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泌》

　　导言
　　李泌（722—789）字长源，是唐代中叶的大谋略家。据后晋·刘昫等撰写《旧唐书·李泌传》记载，“其先辽东襄平（今属辽宁省辽阳市）人”，而李泌的儿子李繁在《邺侯家传》记载，其为“赵郡山中（今属河北省定县一带）人”。李繁是李泌直系亲属，所记应该是最准确的。李泌是“西魏太保、八柱国司徒何粥之六代孙”（《新唐书·李泌传》），其先祖事迹详见唐·李延寿《北史·李粥传》。其父李承休，为官不显，只担任过吴房令。
　　李泌的姑父是员半千之子。员半千在武则天、中宗、睿宗时为官，先后任弘文馆学士、正谏大夫、崇文馆学士等职，是位很有才识之士。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他著有《三国春秋》二十卷，《明堂新礼》三卷、《临戎孝经》二卷、《员半千集》十卷。李泌的表兄员俶，是他童年、少年时的伙伴。员俶少聪颖，开元年间进书，召试及第，授散官文学，直弘文馆，著有《太玄幽赞》十卷。李泌出身于世代官宦之家，书香门第，又受到亲友们影响，七岁能文，张说称其为奇童，张九龄引为小友，及长，博涉经史，精究易象，善属文，尤工诗，文化素养很高。
　　李泌生活于唐代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正是李唐王朝由盛入衰的历史转变关头，一个多灾多难、战乱不息的时代。他凭着自己经天纬地之才，安邦定国之策，以及自己得天独厚的人际关系，在这社会大动荡的艰苦岁月里，干出几番惊人的业绩，使他成为历史上的名相、大谋略家，一代英才！
　　但是，由于李泌喜欢玄门、释教、儒术，又酷好谈虚诞传说，他不仅为自己编造了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神奇故事，更为他人所讹传，再加上他儿子李繁的推波助澜以致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十分神秘的人物。在后晋·刘昫等编撰《旧唐书·李泌传》，宋代人欧阳修、宋祁编撰《新唐书·李泌传》、司马光等编撰《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四”至“唐纪四十九”等正史中，记载了李泌的家世、里居、生平事迹，也保留了一些神异的传说。尤其珍贵的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通过“异考”的形式，保留了一些早已散佚的《肃宗实录》、《代宗实录》、《德宗实录》等“国史”中的重要文献资料。在李繁撰写的《邺侯家传》十卷中，记载李泌的生平事迹最为丰富，最为详尽，但此书中所述的神奇荒诞成分也最浓烈，其中有些内容一直为史学家所不取。此书全书已佚，只存零星的删节本、缩写本，如未人曾慥《类说》卷二所收《邺侯家传》，李昉《太平广记》卷三十八“神仙”所收《邺侯外传》，还有些更重要的资料，为司马光等在“异考”中引录，得以保存。此外，在唐人李肇《唐国史补》，钟簵《前定录》、袁郊《甘泽谣》、韦绚《刘公嘉话录》及宋人王谠编《唐语林》等野史、笔记中，也有一些零散记载。在《全唐文》、《全唐文纪事》、《唐文拾遗》、《全唐诗》、《唐诗纪事》等书中，还保留了他写的文章、诗及梁肃为他二十卷文集写的序文。以上这些书为我们研究李泌，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和参考资料。
　　第一章
　　京兆神童子，传说事颇奇在唐代有位著名的异僧憎伽大师，他俗姓何，是葱岭北何国人。何国在碎叶国（一称作素叶水城，故址在今吉尔吉斯共和国北部托克马克附近）东北，是碎叶附庸国。僧伽在唐高宗李治龙朔初年（661）离开故土游历，先至西凉府，次历江淮一带，以精深的佛学研究和极高妙的幻术，受到广大僧，俗的尊重，并远近闻名，被尊为一代高僧。唐中宗李显景龙二年（708），李显遣使迎僧伽大师入京师，先入内道场，尊为国师，后出居荐福寺。在景龙四年（710），僧伽大师于荐福寺端坐而终，享年八十三岁。僧伽大师涅槃后，关于他的神异传说颇多，一直延续到清代仍不衰。据宋·赞宁《宋高僧传》记载，僧伽坐化后，有一次李显问万迴大师，僧伽是怎样的人，万迴大师说他是“观音菩萨化身”。僧伽有三大弟子：慧岸、慧严、木叉。因他在泗州一带传说最盛，又被人称作泗州大圣菩萨，在宋代还衍出僧伽降水母的故事传说。他的弟子慧岸、木叉，后来被人合成一人，即观音菩萨的大弟子慧岸行者，为李天王的次子木叉，与《西游记》发生关系。僧伽大师又称证圣大师，明觉大师，神异详见《明觉传》①。据传说在景龙年间僧伽入京后，一次外出在街市上见到了李泌的母亲周氏，那时周氏还未结婚，只是个不满十岁天真可爱的小姑娘，僧伽在人群中发现了她，看了好一会，向其家人赞叹道：
　　“此女长大之后，当嫁给姓李的人家，会生下三个男孩，其中最小的男孩一生不凡，千万不要让他穿紫色的衣服。他当起于金紫，后来成为帝王的老师。”
　　这位姓周的小姑娘，长大成人后，果然嫁给一位姓李的青年，他就是李泌的父亲李承休。据传说周氏在生李泌的大哥、二哥时，与一般妇女怀孕、生产没有什么异样，但在怀李泌时情况却极为反常。她大约怀了有三年的光景，而且每当周产时，还一连好几天都困惫不已，可在分娩时却很顺利，她一觉醒来就生下李泌，所以就给李泌起了个小名叫顺②。
　　李泌在幼小时就非常聪明、敏感，读书能过目成诵，六、七岁时就会作诗文，是个神童③，深得亲友们的爱护和欢心。
　　李泌在很小的时候，有一种特异的功能，他的身体很轻，能够在家里的屏风上、薰笼上站立或行走④。
　　李泌渐渐长大后，喜欢钻研玄门之道，尤其是修炼辟谷之法。辟谷起自先秦的方士，后为道教所继承、发展。道教认为在人的身体内有谷神，又称作谷怪，它靠食五谷而生存，危害人的生命，所以称其为三尸，或三彭、三虫。人只有通过辟谷修炼，才可以除去三尸，使生命得到长久延续，即长生不老。所谓辟谷，就是不吃或少吃五谷，在这种意义上也称作绝谷、休粮。
　　但人们在辟谷时，仍需食用一些药物，还需做一种被称之为导引的古代气功，这是古代人认为能够强身除病的重要养生之道，修炼之法。李泌在修炼辟谷时，每运用导引之法，他的骨节便“珊然”有声响，这是先天的、罕见的锁子骨⑤。
　　传说在李泌小时候，一天与家人外出逛庙会，遇见一位云游的道人。这道长骨相清奇，自称通晓相术，他端详李泌许久，对李泌的家人说：“这个孩儿大有来头，在十五岁时当白日飞升。”
　　李泌的父亲、母亲闻知后，对李泌特别加以保护、怜借，亲族们得悉此事，也对李泌更加怜爱，唯恐其一旦离去。因为这道人的预言，使李泌一家人神经过敏，每逢闻到空气中有异样的香味，或觉得四周有音乐之声，他的父亲、母亲和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便迎着飘香味和发出音乐声音的方向，口出恶语以此破解。在李泌十五岁那年的八月十五日，正值中秋佳节之际，“笙歌在室，时有彩云佳于庭树”（李繁《邺侯家传》），李泌的父亲、母亲和哥哥，见状极为不安，便令家人多捣大蒜沫，一连捣了好几斛（古量器，古谓十斗，今容五斗）。待这奇异的香气、声音迫近时，便悄悄令人登上屋顶，用特别大的木构向空中泼洒浓蒜汁，大概因为浓蒜汁味极难闻，香味和音乐声逐渐散去了。从此以后，上述情况再也没有发生。
　　在唐玄宗天宝八年（749），李泌暂住在表兄郑叔则家，这时他已炼辟谷养生法多年了，能引指使气，可以吹灭远处的蜡烛。在郑家居住时，他突然间昏迷过去，大约有两天的光景，不知人事，表兄郑叔则轻轻摸他的胸口，发觉胸口尚温，又用手接近他鼻子、口腔，觉得尚有气息，所以才没办后事。
　　两日后，李泌在床上醒过来，见自身变成一个小人，从头顶上踊出三、二寸，旁边还有位小仙人，挥手动目，好像是在勉励他。这时，他忽然想到大事还未干成，还有“庭闹之恋”，想念家中亲人。于是，在他身旁又出现一人，穿戴的衣冠如同帝王，仪状庄严，在这状如帝王者的前面，还有一人，是位妇女，她穿戴着礼服跪在地上，状如帝王者厉声责斥道：“情缘还未尽，就想召他来，使灵仙徒劳一场，太不应该了。”
　　跪在地上的妇人回答道：
　　“尽管他情缘未了，但仍有益处，可以教他接近天子。”
　　至此，李泌才灵魂还壳，清醒过来。⑥李泌自从这次灵魂出壳，又灵魂还壳之后，情况有些异样，他发现经常有八位隐者在他身旁，这八人的容貌和服装甚为奇异，他们往来于郑叔则家，多次向李泌讲授仙家修炼之法，对他教诲甚严、甚详。后来，这八位隐者与李泌分手，临别时慨叹道：“此子的俗缘竟未尽，可惜他的灵心与仙骨呵！”
　　李泌恳求与这八位隐者一同去修炼，可这八人却说：“不可如此，姑且让你做一做人间的宰相。”
　　这八位隐者一走出郑府，便不知去向，从此以后李泌再也未见到这八人，但他深深地怀念这八位师长，曾作《八公诗》叙其事，不知这八位隐者是上界的仙人，还是山间的精灵。⑦此后，又有一位隐者带领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来见李泌。隐者向李泌说：
　　“我有重要的事，必须往南行，大约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回来。这个小男孩因为患痢疾，身体不好，不能同行，所以想暂时寄居在府上，你我都是清修之人，想必可以帮忙。”
　　隐者言罢，又留下一个石函，并再三嘱托道：“这个小孩若病不能好转，死在此地，就请费心把他埋葬了。”
　　李泌答应了隐者的请求和重托。隐者又问那小男孩道：“不骄，你愿意留在此处么？”
　　那位名唤不骄的小男孩连连点头表示：“可以。”这位隐者见此事已经安排妥当，遂再三向李泌致谢，又叮嘱了一番不骄，才独自告别上路，往南行去。自从隐者走后，不骄的病愈来愈重，李泌多方延请有名的医生来看病，又购买了许多药物给不骄治疗，却始终不见成效。不骄在李泌处养病，治疗了有八、九天的光景，最后因医治无效而夭亡了。李泌为此很悲伤，便按照隐者临去时的嘱托，将不骄的骸骨盛在石函内，埋葬在庭院中的蔷薇架下。
　　但是，整整过了一个月，那位隐者竟一去不复回。李泌又多等了数日，仍不见隐者归来，他出于一种好奇心，便小心翼翼地从蔷薇架下的深上中挖出石函，打开函盖一看，他大吃了一惊，在石函中不骄的骸骨竟不翼而飞：，而在函内却放着一块黑色的石头，天然中方，石上四方刻有文字，如同用铁锥勾画出来的，写道：“神真炼形年未足，化为我子功相续。
　　丞相瘗（埋葬）之刻玄玉，仙道何长死何促？！”⑧李泌读之再三，神情有些异样。此后，李泌经常默诵那块黑石上刻的四句铭文，并四处游历“访隐选异”，还非常喜欢到奇山、异林、深涧处采撷“怪木蟠枝”，他曾经用采到的一技形状特殊的松树枝，稍加改造，制成一种可以给后背抓痒痒的器物，名之“养和”，还作《养和篇》⑨，于是有很多人效仿他，也制作隐背器物。李泌后来在山林间采撷到一根状如龙形的树枝，他利用天然之形状，细心加工，制成枝杆光滑细长，杆首如龙头的隐背，献给了肃宗。⑩由此可见，李泌是我国根雕艺术的先驱了。李泌不仅本人十分迷信，求讪学道，还喜欢自编神话，自欺欺人。有一次李泌家中来了客人，他设便宴招待，取出一榼酒，高兴地说道：“麻姑仙子（11）送酒来了，尚未用，就让我与您一起把它喝光了吧。”
　　这一榼酒，李泌与客人还没有喝完，他家守门的家丁走进来说：“某侍郎派人来取榼子。”
　　李泌赶忙叫人把酒倒出来，把酒榼子归还人家，他说了这一番瞎话，不仅脸上没有惭愧的神色，仍从容自若，谈笑不已。有一次，又有客人来访，李泌同他一边品茶，一边闲谈。忽然间，他神色郑重起来，对客人说道：“你赶忙回家吧，叫家里的人立即将房屋洒扫得干干净净的，今天晚上有仙人洪崖先生要去住宿。”（12）
　　洪崖先生是轩辕黄帝的臣子伶伦，在帝尧时他已经有三千多岁了，是古代传说中的仙人，因长期居住在江西（新建县）洪崖山，所以后世称其为洪崖先生。
　　李泌常常以虚诞自任，但也以此取信于帝王，救人性命。在《邺侯家传》和《感定录》中记载；在唐玄宗大宝末年，员外郎窦庭芝（一作廷芬）在东都洛阳为官，他平时非常敬重一位会卜卦的先生名唤葫芦生。葫芦生每次为他卜卦，吉凶祸福，非常准确。一天凌晨，葫芦生突然来到窦庭芝府门，嗟叹不已，神情很严肃。窦庭芝觉得有些奇怪，就一再向葫芦生追问原因，葫芦生徘徊许久，才脱口道：“窦公，你一家人有大祸降临啦！”
　　窦庭芝与家人闻知大惊，全家人都为之泣下。窦庭芝再三恳求葫芦生，请求他帮助破解灾厄之法。葫芦生若有所思，半晌答道：“除非遇上中黄君方可解厄。不过，若能见到鬼谷子，也可以化解此事。”
　　窦庭芝问如何能遇中黄君、鬼谷子，葫芦生含笑道，中黄君不可能随意见到，鬼谷子还有些缘份。于是，葫芦生详细他讲述了鬼谷子的音容笑貌，以及经常穿戴的服饰，并十分神秘地告诉他：“应在今年的三月三日，全家人出城去寻找鬼谷子，届时若无缘相见，数年后当有灭门之祸。若见到此人，当全家迎接、哀求，他日定可免罪获安。”
　　李泌这时居住在河清地界，因为拜访亲友，他骑驴入洛阳，行至中桥时，遇上了京兆尹，必须下驴避开道路，他所骑的驴因听到鸣锣的声音，受了惊吓，竟然三转两转闯入窦庭芝的府门。李泌追踪而至，正想与仆人同去敲门求问，不料府门大开，车马罗列，有许多人正准备出门。窦庭芝等人忽见李泌的形状、服饰与葫芦生所言相符，众人惊愕而退，一时呆住了。过了一小会，有窦府的管事上前朝李泌躬身道：“此处是分司窦员外宅，先生所夫的驴子，收在马厩里。我家主人恭请先生入座，主人在大厅中恭候。”
　　李泌不得已，只好随管家来到窦府的大厅。见窦庭芝降陛出迎，并深深一拜。窦庭芝将李泌奉若上宾，请入大厅，坐在上座，并唤出全家老幼来拜见李泌，供待备至。窦庭芝一家人苦苦挽留李泌，一连住了好多天才让他离去。其时，葫芦生也在窦府上，他对窦庭芝说：“既然遇见此人，将来那场大祸可以化解了。”从此，窦庭芝与李泌交往不断，窦家向李泌家“献遗不绝”。后来，朱泚叛乱，窦庭芝正廉察陕西，受到牵连下狱，德宗下令要诛杀其满门。这时，李泌自南岳徵还，德宗正准备重用他为宰相，便向他谈及有罪臣子的处理问题，涉及到窦庭芝事。李泌请求德宗免了窦庭芝的死罪。
　　德宗不解其中的缘故，遂问道：“卿以为窦庭芝是宁王的姻戚，所以要朕特别加以宽大么？宁王的妃子是庭芝的妹妹，身为皇室的亲戚，一直受到恩宠，还屈服于逆贼，以此论之，他更应该杀。倘若卿还有别的理由，但言莫妨，我很想听听。”
　　李泌就把早年与窦庭芝结识及葫芦生的预言说了一遍，并恳请德宗为此“特原其罪”。德宗听了李泌这番话半信半疑，便秘密派遣了使者往陕西狱中找窦庭芝问情况，窦庭芝将昔年之事一一录出呈德宗，所录竟与李泌所言完全相符，德宗为此深信不疑，特赦了窦庭芝之罪。德宗事后问李泌道：“中黄君，大概是指朕，但不知葫芦生呼卿为鬼谷子是什么缘故。”
