宫，作为皇宫；并设立文武百官，命左游仙为兵部尚书、东南道特使、越州（今浙江绍兴）总管，张善安为西南道大行台。然后，辅公祏指挥军队攻取州郡，掠民财物，其势似不可挡。
　　辅公祏叛唐的消息传到长安不几天，唐高祖即诏命襄州（今湖北襄樊）
　　道行台仆射，赵郡王李孝恭率军进江州（今江西九江）；命岭南特使李靖率
　　交州（今印支半岛）、广州（今广东广州）、泉州（今福建泉州）、桂州（今
　　广西桂林）军队，北上宣州（今安徽宣城）；命怀州（今河南沁阳）总管黄君汉率军至谯州（今安微毫州）；命齐州总管李勣自泗水人淮，诸人皆受李孝恭节制，共同征讨辅公祏.自平刘黑闼、徐圆朗后，李勣在齐州正清剿刘、徐残余，行安民治安之事，高祖诏书到后，即率步骑万人，急速赶往淮南前线。
　　唐赵郡王李孝恭乃唐高祖李渊的侄子。当年，他随李渊起兵，李渊称帝后被封为左光禄大夫，并出任山南道招抚大使。他先后败朱粲，伐萧铣，为唐王朝经略西南地区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作战英勇，智谋超群，又能团结部下，深得唐高祖重用，并因战功卓著封为赵郡王。因秦王李世民此时正在北方与突厥作战，故高祖特使他节制四路军马，以平定江南。
　　各路军马汇集江淮后，李孝恭召诸路将领议事，议事毕设宴款待各将领。
　　宴席间，清水忽呈血色，在座的人大部脸色惊变，以为不祥之兆。李孝恭不露声色，和平常一样，对大家说：“这是辅公祏人头落地的征兆！”李勣、李靖等人也附和着说：“此兆征象辅公祏必亡。”并建议在座将领喝了血水，以图胜军之兆。大家共饮血水，军心士气大振。
　　隋末天下大乱以来，十数年间兵火连绵，人心思定，李唐王朝统一天下已为民心所向。辅公祏逆人心而动，终不免失败。
　　此役，李唐王朝已经占据了胜利的主客观条件！
　　十一
　　武德六年（公元623 年）九月，宋帝辅公祏派部将徐绍宗攻击海州（今江苏东海），陈政通攻击寿阳（今安徽寿县）。
　　辅公祏在唐大军压境的情况下，自思难以维持多久，便指使部下不惜一切手段乘隙来骚扰唐军。
　　唐黄州（今湖北新洲）总管周法明，奉李孝恭命率军攻辅公祏的西南道大行台张善安，张善安驻军夏口（今湖北武汉）防阻。周法明遂扎营于荆口镇（湖南岳阳北）待机。周法明一时大意在战船上设宴饮酒，被张善安派来扮作渔夫的刺客刺杀身亡。唐军遂加强了各营的警戒。
　　李勣建议李孝恭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逐步翦除丹阳外围之敌后，然后合围丹阳。李孝恭采纳了李勣的建议，遂使各地唐军分头攻击。
　　唐舒州（今安徽潜山）总管张镇周率军在献州（今安徽泾县）攻击宋将
　　陈当世，大获全胜。
　　唐安抚特使李大亮，设计引诱宋西南道大行台张善安相见，乘机将其生擒。
　　张善安部失败后，唐军合围辅公祏的条件已经成熟。
　　武德七年（公元624 年）三月，李孝恭破庐州（今安微合肥）、同安（今安徽桐城）及宣州鹊头镇，后又攻克芜湖（今安徽芜湖），夺取梁山（今安徽当涂西南）等三镇。
　　针对唐军的合围，辅公拓设置了两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在当涂、和州之间，具体部署在梁山一线，用铁索横截长江水道，阻止荆州汉水方面的唐军沿汉水东下。同时派部将冯慧亮和陈当世率水师三万屯驻博望山（今安徽当涂南），另派陈正通、徐绍宗率步骑三万屯驻青林山（今安徽当涂东南），沿江兴建一连串攻防堡垒，绵延十余里，又在长江西岸筑营列阵，以抵抗唐军。第二道防线设在丹阳外围。
　　李孝恭和李靖率唐水师直达舒州（今安徽潜山），逼进敌军防线；同时，李勣率军攻占春阳（今安徽寿县），进抵硖石（今安徽寿县北）。李勣派人切断了冯慧亮的补给线，使敌第一道防线日渐缺粮。冯慧亮无奈之际，欲与唐军决战，但李孝恭命唐军坚壁不战，以疲劳敌人。
　　唐军虽然重军集结前线，但他们对辅公祏的具体作战方案，还存在很大分歧。许多将领认为，冯慧亮等占据水陆险要之地，我军若以重兵攻取丹阳外围，短期无法取胜。因此，应集中重兵首先进攻丹阳，因丹阳敌人力量较为薄弱，若辅公祏的老巢丹阳攻破，则前线敌军就会闻风瓦解。李孝恭似觉有理。
　　但是，李勣提出：“我军以全歼辅公祏军为战略目标。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就必须稳扎稳打，切不能贪得冒进。若稳扎稳打，不断扩大战果，逐渐于丹阳外围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最终攻克丹阳，实现彻底消灭辅公祏的战略目标。”
　　李靖按李勣的作战思路，进一步阐述了他的作战方案。他说“我军集结前线以来，还没有打过大的胜仗。辅公祏的精兵猛将，虽然都在冯慧亮兵团，但辅公祏在丹阳身边也有不少骁勇之将。现我军连他们的博望山大营尚且不能攻克，辅公祏的丹阳怎么能轻意冒进去攻取呢？若去贸然进攻丹阳，一时又攻不下来，冯慧亮肯定要在我军背后攻击我军。这样，我军就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将是十分危险的。冯慧亮等人，都是身经百战的骁勇之将，他们并不怯战，我军若直接去取袭他们，激怒他们，他们一定会应战。这样，就可相机破敌。消灭了冯慧亮等人后，攻取丹阳才会有十分把握。”
　　李勣和李靖又提出了诱敌设伏的战术。
　　李孝恭遂决定采取李勣和李靖的方案。
　　唐军组织一些老弱残兵当先锋，进攻博望山，把精兵安排在后面。冯慧亮见唐军如此残弱，遂组织大军出击。双方一经接触，李孝恭即命唐先锋退败。冯慧亮误以为唐军软弱，遂率大军追击，直追了几里，才发现中计，但时机已晚，李靖、李勣等人率唐军主力围住冯慧亮，双方展开激战，冯慧亮大败。唐军乘机大举进攻，占领了博望山和吉林山，冯慧亮等人率残军败退丹阳。辅公祏精心部署的第一道防线就这样崩溃了。
　　实际上，辅公祏在丹阳外围的第二道防线已经不存在了。
　　李孝恭率唐军直达丹阳城下，辅公祏自知不支，遂放弃丹阳，率众数万，向东奔逃，欲奔左游仙所据会稽（今浙江绍兴）。李勣率唐军紧迫不舍，追至句容（今浙江句容），辅公祏部队多落伍溃散，追随辅公拓的约有五百余人。当晚，败军住宿常州（今江苏常州），还没有休息，李勣追兵又至，辅公祏部将吴骚等人，觉得大势已去，遂密谋生擒辅公祏，被辅公祏发觉，他不惜抛下妻女，带十余心腹出城奔武康（今浙江吴兴）。
　　辅公祏达武康又遭乡人袭击，西门君仪战死，乡人擒辅公祏献于李勣。
　　李孝恭在丹阳城中按高祖诏令诛斩辅公祏.这时为唐高祖武德七年（公元624 年）三月。大唐王朝终于统一了天下。
　　从大业未年起兵反隋到现在，李勣从一个十七岁的少年，逐渐成长为智勇双全、骁勇超众的将领，尤其是归附唐王朝以后，为唐王朝的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第三章镇守边塞巧设伏兵“抗旨”灭东突厥
　　一
　　自隋未以来，天下大乱，中原地区十数年连遭兵火，各种势力都想独霸天下，致使西北部少数游牧民族势力不断增强。他们侵掠内地，插手中原战事，以武力威胁中原地区，给中原战乱火上浇油。唐王朝建立之后，其战略的主攻方向又在于翦灭中原各地的武装势力以平定天下，无暇顾及西北部地区，这就导致了一些北方部族不断侵扰内地。尤其东突厥的势力发展已达顶峰，其力量足以与唐王朝相抗衡。
　　唐王朝平定中原各地之后，就开始把战略重点逐渐转移到西北部地区，欲平定边乱，最终完成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武德八年（公元625 年），高祖下诏恢复于过去撤销的关中十二军的建制，命太常卿窦诞等分别担任各军将军，并使挑选士卒战马，加强战斗训练，以应付东突厥发动的大规模攻击。于是，唐王朝在关中京畿附近的同州（今
　　陕西大荔）置羽林军、华州（今陕西华阴）置骑官军、富平（今陕西富平）
　　置玄戈军、礼泉（今陕西礼泉）置并钺军、郧州（今陕西彬县）置招摇军、
　　宁州（今甘肃会宁）置折威军、泾州（今甘肃径州）置天纪军、西鳞州（今
　　陕西乾县）置苑游军、歧州（今陕西歧山）置平道军，以拱卫京哉地区。
　　在这种情况下，东突厥统治集团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这一年的四月，东突厥进攻唐凉州（今甘肃武威）……
　　六月，东突厥进攻唐华亭（今甘肃华亭）……
　　六月，东突厥分兵进攻唐灵州（今宁夏灵武）……
　　七月，东突厥长驱南下进攻唐相州（今河南安阳）……
　　七月二十四日，唐代州（今山西代县）行军总管蔺谟，在新城（今山西宁武县北）阻击东突厥军北还，但被东突厥击败。东突厥军在该地休整未几，即又驰骋南下。唐高祖即诏命行军总管张瑾率军到石岭（今山西忻州石岭关），右武侯大将军李高迁率军进抵太谷（今山西太谷），共同阻挡东突厥南下。
　　为了防止东突厥突破石岭、太谷两道防线，进击关中，高祖诏命秦王李世民率军进驻蒲州（今山西永济），全权负责河东战事。
　　东突厥强攻石岭，张瑾不支，败退太谷。东突厥过石岭，攻占并州（今山西太原）、榆次（今山西榆次），直进到太谷城下，与唐军对峙于太谷。
　　同时，东突厥又分兵进袭沁州（今山西沁源）、韩州（今山西襄垣）和潞州（今山西长治），大有从南迂回合围太谷之势。
　　河东局势十分严峻。
　　秦王李世民在蒲州仔细分析了形势后，觉得张瑾等人据太谷凶多吉少，必须选派有能力的将领去替换，否则太谷唐军必败无疑。
　　李世民首先想到的就是李靖和李勣。
　　这时，李靖任唐安州（今湖北安陆、大都督、李勣任唐齐州都督，二人均距河东前线较远。但李世民便飞骑星夜传令，要李靖率部急速过伏牛山渡黄河进击潞州一线要李勣只身前来潞州，协助李靖破东突厥。
　　唐王朝的决策者把重大的历史责任又放在了李勣等人肩上。
　　八月十一日，张瑾不听李世民壁不战的命令，擅自指挥唐军与东突厥会战于太谷，因指挥错误，全军覆没。适逢李靖、李勣二人率军刚赶到韩州（今山西爱垣），张瑾只身奔逃李靖处，行军长史温彦博被东突厥俘获。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李靖和李勣二人在韩州共议破东突厥之计。李靖与李勣在江淮平定辅公拓时，曾并肩作战，二人配合默契，多有建树。尤其是李靖，其兵法韬略更高一筹。他是隋代名将韩擒虎的外甥，自幼与舅父谈兵论军，深得韩擒虎的赞赏。隋未，李靖归秦王李世民麾下，在统一中原地区的战争中，他屡立战功，深通兵法，作战经验丰富。高祖李渊曾称赞李靖的军事才能超过了古代的韩信、白起、卫青等人。后李靖因功封卫国公，他与唐太宗关于军事问题的问答，被整理为《李卫公问对》，世称《卫公兵法》，流传至今。
　　李靖认为，东突厥此次攻掠河东，目的原是为了进攻关中，扰掠长安。
　　但入关中必经蒲津渡口，已由秦王李世民据守，东突厥的战略企图很难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东突厥失去了既定的战略目标，结果只能是在河东扰掠，若唐军发动强大攻势，其必会退还。
　　李勣同意李靖关于战势的分析，建议李靖说：“东突厥留河东一日，我大唐百姓就受一日侵扰。听说东突厥的首领颉利可汗正在朔州（今山西朔州）
　　坐镇指挥，并大肆劫掠，我军可把攻击的重点放在朔州，发奇兵直接去攻击其首领，这样，东突厥不日即可退兵。”
　　二人遂组织精骑二千，采取跳跃式进击的战术，越太谷，过并州，又冲过石岭，不日即到代州，距朔州只有数十里的路程。东突厥首领颌利可汗在朔州城中，听说唐军已兵临城下，急忙率众撤退。南下各路东突厥军，得知其首领已退，即率军北还。
　　李靖和李勣见颉利可汗北退，马上率精骑南下，于太谷附近聚歼东突厥军二千余。
　　东突厥此次南下终被唐军击退。
　　二
　　东突厥颉利可汗北退后，即遣使与唐讲和，保证再不南犯。
　　李世民认为，东突厥贪婪成性，永远不会满足。暂时的讲和只是为双方求得一个喘息的机会，双方的战争仍将不可避免，将来也必须通过战争来最后解决问题。因此，他建议高祖把李靖和李勣二人留于北方前线，以对付东突厥的进攻。
　　于是，武德八年（公元625 年）十月，唐高祖诏命李靖为灵州（今宁夏灵武）总管，李勣为并州（今山西太原）总管，使他们率兵护卫京畿左右。
　　是时，李勣年三十有二。
　　突厥是我国北方的一个古老民族，约在公元五一六世纪兴起于准葛尔盆地之北，以游牧为主。南北朝时期逐渐强大，西貌大统十一年（公元545 年）
　　正式与中原王朝开展贸易往来。大统十七年（公元551 年）西魏以长乐公主嫁其首领土门。次年，土门发兵打败控制突厥的柔然（古代北方民族），遂在漠北建立起一个突厥汗国，上门自称可汗。北齐北周时期，突厥汗国势力倍增，有数十万军队，为最强盛时期。当时北齐与北周经常进行战争，双方都想拉拢突厥，作为靠山。突厥统治者乘机周旋于齐周之间，或助齐攻周，或助周攻齐，从中坐收渔人之利。同时，利用齐周之间作战的空隙，突厥还不时侵扰齐周边境，掠夺人口财物。为维护边境安宁，北周静帝曾以千金公主嫁它钵可汗，用和亲怀柔政策来实现目的。
　　隋文帝开皇元年（公元581 年），它钵可汗死，它钵之侄摄图继任为伊利可汗，把汗庭（也称牙帐）设于郁都斤山（或称乌德鞬山，今蒙古杭爱山），又同时封了四个小可汗，使统领各地，并继续南下侵扰中原王朝。开皇三年（公元583 年），突厥统治集团发生分裂，正式分为东西两部，东突厥以沙钵可汗为首，西突厥以玷厥可汗为首。同年，隋出兵攻东突厥，沙钵可汗降隋，其部被隋王朝安置于白道川（今呼和浩特平原），东突厥正式向中原王朝纳贡称臣。西突厥同时也一度衰落。开皇九年（公元589 年）。东突厥统治集团内部又闹分裂，隋王朝出面扶叶护可汗子染干为启民可汗，并以义成公主配他为妻，筑大利城（在今内蒙清水河县境）以安置他的部众，为使他免受突厥其他武装势力的侵扰，隋王朝又南迁他至夏、胜州（今陕西靖边及内蒙准噶尔旗一带）之间，划地东西均至黄河，南北四百里，使其居住。
　　隋未战乱，东西突厥乘机复起，一跃而雄据大漠南北，力控西域，发展成为势倾中原的强大力量。东突厥统治集团尊始毕可汗为大可汗。此时，安置于内地的突厥也多奔还漠南，形成对中原王朝的极大威胁。在这种情况下，
　　隋未在中原发展起的各种武装势力如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
　　都、李轨、高开道等，都曾向东突厥纳贡称臣，以换取他们的支持。唐高祖李渊于太原起兵时，也曾派人聘使突厥，向突厥称臣，换取突厥的支持。当时东突厥的始毕可汗给李渊战马千匹，并派二千骑兵随李渊争夺关中。
　　由于存在着这种隶属关系，始毕可汗不断欺凌唐王朝。李渊于长安称帝后，始毕可汗自恃有功于唐，多不把高祖皇帝放在眼里。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始毕可汗去世，唐高祖下诏举哀，废朝三日，使文武百官都去东突厥使者处吊唁。同时又派人给东突厥继位的处罗可汗送去三万匹绸缎，以示哀悼。次年，处罗可汗派兵助秦王李世民平定刘武周，兵至并州，唐并州总管李仲文奉命留突厥兵入城三日，突厥兵进城，大肆抢掠美女财物。对此，李仲文无法弹压。同年秋，处罗可汗死，唐高祖李渊又诏命罢朝吊唁致哀。
　　武德初年，唐王朝对东突厥如此宽容，主要是因为唐王朝正在集中精力平定中原各地，无暇顾及北方，这在战略决择上无疑有合理因素，但在客观上却助长了东突厥统治集团的气焰。同时，也给北方地区百姓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处罗可汗的继位者就是颉利可汗。他承父兄之业，凭兵强马壮，亦轻视唐王朝。从武德四年（公元621 年）起，颉利可汗彻底改变了以功胁唐的手段，而开始了赤裸裸地武装掠唐。他不断率兵侵掠边镇，骚扰民众，强夺美女财物，在短短的两三年间，侵掠唐境达数十次之多。
　　武德七年（公元624 年）七月，颉利可汗与其侄突利可汗（始毕可汗之
　　子）分兵攻袭唐王朝原州（今甘肃固原）、朔州（今山西朔州）和忻州（今
　　山西忻州），来势凶猛，大有合围关中之势。这时，有人向唐高祖建议说：“东突厥所以不断地攻击我朝，并以关中为目标，是为了掠夺壮男美女，以及金银绸缎。现长安城中既有壮男美女，又有金银绸缎。我们若迁都于别处，把长安城烧成废墟，东突厥的侵掠，自然就会停止。”唐高祖竟同意了这种可笑的建议，派朝廷官员即去樊城（今湖北襄樊）、邓州（今河南邓县）一带勘察可以迁都的地方。
　　秦王李世民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气愤，向高祖进谏说：“北方的蛮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原的灾难。陛下神圣英武，像巨龙一样兴起，数年间就平定了中原各地。怎么能为蛮族的扰掠就决定迁都呢？若这样的话，就会使我们羞对四海，为天下耻笑！过去霍去病只是汉武帝的一个将领，曾立志要消灭匈奴。而我是帝王的儿子，哪能不管蛮族扰掠呢？请给我数年时间。我保证生擒颉利可汗。昔不能成功，那时迁都也不晚。”高祖听后，觉得秦王之言有理，遂放弃了迁都的念头。
　　太子李建成素与秦王李世民不和，他嘲笑李世民说，“汉初樊哙曾大言不惭他说要率众十万横扫匈奴，秦王刚才说的话，和这有些相似。”李世民马上反驳说：“现形势不同了，战略也不同了。樊哙只不过是一个小丑，有什么值得挂齿？不出十年，我们定会扫平大漠南北，这决不是空口虚话！”
　　高祖见秦王态度如此坚决，遂命他率兵前去抵御东突厥。
　　当时，关中大雨成灾，粮道不通，李世民颇为粮食担忧，只好屯兵郧州（今陕西彬县），阻击颌利南下。颉利、突利二人在北方骚掠一段时日后，会兵一起南下至邠州。他们指挥万余骑兵居高列阵，颇使唐军士气不振。李世民深知，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硬拼，只能智胜。于是他亲率百骑驰奔敌阵，义正辞严地指责颌刊，又大气凛然地召颉利单独决战，还声称对方若倾兵而来，他就毫不畏惧地以此百骑应战。这样，虚虚实实，使颉利摸不清李世民年底细，不敢贸然进击。李世民抓注颉利的狐疑弱点，故意又和突利并骑而语，使颉利更为疑惑。这颉利突利叔侄二人早有嫌隙，现李世民与突利私语，使颉利认为突利与秦王有约，所以他更不敢发兵进击，只好请和退兵。
　　秦王李世民此次智退东突厥兵之后，就开始考虑平定北方的长远计划，所以他才建议高祖调李靖和李勣北上守边。一旦时机成熟，李世民即要使他们二人彻底击垮东突厥。
　　三
　　李勣任并州总管后，心里十分清楚自己的责任。于是便加强军事训练，以提高士兵的战斗力。
　　并州之兵，大都是李渊太原起兵时招募的，个个身强力壮，正是当年，但从未受过系统的军事训练，缺乏作战的战术和技巧。针对这种现状，李勣把练兵当作一项十分重要的战略任务来抓。同时，他还依据东突厥以骑为主的特点，确定了练兵的重点就是弓骑两项，他对士兵们说：“我不要求你们练习筑城修垒，只要求你们熟练地掌握弓马技术，这样，作战时你们面前就不会有横冲直撞的敌人。”在李勣的亲自教习下，并州之兵的射术和骑术都提高很快，战斗力也随之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东突厥统治集团依然是不断组织骑兵骚扰唐王朝。
　　武德九年（公元626 年）四月，东突厥分兵两路，东攻朔州（今山西朔州），西攻原州（今宁夏固原），分别被李勣和李靖击退。尤其是西路，由颉利可汗亲自率领，他攻原州不下，便长驱直入，进抵泾州（今甘肃径川），大肆抢掠一番，便挥师北退。李靖于狭石（今宁夏广武堡）设伏，截其退路，两军大战整整一天，东突厥损失惨重，退兵北还。
　　此后不久，李勣与李靖奉诏入京，与朝臣共议唐王朝府兵征调事宜。
　　六月四日，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诛杀太子建成及齐王元吉。同日，高祖诏命朝廷事务均要向秦王请示，由他裁决。六月七日，高祖立李世民为太子，又诏命今后无论大小军政之事，先由太子裁决后，再行奏报。
　　武德九年（公元626 年）八月八日，唐高祖李渊正式将皇帝位传给太子李世民。次日，李世民登极称帝，为唐太宗，同时，大赦天下，改元次年为贞观。调整皇室群臣，以高士廉为侍中，房玄龄为中书令，萧璃为左仆射，封德彝为右仆射，长孙无忌为吏部尚书，杜如晦为兵部尚书。
　　李世民雄才大略，他登帝位之后，使李唐王朝达到了最辉煌的历史时期。
　　但是，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之初，因受国力财力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对东突厥仍然无法采取力胜的手段，而是以智退为主；在战略态势上，仍然是防御为主，不敢贸然采取战略进攻。这一年的八月，东突厥颉利、突利又率军南下，十余万骑过径州掠武功，又转攻高陵（今陕西高陵），行军总管尉迟敬德在泾阳（今陕西泾阳）与东突厥会战，双方损失惨重。颉利率军直达渭水北岸，虎视长安。
　　为了探听唐朝虚实，颉利派心腹执失思力以和谈为名，到长安城中去晋见李世民。执失思力在太宗面前夸耀说：“颉利、突利两可汗，率兵百万，今日即可攻取长安。”唐太宗听后非常气愤，责备他道：“我和你们的可汗，曾当面和解，送给你们的金银绸缎无法计数，但你们还要背约而行！我今天先砍下你的人头再作回答。”执失思力非常害怕，连忙求饶，左仆射萧瑀和右仆射封德彝也都劝太宗，太宗对他们说：“我若将他放回，颉利一定认为我怕他们，这样的话，他们就会更加放肆。”遂将执失思力囚禁起来。
　　唐太宗马上率侍中高士廉和中书令房玄龄等六人，骑马出玄武门，直达渭水南岸。东突厥军见数骑来到，并未注意，但又仔细一看，乃是原来的秦王，今日的唐朝皇帝，都非常吃惊，纷纷下马遥拜。这时，唐军赶来，施旗招展，销甲耀日，遮蔽原野。颉利见此情景，内心十分恐惧。太宗下令唐军稍向后列阵，自己单独留在岸边，责问颉利可汗。萧瑀认为太宗过于轻敌，挡住马头劝阻，太宗说：“我意已定，你无法理解。颉利所以敢倾国南来，是以为我们怕他；我们如果真的显出怯弱，再紧闭城门固守，他就定会更加放纵。我单人匹马出阵，表示并不怕他。加之，我军列阵于后，他必然要警惕。在这种情况下，他定不敢把我怎样。”颉利见太宗只身与他隔水对话，甚为疑惑，于是答应和谈罢兵。几天后，太宗与颉利在渭水便桥上斩白马盟誓，相约不再兵戎相加，永久和好。颉利率众退还北方。
　　事后。左仆射萧瑀向李勣请教，问道：“此次颉利南来，为何太宗皇帝要出面和谈，他们为何不战而退呢？”李勣答道：“我认为颉利部众虽多，但缺乏军纪，他们君臣唯一的目的就是金钱。在当时的情况下，太宗皇帝是可以设计战胜他们的。比方在双方讲和时，太宗皇帝可设宴将他们的首领全部灌醉杀掉，再去袭击他们的军队，还可以在他们北返的要道上设伏消灭他们。但是，我觉得太宗皇帝不这样做，自有道理。我朝安宁未久，民众尚还贫困，需要休养生息，一旦与颉利开战，就会有所损失；同时颉利遭到打击后，对我们的怨恨就会更大，就会和我们争战不休。所以，此次不战，并且还又给了他们一些金银绸缎。颉利得到了想要得到的东西，就自然会退兵北还。但是，这就使颉利逐渐骄傲，意志情怠，不再防备。而我们则可利用这个时机，休养生息，整饬军备，加强训练。只要将来时机成熟，我们出动一次，就可剪灭颉利。这就是所谓‘将欲夺之，必先予之’的道理。”
　　李勣所做的一番分析，与太宗的战略构想不谋而合，这也正是太宗推荐李勣任职塞上的主要原因。
　　唐太宗的战略构想是比较实际的。反攻东突厥既需要有利的主观条件，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有利的客观条件。唐王朝的统治者，深感东突厥不断威胁的严重性。尤其是太宗即位后，为东突厥常常是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他时常勉励朝臣要奋发图强以雪屈辱之耻，要树立平定东突厥的雄心大志。
　　李勣在并州操练士兵，积极备战，等待时机的成熟。
　　贞观元年（公元627 年），东突厥的局势发生了变化，所属薛延陀、回纥、拔野古诸部族相继起兵反抗其统治，颉利突利二可汗间相互结怨，还有天降大雪灾害袭击，使东突厥统治集团面临着严峻的局面。这时，唐朝的一些大臣以为反攻东突厥的条件已经成熟，便奏请太宗乘此良机反攻东突厥，唐太宗听取了长孙无忌的建议，没有出兵，只是说不能背弃信义，乘人之危，否则有失一个天子的信誉。实际上，当时国内初平，国力不足，根本没有发动大规模战争的物质条件。
　　唐太宗也在为平定东突厥创造条件，国内休养生息，恢复经济，增强国力，良不必多言。贞观二年（公元628 年），唐太宗发兵彻底消灭了割据朔方（今陕西榆林地区）的梁师都，使东突厥丧失了由其扶植的中原地区最后一支武装势力，在北方各族纷纷背离东突厥的情况下，有些部族直接归附唐王朝，唐王朝都能给予安置和抚慰；有些部族归附北方的薛延陀部，唐王朝便遣使册封薛延陀部首领夷男为真珠可汗，并使其设牙帐于大漠之郁都斤山下（或称乌德鞬山，今蒙古杭爱山），以孤立东突厥。
　　至贞观三年（公元629 年），反攻东突厥的战略条件已基本形成。薛延陀部遣使至长安，其首领愿意接受真珠可汗的封号，愿意臣服于唐王朝，并请娶唐朝公主，结翁婿之礼。与此同时，颉利与突利之间的矛盾也更加激化，突利终于背弃颉利，奏表给唐王朝，表示愿意归附，颉利知道后便发兵攻击突利，突利即派人向唐乞援。
　　这时，代州（今山西代县）都督（贞观二年太宗诏各州总管改都督）张公瑾和行并州都督李勣（并州都督为晋王李治遥领，李勣代行其职）二人联名上书唐太宗，详细分析了东突厥统治集团内部分裂，下层反抗，内有心腹之患，外受腹背之敌的不利情况，认为战略反攻的时机已经成熟，建议太宗皇帝组织反攻。他们在上疏中，具体阐述了反攻东突厥的六条理由：一是颌利可汗随心所欲，贪婪成性，残横凶暴，诛杀忠良；二是突利可汗等人都受他排挤，无立身之地，有意归唐；三是薛延陀等部族纷纷脱离颉利，使其孤立无援；四是东突厥境内大雪数尺，粮食奇缺；五是隋末中原流入北方之人，数目众多，都已相约聚集，盘据于山谷险要，我军一旦出塞。他们自会响应；六是颌利近来疏远突厥人而亲信外族人，我军一旦压境，这些外族人定不会为颉利卖命。