　　李泌沉吟片刻，摇了摇头，叹道此中缘故我也猜不出来。李泌的儿子李繁在为其父撰写的《邺侯家传》中说，李泌曾居住于陕西三原县清水谷，清水谷亦名鬼谷，所以葫芦生称之为鬼谷子。葫芦生是唐代著名相术家，在唐人皇甫氏《原化记》中有记载，宋人李昉等编撰《太平广记》卷77“方士二”
　　中收录，他曾为刘闢、李蕃等看过面相，李泌在向德宗谈窦庭芝事时，葫芦生已经去世了，而李泌又素与窦庭芝相识，很显然他是通过二人事先串通好的瞎话来骗取相信鬼神的德宗信服，从而救窦庭芝出狱。
　　李泌本是唐代的名臣，是真实的、极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并非传说中的神仙，有关他的一些奇特事迹，主要是他儿子李繁编造出来的。李繁撰写的家传，共有十卷，《新唐书·艺文志》传记类著录作《相国邺侯家传》，《直斋书录解题》作《邺侯家传》。据《新唐书·李泌传》后附李繁事及《直斋书录解题》记载，李繁人品极差，他曾师事于其父的好友梁肃，可在梁肃去世之后，竟与梁肃的寡妻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为人所不耻。李繁虽颇有才能，但仗着父亲的名望，比较傲慢，因此得罪了一些朝中官员，后被御史舒元舆所陷，他本捕贼有功，竟以“滥杀不辜”下狱，“有诏赐死”。李繁下狱后，知道自己难免于一死，恐怕“先人功业泯灭”，他向狱中小吏乞求废纸、拙笔，为自己的父亲编写传记“十篇，传于世”。按《中兴书目》，《邺侯家传》十卷初传于世时，有柳玭写的《后序》，这已散佚了。《邺侯家传》未见传本，《绀珠家》、《类说》中节引了二十多段，《玉海》里也引有佚文。宋代史学家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时，曾采用了《邺侯家传》的材料，又在《考异》里引证过一些片断。在宋初人李昉等编纂《太平广记》卷38“神仙三十八”中收有一篇《邺侯外传》，没有注作者姓名，《外传》中有不少事迹见于《邺侯家传》的佚文，但也有一些家传内容未见采用，故推测《外传》是唐代后期或五代人根据李繁《家传》摘编的。明代初年宋濂在《题新修李邺侯传后》中说，元末史学家朱右曾“据泌之子繁所录《家传》十卷，参考群书，仿前贤删正陶潜、诸葛亮二传，芟繁摭华，重为泌传一通。”
　　（13）这说明李繁撰写的《邺侯家传》十卷曾流传于世，但保存在《古今说海》，《唐人说荟》等书里的《邺侯外传》，均与《太平广记》中所收录相同，只有一卷。
　　注释：
　　①清·李德耀编康熙《泗州通志》卷27 仙释《唐僧伽大师》。
　　②③《太平广记》卷38 引《邺侯外传》。
　　④⑤《太平广记》卷38 引《邺侯外传》和《类说》卷2《邺侯家传》。
　　⑥⑦⑧《太平广记》卷38 引《邺侯外传》和《类说》卷2《邺侯家传》。
　　⑨⑩《太平广记》卷38 引《邺侯外传》和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李泌传》。
　　（11）麻姑仙子，传说中古代女仙，详见宋·李肪等编《太平广记》卷六十“女仙五”中“麻姑”条，出自《女仙传》。神仙王方平在汉孝恒帝时降蔡经家，并请居蓬菜仙岛麻姑至，二人已五百余年未见。麻姑长相佼好，如十八、九岁，献天厨酒，味醇醲.宴毕，麻姑、王方平在萧鼓声中升天而去。
　　（12）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上“李泌任虚诞”。
　　（13）《宋学士文集·翰苑别集》卷3，转引自程毅中《唐代小说史话》。
　　第二章
　　少有凌云志，相知皆重臣李泌自幼聪明好学，悟性很高，是比较罕见的一位早熟的孩子，故而深为亲友们所器重。
　　在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十六年（728）的八月十五“中秋节”时，玄宗在勤政楼设“大酺”宴群臣，命令教坊、梨园的艺伎们表演歌舞、杂技，以助酒兴。晚间，玄宗又命令宫中人在楼下布置一个高高的讲台，悉召对佛教、道教和儒教有研究的学者，登台讲述自己的观点，相互问难答辩，以争高下，并想从中选拔人才。
　　李泌的姑姑有一子名员俶，年仅九岁，聪慧异常，他苦苦恳求母亲给他备制了儒服，也来参加这次盛会。他在晚间登上高高的讲台，侃侃而谈，“词辩注射，坐人皆屈”（《新唐书·李泌传》）。玄宗见他小小的年纪，竟有这样的胆量、辩才，能折服许多人，非常惊奇，便命令太监宣召他到楼上。
　　玄宗详细问了员俶的情况，得悉他是员半千的后人，不禁感慨道：“半千的孙子，理应如此！”稍停了片刻，又含笑问员俶道：“小娃娃，你还有如此聪明的小友么？”
　　员俶闻言，沉吟片刻，跪奏道：“臣舅父家有个小儿名唤顺，年仅七岁，做诗文敏捷，聪慧过人。”
　　玄宗闻知后甚喜，甚奇，急于要见人，便忙问员俶，其舅父现住在何处，顺儿外貌何样。问明情况后，玄宗派遣中人（宦官）骑马去召李泌，并让中人悄悄潜入，将李泌抱之入宫，不要使其家里人发觉。中人按玄宗旨令，设法将李泌抱出家门，送入内廷。这时，玄宗正与大臣张说观棋。员俶和刘晏也在玄宗的身旁。刘晏（715—780）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属山东省东明县）
　　人，是唐朝理财家。玄宗封泰山时，刘晏才八岁，他“献颂行在，帝奇其幼”，曾命宰相张说考核他，张说非常赞赏，认为是“国瑞”，于是玄宗授予刘晏太子正字之职。公卿大臣闻其事纷繁邀请，刘晏顿时名动京师，被时人称之为神童。天宝年间累迁至侍御史。肃宗时任户部侍郎、判度支。代宗时宝应二年（763）迁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领度支、盐铁、转运、铸钱、租庸使。因与宦官程元振友善，程遭弹劾，刘晏连坐罢相，为太子宾客。不久，授御史大夫、领东都、河南、江淮转运、租庸、盐铁使如故。他自比为汉代的贾谊、桑弘羊，致力于疏浚汴水，采用分段转运方法，岁运江淮粮数十万石，以济关中之乏。又整顿盐税，行平准法，制定法令，理财达二十年。
　　大历年间（766—779）军国之用，多其规划。代宗称其为“朕酂侯”（《新唐书·刘晏传》）。酂侯指西汉初年丞相萧何，足见代宗对他评价之高。但因得罪权相常衮，未能再为相。在德宗李适建中元年（780）被宰相杨炎及庾淮等构陷赐死，是历史上的一桩冤案，是一场悲剧。这时刘晏年仅十余岁，深得玄宗的喜爱。他一次在勤政楼前观看教坊演出时，曾奉命作《咏王大娘
　　戴竿》诗云：
　　“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
　　谁得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著人。”①传诵一时，颇为玄宗及其手下大臣张说等人欣赏。此次玄宗之所以急于要见李泌，也有想从中比较之意，而这次的考核人仍是擅长文辞的中书令张说。
　　玄宗见到李泌后，端详许久，高兴地对张说说：“这个后来的小儿，与先来的小儿（指员俶）绝对不一样，仪状万千，真是国器呵！”
　　张说也注视李泌很久了，闻言立即回答“确实如此。”
　　玄宗含笑令张说赋诗考验一下李泌的文才，并令其以“方圆动静”为命题。李泌稚声问道：“我很想知道它的样子。”
　　张说见状应声说道：
　　“方如棋局，圆如棋子。
　　动如棋主，静如棋死。”
　　张说见李泌太小了，仅是七岁小儿，恐怕他不能理解其中含义，就有意
　　引导他道：
　　“你可以意虚作，不必更实道出棋字来。”
　　李泌仰头看了看张说，颔首笑道：“随意而作，这就比较容易了。”
　　玄宗见这个小儿答对如此从容，便微笑道：“这个小孩精神全大于身。”
　　李泌略一沉吟，便脱口诵道：“方如行义，圆如用智。
　　动如逞才，静如遂意。”
　　张说见李泌如此幼小，却有惊人之奇才，深感其异，忙向玄宗贺喜道：“天降此儿，真乃是圣代的嘉瑞呵！”
　　玄宗素爱奇才，见此异童，大为欢悦，他伸手从中人手中将李泌抱在怀中，注视良久，用手轻轻地抚着李泌的头发，竟爱不释手。玄宗又命中人取出甘鲜果品，让李泌尽情品尝。
　　然后，命中人抱李泌至忠王院居住，一连住了两个多月，才让他回家。
　　忠王院是太子李亨的住地，“安史之乱”后，李亨即位，即是历史上的唐肃宗，足见玄宗对李泌十分器重，愿其日后为李亨之重臣。玄宗恩赐李泌衣物及彩丝品数十件，并令中人代其晓谕其家人道：“李泌年龄太小，恐怕过早封其官职，于儿有损，所以才未封。此儿乃国家之重器，日后必有大成，望你们关心、爱护他。”
　　自从李泌受到玄宗的恩宠后，张说也特地遣人邀请李泌至家中小住，并让自已的儿子张均、张、张埱和李泌成为最好的朋友。②李泌年龄不足十岁，就与皇太子忠王李亨及朝中大臣张说、张九龄、贺知章、张庭珪、韦虚心等人成为知心朋友、忘年之交。他与神童刘晏也成为孩童小友。他与刘晏、员俶之间经常往来，互相影响，俱有所长。
　　张说（667—730）字道济，又字说之，其先祖自范阳移家河南，为洛阳人。武则天时，策贤良方正，他所对第一，授太子校书郎，后迁左补阙、凤阁舍人、兵部侍郎、工部侍郎、黄门侍郎、兼修文馆学士。睿宗即位后，张说与褚无量为太子李隆基侍读，不久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景云二年（711），张说劝睿宗以太子李隆基监国，以塞祸乱。李隆基即位后，他又力劝玄宗除太平公主及其党羽。太平公主被诛后，召为中书令，封燕国公。
　　张说先后多次为丞相，深受李隆基的尊重和信任。他在为相期间，奏减边兵二十万归农，改革兵制，招募壮士保卫京师，改变过去军士轮番宿卫制度，称作“长从宿卫”，又招募丁壮充边镇戍兵，号“长征健儿”，对唐王朝国势产生深远影响。张说不仅是唐代的名相，而且是位文学家，他擅长文辞，与苏颋并称为“燕许大手笔，作诗凄婉动人，人谓得江山之助”。著有《张燕公集》二十卷，亦作传奇小说《绿衣使者传》、《传书燕》、《梁四公记》，
　　在《豪异秘纂》、《虞初志》、《说郛》、《五朝小说》、《唐人说荟》中
　　收《虬髯客传》，亦题唐·张说撰。《虬髯客传》是否是张说之作，姑备一说，但后人一再冠之于张说，恐亦有一定的原因，大概张说本人对神仙道化和怪异传说感兴趣。张说初识李泌时，他身为玄宗的老师，又多次为丞相，且以诗文名重公卿，是身份、地位很高的上层大人物，而李泌不过是吴房令的小儿子，年仅七岁。张说却能放下宰辅架子，对李泌非常赏识、爱惜，可谓识人之深。玄宗见李泌后，原想象对待刘晏一样封他官职的，张说却加以阻拦，他认为李泌年龄太小了，过早封官，对李泌日后成长不利，恐其早熟易折，希望在李泌成为大器时再封。张说本人久居官场，屡经升迁、贬斥，深知宦海沉浮之况，故从深心爱惜李泌这难得的人才，期望他能健康成长，成为国家栋梁之材。张说待人、处事、伸缩之术，无疑对少年时代的李泌产生一定的影响，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日后从政的道路。
　　张九龄（678—740）一名博物，字子寿，韶州曲江（今属广东省韶关县）
　　人，也与张说一样，是唐朝的重臣，极有影响的上层大人物。九龄在武则天时进士及第，始调校书郎，后以道侔伊、吕科策高第，为左拾遣。他与张说一见如故，成为好友。在玄宗开元间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迁中书令，为宰相主持国家大事。他上言废循资格，复置十道采访使，建议杀安禄山及在河南水区种稻，未被采纳。后因被李林甫所谮，以尚书右丞相罢政事。张九龄虽罢宰相，仍受到唐玄宗信任、尊重，不久封他为始兴县伯，“后帝每用人，必曰：“风度能若九龄乎？’”（《新唐书·张九龄传》）
　　后来，出现“安史之乱”，玄宗避难于四川，每思张九龄之忠，为之泣下，天下尊称其为曲江公，而不呼其名。张九龄是唐代著名诗人，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有《张九龄集》二十卷。张九龄初识李泌时，李泌仅是七岁的小童，而他已是国家重臣。他非常“奖爱”李泌，常常引至自己的卧室。张九龄与严挺之、肖诚友善，挺之为人刚直不阿，他憎恶肖诚曲意讨好皇帝、贵戚、重臣，多次劝张九龄不要与这种人过从太密。一次，张九龄引李泌至家中小住时，忽然想起严挺之与肖诚，不禁叹道：“严挺之为人太刚直了，有时让人不能接受，还是肖诚软美可喜。”
　　李泌正好在张九龄身旁，见张九龄要命手下人去召肖诚，便遽然站起，
　　直言叹道：
　　“您出身于布衣百姓，以坚持直道为官处事，才逐渐升为宰相的，怎么会忽然喜欢软美取媚之人呢？”
　　张九龄闻言一惊，立即肃然，郑重向李泌表示感谢，从此称呼李泌为“小友”，彼此成为忘年之交。③后来，张九龄被李林甫所陷，贬为荆州长史，邀请李泌至郡中居住，就于东都肄业。
　　李泌虽少年聪颖，胸有大志，又交结王公大臣，深得玄宗喜爱，而他在仕途上却并不顺利，心中悒郁不快，遂赋《长歌行》唱然叹道：天覆吾，地载吾，天地生吾有意无？
　　不然绝粒升天衡，不然鸣珂游帝都，焉能不贵复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
　　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气是良图，请君看取百年事，业就扁舟泛五湖。
　　此诗写成后，由于它文字生动、通俗，反映了广大知识分子的际遇，有普遍性，所以很快便在社会上流传，受到不少人的赞赏。张九龄深知李泌的气度、志向，爱惜他的才能，又深知官场中之沉浮，就私下里劝诫他道：“过早就得到美名，必然会遇到坎坷、折磨。应该善自韬晦，这才能尽善尽美。藏器于身，这是古人所重视的，况且你还是个孩童呢？以后作诗，应该注重欣赏风景，歌咏古代贤士，千万不要宣扬自己，惹祸烧身。”
　　李泌闻言顿时醒悟，他深深地感谢这位长厚者的情谊，不禁流下两行热泪。
　　从此之后，李泌再写诗文，就“不复自言”襟抱了。张九龄见李泌小小年纪竟深明事理，从善如流，认为他前途不可限量，为他高兴。④张九龄的言行、事迹，对李泌影响很大，李泌后来以玄门为韬晦隐身之处，这与张九龄对他的教诲极有关系。
　　贺知章（659—744）字季真，浙江会稽永兴（今属萧山县）人，是唐代著名诗人。武则天证圣年间（695）进士，授国子四门博士、太常博士。唐玄宗开元年间历任太常少卿、礼部侍郎、集贤院学士，又充皇太子侍读，后为工部侍郎、太子宾客、银青光禄大夫兼正授秘书监等官，天宝初年还乡隐居，舍本乡宅修道观，为越州千秋观道士，享年八十六岁。贺知章为人性情放旷，喜欢谈笑，不受拘束，为当时社会贤达所倾慕、结交。他晚年尤加纵诞，无复现检，自称作“四明狂客”，又称作“秘书外监”，经常邀游大街、里巷，到处饮酒自乐，“醉后属词，动成卷轴，文不加点，咸有可观”（《旧唐书·文苑传》），又喜欢草书、隶书，随意挥写，为时人“共传宝之”。贺知章非常好交友，爱惜人才，他在长安为官期间与大诗人李白，著名书法家张旭、及李昉、李适之、崔宗之、苏晋、焦遂为友，号称“饮中八仙”，大诗人杜甫也很钦慕他，有诗歌述其事迹。贺知章与李泌也很有缘分，一见就倾心爱重，他曾对张说、张九龄等人说道：“李泌虽是个小穉子，他的目光湛湛如同秋水般明净，长大之后能成为国家栋梁之材，官拜卿相。”