　　张公瑾、李勣详尽周密的分析，是对战略形势发生变化的客观总结。
　　唐太宗正是在这种有利条件下，下定了向东突厥发动战略反攻的决心。
　　四
　　贞观三年（公元629 年）十一月，唐太宗李世民在充分做好准备的前提下，以颉利可汗曾助梁师都攻唐为借口，正式下诏对东突厥发动进攻。命行并州都督李勣为通漠道行军总管，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华州（今陕西华阴）都督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灵州大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共集结兵众十万余，各道俱受李靖节制，分东西两个作战方向出击东突厥。
　　此次进攻，战略目标十分明确，即寻东突厥主力决战，一举解决东突厥长期侵扰中原问题。
　　据此，李靖等人详细论证了作战方案，并决定，李靖会同李勣出朔、并二州，寻颉利主力决战；柴绍会同薛万彻出原、灵二州，为侧翼，支持二李与颉利决战，并阻颉利西窜。
　　贞观四年（公元630 年）正月，唐进攻东突厥诸道兵马就位李靖和李勣率军分别进驻马邑（在今山西朔州）和云中（今山大同），并派人侦察，了解东突厥的情况。
　　一日，侦察回报颉利可汗率东突厥主力就在附近的定襄内蒙和林格尔）。
　　李靖遂请李勣前来商议进攻方案。
　　李靖虽年长于李勣，且又谙熟兵略，但他对李勣还是颇为重，尤其是二人数次配合作战，都大获全胜，这就使李靖更看重李勣的意见。此时。他请李勣先谈谈看法。
　　李勣说：“首先，敌我两军，各怀不同战略目的。我军此次以全歼颉利为目标，而颉利则还是同往常一样，仍以侵掠为目标，由此则敌我准备不同，我军进攻，颉利必退，且无再战准备；其次，我军此次进攻颉利，要逐渐展开战略目的，既不能使敌初战就有所觉察，也不能使其有喘息的机会；另外，还要做好长途奔袭的作战准备。”
　　李靖听后，十分高兴，他又请李勣详细说明作战方案。李勣并未推辞，说道：“你我两军可分兵行动，您率轻骑进袭定襄，我率军伏于颉利北退必经之路的白道（今内蒙呼和浩特西北），颉利遭袭后，定要北退，且必经白道；待其进入白道，我军杀出。颉利定是无备，必会大败溃逃。”李靖很赞赏这一作战方案，说：“懋功弟之计，乃轻兵奇袭重兵设伏之谋，颉利必败无疑。”二人遂按作战方案分头进行准备。
　　定襄城中的颉利可汗，也知道唐大军已压来，但他还以为此次唐军只是象往常那样，以为只要唐军一攻，自己率众北退就不了了之。因此，他并未把唐军此次来攻放在心上。
　　且说李靖率领三千精骑出马邑，直奔恶阳岭（内蒙和林格尔南），恶阳岭上突厥守军急报颉利可汗。颉利可汗对唐军的神速到达感到非常吃惊，他即命放弃恶阳岭，合兵据守定襄，以观事态。恶阳岭距定襄不过十数里，转眼之间，李靖即率轻骑达于城下。颉利可汗见此情景，更是吃惊，不觉暗想道：“如果唐军不是举国而来，李靖哪敢孤军至此。”李靖乘他正在狐疑之际，派人潜入城中，专门挑拨颉利可汗与其心腹之间的关系。天色将晚时，颉利可汗亲信康苏密，携隋炀帝正妻萧皇后与孙子杨政道出城归唐（炀帝萧后等人乃窦建德于公元619 年送时为可汗妻的隋义成公主处）。至天黑，李靖攻入定襄，颉利可汗败退北还。李靖遂使飞骑赴京师告捷，并派人将隋萧皇后等人送往长安。
　　次日中午，李靖攻取定襄的捷报就传至京师，唐太宗欣喜若狂，大肆赞扬李靖说：“以骑三千，攻取定襄，古之未有，这足以雪我渭桥求和之耻！”
　　太宗皇帝更值得高兴的胜利还在后面。
　　颉利败退后，便欲率众北返其牙帐所在地碛口（内蒙二连浩特西南），他根本没有防备唐军于归途设伏。
　　李勣按照原定计划，在李靖袭击恶阳岭时，即率部设伏于白道。白道乃是河套通往阴山之北的要隘，地势险要，是野战设伏的理想场所。等颉利可汗率部经过时，李勣即率兵发动攻击，颉利可汗没有防备，部众被冲散，几不能战。此时，李靖又率轻骑从后袭来，颉利可汗无心恋战，率残众出白道向铁山（今内蒙阴山之北山）奔逃。颉利其余部众约五万人全部降唐，由李勣接收。
　　李靖乘胜继续穷追颉利可汗不舍，至铁山时又追歼东突厥军二千余，遂收兵与李勣会于白道。
　　颉利可汗此次一败定襄，二败白道，三败铁山，是他与唐兵戎相交后最惨重的一次失败。败退铁山后，他整饬军队，欲与唐军再决高下，无奈损失惨重，部众以残冬初春水草不足，不愿再战。于是，他急派执失思力为使者，赶往长安，请归唐朝，愿谢罪称臣。
　　贞观四年（公元630 年）二月，唐太宗接纳了颉利愿降的请求，派鸿胪卿唐俭奉诏前去东突厥慰抚。
　　唐太宗欲放弃彻底击垮东突厥的战机。
　　李靖和李勣在塞外前线却牢牢抓住了这一大好战机。
　　五
　　颉利可汗败退铁山后，部众还有数万人。不日，唐俭奉太宗命前来慰问安抚，他心里甚是高兴，表现的十分卑屈，言辞尤其谦恭。唐俭心里也感到颉利此次受挫，很难再振，具状其情奏报太宗。
　　李靖与李勣会合于白道后，准备休整几天继续追歼颉利可汗。但又闻唐太宗诏准颉利请降，并派鸿胪卿唐俭前来慰抚，唐俭至白道时，向他们转达了太宗皇帝对他们击败颉利的称赞，并代表太宗皇帝犒赏了有功将士，旋而即赴铁山颉利处去了。
　　唐俭来慰抚颉利可汗，李靖与李勣的心情甚是复杂。此次击败东突厥，从战略目的来看，远远未达到；颉利败退，其众厌战，正是实现战略目标的大好时机；若放弃了这个有利的战机，无疑等于放虎归山，颉利定会卷土重来；太宗皇帝诏准颉利请降，真的想放弃这一有利的战机吗？眼下部众新胜，士气正旺，求战心切，能不利用这种有利条件吗？总之，李靖和李勣都处在这样一个矛盾中，即和与战孰是！和乃皇帝旨意，但要白白丢掉实现最终战略目标的有利时机；战则有违圣命，但能彻底摧垮东突厥颉利可汗。
　　处在这样的矛盾中，他们二人都竭力想找出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法。按太宗皇帝的旨意行事，就不会有什么矛盾了，遵旨而行，绝无差错，但是，身为将领，重任在肩，他们又不愿意这样做。
　　这日，李勣向李靖推心置腹地诉说了自己的矛盾心情，李靖叹口气说：“圣命难违啊！我于隋末任马邑丞，高祖皇帝将于太原起兵，我得知后，欲秘密赶往江都奏报炀帝，不料被高祖抓获，太宗皇帝当时才十七岁，他与我一见如故，再三请求高祖皇帝释放了我，从此，我便在太宗皇帝麾下征战十多年。在这十多年里，他从来没有象此次这佯坐失战机。人们都说我的兵法谋略高人一筹，其实太宗皇帝的兵谋更为高超。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为最简单的道理，难道太宗他真的不明白吗？”李靖在不断惋惜的同时，用眼睛盯着李勣，似乎在要李勣说出他本人想说的话。
　　李勣也似乎明白了李靖的用意，脱口道：“古人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看来我们只有抗命而行了。”李靖忙问：“你有没有想过抗命而行的后果？”
　　李勣道：“既抗命而行，后果必须是一个，这就是彻底打败颉利，除此之外，不能再考虑其他后果。”李靖道：“正是如此。此事还得与他人商量，待商量后再做计划。”
　　二人遂与李靖副手张公瑾相议抗命追歼颉利，李靖说：“现颉利暂时败退，与我朝求和，太宗皇帝又诏准其降。但颉利部众仍然很多，假若此次放纵他奔退漠北，他有朝一日还会东山再起，卷土重来。所以，我二人欲抗命追歼，乘他与我朝协商之际，将其一举歼灭。”
　　张公瑾听后，大为吃惊，说道：“目前陛下已诏准与颉利和谈，并且派鸿胪卿唐俭已经前往，我们骤然发兵，一是违抗圣命，二是难保唐俭性命。”
　　李勣看他主意不定，便对他说：“圣命之事，我以为是这样，太宗皇帝陛下若真的想不战，则可就近派你我与颉利协商停战事宜即可，为何远派唐俭呢？太宗皇帝陛下又未诏命我们回师，亦不是完全不战之举。况且古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事例，我们何不仿效呢？至于唐俭之命，我以为只要彻底击跨颉利，一个唐俭的性命还是值得舍弃的。”公瑾听李勣态度如此坚决，便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
　　在讨论作战方案时，李勣建议说：“兵不厌诈，现颉利正与唐俭和谈，一定会放松警戒，我们可分兵两路，一路仍用精骑奇袭铁山颉利，冲溃其众，使其北退碛口；一路选精兵万骑，携二十天干粮，直奔颉利牙帐碛口，以待其来；然后，南北夹击，使其腹背受敌，一举歼颉利于大漠之中。”
　　李靖称赞李勣说：“此乃韩信破田横之计。我仍率精骑袭击铁山，懋功弟可率万骑远上碛口，以待颉利。此役须胜，否则我们就无法向太宗皇帝陛下交待。”
　　且说颉利在铁山营中与唐俭周旋，果然放松了戒备。他认定唐军再不会来攻，只想多周旋几日，等草青马肥后，再重振旗鼓，与唐抗衡。
　　李靖和李勣精选万骑，都携带二十天口粮，乘夜出白道，奔阴山而来。
　　过阴山时，突然与颉利的游骑千余人相遇，唐军以万骑合围，将这千余人全部俘获，没有走脱一人。为防止走漏消息，李勣将这千余人全都锁于军后，使其随军前行。然后，李勣率军直奔碛口设伏而去。
　　李靖派部将苏定方率二百骑为先锋，在浓雾和夜色的掩护下悄悄接近颉利的大帐，到距大帐约一里左右时，被东突厥军发现。颉利闻报唐军来袭，根本没有想到，便质问唐俭说：“这是何故？大唐天子既许我归附，又发兵到此袭击，难道能这样不守信义吗？”唐俭听说唐军来攻，也是吃惊不小，急中生智，忙对颉利说：“我出使此地，没有与唐军将领接洽过，他们还可能不知道太宗皇帝陛下的诏命，待我出去说明。肯定能使他们回军。”颉利正在狐疑之中，唐俭已出帐跨马而去。
　　唐军在李靖的指挥下，对东突厥的营帐发起了猛攻，颉利自知来不及部署阻挡，便传令撤退。东突厥军大乱，有骑者急跨马逃奔，无骑者坐地待毙。
　　唐军在东突厥营中，如人无人之境，东砍西杀，直战至天色大亮。
　　此役，李靖率部斩杀万余人，俘获十万余人。颉利可汗率残众逃脱，奔碛口牙帐而去。
　　到此时，颉利还不知李勣已在碛口设下重围，还不知自己定难逃此劫。
　　铁山距碛口有数百里之远，颉利一路奔逃，一路收拾残众，心中仍抱有一线希望，想过破口北窜漠北，使唐军远不能及，然后得以喘息。颉利的如意算盘打错了！
　　李勣在碛口见颉利率众奔来，又毫无防备，便指挥一万精兵猛冲，颉利不支，只身西逃，余众约五万人全被李勣俘获。
　　六
　　颉利可汗西逃，本想投奔吐谷浑，不料为其部下俘送至唐大同道行军总管李道宗处。
　　贞观四年（公元630 年）三月十五日，东突厥颉利可汗被押解到长安。
　　李靖、李勣大功而还。
　　唐王朝此次用兵，前后不足半年时间，就把骄横边境数十年不可一世的东突厥彻底击垮了。西起阴山，北至大漠的广阔疆域，都纳入了唐王朝的版图，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太宗皇帝更是喜不自禁。他在犒赏李靖李勣等作战将领的宴会上，诗兴大发，乃赋七言诗一首，以咏其志：“绝域降附天下平，八表无事说圣情。
　　太常礼兵方告成，云披雾敛天地明。”太上皇李渊听说生擒颉利可汗的消息后，颇有感叹地对属众说：“当年，刘邦被匈奴围于白登，深受耻辱，不能报复。如今我儿能彻底消灭东突厥，为我大唐雪洗了当年称臣纳贡之耻，真是痛快之极！我把皇位传给这样的儿子，还有什么值得担忧呢？”于是在凌烟阁设宴，召唤太宗皇帝及数十名朝臣前来庆贺，酒酣兴起，太上皇李渊亲自弹琵琶，太宗等人随音乐起舞，欢歌笑语，热闹非凡，至夜半方散。
　　这大概是李唐王朝立国之后最为开心的一次欢宴！
　　反击东突厥在当时是深得民心的。突厥自南北朝兴起之后，随着其势力的不断强大，对中原王朝的破坏性也越来越大。唐朝初年，是急需休养生息和恢复发展经济的时刻，东突厥的破坏活动更趋频繁激烈，特别是边境地区所遭受的骚扰更为严重，东突厥统治者不仅掠夺金银钱财，破坏正常的生产活动，而且还俘掠人口，作为奴隶役使，其行径野蛮落后，成为唐初年恢复发展生产的严重障碍。另外，东突厥广泛支持唐初地方割据势力，进行分裂活动。所以，唐太宗解除东突厥的军事威胁，是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需要，也是维护多民族国家团结统一安定的需要。
　　这是一项功著千秋的事业。
　　在这项事业中，李靖、李勣当推首功。唐太宗封李靖为代国公，旋又改为卫国公；授李勣光禄大夫勋，改封其曹国公为英国公。这是对他们二人此次平定东突厥卓越功绩的认定和奖赏。唐太宗一举平定东突厥，使唐王朝声威远扬、周边四夷，均遣使至长安，纳贡称臣，愿意归顺大唐王朝，并公请尊唐太宗为天可汗。从此之后，唐太宗凡以玺书赐西北诸君长，皆自称天可汗。
　　大唐帝国开始雄立于古代世界民族之林！
　　唐太宗亲登顺天楼，引见颉利可汗，斥责他说：“你仗恃父兄之基业，放纵情欲，荒淫横暴，自取灭亡，为罪之一；你与我大唐结盟叛盟，反复无常，为罪之二；你自以为强大，喜好战争，致使枯骨遍野，为罪之三；你纵骑侵掠，抢夺民妇财物，破坏生产，为罪之四；你不尊我大唐号令，首鼠两端，助纣为虐，为罪之五。五罪并惩，死有余辜。当念你渭水盟誓后，再未大举甫下侵掠，可饶你不死，但须在我大唐朝中戴罪立功。”遂任命他为唐右卫大将军，并赐以田宅，加以安置。
　　东突厥余众除少数北附薛延陀或逃奔西域外，其余降附唐朝者约有十万余口，如何安置这些人口，是当时比较紧迫的一个问题。唐太宗将此事交朝臣商议。
　　多数朝臣认为，北方游牧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原的灾难，今东突厥破灭，应该把他们全部都迁到黄河以南的充豫（今山东河南）一带，拆散他们的部族，分别遣送到各州县；教他们耕织，使成为农民。这样，使塞北成为永久的真空，根绝后患。
　　秘书监魏征认为，突厥世代侵扰北境，是中原的最大危险，今天幸而破亡，太宗陛下念及他们投降归附，不忍心屠杀，所以，最好是使他们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千万不可把他们留在中原。他们这些人不讲信义，弱则降，强则叛，这是他们的本性。现在，降众多达十万，数年之后，子孙繁衍，人口将倍增，若留他们在中原，将会成为心腹之患，到时后悔都恐怕来不及。魏征还引用西晋初年使五胡居中原所引起的后患，来进一步说明白己的观点。
　　中书侍郎颜师古，礼部侍郎李百药和夏州（今陕西横山）都督窦静等人，都赞同魏征的意见，一致认为应将突厥放回故地，只要他们臣服于唐就行了。
　　中书令温彦博因被虏突厥，对其风俗人情多有了解，他认为，把突厥降众迁到内地，使他们放弃风俗习惯，是违背人性的做法，也不是护养之道。
　　他建议按照汉武帝安置匈奴人的做法，把突厥降众安排在边塞内外，并仍保持他们原来的部族编制，尊重他们固有的风俗习惯，使他们在未开垦的土地上生产生活。这样，既使他们置于我们的控制之下，又可显示我大唐信任之情，是最为可行的。
　　李勣也参加了这次讨论，他同意温彦博的建议。
　　唐太宗经过反复权衡和思考，决定采纳温彦博的意见。遂诏命在东起幽州西到灵州的边塞地区，设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统辖突厥人，把东突厥颉利可汗的故地，化分为北开，北宁、北抚，北安、丰等六州，并分左右二部，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使二督府侨设于塞上胜州（今陕西靖边）。这样安置，实际是空其故地，而充实边塞。
　　同时，凡边塞重镇，唐太宗均使得力将领据守，特别是派征战东突厥时那些功勋卓著的将领去边塞重镇，以威服东突厥部众。
　　此后，李勣仍北上任职，改为并州大部督府长史。因并州大都督由晋王李治遥领，故李勣以长史代行大都督职。
　　并州乃李唐王朝的发祥之地，李勣继续任职并州，是唐太宗对他的最大信任。
　　李勣此次任职并州长达十余年之久。他深切领会了唐太宗的怀柔安扰政策，留心并能够缓和民族矛盾，对东突厥首领以诚相待，对东突厥人部能宽容相处，不滥施刑罚，深得各族民众的赞誉，为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创造了较好的客观条件。
　　贞观十一年，唐太宗授李勣代袭州刺史，仍留李勣于并州，并使其于并州遥领太子左卫率。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征拜李劾为兵部尚书，并诏命其赴京上任。
　　唐太宗在擢升李勣为兵部尚书前，曾对朝臣说：“隋炀帝不能精选贤良之将去安抚边境，而只知道修筑长城来备御突厥，再没有比这更愚蠢的事了。
　　我委任李勣于并州，突厥闻其名而畏威，使塞上安静无事十多年，任用这样的将领，难道不胜过修筑长城吗？”
　　这是对李勣氏居塞上十六年，为唐太宗所谓贞观之治做出重要贡献的最好赞誉。
　　李勣遂准备赴京任职。
　　第四章出击漠北出击乌德鞬山怀柔薛延陀平定大漠南北
　　一
　　唐王朝平定东突厥后，使李勣等将领驻守塞上，求得了北部地区的十多年安宁，使北部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唐太宗又把战略的重点转移到西部，以重新开通丝绸之路为目标，对西域地区破坏和阻碍丝绸之路畅通的各个割据政权和势力发动了一系列的进攻。
　　丝绸之路是汉武帝时开通的一条连接亚欧大陆的东西方交通要道。它东起长安，穿过河西走廊，分别沿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北缘和南缘，汇合于帕米尔高原（古称葱岭），然后进入中亚、西亚，直达地中海沿岸。这条道路的开通，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的桥梁，也成为东西方经济交流的大动脉。汉武帝为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曾派著名将领卫青、霍去病数次远征匈奴，卫、霍二人因征匈奴而功著青史。经过西汉王朝的不断经营，至汉宣帝时，汉王朝在西域设置了西域都护府（治所在今新疆库尔勒西）。从此，西域都护府就成为汉王朝在西域的固走的行政机构。设置西域都护府后，汉王朝有权册封国王，颁赐官吏印缓，调遣军队粮秣。西域在汉代已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时，西域都护府管辖的地域范围包括巴尔喀什湖在内的帕米尔及其以东以南的新疆、青海广大地区。
　　从汉末到隋王朝的统一，其间近四百年，中原地区战火频繁，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故使西域地区失控，丝绸之路也时通时断，丝绸之路沿线及其附近地区，诸多少数民族乘机摆脱中原王朝的控制，或割据自立，或建立政权。这些割据势力或政权之间，相互争伐，抢劫商旅，破坏了丝绸之路的畅通。
　　至唐初，在西突厥韵庇护下，丝绸之路沿线及其附近的割据势力直接与唐王朝对抗，严重破坏了多民族国家的团结与统一，破坏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在这种情况下，唐太宗在平定北方的东突厥后，便开始把战略重点转向了西域地区，以实现重新开通丝绸之路的目的。
　　唐太宗把战略目标对准了吐谷浑。
　　吐谷浑属鲜卑族的一支，生活于青海湖一带，有地数千里，建都伏俟城（故址在今青海湖西岸），是唐王朝西部的一大势力。唐朝建立后，其主慕容伏允一面遣使来朝，一面又大掠唐都州（今青海乐都），给唐王朝带来了很大危害。为此，唐太宗曾想通过和亲手段来使之縻服，但慕容伏允及其部族不受其制，曾多次扣押唐使，侵掠唐境。贞观八年（公元634）至贞观十四年（公元640 年），唐太宗两次发兵征伐吐谷浑，迫使其最终降唐称臣。
　　因降服了吐谷浑，使唐王朝与青藏高原上的吐蕃王朝形成了直接对峙的局面。双方曾也兵戎相见，但终以和亲使双方关系修好。贞观十五年（公元641）正月，唐太宗遣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持节送文成公主入藏，吐蕾王松赞干布亲到柏海（今青海鄂陵湖或札陵湖）迎娶公主。唐蕃正式结为翁婿关系。从此，唐蕃间经济、文化交流开始迅速发展，唐朝的书籍、工匠、技术等源源传入吐蕾，对其社会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唐太宗在降服吐谷浑的同时，逐渐消除向西域征战可能来自南方的隐患，把战略重点完全对准了西域。
　　唐初西域完全在西突厥的控制之下。位于西域门户的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为丝绸之路的枢纽。其统治者麹文泰，本为汉人，统治高昌已有数代。
　　但他与西突厥一呼一应，相互配合，不断打劫商旅阻碍交通，西域诸国多对其不满。贞观六年（公元632 年），焉耆（今新疆焉耆）国王遣使到唐纳贡，要求唐王朝派兵恢复丝绸之路，但高昌王知此消息后，有意堵塞道路，派兵袭击焉耆，大肆掠抢，又勾结西突厥，占领焉耆五城，掠男女近二千人。贞观十三年（公元639 年），麹文泰又发兵进攻唐西伊州（今新疆伊吾），并请西突厥派兵相助。对于高昌麹氏的分裂活动，唐太宗曾多次遣使持书忠告，麹文泰不但不知罪，反而非常傲慢，竟对唐王朝使者说：“鹰飞天上，雉伏蒿中，猫游堂奥，鼠伏穴间。这些动物尚且都各得其所，我为一国之主，难道不如乌鲁吗？”麹文泰态度强硬不肯归顺。
　　麹氏统治下的高昌民众，多为中原地区流落西域人的后裔，他们都盼回归大唐王朝。当时流行的一首民谣说：“高昌兵如霜雪，唐家兵如日月；日明照霜雪，几何自珍灭。”深切表现了广大民众的心愿。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 年）十二月，唐太宗诏命吏部尚书侯君集、左屯卫大将军薛万钩分别担任行军正副总管，率兵征讨高昌麹文泰。次年五月，唐军抵高昌附近的柳谷渡，麹文泰听说唐军有十几万，吓得一命鸣呼，其子麹智盛继位。唐军紧围高昌，麹智盛依恃与西突厥定有盟约，幻想西突厥来援，但西突厥闻高昌被围，援军中途折返。不几日，唐军攻克高昌城，麹智盛投降。唐军又分兵攻取高昌所属二十余城，一举平定高昌。
　　唐平高昌后，在高昌设西州，将高昌所属各城并为安西都护府。
　　西域门户已被唐王朝打开，唐太宗踌躇满志，准备进一步进军西域。
　　唐太宗此时觉得自己的文治武功，非一般帝王所能及，经常喜形于色。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 年），有人组织民众奏请唐太宗登泰山封禅，太宗欣然允诺，遂命朝臣制定封禅礼仪。
　　就在这时，漠北铁勒薛延陀部的真珠可汗，听说唐太宗欲往泰山封禅，便与部属商议说：“听说唐天子要去封禅，军队定会跟随前去，这样，边防就会削弱。我们可利用这个大好机会，南下去消灭东突厥旧部，可进一步扩展我们的疆域。”遂任命长子大度为将军，征调所统辖的同罗部（今内蒙古
　　北部）、仆固部（今蒙古东部）、回纥部（今蒙古库伦西北）、靺鞨部（今
　　吉林）等部众，共二十万人，穿越大漠，直驱白道川（今内蒙呼和浩特北赦勒川）而来。
　　唐太守闻报，把封禅之事抛之于九霄云外，诏命并州李勣暂不赴京，以兵部尚书领朔州道行军总管，率步兵六万，骑兵一千二百，进驻朔州（今山西朔州），以御薛延陀。
　　李勣又一次肩负了重大的历史责任。
　　二
　　唐太宗在诏命兵部尚书李动为朔州道行军总管的同时，还诏命营州（今辽宁朝阳）都督张俭率所属骑兵攻击薛延陀东方侧翼（今辽河上游一带）；右卫大将军李大亮为灵州道（今宁夏灵武）行军总管，率步兵四万，骑兵五千，驻防灵武（在今宁夏灵武境）；右屯卫大将军张士贵为庆州道（今甘肃庆阳）行军总管，率步兵一万七千，驻云中堡（今陕西横山）；凉州（今甘肃武威）都督李袭誉为凉州道行军总管，率所部攻击薛延陀西边侧翼。
　　太宗皇帝做出如此部署，显然是欲使李勣担负主要任务。同时，这样的部署，意在给薛延陀以全面的打击，重新恢复大唐王朝在大漠南北的统治秩序。
　　薛延陀乃铁勒一部。公元六世纪以前，铁勒居于今土拉河以北、色楞格河流域和准噶尔盆地的广大地区。公元六世纪中叶突厥强大时，铁勒随突厥土门可汗东征柔然，大都散居于漠北各地，逐渐分为薛延陀、回纥、都播、骨利于、多滥葛、同罗、仆固、拔野古、思结、契苾等，共十五部，其中以薛延陀部最为强盛。东西突厥分裂时，铁勒诸部中薛延陀等部臣服于西突厥，回纥等六部臣属于东突厥。臣服于西突厥的铁勒诸部，由于长期受西突厥统治者的压迫，不满情绪日渐增长，契苾部的哥楞与薛延陀部的乙失钵率众起兵反抗，并自立为大小可汗，居地而抗西突厥。无奈力不胜敌，又自去可汗号，仍臣服于西突厥。隋末唐初，西突厥叶护可汗势衰，薛延陀部乙失钵的孙子夷男乘机率部众七万余人，东来归附东突厥的颉利可汗。贞观初年，唐王朝主攻东突厥，颉利可汗统治政局不稳，薛延陀、回纥、拔野古部等相继叛之，颉利曾发兵十万进行讨伐，但被铁勒诸部联合击败，铁勒诸部遂在漠北发展势力。
　　贞观二年（公元628 年），唐太宗鉴于创造战略反攻东突厥的客观条件，在铁勒诸部均归附薛延陀夷男，并公推夷男为可汗的情况下，遣使至漠北薛延陀部，以唐王朝的名义，正式册封夷男为真珠可汗，并使其建牙帐于乌德鞭山下（或称郁都斤山，今蒙古杭爱山），划定其疆域东至靺鞨，西至西突厥，南至大漠，北至俱伦水。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等铁勒部族均归属薛延陀。薛延陀由此而严然成为一个漠北大国。次年，真珠可汗向唐入贡。
　　唐与薛延陀此时相互结成友好关系，薛延陀远在漠北臣服于唐王朝，双方都有着各自的战略目的。从唐王朝来看，北连薛延陀是为了进一步孤立东突厥，为攻击东突厥创造条件；从薛延陀来看，要彻底摆脱东突厥的压迫，必须寻求新的靠山，这是当时客观形势所迫。
　　唐太宗当时拉拢薛延陀，打击东突厥的手段，收到了十分显著的效果。
　　不但削弱了东突厥的势力，而且还造成了南北夹击东突厥的战略态势。但是，东突厥征服后，其众被安置于边塞，东突厥旧地漠南即成真空地带，薛延陀乘机从漠北向漠南发展，不到几年，其势力完全控制了东突厥旧地。