　　张说、张九龄、张庭珪、韦虚心等人，皆有同感，他们希望日后李泌能为李唐王朝干一番事业，不辜负他们的培养、爱护和期待。
　　张庭珪，河南济源县人，在武则天执政时进士及第，补白水尉，累迁监察御史；按劾平直，敢于谏言，唐中宗神龙初年为中书舍人，礼部侍郎。唐玄宗开元初年迁黄门侍郎，因“坐漏禁内语”（《新唐书·张庭珪传》），出为污州刺史，后入为少府监，封范阳县男，以太子詹事致仕。为人耿直不阿，敢于直言谏君，为官有威化，是比较正直的大臣。他擅长书法，以八分书著名，与李泌、李邕友善。他初识李泌时，已身居黄门侍郎的重要官职，而李泌仅是年幼的小儿。他很识人才，对李泌很爱惜，故李繁在《邺侯家传》中称其对李泌一见倾心爱护，可惜未举例说明，不明其影响之深浅。
　　韦虚心字无逸，京兆万年（今属陕西省西安市）人。举孝廉，迁大理丞、侍御史。唐中宗神龙、景龙年间，迁御史中丞，历荆、潞、扬三大都督府长史。玄宗时入为工部尚书、东京留守等职，为朝廷重臣。他也是李泌的忘年之交。韦虚心为官清廉，打击豪强，侍人以宽，是为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处事的官吏，对李泌日后为官、处事有一定影响。
　　李泌是个在历史上际遇很奇特的人，他出身于小官吏的家庭，却由于一次很偶然的、历史上罕见的机会，年仅七岁的小孩子，竟能入深宫见到皇帝，受到宰相的考试，并被皇帝抱在怀里，还在皇宫和忠王院（太子府）居住两月有余。从此这个奇怪的、聪颖的小孩子，竟与太子论布衣之交，与宰相，大臣结成忘年之交，成为封建社会最上层的人物。他不仅在忠王院住过，还在宁王府和张说、张九龄的宰相府随意进入和居住，唐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⑤比李泌年龄大二、三十岁，却称呼李泌为“弟”，特别加以“敬异”（《邺侯外传》）。由于这种极特别的际遇，造就了极奇特的人才，使李泌的一生走了一条罕见的政治之路，或出仕之路。这是历史对他的厚爱，也是历史对他的特殊考验，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考验，在神秘之中带有悲喜剧的气氛。
　　注释：
　　①唐·郑处海《明皇杂录》。
　　②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李泌传》、唐无名氏《邺侯外传》。
　　③《新唐书·李泌传》。
　　④《邺侯外传》。
　　⑤玉真公主，字持盈，睿宗李旦之女，与其姊金仙公主皆入玄门为道上，筑观京师，拜方士史崇玄为师，进号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师，天宝中请去公主号，罢邑司归之王府。“安史之乱”
　　后，随玄宗避蜀。还京后，为李辅国所忌，出居玉真观。
　　第三章
　　本欲冲天举，事违栖山林李泌本有匡世济时之志，王佐之才，想较早走上仕途，干一番事业。凭着他幼年就得到玄宗宠爱，又结交的是王公大臣，按理说应该较早施展自己的政治才干，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可实际上却不然。他并不象自己童年时就相识的小友刘晏那样较早就出仕朝廷，却一直闲散在家中，徒有虚名。为了散心，他接受了刚刚贬职罢相，出任荆州长史的张九龄之盛情邀请，在荆州住了较长一段时间，并在东都完成了自己的学业。
　　李泌为人聪颖、博学，早年就喜欢老庄之学，后来又潜心研究《易经》，受到古代方士、道家的影响，非常羡慕神仙的生活，也希望能寻找到“不死术”，能超然物外，邀游于天地宇宙之间，充分地展示自我，凌驾于万物之上。再加上他在政治上的失意、伤感、激愤，遂告别了老友张九龄，往游于嵩山、华山、终南山，希望遇见古代的神仙，从此远离红尘、苦海，到清静的世界去生活。①嵩山位于辽阔的中州大地上，是一座气势磅礴的大山，为“五岳”之一的“中岳”。嵩山古称作外方山，亦称作嵩高、黄室等。早在夏、商时代，已经称嵩山为中岳，只有在西周时以华山为中岳，周平王东迁洛邑之后，以嵩山为“天地之中”，仍称“中岳”（《史记·封禅书》）。在武则天天册万岁元年（695）封禅嵩山时，称嵩山为神岳。嵩山属伏牛山系，它的主脉在河南登封县境的西北部，是登封县与偃师县、巩县的天然分界，余脉东及密县境内，连绵六十余公里。嵩山中为峻极峰，东为太室山，西为少室山，总称作嵩山。太室山与少室山又景色各异，太室山雄伟而丰腴，少室山则森削而秀丽。嵩山的主峰，原名中顶，因为在《诗经·大雅》中有“崧高维岳，峻极于天”之句，所以从唐代人开始，改称中顶为峻极峰。峰顶敞开平朗，如同宝幢之盖。四周多是悬岩峻岅、断峤重峰，唯有峻极峰耸立其巅。站立在峰顶极目远眺，北望黄河，明灭一线，鸟瞰山麓，名胜古迹星罗棋布，尽收眼底。太室山的名峰自城东中岳庙背后的青童峰、黄盖峰始，西至太室山西部的太白峰、积翠峰止，名峰有二十四座，但因峻极峰为嵩山的主山，名峰反少于少室山，后人便将一些小山峰也列入，增添后亦为三十六座，遂有嵩山六十峰和七十二峰两种说法。太室山上有许许多多奇异的天然洞穴，曾为古代的方士、道士炼丹修道和隐士避世之所，并留下一些神秘的离奇的传说，这就吸引了在政治上失意的李泌，使他心神向往，产生一些奇怪的念头。
　　李泌入嵩山寻仙修道、探奇访胜，主要栖身于中岳庙和白鹤观。中岳庙位于登封县城东太室南麓黄盖峰下，是唐玄宗开元年间改建的，规模很大，有各种殿字、碑楼数百间，庙内古柏参天，石板砌路。宽阔的庭院，大片的草地，衬托着前后相连新修的亭台、楼阁、碑楼，令人耳目为之一新，心旷神怡。中岳庙中轴线的东、西两边，设置有六宫：东路自南向北为行宫、神州宫、小楼宫，西路是太尉宫、火神宫、祖师宫。李泌因名噪京师，又得张九龄的引荐，庙中主持待之如上宾，住在小楼宫。白鹤观位于太室山顶峻极峰，附近有登仙台、万岁亭、封禅坛、峻极禅院等建筑。白鹤观乃唐初所建的道观，为玄门之所，含羽化登仙之意，正合李泌对神仙说之热望，此处虽较中岳庙食、住条件稍差些，李泌也常常来此小住几日，既可以观景，又可与观中道士探讨玄门真谛。李泌有时也在大室山上的各处穴洞寻奇，希望能在这些古代方士、道士、隐士居住过的古洞中发现奇方、异宝，解开他对“神仙不死术”之谜惑。李泌也喜欢游览古迹，他有时来到轘辕关，这是太室山与少室山相连的山岗，嵩山交通要塞。相传是远古时代大禹王开凿的山口，治理洪水的地方。李泌从夏禹王的伟迹，联想到李唐王朝的危机，使他的心头出现一层暗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在嵩山之南、箕山、颖河之北，有一片山环水绕的小盆地，这就是登封县东南的古阳城（今名告成镇），城内有一座周公庙，庙内有“周公测景台”和“观星台”，相传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姬旦营建洛邑时，测日影、定地中的处在。周公曾协助武王克商，在武王去世后，他摄政期间，平定了武庚叛乱，又与召公营建洛邑，成为周平王东迁后的国都。他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主张“明德慎罚”。他还极注重人才、尊重人才，延揽人才，“吐哺握发”传为美德。李泌有王佐之才，素以周公自任，他每入周公祠，站在无影台前，见“零落空阶，毒苔被砌”②的萧条荒凉景况，仰望着台座北面刻着一副对联：道通天地有形外，石蕴阴阳无影中。
　　抚今怀古，异常悲凉，有时会流下两行清泪。他觉得自己带着盛夏的记忆走入荒凉的季节，而自己独自探索的竟是一条迷离的道路。他能成为古代的周公么？能匡世济时一展襟抱么？也许在前面并没有什么在遥遥期待着他，但他却仍愿冒着风险，带着渴望，独自在深山庙观中认真学习古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知识，不断充实自己，准备着出山。
　　李泌在嵩山并没有什么奇遇、奇获，但在《邺侯外传》中却说他遇见了“神仙桓真人、羡门子、安期先生降之，羽车幢节，流云神光，照灼山谷，将曙乃去”。临分手时，诸仙人传授李泌“长生、羽化、服饵之道”，并一再告诫他，“太上有法旨，因为国运中危，朝廷多艰难，应该以文武之道来佐佑人主，功及生灵，然后才能登真脱展。”从此以后，李泌经常“绝粒咽气，修黄光谷神之要”。此中提到的桓真人，指古代传说中仙人新桓平。羡门子，又作羡门子高，道教中神仙，方仙道代表人物。《史记·封禅书》云：“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在《集解》云，“韦昭曰，皆慕古人名效神仙者。”安期先生，即指道教中神仙安期生。传说他是琅琊人，卖药于东海边，人呼为“千岁翁”。秦始皇东游时与其会见，赐金壁万数。安期生曾留书于秦始皇：“后千岁求我于蓬莱山下。”《史记》中《乐毅传》、《蒯通传》又记载：河上丈人以黄老教安期生，他见项羽，不为其用遂数传至盖公，即汉初相国曹参老师以清净为治天下之法。李泌入嵩山唯一的收获是对玄门有了进一步深入了解，并开始修炼，其中主要的方法是绝粒辟谷、导引服气。所谓绝粒，又作断谷、绝谷、辟谷，即不吃五谷。这是古代的一种修养方法，绝粒时，可食药物，兼做导引等工夫。据《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张良晚年“即导引不食谷”。这种方法后为道教承袭，做为修仙之法。道教认为在人体内有谷神，又作谷怪，靠五谷而生，危害人体，亦作三尸、三彭、三虫，人通过辟谷修炼，可以除去三尸，达到长生不死之境。所谓导引、服气，也是中国古代强身除病的一种养生方法。在《庄子·刻意》成玄英疏：“导引神气，以养形魄，延年之道，驻形之术。”导引的方式，王冰注《素门·异法方宜篇》：“导引，谓摇筋骨，动支节。”《一切经音义》云：“凡人自摩自捏，伸缩手足，除劳去烦，名为导引。”也成为中医治疗的重要方法。在长沙马王堆三号西汉墓出土《导引图》，绘有四十余种导引姿态。此法后为道教承袭，作为修仙之法。所谓服气，一作食气，实际上即《庄子·刻意》和嵇康《养生论》中所说的“吐故纳新”之法，后为道教承袭，也作为修仙之法。李泌本就对中国古代除病、养生之法有一定的了解，入嵩山后朝夕与玄门中人相处，对这些气功疗法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遂开始依法修炼，终生实践。
　　李泌此番入嵩山并非一意潜修玄门之道，他博览诸家之书来丰富自己，同时也是一种韬晦之计。他主要隐居于嵩山，后来又游学到衡山。衡山也是五岳之一，称作南岳，根据古书记载，衡山的命名，是指天空星宿而言，有平衡、衡量的意思，所以称作衡山。衡山在唐代南以衡阳市的回雁峰为首，北以长沙市的岳麓山为足，绵延盘绕八百里，有七十二峰。祝融峰在衡山县境内，独冠群峰，刺破蓝大白云，是南岳的主峰。登上祝融峰顶，俯视群山，但见无山不树，无树不绿，千峰万壑，堆绿叠翠，严如绿色世界，再加上红霞、白云、蓝天相衬，使人宛如置身仙境，更令人陶醉。衡山上寺庙道观很多，不仅有释教、道教的动人传说，还有古代的神奇传说，它深深吸引了李泌。祝融峰得名于祝融氏，在上古时代有三个著名的祝融氏，一是古代帝王名叫祝融，他以火施教化，号为赤帝，他还是一位音乐家，以乐音移风易俗，治理天下。他死后葬在衡山之阳，后人纪念他，就将甫岳最高峰称作祝融峰。
　　二是黄帝六相之一的祝融，黄帝南巡到衡山，分不清方向，于是派祝融辨别出“南方”。三是帝喾在位时，重黎任“火正”（火官），重黎为火官有功，于是帝舍赐号曰祝融。重黎死后葬在祝融峰下舜庙的南面。在祝融峰的东面是紫盖峰，在祝融峰与紫盖峰之间有一块坡地，有广济寺（原名作清凉寺），从前是禹王城，流传着大禹王治水时梦苍水使者，得金简玉书的故事。早在大禹王之前，尧帝，舜帝也到过南岳，也留下他们的遗迹和传说。此外，衡
　　山的南岳庙、黄庭观、南台寺、福严寺、铁佛寺、藏经殿、磨镜台等寺庙、
　　道观和名胜古迹，也深深吸引了李泌，使他为之神往。
　　李泌入衡山后，住在黄庭观，这是一座道教著名的庙宇，与李泌终年修道有缘。在南北朝时，道教在南岳衡山一带活动比较频繁，不少道教徒来到这里，炼丹修行，吐纳，导引，辟谷，希望成仙得道，长生不老。传说在南岳的道教徒中，“成仙”的有衡山隐者、缑仙姑、李遐周、王晏等。在南岳山上有座九仙观，就是后人祭祀“仙人”的。在唐代衡山上有道观三十余座，如今留下比较完整遗址的只有黄庭观了。此道观距南岳镇较近，在集贤峰下，上下山都比较方便，食宿也比较好。道观大门有一对石刻的门联曰：欲往西池谒王母，且来南岳拜夫人。
　　门额的石刻曰：
　　山不在高。
　　传说在东晋时代，司徒魏舒的女儿魏华存，又名魏元君，她年青时嫁南阳刘幼彦，生有二子。魏元君后遇到一位“神仙”，赠给他一部《黄庭内景经》，从此潜心研读。丈夫死后，兵乱时起，政局动荡，她带领二子过江，大儿子在庚亮、温峤部下任司马，二儿子在陶侃部下任中郎，而她却独上衡山潜修十六年。传说他活到八十多岁，白日飞升成了神仙，后人尊称她为南岳夫人。
　　唐代大诗人李白对此传说亦感兴趣，在《江上送女道士诸三清游南岳》诗中云：“寻仙向南岳，应见魏夫人”，黄庭观为唐初所建筑，初名魏阁，后来才改名作黄庭观的。因为唐太宗李世民为了抬高自己家族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冒认是老子李耳的后裔，老子是春秋时的思想家，道教公认的始祖，所以道教在唐代兴盛，社会地位比较特殊。李泌热衷于道教，除了做为一种韬晦手段外，也与李唐王朝的政治有关。李泌有时也到福严寺小住，在那里读一些释门的译经。福严寺为南岳佛教的五大丛林（福严寺、祝圣寺、上封寺、南台寺、大善寺）之首，在佛教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北齐有位高僧慧思，为天台宗第三祖，他对《法华经》、《般若经》研究甚深。因宗教内部斗争，几乎被人害死，不得已来到南岳，受到海印禅师的支持，他在天柱峰的南面建立了般若寺，宋代以后改名福严寺。慧思使南岳佛教势力声誉大振，并对日本、朝鲜有影响。于是，产生了慧思与岳神赌棋及抛锡建寺的佛教神话传说。到了唐玄宗开元、天宝间，禅宗七祖怀让在般若寺为道场。此寺规模较大，寺东有山门一座，横匾曰：“天下法院。”