　　薛延陀雄起于大漠南北，在当时并未引起唐太宗的足够重视。
　　到贞观十二年（公元638 年），薛延陀真珠可汗率其部众，在乌德鞬山（今蒙古杭爱山）之北、独逻水（今蒙古色楞格河）之南，建立政权组织，把疆域分为南北两部，分别使儿子拔酌和颉利苾管理。
　　是时，薛延陀拥有二十万军队，已形成了对大唐王朝的威胁。
　　李勣当时驻守塞上，安置于塞外的东夹厥人不断拥入塞内，向李勣报告薛延陀南下漠南势力大增的信息。李勣深感薛延陀已成为唐王朝北方的巨大威胁。
　　经过反复考虑，李勣上奏唐太宗，向太宗皇帝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是以唐王朝名义册封真珠可汗的两个儿子为小可汗，以造成薛延陀内部的分化；二是改变原来利用薛延陀打击东突厥为利用东突厥降众以抵御薛延陀。
　　这两条建议，都被唐太宗所接受。
　　贞观十二年（公元638 年）九月，唐太宗遣使册封真珠可汗的两个儿子为小可汗。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 年）秋，唐太宗下诏册封唐右武侯大将军化州（今内蒙鄂尔多斯地区）都督怀化郡王阿史那思摩（曾赐受国姓，亦称李思摩）
　　为东突厥利芯可汗，并命他率安置于塞上的东突厥人，北出河套，回到东突厥漠南故地，重建东突厥汗国，世世代代作唐王朝的屏藩，永保北疆平安。
　　阿史那思摩乃东突厥启民可汗的孙子，颉利可汗的侄子。当时，颉利可汗败亡时，左右心腹纷纷弃之而去，只有阿史那思摩随着颉利可汗，不肯离去，最后和颉利可汗一起被俘。唐太宗十分赞赏阿吏那思摩的忠心，故任他为右武候大将军，后又任他为化州都督，封怀化郡王。
　　可到了这时，阿史那思摩尽管被封为可汗，但由于惧怕薛延陀，迟迟不愿率众出塞。唐太宗清楚地知道阿史那思摩的难处，因为这是自己设计好的圈套。
　　为了消除阿吏那思摩的后顾之忧，太宗皇帝陛下一方面答应阿史那思摩若薛延陀南攻东突厥，阿史那思摩即可率众退回塞内，并诏命李勣等边塞守将，特殊情况下允许东突厥部入塞；另一方面，太宗皇帝亲自撰写诏书一道，遣使北送薛延陀。诏书说：“东突厥颉利可汗溃败后，所属部众纷纷归附了朝廷，我原谅了他们从前的罪过，嘉许他们改过向善，并没有歧视他们。我大唐崇礼尚义，不贪图他们的土地，还一直考虑为他们再选举一位可汗。现东突厥部众安居塞内已近十年，户口增加，人丁兴旺，我心中十分欣慰。所以，我特封阿史那思摩为他们的新可汗，并要使他率部众北渡黄河，返回故土，重建家园。薛延陀可汗受封在前，东突厥新可汗受封在后，前封为大，后封为小；薛延陀居漠北，东突厥居漠南；你们两者各守其疆，各抚其众，绝不能越界相互抄袭劫掠。若不遵我诏命，就定要出军讨伐。”
　　薛延陀真珠可汗也十分清楚唐王朝这一做法的用心所在。虽然胸中不平，但迫于唐王朝的压力和自身实力的限制，只好允诺遵命。
　　阿史那思摩遂领利苾可汗，率东突厥部众出塞建王庭于漠南。
　　唐太宗为自己采纳李勣的建议，为薛延陀统治集团制造不和因素，并召东突厥抵御薛延陀，甚为高兴。他曾对朝臣说：“我最近为两件事感到很高兴，一是国内连年丰收，粮食充余，长安米价三、四钱一斗；二是北方诸族长期安定，北疆平静。”
　　这一次，唐太宗确实高兴的太早了！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 年）十一月，薛延陀真珠可汗命长子大度率军南下，驻白道川（今内蒙呼和浩特北赦勒川）后。几日便出白道，过阴山，攻占善阳岭（今山西朔州北），东突厥阿史那思摩不敌薛延陀，率所有部众退入长城，使部众据守长城，自己回退朔州，向唐王朝告急求援。
　　就是在这种局势下，唐太宗才觉得薛延陀非战而不能屈，才任命李勣等人分兵五路，与薛延陀展开战略决战。
　　三
　　李勣受命为朔州道行军总管后，便和副总管薛万彻率军直抵朔州，与阿史那思摩会合。
　　阿史那思摩见唐军前来，甚是欣喜，尤其是李勣率军前来，更使他忧虑畏惧心情完全消失。因为李勣指挥作战，谋划周全，善用兵略，又骁勇顽强，部众听命。这些阿史那思摩早就领教过了。当年东突厥全面溃败，碛口遭灭，不正是眼前这个李勣所为吗？阿史那思摩好象吃了定心丸，有了主心骨。
　　根据阿史那思摩提供的有关薛延陀的情况，李勣开始思考作战方案。
　　这时，唐太宗派使者前来朔州，送来了唐太宗本人关于此次与薛延陀会战的想法。唐太宗认为：目前，薛延陀很得意自己的强盛，他们横越大漠南下，已行军数千里，战马士卒均已疲惫不堪。所以，此次会战的战略原则是顺利时就进攻，不顺利时就迅速脱离战场，和他们相持一段时间，等他们绝粮撤退时，再发起猛烈进攻，彻底击垮他们。
　　这是唐太宗惯用的以逸待劳战术。
　　唐太宗提出以逸待劳的战术，是有一定的依据的。一如他上面所说的敌人已疲惫不堪；二是他曾命阿史那思摩退入长城时，将漠南的野草全都烧毁铲除，使敌人的战马无草；三是他听谍报人员报告，薛延陀战马因无草可吃，几乎把漠南树木的树皮都啃光了。
　　鉴于如此前提，唐太宗才命李勣采取以逸待劳的战术。同时，唐太宗还命李勣与阿史那思摩所率东突厥部众相互支援，不要给薛延陀造成击溃东突厥的态势。
　　面对大宗皇帝陛下的旨意，李勣甚是为难，因为他自己已思考好一套成熟的作战方案。为了稳妥和慎重，他请薛万彻和阿史那思摩二人前来商议。
　　李勣对他们二人说：“太宗皇帝陛下诏命我等以逸待劳，与薛延陀相峙以待时机。但以逸待劳将会出现敌人不战自退的结果。敌人与我相峙久了，自觉丧失了战机，就会主动退却。届时，我军骑兵很少，追之不及，等于放掉了敌人。这样不但不能使敌人受挫，反而会助长敌人的威风。我觉得我们不能刻板地理解太宗皇帝陛下的旨意，要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来制定作战方案，……”
　　阿史那思摩打断李勣的话，说道：“太宗皇帝陛下的旨意不能违抗啊！”
　　薛万彻说道：“我们根据战场实际情况制定作战方案，并不违抗太宗皇帝陛下的旨意。况且大宗皇帝陛下还要求我们顺利时就可进攻。我也觉得以逸待劳不妥，应及早主动出击。”
　　李勣说道：“正是。从目前的局势看，以逸待劳的结果已经形成了。薛延陀南下数千里，人马疲惫，此其一；其二，目前正值严冬，漠南野草已被焚烧铲毁，薛延陀战马草料奇缺；其三，真珠可汗之子大度不知用兵之道，他进击怀化郡王（阿史那思摩）。不会乘怀化郡王不备而发起突然攻击，使怀化郡王从容焚草商退，他又在受阻长城下时，不会根据天时、地利情况而迅速撤退漠北，反而仍滞留长城下不退，只等我军出击，根据以上情况，我军宜快速出击，以免贻误战机。”
　　薛万彻问道：“现抓住战机攻击薛延陀切实可行，但我军骑兵只有千余人，一旦开战，必是长途迸袭，缺少骑兵，怎么办呢？”
　　李勣胸有成竹地说：“骑兵问题，我已有主意。怀化郡王的部众不都是骑兵吗？我想请怀化郡王率骑兵先行攻击敌人，不知郡王可否承担此任？”
　　欲使阿史那思摩率东突厥骑兵作为前锋，包含着以东突厥抵御薛延陀的既定方针，是李勣的一贯思想。阿史那思摩见李勣主意己定，欣然允诺组织骑兵充当先锋。东突厥被唐太宗诏命出塞时，阿史那思摩虽受封为可汗，但他也自知是为唐王朝犬守北门。当时，东突厥出塞只有三万户，计十万人，可以组织四万兵力，其中骑兵不足万人。阿史那思摩向李动保证组织六千骑兵充当先锋。
　　此时，阿史那思摩向李勣报告说：“薛延陀攻击西突厥时，全靠步卒取胜。此次他们南来，采取的是化骑为步，即命五骑为一伍，进攻时五人都骑马冲击，列阵对战时，则由一人牵五匹马，其余四人作战，胜则五骑共进，败则五骑共退。”
　　李勣听了这一情况，不觉暗暗高兴。遂命副总管薛万彻组织一千精卒，专门消灭薛延陀的马匹。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十二月十二日，薛延陀真珠可汗遣使至长安，晋见唐太宗，表示愿意休战退兵。唐太宗已知李勣将要出击，故未置可否，只使人礼待使者，安排美酒佳肴使之享受。
　　几日后，李勣率军出朔州，向薛延陀发动了反击。
　　薛延陀真珠可汗之子大度率军南下，本想很狠打击东突厥，但由于自己行动迟缓，贻误了战机，致使东突厥阿史那思摩焚草后率部众退入长城，他没有达到目的，十分恼怒，令大军驻扎于长城之外，每日派人到长城前叫骂，欲激怒守军，以求一战。据守长城的东突厥人深知薛延陀的厉害，加之李勣又有令不许出战，故任由薛延陀每日谩骂，只是据守，不予理会。
　　这日，薛延陀的一些兵众，又奉命前来叫骂，薛延陀大营和往常一样，戒备松懈。李勣乘机指挥唐军和东突厥部众出击，一时旌旗遍野，惊尘蔽日。
　　大度闻报唐军袭来，急忙组织防守，但部众散乱，已无方寸，并纷纷北奔逃命。无奈之际，大度只好命全军撤退。薛延陀军马乱兵慌，但迅速撤离了战场。
　　李勣抓住时机，命东突厥六千精骑为先锋，自己和薛万彻带领遴选出的千余骑兵紧随其后，快速追击薛延陀军。
　　大度率薛延陀军过白道川，翻越阴山，才将追兵甩开。他又指挥部众连日跋涉，抵达诺真水（今内蒙百灵庙哈尔红河）后，方命部众列阵休息，然后准备迎战。
　　东突厥六千骑兵由阿史那思摩率领，毫无顾虑地追了上来。只见薛延陀军阵列整齐，横亘十里，挡在面前。阿史那思摩见状后，不敢贸然发动进攻，命军原地待命，等待李勣。大度见追军只是阿史那思摩率领的东突厥骑兵，未见有唐军，不由火冒三丈，遂命全军出击，向东突厥六千骑兵发动进攻。
　　这时，阿史那思摩阵势未稳，根本经不起这样的冲击，东突厥军遂大乱。
　　就在这紧要关头，李勣率唐军赶了上来。大度即命薛延陀稳住阵脚，又命弓箭手向唐军射击。薛延陀军万弓齐发，唐军战马多被射死。李勣命兵众弃马步战，用长矛直冲敌阵。薛延陀军见唐军步卒持矛冲入阵中，即使人牵马后退，与唐军展开了肉搏。这时，薛万彻一面命东突厥兵众快速集结投入战斗，一面指使千余名唐兵专门攻击薛延陀牵马的士卒，并抢夺战马。薛延陀军见战马多被唐军夺走，不知如何是好，士气骤减。这时，东突厥骑兵又回过头来投入战斗。李勋乘此时机，指挥兵众猛冲敌阵，薛延陀军惊慌恐惧交加，很快即全线溃败，薛万彻乘胜骑上刚夺来的战马展开了追击，大度无心恋战，率残部迅速逃离战场。
　　此役，唐军斩杀三千，俘获五万，并夺得了数千匹战马，获得了巨大胜利。李勣率军驻定襄故城（故址在今内蒙呼和浩特东），派飞骑驰报胜利的消息于京师长安。
　　大度率薛延陀残众北逃漠北，因时值严冬，天降大雪，军粮又奇缺，士卒战马多受冻饿而死。
　　唐太宗在长安得知李勣获胜的消息后，便召见薛延陀使者，欲放其回去，对他说：“我当初与你们的真珠可汗约好，薛延陀和东突厥两汗国之间，以大漠为界，漠北为薛延陀，漠南为东突厥：我们还约定，谁发动侵略，我就派兵讨伐谁。你们仗恃自己强大，越过大漠南下攻击东突厥，违反了原来的约定。我只派李勣率数千人，就把你们打成这等狼狈的样子！回去以后，告诉你们的真珠可汗，动静利害，要好好选择。”
　　唐太宗对李勣率军作战大获全胜给予了高度的赞扬。他对朝臣说：“当前著名的将领，只剩下李勣、李道宗和薛万彻三个人了。其中李勣作战尤为出众，只要他出征，就会有惊天动地的胜利，绝不会失败！”
　　遂诏命李勣赴京，正式就任唐王朝的兵部尚书。
　　四
　　薛延陀和唐王朝之间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由于李勣谋略超人，指挥有力，终以唐王朝的胜利而结束。这次战争给薛延屁以相当沉重的打击，真珠可汗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他经过反复思考，决定暂缓和一下与唐王朝的关系，求得一个喘息的机会，待元气恢复后再图谋漠南。
　　战后不久，真珠可汗便派叔父泥熟于贞观十六年（公元642 年）九月，到长安向唐王朝谢罪求和，并保证再不南犯东突厥。同时，真珠可汗还使泥熟向唐太宗呈献骏马三千匹，貂皮数万件，请婚于唐太宗，欲与唐王朝结翁婿之好。
　　关于薛延陀真珠可汗请婚事，唐太宗召群臣前来商议。他说：“薛延陀在大漠之北，近些年来，对我大唐态度一直强硬。这次英国公出塞讨伐，使其元气大伤，故现求婚于我。我觉得象薛延陀这样的汗国，对付它的办法无非有二，一是出军把它彻底消灭；二是把公主嫁去安抚。这两个办法哪一个好，请诸位议定。”
　　薛万彻说：“北狄之人，心事难测。允其请婚，嫁公主去，似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不如现在就组织十万大军，北出漠北，把他们彻底消灭。这样，可保大漠南北百年无事。”李勣不同意薛万彻的意见，说道：“先圣曾经说过，兵乃不祥之器，唯不得已才用。我朝新建，国力尚有不足，若组织十万大军，出击漠北，其耗费无法计算。若要倾国而去征讨漠北，即为穷兵黩武，望陛下暂不兵戎相见为好。若不得已时，则再当别论。”
　　左仆射房玄龄听李勣所言后，即向唐太宗道：“恭喜陛下！英国公以武臣身份而不言出战，实乃我大唐幸事。现我朝刚刚安定，切不要妄动刀兵。
　　若陛下允其请婚，则为天下万民之幸。”
　　唐太宗说：”对的！我身为天下万民之主，承天而治良，只要对天下民众有利，我决不会舍不得一个女儿！”
　　遂使朝臣议定有关事宜，欲选一名公主北嫁薛延陀。
　　这时，在唐王朝任左领军将军的铁勒契苾部的何力，去凉州（今甘肃武威）探望母亲，被本部族归降薛延陀的一伙人强行绑架到漠北。真珠可汗劝其弃唐投降，他割下左耳发誓绝不投降。唐太宗闻知此事，非常受感动。便派兵部侍郎崔敦礼持节前往薛延陀部，承诺新兴公主将下嫁薛延陀，用来交换何力。真珠可汗遂使何力南下归唐，并准备聘礼，欲正式问聘于唐王朝。
　　何力归来后，唐太宗嘉奖其忠心，擢升他为右骁卫大将军。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 年），唐王朝内部发生了齐王李佑（唐太宗第五子）谋反和废立太子事件，李动作为要臣和唐太宗的心腹将领，参与并妥善地处理了这些事件，深得唐太宗的赞赏。事后，唐太宗命李勣兼任太子詹事（晋王李治改立为太子），总管太子府的一切事务，并特封李勣为“同中书门下”，即宰相之一。
　　这一年的六月，薛延陀真珠可汗派侄子突利前来长安，正式向唐太宗问聘新兴公主。聘礼将献骏马五万匹，牛和骆驼一万头，羊十万只。聘礼之厚，为当时少有，太宗皇帝甚是高兴。突利晋见唐太宗后，便借唐相思殿设盛宴，请唐太宗率文武百官出席，席间演奏胡曲，舞女翩翩起舞，突利叩头敬酒，一派祥和欢乐景象。唐太宗兴奋不已，当时即厚赏突利及其随员。
　　这种欢歌笑语两相和睦的景象只是暂时的。
　　宴会后，刚从薛延陀返回的何力却向唐太宗上疏，力劝唐太宗不可与薛延陀通婚。
　　太宗皇帝说：“我已答应了这门亲事，身为天子，我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呢？况且此事关系到北境的安宁。”
　　何力说：“我不是请陛下马上拒绝这门亲事，而是希望把婚期往后拖。
　　我虽非汉人，但我也曾听说古代就有礼度，是新郎前来岳父家迎娶新娘，而不是由岳父把新娘送到新郎家，况我朝新兴公主乃陛下之女，为千金之身。”
　　何力说到这里，唐太宗似乎也明白了他的用意，便道，“那么，此事做何安排？”
　　何力接着说：“陛下可诏命真珠可汗前来迎娶新兴公主，如果他不敢来长安，也要他到灵州（今宁夏灵武）。他若敢来，无论是到长安还是到灵州，我们都可将其擒获，薛延陀则不战而平。但是，我觉得真珠可汗不敢亲自来迎娶公主，若此，陛下即可名正言顺地拒绝他。我与真珠可汗接触时，发现他性情刚愎凶暴，一旦没有我大唐婚姻的支持，部属就会三心二意，他本人又年岁已高，不出一二年，他就会殒命。他死后，两个儿子定会争夺汗位。
　　到那时，我们坐在这里就可制服他们。”
　　唐太宗接受了何力的建议，遂诏令薛延陀真珠可汗前来灵州迎亲，并伪称自己也起驾至灵州送新兴公主。真珠可汗大喜，准备亲自赶往灵州，有部属警告说：“您亲自去，万一被唐王朝扣留，后悔都恐怕来不及了！”真珠可汗说：“我本铁勒一小帅，唐天子立我为可汗，又要嫁我公主，并且还亲自到灵州送亲，这些就足够了！”真珠可汗由于兴奋，把图谋漠南与唐征战的事全忘了。他接着说：“我闻唐天子素有圣德，我这一生能亲眼见他，死而无憾。况且，大漠之北，定会有主。我意已决，再不必多说。”遂使人向所属各部族征调聘礼。
　　唐王朝派出三路使节，分别去接收真珠可汗的聘礼，并要其限期内交纳。
　　真珠可汗征调聘礼，且要越过大漠，送至漠南。因往返有万里之遥，水草不足，牲畜死亡过半，且又超过了约定的时间。
　　唐太宗于是诏命取消这门亲事，并要三路使节返回。唐太宗这种出尔反尔的做法，李勣、房玄龄、褚遂良等人都觉不妥，他们公推褚遂良上疏唐太宗，以陈述利害。
　　褚遂良在上疏中说：“薛延陀的真珠可汗原来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人，陛下荡平东突厥后，大漠南北万里萧条，民众穷困，残余的盗匪四处流窜为害，这就需要有一个人来出头统领，所以陛下才诏命册封他为可汗。陛下为了进一步与他亲近，又许他公主，而且把许亲这件事通告了四夷，我大唐举国上下妇孺老幼也都知此事。另外，陛下还率领文武朝臣亲登相思殿，出席他的使者举行的宴会，宴会欢歌笑语，盛况空前。现在，普天之下的人都认为，陛下为了使人民平安，国家团结统一，不惜一个女儿，男女老幼谁不感激恩德？但是，陛下若悔亲不嫁，就会有损我大唐帝国形象，失去的要比得到的多。而且，薛延陀受此欺骗，势将怒不可遏，将更结怨仇，使边疆永无宁日。同时，陛下身为天子，轻信悔约，怎么能用信义二字诫教民众呢？
　　陛下即位十七年以来，仁爱黎民，用信义怀柔戎狄，使他们都心悦诚服，为什么不能继续坚持呢？大漠南北，曾有诸多部族，陛下也曾用兵征服，为什么一直征服不了呢？所以，信义最重，恩德可畏，陛下应遵守诺言，不要轻信毁约，愿失信者是戎狄而非我大唐。”
　　当时，还有一些文武朝臣都上奏太宗，指出：陛下既然许诺结亲，并接受了他们的一些聘礼，怎么能欺骗他们呢？否则，将会再次引发战争。
　　唐太宗却不以为然。在他看来，结亲也罢，战争也罢，目的都是为了彻底控制大漠南北，永保唐王朝北疆的安宁。
　　因此，他对满朝文武说：“你们这些人，只知道古代的和亲及其作用，而不了解现在已非昔比了。西汉时，汉王朝弱而匈奴强，所以，不得不把公主外嫁匈奴，还要送些金银绸缎，使匈奴满足而与汉王朝结好。我朝新立之际，对突厥等部族，不也因国力薄弱而赠其金银财物吗？而今，我大唐强盛无比，戎狄弱小，英国公率千余人就击败了薛延陀的数万骑兵，真珠可汗不得不畏服于我大唐。我封他为可汗，是想让他恃仗我大唐的圣德去统治其他部族。现在，他统治下的其他部族已开始对他不满，可又都不敢攻击他，为什么呢？不过是因为他是我大唐册封的可汗罢了。他请婚于我，目的非常明显，也就是想以大唐的女婿身份去威服其他部族。我不嫁公主于他，是想降低一下他的身份地位，促使他的汗国内部混乱，等到时机成熟，我们就可一举平定漠北。”
　　罢朝之后，李勣反复思考了太宗皇帝的话，觉得漠北之平，避免不了兵刃相加，太宗皇帝的主意，也有道理。不过，他又为太宗皇帝背信弃义感到非常惋借。
　　李勣做好了率军征伐薛延陀的准备。
　　五
　　然而，这时的唐太宗，又把战略目光投向了辽东的高句丽。隋末，炀帝征高句丽失败后，高句丽的大权逐渐被其莫离支（中央执政官）盖苏文掌握，他废立国王，出军南征新罗（今朝鲜半岛庆州），北掠辽东，更甚者扣押斩杀唐王朝使者，破坏了唐王朝东北疆域的和平与安宁。所以，唐太宗按其既定的使薛延陀内部瓦解的方针，准备集中力量出征高句丽，以收复辽东。
　　远征高句丽，在唐朝廷引起轩然大波，满朝文武沸沸扬扬，争相发表自己的意见。
　　李勣此时更注意的是漠北的薛延陀。
　　他上奏太宗皇帝说：“漠北薛延陀，上次征讨时没有将其彻底打垮，请婚和亲又未能成行，现与我大唐既不战也不和，恐终不免兵刃相见。若此，不如尽早发兵，先荡平漠北薛延陀，求得北疆安宁后，再征伐高丽出战辽东。”
　　唐太宗说：“出师辽东征讨高丽，师出有名，但暂不能成行，需做先行准备；但此时对漠北薛延陀用兵，恐师出无名。不久前，我朝悔婚，都说我不守信义，若对其再行用兵，恐四夷不服。平定漠北，为我心中一件大事，当不知如何下手？”
　　李勣向太宗献计道：“解铃还须系铃人。再使阿史那思摩率东突厥部众出塞至漠南，并诏令薛延陀真珠可汗不得南下相侵。我估计，真珠可汗定南下攻掠东突厥部众。届时，我朝发兵，名正言顺，四夷走会威服的。”
　　太宗连连称善。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 年）十月，唐太宗诏命阿史那思摩率东突厥部众十万人，再度出塞北上漠南，建立东突厥汗国。同时，又诏命薛延陀真珠可汗不得南下相侵。此时，真珠可汗因新近兵败，统治极不稳定，他十分害怕部众投奔东突厥，遂在漠北之南。秘密集结精骑，以作防备。他对太宗派去的使者说：“天可汗的命令，我怎么敢不执行！可是突厥人反复无常，他们在失败之前，连年入侵塞内，杀人无数，掠抢财物也无数。我觉得天可汗既然征服了他们，就应使其男为奴女为婢，赏赐给众人；但我没有想到天可汗把他们当作亲儿子一样，恩德如此深厚，可突厥还有些人感到不满足，这些人面兽心之人，怎么能那样厚恩相待呢？我受天可汗恩典厚重，无以为报，愿为天可汗效力征杀这些突厥人。”
　　真珠可汗果然不出所料，为唐王朝留下了征讨的口实。
　　阿史那思摩率众出塞后，因部众都在塞内居住了数年，均不愿返故地，加之阿史那思摩统御才能不足，薛延陀精骑又来袭击，不足两月，东突厥部众便抛下阿史那思摩，全体渡河南下入塞，并请求唐太宗允许他们定居于胜州和夏州（今鄂尔多斯和陕北榆林地区）。阿史那思摩孤身难殴，也南回京师。唐太宗觉得东突厥人和薛延陀人风俗习惯相同，他们不北上投奔薛延陀而南下投唐，足以说明他们对大唐王朝的忠心是可嘉的。因此，太宗皇帝同意了东突厥人的请求，并封阿史那思摩为右武卫将军于朝廷供职。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 年）二月，唐太宗以辽东征战为重，决定亲征高丽，他任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军先行抵达幽州（今北京市），自己率太子李治随后前往。
　　临离开京师长安，唐太宗并没有忘记漠北的薛延陀。他对薛延陀前来进贡的使者说：“回去告诉你们的真珠可汗，我父子将要东征高丽，他如果觉得有机可乘的话，就请他率军南下，欢迎他来与大唐交战！”真珠可汗闻知后，表面上又派人来请求派兵护驾辽东，暗地里则开始积极的准备，确想乘机南下。
　　为了防备薛延陀真的南下攻袭，唐太宗使右领军将军执失思力率东突厥部众驻防夏州（今陕西横山北）之北，作为战略预备部队。
　　安排妥当后，唐太宗即亲驾辽东前线。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 年）九月，薛延陀真珠可汗病逝，其子曳莽和拔的当初被唐太宗册封为突利失可汗和肆叶护可汗，分别管理薛延陀东西两部。身为突利失可汗的曳莽，性情暴躁，统辖除薛延陀之外的其他铁勒部族，而肆叶护可汗拔的颇具心计，统辖着薛延陀部族。真珠可汗死后，二子俱来王庭奔丧，曳莽害怕拔灼谋杀自己，安葬完父亲后便欲先行回到自己的防区，拔灼以为曳莽想搬兵前来谋取汗位，便追袭斩杀了曳莽，自称多弥可汗，控制了薛延陀汗国。
　　多弥可汗夺得汗位之后，认为唐太宗远在辽东，有机可乘，便于这年的十二月率众南来，直入河套地区。此时，唐太宗由于时值严冬，辽东之战处于不利境地，便撤军返回了长安。他得知真珠可汗已死的消息后，便令朝廷举哀，以示唁挽。拔灼自立为多弥可汗，且又率军南下，使唐太宗非常恼怒，遂命左武候中郎将田仁会率军北上，与执失思力会合，共同迎击多弥可汗。
　　执失思力见薛延陀军来势凶猛，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战术，故意派一些老弱残兵，与薛延陀接战，一经接触，即行败退，引诱敌人追击，主力则在夏州（今陕西横山北）境内严阵以待。敌军追至，执失思力指挥主力出击，敌遂大败溃奔，唐军乘胜追击，北上约六百里，薛延陀军回缩漠北，唐军振师而还。
　　多弥可汗败退后不几日，便又率众南来。
　　彻底征服薛延陀的时机已经成熟。
　　六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 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唐太宗诏命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征召朔州（今山西朔州）、并州（今山西太原）、汾州（今山西
　　汾阳）、箕州（今山西辽县）、岚州（今山西岚县）、代州（今山西代县）、
　　忻州（今山西忻州）、蔚州（今山西灵丘）、云州（今山西大同）等九州兵
　　马，出军朔州；命右卫大将军代州都督薛万彻和左骁卫将军阿史那社尔，征
　　召胜州（今内蒙托克托县）、夏州（今陕西横山）、银州（今陕西米脂）、
　　绥州（今陕西绥德）、丹州（今陕西延川）、延州（今陕西延安）、鄜州（今
　　陕西富县）、坊州（今陕西黄陵）、石州（今山西离石）、州（今山西
　　县）等十州兵马，出击胜州；命胜州都督宋君明和左武候将军薛孤吴，征召
　　灵州（今宁夏灵武）、原州（今宁夏固原）、宁州（今甘肃会宁）、盐州（今
　　陕西定边）、庆州（今甘肃庆阳）等五州兵马，出军灵州；又命执失思力征调灵州、胜州境内突厥部众，与朔州李道宗互相呼应。
　　唐王朝重兵以待。多弥可汗率薛延陀大军抵达长城后，发现唐军已严密戒备，遂不敢逼进，屯军于长城外。
　　贞观二十年（公元646 年）正月，唐夏州都督乔师望和执失思力联合出击，大破薛延陀军，俘获二千余众，多弥可汗北奔。
　　多弥可汗气量狭小，脾气急躁，猜忌多疑，不重情义。他即汗位后，把父亲真珠可汗所用的人全都罢黜，只使用自己的亲信。这样，铁勒诸部的贵族们纷纷叛离，或西逃西突厥，或南下归降唐王朝。多弥可汗为了阻止叛逃，就大开杀戒，凡被怀疑有背叛之迹的人，都被他大肆诛杀。这样，薛延陀内部人心惶惶，局势动荡。此刻，又逢南下袭唐失败，各部族开始暗中联合，准备推翻多弥可汗。
　　多弥可汗正处于内乱外困的危险境地。