　　意思是天下佛教徒以它为传法的寺院。进山门是知客厅，厅前石柱上刻
　　有对联：
　　“福严为南山第一古刹，般若是老祖不二法门。”
　　足见其在南岳佛寺中地位之尊。寺内有岳神殿正佛室、方丈殿、莲池塘、禅堂、斋堂等处。寺西后门有一株古银杏树，寺东后门有方形石井曰“虎跑泉”。
　　在寺后山坡石壁上，有李泌后来为寺庙写的“极高明”三字。当时在般若寺内住有两位异僧，一位是禅宗高僧希迁，俗姓陈，端州高要（今属广东省肇庆地区高要县）人，师事禅宗六祖、南宗开创者慧能大师及禅宗青原系开创者行思大师，他于唐玄宗天宝元年至十四年（742—755）居住衡山般若寺，寺东有石，状如台，结庵其上，世称石头和尚卒溢“无际大师”，作有《参同契》二百余言。另一位是懒残，即明瓒禅师。他在天宝初年为南岳般若寺的执役僧人，因喜欢收众僧所余食物而食，又性情散懒，故众僧徒称其为懒残。他白天干寺里的杂役活，晚间睡在群牛之下，在寺里有二十余年，是个怪异的僧人，据唐人袁郊《甘泽谣》中记载，有一次刺史“祭岳”，因“中夜风雷”，使“一峰颓下”，使缘山的瞪道被大石所拦住了，差人们奋力想将大石移开，力竭而退。懒残却凭一人之力，将大石搬动，转盘而下，打开山路，众僧及刺史罗拜，“奉之如神”。后来寺外虎豹成群而至，日有噬伤，没有办法禁止。懒残却独身出寺外制止虎豹，才出寺门便被“一虎衔之而去”，在懒残去后，“虎豹亦绝踪跡”，不知是他禁止住虎豹，还是被虎豹所伤害了。
　　李泌在南岳衡山对释、玄二教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与研究，较之在嵩山上的潜修又高了一大节。据《邺侯外传》记载，李泌在南岳得到玄门高隐张先生传授秘笈，对服气修道之术更精通了。李泌的这位授业者师只知姓张，不知里居何处，名字叫什么，唐德宗李适晚年好鬼神事，又特别器重李泌，曾追谥张先生为玄和先生。③有关张先生的生平、事迹无法详考。李泌的另一位老师就是懒残大师。据《邺侯外传》和《甘泽谣》等书记载，李泌入隐衡山后，有时到般若寺去读书，他多次与懒残大师接触，深感这位僧人是位异人。他每逢中宵，便听到懒残大师用梵音唱佛曲，响彻山林，不同凡人。李泌知识渊博，又精通音律，能从声音中分辨出人的高兴与悲哀。他发觉懒残大师的梵唱经音中，“凄惋而后喜悦”，好像是在表达他在人生中的坎坷、悲楚与渐悟、解脱。李泌有心观察了数日后，便在深夜中“望席门通名而拜”
　　谒。不料，懒残大师先是不理睬他，后来口出恶语，然后仰望夜空而唾道：“是想要伤害老僧。”
　　不管懒残大师如何冷淡、诟语、嘲弄，李泌却“愈加敬谨”，只是礼拜不止。
　　懒残大师这时正拔牛粪烤山芋吃，他见李泌受他嘲弄后仍然恭敬如初，知器字不凡，许久才说道：“你可以席地而坐，不必站着啦！”
　　李泌闻言甚喜，知懒残大师愿意对自己有所教诲。懒残见李泌席地而坐后，取出他烤的一半山芋请李泌吃，李泌恭敬“捧承”，“尽食而谢”。懒残神色微变，颔首笑道：“望你今后从政，应小心谨慎，勿言多语失而惹祸端，倘能如此，可领取十年的宰相大权。”④李泌神色甚恭敬，再一次向懒残大师拜谢而退。此后，李泌多次向懒残大师请教释门真谛，理解日深，著《明心论》以阐述自己的心得体会，可惜的是这篇有价值的著述却散佚了，无从领略其详。至于石头和尚希迁大师，在当时释门之中地位比懒残大师高，影响也比他大，又长年结庵于甫岳古刹之侧，李泌重佛好道，久慕其名，不可能不与石头和尚希迁大师接触，不可能不去拜谒、求教，但遗憾的是无任何文献、资料记载，无法窥其详了。
　　李泌离开南岳衡山黄庭观、般若寺，向自己的老师玄门高隐张先生和释门异僧懒残大师辞行，便去京师长安附近的终南山游历，大概他想离当时的政治中心近一些，以冀征召，想通过终南捷径入仕李唐王朝。终南山一名中南山，又称作太乙山，在长安城南不足百里。是秦岭西自武功县境，东至蓝田县境的总称，包括翠华山、南五台、圭峰山、骊山等峭壁秀丽的山峰，如同锦绣的画屏，屹立在京师之南侧，成为皇帝幸临和王公大臣游览之胜地，并非清静、寂寞的山林。唐初卢藏用，举进士，不得调，想入朝作官，就隐居在京师附近的终南山，以冀征召，时人称之为随驾隐士，后果被召授左拾遗，武则天时历官黄门侍郎，尚书右丞。当时著名道士白云子司马承祯也曾被召，欲归天台山隐退，卢藏用指终南山含笑说，“此中大有佳处，何必天台？”司马承祯诙讽道：“以愚观之，此乃仕宦之捷径耳。”卢藏用惭之。
　　⑤李泌在人品、气度、襟抱上，自然不能与卢藏用相题并论，但就以终南山为入仕之捷径上，二人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了。
　　李泌在终南山隐居了一段时间，与唐玄宗李隆基的兄妹宁王⑥和玉真公主交往日深。但遗憾的是，玄宗并未下旨征召他入京。李泌在山中久住而无路入仕，心情十分苦恼，他当时年青，终于耐不住长久的寂寞，遂决意回京师谋求政治上的出路。
　　李泌回到京师后，住在自己的旧宅，感慨颇多。他受宁王的邀请，到宁王府小住过数日，与玉真公主更经常探讨玄门真义。宁王与玉真公主对李泌接触日深，更了解了他的知识和才能，对他特别尊敬和亲热。李泌有时兴奋起来，常常“赋诗”，并“播于王公乐章”。⑦回京后，李泌过了一段混迹于上层社会的无聊生活。在天宝十年（751），李泌二十九岁时，他毛遂自荐，“诣阙献《复明堂九鼎议》”，玄宗李隆基回忆起李泌幼年时聪颖过人的情景，心中甚喜，便召他到内廷来讲解老子《道德经》一书。李泌早年就研读者、庄之学，又经过在嵩山、衡山、终南山多年潜修玄释二门之经典著作，并得到玄门高隐张先生的教诲，对老子《道德经》一书理解甚深，讲授有法，深受玄宗李隆基的赞许，便让他“待诏翰林，仍供奉东宫”。李泌还应制作《皇唐圣祚文》，可惜没有流传下来。⑧唐肃宗李亨，这时为东宫太子，又与李泌早就相识、相知，于是太子、诸王子皆与李泌结为布衣之交，这对李泌今后的发展，打开了一条颇为宽广的仕途之路，使他有了许多“贵人”做“护法”者，可以在任何险境中得以逢生。这种极为有利，也极为特殊的情况，在古代许许多多政治家中是极为罕见的，得天独厚的。
　　李泌深得太子李亨及诸王子的尊重与赞赏，李亨称之为“先生”，并多次上书，请玄宗委以重任，这必然会引起权臣杨国忠的忌恨，视为政敌。李泌有一次在参加王公大臣们的宴会时，酒后即席赋诗道：“青青东门柳，岁宴必憔悴。”
　　其意未必含有讥讽杨国忠之意，但杨国忠恨他不投在自己门下，讨好太子李亨，仗着自己是玄宗李隆基宠妃杨玉环的族兄，便入宫面见玄宗，说李泌作《感遇诗》，谤议时政，并对他进行人身攻击。玄宗听罢杨国忠口述李泌的诗文，起初并不在意，还含笑向杨国忠反问道：“如果说赋柳是讥刺卿家，那末凡是在诗文中赋李者，岂不都是在讽刺朕了么？怎能如此联想呢？”⑨但是，杨国忠并不肯罢休，继续“构而陷之”，玄宗禁不住杨国忠的一再构陷，又为了照顾到杨氏姐妹的情面，遂不得已下诏，将李泌斥置蕲春郡安置。
　　蕲春在湖北长江以北，罗田、黄冈以东地区，在唐代是比较偏远之地。李泌求仕的路是不平坦的，刚刚有些得意，便被贬斥出京，到江北偏僻之地了。
　　在唐玄宗天宝十二年（753），即李泌贬出京师不足一年，他的母亲周氏病故了，李泌奔丧归家，并辞去在湖北蕲春郡的官事。太子李亨及诸王，因素与李泌有交情，皆遣使前来李府吊祭，一时轰动了京城。
　　李泌恐再次招祸，在长安居住了一段时间，便只身离去，隐居于河南颖阳郊外鬼谷。⑩有时也往在嵩山中岳庙、白鹤观等旧游之地。他在寂寞、凄苦中等待时机，二次出山，大展宏图。
　　就在李泌退隐于颖阳鬼谷和嵩山古刹，道观这二、三年内，历史发生了急速的变化，李唐王朝由盛转衰，终于发生了“安史之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但这次社会大动荡却给李泌个人的政治活动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使他的才能得到比较充分地发挥，正所谓“疾风知劲草，国乱显忠臣”了。
　　注释：
　　①《新唐书·李泌传》。
　　②唐·范崇《测景台赋》。
　　③《邺侯外传》。
　　④《邺侯外传》、袁郊《甘泽谣》。
　　⑤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10”唐纪26”、《新唐书·卢藏用传》。
　　⑥宁王李宪，睿宗李旦之长子，武则天以睿宗为皇帝时，李宪立为皇太子。载初元年（690年）武则天自立为圣神皇帝，睿宗降为皇嗣，册为皇孙。平定韦氏之乱后，睿宗将建东宫，又欲立宪为太子，宪固辞，而以楚王李隆基为太子。玄宗即位后，徙王于宁，兼太常卿，改封为宁王。因为宪实推天下，有高世之行，病逝后追谥“让皇帝”。
　　⑦《邺侯外传》。
　　⑧《新唐书·李泌传》，《邺侯外传》。
　　⑨唐·李繁《邺侯家传》。
　　⑩《资治通鉴》卷218“唐纪34”胡三省注云：“武后载初元年，分河南伊阙、嵩阳置武临县，开元十五年，更名颖阳，属河南府。”亦见《感定录》、《邺侯外传》。
　　第四章
　　慷慨赴国难，天子视为宾在唐玄宗李隆基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唐朝平卢军节度使兼范阳节度使、河东节度使安禄山①，以清君侧诛杨国忠为名，率所部精兵十五万，号称二十万之众，进攻唐朝，爆发了历史上有名的“安史之乱”。
　　“安吏之乱”的原因比较复杂，是多种因素造成的。李唐王朝从建立至这次大动乱，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了，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但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加重，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广大农民在耕地丧失和赋役繁重的情况下，逼得离乡背田，四散逃亡，阶级矛盾日益激化，而李唐王朝的统治集团，并不自省，并不加以修整，反而越来越露出腐败、没落之象。
　　唐玄宗李隆基是唐代历史上很有影响的一位君主。李隆基是睿宗李旦的第三子，“性英断多艺，尤知音律，善八分书（汉隶书的别名）。仪范伟丽，有非常之表”。“中宗（李显）末年，王室多故”，李隆基常常私下“引材力之士以自助”，欲有大做为。在中宗景龙四年（710）六月，李显“暴崩，韦后临朝称制”，韦后之党“韦温、宗楚客、纪处讷等，谋倾宗社”。因情况万分危急，李隆基来不及与父亲李旦商量，乘夜即率众斩关夺门进兵皇宫，韦后“惶惑走入飞骑营，为乱兵所害”，李隆基又分遣诸将诛韦氏之党羽。
　　待到天明时，诸事皆已完毕，“乃驰谒睿宗，谢不先启请之罪”。由于李隆基有“拯天下之危”的大功，故睿宗李旦即位后，打破常规立李隆基为皇太子。李隆基即位后开元年间（713—741），他励精图治，颇有作为。他“禁约诸王，不使与群臣交结”（《资治通鉴·唐纪二十八》）。他对皇后妹夫长孙听挟私怨殴打御史大夫李杰事件，予以严肃处理，并敕书相慰，注意防止皇室、国戚干预破坏朝政。他任用姚崇②、宋璟③、张九龄等贤臣，使社会经济恢复发展，出现了繁荣昌盛的局面，所以大诗人社甫在《忆昔》二首诗中称赞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在初唐百年间，由于劳动人民的辛勤耕耘，到开元盛极一时，民熙物阜，唐玄宗李隆基攫取了社会成果，渐渐走上骄奢淫逸的道路，使李唐王朝由盛世走向衰微。在重臣姚崇病逝，宋璟年老退休后，张九龄又因周子惊上书忤旨杖杀牵连而被贬，口蜜腹剑的李林甫④渐渐把持朝政。他“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疾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而上不寤也。”（《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二》）李隆基手下的重要军事将领王忠嗣⑤，为河西、陇西节度使，兼知朔方、河东节度使事，“控制万里，天下劲兵重镇，皆在掌握，与吐蕾战于青海、积石，皆大捷。又讨吐谷浑于墨离军，虏其全部而归。”李林甫见他“功名日盛，恐其入相”，遂与安禄山勾结，削弱他的兵力。据《旧唐书·李林甫传》记载，李林甫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便杜绝“出将入相之源”，他多次向玄宗建议，任用寒族蕃人，因为著人善战有勇气，寒族即无党援，所以让高仙芝、哥舒翰⑥为大将，“林甫利其不识文字，无入相由。然而禄山竟为乱阶，由专得大将之任故电。”王忠嗣见安禄山在雄武城的军事布置有异，“数上言禄山必反；林甫益恶之”。会逢玄宗欲使王忠嗣攻打吐蕃石堡城，因为“石堡险固，吐蕃举国守之”，“非杀数万人不能克”之，而此城“得之未足以制敌，不得亦无害于国，故忠嗣不欲为之”，遂上书陈情，玄宗为此“不快”。后来，将军董延光自请兵攻取石堡城，玄宗“命忠嗣分兵助之”，王忠嗣不得已而奉诏，“而不尽付延光所欲，延光怨之”。王忠嗣手下的大将李光粥⑦，恐怕他因此而获罪，曾极言相劝，但王忠嗣不愿以数万人的生命来保全自己，终被李林甫等人所诬陷。幸亏他的部下哥舒翰正受到玄宗宠信，力陈其冤情，哥舒翰甚至“请以官爵赎忠嗣罪；上起，入禁中，翰叩头随之，言与泪俱”，玄宗才稍有所“感寤”，“贬忠嗣汉阳太守”。（《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一》）
　　王忠嗣在开元年间长期手握重兵于边睡，采取正确的安边政策，因此他所守卫的较长边界一直比较安定。王忠嗣被贬后，兵权落到有政治野心或不正派的将领手中，每以边斗邀功，并养奸固己。玄宗李隆基轻启外衅，穷兵黩武，在天宝年间一再吃败仗，安禄山败于契丹，高仙芝于怛逻斯（今哈萨克共和国）与大食（阿拉伯帝国）交战失利，尤其是鲜于仲通和李宜两次败于南诏，搞得天下骚然，人民的赋税和兵役负担越来越重，李唐王朝的国力已日益虚耗。大诗人杜甫对玄宗不断发动扩边战争，深为不满，极为不安，并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造成的“千村万落生荆杞”、“新鬼烦冤旧鬼哭”（《兵车行》）的惨况，提出强烈抗议。杜甫深感到唐室采取的这种政策，必将给广大人民带来不幸，他缅怀唐太宗时的安边政策，对玄宗背
　　离先世遗教予以谴责：
　　“赞普多教使入秦，数通和好止烟尘。
　　朝廷忽用哥舒将，杀伐虚悲公主亲。”
　　（《喜闻盗贼蕃寇总退口号五首》）
　　玄宗李隆基正因为在内政、外交上一错再错，在个人生活中腐化纵乐，才使唐帝国由盛而衰，导致“安史之乱”的。杨玉环原本是玄宗的儿子寿王之妃，他却千方百计纳为贵妃。杨贵妃的从兄杨钊（后更名杨国忠），因为有这样的裙带关系，被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所赏识，并将其推荐到京师为官，一步步爬上去，以至连李林甫都因为他有“掖庭之亲，出入禁闼，所言多听，乃引以为援，擢为御史”（《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一》）。后来，杨国忠⑧进而反挤李林甫，“贵震天下”（《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二》），以致连“十宅诸王及百孙院”的龙子龙孙，有事都要向杨氏姐妹贿赂使请。（《旧唐书·后妃上》）玄宗李隆基的晚年，恃承平日久，不知居安思危，不仅纵情声色，极度挥霍，并重用李林甫、杨国忠之流，嫉贤妒能，搞得政治昏暗，国势大减，以致当“渔阳鞞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白居易《长恨歌》）
　　时，不仅给国家，也使他个人生活遭到极大的不幸。
　　安禄山在渔阳起兵之初，因“时太平久，人忘战”（《新唐书·安禄山传》），顿时声势咄咄逼人，但由于哥舒翰统兵二十万守住潼关，阻挡了安禄山向长安的进军，而北方诸军勤王兵又纷纷赶来，渐渐形成对安禄山的包围之势，朔方节度使郭子仪⑨和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等人，在嘉山等处数败安禄山兵将，军声大振。常山（河北正定县）太守颜杲卿和平原（山东平原县）
　　太守颜真卿，亦起兵河北，远近响应，山东、河北十郡很快收复，牵掣住安禄山后方，安禄山曾因此而欲退回范阳。不过，颜杲卿等不久兵败，安禄山才逼近潼关。倘若“崤、函固守，兵不妄动，则凶逆之势，不讨自弊”（《旧唐书·杨国忠传》）。但杨国忠素与哥舒翰不和，他为泄私恨，竟在国家艰危之际，一再向玄宗李隆基“谬说”，逼迫哥舒翰兵出潼关，迅速收复陕、洛之地。郭子仪、李光弼诸名将闻之甚惊，一再向玄宗李隆基谏言：“哥舒翰老将军虽素有威名，但他如今已年老体衰患有风疾，行动极为不便，安禄山等人深知哥舒翰的身体状况。哥舒翰所统率的兵将虽人数不少，却是在仓促之间凑起来的，缺乏训练，战斗力不强。而安禄山的叛军是训练有素的精锐部队，南破宛、洛，气势正凶，仅以余众守卫幽州，如果我们出兵直取其巢窟，擒住叛族为人质，不仅可以招降他手下的逆徒，连安禄山的人头也指日可取。如今却逼使哥舒翰出兵潼关，倘若乓败，即危及京师，后果不堪设想。”
　　但是，玄宗李隆基越来越固执，越来越自以为是，他不听众将从实际出发的正确建议，而轻信杨国忠之“谬说”，一意孤行，下令哥舒翰出兵潼关。哥舒翰万般无奈，只好让部下抬着“恸哭出关，次灵宝西原”，与安禄山手下大将“乾祐战”，被崔乾祐击败。哥舒翰想复守潼关，被他的部将火拔归仁“执以降贼”，并械送到安禄山坐镇的洛阳城，使“京师震动”（《新唐书·哥舒翰传》）。玄宗李隆基闻变后，率大臣及宫人仓皇逃窜，“朝廷陷没，百僚系动”，“兵满天下，毒流四海”。（《旧唐书·杨国忠传》）
　　玄宗李隆基率众逃难至马嵬驿，将士饥疲皆愤怒，护驾将军陈玄礼认为“祸由杨国忠，欲诛之”，曾让东宫宦者李辅国请示太子李亨，李亨本无主见，又临此大事，故犹豫“未决”。不久，军士愤激哗变，不仅诛杀了杨国忠及虢国夫人、秦国夫人、韩国夫人，并且声言“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李隆基无法，只好命高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舆尸寘驿庭，召玄礼等入视之”，令其“晓谕军士”。这情景正如大诗人白居易《长恨歌》中所说的：“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玄宗李隆基在从马嵬驿出发时，朝臣只有韦见素一人，便委任韦谔为御史中丞，充置顿使。李隆基想避难于西蜀，但众将多反对，认为“国忠谋反，其将吏皆在蜀，不可往”。有的请求去河、陇，有的赞成至灵武，有的认为去太原，还有的欲还京师长安。李隆基虽想入蜀，但伯“违众心”，竟不敢说去往何处。韦谔见状从中调解，暂去扶风。在出发前，当地父老皆遮住道路，请求玄宗留下来。玄宗只好命太子李亨“于后宣慰父老”。于是，当地父老及乡民多至数千人请求太子李亨留下来，率众“东破贼，取长安”，李亨涕泣不决。建宁王倓与宦者李辅国认为机不可失，便执住李亨的马宠头，谏言道，“逆胡犯阙，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兴复”。并认为若此时留下，正合民意，“召郭（郭子仪）、李（李光弼）于河北，与之併力东讨逆贼，克复两京，削平四海”，正可以使社稷转危为安。
　　广平王俶也劝李亨留下来，不必从玄宗入蜀。这时，当地父老共拥于太子李亨的马前，李亨已无法骑马驰走。李亨见事已至此，就派他的儿子广平王俶骑马去向玄宗请示。玄宗离开马嵬驿不远即停下来，久等太子不至，就派人去侦察，侦察人员将了解到的情况禀告后，他长叹道，“这是天意！”于是，他分出后军二千人及飞龙厩马给太子李亨，并晓谕将士道：“太子仁孝，可以奉宗庙，你们应好好辅佐他。”又晓谕太子道，“你好自为之，不要以我为念。西北诸胡，我一直待之甚厚，他们定会为你所用。”李亨南向号泣不已。玄宗又遣使将东宫内人张良娣送给太子李亨。（《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四》）玄宗在避难的途中，见将士军兵“各怀去就”，常常出言不逊，连负责军务的大将陈玄礼也不能制止，在行至益州时他不得不以春彩十万匹悉置于庭，“言发涕流”责备自己，并与诸护驾军士诀别，众将士见玄宗如此，“咸俯伏涕泣”，“自此悖乱之言稍息”。李隆基“诏以皇太子讳充天下兵马元帅，都统朔方、河东、河北、平卢等节度兵马，收复两京”。至蜀郡府衙之后，李隆基又在宣诏中一再自责，并“仍令太子诸王搜兵重镇，诛夷凶丑，以谢吴穹”。（《旧唐书·玄宗本纪》）他接受了房琅的建议，除封太子李亨外，又命永王俶为江陵府都督，领山南东路、黔中、岭南、江南西路各道；盛王李琦为广陵郡大部督，领江南东路、淮南、河南各道；丰王李珙为武威郡都督，领河西、陇右、安西、北庭各道。这根本不是集中力量平定“安史之乱”，而是把天下暂时分割给自己的几个儿子，以便日后有机会仍能收回，重掌天下之大权。
　　玄宗率众离开马嵬驿后，太子李亨心中犹豫，不知该往何处去。他的儿子广平王俶劝他不该久驻此地，应寻找个比较安稳之处。另一个儿子建宁王俶认为，河西、陇右之众不可靠，而朔方可去。因为李亨在开元十五年时曾为朔方节度大使，与朔方将吏有旧情，而朔方道路离此处较近，士马全盛，裴冕为河西行军司马，出身“衣冠名族，必无贰心”，而今安禄山叛军侵入长安，正在城中虏掠，未暇他顾，趁此之机“速往就之，徐图大举”，乃为上策。众人认为建宁王俶分析得极有道理，便去朔方。行至渭水河滨，遇见潼关败兵，双方误以为是敌人，发生战斗，死伤甚众。李亨收拾余卒，经新平、安定、彭原等处，至平凉才止住。朔方留后杜鸿渐、六城水陆运使魏少游、节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卢简金，盐池判官李涵等人商议，认为平凉散地，不是屯兵之处，灵武郡“兵食完富”，如果迎太子李亨至此，可以北收诸城兵将，西发河、陇之地的劲骑，甫向以定中原，是“万世一时”之良机，遂让李涵“奉笺于太子”，愿将“朔方士马、甲兵、谷帛、军需之数以献之”。
　　李涵至平凉后，太子李亨非常高兴。这时，河西司马裴冕已至平凉，并被李亨任命为御史中丞，他也劝李亨去朔方灵武郡。杜鸿渐得李涵消息后，他亲自率众到平凉迎接太子李亨至灵武。
　　李亨至灵武后，裴冕、杜鸿渐等人一再上书，请李亨即皇帝位，他们认为，如今的将士大多是关中人，日夜思归家乡，之所不畏艰险跟随殿下来此沙塞之地，是希望能立功。倘若一旦离散，就不可复集了。他们劝太子李亨“勉徇众心，为社稷计”即位以安众心。李亨见众意如此，只好点头答应。
　　于是，天宝十四年（755）李亨即位于灵武城南楼，在“群臣舞蹈”欢喜之际，他却“流涕晞欷”不已，心里觉得对不起自己的父亲。肃宗李亨即大位后，尊玄宗为上皇天帝，赦天下，改天宝十五年为至德元年，以杜鸿渐、崔漪并知中书舍人事，裴冕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任命吕崇责为关内节度使、薛景仙为扶风太守，兼防御使，郭英乂为天水太守，兼防御使。肃宗初立时，塞上兵将并不甚多，不久“归附者渐众”。（《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四》）
　　玄宗入蜀后，想下诏书令太子李亨指挥兵马讨安禄山叛军，收复两京，诏书还未下达，而灵武的使者已至蜀郡府衙，“始知皇太子即位”，他不得已而“用灵武册称上皇，诏称诰。”（《旧唐书·玄宗本纪》）李隆基曾有“天下向五十年，太平娱乐，一朝失意，远处巴蜀”，不再为臣下所重，连手中大权都被自己儿子夺去了，心中极悲。李隆基派韦见素、房琯、崔涣奉传国主玉册到灵武加以册立，对肃宗李亨即位予以正式承认，肃宗为了表示对上皇的尊重，又加上房琯⑩有虚名，遂用之为宰相。
　　“安史之乱”发生时，李泌正隐居于河南嵩山奉天宫，伺机而动。这时，虢王巨为河洛节度使，有匡复唐室之大志，他素闻李泌之大才，彼此之间又有过一些交往，又正值国家动乱极需人才之际，便亲笔写了书信，派遣使者入嵩山请李泌出山，共议讨贼之大计。李泌接到书信后，心中甚喜，正欲赴虢王巨军中一展襟抱，适逢肃宗李亨已在灵武即位，并派遣使者持肃宗手书至嵩山，这使李泌心中极快，仿佛要象雄鹰一样直翔云天了。虢王巨不敢与肃宗争夺贤臣，怕引来杀身之祸，赶忙令手下军士为李泌准备了车马，并护送他至灵武面见新君。（11）
　　李泌在年仅七岁入宫见驾时，玄宗李隆基就让他与太子李亨结识，在李亨的忠王府住了一月有余，从此李亨与李泌竟成布衣之交。李亨比李泌大十一岁，初识时年仅十八岁，二人一为少年，一为幼年，时光流逝，这次相逢时彼此相交庶几近三十年了。李亨在灵武即位时年已四十五岁，李泌年仅三十四岁。李亨虽比李泌年纪大许多，但他却一直很敬重李泌的人品、才学，常常称之为“先生”，并向其虚心请教，二人的私交很好。李亨在天宝年间，曾多次向他父亲唐玄宗李隆基进言，希望朝廷重用李泌，李隆基深知李泌是个奇才，也想委以大任，但因受权臣杨国忠所诬陷，未能实现此事。如今李隆基逃奔巴蜀，杨国忠等人已命丧马嵬驿，他被迫留在朔方讨贼，并为杜鸿渐等拥立成新君，担负李唐王朝中兴之大任，急需贤才良将佐助，度过艰危，重整乾坤，所以他自马嵬驿北行后，立即就想到自己少年时代的好友，一代英才李泌，便遣使来迎，在李泌随众人入灵武城时，李亨甚喜，他亲自迎出临时的行宫，握住李泌的手，眼里流出了两行热泪。李泌自幼聪颖过人，博学多才，久怀凌云之志，却一直隐身于深山古庙之中，在漫漫的寂寞中等待“天时”，如今机遇总算来了，他二出嵩山，受到肃宗李亨隆重礼遇，回想起他们之间近三十年的交往、友情，不禁眼里也潮湿了。
　　肃宗李亨人虽懦弱，无主见，但却很重友情，他握住李泌的手，一直不愿放开，二人手握着手，边谈笑，边入行宫，宛如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的普通百姓，暂时完全忘却了君与臣的区别。当晚，肃宗李亨设大宴为老友李泌接风，在灵武城中的主要文武大臣部出席了这次隆重宴会，在宴会上群臣发现肃宗李亨自即位后从没有这样高兴过。群臣见肃宗待李泌如此亲厚，有的庆幸，有的羡慕，也有人忌妒。大宴一直到第二天凌晨才结束，肃宗李亨请李泌暂注在行宫里，有事便于商量。
　　从此以后，李泌便住在灵武城内肃宗的宫中，成为朝中一位极奇特的人物，即极有权又极无权的朝廷要人。肃宗李亨并非英明之主，他较其父李隆基在才能、胆魄上差多了，但他却非常信任李泌，特别仰仗李泌，待之甚厚（12）。他们“出则联辔，寝则对榻”，二人相处仍如李亨为太子时一样，不忘昔年布衣之交。李亨遇见任何事情，都要向李泌求教，“言无不从”，甚至连“进退将相”之军国极重大、极保密之事，也要与李泌商量、决定。肃宗李亨几次想让李泌出任右丞相，李泌却一再坚持辞谢，他表示皇上如今待自己如宾友，已经比对宰相都高出许多了，何必屈其清高之志。因为李泌素称自己为“山人”，又一再辞官，肃宗也就不便逼迫，遂以散官宠之，封其为银青光禄大夫，“俾掌枢务”。（13）
　　李泌经常随从肃宗李亨外出，在军中视察，军士们因为多次见到，觉得有些奇特，便私下常常议论说“穿黄衣服的，是圣人；穿白衣服的，是山人。”
　　后来，这种议论传到肃宗李亨的耳朵里，肃宗李亨便将此事转告李泌，并说在国家艰难之际，不敢逼你委屈作官，暂且穿上宫廷官吏的紫袍，“以绝群疑”。李泌不得已，只好顺从肃宗的意见，接过紫袍。李泌入内穿上紫袍，出来向肃宗称谢时，肃宗含笑道，你如今既已穿上朝服，岂能无名称呢。言罢，他伸手从怀中取出早已写好的敕文，封李泌为侍谋军国、元帅府行军长吏。李泌一再辞谢，但李亨不允许，并十分委婉他说道，我并非相逼，而是为了目前艰难之境况。俟讨平逆贼之后，听任先生行其高志。李泌见肃宗李亨出于一片诚意，只好接受了这个职务。肃宗李亨置元帅府于自己的宫廷之中。
　　建宁王倓，性情英武、果敢，有雄才大略，随从肃宗李亨自马嵬驿往北行军，当时“兵众寡弱，屡逢寇盗”，异常艰危。建宁王倓自选骁勇善战之将士，率领在李亨的前后，屡经血战，保卫李亨脱险境。李亨有时过了吃饭的时间还不能吃饭，只好忍饥挨饿，建宁王倓见父亲如此惨况，总是“悲泣不自胜，军中皆属目向之”。李亨即位后，原想任命建宁王倓为天下兵马元帅，让他统率诸将东征讨伐逆贼安禄山。当他与李泌商议此事时，李泌却提出不同的意见。
　　李泌认为：
　　“建宁王倓确实有元帅之才，但是广平王倓，是兄长，是皇位的继承人，如果让建宁王倓建王室中兴之大功，广平王倓就会成为历史上的吴太伯倓，将来无法继承王位，不利于王室的安宁。”
　　肃宗李亨不大赞同李泌的意见，他认为：“广平王俶，是嗣君，皇位的合法继承人，何必以当兵马元帅为重呢？！”
　　但是，李泌仍坚持自己的看法，并进而陈说道：“广平王俶如今尚未正式命为东宫太子，此位还空着，未落实。现在天下艰难之际，众心所属，在于元帅。倘若建宁王倓大功建成，声威天下，陛下虽不想让他为储副，而在他手下立功的文臣武将也不肯罢手。昔日太宗和上皇（玄宗李隆基），就是这样的。”