　　这一年的六月，在多弥可汗统治下的铁勒诸部中的回绝部（在今蒙古库伦西北）首领吐迷度，联合仆骨部（在今蒙古东部）、同罗部（在今蒙古北部）共同攻击多弥可汗，后者大败，向东逃窜。
　　这时，李勣建议唐太宗说：“薛延陀内乱，当是可取之机，请诏令塞上军队出击。此一举可定大漠南北。”李勣还要求前去指挥作战，唐太宗念其辽东征战鞍马劳累，使其居家休息待命。
　　唐太守遂命塞上李道宗和阿史那社尔为瀚海安抚大使，率执失思力、薛万彻以及营州（今辽宁朝阳）都督张俭等，分道齐进；向薛延陀发起总攻。
　　这时的薛延陀汗国，已完全丧失了抵御能力。
　　多弥可汗被回纥诸部攻袭东窜，想返回自己原来统辖的旧地，以做最后挣扎。可是，唐王朝校尉字文德，奉诏去安抚铁勒乌罗护部（在吉林白城）
　　和靺鞨部（在今吉林境内）。他在归来途中，闻听多弥可汗已逃窜于薛延陀东境，便率靺鞨部众前去攻袭。多弥可汗根本没有想到此处出现唐军，其部众也相互传闻唐军已到，多弥可汗十分惧怕，不知如何是好，无奈之际，率数骑奔云中（今内蒙和林格尔），去联络阿史那时健部。
　　回绝部首领吐迷度得知多弥可汗在云中，便率众向云中发起猛烈进攻，多弥可汗不支，终被回纥部众斩杀于云中。
　　薛延陀汗国群龙无首，顿时大乱，各部族相互攻击，尸骨遍野……
　　薛延陀部向西逃窜，其故地被回纥占据。西逃的薛延陀部族尚有七万余众，他们共同推举真珠可汗的侄子咄摩支为勿失可汗，准备重振旗鼓，杀回故地。
　　这时，有人向咄摩支建议说：“我们薛延陀部族在大漠之北建立汗国，统辖铁勒诸部，全都是大唐天子给予的，可汗之号也是大唐天子册封的。我们建立汗国不足二十年，前任可汗都不图报大唐天子的恩德，而是不断与其为敌，才导致了我们现在的这种东奔西逃的惨局。若继续这样下去，不但汗国不存，我薛延陀部族也将会灭族断种。因此，只有去掉自封的可汗号，派人向大唐天子谢罪，保证再不举兵相侵。有可能的话，还可以向大唐天子要求重归旧地，永做大唐天子的藩臣。”
　　咄摩支觉得建议有理，便自动取消了可汗称号，一面遣使向唐王朝谢罪，一面率部众返回乌德鞬山（今蒙古杭爱山）之北故地。
　　这时，乌德鞬山附近为铁勒其他部族占据，他们过去曾受薛延陀部族的管辖，但又联合起来反对薛延陀部族，并斩杀其多弥可汗。听说咄摩支率众将要重返故地的消息后，这些部族都大为恐惧，都派使者南下唐朝，一面向唐王朝称臣，愿意接受唐王朝的统辖，一面又告急于唐朝，请派兵前来剪灭薛延陀。
　　唐王朝几乎是同时接到了漠北双方使者送来的奏章。
　　太宗皇帝一面诏命兵部侍郎崔敦礼前往薛延陀部族进行安抚，以稳住咄摩支，一面召集朝臣商议平定大漠南北之事。
　　七
　　彻底平定大漠南北，使北疆各族人民免遭兵火之苦，都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维护多民族国家的团结与统一，是大唐王朝当时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这是唐王朝君臣们的共识。
　　但是，最后采取何种手段来达到目的，唐王朝君臣们的看法也不尽一致。
　　有朝臣指出，咄摩支现已愿意臣服，请唐太宗正式册封其为可汗，使继续在漠北统辖铁勒诸部，保持原来的格局。因此，不应再战，使大漠南北民众免除战火之祸。
　　有的朝臣认为，铁勒诸部多相猜疑，即使封咄摩支为可汗，也恐难保大漠南北再不相互攻伐。因此，应乘机出兵，彻底平定大漠南北，这样才能使大漠南北百姓永远免除战火之祸。
　　一向持反对出兵意见的房玄龄认为：“北狄之人，虽非同汉人，但也是人，其性情和汉人并无多大差异，不能因为他们是异族，就猜忌他们，对他们不放心。大漠南北兵火连年，并非是北狄之人不可信任，而是我大唐君主对他们的恩泽太少了。只要恩泽深入人心，北狄也可和我们成为一家；若一直抱有猜忌之心，至亲骨肉也会变成仇敌。所以，愿陛下恩抚漠北，使致太平。”
　　听了房玄龄的一席话，太宗皇帝似为不高兴，他说：“怎么能说我的恩泽太少了呢？隋扬帝当年淫乱暴虐，不给人民广施恩泽，所以他征伐辽东时，人民都自己砍断手脚，以逃避兵役。我亲征辽东，招募兵卒，人民争相报名，报名数有招募数的十倍之多，没有被招募的，遗憾之情形于色，薛延陀的真珠可汗也奏告愿随军护驾，这些，说明我的恩泽太少了吗？古代圣人曾有言说，非我同类，其心必异。四夷之人与我大唐之人，总是有差别的。他们所以尊我为天可汗，都愿臣服我大唐，一是慑我武功所致，二是感我恩泽所致。
　　所以对四夷要恩威并用，该施恩泽即施恩泽，该用武力即用武力。”
　　唐太宗借题发挥，阐述了他对四夷的态度和立场，并没有说明此刻对薛延陀应采取什么手段。
　　李韧详细说明了自己的意见，他说：“现大漠南北之铁勒部族，都叛薛延陀而归顺我朝，若再封咄摩支为可汗，使其以我大唐名义借我大唐之势，去统辖铁勒诸部，恐已无实际条件；当初太宗皇帝陛下封薛延陀真珠可汗，乃是为了削弱东突厥的势力，此在当时确成效；但东突厥势力消亡后，真珠可汗恃仗我朝名义，肆意横行，才致使大漠南北连年动乱；要永保大漠南北平安，唯有彻底征服咄摩支，再不册封可汗，按安置东突厥部众的惯例，于漠北置州郡，使铁勒诸部首领为各州郡长，将大漠南北完全置于朝廷控制之下。现铁勒诸部告急于我，何不应其之请，出兵漠北，一举平定薛延陀，以根绝后患！”
　　由于客观局势的变化，李勣改变了原来主张的恩抚方法，建议唐太宗以武力彻底解决漠北之乱。他的看法颇受太宗重视，经反复讨论，唐王朝君臣们大都唯恐薛延陀在漠北再度造成灾祸，便同意向漠北薛延陀发动进攻。
　　何人可当此任呢？
　　唐太宗选择了李勣。他命李勣率数千精兵，直趋乌德鞘山，联络铁勒诸部首领，共同征讨薛延陀。
　　李勣临行前，太宗皇帝又告诫他：“若咄摩支愿率部投降，并愿做我大唐的封疆官吏，则可纳其请降；若薛延陀部不愿归降，就彻底征服他们。”
　　太宗皇帝还要求塞上诸道唐军配合李勣行动。唐太宗父亲自撰写诏书，遣使送往铁勒诸部。诏书说：“薛延陀汗国已经破灭，所属铁勒各部，有的现已归降大唐，有的还尚未归降。请抓注时机，同归降我大唐，否则，将会后悔的。侍大漠南北平走后，我当亲驾灵州，以做安抚。”
　　李勣率数千精兵出塞后，直驰乌德鞬山，沿途铁勒诸部纷纷归降，部队不断壮大。薛延陀的咄摩支派达官梯真前去迎击，梯真不愿再战，率主力投降李勣。李勣遂率军进攻乌德鞬山之北的薛延陀汗庭，咄摩支不挡，向南奔逃，入荒山深谷中。
　　随咄摩支逃入荒山深谷中的薛延陀部众约有四万人，李勣围而不攻，使通事舍人萧嗣业前去劝降。薛延陀残众听说是大唐英国公兵部尚书李勣前来讨伐，都被李勣的威名吓得不知所措，咄摩支更是战降不决。李勣遂率军向咄摩支发动最后攻击，生擒咄摩支，斩杀五千余众，俘获三万余人。
　　与此同时，李道宗等部，也都出塞配合李勣，攻薛延陀残众，安抚铁勒诸部。
　　此役，一举平定了大漠南北。
　　时为贞观二十年（公元646 年）七月。历史永远记住了李勣驰骋于乌德鞬山的神威！
　　次月，唐太宗亲驾北上，安抚铁勒诸部。太宗行进路上，各铁勒部族的首领纷纷南下迎驾，太宗一一委任官职，颁赐印信。九月，唐太宗抵达灵州（今宁夏灵武），南下随驾的铁勒诸部族首领达数千人之多，他们都表示愿尊大唐天子为天可汗，并愿子子孙孙永做大唐天子的臣民。唐太宗欣喜万分，下诏说：“戎狄与我乃天地共生，与我大唐并存天下。但我朝立国，戎狄即兴大漠南北之乱，逆天道而行。我大唐承天命，征服颌利，讨伐薛延陀，未费吹灰之力。你等铁勒诸部，合有百万余户，分居大漠南北，今不违天时，前来投顺，愿做我大唐臣民，此实为可嘉。从此，你等就是我大唐的臣民，所居之地，将置州郡，望你等安居乐业，永不再有征战！”
　　铁勒诸部首领高呼万岁。
　　唐太宗更是喜形于色，对下属说：“此种情形，自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将一定诏告天下。”并作诗一首，以记其事，其中有“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之句。群僚请太宗陛下效汉武帝故事，勒石以载其事，太宗欣然同意，遂勒石于灵州。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 年），唐太宗采纳李勣的建议，于大漠南北分设六都督府七州，以统辖铁勒诸部。六府七州分别为：回绝部（在今蒙古西库沦）设瀚海都督府，仆骨部（在今蒙古已彦乌拉城）设金微都督府，多滥葛部（在今蒙古库伦）设燕然都督府，拔野古部（在今蒙古乔巴山）设幽陵都督府，同罗部（在今蒙古库伦东北）设龟林都督府，思结部（在今蒙古车尔格勒西南）设卢山都督府，另又设皋兰州（今蒙古库伦西）、高阙州（今
　　蒙古库伦北）、鸡鹿州（今外兴安岭克鲁马东）、鸡田州（今蒙古库伦壮）、
　　榆溪州（今蒙古库伦西北）、蹛林州（今蒙古库伦西南）、寅颜州（今蒙古
　　塔木察格布拉克）。六都督府和七州，分别任命铁勒诸部族的首领担任都督和刺史，并赐以印绞，使掌管一方行政。
　　铁勒诸部首领任大漠南北六府七州的行政官后，联名上奏太宗皇帝，要求开凿一条从漠北至塞上的大道，称为参天可汗道，沿途设六十个驿站，以便加强与中央政府的联系。太宗皇帝欣然准奏。于是，大漠南北直至京师长安，被一条参天可汗道相联系，大道上车马萧萧，各驿站热气腾腾，一派和平繁荣景象。
　　不久，唐王朝又置燕然总督府于塞上（故址在今内蒙乌拉特前旗境），使统辖大漠南北的六都督府七州。
　　这样，贝加尔湖以南的广大疆域，正式纳入大唐帝国的版图，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封建国家愈加兴旺。
　　第五章随太宗皇帝征战辽东耄耋之年再挂帅印平定高丽
　　一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之初，处处以亡隋为鉴，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还能宽简刑法，任人唯贤，从谏如流，使李唐王朝出现了被史家所称誉的“贞观之治”的升平景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升平景象的长期持续，在一片歌功颂德的赞誉声中，作为封建帝王的李世民，逐渐骄横起来了。
　　这是任何有作为的封建帝王无法摆脱的一种怪圈，是历史的规律。
　　贞观中期之后，越来越好大喜功的唐太宗，在四夷宾服万邦协和既定目标的驱使下，把战略的目标逐渐转向了辽东和朝鲜半岛。
　　当然，客观局势的发展变化，为唐王朝发动辽东战争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隋炀帝三征高丽失败后，朝鲜半岛的高丽、新罗、百济之间展开了变化无常的复杂斗争。居半岛南部偏东的新罗，在其王金真兴的统治下，不断扩张领土，国力大增，占据了汉江口后即开通了与唐王朝经济贸易的渠道，并遣使到唐王朝纳贡称臣；居半岛北部的高丽，乘唐王朝新立之际，向北扩张，占据了辽东地区，并联合百济共同对付新罗，破坏唐王朝与朝鲜半岛的经济文化交流；居半岛南部偏西的百济与高丽联合，攻伐新罗，不断派人在海上拦截商旅，打劫财物，充当着海盗的角色。
　　当时的客观局势是，以高丽和百济为一方，以唐与新罗为一方，双方相互对峙，虎视眈眈，辽东战争将不可避免。
　　李勣作为唐太宗的心腹重臣，以其久经沙场的经验，骁勇顽强的精神和深邃的韬略，三次受命为统帅，率唐军征战辽东和朝鲜半岛，其间二十余年，为隋唐时期的辽东征战划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唐太宗欲征辽东的念头，大约从贞观十五年（公元641 年）开始。
　　这一年七月，唐太宗派主管国防图籍的职方郎中陈大德出使高丽。陈大德出使高丽，显然带有侦察高丽地形的任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陈大德在高丽所到之处，都给高丽官员赠以名贵的丝绸，并对他们说：“我喜好山水，此地若有名胜，请允我一观。”高丽的地方官员接受了他的礼物，自然不会推却，有些还乐滋滋地为他当导游。陈大德在高丽还见到了不少当年隋炀帝征辽东滞留的士兵，这些人已在当地娶妻生子，他们纷纷向陈大德询问中原情况，陈大德乘机向这些人也了解到了不少情况。
　　陈大德返回后，向唐太宗详细报告了了解到的情况，并建议太宗皇帝出兵征战辽东，收复辽东失地，打击高丽的嚣张气焰。
　　唐太宗说：“高丽原本是汉武帝的四个郡（即西汉所置的临屯郡、真番
　　郡、乐浪郡和玄菟郡），我只要动用数万军队从辽东出击，他们就一定会倾国之力而据辽东；然后我使舰队出东莱（今山东莱州），从海上直取他们的首都平壤（今朝鲜平壤），陆海两面夹击，很容易就把他们征服。但是，山东民众穷困调弊，还没有恢复元气，我不愿再劳累他们。”唐太宗的这番话，表明他已有征服高丽的念头，并且已考虑好了初步的作战方案，只是觉得内外条件均不具备才没有行动。
　　客观形势的变化发展，逐渐使唐太宗坚定了征伐辽东的念头。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 年），高丽东部地区首领盖苏文设计谋杀了国王高建武，同时还屠杀朝臣一百多人，扶高建武弟弟高藏为高丽国王，自称莫离支（执政官），把高丽控制在自己统治之下。盖苏文性情凶暴，嗜杀成性，通常身带五把佩刀，视朝中文武百官如草芥，经常要文武百官充当他上马的马凳，他对百姓更是采取各种手段进行盘剥压榨，百姓被逼的走投无路，纷纷逃入山林；与此同时，他还联合百济，袭击亲唐的新罗，并拘扣唐使，北上攻掠唐境。
　　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朝臣又上奏唐太宗，请出兵辽东，平定高丽。唐太宗对他们说：“高丽王高建武原来对我朝纳贡不绝，现为贼臣所杀，我实在痛心。但是，我不打算现在乘高丽处于丧乱之际而讨伐，即使现在征服了他们，也会被人嘲笑的，况且山东调弊，我不忍用兵啊！”唐太宗还觉得时机没有成熟。
　　在整体的战略把握上，唐太宗不愧为一个成功的封建帝王。他仍然在等待时机。
　　二
　　唐太宗在等待时机的同时，开始了征伐辽东的准备。
　　他派将作大匠闫立德南下洪州（今江西南昌）、饶州（今江西波阳）和
　　江州（今江西九江），去监造战船四万艘，以供征伐辽东之用。
　　他不断遣使到高丽，充分了解高丽国内的各种情况。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 年），唐太宗把打算征伐辽东的念头公开，请朝臣共议征讨高丽之事。他说：“高丽盖苏文杀其君，又专横霸道，欲与我大唐作对，这根本不能接受。我大唐之威，难道遇到一个小小的盖苏文，就丧失了吗？以我大唐现在的国势和军势，去翦灭一个盖苏文，根本没有问题。
　　前些年，高丽与百济同攻新罗，后者屡屡告急求救，我国山东一带民众疲惫，不忍心出战辽东。现时机成熟，我欲发兵征讨高丽，不知各位有何意见？”
　　长孙无忌不同意马上对辽东用兵，他对太宗说：“高丽盖苏文自知罪恶极大，害怕我朝去讨伐，一定会加强防守，所以，我们应对其表面上采取宽容态度，松懈其防备，以等待时机成熟。”
　　唐太宗以为时机已成熟，可长孙无忌却认为时机还没有成熟，诸朝臣都觉得各有道理，不知如何适从。
　　这时，李勣说道：“盖苏文杀君行逆，罪当讨伐，且又与我大唐为敌，更为我大唐不允。出军讨伐，上顺天意，下平民心，天时地利人和都已具备。
　　但是，西突厥与薛延陀在西北境内长期作乱，不平定他们实乃我朝之大祸。
　　因此，可使契丹（在今辽河上游）和靺鞨（在今吉林）二部先行出兵骚扰高丽，为我征伐辽东之先驱，我朝兵马暂不出兵辽东，以平定西域和漠北为主。
　　这样，讨伐高丽的序幕已经拉开，且又为我平定西域和漠北提供了充裕的时间。使契丹和靺鞨二部攻扰高丽，目的是为了消耗高丽的实力。我朝亦可采取正式册封高丽王的手段，以使高丽对我防备松懈，创造我大军出征辽东的有利条件。”
　　实际上，李勣也认为征讨高丽的条件没有成熟，但他的一席话，机智地避开了条件成熟与否的争议，巧妙地将唐太宗和长孙无忌二人的意见综合了起来，终使唐王朝君臣都接受了他的意见。
　　唐太宗遂诏命契丹、靺鞨二部骚扰高丽。同时又正式册封高藏为唐王朝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派使者持节前去册命。
　　这一年秋，新罗派使者到京师长安，向唐太宗报告说：“百济又攻掠我四十余城池，还和高丽联合起来，打算切断我与大唐之间的通道，望能发兵救援。”
　　唐太宗听后，十分恼怒，即诏命司农丞相里玄奖携带诏书，前去高丽，进行弹压。他在诏书中说：“高丽、新罗和百济，都是我大唐的藩属，都应各守其境，各安其民，不能相互妄开战端。现你们与百济联合起来攻打新罗，有逆我大唐的圣意，请尽快各自收兵，否则，我将要发兵征讨！”
　　相里玄奖抵平壤时，高丽莫离支盖苏文正率兵南下攻袭新罗。高丽王高藏见大唐使者前来劝战，十分恐惧，急派人召盖苏文撤军。盖苏文没有撤军，只身返回平壤与相里玄奖论理，他说：“当年隋炀帝征伐我们时，新罗曾乘机兴风作浪，占领了我们近五百里疆域。现要我休战，除非新罗归还疆域，否则不能停战！”相里玄奖说：“过去之事，恐难追究。若要追究，辽东各城，本属大唐，现被你们吞侵，这又怎么追究呢？大唐暂不追究辽东失地，你怎么可以一定要使新罗归还国土呢？”盖苏文狡辩说：“辽东之地，是隋未动乱，群雄共取之地，你大唐不取，难道还不能让我们取吗？”气焰甚为嚣张。
　　返回京师长安后，相里玄奖将情况如实奏告唐太宗。此时，太宗皇帝欲出兵辽东的心情按捺已久，又听相里玄奖的报告后，不禁火冒三丈，拍案而起，对群臣说：“盖苏文匹夫，欺人太甚！他谋杀君主，残害僚属，虐待民众，又违我圣命，侵掠邻国。根本没有把我这大唐天子放在眼里，能不举兵讨伐吗？”
　　谏议大夫诸遂良说：“陛下手指一挥，就平定了中原；目光转向四夷，四夷就全都臣服。现想渡海去征讨一个小小的高丽，则会马到成功。但是，若能取胜，捷报飞传，天下更会臣服；若万一受挫，迫使我大唐举全国兵力兴师动众，结果就很难预料。请陛下多考虑考虑再说。”褚遂良是从胜败结局的角度，来规劝唐太宗，使其不要妄动于戈。
　　这时，李勣以为征战辽东的条件已经成熟，向唐太宗建议说：“高丽盖苏文违抗圣命，南攻新罗，新罗求救于我，哪有不相救之理？若不救新罗，四夷藩属还有谁再信任我们呢？若我大唐失信于四夷藩属，后果才真正难以设想。另外，契丹靺鞨侵扰高丽北境，已有成效。目前，讨伐高丽的时机业已成熟，望陛下发兵出征，一举而征服高丽。”
　　由于盖苏文气焰甚为嚣张，多数朝臣赞成出兵征讨高丽，符合太宗皇帝的心意。所以，他不但诏命马上发兵，还决定自己要率军亲征高丽。
　　见唐太宗决定亲征高丽，褚遂良固陈己见，上疏说：“天下犹如一个人的身体，两京（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乃是这个人的心脏，州郡县则是四肢，而四夷乃身外之物。高丽盖苏文罪恶重大，应该去讨伐，但只派三四员猛将，率四五万兵马前去，恃仗陛下的声威，就足以荡平高丽了。现在太子刚立，何必陛下要冒渡海之险，以万尊之躯，去征讨一个小小的盖苏文呢？陛下这样轻率行事，实实令我担心！”
　　唐太宗虽能体谅褚遂良的用心，但本人确想亲征辽东，只好对朝臣们说：“尧舜文武，都是古代的圣人，但他们都不能在冬天里耕田播种；可是一个荒野农夫，却在春天里播种秋天里收获。这是什么原因呢？在于掌握时机。
　　天行有常，人遵天道而行，就能成功。盖苏文欺凌国主，虐待百官，民众都伸长脖子，盼望我率军前去救援，这正是盖苏文灭亡的时机。你只知道发书生宏论，恰恰没有看到这一点。”
　　于是，唐太宗便颁发了一系列诏令，为亲征辽东做准备。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 年）七月，诏命营州（今辽宁朝阳）都督张俭，率幽州（今北京市）和营州军队，联合契丹、靺鞨和奚（在今滦河上游）等部族，先在辽东向高丽发动进攻，以试探高丽的反应。诏命太常卿韦挺为馈运使，民部侍郎崔仁师为馈运副使，专司军资粮秣和运输，要求黄河以北各州郡，皆受韦挺节制，并加授韦挺处理紧急事务的全权。诏命太仆少卿萧锐，负责把黄河以南各州郡的军粮，由海路运往北方。
　　九月，高丽莫离支盖苏文遣使至长安，向唐太宗呈献白金等贡品。此举名为纳贡，实为刺探唐王朝的军情机要。刚刚就任黄门侍郎的褚遂良上奏唐太宗说：“盖苏文杀君残忍，诸族都不能容忍，现我们将要出军讨伐，怎么能接受他的贡品呢？如若不打算出军征讨，请陛下就接纳他的贡品。”于是，唐太宗对盖苏文的使者说：“你原侍奉国王高建武，得到了他封赏的高官厚禄，盖苏文叛逆，诛杀了你的国王，你不但不给国主报仇，反而认贼作父，来替盖苏文游说，罪不当赦。”遂命有司将使者扣留。
　　十月，唐太宗率太子李治，起驾前往东都，为亲征高丽做最后的准备，行前命司空房玄龄为京师留守，右卫大将军工部尚书李大亮为副留守。
　　唐太宗此番东去，特命李勣随行。
　　三
　　李勣随驾东行，他心里十分明白太宗皇帝陛下命他随驾的意图。在路上，他向唐太宗建议征召当年曾随隋炀帝证高丽的官员前来洛阳，以进一步了解高丽的情况。
　　圣驾抵洛阳后，当年征高丽的已有数十人聚于洛阳。唐太宗向他们询问当年进袭高丽的情景。这些人大多年岁已高，记忆不清，个别人向太宗说：辽东道路遥远，输送军资粮秣困难且又危险；另外，高丽军人，善于据守城池。一般情况下是无法攻克的。唐太宗听后，自负地告诉这些人说：“今天已不是当年隋王朝的时代了，你们且等我的佳音吧！”
　　这时，营州都督张俭率幽、营二州之兵，以及契丹、靺鞨、奚部众，因辽河水涨，久不得渡河，向高丽发动的试探性进攻还没有打响。太宗以为张俭胆小怯敌，便诏令他返回洛阳，准备治罪。为此，李勣劝太宗暂且息怒，指出：张俭并非胆小怕死之辈，他数十年据守塞北，远近威服，辽河未渡，恐确有困难。
　　张俭夜以继日赶回洛阳，向唐太宗俱陈辽东地势山川之险，并愿请太宗治罪。太宗综合各方情况，方才觉得辽东之平非同一般，尤其是不能和平定西域漠北相提并论。西域漠北，地势平坦，便于行军作战；而辽东山川险要，看来要付出相当大努力才能获胜。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 年）十一月，唐太宗于洛阳诏命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率长江、淮河、大庾岭以南的士卒四万人，又在长安、洛阳招募士卒三千人，以及战船五百艘，从东莱（今山东莱州）出发，横渡黄海，直指高丽京城平壤。又命太子詹事、太子左卫率、英国公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步骑六万，以及兰州（今甘肃兰州）、河州（今甘肃临复）
　　归附唐王朝的胡兵，向辽东进发。
　　于是，李勣北上幽州，集结陆上各路军马。大军抵达辽东后，李勣命行军总管姜行本和少府少监丘行淹，督使工匠在安萝山（今辽宁朝阳东南）制造各种攻城的云梯器具。当时，不少人向李勣呈上自己的设计方案，供他选择。李勣甚为高兴，都一一嘉赏。
　　与此同时，唐太宗也离开洛阳起驾北上。北上前，他颁诏天下，说明此次亲征高丽的事由。诏书说：“高丽盖苏文，谋杀君王，虐待人民，这种情况绝不能再继续容忍下去了。我准备亲自视察幽蓟，讨伐辽东，为了不打扰百姓的正常生产和生活，所过之处，不须地方官员供应，以别于隋炀帝征高丽之行径。此次征战辽东，讨伐高丽，与当年隋炀帝征高丽大不相同，炀帝乃穷兵黩武，我乃替天行道；炀帝欲以征高丽，移内祸于外，而我大唐既无内祸，又无外乱。我大唐兴正义之师，必胜之道有五：一为以大击小，二为以顺讨逆，三为以治乘乱，四为以逸敌劳，五为以悦当怨。请天下勿忧不克，届时定告捷于天下。”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 年）三月，唐太宗抵达定州（今河北定州）。一路上，他不断对侍臣们说：“辽东乃我中原之地，隋炀帝三次出击，都未能取胜将领土收回。我为何要亲征高丽呢？一是要收回领土，二是要为百姓报父兄子弟被杀之仇，三是要为高丽民众雪洗君主被杀之耻。现天下一统，四方安泰，只有这个角落还未平定。我要以我有生之年，最后把此地征服！”
　　他在路上看见士卒生病，便召至御驾前慰抚，病重不能同行者，他都命地方官员接收负责医治。因此，随驾北上的士卒，没有不感恩戴德的。那些没有征召的民众，也都自愿随驾北上，其数以千计。唐太宗劝这些人留足，这些人都异口同声说：“我们并非求陛下的赏赐，只是想为国家征战而效力！”
　　唐太宗甚为高兴。
　　几日后，唐太宗命太子李治留守定州，以开府仪同三司高士廉为摄太子太傅，以马周为守中书令，会同侍中刘洎、少詹事张行成、右庶子高季辅等人，共同负责朝廷大事，辅助太子李治于定州。唐太宗则率中书令岑文本、司徒长孙无忌、吏部尚书杨师道等人北上辽东。唐太宗本人亦身上披挂弓箭，马鞍上又驮有雨具等物品，一副征战沙场的架势。
　　且说李勣率军抵达了辽东前线后，欲先渡辽河，袭击辽东城（今辽宁辽阳），但辽东城正面辽河高丽军防守严密，无法渡河。于是，他便召集诸将共谋渡河攻袭辽阳之计。
　　李勣深知高丽军队善于防守的作战特点，也十分清楚唐军正面渡辽攻袭辽东的代价，因此，他对部众说：“先前张俭渡辽河未得成功，乃辽河水涨之故，现辽河之水未落，我若率军渡辽，亦会有困难；即便渡得辽河，正面攻袭辽东，高丽必全力以备，恐也一时大无进展。兵法上讲出奇才能致胜，我欲佯做正面渡辽，以麻痹敌人，主力则迂回渡辽。迂回渡辽可有两个方向，一是辽河下游，二是辽河上游。下游敌人兵重，河水更为宽涨，且濒海背险，一旦不得成功，则只有从大海上退走。所以，下游渡辽乃为下策。但从上游渡辽，正值雨季，道路泥泞，不利行军，恐迟误出奇之机，而且还不知上游有无渡河条件。”
　　部众中有人曾随炀帝征讨过高丽，他们对这里的山川地理了如指掌。李勣还没有说完，话就被这些人打断。他们指出：“若要迂回侧击，上游渡辽是有条件的，那里有当年隋炀帝征高丽所搭的浮桥，不知现在还有没有。”
　　李勣忙问浮桥所在位置，部众们说距辽东正面百里之远。李勣了解这一情况后，心中不觉大喜，对部众说：“此实乃天助我也！若浮桥距辽东正面近，则高丽必将此桥拆毁，现此浮桥远在百里之外，高丽非但未拆此桥，而且还肯定无人防守。”