　　肃宗李亨闻言沉吟不语。他想到昔日唐太宗李世民为夺皇位，演出了玄武门之变，杀了自己的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玄宗李隆基在继位前，也引起不小麻烦，幸亏他的长兄不愿与之争位，才避免意外事件发生。因此，他觉得李泌所忧虑的事，值得重视，便立即改变初意，封广平王俶为天下兵马元帅，诸将必须服从其帅令。此事商议的情况，不久传出，被建宁王倓得悉，建宁王不仅为人英武、有才略，而且襟怀坦率，无政治野心，他很敬重李泌的人品，才略和远见，很感激李泌考虑问题的周详，亲自去求见李泌，深谢道：“先生所虑正是倓之本意。”从此，建宁王倓与李泌成为知己的朋友。
　　广平王俶被肃宗封为天下兵马元帅，李泌任侍谋军国、元帅府行军长史后，二人主持的元帅府在皇宫禁中。广平王俶入时李泌在元帅府中，李泌入时广平王俶也如之，二人关系非常亲密。李泌出于军事上的需要。又向肃宗李亨谏言道，如今诸将因为畏惮皇帝的天威，在陛下面前敷陈军事上的情况，恐怕不能将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万一有点小的遗漏或差错，为害却是很大的。
　　为此我恳请陛下恩准，诸将有事可先与为臣及广平王“熟议”，臣与广平王“从容奏闻”，可以的就执行，不妥的就停止，岂不更好么？肃宗李亨听罢后，点头赞许。由于当时“军旅务繁”，战斗激烈，情况万变，从四面八方呈上来的“奏报”，自黄昏至天明几乎无虚时，肃宗李亨下旨让人将这些军情奏报都送到元帅府，由李泌最先打开察阅，有特别紧急的军情和事务，即将奏报重新封好，隔门通进禁中。当时的规矩，在宫禁门侧设置有轮盘，至夜晚宫禁门即关闭了，凡外面有急切的文书，可以纳入轮盘之中，向内旋转一下轮盘就可以传递进去了。稍稍次要一些的奏报，可以等待天明之后再呈肃宗李亨批阅。肃宗李亨非常信任广平王俶和李泌，将宫禁门的钥匙和指挥的符契都让广平王俶和李泌掌管。
　　据《邺侯家传》记载，李泌曾向肃宗李亨建议，以大将李光弼为元帅左厢兵马使，率精兵出井陉关，攻打常山，图谋安禄山叛军的老巢范阳城。让郭子仪为右厢兵马使，帅众南取冯翊、河东两郡之地。但按照《汾阳家传》记载，此时郭子仪正领兵北讨同罗（古部落名，游牧于图拉河北），并未兵向河东。可能这只是李泌向肃宗李亨和天下兵马大元帅广平王俶提出的战略计划，虽经二人赞同，后来因情况变化，并未实行，据《邺侯家传》和《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四》等记载，当时肃宗李亨召见李光弼、郭子仪，商议征讨逆贼安禄山之大计，二人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力量，以及战局的发展、变化，“有迁延之言”。肃宗李亨不懂得军事，又急于求成，不禁大怒，脸上为之色变，极不悦斥责李光弼和郭子仪，李、郭二人极为惊恐，知触怒了皇帝，赶忙仆拜于地，“不毕词而罢”。事后，肃宗李亨仍对李光弼和郭子仪不满，曾对李泌一再言道：“二将自偏裨之位，仅仅一年间，因为国家遇上大的叛变，朕又在灵武城即大位为新君，正需要用人，遂使二人位至三公、将相，荣极一时。看来二人已有骄色，商议征讨逆贼，竟欲迁延时日；适才来时被朕斥叱之，皆拜伏于地。如今正准备克复两京，扫除叛贼，而主持军务的最主要将领已然骄纵，不听命，令朕深感忧虑。朕现下委任先生主管军务，帅府中议论军机大事，应该示以威令，使这些将领知道畏惧才成。”
　　李泌见肃宗如此信赖，遂略沉吟，含笑向肃宗献策道：“陛下一定要二将畏惧臣，今有一法。二人平素未见过广平王，我恳请陛下令广平王暂至帅府。待郭、李二人至时，因天气寒冷，我设小宴与他们饮酒。二人必然要拜谒广平王，我可因此与他们订下酒令，谁也不许站起身来。我们稍饮片刻，广平王即入宴，只是谈笑，与我互相慰安而已。酒席散了之后，我才告诉二将拜谒兵马大元帅广平王。让二将亲眼看见，广平王以帝子之尊，仍能俯从于为臣的酒令，由此可见陛下非常宠任为臣，使他们深感到帅府发出的军令是必须执行的，今后倘若失律，可能有杀身之罪。”
　　肃宗李亨听罢，拍手称赞，连连点头。李泌恐献此策有损广平王俶的尊严，而广平王俶是肃宗的皇太子，嗣君，这也是不能丝毫失礼的尊贵人物，
　　遂又补充道：
　　“伏望陛下能亲自对广平王说，这是陛下的意图，其目的是使李、郭二将畏惧微臣，便于日后指挥其行动，并非是臣下恃皇恩而做视广平王。”
　　肃宗李亨见李泌竟如此多虑，不大理解，便问道：“广平王与卿的关系一直很亲密，怎么会有其他的想法呢！”
　　李泌微微摇头，神色渐渐严肃起来，郑重说道：“广平王是皇帝的长子，未来的国君，地位极为尊贵，是因为陛下一直对臣很亲近，才相交的。臣只是一介草民，对未来的国君，岂敢不畏惧！”
　　肃宗李亨见李泌说得也有一定道理，又彼此相交颇深，遂含笑点头了。
　　第二天天刚刚亮，广平王按照肃宗李亨的旨意来到元帅府。不久，李光弼、郭子仪二将也来到帅府，向他汇报军中的情况，然后一同“坐饮”。二人因为从未见过元帅，求见广平王俶.在广平王俶“将至”时，“执盏为令，并不得起”。及广平王俶至后，李泌含笑对广平王道，适才有酒令，允许“二公不起”。广平王俶颔首道：“寡人不敢。”
　　立即就坐饮酒。李光弼、郭子仪先状大惊失色。广平王俶全做未见，与李泌及李光弼、郭子仪“谈笑皆欢”。过了一会，李泌才对李、郭笑道，“二人起来谢过广平王。”广平王俶肃容说道：“先生能够为二位将军如此，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寡人也应该尽力才是。如今我们同心协力成宗社大计，以此才符合圣上的心意。”
　　事毕，李光弼、郭子仪拜谢出帅府，李对郭说道：“适来饮酒时的酒令，虽不是军令，但是出自皇上的旨意，想让我们服从元帅和李先生的指挥。”
　　肃宗李亨虽用朔方的兵将中兴唐室，还想借外夷的兵力以扩张军势，遂以幽王守礼的儿子李承寀为敦煌王，与大将仆固怀恩（15）出使于回纥，请求回绝出兵协助讨贼。又发拔汗那（古西域国名）兵，并且传谕北狄诸行国（北狄逐水草为行国）、西域城郭诸国（西域诸国皆有城郭，故谓之城郭诸国），答应给他们以“厚赏”，让他们从安西兵入援。李泌劝肃宗李亨道，如今我们有彭原之地，一俟西北兵将援至，进兵扶风以应之。这时庸调物资也集至，可以供给军需之用。肃宗李亨认为言之有理，便从灵武起兵亲自出征。
　　肃宗李亨自灵武至顺化郡时，见到韦见素、崔涣、房琯等人至，三人自成都来，奉上宝册，是上皇玄宗李隆基派来的使者。李亨认为韦见素过去附杨国忠，故而“意薄之”。素闻房琯有大名，遂“虚心待之”。房琯其实并无真本领，只会空口说大话，他每次见到肃宗李亨谈论时事，辞情慷慨，使肃宗每每深受感动，常为之改容。从此军国大事多谋于房琯，房琯也以天下为己任，知无不为，杜鸿渐、崔漪、裴冕诸相见状只好“拱手避之”。李泌其实深识房琯之深浅，本应出言力阻之，但一者见肃宗李亨待之正宠信，知言而无用，反而惹祸，二者恐肃宗李亨认为自己忌贤妒能，遂一直隐忍未言。
　　肃宗李亨自马嵬驿之变后，玄宗李隆基曾将东宫内人张良娣赐之。肃宗李亨在灵武即位后，张良娣由于性巧慧，极能迎合李亨之意，又故意每寝常走在肃宗前面，显示一旦有意外变化，她在“仓猝之际”，可以身当之，使肃宗从后面躲避，而且还为肃宗生一子，产后三日即起为战士缝衣，表现十足，深得肃宗李亨喜爱。上皇玄宗知张良娣已得李亨之欢心，遂赐张良娣“七宝鞍”。李泌为此向肃宗李亨谏言，遽加制止。李泌认为，目前四海分崩，社会动乱之际，皇室应当以“俭约”示天下人，以安民心，张良娣“不宜乘此”。李泌请求肃宗李亨撤去“七宝鞍”上的珠玉，交付库吏，以俟有战功的将士加以奖赏。张良娣在閤中听到李泌的话后，埋怨道，我与先生是同乡之人，何至于如是不近人情。（15）肃宗李亨肃容道，先生是为了社稷之大计才如是说的。立即下令撤去“七宝鞍”。建宁王倓闻言在廊下哭泣出声，肃宗李亨听到后大惊，召建宁王倓至身边，问其原因。建宁王倓郑重答道，儿臣认为如今虽忧祸乱未平，但陛下能从谏如流，过不了多久必能见陛下扫平叛贼，迎接上皇还长安城，因此“喜极而悲”，流下泪来。张良娣为人阴险狠毒，见李泌和建宁王倓如此说，心怀杀机，使李泌和建宁王倓的头上开始笼罩不祥的政治阴云，在今后的仕途上投下可怕的暗影。
　　肃宗李亨曾经从容地与李泌谈起李林甫的事，他想下令让诸将在克复长安城后，挖掘奸相李林甫的坟，将其尸骨焚骨扬灰以泄心中之恨。李泌也痛恨李林甫之为人，但他认为应从另一方面周全考虑，故劝肃宗李亨道：“陛下正要平定天下，没有必要仇恨、惩罚已经死了的人。李林甫的枯骨也没有知觉，反而让人感到圣德不够宽宏大量。况且目前追随安禄山的将士，都是陛下的仇敌，倘若闻知陛下连死了的人都不宽恕，恐怕会阻碍他们怀自新之心，不利于讨贼。”
　　肃宗李亨虽觉得李泌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但由于他十分痛恨李林甫之为人，从感情上仍不能接受李泌的建议，不悦地问道：“此贼昔日千方百计地危害于朕，那时候，朕度日如年，朝不保夕。朕能保全下来，不为其所陷害，真是天幸呵！李林甫也很嫉恨你，只是尚没来得及害你就死掉了，你怎么还怜悯他？！”
　　李泌深有感喟地答道：
　　“李林甫的所作所为，臣怎么能不知道呢？只是上皇（指李隆基）有天下约五十年，太平娱乐，一朝失意，避难远处巴蜀。南方气候不好，上皇又年纪很大了，如果得知陛下有这样的敕令，心里一定认为是用韦妃的缘故，内心惭愧，不愉快。万一上皇感愤成疾，后悔莫及，人们会说陛下以天下之大而不能安慰君亲，有损陛下的圣德。”
　　李泌的这一番话还没有说完，肃宗李亨“流涕被面”，他激动地走下台阶，仰面朝天拜谢道，朕没有想到这些重要的事，是上天让先生告诉朕的。
　　言讫，肃宗李亨抱持住李泌的脖颈痛泣不已。从此，肃宗李亨与李泌君臣之间的情谊更深了。
　　由于当时局势逐渐好转，克复两京，扫荡叛军大有希望，李唐王朝的政权又比较稳固了，肃宗李亨的心情也渐渐敞快了。他夜晚有时睡不着觉，就召见颖王、信王、益王和李泌闲谈，四人同坐于“地炉罽毯上食”。因为李泌修炼道家导引，辟谷之术，不大吃食物，肃宗李亨每次都亲自烧二个梨赐李泌，以代替酒肴。颖王见肃宗李亨待李泌如此亲厚，自恃是同室兄弟，也向肃宗李亨请求吃烧梨，肃宗李亨却不答应他的请求，并说：“你可以饱食酒、肉，吃的东西很多，而李先生已绝粒多年了，只能吃二个烧梨，你又何必去争呢？”
　　颖王见肃宗李亨一口拒绝了自己的请求，仍不甘心，便说：“臣等是想试一试陛下的心意，为什么有点偏向。倘若不然，我们三个弟弟共同请求陛下恩赐一梨如何？”
　　肃宗仍不允许，命人取别的水果赐与颖王、信王、益王。颖王等三人，见肃宗李亨如此敬重李泌，遂齐声说道：“臣等因为这梨是陛下亲自烧的，故而乞求一食，至于其他水果，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言讫，颖王沉吟片刻，含笑朝肃宗李亨和李泌说道：“先生受皇上如此深厚诚挚的恩遇，臣等请求联句，以为他年的一件盛事。”
　　肃宗李亨闻言甚喜，就命颖王先说。颖王脱口吟道：“先生年几许，颜色似童儿。”
　　信王微一沉吟，朗声道：“夜抱九仙骨，朝披一品衣。”
　　益王含笑接声道：
　　“不食千钟粟，唯餐两颗梨。”
　　颖王、信王、益王相继说出联句后，共同请求肃宗李亨补上最后两句，使之珠联壁合。肃宗李亨郑重说道：“天生此间气，助我化无为。”
　　李泌受肃宗李亨及颖王、信王、益王如此恩渥与厚待，异常感激，欲起身致谢，肃宗李亨又不允许他多礼，并坦诚他说：“先生久居名山，揍遁于幽林，不注意人世间之事。如今居住于大内禁中，帮助寡人密谋匡救天下之大计，指挥皆合于玄机，乃社稷的支柱。”
　　李泌受肃宗李亨的“恩渥隆异”，在古代君与臣之间是十分罕见的，故而后来被张后（张良娣）、李辅国（17）、元载（18）之辈，“嫉之若仇”。（19）
　　肃宗李亨被张良娣的假象所蒙蔽，又加之张良娣与上皇李隆基有特殊的关系，深得上皇之关心。李隆基在幼年时，失去母亲昭成后，而张良娣的祖母是昭成后的亲姐妹，李隆基“母视良娣祖母，鞠爱笃备”，李隆基继承皇位后，为感激张良娣祖母之恩，封其为邓国夫人，其子张去逸生良娣。李隆基在马嵬驿惊变后，仓皇避难于已蜀之际，将张良娣赐与太子李亨，显然是有用意的。肃宗李亨除被张良娣的虚情假意所骗外，也为了讨好上皇，所以在一天晚上去找李泌商量，他说：“良娣的祖母是昭成太后的妹妹，上皇一直很感念。朕想使良娣正位中宫为皇后，以此来安慰上皇的心，先生以为如何？”
　　李泌知此事不可阻，又鉴于昔年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因反对立武则天为后事，遂婉转规劝道：“陛下之所以在灵武即位，是因为群臣希望建尺寸之功，并非为了自己。至于家中之事，应该听一听上皇的想法，并不急于一时，可稍晚些时日从容解决。”
　　肃宗李亨认为李泌识大体，就点头赞同了。在《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四》旧注中云：“史言李泌能引君当道。”其实并未道出李泌的真实心理活动。
　　李泌的心情是很复杂的，他有过人的观察力，深知张良娣决非善良之辈，也深知肃宗李亨生性懦弱，无主见，并非英明之主，只同他是玄宗李隆基的太子，才被欲建尺寸之功的文武官员拥为新君的。他深知出言力阻，无济于事，可能全惹来杀身大祸，故想拖延一段时间，也许书态会发生变化，肃宗李亨会稍稍改变自己的想法。
　　房琯自受肃宗李亨宠信之后，喜欢结交宾客，高谈阔论，他所引拔的多是社会上的“知名之上”，而轻视文化程度不高的武将，故此“人多怨之”。
　　北海太守贺兰进明，见肃宗李亨任命房琯为南海太守，兼御史大夫，充岭南节度使，摄御史大夫。贺兰进明入谢肃宗李亨，并谏言道：“昔日晋朝用王衍（20）为三公，祖尚浮虚，以致中原板荡。如今房琯专门以迂阔大话获虚名，所引进之人皆浮华不实之辈，真可与王衍相比。陛下用这种人为宰相，恐怕不会给国家带来好处。况且房琯在南朝佐上皇时，出策让陛下与诸王分须天下，使陛下居于沙塞荒凉之地，又安插私党于诸地，使他们有实权。他的用意是无论上皇哪一个儿子得了天下，他都不会失去富贵，这怎么能算是忠臣所为呢？！”
　　肃宗李亨一直认为房琯在社会上名气很大，“虚己以待之，礼遇加等”。
　　房琯见肃宗对自己如此器重，“推诚謇谔”，也以天下为己任，知无不为，言无不尽。他所引进的一时名士，有些华而不实。房琯书生气十足，喜欢空议论而缺实际干才，做为出谋划策的参谋还可以，做为指挥天下，日理万机的宰相，他并不称职。由于房琯在朝臣中有微议，再加上贺兰进明谏言点在肃宗李亨的痛处，遂使肃宗李亨对房琯渐渐冷淡了，房馆有所感觉，想立军功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在至德元载（756 年）冬季，房琯向肃宗李亨上疏，请求率领军队收复两京（长安、洛阳），肃宗李亨经过一番考虑，同意房琯的申请，“加持节、招讨西京兼防御蒲、漳两关兵马、节度等使”，给了他较多的兵权。