　　李勣遂命营州都督张俭率少量兵力出柳城（今辽宁朝阳东南），佯装声势，向怀远镇（今辽宁朝阳东）开进，并携带渡河器具，诱使敌人上当。而自己带主力向北迂回，寻找当年的浮桥。同时，李勣又使行军副大总管李道宗率所部，随主力后接应。
　　张俭率部出柳城，进怀远镇，果然吸引了高丽的注意力，他们以为唐军定要在辽东正面渡辽河，来攻取辽东，便调重兵拒守于辽东正面辽河。李勣率主力潜行北上，终于找到了当年的浮桥。此浮桥位于通定（今辽宁法库南），果然无人防守。李勣指挥主力从此桥秘密渡过辽河后，留下部分兵力据守此桥，以接应李道宗所部，主力部队便大张旗鼓挺进，一举攻克玄菟（今辽宁沈阳）。
　　高丽军根本没有想到唐军会迂回北上渡河，全军顿时大为震骇。整个防线不战而溃。盖苏文见唐军似从天而降，打乱了他的整个防御部署，便命各地高丽军队都据城而守，不要轻意出击，发挥自己善于防守的特点，逐渐拖垮唐军，以争取战略上的主动。
　　唐军所面临的是一系列的攻坚战。
　　四
　　李勣率唐军主力迂回北上渡辽而攻取玄菟后，后续跟进的李道宗也渡辽直取新城（今辽宁抚顺北），行军总管张俭率众从辽东正面抢渡辽河，逼进建安城（在今辽宁营口南）。至此，高丽辽河防线全线被唐军瓦解。
　　与此同时，唐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张亮，率领舰队从东莱出发，开航北上，横渡渤海，攻袭高丽卑沙城（今辽宁大连）。卑沙城四面悬崖绝壁，只有西面可攀，唐右骁卫将军程名振，和行军副总管王大度，率军攀崖而上，夺取了卑沙城西门，唐军乘势而入，高而卑沙城被唐军攻陷。张亮俘获男女八千余众，旋而即派总管丘孝忠等率众，沿海岸丘陵进抵鸭绿江口，造成断敌人后路的态势。
　　唐军陆水两路大军旗开得胜，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李勣在李道宗攻陷新城（今辽宁抚顺北）后，便率军与其联合起来南下，合围盖牟（今辽宁抚顺）。盖牟乃南下辽东必经之地，攻取盖牟后，既可直驱南下，又可确保后方安全。因此，李勣与李道宗合力攻城，城中守军亦竭力抵抗。在攻取盖牟的战斗中，高丽军充分发挥了其善于据守的特长，他们兵力调动灵活，既有重点防守的目标，又有全面防守的意识，使唐军几不能成。另外，盖牟城中贮有十数万石粮食，乃盖苏文设置的补给重地，这就使守军更觉得任务重大而竭尽全力以据守，使唐军围攻十日不下。为了尽快攻取盖牟，李勣使部众诈传说辽东已被唐太宗攻破，有意让城中高丽守军得知。
　　盖牟城中守军听说辽东已失，将信将疑，全军心理上产主了极大的负担。李勣乘机率军攻克盖牟，俘守军二万余，缴获粮食十万石。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 年）五月，李勣基本扫清了辽东的外围后，率大军南下，将辽东城团团围住。
　　这时，唐太宗也越过辽泽（今辽宁辽阳西），进抵辽东城下。唐太宗在行进路上，一路慰抚伤员，犒赏将士，安定民众，使唐军士气高涨。他在路上听说李勣率众已围住辽东的消息后，甚为欣喜，即遣使赶去辽东慰问李勣等人。他渡过辽河后，命随驾士卒将桥拆掉，以示不平辽东不还。此举更进一步激发了唐军的士气。
　　李勣围辽东后，高丽盖苏文发现辽东成为孤悬于外的据点，辽东一失，唐军即可长驱直入，进抵鸭绿江畔。因此，他急在国内征调了近十万兵卒，增援鸭绿江口至辽东一线的防守据点，盖苏文选其中精卒四万人，组成步骑混合集团，首先增援辽东。
　　得知高丽四万步骑前来辽东救援的消息后，李勣甚为忧虑。虽然陆路唐军有六万之众，但行军路途中即有病疫减员，征战开始后，又有一些伤员，且又要留守所攻取的城塞。这样，合围辽东的唐军总兵力不足四万。若弃辽东之围而拒援军，则绰绰有余，但辽东城中高丽军一旦开城出击，就会使唐军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若既要围辽阳，又要对付高丽援军，则兵力显然不足。李勣还考虑到，此役只能胜利不能失败，唐太宗不日即要进抵辽东城下，如若失败，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高丽援军即将来到，李勣的部将们也在议论纷纷。有的将领认为，高丽四万步骑，加上辽东城中的二万余，合计六万余众，敌我兵力悬殊，不如东围辽东、西挖堑筑垒以拒援兵，使高丽守军与援军不相结合。然后，等太宗皇帝陛下亲临辽东后再定夺。这是一种看起来稳妥，实际上包含着很多危险因素的想法。李勣觉得不能采纳这一意见。
　　这时，行军副大总管、江夏王李道宗向李勣建议说：“我军征战开始以来，克玄菟，取新城，陷盖牟，所向披靡。又太宗皇帝陛下亲驾辽东，故士气激昂，军心振奋；而高丽则丢城失地，一败再败，军心士气低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要围辽东，又要击援军。高丽援军虽众，但士气低落，且又是新征调之卒，战斗力定不强；同时，敌军将领定会恃仗人多，认为我军远来，已经疲惫，故多有轻敌之意。所以，我军主力继续围困辽东的任务不变，请让我带少量兵马前去抗御援军。”
　　李勣经过反复考虑，觉得李道宗的分析有道理，便令总管张君义、果毅都尉马文举率所部，由李道宗率领前去抗御高丽援军。
　　果然不出李道宗所料，高丽援军自恃人多，毫无阵势由东向西冲击唐军。
　　李道宗率部众即列阵迎击。果毅都尉马文举振臂大呼道：“快为我大唐天子扫清道路！”遂率众直冲入高丽军中，所到之处，敌人纷纷倒地。李道宗率数十骑直冲敌阵中心，使高丽军指挥失灵。总管张君义见两军混战中，高丽军人数大大多于唐军，便被吓得不敢出击，率部后退。李勣在阵后，只听见杀声震天，飞尘蔽日，尚不知战况如何。他见张君义率众退来，不由一惊，急调唐后备兵卒组成梯队，自己一马当先，率军冲入混战之中。高丽军此时指挥业已失灵，士卒又多不熟作战战术及技能，虽然人多也招架不住唐军的猛烈冲击。战不多时，高丽援军即全线溃退，被唐军斩杀达千人。
　　唐军告捷，继续围困辽东。
　　太宗到达辽东城外后，对李勣、李道宗等人一一慰劳奖赏，越级提升马文举为中郎将。诏命斩张君义示众，以严明军纪。
　　唐太宗遂召集文臣武将共议总攻辽东之策。
　　五
　　辽东城位于辽河中游，乃西汉所置辽东郡治所，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由于历代经营，该城城墙坚固，易守难攻；加之辽河支流室伪水与大梁水于城外交汇，环城而绕，真可谓城固堑深，固若金汤。高丽据辽东后，以其为防御大唐的桥头堡，派重兵把守，并储备有足够的军资粮袜，以对付唐军的围攻。
　　李勣指出，鉴于辽东城固堑深，易守难攻，须分出兵力继续南下与张亮汇合，俟机跨越鸭绿江，攻袭高丽心腹之地，震骇盖苏文，使其屈服。因此，围攻辽东则不急于求成。
　　但是，有些文臣却反对李勣的意见，他们一致指责李勣置大唐天子的安全于不顾，求功心切，当受惩罚。
　　唐太宗心里明白这两种不同意见的分歧所在，为了稳妥和显示大唐天子亲征辽东的气魄，他决定必须先攻取辽东，有关战略设想待攻取辽东后再议。
　　当然，他也不可能为此惩罚李勣，继续使李勣指挥军队作战。
　　圣命在上，李勣不敢违抗。但他为攻取辽东煞费了一番苦心。他针对辽东城防的特点，命士卒先截断护城河水，然后使士卒从不同方向运土填护城河，待护城河填平后，便使士卒利用云梯直攻城墙。
　　在唐军运土填护城河时，高丽守军已知唐军意图，便发射弓箭，使运土的士卒不能靠前。在这种情况下，李勣便指使唐军弓箭手与其对射，以掩护填堑。唐太宗对李勣负土填堑的计划和做法非常满意，还不时到前沿视察，亲自运土，以勉励唐军士卒。
　　但是，虽然填平了辽东城四门外的护城河，唐军仍然无法攻取辽东。对唐军所用云梯、搭钩之类攻城器具，高丽守军早有防备，他们使用蘸了油的火箭头，专射云梯，再给云梯上泼油，使云梯燃烧以破唐军攻城。如此相持了数日后，李勣见无法得手，命士卒再去运土，在辽东城四门外堆起四座土山，每座都高于城墙。站在土山上，辽东城内的一切活动都尽览无余。他又组织精于弓法的弓箭手在土山上向城墙上的守军放箭。此招果然奏效，使敌人不敢轻意伸出头来。与此同时，他命士卒继续攻城不止。
　　就这样攻守相错，历时十二日之久。
　　这天，南风大作，李勣马上命辽东南门土山上的弓箭手用火箭点燃了南城楼，一时火势冲天，旋即又蔓延到内城。唐军乘势擂鼓呐喊，声震天地，众多士卒攀越城墙成功，遂打开城门，唐军乘势拥入城内。高丽守军竭力抵抗，但已无法阻挡。辽东城遂被唐军攻陷。
　　高丽守军万余人及城中四万余居民均被唐军俘获。唐太宗甚为欣喜，亲临战场，安抚降卒和民众，凡愿南回高丽者，均一一放回，以示天子恩泽。
　　李勣迎唐太宗行宫于辽东城内外，便又率军南下，围攻白岩城（在今辽宁辽阳东南）。
　　唐太宗诏命于辽东城设辽州。
　　早在唐军围攻辽东城时，高丽白岩城城主孙代音就请降于唐太宗。但唐军攻克辽东后，孙代音又反悔不降。唐太宗大为愤怒，下令给李勣说：“攻破白岩城后，城中男女老幼和财物，全部赏赐给士卒！”
　　唐军围攻白岩城，东突厥部众和契苾部众分别在阿史那思摩与何力的率领下，非常卖力，作战相当勇敢，因为他们知道了唐太宗的许诺，阿史那思摩率东突厥部众攻城时，不慎中箭。正好唐太宗来前线视察，他亲自为阿史那思摩用嘴吸出瘀血，使东突厥部众更为感动，都不惜死地拼命攻击白岩城。
　　白岩城攻坚战正在酣战之际，李勣忽闻约万余高丽军队出乌骨城（今辽宁风城），北上增援白岩城。何力遂向李勣要求率所部去阻击，双方激战于白岩城南，至天色已黑，双方各自收兵，高丽援军南退乌骨城，何力在战斗中不慎被敌人刺伤了腰部。
　　围白岩城数日后，李勣便指挥唐军向西南城发起总攻，唐太宗亦亲临战场观战。此时，孙代音在城中，自知孤城难保，便又提出要投降，李勣欲不允，但唐太宗却允其投降，白岩城为唐军所据。这时，阿史那思摩与何力向唐太宗请求说：“士卒们争先恐后，冒着乱箭飞石，不顾死活冲锋陷阵，是由于陛下曾允诺赏赐他们城中男女财物，可城池马上就要攻破了，为什么还要接受他们投降呢？”
　　唐太宗自知食言，便道：“二位将军的话很对，但是要放纵士卒去夺人妻女抢人财物，我于心不忍啊！”李勣遂向唐太宗建议说：“望陛下用国库的财物对他们二位将军及部众多加赏赐。”唐太宗即命厚赏东突厥和契苾部众。
　　自李勣率军北上迂回渡辽，到唐军攻取白岩城，已有两个月之久，李勣深知“兵贵速，不贵久”的道理。于是，在唐军攻克白岩城后，李勣又一次向唐太宗提出了自己的战略设想。他说：“我军若继续稳扎稳打南下，前乃安市城（今辽宁海城）。要攻取安市城，情况非同一般。一是安市城域池险要，比辽东更易守难攻。二是守将杨万春，乃前高丽王高建武的一员猛将，他智勇双全，深得高建武的重用。盖苏文弑君篡权，杨万春在安市对他曾大加指责，前者也曾派兵来进攻，但未能奏效，只好仍命其据守安市城。杨万春据安市城已久，兵精粮足，故很难攻克。不如舍安市城而南下攻取建安城（今辽宁营口南），据说建安守军人少势弱，若出其不意发动攻袭，定可攻克；建安一克，则安市乃我腹中之物，这就是孙子所谓‘城有所不攻’的道理。攻克建安后，我军可挥师南下，与张亮会师，渡鸭绿江，直取平壤，此则高丽一举可平。”李勣所提出的是避精击情直取敌穴的战略思想，是根据当时作战态势做出的较为实际的战略选择。
　　但是，唐太宗却自有主意。他认为：建安在南，安市在北，唐军的粮秣供应远在辽东，若越过安市而进建安，安市守军就会切断唐军的粮道。这样，就会困唐军于建安了。
　　其实，李勣也想到了粮的问题。他以为，若攻克建安，与张亮会合，粮自然就不会成问题，而且再行进击鸭绿江乃至平壤，粮食也会源源不断地从莱州海运前线的。
　　在意见分歧的情况下，唐太宗对李勣说：“我封你为行军大总管，一切军机事宜完全由你决定，只是不要耽误了我的事就行了。”唐太宗的话说到这种份上，李勣还敢固执己见吗？
　　李勣遂率军南下，直抵安市城（今辽宁海城）下，指挥军队开始攻城。
　　李勣也已经想到了，这是一场更为艰巨的攻坚战。
　　盖苏文远在平壤，最担心的就是怕唐军轻军奇袭平壤，因为平壤守军皆老弱病残，根本没有战斗力。他不惜派精兵于鸭绿江北据守各座城池，目的是想把唐军主力拖住在一个个的攻坚战之中。如此拖下去，若能拖到秋季季雨来临，则会使唐军陷入被动；若拖到冬季，天寒地冻，唐军就会不战自退。
　　当他得知唐军攻克白岩城后，又南下围攻安市，心里十分高兴。为了使唐军陷的更深，他命高丽北部总督高延寿和高惠真二人，率所部及归降的靺鞨部众约十五万人，前去增援安市。
　　这一招，的确使唐军陷入了被动。
　　六
　　唐太宗在安市（今辽宁海城）城外听说盖苏文派十五万大军增援的消息
　　后，心中似很有主意，对身边的侍臣说：“高延寿和高惠真二人，年轻气盛，乃好战之徒。我估计他们二人可有三种选择，一是率军一直前进，与安市守军汇合后联结营垒，据守险要，以逸待劳，间或使靺鞨骑兵不时出来，攻掠我军的战马，而我们则攻不能克，退又不能退，粮道一旦被他们切断，势将受围于此地，这是他们的上策。二是他们救出城中的军民，一起撤退，不与我战，使我得安市空城一座，而他们撤至鸭绿江后，再加强固守，这是他们的中策。三是他们在好战心理趋使下，打算和我们决战，这是他们的下策。
　　我觉得他们二人定会使用下策，这就定会被我双双擒获。”
　　这时，高丽援军中的一位有经验的老将，警告高延寿说：“唐朝天子李世民乃盖世英才，他翦平群雄，又使四夷宾服，现又倾全国之力而来征伐我们，我认为我们无法正面抵御他的进攻。依我的经验，我军最好固守阵地，避免会战，等拖延一段时间后，出奇兵断其粮道，待其粮秣缺乏时，想战不能战，想退又无路可走，到那时我军一举即可获胜。”
　　高延寿没有听取这位老将的意见，继续率军前进。唐太宗深恐高延寿逗留不前并安营扎寨，与安市成牴角之势，故命阿史那社尔率东突厥骑兵千人，前去诱敌。阿史那社尔率兵与高延寿军相遇后，刚刚接战，便命骑兵后退，给对方造成了唐军不堪一击的假像。高延寿和高惠真二人相互说道：“唐军太容易对付了！”遂率军追击唐军，至安市东南约八里的地方才停止追击，然后命军队紧靠山麓，筑营结阵。
　　唐太宗诱使高丽援军进抵安市附近后，便召集诸文臣武将讨论对策。
　　司徒长孙无忌首先说道：“我听说临敌将战，必先观士卒之情绪。刚才我巡行各营，看见士卒们听说高丽援军抵达，都拔刀张弩，满脸兴奋喜悦，这说明目前我军军心振奋士气高昂，是可以取胜的。陛下您少年时就驰骋沙场，凡取得胜利，都是按您的韬略所致，现各位将领都随您征战多年，您又都了解，所以，如何作战，请陛下吩咐！”
　　唐太宗听后，十分高兴地说道：“诸位如此谦虚，都听我的，我看还是大家一块研究吧！”便带领诸人，一起登上高山眺望，观察山川形势，选择伏兵或出击的有利地形。
　　站在高处眺望高丽援军的阵营，只见营垒相连，旌旗飘扬，依山相连，长达近四十里。见此情景，江夏王李道宗向唐太宗建议说：“高丽出动全国兵力抵御我大唐之师，其京城平壤一定空虚，我愿率精兵五千，进袭平壤，其心脏遭灭，眼前这十五万大军，就可不战而降。”李道宗这时也明白了应该调整唐军的战略方针，应采取唐军擅长的出奇制胜轻兵奇袭的作战方式。
　　李道宗提出自己的建议后，李勣没有作声，仔细观察着唐太宗的反应。
　　对李道宗的建议，唐太宗听到了，但他并未作出任何反应，只是瞧了李道宗一眼，又继续去观察地形。李勣见此状，心中长叹一声，也未作任何表示。
　　返回营地后，唐太宗即遣使去告诉高延寿说：“只因你们国内的乱臣贼子谋杀君王，我才兴师问罪。至于又挥师交战，远非我的本意。我亲驾辽东，攻取了原属于我们的几座城池，只待军队休整几日，便要退兵。请你也再不要兴起恶战的念头。”唐太宗的目的是想麻痹一下高延寿，使其放松警惕。
　　高延寿果然中计，遂放松了戒备。
　　根据掌握的山川地形情况，唐太宗命李勣率步骑一万五千人，在西岭构筑阵地，以引起高延寿的注意；长孙无忌率精锐一万，执行机动迂回任务，负责从北山狭谷出来，冲袭高丽援军的后方；唐太宗亲自率步骑四千，暗中携带战鼓号角，并掩藏旗帜，登上北山，以侧击高丽援军。唐太宗下令各路军马听到战鼓号角后，一齐出击，不得贻误。同时，他还命有关官员做好接受俘虏的准备。
　　唐太宗胸有成竹势在必得。
　　高延寿发现李勣率唐军在西岭构筑阵地后，马上就感到自己被唐太宗的花言巧语所骗，急忙传令部众备战，并亲率精兵向西岭发起攻击。当高延寿的注意力被李勣所吸引后，长孙无忌率精锐部队即从后边向高丽援军发起了进攻；唐太宗在北山见长孙无忌已发起了进攻，便命部众擂起战鼓吹响号角，竖起军旗，并率军侧击高丽军；这时，李勣也率军从西岭冲了下来，唐军各路兵马在震响天空的鼓号声中，嘶叫呐喊，同时并进。高延寿见状，大为惊恐，打算分兵抵抗，但阵势已乱。此时天空也响起隆隆巨雷，闪电耀眼，高丽全军惊骇万分，乱作一团。在鸣雷闪电中，唐军中一名叫薛仁贵的勇士，身着白袍，大声呼喊，在敌阵中左冲右杀，高丽军以其为天神降临，纷纷躲避，薛仁贵所到之处，无人抵挡。
　　在唐军三路齐击的攻势下，高丽援军大败，死伤数万人。唐太宗见薛仁贵如此英勇，便在战场上封其为游击将军。
　　高延寿等率残余部众，退出战场后，靠山扎营，加强防守。唐太宗不想使高丽军有喘息的机会，马上分兵包围，并毁坏高延寿突围的所有桥梁，设置了路障，完全断绝了高丽军的退路。
　　在处于绝境的情况下，高延寿、高惠真二人只好率部众三万七千人投降。
　　此役，唐军获马五万匹，牛五万头，铠甲一万件。唐太宗将高丽降军中有官职的三千五百人全部留下，余众全部释放，让他们回平壤去；降军中三千余靺鞨人，则全部坑杀，以警示为虎作伥的结果。留下的三千五百高丽人，唐太宗一一进行抚慰，并分别授予这些人武散官职，使人带领，先行返回幽州。
　　作为嘉赏，唐太宗又封高延寿为鸿胪卿，高惠真为司农卿，使二人随驾。
　　此役胜后，唐太宗甚为欣喜，马上遣使向留守定州（今河北定州）的太子李治及其他朝臣告捷，并在给这些人的信中沾沾自喜地说：“我当将领表现如此，怎么样？”遂即又命将他在作战时所屯住的那座山改名为驻跸山。
　　唐太宗在欣喜难捺的心情中，率军返回安市（今辽宁海城）城外，并命将行宫扎在安市城东的山岭上，开始了对安市城的围攻。
　　七
　　附近一些城池中的高丽守军见唐军大败高延寿援军，自知难以据守，便纷纷弃城南逃，但安市城中的杨万春，却不为所动，仍坚守城池，任凭唐军来攻。
　　远在卑沙城（今辽宁大连）的唐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张亮，得知唐太宗在驻跸山获胜的消息后，便带轻军北上攻袭建安（今辽宁营口南），欲与唐太宗汇合，但由于松懈疏忽，遭建安高丽守军围攻，张亮只好放弃围攻建安的计划，南退卑沙城。
　　平壤城中的盖苏文，得知高延寿等惨败降唐后，甚为恼怒和担忧，他不断派出人去侦察，去刺探唐军的动向。当他了解到唐军围攻安市不舍，一定要攻取安市，便使人向安市城中的杨万春传话，说一定再派援军增援，要杨万春死守安市，以拖住唐军南下。
　　唐太宗攻取安市的心情十分迫切，他登高望远，不断了解安市城中情况。
　　又将行官从城东迁到城南的开阔地上，不许筑垒列阵，还打出了皇帝御用的旗帜，目的是为了显示大唐天子的盛威气派和风度。
　　安市城中的杨万春见唐太宗如此高傲，便命部众绝对不许开城出战，以免给唐军造成可乘之机。同时，他又使一些士卒在南城墙上高声垢骂唐太宗，以煞一煞唐太宗的傲气。唐太宗攻城不下，且城上诟骂每日不绝于耳，心情甚是恼怒。于是他命李勣说：“传令下去，安市城中男女老幼，一律不赦免，待攻陷城后，全部坑杀！”安市城中的守军及民众，听到大唐天子有此命令，为了保全性命及家人，便将防守搞的更严密，人人参加，个个卖力，使唐军用尽浑身解数，就是无法攻克。
　　这时，刚刚降唐的高延寿和高惠真二人，深知高丽军善于防守的长处，便共同向唐太宗建议说：“我俩既然归附陛下，不敢不献出我们的忠诚。我们以为，陛下不一定非要攻取安市城不可，现辽东境内，只有安市一座孤城，迟早会被陛下攻取的。所以，希望陛下率军南下去取乌骨城（今辽宁凤城），这乌骨城守将，年纪较大，老眼昏花，智力衰退，肯定不能坚守城池。陛下若率军去攻取乌骨城，根本不用费多少时间，攻陷乌骨城后，再率军南下渡过鸭绿江，直取平壤，如此则可生擒盖苏文。陛下若一定要攻取安市，我们以为不可能马上攻取，因为城中的每个士卒，为了保护自己及家人的性命，都在誓死奋战，请陛下多多思量。”
　　李勣乘机又向唐太宗建议说：“二位降将的意见不可不听。现张亮率大军在卑沙城（今辽宁大连），陛下可着令其北上与我军汇合，然后乘我军新胜士气高昂之际，舍安市不攻，南下直取乌骨，乌骨得手后，再南渡鸭绿江，直扑平壤，这样就可尽快结束征战，并完全达到了我们的战略目的。”
　　李道宗等诸将领也都请唐太宗弃安市取乌骨过江。这时，唐太宗的心情很复杂，当李勣最先提出以奇制胜轻兵攻袭平壤的想法时，他曾也考虑过这种想法的可行性，但他还是觉得稳妥一点；在辽东这近四个月的作战中，他也的确尝到了攻取城他的苦头。可是，若按李勣、李道宗等人的设想用兵，一旦出了差错怎么办，出了差错就会使大唐天子脸上无光。基于多种顾虑，唐太宗一直想做到万无一失，稳扎稳打而不出差错。这时，高延寿又提出了放弃攻城，过江攻袭平壤的设想。唐太宗的确不知如何是好，处于犹豫不定的复杂心态中。
　　从当时的客观情况看，唐军入辽东已有四个多月，虽然在战役上取得了诸多成绩，攻取了一些城池，但在战略上一直处于被动。要改变这一被动地位，时机很多；而且唯有采取出奇兵渡鸭绿江攻袭平壤的办法，才能改被动为主动。时机一次次地被唐太宗放弃了，出奇制胜的战术，他又不采用，以致使唐军被拖在一个个的攻坚战中。就在这时，虽然已临近雨季和严冬，只要改变打攻坚战的办法，采取出奇制胜，唐军仍然可以快速地达到战略目的。
　　但是，长孙无忌坚决反对弃安市不攻而南下的构想，他说：“大唐天子亲驾征伐，和一个普通的将领出征根本不一样。现在，虽说辽东境内其他城池已被我军攻克，但散落境内各地的高丽残余也大概有十万之众，若我们南下，安市城中的杨万春振臂一呼，就可召集十万军队，他一旦抄我们后路，则后果不堪设想。还是按陛下的圣意，先击破安市（今辽宁海城），再攻取建安（今辽宁营口南），然后长驱直入。这才是万无一失的方案。”
　　经长孙无忌这样一说，唐太宗不但没有动摇自己的想法，而且铁心要攻安市。
　　这样，唐军再无机会扭转在战略上被动的局面。
　　唐军将安市围的水泄不通，但就是无法攻克。不但如此，每至夜间，守将杨万春还命数十人顺城墙而下，不断骚扰唐军，使唐军夜不安宁。
　　李勣使李道宗于城外东南角构筑土山，以进逼城池，安市守军也增加城墙高度来拒抗，双方以此为主要阵地，展开了激烈的对攻。唐军采用攻城发石的器械，将士卒分编为若干组，轮番向城中发射石块，整日不停，石块击毁了城楼和城上的女墙，守军即马上筑起木栅进行防守。如此相持旬日有余，仍不能见效。唐太宗亲自视察战斗后，便要求李勣等人将城外土山再往高筑，并一定要高出城头。李勣遂组织士卒高筑上山，费时达四十天之久，日夜不停，终于使土山高出安市城墙数丈。站在土山上向城中眺望，一览无遗。
　　李勣命果毅都尉付伏爱率所部屯住于土山之上，使日夜监视城中守军，以防备他们突然袭击。这日晚上，土山突然崩塌，山体压在城墙上，城墙也被压垮。这时，付伏爱被吓的不知所措，自顾逃命去了。而高丽守军数百人，从城墙裂口杀出，夺占了土山，并在山下挖了堑沟，使唐军远不能近。
　　唐军数十日劳作而堆成的土山，不仅毁于一旦，而且还落入了安市守军之手。唐太宗大怒，斩付伏爱示众，并命李勣等人三日内必须将土山夺回，否则将要治罪。李勣等人明知夺回土山也不能攻克安市，又时到九月，天气逐渐开始寒冷，草木逐渐枯干，河水开始结冰，军粮也耗费将尽，便共同向唐大宗建议撤军。
　　唐太宗也觉得围攻安市达三月之久，未能攻下，军心士气受到了较大的影响，唐军继续留在辽东，将再不会有多大进展，而只会逐渐消耗，便同意了诸将提出的撤军建议。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 年）九月十八日，唐太宗下令班师。班师前，唐太宗先于安市城外举行了阅兵仪式，并与守将杨万春遥相对话，互致问候。
　　然后，使李勣和李道宗率步骑二万人断后，迫胁辽州（即辽东，今辽宁辽阳）、盖州（即盖牟，今辽宁抚顺）所有居民，西渡辽河，南下幽蓟安置。
　　唐王朝此次征伐高丽，攻克玄菟、盖牟、辽东、白岩、卑沙等十城，迁辽州、盖州、岩州（即白岩）民众约七万人移居幽蓟， 151 歼敌四万余；唐王朝阵亡将士近二千人，损失战马数万，其他军械器具不可计数。
　　这次征伐，唐王朝在战役上取得了不少胜利，但在战略上却完全没有达到目的。
　　这是唐太宗没有采纳李勣等人建议的必然结果。
　　八
　　八就在唐太宗撤兵辽东的同时，漠北薛延陀南下攻扰唐境，唐太宗遂于返回京师途中诏命李道宗等率军抵御。
　　贞观二十年（公元646 年）三月，唐太宗返回长安。虽然唐军在塞北与薛延陀正在酣战，但他还念念不忘征辽东为什么没有得手的事。一日，他问李靖：“我几乎用尽天下所有的力量，却被一个小小的高丽拖在辽东有半年之久，而且还没有达到目的，这是什么原因呢？”李靖答道：“此事当由英国公来解释。”太宗遂转身问李勣，李勣陈述了当时他请求出奇兵攻袭平壤的道理，唐太宗怅然说道：“当时情势紧张，我的脑子很乱，记不起有这件事。”
　　这大概是唐太宗感到后悔的一种表现吧！
　　此后不久，高丽王高藏和莫离支盖苏文遣使到长安，向唐王朝谢罪，并呈献二位美女，唐太宗未允其献，将二美女送还。
　　这一年，为平定大漠南北，唐太宗在关键时候诏命李勣率军出击漠北。
　　李勣于漠北乌德鞬山下大显神威，彻底征服了漠北的薛延陀。
　　自唐太宗撤军辽东后，高丽盖苏文更加骄横放纵，虽然在表面上他还不断向唐王朝呈递奏章，但措词大都荒谬怪诞；对唐太宗派去的使节，他居做怠慢。他还不断派人刺探唐王朝情况，并对新罗发起了新的攻击。唐太宗屡次下诏，令其不要再攻击新罗，但盖苏文不但不听，反而攻击的愈加凶猛。
　　最后，唐太宗不得不下诏高丽，拒绝其再来纳贡朝见。
　　唐太宗开始考虑再一次的东征。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 年）三月，唐太宗就再征高丽事，向群臣征求意见。
　　群臣经过议论，共同认为，高丽的城池，大都靠山兴建，不容易很快攻破。御驾亲征高丽时，使高丽的农民那一年没有耕种，唐军又将攻陷城中的粮食搜刮一空，加之近些年来，高丽连遭旱灾，粮食缺乏。所以，不宜再派大军征讨，只需派少数兵卒去骚扰高丽，使其民众为躲避战乱疲于奔命，农民无暇耕种，退入城池自保。这样，用不了几年功夫，就可使高丽境内千里萧条，人心动摇，鸭绿江以北，不须再经过大的战争，就会回归大唐王朝。