　　房琯此次申请，事先想好了作战的人选、计划。他请求自己来挑选“参佐”，肃宗李亨也点头答应了。房琯以御史中丞邓景山为副元帅，户部侍郎李揖为行军司马，给事中刘秩为参谋。在即将出师前，房琯又请求肃宗李亨令兵部尚书（相当于今天国防部长）王思礼为副帅。房琯本人不懂得军事，所以将“戎务委李揖、刘秩”，而李揖、刘秩皆是书生，也不懂得军旅之事，这种使用人的方法，本是极为错误的，危险的，可房琯却反对别人的建议，对诸将说：“贼军曳落河（突厥语“健儿”的意思）虽然多，但怎么能敌得住我刘秩！”
　　房琯将大军分为三路军：令裨将杨希文率领南军，自宜寿（天宝元年，更盩厔县名曰宜寿，属凤翔郡）进军；刘贵哲率领中军，自武功进军；李光进（李光弼之弟）率领北军，自奉天（今陕西省乾县）进军，三路齐进围剿安禄山叛军。而房琯自己指挥中军、北军为前锋，兵至便桥。刘贵哲、李光进二将率兵行进至咸阳县东陈涛斜，与安禄山手下贼将安守忠激战。房琯不懂军事，还瞎指挥，他效仿“古法”，用车战，“以牛车二千乘，马步夹之”，安守忠见有机可乘，便指挥叛军“顺风鼓噪”，使“牛皆震骇”，叛军又“纵火焚之，人畜大乱”，官军死伤了四万多人，仅存数千人。不久，房琯又亲自指挥杨希文的南军与叛军激战，因他不懂军事，又惨败，杨希文、刘贵哲二将兵败后皆投降了敌军。房琯这次请令出师，损兵折将，使敌人的气焰大炽，战局逆转。肃宗李亨闻之大怒，欲严处房琯.李泌看在房琯平日待己甚尊的情面上，又深知房琯为人除了好大言外，并不阴险，遂出面极力“营救”。
　　肃宗李亨本无主见，又比较信服李泌，而李泌又尽力为之说好话，肃宗李亨终于宽有了房琯，并“待琯如初”。（21）
　　房琯兵败，官军又处于被动局面。叛将尹子奇兵围河间，四十余天没有攻下来，叛将史思明（22）引兵合围。颜真卿遣手下将领和琳率一万二千人马来解河间之厄，被吏思明“逆击”大败，并“擒之”，遂攻“陷河间”，执河间郡守李奂押送洛阳“杀之”。不久史思明又攻陷景城，招降乐安郡，派遣其将康没野波率领先锋部队攻打平原郡，兵未至郡，太守颜真卿自知力不能御敌，只好带一部分兵弃郡渡河南避其锋。史思明即以平原兵攻打清河、博平，两郡不久也被叛军攻陷。史思明又引兵围攻乌承恩于信都，乌承恩举城投降，将“兵马、仓库，马三千匹，兵五万人”交给史思明，其实以乌承恩的兵马，完全可以拒守信都。只有饶阳裨将束鹿县张兴是忠义之士，他虽兵微将寡，却拒守战敌，叛军攻打饶阳“弥年不能下”，在河北诸郡被叛军攻陷后，史思明率精兵“力围之”，在“外救俱绝”的情况下，太守李系窘迫“赴火死”节。城被攻陷后，史思明爱惜张兴是个壮士，便想诱降，张兴大义凛然，反而劝史思明弃暗投明，离开安禄山，归降唐室，被史思明恼羞成怒，锯杀干木床上，张兴“署不绝口，以至于死。”安禄山原命史思明与郭子仪，李光弼相持于常山、博陵，后来郭子仪、李光弼兵入井陉关，安禄山调史思明以三千兵“使定河北”，史思明的兵将虽又有补充并不太多，但却不断取胜，以官兵充实自己，很快攻下河北二十余郡，每郡“置防兵三千，杂以胡兵镇之”，史思明又引军还博陵。
　　安禄山手下饶将尹子奇率五千兵渡黄河，略北海，又欲南取江、淮之地，适逢回纥可汗遣其臣葛逻支率精兵入援，先以二千骑兵至范阳城下，威胁安禄山老巢，尹子奇得悉后甚为惊恐，立即引兵驰归。回绝兵至带汗谷与郭子仪的军兵会合，不久与叛军激战于榆林河北（榆林郡，胜州，大河经其北），大破叛军，斩首三万级，俘虏一万人，使河曲一带收复，战局又有转机。但安禄山的实力仍很强，他遣兵攻取了颍川，太守薛愿、长史庞坚虽“悉力拒守”，因长期“救兵不至”，安禄山又增加兵力令阿史那承庆“昼夜死斗”，终于城陷，薛愿与庞坚被擒押送洛阳，被安禄山“缚于洛滨冰上，冻杀之”。
　　敌人的气焰仍很嚣张。肃宗李亨因形势严峻，心甚不安，遂召李泌入见，问
　　道：
　　“今敌人如此顽强，何日才能平定叛乱？”
　　李泌沉思片刻，回答道：“以臣观之，贼军所获的子女金帛，都输送到范阳老巢，此岂有雄据四海之志向？！
　　如今虏将或为之用，中国之人唯有高尚等数人，其余的将须都是被迫胁从的，并不同安禄山一条心。以臣推测，不过二年，天下即可平定了。”
　　肃宗李亨见李泌说得如此轻松，如此有信心，不大相信，便立即追问是何原故。李泌胸有成竹地回答道：“贼之骁将，不过是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张忠志、阿史那承庆等数人而已。
　　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率劲兵出井陉关，郭子仪自冯翊引军入河东之地，则史思明、张忠志就不敢离开范阳、常山，安守忠、田乾真就不敢离开长安，这是我们以两军而系住其四将之策，到那时从安禄山而能战者，只剩下阿史那承庆一人了。可以令郭子仪暂时不取华阴，使长安、洛阳两京之道常通，陛下以所征之兵军在扶风，与郭子仪、李光弼相互出兵攻打叛军，他们救首，我们就击其尾，他们救尾，我们就击其首，使贼兵往来数千里，疲于奔命，而我们却常以逸待劳。在贼兵至时则避其锋芒，贼兵去时则寻其薄弱处而击之，我们不去攻打敌人占据的城市，不遏住道路，只削弱敌人的实力。来年春季仍命建宁王倓为范阳节度大使，从塞北出兵与李光弼成南北犄角之势，并取范阳，覆其巢穴。那时使贼军退则无所归，留则不能获安，然后我们出大军四合而攻之，必能生擒贼首，扫平叛乱。”
　　肃宗李亨见李泌的分析很有道理，连连点头，心情舒畅。但遗憾的是，肃宗后来因收复两京心切，急于求成，没有采纳李泌的策略，以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未能根除安禄山余党，使史思明日后再为关、洛之患。
　　这时张良娣与李辅国勾结起来，他们见肃宗李亨如此敬重、宠信李泌，而李泌又不党己，遂均生忌恨之心，欲寻机陷害。建宁王倓有所察觉，对李
　　泌说：
　　“先生举倓于上，使倓能施展臣子之效用，一直无以报德，今日请让倓为先生除去祸害。”
　　李泌已知其言中之意，却故意装做不解其意，含笑问其所指何事，建宁王倓直言告之，是指张良娣。李泌肃然道：“此非人子所应该谈的话，希望王不要生此念，不要去做此事。”
　　建宁王倓没有接受李泌的意见，仍对张良娣与李辅国深恶痛绝。（23）
　　不久，安禄山与其子安庆绪之间发生内讧。安禄山自范阳起兵叛唐以来，得了眼疾。在至德二年（757），他已双目失明，看不见东西，而且又长了毒疮，“性益躁暴”，左右使令，稍有些不如意，动辄鞭挞，或有时立杀之，甚为暴虐。安禄山自攻陷长安之前，就在洛阳称帝了，国号大燕。称帝之后，安禄山深居禁中，他手下的大将都很难见其面，有事皆由他手下谋士严庄转禀。安禄山虽然很重用严庄，但因其性情暴虐，有时也不免对严庄加以鞭挞。
　　阉宦李猪儿是契丹部落人，从十几岁就在安禄山左右，为人甚黠惠。安禄山用刀“尽去其势（阉割），血射数升”，几乎丧命。安禄山“以灰火傅之，尽日而苏”，所以成为“阉人”，遂受宠用。李猪儿被安禄山鞭挞尤多，安禄山左右的人都惶恐不能自保。安禄山的劈妾段氏，生子安庆恩，想要以庆恩代替庆绪为继53 承帝位的人。安庆绪知道后，常常恐惧自己会遭到不测之厄，不知如何是好。严庄因恨安禄山对其的鞭挞、辱骂，便与安庆绪暗中往来，他劝安庆绪道：“事情有时不得不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安庆绪经过再三考虑，只好点头了。严庄又对李猪儿道：“你前前后后所受其鞭挞，还有数么？你若不去办此事，恐怕也要死于近日了。”
　　李猪儿因恨安禄山将自己伤为阉人，又经常鞭挞，遂决心刺杀安禄山。
　　安庆绪与严庄、李猪儿密谋之后，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不久即寻找到一个可趁之机。严庄与安庆绪在深夜带领亲信的兵将立于安禄山寝帐外边，李猪儿执刀直入大帐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其不意一刀刺中安禄山腹部。安禄山左右的数名侍卫被这突如其来的事吓呆了，惊得不敢动。安禄山用手摸枕边的护身短刀，没有摸到，他急忙摇撼帐竿，仍没有侍卫来救援，遂叹道：“一定是家贼所为。”言罢，肠子已流出数升，绝气身亡。严庄、安庆绪等人在寝帐床下挖了一个数尺深坑，用一块极大的毡布将安禄山的尸体裹起来埋在坑内，并警告左右的亲信不得将此事泄露出去。数日之后，严庄向安禄山手下的文武官员宣言，说安禄山病得很厉害，立晋王安庆绪为太子，不久即位为燕帝，尊安禄山为太上皇，然后才发丧。因为安庆绪性情“昏懦，言辞无序”，严庄恐怕众人不服，不让他与群臣见面。安庆绪兄事严庄，封其为御史大夫、冯翊王，事无大小，都由严庄决定，掌握实权。安禄山之死，削弱了叛军的力量，又加之安庆绪无能，严庄专权，诸将渐渐离心，使战局对李唐王朝极为有利。肃宗李亨得悉安禄山已死，叛军内部矛盾重重，实力大削，知平定天下指日可待，心中十分高兴，遂准备立太子之事。他召见李泌，从容说道：“广平王俶身为元帅有一年多了，如今想命建宁王倓专门主持征伐叛军之事，又恐怕削弱了广平王倓的权势，先生看立广平王俶为太子如何？”
　　李泌不赞成肃宗李亨此举，以数十年老友的资格，直言不讳道：“臣过去一直说，戎旅之事紧迫，应时时注意，处处小心，至于立太子是陛下家事，应该请示上皇再决定。不然的话，后代人怎么能理解陛下在灵武即位之初衷呢？！这一定是有人欲令臣与广平王之间出现感情裂痕。请求陛下容许臣以此语告诉广平王，广平王一定不敢当。”
　　言罢，李泌向肃宗李亨告辞去找广平王，并将上面的话告之。广平王倓闻言后，坦诚说道：“此乃先生深知我的心意，想要曲成其美呵。”
　　然后，广平王俶入禁宫求见父皇李亨，一再辞谢道：“陛下尚未奉行晨省昏定之礼于上皇，臣何心敢当储副（太子为储君）！希望在上皇还京之后再议此，这才是臣之幸事。”
　　肃宗李亨见广平王倓识大体，“赏慰之”。广平王俶知李泌建言含意甚深，为保全自己，由是与李泌感情益深。
　　李辅国本是飞龙（御马厩）小儿（24），“粗闲书计”，在肃宗李亨为忠王时就奉侍左右，深得李亨之宠信。李辅国在表面上“恭谨寡言”，而实际上却内藏“狡险”，乃李林甫之流。他见张良娣受肃宗李亨宠信，且生有王子，就暗地里与张良娣勾结起来，事事“附会之”，与之“相表里”。据《邺侯家传》记载，肃宗李亨自马嵬驿往北行时，曾至同官县，食宿于当地土豪李谦的家中。张良娣称腹中疼痛不能乘马，于是李亨将张良娣及小女暂寄在李谦家中而去。肃宗李亨在灵武即位后，遣人去迎张良娣及小女，迎接的使者“或有他说”，建宁王倓闻知后，多次向肃宗李亨言此事，并诋讦李辅国、张良娣二人之罪恶，希望肃宗李亨有所察觉，予以惩处。张良娣、李辅国因此极恨建宁王倓，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于是二人多次在肃宗李亨面前诬陷道：“建宁王倓因为没有当上兵马元帅，想谋害广平王。”肃宗李亨大怒，下旨赐建宁王倓自尽。（25）
　　广平王俶本与建宁王倓兄弟关系甚好，倓自尽后，他怀着极悲伤、极复杂的情感遣使自彭原迎建宁王倓丧。此事发生后，广平王俶及李泌皆“内惧”。
　　广平王俶私下跟李泌商量，想要伺机引兵入禁宫除掉李辅国及张良娣。李泌知时机不成熟，且违背封建纲纪，肃宗李亨也不会允许，遂急忙规劝道：“不可，王没有看见建宁王是如何惹祸么？”
　　广平王俶不悦道：
　　“我是为先生担忧。”
　　因为在这次秘密商议之前，李泌一天早上睡在床上尚未起来，李辅国突然潜入，他体大肥重，走近床边假意谈话，而实际上却猛压在李泌身上，使其窒息丧命。幸亏李泌平素修习道家气功，闭气许久，宛如死状，才躲过这一劫的。但李泌胸有成竹，早就想好了退身之计，遂苦笑道：“泌与主上早就有约言，一俟收复京师，就离开朝廷，还山归隐，庶儿可免于灾祸。”
　　广平王俶见李泌已存退隐之意，知失去这位半师半友的谋士，自己今后的道路更艰危了，惶恐不安感喟道：“先生一旦离去，俶的处境更加危险了。”
　　李泌已为广平王俶想好自完之计，遂含笑献策道：“王只要尽人子之孝道即可。张良娣虽狠，终是个妇人，王应委曲求全，事事顺之，她也就不能将你怎样。”
　　广平王俶神色黯然，含泪点头，心情有些伤悲。后来，广平王俶采纳了李泌之言，与张良娣的关系有些缓解，“卒免张后之祸”。
　　由于安禄山之死，安庆绪调史思明归守范阳，留蔡希德等围太原，使太原局势发生大的变化，李光弼先用地道、大砲、假降等方法，先俘斩敌人一万余人，后又率敢死将士出击蔡希德，大破敌军，斩杀七万余人，蔡希德仓皇遁去，郭子仪自鄜州洛交郡引军奔赴河东，分兵取冯翊郡，兼取蒲州、同州，跨据河东，以图关、陕之地，可以牵制敌人，先击败河东司户韩等叛军，斩首近千人，后又击败崔乾祐的敌军，斩首四千人，捕虏五千人。崔乾祐引败兵至山西解州安邑县，安邑人开门纳之，“半入，闭门击之，尽殪”，崔乾祐未入得免，自白迳关逃窜，唐军遂收复了河东之地。肃宗李亨见形势大好，心情欢快，遂与李泌商议收复两京后如何犒赏有大功之臣。肃宗李亨
　　向李泌不安地问道：
　　“如今郭子仪、李光弼已为宰相之职，倘若克服两京，平定四海之后，则无官以赏之，怎么办？”
　　李泌含笑答道：
　　“在古代官以任能，爵以酬功。汉、魏以来，虽然以郡县治民，然而有功就分封土地，使之传与子孙，至于周、隋皆如此。唐初，未得关东之地，故而封爵皆设虚名，其食实封之人，仅给丝布而已。贞观年间，太宗欲恢复古制，因大臣议论不同而终止。由是赏功多封官职。我认为以官赏功有二个害处，没有才能则废事，权力太大则难制御。因此功臣中做大官的，都不为子孙做长远考虑，一定乘一时手中有权而谋私利，无所不为。假使当年让安禄山有百里之封地，那么他也会爱惜之以侍子孙，或许就不反唐了。为今日之计，一俟天下平定，莫若分封土地以赏功臣。就是大国，也不过二、三百里，只能与一个小郡相比，有什么难制御的。这样做又于人臣有万世之利。”（26）
　　肃宗李亨认为这个方法甚好。李泌所说的贞观间太宗欲恢复古制事，发生在贞观初年。唐太宗李世民在继承皇位后，曾一度制订过一套宗室勋贵世袭刺史，裂土分封的制度，这实际上是历史的大倒退，使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倒退到西周奴隶制的时代。这正如当时的史学家李百药所担心的那样，一旦实行这套制度，使功臣贵戚子孙都有臣民和疆土，几代之后，就会骄淫起来，互相争夺，发动战争，使国家四分五裂，内战不息。同时，这样做还会造成内轻外重，国库不足，无法抵御外侮。当时的大臣魏征极力反对，认为如果分封诸侯，那么卿大夫都需给俸禄，必然加重百姓的负担。