　　此时，唐太宗染疾，几不能愈，太医建议他到南山休养，因此，他对朝臣所议完全同意，并诏命左武卫大将军牛进达为青丘道（今山东广饶）行军大总管，右武卫将军李海岸为副总管，率军万余，乘楼船从莱州（今山东莱州）渡渤海北上袭扰高丽；太子詹事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右武卫将军孙贰郎为副总管，率京师精卒三千，节制营州（今辽宁朝阳）都督府兵，由陆路攻袭高丽。这两路兵马都配有精通水战的将领士卒。
　　由于战略目的是袭扰高丽，所以，李勣率军渡辽河，扫荡南苏（今辽宁西丰）等数城，高丽军多登城固守抗拒，李勣击破守军，放火焚烧城郭，率师退还。牛进达、李海岸二人亦率军深入高丽境内，经百余次会战，多有胜绩，攻克石城（今辽宁庄河），围攻积利（今辽宁瓦房店），在积利城下与高丽军万人会战，斩杀二千余后率军退还。
　　唐太宗仍在为大规模征伐高丽做准备。
　　他诏命宋州（今河南商丘）刺史王波利等人，征调长江以南十二州造船工人，建造大型船舰数百艘，并限期完工。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 年）正月，唐太宗又诏命右武卫大将军薛万彻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右卫将军裴行方为副总管，率军三万，乘船出莱州去袭扰高丽。
　　四月，又诏命乌胡（今渤海隍城岛）镇将古神威，率舰队渡海袭扰高丽，登陆后与五千高丽军相遇，被唐军击败；古神威又设伏再败高丽军，然后渡海退回。
　　唐王朝袭扰高丽的战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的确使高丽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越来越疲惫衰弱。有鉴于此，唐太宗便决定来年再一次大规模征伐高丽，欲用三十万大军，一举成功。朝臣在讨论此事时，有人建议说：“此番远征高丽，定要备足大军一年食用的粮食，而辽东地形崎岖，只能使牛马车辆输粮，如此则不能满足所需粮食。因此，要改用船舰输粮，以满足远征高丽所需。”唐太宗遂命右领左右府长史强伟前往剑南道（今四川南部及云南）征调劳力，砍伐树木建造船只，所造之船，长一百尺，宽五十尺，均沿江出巫峡，经江州（今江西九江）、扬州（今江苏扬州），驶往莱州（今山东莱州），以备征伐高丽之用。
　　司空房玄龄病重，时唐太宗正在玉华宫（在今陕西宜君南）避暑，使命将房玄龄用小轿抬至玉华宫。房玄龄对唐太宗说：“我受主上厚恩，现行将就木，有些话不敢不实说。今天下太平，只有东征高丽之事还欲再行，满朝文武百官多不敢劝谏陛下，我乃将死之人，就此事最后劝谏陛下一次。老子说过，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的威名功德都已满足了，开拓疆土也应该适可而止了。陛下每处决一个重刑犯人，都要令有司三番五次审核复查上奏，为的是爱惜生命。可远征高丽是驱无罪之卒于斧刃之下，使他们殒命于荒蛮之乡，难道这些生命就不值得陛下爱惜吗？如果高丽违失臣节，则可以讨伐；如果高丽侵掠百姓，则可以诛杀；如果高丽将来可能成为大唐的祸患，则可翦灭。现无此三项前提，怎么一定要烦劳陛下动用兵力呢？陛下用兵高丽，一是为前代洗刷耻辱，二是为新罗复仇，这难道不是失之太大得之太少吗？
　　但愿陛下能给高丽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焚毁那些建造好的舰船，罢征高丽之兵，使天下人同声感谢圣恩。我快要撤手人间了，如果陛下能接受我的衷告，将感恩之至！”
　　房玄龄辅佐唐太宗，夺政权定天下，共造贞观盛世，历时三十二年。唐太宗听了他的一番劝谏后。心里很乱，不知对他说什么才好。最后，他称赞房玄龄说：“您病的如此，还为国家社稷大事担忧，真是忠心可嘉。”
　　不几天，房玄龄病逝，唐太宗甚为痛挽，每日沉浸于悲痛之中，数月内未言征伐高丽事。
　　这一年冬天，新罗又告奏高丽百济联合夺其十三城，唐太宗又燃起了征伐高丽的念头，特命越州（今浙江绍兴）都督府和婪州（今浙江金华）、洪州（今江西南昌）等州，建造大船一千一百艘，并限期完成。
　　唐太宗再征高丽的夙愿终未由他本人实现。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 年）五月，唐太宗因嗜丹药而患病，病势转重不治，旋即病逝于京师长安，享年五十一岁。
　　因唐太宗逝世，再征高丽暂时罢息。
　　九
　　太子李治奉遗诏继皇帝位，是为唐高宗。
　　这时，李赦正在叠州（今甘肃迭部）都督任上。高宗继位一月后，擢升李勣为特进、摄洛州（今河南洛阳）刺史，并兼东都留守。不久，唐高宗又擢升李动为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任李勣为尚书左仆射。
　　李勣开始承担扶助新主的历史重任。
　　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李勣负责朝政，充分发挥了他的作用，使高宗李治的统治具备了一定的基础。永徽元年（公元650 年）十月，李勣奏请辞去尚书左仆射，唐高宗再三挽留，李勣固辞不任。于是，唐高宗准其所请，仍使其为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永徽四年（公元653 年），唐高宗再任李勣为司空。
　　对于高丽，高宗即位之初，由于稳固统治等诸多原因，几年内没有再行征伐。但是，有两个原因使唐高宗也产生了征讨高丽的念头，一是高丽在表面上臣服大唐天子，但在实际上仍联合百济攻侵新罗，使新罗告奏求援不断；二是高宗皇帝即位后，要继承其父太宗皇帝的遗愿，为其父雪洗耻辱。所以，唐与高丽之间再行征伐的因素依然存在。
　　不过，唐高宗对高丽的态度，不象唐太宗那样急迫，而是比较宽缓，采取了在不断袭扰中等待机会的策略。
　　永徽六年（公元655 年），唐高宗以高丽百济联合攻掠新罗不止为名，开始派军袭扰高丽。他诏命营州（今辽宁朝阳）都督程名振和左卫中郎将苏定方率兵袭扰高丽。程名振率军渡辽河后，攻袭新城（今辽宁抚顺北），斩杀千余人，焚新城外郭及附近村落，率师退还。
　　从此，唐高宗开始长期袭扰高丽。
　　显庆三年（公元658 年），高宗命营州都督兼东夷都护程名振与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率军袭扰高丽，程、薛二人率军克高丽赤烽镇（在今辽宁抚顺西），斩杀四百余，俘百余人。盖苏文派大将豆方娄率军三万抵御，程名振使契丹（在今辽河上游）部众迎击，大破高丽军，斩杀二千五百余人。
　　显庆四年（公元659 年）冬十一月，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再次袭扰高丽，与高丽大将温沙门大战于横山（今辽宁辽阳境），大败高丽军。
　　显庆五年（公元660 年），百济仗恃高丽的支持，不断侵略新罗。新罗王金春秋，又一次上疏请唐王朝发兵支援。唐王朝多数朝臣以为，乘此机会可先征服百济，以孤立高丽。高宗遂诏命左武卫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左骁卫将军刘伯英等十万人，水陆并进，征讨百济。同时，诏命新罗王金春秋为蜗夷道行军总管，使率领新罗军，配合唐军作战。
　　这一年的八月，苏定方率舰队自成山（今山东莱城东北）出港，横渡黄海，直航朝鲜半岛。百济王国派重兵据守熊津江（今韩国锦江口），唐军强行登陆，百济军数千人阵亡，残众溃败。苏定方水陆并进，直扑百济京城泗沘（扶余）。百济倾国之力来抵御唐军，为苏定方所破，唐军入泗沘外郭。
　　百济王扶余义慈（扶余，复姓），见大势不好，便携太子扶余隆北逃边城。
　　苏定方率军合围泗沘，扶余义慈的次子扶余泰见父兄远逃，无人为首，便自立为百济王，率军死守都城。这时，扶余隆的儿子扶余之思警告守将们说：“现我百济王及太子俱在，但叔父却把握重兵，自立为王，即使我们把唐军击退，将来我们也都因内乱而难保性命。”遂率一些守将缒城而出，投降唐军。另有一些守将干脆大开城门，迎唐军进攻。苏定方俘百济王等人，灭百济。时百济全国分五道，共三十七郡，二百城，七十六万户，约三百八十万人。唐高宗诏命将百济纳入大唐版图，设置熊津、马韩、东明、金连、德安等五个都督府，分别命百济原地方官吏充任都督或刺史。原百济王等人押解京师长安，分别赐官封爵使留居长安。
　　唐灭百济，使朝鲜半岛的斗争更复杂。
　　高宗灭百济后，以为征伐高丽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他于百济被灭的当年便诏命契苾何力为浿江道行军大总管，苏定方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刘伯英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程名振为镂方道行军大总管，各率其部，分道征伐高丽。
　　但是，百济故国又起事端。苏定方征服百济后，曾留郎将刘仁愿镇守泗沘（扶余），留左卫军中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府都督，以安抚百济民众。
　　王文度留任未几，即病逝于任上。这时，百济和尚道琛和大将扶余福信，聚众起兵，攻取了周留城（今地不详），并派人渡海到倭国（日本）迎接回充当人质的王子扶余丰回国继任百济国王，并派兵把刘仁愿紧紧围在泗沘城中。
　　唐高宗闻此消息后，即诏命原青州（今山东青州）刺史刘仁轨为带方州（今韩国开城）刺吏，前去统率王文度部属，并征调新罗军队，增援泗沘.刘仁轨治军严厉，曾辗转作战，所向无敌。道琛和扶余福信在熊津江口建立两道栅栏，以防刘仁轨。但刘仁轨与新罗军前后夹击，大破敌守军，并淹杀万余。道琛得此消息，便撤泗沘之围，退守任存城（今韩国大兴）。道琛自称领军将军，福信自称霜岑将军，不断集结兵力，以俟时机。唐刘仁轨进入泗沘与刘仁愿会师，新罗军食尽班师，唐军人数较少，故按兵不动，休养士卒。
　　这时，唐诸道行军总管率军水陆并进，开始对高丽发起进攻。高宗李治本打算亲征，并拟好了亲征高丽的诏书，皇后武里上疏劝谏亲征，唐高宗遂放弃亲征。高丽莫离支盖苏文得知唐军诸路进攻高丽，便派儿子盖男生率精锐数万，固守鸭绿江，使唐诸道军马受阻于江北。
　　苏定方率另一路唐军，横渡东海，从浿江（今朝鲜大同江）口强行登陆，击败守军，连战连捷，不久便挥师达于平壤城下，包围了平壤。
　　陆路唐军诸道兵马，因受阻鸭绿江，行动迟缓。改任辽东道行军总管的何力，乘天气骤变，河面结冰之机，率军踏冰渡江，直抵南岸，高丽守军不支，即行溃退，何力率军追杀数十里，斩敌三万，盖男生仅逃一命。何力在江南筑垒列阵，欲接应江北唐军过江后，一举南下，与苏定方合攻平壤。但不知什么原因，高宗诏命全军撤退，何力不敢违抗圣命，遂率军北还，与诸道唐军一起撤出辽东，将苏定方孤军留于平壤城下。至龙朔二年（公元662年）二月，苏定方围平壤久攻不下，又遇漫天大雪，遂撤平壤之围，率军渡海而还。
　　肩王朝此次征讨高丽，已成唾手可得之势，但不知何因，唐高宗命撤军，失去了一次尽快结束征战的机会。
　　唐高宗还诏命熊津（泗沘）都督刘仁愿和带方州（开城）刺史刘仁轨二
　　人撤出百济。他在诏书中说：“征讨高丽的诸道大军现都撤回，守住熊津一座孤城并无多大用处，你们二人即快撤至新罗，若新罗纳你们二人协防，则留于新罗；若新罗不需要你们二人协防，就尽快渡海撤回胶东。”当时，二刘部众都想回国，可刘仁轨不赞成撤退。他对部众说：“高宗皇帝陛下诏命我们撤退，是爱惜我们的生命。但是，人臣除报效君王外，更无第二项选择。
　　陛下欲平高丽，故而先征服百济，留兵于百济，亦为控制高丽。现百济境内虽有残众复起，且守备严密，但我们可砺兵秣马，攻击其不意之处，总会打胜仗的。如果取得了一定胜利，大家就会安心，然后分兵据险，表奏陛下，请求增兵。陛下知我们有所成就，必然会增派授军，这样一来，这些残众还能嚣张吗？现平壤之围已解，我们再放弃熊津，就定会使百济残众进一步复兴。如此，我大唐何时才能平定高丽呢？熊津一城，已为孤悬，我们只要一动，就会被敌人擒获；即使可以进入新罗，终不免为异乡游客。所以，我等当固守此城，待机出击，扩大胜果，以待援兵。”经此一番言语，部众均愿固守熊津。
　　这时，百济新主扶余丰及大将扶余福信等，以为刘仁轨等据守一座孤城，没有外援，定要撤军回国，便使人对刘仁轨等人说：“将军若想撤军回国，我们定不挽留，且隆重欢送。”刘仁轨见此，知百济残余已放松了警惕，便一面应付来使，一面暗中准备反击。扶余福信等的确松懈了戒备。刘仁轨组织唐军突然出击，一连攻陷了百济残众支罗城、尹城、大山、沙井等大营，并攻取了真岘城，打通了连接新罗的粮道，使唐军得到了足够的补给。
　　刘仁愿、刘仁轨遂上奏唐高宗，请求援兵。唐高宗即命征调淄州（今山
　　东淄博）、青州（今山东青州）、莱州（今山东莱州）和海州（今江苏东海）
　　四州兵力七千，渡海增援熊津。
　　此时，百济扶余福信欲杀扶余丰而自立，不料为扶余丰所戮。扶余丰为抵御唐军，特遣使分别至高丽和倭国（日本）求援。
　　龙朔三年（公元663 年）九月，唐高宗闻百济残众相互杀戮，即诏命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总管，率部渡海会同刘仁轨等彻底平定百济。
　　值此同时，百济残众也请得倭兵万人，准备抵御唐军。孙仁师和刘仁愿、刘仁轨会合后，军势大振。按刘仁轨的方案，唐军分水陆两路直攻百济残众的巢穴周留城，于白江口（锦江口）和倭兵发生遭遇战，唐军大胜，焚毁倭船四百艘，周留城的扶余丰见状不妙，率数十人投奔高丽，其余残众均被唐军俘获。
　　唐王朝彻底平定了百济。
　　高宗留刘仁轨镇守百济故地，其他将领率军返回。刘仁轨在百济故地组织民众恢复生产，使民众安居，又修屯田储军粮练士卒，随时准备北击高丽。
　　从唐高宗继位到平定百济，历时共十四年，唐王朝与高丽最后决战的时机逐渐成熟。
　　经过这十四年，李励也由五十六岁，越过花甲，达耄耋之年。
　　十
　　历史将唐王朝征伐高丽的最后一战留给了李勣。
　　唐王朝彻底征服百济后，高丽与百济联合拒唐的阵线已消失，高丽处于唐与新罗联合攻击的孤立地位，在战略局势上已陷入了被动。唐王朝再行征伐高丽的导火线也在酝酿之中。
　　乾封元年（公元666 年）五月，高丽莫离支盖苏文病逝，长子盖男生继任为莫离支，并到各地巡视，主持政务。盖男生的两个弟弟，被任为知留后事，使留守平壤。这两个弟弟，一个叫盖男建，一个叫盖男产。有人挑拨这两个弟弟说：“你们的哥哥对你们并不信任，以为你们二人是他的威胁，打算把你们二人除掉。你们二人还是先下手为好！”男建和男产二人开始并不相信此话。可是，这个人又去挑拨盖男生说：“你的两个弟弟对你继任莫离支有很大的意见，非常不满，已经不打算让你返回京师。”男生开始也不大相信，但为了稳妥起见，就派亲信回平壤去探听情况。不料，这亲信为男建和男产捕获，他们二人完全相信了那个挑拨离间人的话，用高丽国王的名义，召盖男生返回平壤；男生恐遭毒手，不敢回去而潜往北境。在这种情况下，盖男建自称莫离支，出军讨伐盖男生，后者无处可躲，即派儿子盖献诚前往唐朝，向唐高宗求救。
　　这时，唐高宗因患有目眩疾病，名义上使太子李弘监国，实际上唐王朝的大权在皇后武则天手中。尽管如此，唐王朝征伐高丽的方针没有改变。
　　唐王朝终于又找到了征伐高丽的口实。
　　于是，唐高宗诏命右骁卫大将军何力为辽东道安抚大使，盖献诚为右武卫将军，并充任唐军向导，右金吾卫将军庞同善和营州都督高侃为行军总管，共同率军增援盖男生征讨高丽。
　　这一年的九月，唐军在辽东境内击破了高丽的防线，和盖男生及其部众汇合，欲继续南下。高丽盖男建即组织强大兵力，举行反击，唐军不支，败退出高丽境。
　　双方在辽东对峙，达两个月之久。
　　唐王朝封盖男生为特进、辽东大都督、平壤道安抚特使、玄菟郡公。
　　唐高宗和武则天都明白此次征伐高丽的重要性，若双方长期对峙下去，征伐高丽的口实和机会就要丢失；何力虽然骁勇出众，战功累累，但并不是一个帅才，且又是铁勒部族首领出身，可能会勇猛有余而智谋不足；所以，当选择一个有丰富作战经验的人去充任统帅，如此则或可能一举彻底征服高丽。
　　可是，满朝武将中真正能够充任征伐高丽统帅的并无几人。卫国公李靖兵略超群，一生征战，但他于几年前逝世。即使他在世，也从未与高丽交战，对辽东的地形及高丽军队了解不多，所以，也不见得合适。而既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智略超群，又充分了解辽东山川地形及高丽军队情况，可以充任统帅的，只有英国公李勣。可是，英国公李勣乃七十多岁的老人，正在家中颐养天年，他能率军出征吗？唐高宗与武则天经过反复思考，觉得非使李勣出征不可，便决定高宗亲到英国公府中，以探视问候为名，看看李勣的态度如何。
　　高宗皇帝亲驾问候，李勣便明白了其中的用意，便直截了当地问道：“陛下亲驾寒舍，莫不是为辽东战事？”高宗见李勣心里如此清楚，也明确地答道：“正是。”高宗随即又说：“辽东战事，从先帝时起算，已连续了二十余年，我再不忍心为征伐高丽而使人民继续受苦了。所以，此次征伐高丽，我当亲自前往，与高丽一决胜负。但是，最近目疾又重，还引起了头晕的毛病。若以病体出征，乃不祥之兆。因此，我想请您代替我亲征高丽，不知您能否高龄受命？”对于高宗的请求，李勣早就有思想准备，他马上答道：“我年岁虽高，但为了国家社稷，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西汉伏波将军马援高龄请长缨，魏武所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都是我效法的榜样。我愿代陛下出征辽东，荡平高丽，以报答先帝和陛下的恩德。”
　　这时，李勣的女婿杜怀恭十分不愿李勣再行征战，便向高宗告奏道：“岳翁年岁已高，将此重大的军国大事委托于他，若有闪失，恐担当不起，望陛下三思。”高宗笑着答道：“此乃你家的家事，何必烦我劳神呢？”说罢，他看了一眼李勣，李勣已明白了此话根由，君臣二人开怀大笑不止。杜怀恭不解其意，甚为迷惑，但又不敢再行发问。
　　唐高宗遂命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司列少常伯郝处俊和庞同善、何力为副总管，节制海陆各路唐军，以及运粮使窦义积、独孤卿云、郭待封等，征战辽东，讨伐高丽。唐高宗还诏命黄河以北各州田赋捐税，全部运往辽东，以供唐军征战所用。
　　乾封二年（公元667 年）九月，李勣抵达辽东前线。
　　当时辽东前线的战况是，盖男建于头年冬季又组织了一次反击，唐军撤回辽河西岸，盖男生率残部被困在苍岩（今辽宁恒仁）。高丽军防线扩至辽河东岸，辽东各城多为其所据，盖男生把其中的战略要冲新城（今辽宁抚顺北）和夫余（今吉林四平）作为西。北重点防御据点，均派有重兵据守，使二城互为牴角，以阻唐军。
　　李勣渡辽河前，与诸将共议攻取方案。诸将多以为夫余（今吉林四平）
　　在北，新城（今辽宁抚顺北）在南，若取新城，则夫余守军必救；若攻夫余，高丽守军以新城为重，不敢使失，故可使夫余回缩。这样，就可不战而得夫余。唐军既取夫余后，再攻新城，以稳步推进。然而，李勣以为应舍远求近，先攻新城，使兵阻夫余回缩；若攻得新城，夫余孤悬于外，或可置之不理；另外，新城乃高丽西境的重要关口，占取了新城，就等于打开了深入高丽境内的缺口；然后，唐军就可从此逐渐向高丽境内腹地推进，与苍岩（今辽宁恒仁）的盖男生部众会合，最后直达平壤城下。
　　很显然，李勣汲取了唐太宗亲征高丽不克的经验教训，欲把战线快速推进到高丽的心腹地带，不在外围打攻坚战，以避免唐军被拖。
　　于是，李勣率军于新城正面突破高丽辽河防线，进逼新城（今辽宁抚顺北）。高丽新城守将竭力组织防守，并使人求夫余（今吉林四平）增援。新城居民见唐军围攻，因不满高丽守将的欺凌，便发动起义，打开城门投降，李勋未战即取新城。
　　夫余援军见新城已被唐军占领，便于半途折返。
　　李勣乘势率领唐军快速攻袭，占领新城周围十六城。唐军初战告捷，军心士气大振。
　　十一
　　唐军按李勣的部署，置北边夫余高丽军不顾，沿新城一线急速南下。
　　高丽盖男建知唐军长驱南下的战略意图，便命鸭绿江两岸的主力全部北上阻击唐军。为把这股高丽主力消灭在江北，李勣命副总管高侃轻兵速进，至金山（今辽宁康平境）与其会战，但接战后即后退；命左武卫将军薛仁贵率精兵伏于金山之北的险要处， 待高丽追兵至时，即发动冲击；李勣自己率军在最后接应高侃退还后，再合兵攻击敌追兵。这是李勣惯于运用的诱敌设伏的战术。
　　高丽军在金山与高侃接战，高侃佯作不支，高丽军果然中计，乘势北追；伏于半途的薛仁贵见敌追兵至，拦腰横击追兵，李勣与高侃合兵后又一起压了下来，高丽军大败，伤亡数万人，鸭绿江北高丽主力损失殆尽。
　　唐军乘胜掩袭，一举攻克南苏（今辽宁西丰）、木底（今辽宁新宾），与辽东大都督盖男生会师于苍岩（今辽宁恒仁）。
　　至此，高丽于鸭绿江北再无战斗力强的军队了，只有夫余及其周围的数座城池孤悬于北，守军合有万余人。
　　左武卫将军薛仁贵向李勣请求愿带三千人北上攻取夫余（今吉林四平），诸将均以为兵力太少，劝阻薛仁贵不要冒险。薛仁贵说：“兵不在多而在精，只要运用调动得当，少数兵力也可能胜强大的敌人。”李勣非常赞同薛仁贵的意见，便派其选三千精兵，北上去取夫余。薛仁贵北上，设计调高丽守军来夫余城会战，大破敌阵，夺得夫余。夫余平原的数座城池，都望风投降。
　　这时，李勣依据高丽军善于防守的作战特点，思考如何将高丽平壤守军全部调出，将其歼灭于平壤外围，以使将来唐军攻取平壤能够较为顺利，这样就可屈敌之长避己之短。
　　唐高宗和武则天在京师长安牵挂辽东战事，便诏命侍御史贾言忠前往辽东，慰问唐军将士。贾言忠返长安后，高宗问及辽东战事，贾言忠说：“托陛下的洪福，此番定灭高丽无疑！”高宗问其原由，贾言忠回答说：“隋炀帝三征高丽失败，是因为国内民众心怀怨仇，不愿为他卖力；先帝太宗亲征高丽未果，是因为高丽国内精诚团结，战略运用得当，故使先帝含耻；现在我大唐对高丽经十数年的侵扰，使其元气大伤，不可复振，又高丽王高藏软弱，高官显贵专断独行，莫离支盖苏文死后，他的三个儿子又发动内斗，其中盖男生诚心归附我朝，又充作我军的向导。这就是高丽国内的情况。现在，我大唐军队依靠陛下的英明决断，和我大唐帝国的富有强大，前线将士们都能尽心竭力，乘乱而致胜，我想我们一定胜利，无须再度发兵了。”
　　唐高宗又问及前线唐军将士们的情况，贾言忠告诉他说：“我军现在军心士气振奋，诸将领也都对胜利充满信心，且都非常卖力。其中薛仁贵勇超三军，庞同善虽猛勇不足但严于律军，高侃忠勇果断且有谋略但缺乏统帅的才能。不过，能够夜以继日谨慎忘我而为国家之事忧心的，唯有李勣，别人在这方面都比不上他。”高宗听后，更觉得使李勣统率唐军征伐高丽是最佳的选择。
　　唐运粮使郭待封，是郭孝恪的儿子，李勣是看着郭待封长大的。这次，他随李勣出征高丽，负责粮食和军械的运输和供应。唐军攻取夫余后，李勣即想把战线推进到鸭绿江畔，伺机歼灭高丽主力后，再轻取平壤。于是，他便命郭待封将军资粮秣由海路运抵鸭绿江口，但由于时值严冬，运粮船在行进中被流冰所阻，不得前进。郭待封打算写信向李勣报告求救，又恐被高丽军得知此事，所以就写了一首离合诗，将所要报告的内容藏于诗句中，派人送给李勣。
　　李勣此时正为如何调高丽主力来鸭绿江畔决战忧思，见郭待封派人送来一首诗，不觉大怒，心想军情如此紧急，我这老世侄还倒有诗兴，欲加以问罪，这时，李勣的行军管记元万顷也觉得很奇怪，便顺手拿起送来诗，他读了一遍，即发现其中藏有机要内容，马上给李勣报告，李勣遂派小船去接应军资粮秣。
　　这件事一下子提醒了李勣，他命行军管记元万顷起草了讨伐高丽盖男建的一篇檄文，文中罗列了盖男建及其父亲盖苏文的种种罪状，陈述了大唐兴义师，为民除害的宗旨，同时，李勣特别要元万顷用讥诮的口气写上“你们竟不知据守鸭绿江之险”一句话。檄文写好后，李勣即使人送给高丽军。
　　盖男建接到檄文后，见有“不知守鸭绿江之险”一句话，顿觉自己的确失误了，马上把平壤守军及全国的精锐部队调往鸭绿江南岸据守，并给李动写了一封信，信中也讥诮他说：“谢谢你的提醒，我已派重兵守鸭绿江去了！”
　　殊不知盖男建此举，正中李勣下怀。原来李勣经郭待封离合诗的提醒，才觉得严冬十二月，鸭绿江被冰封，才会在入海口处有流冰，这时的鸭绿江是无险可守，唐军若想南下，趟冰即可过去。但为了达到在平壤之外歼敌主力的目的，李勣便在檄文中设计，使盖男建派主力北上来据守鸭绿江，为唐军歼灭高丽主力创造条件。
　　鸭绿江无险可守，高丽主力完全暴露在唐军面前。
　　总章元年（公元668 年）二月，在鸭绿江开封之前，唐军在李勣的指挥下与高丽主力在鸭绿江畔展开决战，高丽主力被唐军全歼于鸭绿江畔。
　　唐军乘胜南下，势如破竹，一路如入无人之境，攻取大行城（今朝鲜咸兴西南）、辱夷城（今地不详），高丽其他各城守将或弃城奔逃，或献城降唐，前后相继不断，唐军直达平壤城下，将平壤团团围住。
　　唐军攻克平壤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因此，李勣命唐军围而不攻，使全军于平壤城外就地休整。
　　就这样相持一月有余，平壤城中高丽王高藏派盖男产率政府各级官员近百人，出城投降。但盖男建仍紧闭城门，拒绝投降，并任用一个名叫信诚的和尚，使他指挥军队抵御唐军攻城。这信诚和尚颇识时务，发现大势已去，便使人与李勣秘密联系，表示愿作内应。
　　几日后，李勣利用信诚和尚内应，率军攻入平壤城，生擒盖男建及流落平壤的百济王扶余丰。
　　唐军占领平壤，安抚百姓，开仓济民，稳定了高丽的局势后，李勣便班师而还。
　　唐高宗和武则天得知唐军平定高丽并撤军东归后，便由高宗诏命李勣先献俘于昭陵（唐太宗寝陵）后再入京师，李勣遵命而行。
　　京师长安举行盛大的凯旋仪式，欢迎李勣。唐高宗亲登含元殿，接受李勣献俘，并要求李勣随自己告祭天地和祖庙，告祭天地在封建社会是皇帝的特权，李勣获得告祭天地的殊荣，足见高宗对李勣平定高丽的感激之情！
　　唐高宗对高丽降众进行了安抚。诏封高丽王高藏为司平太常伯，盖男产为司宰少卿，信诚和尚为银青光禄大夫，盖男生为右卫大将军。盖男建则被流放到黔中（今贵州），扶余丰流放岭南。李勣以下唐军将士亦一一论功行赏。
　　唐王朝遂又把高丽国土全部纳入自己的版图，在其地设五部、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于平壤设安东都护府，使统辖全境督府州县。右武卫大将军薛仁贵为检校安东都护，率精兵二万，驻守平壤。
　　李勣因功被封为太子太师。
　　时年李勣七十有五。
　　第六章忠心事君巧妙介入皇室争斗功勋卓著垂青史
　　一
　　李勣的一生，注定要与唐太宗的事业联系在一起。
　　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 年）四月，三十二岁的李勣任并州（今山西太原）总管不足一年。他率部击败了东突厥南下的一次攻掠后，便和当时的灵州（今宁夏灵武）总管李靖共同奉诏赴京师长安，与朝臣共议唐王朝府兵征调事宜。
　　这时，正是秦王李世民和太子李建成为争夺皇位斗争的关键时刻，正是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诛杀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前夜。
　　秦王李世民和太子李建成之间的矛盾斗争由来已久。
　　唐高祖李渊诸子中李建成是长子，按嫡长子继承皇位的传统，李渊即位后便立建成为太子，建成将来继承皇位好象并无多大问题。但是，从太原起兵，到统一全国的一系列战争中，李世民的功业远远超过了其兄李建成；李世民本人又气度不凡，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他不可能仅仅满足于当一个秦王，必然要力图登上权力的顶峰。因此，在李世民与李建成之间势必要展开一场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殊死斗争。这场斗争在全国基本统一、唐王朝统治地位稳固的条件下，便重加明朗化。
　　在这场斗争中，齐王李元吉站在李建成一边。
　　斗争的双方为了自己的利益，都积极采取措施壮大自己，打击对方，瓦解对方；双方都拉拢朝臣中的高级官员以获取他们的支持，同时又都在地方上设法培植自己的势力。李世民在平定王世充、窦建德时，积极招纳山东豪杰；李建成也不甘落后，也在地方上培植自己的亲信。所以，当时唐王朝朝廷内外的重臣，都被自觉或不自觉地划分在太子集团或秦王集团中。
　　李勣被划分在秦王集团中。在秦王集团中有陈叔达、萧瑀，他门二人当时掌宰相大权；还有长孙无忌、房玄龄、高士廉、尉迟敬德、侯君集、程知节、张公谨等人。太子集团中有掌宰相大权的裴寂和封德彝。魏征当时以太子府洗马的身份为李建成出谋划策。
　　在双方你死我活的斗争中，魏征不止一次地向太子建成建议，要他借机削弱秦王李世民的势力，自己逐渐掌握军政大权。但建成每日沉缅于酒色之中，根本没有把魏征的建议当成一回事。
　　李勣根据当时双方箭拔弩张的形势，觉得爆发流血冲突无法避免，鉴于和魏征的亲密关系，一次借机对魏征说：“先生不觉得应该退出太子与秦王斗争的漩涡吗？”魏征回答说：“我身为太子洗马，不为太子出主意想办法，就是没有尽到责任；而将军您是边镇总管，只对朝廷负责，又怎么受命于秦王呢？”魏征是想提醒李勣不要参与这场争斗。因为就李勣的身份来讲，完全可以置己于事外。李勣说：“我曾受命于秦王，平定王世充、窦建德时，他是统帅，我是将领，怎么能不受命呢？从大唐王朝目前的局势看，秦王恐怕要受命于天，会成为皇帝的。将来你我都要受命于他，所以我请先生不要在这场斗争中扮演突出的角色。”
　　他们二人这样相互告诫，都是出于交情，以免朋友将来遭杀身之祸。
　　随着太子与秦王斗争的不断激烈，秦王麾下的一些人，力劝秦王李世民赶快行动，以免受制于太子和元吉。李世民也想彻底解决问题，遂共同谋定发动玄武门之变，诛杀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在发动玄武门之变的前一天，李世民对麾下诸人说：“大家都建议我行动起来，在目前这种局势下，我只好听从大家的建议。但是，我实在不愿做骨肉相残的事啊！另外，东突厥屯兵塞上，我朝若有变故，他们定会乘机攻掠，这也不得不防。所以，在行动之前，必须再征询两个人的意见，这两个人就是李靖和李勣。他们二人都与我交情不薄，而且对太子和齐王也多有不满，都会赞成我的行动。但是，他们二人身负抵御东突厥的重任，得使他们二人不为我们举事而惊恐，以着全力防备东突厥的乘机进攻。”遂命人将李靖和李勣请来。
　　秦王李世民有请，李靖和李勣已基本明白了所请的用意。待秦王李世民将准备诛杀建成和元吉的计划相告后，李靖和李勣好象和平常一样，没有感到惊慌，都没有做声，只是望着李世民，李世民又一次征询他们二人的意见。
　　李靖和李勣相互看了一眼，都对李世民轻松地微微一笑，还是没有做声。
　　这一笑，李世民不但放心了，而且更敬重他们二人了。因为李世民觉得，处大事而不乱，临大节而不危，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他们二人虽然没有直言，但他们二人那轻松一笑表情所显示的态度，可以使李世民彻底放下心来。
　　六月四日晨，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建成元吉伏诛。唐高祖在既成事实的情况下，只好使李世民主持朝廷事务，不久又封其为太子。李世民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建成元吉伏诛后，魏征被李世民擒获，他质问魏征说：“你不过是山东一村野书生，附我大唐后，不图为我朝廷尽忠尽心，为什么要挑拨我们兄弟间的矛盾？”魏征毫不畏惧地回答说：“太子若早听我的建议，及早动手，恐怕不会落如此下场，真正被诛杀的或许就是你！”李世民听后，甚为恼怒，便令推出去斩首。这时，李勣连忙劝阻说：“请刀下留人。俗话说人各为其主。魏征身为太子洗马，他为太子出谋划策是他的职责，也就是对朝廷尽忠尽心，这一点他没有错；另外，魏征才誉山东，是个很难得的人才，之所以现在被擒获，是生不逢主，遇上了太子那样的主人，才使他有如此下场，所以，这又是太子的罪过，他也没有错。秦王您怎么能杀一个没有罪过的人呢？”
　　李勣的一席话，深深打动了李世民。他也觉得魏征没有罪，并早就听说过魏征的才能和为人，便释放了魏征。
　　李世民初任魏征为詹事主簿，后擢拜为谏议大夫，又迁为秘书监，参预朝政。魏征一生以善于进谏而著称，终成为辅弼良臣，为唐太宗的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默许玄武门举事和举荐魏征，李勣为唐太宗的事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 年），李勣被唐太宗征拜为兵部尚书后，便开始直接参预朝政。
　　李勣参预朝政的第一件事，就是奉命平定齐王李佑的叛乱。
　　李佑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第五子，封齐王，时任齐州（今山东济南）都督。
　　他性情轻浮急躁，心胸狭窄妒忌。他的舅父阴弘智追随左右，经常向他挑拨，说：“你们兄弟太多，共有十四个，太宗皇帝陛下千秋万岁之后，你当为自己着想，起码应该有勇士来保护你的安全。”李佑听信舅父的话，按阴弘智的推荐，便任用阴弘智的妻兄燕弘信去秘密召集勇士。
　　齐州都督府长史权万纪是唐太宗安插在儿子齐王身边的心腹。权万纪知李佑私自招募勇士后，便进行了多次规劝，李佑不但不听，反而更是与招募来的勇士打的火热。权万纪不得已，便将此事奏告唐太宗。唐太宗闻奏，诏命李佑遣散所募勇士，并对儿子进行了严厉的责备。李佑不听父亲的责备，名义上把勇士遣散了，但晚上又暗地接了回来。权万纪担心此事这样下去牵连自己，便对李佑说：“大王您如果愿改过自新，我愿入朝为大王您开脱。”
　　于是列出几条错误，使李佑照直写在奏折上。权万纪面见唐太宗，将李佑的奏折呈上，并对太宗说：齐王定会改过的。唐太宗一面数落儿子李佑，一面勉励权万纪，使其把李佑管好教好。
　　李佑在齐州听说自己被父皇大肆数落了一番，而权万纪则受到父皇的勉励，十分恼火，暴跳起来说：“权万纪出卖了我！他教我认错，作为自己受赏的资本，我有机会一定要杀了他！”权万纪因受皇帝委托，返回齐州后，对李佑的管教更严，达于刻薄寡情。李佑此时尚未完全成年，想出城游玩打猎，权万纪非但不允，还把李佑的苍鹰猎犬都收缴去。李佑和权万纪在齐州闹得你死我活。消息传到京师，唐太宗即派朝廷刑部尚书刘德威前去调查情况。
　　刘德威到齐州后，觉得李佑和权万纪都有错误，便请奏太宗诏命他们二人一同进京调解。接到赴京的诏书后，权万纪先行出发西去，而李佑觉得此去京师凶多吉少，压积于心头的忿怒一下子爆发了出来，与舅父阴弘智及其妻兄燕弘信等人计议后，便使燕弘信率二十余骑西去追杀了权万纪。然后，又发表了文告，任命了上柱国、开府等官，设置了拓东王和拓西王等。同时，又大开国库，取出财钱赏赐迫随者，还把郊区居民驱入城中，使组织起来，利军器，修城墙，准备迎击朝廷的讨伐。
　　唐太宗得知儿子李佑叛乱的消息后，便诏命兵部尚书李勣率怀州（今河
　　南沁阳）、洛州（今河南洛阳）、汴州（今河南开封）、宋州（今河南商丘）、
　　潞州（今山西长治）、滑州（今河南滑县）、济州（今山东东阿）、郓州（今
　　山东东平）和海州（今江苏东海）等九州兵马前去征讨。唐太宗使李勣率兵征讨儿子李佑作乱，一是考虑到李勣对齐州一带的情况比较熟悉，有利于行军用兵的筹划；二是认为李勣办事较为稳妥可靠，着他率军征讨，可控制局势，以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扩大。李勣出征时，唐太宗还使他给齐王李佑带了一封信，信中指责李佑和一些卑下小人的交往之过和此次举事作乱的罪责，并要求李勣将此信一定交给齐王李佑。
　　李勣明白唐太宗托自己带信给齐王李佑的含义，此举表明唐太宗还想再活着看一次儿子，不想让儿子死在齐州。因此，李勣奉命后便急速率兵赶往齐州，担心事态失控。
　　这时，齐州城中的李佑和几个心腹死党欢宴饮酒，根本没有把唐军将要来进剿当作一回事。说到李勣将要率兵赶来时，燕弘信吹牛说：“我右手持酒杯，左手挥大刀，就可把李勣斩于马下，大家根本不用发愁”。几个人继续饮酒作乐。
　　齐王府兵曹参军杜行敏深知齐王李佑作乱的严重后果，便召集手下人，商议活捉李佑等人。李勣率军赶到齐州的前一天晚上，杜行敏指挥部下在齐王府内鸣金击鼓制造混乱，李佑问及时，手下人都回答说，英国公李勣已率军攻入齐州。李佑一听，十分恐惧，便躲在卧室，使人紧闭门窗抵抗。杜行敏等人将李佑卧室团团围住，但就是攻不进去，一直相持到第二天中午。杜行敏见无法攻破，便命周围堆起木柴，打算焚烧李佑。就在这时，李勣率军赶到，他使杜行敏撤去木柴，对屋里的李佑说：“皇帝陛下派我前来，是接齐王您回京师的，并不是要加害于您。我还持有皇帝陛下给您的一封信，皇帝在信中讲的话，也是着您前去京师。”李佑不信，李勣再行规劝说：“若皇帝要我加害于您，何必还要我带信给您呢？”李佑觉得此话有一定道理，便和心腹一块开门出来。
　　李勣命将齐王李佑的几个心腹当场斩首示众，李佑吓得连声求饶，李勣对他说：“太宗皇帝手提三尺龙泉剑，一举而定天下，您小小年纪，怎么敢凭区区数百人就去举事作乱？您的做法等于用一个手指去撼动泰山，这怎么可能呢？”李佑向李勣哭诉说：“我根本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我以为这和我过家家玩一样。”李勣听后，甚是为他惋惜。
　　李勣未战而定齐州，押解李佑返回京师。唐太宗见到儿子后。大声斥责他说：“你身为藩王，辜负了我对你的期望，竞敢举事作乱，若都象你这样，我大唐的江山还能太平吗？还能长久下去吗？”遂命李佑自尽。朝臣们多念李佑年纪尚轻，请太宗免其一死，但太宗终未同意，李佑遂于内侍省悬梁自尽。当时，李勣也在朝中，他听了太宗斥责儿子的话后，就明白唐太宗是想拿齐王开刀，来恫吓其他皇子。所以，满朝文武都为李佑求情时，只有李勣未动声色。
　　唐太宗知道李勣率军平定李佑，并未动干戈，他见李勣不为李佑求情，很是疑惑不解。事后不久，他问李勣道：“我诛齐王时，你为何冷眼旁观，既不替他求情，也不因功请赏，是为何故？”李勣回答说：“陛下与齐王若为父子，则齐王罪不当诛。齐王年纪小。尚未完全懂事，所犯错误乃小人教唆，可以谅解，哪里有父亲不原谅儿子的事呢？父亲起码应给儿子改过自新的机会啊！但是，陛下与齐王实为君臣，如此则齐王罪当该诛。太上皇开国后到陛下君临天下，所封藩王多达百余，如果这些人都象齐王那样为小人教唆，都要起事作乱，这大唐的天下不就要大乱吗？所以，陛下赐齐王死罪，哪有不该之理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作为臣下，还能和陛下二心吗？至于因功请赏事，我实未敢想。因东去齐州对我好象是旧地重游去了，并未动得干戈，我于公事而私游，还敢请赏吗？”
　　听了李勣的一番话后，唐太宗不觉两眼纷纷泪下，说道，“齐王若是由您来扶助，定不会闹出如此事端来，也不会落如此下场。我儿的命苦啊！”
　　说罢掩面抽泣不止。
　　唐太宗不仅仅是为齐王的命运抽泣，皇太子李承乾也使他伤透了心。
　　三
　　唐太宗的嫡长子李承乾，武德二年（公元619 年）生于长安承乾殿，因而命名为承乾，武德九年（公元626 年）十月，李世民即皇帝位时，即立承乾为太子，时年仅八岁。
　　幼年的承乾以聪明敏惠深得唐太宗的喜爱。为了使他得到良好的教育，唐太宗特命李纲为太子少师，对他进行为君之道的教育。但是，承乾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缺乏其父那样接触民间目睹动乱的社会阅历，难免眼光短浅，识不及远；同时，无比尊贵的地位，散慢的生活习性，使他难免染上了铺张奢侈，喜爱漫游的纨袴之气；他不畏群贤，甚至还制造假象愚弄朝臣，贞观年间的谏臣如李百药、于志宁、杜正伦、孔颖达、张玄素等都做过他的老师，不是被赶跑，就是关系搞的过于紧张，唐太宗对太子李承乾的所作所为，也多有了解，但总觉得似可原谅，等待他能悔过自新。
　　贞观十年（公元636 年）以后，太子李承乾完全成人了，但他自小养成的恶习也成了固癖，已无法改掉了。
　　李承乾在东宫内铸造铜鼎和铁锅，雇用逃亡的犯人，去偷盗民间的马牛，他亲自烹饪，和宠爱的下人一块食用；他还喜欢说突厥语，穿突厥服装，特别遴选面貌象突厥人的侍从，使每五个人组成一个部落，把头发梳作突厥人模样，身穿皮衣，到草地上放羊；他还在宫内草地上架设了突厥人住的帐篷，自己住在里面，宰羊煮肉，向往突厥人的生活。他还常使左右把他当作突厥可汗，有时躺在地上假装死了。要左右侍从按突厥人的风俗为他办丧事。太子东宫内被搞的乌烟瘴气。他曾宣布说：“有朝一日我当了大唐皇帝，定要率你们去金城（今甘肃兰州）打猎，要当成突厥人，投靠阿史那思摩，如果让我去打仗，我定不会落在别人后边。”
　　太子宫左庶子于志宁，右庶子孔颖达，不断劝谏李承乾，同时把上述情况一一奏报唐太宗。太宗不时嘉勉他们二人，使尽力辅佐太子走上正道，并擢升于志宁为太子宫詹事，调任朝臣张玄素为太子宫左庶子。李承乾对这三个人，恨之入骨，暗中曾使人招募刺客，去刺杀这三人，但没有成功。
　　任梁州（今陕西南郑）都督的汉王李元昌，是唐太宗的弟弟，他时常违背法令，受到唐太宗的多次谴责。他遂怀怨恨，希望政局改变。李承乾和他这位叔父较为投机，经常搅在一块，游玩嬉戏。他们把左右侍从及卫队分作两队，二人各率一队，大家身披毛毡，手持竹枪竹刀，扎营列阵，大声呐喊，冲锋撕杀，枪刺刀砍，当作娱乐。李承乾对大伙说：“假如我马上就当皇帝的话，我定要在御花园设一个万人营，由我与汉王分别指挥，使他们肉搏战斗，我们饮酒观赏。”他又补充说：“我当了皇帝，就是为了尽情享受所有乐趣，若有人规劝，立即诛杀，顶多杀上几百人，就不会有人规劝了。”
　　太子李承乾的所做所为，宫内宫外议论纷纷沸沸扬扬，唐太宗的庶子魏王李泰便逐渐萌发了夺嫡的念头。他对人态度谦恭，博得众人赞誉不绝。黄门侍郎韦挺和工部尚书杜楚客先后兼任魏王府管事，他们二人竭力穿针引线，大量结交朝廷要员。朝廷官员遂分为两派，一派支持太子，一派支持魏王。
　　在这种情况下，唐太宗便产生了废嫡的想法。他对太子李承乾的要求更严厉了，动辄就指责，还下令斩杀了太子所宠的乐僮和道士，责令太子闭门思过。同时，唐太宗亦开始逐渐宠爱魏王李泰。
　　吏部尚书侯君集的女婿在东宫当差，李承乾便召侯君集前来求教，侯君集对承乾大献殷勤，劝他发动政变，并对他说：“现陛下越来越宠爱魏王，你恐怕要落个隋炀帝哥哥杨勇被废黜的下场。今后如皇帝陛下召见你，请一定要做好戒备。”李承乾遂用重金买通了负责皇城保卫的中郎将李安俨，令其报告皇帝的日常举动。汉王李元昌也鼓励李承乾发动政变，并要求政变后将太宗身边的两个会弹琵琶的美女赏给他。长广公主的儿子赵节，为洋州（今陕西洋县）刺史，是唐太宗的外甥，他也参与了李承乾的密谋。唐太宗的女婿杜荷，是杜如晦的儿子，也与李承乾搅和在一起，共谋发动政变。他们在一起刺血盟誓后，准备进攻皇宫。杜荷对李承乾说：“进攻皇宫不妥。不如你称得了急病，生命垂危，皇帝一定要来探视，到那时我们动手，定会成功。”
　　就在这时，齐王李佑作乱，其雇用的一个杀手纥干承基逃来京都，归附太子门中。李承乾对纥干承基说：“我东宫的西墙，距皇宫不过二十步，这种条件，齐王怎么能比，你投奔于我才能共造大业！”唐太宗平定齐王后，便追查齐王的党羽，绝干承基亦被大理狱逮捕，并将要被杀头问罪。
　　纥干承基为了活命，遂向唐太宗密奏太子李承乾欲谋反事。唐太宗大为震骇，立即指定司徒长孙无忌，司空房玄龄，特进萧瑀和兵部尚书李勣，会同有司，调查审理此事。
　　长孙无忌，房玄龄和萧瑀为当朝宰相，而李勣不过一个兵部尚书，在官阶上和他们根本不能并列。唐太宗所以使李勣参与审理太子谋反事件，可能是他觉得李勣这个人既有高度的责任心，又有一定的人情心。在审理太子谋反事件上安排这样一个人，当可使调查审理不会走向极端。
　　调查审理的结果不言而喻，太子李承乾谋反证据确实。但怎样处理李承乾，唐太宗的心情是很复杂的。这种复杂心情就是李勣所指出的那样：作为大唐王朝的皇帝，他不能容忍任何人破坏自己的统治秩序，尤其是不能容忍把矛头直接对准自己的叛逆活动；作为父亲，他又觉得尽管儿子把事情做得出了格，但儿子毕竟是父亲心头的肉啊，儿子再有罪过，当父亲的都应该原谅。总之，君臣也罢，父子也罢，总不能把自己生的儿子，一个个都由自己处死吧！唐太宗充满了爱和恨、可怜与憎恶复杂交织的心情。
　　为此，唐太宗召长孙无忌、房玄龄、萧瑀和李勣共同商议如何处置承乾的问题。长孙无忌是承乾的舅父，他的心情也很复杂，只是望了其他人一眼，没有作声；房玄龄和萧瑀虽身为当朝宰相，但因牵扯到唐太宗与李承乾的父子关系，都觉得有些话不好讲，也不作声；李勣略作思索，对唐太宗说：“处理此事的最好结果，应该是陛下得以仍是慈父，儿子得以终其天年。”就这一句话，使唐太宗那种复杂的心情清晰了许多，其他几个人也表示这种方法处理最为恰当。
　　于是，唐太宗下诏，罢黜李承乾的太子身份，贬为平民百姓。其他参与谋反的人一律斩首问罪，太子宫的有关官员，因没有尽到规劝责任，均贬为平民。
　　通过这件事，唐太宗尤为赏识李勣的忠心、坦诚和才能。
　　四
　　在众多庶子中，唐太宗比较宠爱魏王李泰。太子李承乾被废后，李泰便觉得自己继太子位的时机已经成熟，便每日进宫侍奉唐太宗，欲使唐太宗尽快下诏封自己为太子。
　　这些情况，都被朝臣看在眼里。中书侍郎岑文本和黄门侍郎刘洎，曾几次上疏，奏请太宗尽快立李泰为太子，但司徒长孙无忌等人，却奏请立晋王李治为太子。朝臣意见不一，唐太宗左右为难，终不知如何是好。
　　这日，魏王李泰又到宫中侍奉唐太宗，值身边无人之际，他向唐太宗说：“我到今天才终于成了您的儿子，这是我的再生之日。”说罢双手掩面，痛哭不止。太宗怜其心情，便对他说：“我欲封你为太子，但朝臣中有人不同意。另外，晋王李治我也得考虑有所安排啊！”李泰说：“我只有一个儿子，父皇若封我为太子，待我将来死的时候，一定把我的儿子杀掉，然后把皇帝位让给晋王李治。”
　　唐太宗遂将李泰的话转诉给群臣，并说：“谁不爱自己的儿子，魏王能答应杀死自己的儿子，而让位给弟弟晋王，这种心情，任何人都会动情啊！”
　　谏议大夫褚遂良说道：“陛下您的话说错了，请再三思，不要贻误了大事。
　　若陛下千秋万岁之后，魏王君临天下，他能杀死自己的爱子而传位给晋王吗？
　　天下哪会有这般事情！”
　　这时，李勣奏道：“魏王之语不可信，也不可能。当初，陛下封承乾为太子，又同时宠爱魏王，给魏王的赏赐，有时候超过了给太子的赏赐，这就使魏王萌发了不良的念头。与其说是承乾要谋反，倒不如说是魏王有夺嫡的念头而迫使他那样做。这种情形引起的灾祸还小吗？承乾的事情相去不远，足可以引为借鉴！”李勣说到这里，满朝文武都大为惊异，一是觉得李勣的话有一定道理，而谁都没有向皇帝挑明；二是都为李勣捏一把汗，若皇帝真的以魏王为太子，这结果会使李勣祸及性命的。见唐太宗和满朝文武都十分惊异，李勣接着说道：“择立太子是朝廷大事，应谨慎处之，自不必说。我以为择立太子也是皇帝陛下自己家里的大事， 若立魏王为太子，皇帝陛下就要把自己家里的事处理好，最起码要把晋王安排好，以免他将来不能终其天年。”唐太宗听后，突然间觉得很伤心，双手掩面抽泣不止，起身回宫去了。
　　魏王李泰最担心皇帝封晋王李治为太子，所以就恫吓李治说：“你和李元昌一向交往很好，现李元昌因叛逆罪已被处死，难道你不担心吗？”李治从此满面忧愁。这日，唐太宗见李治忧愁太甚，便问其根由，李治便将魏王恫吓事如实相告。唐太宗听后，怅然若失，不得不考虑到魏王李泰既有使人宠爱的一面，更有凶狠暴戾的一面，若真的以李泰为太子，就会象李勣所说的那样，李泰兄弟之间免不了有一场杀戮。
　　唐太宗逐渐拿定了自己的主意。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 年）四月六日，唐太宗于两仪殿朝会群臣，朝会结束后，待文武百官全都退出，唐太宗又召长孙无忌、房玄龄、李勣、褚遂良四人一同回到后宫，并又召晋王李治前来。唐太宗对他们说：“我的子弟们平常不听我的劝告，做出了叛逆那样的事来，使我伤心透了；现又为争立太子，搞的沸沸扬扬，更使我心灰意冷。”遂扑倒在床上，伤心地痛哭起来，长孙无忌等忙进行谏劝，并上前打算扶起唐太宗。突然，唐太宗拔出了佩刀，准备刺向自己的心窝，李勣见状，忙上前夺下佩刀，交给了身边的李治。
　　长孙无忌等人知此是为了立太子事，便同向唐太宗请求，请唐太宗说出心里的想法。唐大宗见时机成熟了，便对他们说：“我经过反复思考，打算立晋王李治为太子。”长孙无忌等人异口同声他说：“我们遵从陛下的圣命，若有人反对，我们奉命严惩不贷。”唐太宗马上吩咐晋王李治说：“你舅父同意立你为太子了，还不赶快叩头谢恩！”李治忙跪谢诸人。唐太宗又问：“你们四个人同意了我的决定，不知朝中其他人做如何想法？”李勣回答说：”晋王素仁爱忠厚，慈情孝顺，天下人早闻其德。陛下也可试探召见文武百官，问问他们晋王的为人，如果有人说晋王的品德不好，则肯定是欺骗陛下。”唐太宗点头同意。
　　当日，唐太宗又召见六品以上全体朝臣于太极殿，对他们说：“承乾悖逆，李泰凶险，都不适合作为太子，我打算在群子中选立太子，你们觉得谁合适，诸如实奏上。”唐太宗废黜了承乾，又说李泰也不合适，实际上等于说明只有晋王李治为太子了。群臣在当时只能这样认为，即使想拥立李泰为太子的那些朝臣，也听出了其中的用意，哪还敢再去为李泰说话。大家遂于殿上齐声上奏道：“晋王仁慈孝惠，当为太子！”唐太宗听后，大为欢喜。
　　遂命召李泰入朝。李泰以为要立自己为太子，心喜若狂，急急前来，唐太宗命呈宫卫士引李泰入肃章门，将其囚禁于北苑。
　　次日，唐太宗正式下诏，封晋王李治为太子，并大赦天下。这时，唐太宗才对身边的侍从说：“这些天来，为立太子事使我心情烦燥，脑子很乱，真不知如何是好。英国公李勣的一席话，使我突然间明白了。我若立李泰为太子，就等于向天下表明，太子这个位置是可以通过不正常的阴谋手段而取得。这样一来，我朝将来的太子亲王之间就会出现投机钻营甚至杀戮。我作为皇帝，能开这个头吗？现在太子承乾无道，魏王李泰钻营，我把他们全部废黜，使心地善良慈孝有德的晋王李治为太子，堵塞了灾祸混乱的根源。这一方法我要传给子孙后代，作为处理这项事的法则。而且，若使魏王李泰为太子，承乾和李治都会送命被杀；以李治为太子，承乾和李泰虽为庶人，也可终其天年。”唐太宗不愧为有作为的政治家，他能按李勣提供的思路，较为妥善地处理了选立太子的问题。
　　唐太宗还在思考给新太子选配一个较为理想的辅臣班子。
　　几日后，唐太宗诏命长孙无忌为太子大师，房玄龄为太子太傅，萧瑀为太子太保，这当朝三位宰相共为太子三师；诏命李勣为太子詹事，加授同中书门下衔，使总管太子宫的一切事务，并领有宰相大权；又诏命左卫大将军李大亮为太子右卫率，前太子詹事于志宁、中书侍郎马周共任太子左庶子，吏部侍郎苏勖、中书舍人高季辅共任太子右庶子，刑部侍郎张行成为太子少詹事，谏议大夫褚遂良为太子宾客。不久，又诏命李勣兼任太子左卫率。
　　唐新立太子李治这个辅臣班子的组成，唐太宗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长孙无忌等人为太子三师，因其为当朝宰相，朝廷重臣和唐太宗的心腹，自不必多说。但把李勣从兵部尚书的职务上提升为太子宫总管并赋予了宰相大权，说朋唐太宗对李勣特别垂青。究其原因，一是唐太宗通过李勣参预朝政后的一系列做法和想法，觉得李勣既有武臣的勇猛，又有文臣的韬略，是一个很难得的人才；二是晋王李治长期遥领并州大都督，李勣为并州大都督府长史，二人之间存在着一种故旧关系，故唐太宗寄期望于李勣，希望他能尽心辅弼太子。实际上，唐太宗将自己安排李勣为太子詹事的想法，也如实地告诉了李勣。他说：“我儿李治新登皇储之位，您是他原来的长史，并有十数年之久，所以我才考虑将太子宫的一切事务委托给您。”
　　唐太宗做出这样的决定，就等于把辅佐太子的历史重任放在了李勣的肩上。
　　一次，唐太宗于皇宫内设宴，邀请李勣等人前来饮酒。宴席之间，唐太宗对李勣说：“我在朝臣中挑选可以托孤的人，再没有人比您更合适。您当年不辜负李密，以后定不会辜负于我！”李勣涕流满面，谢恩立誓。由于过于兴奋，李勣饮酒过量而醉卧宴席，唐太宗脱下自己穿的龙袍，盖在他身上，以避免他受凉。其中足见唐太宗对李勣的信任程度。
　　李勣任太子詹事后不久，曾受命北击薛延陀，因长期鞍马劳累，返回京师后突然得了暴疾，生命垂危，卧病在家。唐太宗立即使皇宫太医前去诊治，太医回奏说：此病当用秘方医治，秘方中有一味药引，乃胡须的灰烬。太宗得知后，马上剪下自己的胡须，烧成灰烬，亲自和在药丸里，使太子李治亲自送去。李勣疾愈后，得知自己所服药中有太宗皇帝陛下的须灰，诚恐诚惶，急忙前去谢恩。唐太宗对他说：“我这样做，是为了大唐王朝，不是为你，有什么好谢的呢？”李勣在阶下感恩叩头不止。
　　作为封建帝王，唐太宗有从谏如流、知人善任的长处。他任李勣以要职，是他对李勣个人品质和才能长期观察考验的结果。他对李勣关怀备至，引为心腹重臣，目的即如他本人所说的那样，即使大唐帝国永远强盛不衰。他为了表彰有功之臣，曾命画师于宫内凌烟阁，将二十四名开国元勋的像画于屏上，欲留给子孙作为永久纪念，以教导子孙们不忘大唐江山来之不易，同时也是对这二十四名功臣的嘉奖。凌烟阁画像中。李勣就是其中重要的一员。
　　在李勣的画像上，唐太宗还亲自撰写了小序，以表示对这位心腹重臣的信任和嘉赏。
　　对于唐太宗的如此信任和备至关怀，李勣更是心领神会。他觉得，只有全身心地履行好自己的职责，才能报答太宗皇帝陛下的圣恩。
　　李治选立为太子后的一段时间，因唐太宗还没有从被儿子们的事所搅扰的心情中完全解脱出来，李治就经常进宫侍奉唐太宗，多辄半月少辄有旬，打乱了作为太子应遵守的生活程序。为此，李勣上奏唐太宗说：“太子的职责应该是读书学习亲近师友。但太子现进宫侍奉陛下，多住于皇宫中，很少有机会和时间去接触师傅。请陛下克制一下儿女之爱，立足于长远，这才是我大唐的大幸事！”唐太宗觉得李勣所奏不无道理，便命李治返回东宫，并使太子辅臣班子中的马周、于志宁、褚遂良等人，每隔一天前往东宫一次，与太子李治一道参究学问。
　　在李勣等人的辅佐下，李治开始向大唐王朝皇帝的宝座攀登。
　　五
　　唐太宗为了使李治能很好地继承皇位真可谓费尽了心机，他擢升和嘉奖李勣，李勣又尽心尽责，君臣间的关系水乳交融，两情契合，以至于达到外虽君臣内实骨肉的程度。但是，作为封建帝王，唐太宗对李勣并没有彻底地信任，他玩弄封建帝王惯用的权术，给李勣留了一手。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 年）夏，唐太宗身患重病，行将就木，临终前不久，他对太子李治说：“李勣的才能和智慧，辅助你继承皇位，是绰绰有余的。他能忠心于我，是因为我对他有恩德。但是，你对他没有恩德，恐怕很难使他效忠。我现把他贬到外地，如果他马上出发，等我死后，你就擢升他为仆射，可以信赖于他；如果他对我的诏令犹豫拖延，就把他杀了。”遂诏命李勣为叠州（治所在今甘肃迭部）都督。唐太宗采取如此手段对待李勣，根本的原因是李勣的能力太强了，以致使他不敢完全信任。而李勣突然无缘无故被贬到千里之外，他立刻警觉到刀已加颈，连家都没有回，马上动身赴任，可以说是洞察了唐太宗的肺腑。
　　这是唐太宗与李勣君臣之间非常不愉快的一幕。
　　此后不久，唐太宗便撤手西去，李治终于登上了大唐王朝皇帝的宝座。
　　唐高宗李治登基后的第四天，便遵照父皇遗命，下诏擢升李勣为特进，摄理洛州（今河南洛阳）刺史，并兼东都留守；又过了半个月，唐高宗又擢升李勣为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恢复李勣的宰相衔；三个月以后，唐高宗又诏命李勣为左仆射，使全权负责朝廷的一切政务。
　　经过这个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的过程，李勣依然忠心不改，全身心地辅佐唐高宗李治。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唐高宗的帝王之基得到了稳固。李勣即要求辞去左仆射职务，唐高宗再三挽留，李勣以年岁已高固辞不任，唐高宗遂准李勣所辞，但仍使其领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衔。永徽四年（公元653 年），唐高宗以李勣功勋卓著，忠心宽厚，封其为司空。此职乃唐王朝官阶中最高的三公之一。
　　从永徽五年（公元654 年）开始，唐高宗陷入了更换皇后的漩涡之中。
　　高宗的元配夫人王皇后未为皇帝生下龙子，高宗即有废黜的念头，而且也物色好了皇后的继任者，这便是后来显赫一时的武则天。这武则天名叫武曌，原为唐太宗的妃子，太宗死后，其后宫嫔妃都被送至感业寺当了尼姑。
　　唐高宗为太子时，曾在后宫与武曌有过一面之交，被她的美艳所吸引。待高宗继位后，便从感业寺将武曌召回宫中，封为昭仪。武曌重新回宫后，心思灵巧，聪明睿智，深得唐高宗的宠爱。但武曌善于权术，不甘心仅仅当一个昭仪，把目光盯在了皇后的宝座上。所以，开始她便巴结王皇后，王皇后初被其蒙骗，曾多次在唐高宗面前说武曌的好话，高宗遂封武曌为宸妃。这样，武曌距皇后的宝座又进了一步。
　　后来，王皇后发现了武曌的目的所在，便联合萧淑妃，和武曌展开了白热化的夺床斗争。武曌不惜掐死自己的亲生女儿来嫁祸于王皇后，促使唐高宗萌发了废黜王皇后、册封武曌为皇后的念头。
　　但是，唐高宗也不敢随心所欲，他要听取朝臣们的意见。
　　对此，武曌早有准备，她曾使人暗中拉拢朝臣要员，多以升官为诺，使一些朝臣死心踏地地为她说话。其中中书舍人李义府，卫尉卿许敬宗，公开上疏唐高表，请求册封武曌为皇后。李义府因此而升为中书侍郎，许敬宗升为礼部尚书。然而，武曌十分清楚，光靠这些人活动，起不了根本性的作用；要达到目的，必须做好几位托孤大臣长孙无忌、李勣、褚遂良和于志宁的工作。因此，她不断派人上这几个人的门去求情，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不领武皇的情，且态度非常坚决；李勣和于志宁拒收送来的礼物，不置可否。
　　李勣持如此态度，并不是他在耍滑头，而是他自有难处。皇帝已有更换皇后的圣意，作为臣下无论如何是无法阻挡的，此其一；武曌为人，心狠手毒，一旦坐在了皇后的宝座上，定要大施报复，此其二；自己一生尽心尽责，为大唐王朝呕心沥血，总不能因一妇人而祸及全族，此其三。所以，李勣在唐高宗更换皇后的问题上，看得更远。李勣不愿做愚忠的牺牲品。他采取了不介入的态度。
　　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则陷入了这个漩涡。
　　一日，唐高宗诏四位托孤大臣进宫议事，李勣知是为更换皇后事，便称病告假不去。褚遂良与长孙无忌商议说：“您是皇帝的舅父，若你出头，恐要逼迫皇帝陛下背上不听舅父劝谏的恶名；我乃一草民出身，无汗马功劳，却居于宰相高位，我若不劝谏，就无颜在地下再见太宗皇帝了。”于是，褚遂良诚恳地劝谏唐高宗打消更换皇后的念头，并严厉指出：“武曌乃先帝的妃子，为天下人皆知，若使武曌为后，陛下怎么蒙蔽天下人的耳目呢？陛下又怎么能使后世人不评头论足呢？”唐高宗不但听不进去这些话，还命侍从将褚遂良赶出去。武曌在珠帘后谛听，也忍不住大声叫道：“为什么不杀了这个獠贼！”长孙无忌无奈，只好劝高宗息怒，对他说：“褚遂良是先帝的托孤大臣，”请看在先帝的份上，饶恕他这一次吧！”
　　另外，侍中韩瑗和中书令来济也利用晋见高宗的机会，引用古代的故事来说服劝谏高宗，但全然不为高宗所听。
　　这日，李勣进宫晋见唐高宗。唐高宗乘机征询李勣的意见，他说：“我打算废黜王皇后，另立武宸妃为皇后，托孤大臣中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坚决反对。反正我意已定，您也是托孤大臣，您认为应该如何呢？”关于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劝谏唐高宗的情况，李勣早有所闻，他明白高宗皇帝是铁了心要更换皇后的。李勣此时，只能给唐高宗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所以，他对唐高宗说：“此乃陛下家事，何烦老臣费心！”唐高宗一听，心里豁然开朗，更换皇后的决心不但更坚定了，而且也找到了更换皇后的借口。遂命许敬宗等人在朝臣中说：“乡巴佬多收了几斗麦子，就想要更换老婆；皇帝陛下身为天子，想要另选皇后，和别人有什么相干，竟然议论纷纷！”朝臣们听得此言后，遂不再劝谏。
　　永徽六年（公元655 年）十月，唐高宗李治下诏废黜王皇后、萧淑妃，贬为平民，正式册封武曌为皇后。
　　武曌登上皇后宝座后，逐渐开始一系列的报复活动。
　　褚遂良先是被贬为潭州（今湖南长沙）都督，后又改迁桂州（今广西桂林）、爱州（今越南清化）等地；韩瑗被贬至振州（今海南三亚），来济被贬至台州（今浙江临海）。
　　后不久，许敬宗和李义府又诬奏长孙无忌与褚遂良等人谋反，武曌借唐高宗之手先贬长孙无忌为平民，流放黔州（今贵州省），后又使其自杀身亡；褚遂良、韩瑗、来济等人也遭灭族之祸。以后还旁及了其他一些贞观重臣。
　　武曌肆虐诛杀的人，大多为贞观老臣。这些人对大唐王朝的建立，做出了卓著的贡献，他们忠心耿耿辅佐高宗，却为武曌所不容。武曌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非凡的女性，长期的官廷生活和偶尔参与朝政的经历，使她的权力欲恶性膨胀，她不但要当皇后，而且还想当女皇，那些贞观重臣无疑是武曌实现自己野心的障碍。所以，武曌当皇后，大肆诛杀朝中贞观重臣，既有报复的目的，也更有为自己实现野心扫清障碍的目的。
　　武曌的所作所为，没有超过一个封建帝王权力所能够允许的范围。
　　在武曌的肆意诛杀行动中，李勣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得以善终的贞观重臣之一。
　　六
　　此后的李勣，只在家中颐养天年，除特殊情况外，多不参预朝政。
　　自武曌为皇后，四个托孤重臣中的两个遭受迫害，于志宁亦被罢官闲置在家，只有李勣一人还在朝中。所以，唐高宗每遇出巡之类事，均召李勣随驾。这大概是为了达到心理上的一种平衡的举措。
　　显庆二年（公元657 年）底至次年初，唐高宗出游东都，诏司空李勣随驾。李勣遵命而行，路上偶遇风寒，唐高宗亲自动问，以示君主情谊。
　　麟德二年（公元665 年），唐高宗和武则天率朝臣百官东去泰山封禅，特任李勣为封禅大使随行。潞上，唐高宗询问李勣道：“隋炀帝杨广因拒绝群臣的规劝，以致遭灭；先帝能纳谏，群臣都能直言心事；我以此为警戒，虚心诚意要求朝臣们直言，可是竟没有人说话，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李勣先是避而不答，唐高宗一问再问，李勣只好对他说：“陛下所为都尽善尽美，朝臣们都觉得没有什么可规劝。”高宗听后，怅然若失，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此次封禅，圣驾路过李勣家乡旧居，李勣的姐姐早年守寡，住于旧居。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皇后武则天专门前去看望李勣的姐姐，并赐以衣物。武则天还建议唐高宗封李勣的姐姐为东平郡君。高宗知李勣的姐姐寡居乡间，无有依靠，便要李勣将其接到京师长安颐养天年。李勣只有这一个老姐，他把姐姐接到长安后，姐姐有病，李勣便亲自为其煮粥。煮粥时，火苗烧着了李勣的胡须，李勣都毫无察觉。姐姐想弟弟乃朝廷一品大官，还常为自己煮粥，并搞的如此狼狈，十分过意不去，便劝李勣再不要这样做了。李勣对老姐说：“姐姐多病，我也老了，虽然有心，谁知再能这样做几次呢？”手足之情，令人赞叹。
　　乾封二年（公元667 年）经唐高宗亲驾相请，李勣受任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出战高丽，战至次年，高丽乃平。高宗以其功，封李勣为太子太师。
　　李勣此次征战回师后，便身患重病，卧床不起。唐高宗闻知后，便诏命李勣的弟弟李弼从晋州（今山西晋城）刺史的任上速回京师，改任为司卫正卿，供职于京师，使照料李勣。同时，唐高宗还不时过问李勣病情，使太医问诊，并送来宫中的药草。凡唐高宗所赐之药，李勣定要全部煎服，弟弟及家人请来游医所开药方，李勣一律不服。他对弟弟及家人说：“我本是山东一田夫，因为遇到圣明的君主，才官至三公之位：我年届八旬，能如此长寿，岂不是上天保佑！寿命长短，乃命中注定，怎么能向巫医乞求活命呢？”
　　一日，他对弟弟说：“我今天病势稍轻，可使全家欢聚一下，我有话要对你们众人说。”李弼遂召集家人，共陪李勣宴饮。宴毕，李勣当众人面，对弟弟李弼说：“我知道我的病不会痊愈，今天的宴会，是和你们告别。”
　　家人听得此语，都不觉失声痛哭。李勣接着说：“你们不要悲哭，要静静听我说。我亲眼见房玄龄、杜如晦和高季辅等人，一生勤劳辛苦；戎马征战，因功受赏而刚刚立得一个门户，并且想使皇帝的恩荫一直延续下去，可是他们却偏偏遇上了不肖子孙，使家族遭祸，再没有留下一线生机。我所有的子孙都在这里，今天我把他们全都托付给老弟。望在我死之后，能全力扶养孤幼，尽心孝敬老人，不要再惹事端。若发现子孙中有人品行不端或交结不良之徒，一律先行打死，然后奏报皇帝陛下。这些话望你们切记，不可稍有贻误！”李勣说罢，两眼中涌出了浊泪，遂不再言语。
　　在这最后的遗言中，李勣没有要求子孙们感报圣恩，忠心侍君，而是仅仅要求子孙们谨言慎行不惹事端，以确保子孙们的平安。
　　这是李勣长期处身于封建政治斗争中，把封建政治本质看得十分透彻所得出的结论。
　　纵观李勣的一生，早年投奔瓦岗，曾智勇双全，叱咤风云；归附李唐王朝后，尽心尽责，忠心耿耿，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为人耿直宽厚，能容人之一技之长，魏征、高季辅、杜正伦、郭孝恪、戴胄等人，都曾得到过他的礼敬，并推荐给唐太宗，他和这些人一起为唐太宗的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尽节事主交情仗义，能依礼完葬旧主李密；瓦岗旧友单雄信在洛阳攻破时为唐所获后，他仗义执言，为其说情；待其行将就戮时，他悲恸万分，割下自己大腿的肉使单雄信吞下，以示生死永诀，并收养单雄信的儿子直至成人；他身为将领统帅，一生身经百战，深有谋略，功勋卓著。战争中能虚心听取别人意见，取胜后把功劳归于部属，并将赏赐财物尽散于部属。他治家有方家规严格，全家和睦相处，长幼有序，多为时人赞赏。
　　李勣做到了一个封建王臣应该做到的一切。
　　总章二年（公元669 年）十二月三日，李勣病逝于京师长安，享年七十六岁。
　　唐高宗得到这一消息后，甚为悲恸，诏命辍朝七日，以示举哀。又赠李勣太尉、扬州大都督，赐谥号贞武，使陪葬唐太宗昭陵。同时，命司平太常伯杨昉全权负责李勣丧葬事宜。
　　到安葬李勣那天，唐高宗亲自到未央宫，登上阁楼，眺望灵车远去，恸哭失声，朝中文武百官身着丧服，扶灵相送，直至城外。
　　李勣被安葬在唐太宗昭陵的正前方，其坟冢筑为三山，象征着阴山、铁山和乌德鞬山，以旌表其破东突厥和薛延陀的不朽功勋。
　　这，凝结了李勣这位历史人物一生的全部意义！
　　后记
　　我是把李勣这个人物放在历史中记叙的。
　　在诸多的演义小说和稗文野史中，李勣（徐世勣、徐懋功）被描述成一个羽扇纶巾军师式的人物，淡化了李勣作为一个真实历史人物的另一面。这大概是一千多年来，广大人民群众对李勣这个历史人物偏爱和称颂的结果。
　　隋末唐初的那段历史，是英雄辈出的时期。是这段历史造就了李勣，使他既成为智囊人物，更成为一代名将。作为智囊人物和一代名将——凡名将都应该是智囊人物，李勣的一生是与当时的历史过程相交融的。
　　纵观李勣的一生，无论作为瓦岗寨的英雄，还是作为唐王朝的开国功臣；无论作为北定东突厥和薛延陀的主将、征战辽东的统帅，还是作为忠心耿耿的封建王臣，军事活动是他一生的主要活动。李勣就是在狼烟烽火、刀光剑影和波谲云诡的战争活动中展现他的谋略天才的。这也正是把李勣列为中国古代智囊人物的根本原因。
　　我也正是这样才找到了记叙李勣的逻辑线索。记叙基本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记叙依据了历史发展的顺序。
　　我是想给读者展示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
　　向关心帮助此书写作和出版的同志们谨致谢意。
　　王志平
　　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日
　　附录
　　《旧唐书·李勣传》
　　李勣，曹州离狐人也。隋末，徙居滑州之卫南。本姓徐氏，名世勣，永徽中，以犯太宗讳，单名勣焉。家多僮仆，积粟数千钟，与其父盖皆好惠施，拯济贫乏，不问亲疏。
　　大业末，韦城人翟让聚众为盗，勣往从之，时年十七，谓让曰：“今此土地是公及勣乡壤，人多相识，不宜自相侵掠。且宋、郑两郡，地管御河，商旅往还，船乘不绝，就彼邀截，足以自相资助。”让从之，于是劫公私船取物，兵众大振，隋遣齐郡通守张须陀率师二万讨之，勣与频战，竟斩须陀于阵。
　　初，李密亡命在雍丘，浚仪人王伯当匿于野，伯当共勣说翟让奉李密为主，隋令王世充讨密，勣以奇计败世充于洛水之上，密拜勣为东海郡公。时河南、山东大水，死者将半，隋帝令饥人就食黎阳，开仓赈给。时政教已紊，仓司不时赈给，死者日数万人。勣言于密曰：“天下大乱，本是为饥，今若得黎阳一仓，大事济矣。”密乃遣勣须麾下五千人自原武济河掩袭，即日克之，开仓恣食，一旬之间，胜兵二十余万。经岁余，字文化及于江都弑逆，拥兵北上，直指东郡。时越王侗即位于东京，赦密之罪，拜为太尉，封魏国公，授勣右武候大将军，命讨化及。密遣勣守仓城，勣于城外掘深沟以固守；化及设攻具，四面攻仓，阻堑不得至城下，勣于堑中为地道出兵击之，大败而去。
　　武德二年，密为王世充所破，拥众归朝。其旧境东至于海，南至于江，西至汝州，北至魏郡，勣并据之，未有所属，谓长史郭孝恪曰，“魏公既归大唐，今此人众土地，魏公所有也。吾若上表献之，即是利主之败，自为己功，以邀富贵，吾所耻也。今宜具录州县名数及军人户口，总启魏公，听公自献，此则魏公之功也。”乃遣使启密。使人初至，高祖闻其无表，惟有启与密，甚怪之。使者以勣意闻奏，高祖大喜曰：“徐世勣感德推功，实纯臣也。”诏授黎阳总管、上柱国、莱国公。寻加右武候大将军，改封曹国公，赐姓李氏，赐良田五十顷，甲第一区。封其父盖为济阴王，盖固辞王爵，乃封舒国公，授散骑常侍、陵州刺史。令勣总统河南、山东之兵以拒王世充。
　　及李密反叛伏诛，高祖以勣旧经事密，遣使报其反状。勣表请收葬，诏许之。
　　勣服衰勣，与旧僚吏将士葬密于黎山之南，坟高七仞，释服而散，朝野义之。
　　寻而窦建德擒化及于魏县，复进军攻勣，力屈降之。建德收其父，从军为质；令勣复守黎阳。三年，自拔归京师。四年，从太宗伐王世充于东都，累战大捷。又东略地至武牢，伪郑州司兵沈悦请翻武牢，勣夜潜兵应接，克之，擒其伪刺史荆王行本。又从太宗平窦建德，降王世充，振旅而还。论功行赏，太宗为上将，勣为下将，与太宗具服金甲，乘戎辂，告捷于太庙。其父自勣州与裴钜入朝，高祖见之大喜，复其官爵。勣又从太宗破刘黑涸、徐圆朗，累迁左监门大将军。圆朗重据兖州反，授勣河南大总管讨之，寻获圆朗，斩首以献，兖州平。
　　七年，诏与赵郡王孝恭讨辅公祏，孝恭领舟师巡江而下，勣领步卒一万渡淮，拔其寿阳，至峡石。公祏之将陈正通率兵十万屯于梁山，又遣其大将冯惠亮帅水军十万，锁连大舰以断江路，仍于江西结垒，分守水陆，以御王师。勣攻其垒，寻克之。惠亮单勣而遁。勣乘胜逼，正通大溃，以十余骑奔于丹阳。公祏弃城夜遁，勣纵骑追斩之于武康，江南悉定。
　　八年，突厥寇并州，命勣为行军总管，击之于太谷，走之。大宗即位，拜并州都督，赐实封九百户。贞观三年，为通漠道行军总管，至云中，与突厥颉利可汗兵会，大战于白道。突厥败，屯营於碛口，遣使请和。诏鸿胪卿唐俭往赦之。勣时与定襄道大总管李靖军会，相与议曰：“颉利虽败，人众尚多，若走渡碛，保于九姓，道遥阻深，追则难及。今诏使唐俭至彼，其必弛备，我等随后袭之，此不战而平贼也。”靖扼腕喜曰：“公之此言，乃韩信灭田横之策也。”于是定计。靖将兵逼夜而发，勣勒兵继进。靖军既至，贼营大溃，颉利与万余人欲走渡碛。勣屯军于债口，颉利至，不得渡碛，其大酋长率其部落并降于勣，虏五万余口而还。
　　时高宗为晋王，遥领并州大都督，授勣光禄大夫，行并州大都督府长史。
　　父忧解，寻起复旧职。十一年，改封英国公，代袭蕲州刺史，时并不就国，复以本官遥领太子左卫率。勣在并州凡十六年，令行禁止，号为称职。太宗谓侍臣曰：“隋炀帝不能精选贤良，安抚边境，惟解筑长城以备突厥，情识之惑，一至于此。朕今委任李世勣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耶？”
　　十五年，征拜兵部尚书，未赴京，会薛延陀遣其子大度设帅骑八万南侵李思摩部落。命勣为朔州行军总管。率轻骑三千追及延陀于青山，击大破之，斩其名王一人，俘获首领，虏五万余计，以功封一子为县公。勣时遇暴疾，验方云须灰可以疗之，太宗乃自剪须，为其和药。勣顿首见血，泣以恳谢。
　　帝曰：“吾为社稷计耳，不烦深谢”。
　　十七年，高宗为皇太子，转勣太子詹事兼左卫率，加位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太宗谓曰：“我儿新登储贰，卿旧长史，今以宫事相委，故有此授。”
　　太宗又赏闲宴，顾勣曰：“朕将属以幼孤，思之无越卿者。公往不遗于李密，今岂负于朕哉！”勣雪涕致辞，因噬指流血。俄而沉醉，乃解御服覆之，其见委信如此。
　　十八年，太宗将亲征高丽，授勣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攻破盖牟、辽东、白崖等数城，又从太宗摧殄驻跸阵，以功封一子为郡公。二十年，延陀部落扰乱，诏勣将二百骑便发突厥兵讨击。至乌德鞬山，大战，破之。其大首领梯真达官率众来降，其可汗咄摩支南窜于荒谷，遣通事舍人萧嗣业招慰部领，送于京师，碛北悉定。
　　二十二年，转太常卿，仍同中书门下三品；旬日，复除太子詹事。二十三年，太宗寝疾，谓高宗曰：“汝于李勣无恩，我今将责出之。我死后，汝当授以仆射，即荷汝恩，必致其死力。”乃出为洺州都督。高宗即位，其月，召拜洛州刺史，寻加开府仪同三司，令同中书门下，参掌机密。是岁，册拜尚书左仆射。永徽元年，抗表求解仆射，仍令以开府仪同三司依旧知政事。
　　四年，册拜司空。初，贞观中，太宗以勋庸特著，尝图其形于凌烟阁，至是，帝又命写形焉，仍亲为之序。显庆三年，从幸东都，在路遇疾，帝亲临问。
　　麟德初，东封泰山，诏勣为封禅大使，乃从驾。次滑州，其姊早寡，居勣旧闾，皇后亲自临问，赐以衣服，乃封为东平郡君。勣又坠马伤足，上亲降问，以所乘赐之。
　　乾封元年，高丽莫离支男生为其弟男建所逐，保于国内城，遣子献诚诣阙乞师。总章元年，命勣为辽东道行军总管，率兵二万略地至鸭绿水。贼遣其弟来拒战，勣纵兵击败之，追奔二百里，至于平壤城。男建闭门不敢出，贼中诸城骇惧，多拔人众遁走，降款者相继。勣又引兵围平壤，辽东道副大总管刘仁轨、郝处俊、将军薛仁贵并会于平壤，犄角围之。经月余，克其城，虏其王高藏及男建、男产，裂其诸城，并为州县，振旅而旋。令勣便道以高藏及男建献于昭陵，礼毕，备军容入京城，献太庙。
　　二年，加太子太师，增食实封通前一千一百户。其年寝疾，诏以勣弟晋州刺史弼为司卫正卿，使得视疾。寻薨，年七十六。帝为之举哀，辍朝七日，赠太尉、扬州大都督，谥曰贞武，给东园秘器，陪葬昭陵，令司平太常伯杨昉摄同文正卿监护。及葬日，帝幸未央古城，登楼临送，望柳车恸哭，并为设祭。皇太子亦从驾临送，哀恸悲感左右。诏百官送至故城西北，所筑坟一准卫、霍故事，象阴山、铁山及乌德鞬山，以旌破突厥、薛延陀之功。光宅元年，诏勣配享高宗庙庭。
　　勣前后战胜所得金帛，皆散之干将士。初得黎阳仓，就食者数十万。魏征、高季辅、杜正伦、郭孝恪皆客游其所，一见于众人中，即加礼敬，引之卧内，谈谑忘倦，及平武牢，获伪郑州长史戴胄，知其行能，寻释放，竟推荐，咸至显德，当时称其有知人之鉴。又，初平王世充，获其故人单雄信，依例处死，勣表称其武艺绝伦，若收之于合死之中，必大感恩，堪为国家尽命，请以官爵赎之。高祖不允。临将就戮，勣对之号恸，割股肉以啖之曰：“生死永诀，此肉同归于土矣。”仍收养其子。每行军用师，颇任筹算，临敌应变，动合事机，与人图计，识其臧否，闻其片善，扼腕而从，事捷之日，多推功于下，以是人皆为用，所向多克捷。洎勣之死，闻者莫不凄怆。
　　与弟弼特存友爱，闺门之内，肃若严君。自遇疾，高宗及皇太子送药，即取服之；家中召医巫，皆不许入门。子弟固以进药，勣谓曰：“我山东一田夫耳，攀附明主，滥居富贵，位极三台，年将八十，岂非命乎？修短必是有期，宁容浪就医人求活！”竟拒而不进。忽谓弼曰：“我似得小差，可置酒以申宴乐。”于是堂上奏女妓，勣下列子孙。宴罢，谓弼曰：“我自量必死，欲与汝一别耳。恐汝悲哭，诳言似差可，未须啼泣，听我约束。我见房玄龄、杜如晦、高季辅辛苦作得门户，亦望垂裕后昆，并遭痴儿破家荡尽。
　　我有如许豚犬，将以付汝，汝可防察，有操行不伦、交游非类，急即打杀，然后奏知。又见人多埋金玉，亦不须尔。惟以布装露车，载我棺柩，棺中敛以常服，惟加朝服一副，死倘有知，望着此奉见先帝。明器惟作马五六匹，下帐用幔皂为顶，白纱为裙，其中著十个木人，示依古礼刍灵之义，此外一物不用。姬媪已下，有儿女而愿往自养者听之，余并放出。事毕，汝即移入我堂，抚恤小弱。违我言者，同于戮尸。”此后略不复语，弼等遵行遗言。
　　勣少弟感，幼有志操。李密之败也，陷于王世充，世充逼令以书召勣，感曰：“家兄立身，不亏名节，今已事主，君臣分定，决不以感造次改图。”
　　卒不肯，世充怒，遂害焉，时年十五。
　　勣长子震，显庆初官至梓州刺史，先勣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