　　况且京师附近能收到的赋税并不多，全靠外地，如果把外地都分封诸侯国，中央就无经费来源了。再加上燕、秦、赵、代等地情况复杂，一旦有紧急情况，向内地要救兵，内轻外重，就难以奔赴现场。尽管魏征、李百药、颜师古等人极力规谏，唐太宗李世民仍在贞观五年（631），决定实行诸侯功臣分封制，封长孙无忌、房玄龄、李靖、尉迟敬德等十四人为世袭刺史。后因长孙无忌等人拒绝，又与房玄龄等人联名上表陈说利害得失，认为此非长治久安之道。唐太宗李世民在众人的一再反对之下，只好作罢。不料，一百多年后，李泌却在国家多难中向肃宗李亨又献此策，实属不智。“安史之乱”的前后，藩镇割据，节度使之职主动世袭，中央无力去统驭，遂使曾兴盛一时的唐帝国走向衰亡。从唐帝国的衰亡史中，我们回过头来看魏征当年的规谏，他的确是一位顺应历史潮流发展、政治眼光很敏锐的、政治家。而李泌虽非常精明，非常有谋略，善于掌握进退之机，但他的有些政治观点，却是保守的，缺乏远见卓识。
　　据《邺侯家传》记载，李泌即与肃宗李亨讨论封爵之事，事后曾向肃宗
　　李亨笑道：
　　“若是为臣，所受封赏却与众人不同？”
　　肃宗李亨不解其意，遂追问其原故，李泌回答道：“臣绝粒修炼，又无家室，禄位与土地皆非我所需要。为陛下帷幄运筹，在收复两京之后，但能枕天子之膝睡一觉，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动天文，臣就心满意足了。”
　　肃宗李亨知其欲效东汉初年隐士严子陵，遂大笑不已。
　　不久，肃宗李亨在文武群臣的保护下，南幸扶风郡，每次皆令李泌领元帅兵先出发，清理行宫，收管钥，奏报，然后肃宗李亨才至。至保定郡之后，李泌在本院入寐，肃宗李亨悄悄入院，不令人惊，潜入李泌寝室，登床，捧住李泌的头置于自己的膝上，许久李泌才惊觉。肃宗李亨笑问道：“天子之膝已枕睡了，克复两京在何时，可以告诉朕。”
　　李泌欲起身谢恩，肃宗李亨持之不许。肃宗李亨与李泌从少年时代即相交，知这位自视清高的老友，就有这一点心愿，想到他在艰危之时相投，不求名利，对自己忠心耿耿，参谋军国大事，呕心沥血，遂决心满足其心念。
　　李泌见肃宗李亨以天子之尊，却始终待之如友，心中感激，同时也逗起少年之心，遂戏谑道：“当如此地郡名，必然保定了。”
　　二人相视而笑，笑得那样开心，那样纯洁，那样动人，他们彼此之间暂时忘却了君臣之分，仿佛又回到了少年、青年时代，做为纯粹朋友之情交往。
　　而这种交往不仅使李泌十分珍惜，对已经贵为天子的肃宗李亨来讲，尤为难得。这时肃宗已经四十七岁了，李泌则年近四旬了。
　　安庆绪调史思明回范阳老巢后，封史思明为范阳节度使，兼领恒阳军事，封妫川王，以牛廷介领安阳军事（这时安庆绪分兵屯邺郡安阳县，因所屯之地名叫安阳，故称安阳军），张忠志为常山太守兼团练使，镇守井陉关要道。
　　其余各令归旧任，招募新兵抵御官军，处于龟缩之势。先时安禄山攻占两京后，所得珍货都送到范阳。史思明既拥有强兵劲旅，又占据大量珍货，越来越骄横，渐渐不听安庆绪的旨令，安庆绪无法制驭，叛军内部又酝酿着新的内讧火并。
　　肃宗李亨幸凤翔，陇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会合于此，江、淮庸调也至洋川、汉中，无论兵力、财力都出现好的兆头。肃宗李亨自散关通表于成都上皇，信使往来，骆驿不绝。长安城中人，闻王师将至，从贼军占据的城中自拔而来的人，日夜不绝。西师憩息既定，李泌再一次向肃宗李亨献策，遣安西及西域之众，如去年所提的建议，兵定塞东北，自归、檀南取敌人的巢穴范阳。但肃宗李亨却不赞成此策，反问道：“如今大众已集，庸调的钱财、物资亦至，正应当乘兵锋直捣贼人之腹心，却引兵至东北数千里，先取范阳，岂不太绕远了么？”
　　李泌从容答道：
　　“如今以此众直取两京，一定能得到。然而，这不能从根本上破敌，贼军一定会结集力量再度增强，而我军又面临新的困难，决非久安之策。”
　　肃宗李亨不相信，追问原因，李泌郑容恳切规劝道：“如今所恃的，皆是西北守塞及诸胡之军乒，他们生性耐寒冷而畏暑热，若乘其引兵新至锐气正盛之时，攻打安禄山已老之师，其势必然取胜。两京春气已深了，贼人已收其余众，遁归巢穴，关东一带天气比较热，官军必然会困而思乡，不能久留。贼军休兵袜马，伺官军存去意，必然又会引军南来，到那时征战之势何时能了。不如先将重兵用于寒冷之地，铲除其巢穴，使贼无归处，就从根本上永绝后患了。”
　　但是，肃宗李亨急于求成，想先收复两京，还归都旧宫，不愿在外边飘泊，想尽早过上真正帝王的生活，遂道：“朕急切于晨昏之恋，复两京，迎上皇，不能待此策之实行。”
　　这是李泌与肃宗李亨之间，在重大的军事决策上的第一次大矛盾，大分歧。其实李泌的主张是有远见的，正确的，后来历史的发展证实了李泌所担心的事皆出现了，给李唐王朝带来了新的战乱，而且又延续了许多年，一直至肃宗李亨去世，广平王倓即位为代宗时才平息。
　　肃宗李亨任命郭子仪为司空、天下兵马副元帅，令其率兵赴凤翔。郭子仪令其手下大将仆固怀恩及王仲升、浑释之、李若幽，设伏兵于白渠留运桥，将贼将李归仁五千铁骑兵“杀伤略尽”，李归仁游水才逃得性命。郭子仪与王思礼军合于西渭桥，进兵屯于潏西。贼将安守忠、李归仁军屯兵于京城西清渠，与官军相拒七日不退。后来，安守忠伪退，郭子仪悉师追之，被敌人以骁骑九千人结成的长蛇阵夹击，官军大败，监军孙知古被贼军所擒，军资器械尽弃，郭子仪退兵保武功，收兵赴凤翔。当时唐室府库无蓄积，朝廷只好以官爵来赏功，诸将出征，皆给的是空名告身，“自开府，特进、列卿、大将军，下至中郎、郎将，听临事注名。”其后又听以信牒授人以官爵，诸军只以职任相统摄，不去计较官爵的高低。及至清渠大败，又以官爵收散卒，恐怕其中有些将领溃散后，畏罪而投敌。因此官爵轻而货重，有些身为大将军衔，俸禄很低。凡是应募军中之人，一切衣金紫，以致有些朝士僮仆也衣金紫，称大官，而做贱役。名器之滥，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国家多难之时，身为重臣的房琯，不仅经常称病不上朝，不以职事为意，却日与庶子刘秩、谏议大夫李揖等人，高谈释、老，或听门客董庭兰鼓琴为乐。董庭兰依仗房琯，贪赃受贿，声名狼藉，后御史奏董庭兰赃贿，肃宗罢房琯为太子少师。房琯因与河南节度使贺兰进明有矛盾，便派许叔冀为贺兰进明都知兵马使，并让二人俱兼御史大夫。许叔冀上有房琯为靠山，又自恃麾下精锐，官职与贺兰进明相等，不受其节制，致使贺兰进明不敢分兵援救张巡，使唯阳失守，张巡、许远、南霁云、雷万春等烈士死节。
　　尽管唐室内矛盾重重，府库空虚，但自安禄山被杀后，叛军势力大减，在郭子仪、李光弼等著名将领的浴血奋战下，又得到回纥、西域诸军的帮助，在军事上处于优势。在肃宗李亨至德二年（757）九月，郭子仪向肃宗李亨建议征回纥、西域精兵至凤翔会师，收复西京。回纥怀仁可汗遣其子叶护及将军帝德等将精兵至凤翔，肃宗李亨亲自召见。元帅广平王淑将朔方等军及回纥、西域之众十五万，号称二十万之师，从凤翔出发至扶风，与副元帅郭子仪共同商议兵取西京之大事。广平王倓还与叶护约为兄弟。
　　诸军俱发至西京长安的西边，列阵于香积寺北沣水之东。李嗣业为前军，郭子仪为中军，王思礼为后军，做好充分的战斗部署。贼军有十万之众，列阵于北，贼中饶将李归仁出阵挑战，官军逐之，逼于其阵，不料贼军突然齐进，官军一时阻挡不住，节节败退，为贼军所乘，军中惊乱，乱了阵势，幸亏贼军争抢辎重，使官军才可能稳住。李嗣业知此一役关系极大，他在军中
　　厉声大呼：
　　“今日我们若不能以身饵贼，就要全军覆灭了。”
　　言罢，他脱光了上衣，手执长刀立于阵前，身先士卒，大呼奋击，凡挡其路者，皆被他挥刀将人马砍碎，一连气杀死了数十敌人，才使军阵稍稍稳定。于是，李嗣业乘官军气势升起之际，他奋不顾身帅前军各执长刀，如墙般向敌阵推进，以一当十，“所向摧靡”。都知兵马使王难得，为救其裨将被贼兵箭射中眉，皮垂障目。他自拔出箭，掣去其皮，血流被面，仍一马冲锋，“前战不已”。安守忠、李归仁事先设精骑伏兵于阵东，欲突袭官军后部，打乱阵势，被郭子仪遣出的探马获悉，朔方左厢兵马使仆固怀恩引回纥四千精兵突袭这些伏兵，“翦灭殆尽”，敌人“由是气索”，官军声势大盛。
　　李嗣业又与回纥出贼军阵后，与大军奋力夹击敌人，自中午午时至黄昏酉时，斩杀敌军将士六万余人，而填沟堑而死的更不计其数，敌军大溃，余众仓皇逃入城中。因长安城坚固，一时未能攻下。仆固怀恩向广平王倓请示道：“贼弃城逃走了，请让我以二百名骑兵追之，缚取安守忠，李归仁等。”
　　可是，广平王俶却不赞成仆固怀恩意见，认为敌军尚有实力，不如“明日图之”。仆固怀恩则认为：“李归仁、安守忠，皆是贼之骁将，骤胜而败，是天赐良机，不能纵之逃去。使其又聚众，成为我之后患，悔之无及！战需神速，不能等待明日。”
　　广平王俶“固止之，使还营”，仆固怀恩一再请求，“一夕四五起”，却终不获允。迤到天明时，谍报到，知安守忠、李归仁与张通儒、田乾真皆已遁去。广平王俶若采用仆固怀恩之言，以后不需新店之激战，就可以径直兵取东都洛阳了。看来肃宗李亨父子均不懂军机，耽误军国大事。
　　广平王俶与仆固怀恩引回纥、西域之兵，自长安城南经过，屯营于浐水（浐水出兰田县境之西，北行过白鹿原西，又北入霸水），“百姓、军士、胡虏见俐拜”伏。广平王俶整众入城，百姓老幼夹道欢呼悲泣。广平王俶在长安“镇抚三日”后，引大军东出京城门，兵取西京洛阳。以太子少傅虢王巨为西京留守。
　　捷书传至凤翔，肃宗李亨得知收复西京，“涕泗交颐”，周围的文武官员闻讯后齐“入贺”。肃宗李亨在这梦寐以求的大喜日子里，想到了自己的老友李泌，很想听听他的意见。这时李泌不在凤翔，他随广平王俶率各路大军攻克长安，尚在西京。在不久前长安城西的大决战中，他是主要出谋划策的高参。肃宗李亨以骏马召李泌从长安返回凤翔。李泌骑骏马如飞般赶回凤翔时，肃宗李亨极为兴奋地迎出来，一见面就拉住他的手说：“朕已遣使呈表请上皇东归，朕当还东宫仍为太子，复修臣子之职。”
　　李泌闻言忙问道，表能否追回。肃宗李亨说，使者已走得太远了，无法追回来。李泌叹道：“上皇决不会还京。”
　　肃宗李亨闻言一惊，不解其中的原由，遂追问其故，李泌含笑道：“这是事理和形势之必然。”
　　肃宗李亨稍有所悟，忙又问道：“你看下一步应该怎样补救？”
　　李泌见肃宗李亨所问出于真心，便又献策道：“如今请再遣使者入蜀，呈上群臣贺表，写明自马嵬驿请留陛下讨贼，灵武群臣劝进皇位，以及今日之战功，尤其是要说明圣上思恋对上皇辰昏之情，清速还京以尽孝养之意，就可以了。”
　　肃宗李亨听罢，十分赞赏，就请李泌立即草表。李泌事先想得很周全，又文思敏捷，才华横溢，他提起笔来一挥而就，不仅文情并茂，而且运笔别有风骨。肃宗李亨看罢，十分激动，为之泣下，他感喟地向李泌说道：“朕本以至诚之心，请上皇还京，愿归还主持天下，日理万机之太权。今闻先生之言，才知道自己想得不周全。”
　　肃宗李亨命人将李泌撰写的表封好，又遣中使奉表入蜀呈上皇。而他高兴得与李泌饮酒、闲谈，醉后他亲热地拉着李泌的手，二人竞同榻而眠。因为李泌又回到肃宗李亨身边参议军机大事，李辅国向肃宗请取他一度暂时掌管的契钥归还李泌，李泌这时已存隐退之意，遂请肃宗让李辅国掌管。肃宗李亨认为李泌为人散淡，几次逼他掌大柄为宰相都不肯，所以也就点头允许了。肃宗李亨自灵武即位不久，即遣使迎李泌至身边，不仅委以大任，而且使其掌管宫禁之权，可谓信任之极了。如今将契钥付于李辅国，使宫禁之权尽归其掌握，以致他后来权倾朝堂，无人能制。（27）
　　李泌陪肃宗李亨在凤翔宫内居住，二人日日以饮酒、闲谈为乐。几天之后，李泌认为时机成熟了，在二人夹炉饮酒正酣后准备休息之时，突然说道：“臣如今报答陛下之德够了，想仍为闲散之人，自在快活。”
　　肃宗李亨吃了一惊，他非常诚恳地向李泌挽留道：“朕与先生多年同忧患，如今正想同娱乐，为什么要遽然离去？”
　　李泌见肃宗李亨出语真诚，很有感情，不禁也为之动容，他沉吟片刻，
　　苦笑道：
　　“臣有五种不可留的原因，愿陛下听任臣辞行，赦免臣于死。”
　　肃宗李亨又吃了一惊，醉意顿时消去了一大半，忙问道：“是什么原因，朕愿闻其详。”
　　李泌仰天长叹道：
　　“臣知遇陛下太早，陛下任用臣太重，宠信臣太深，臣的功劳太高，而行迹又太奇，这就是我之所以不可留之原因。”
　　肃宗李亨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在精神上准备不足，想认真考虑之后再答复，遂笑道：“暂且先休息吧，此事以后再议。”
　　李泌知肃宗李亨素性懦弱，无主见，身体不好，且听信张后（张良娣）
　　与李辅国之言，而李辅国又掌握着实权、兵权，建宁王倓之死就是前车之鉴，因此去意甚坚决。李泌不胜感喟道：“陛下如今就臣榻卧，仅以隔炉之远，犹不得请，况他日在朝堂香案前去奏事，岂复可得么？陛下不让臣离去，实际上是杀臣。”（28）
　　肃宗李亨闻言后，稍微有所不悦，便脱口说道：“没想到卿怀疑朕如此，岂有如朕知先生而办杀卿！这简直是以朕为越王勾践！”
　　李泌知肃宗待自己一向恩厚，且刚才又动了真气，遂不安地解释道：“陛下不办杀臣，所以臣才求归；倘若既办，臣怎么敢再言！况且办杀的，并不是陛下，乃是‘五不可’。陛下昔日待臣如此恩厚，臣对有些事犹不敢直言，况现在天下既安，臣怎么敢再言。”
　　肃宗李亨因与李泌少年相交，彼此是几十年的老友了，自以为彼此甚相知，不料李泌却心存介蒂，这使他很难过，也想得很多、很远，过了好一会，
　　肃宗李亨才轻声问道：
　　“卿之所以欲离去，莫非因为朕未从卿北伐之策（即不从使建宁王倓擅取范阳之策）
　　么？”
　　李泌喟然答道：
　　“臣并非为此事，臣之所以不敢直言的，乃是建宁王倓。”
　　肃宗李亨闻言心中一痛，神色有些黯然；声音有些颤抖，低声道：“建宁王倓，是朕之爱子，性情英武，做事果敢，在艰难的境况中立有功劳，朕岂不知之！但是，他自恃有功，为小人所教唆，欲害其兄（指广平王俶），图谋继承皇位，朕以国家社稷大计为重，不得已而除掉他，难道卿不知此中复杂、详细之原故么？”
　　李泌连连摇首，几乎泣下，为建宁王倓辩冤道：“建宁王若有此心，广平王应当怨恨他。可是，广平王每次与臣谈及建宁王之冤时，总是流涕呜咽，十分悲伤。臣今日因为一定要告辞陛下而去，才敢对此事直言。”
　　肃宗李亨的心中又是一痛，脸部微微有些抽搐，低吟道：“有人说他深夜接触广平王，意欲下毒手。”
　　李泌闻言异常激愤，眼前仿佛又浮现出建宁王倓的英武身影，声音渐高
　　说道：
　　“此皆出自谗人之口，是存心诬陷。岂有象建宁王那样孝友、聪明的人，会做出违背纲常之事！况且陛下昔日想用建宁王为元帅，臣请求用广平王。建宁王若存歹心，当最恨于臣；但他却认为臣忠于社稷，对臣更加亲善，陛下以此事即可察知建宁王之心了。”
　　肃宗李亨其实一直在后悔自己，一怒之下处死爱子，如今经李泌一再辩明建宁王倓之冤，使他越觉对不起倓，不禁老泪滂沱，极为感伤说道：“先生所说的极是。既住不咎，朕不想再谈此事了。”
　　李泌见肃宗李亨已悔悟，而且十分感伤，顿时衰老了许多，本不忍再说什么了，但一想到广平王倓的处境也很危险，张后（张良娣）一直忌恨他，潜构流言意欲加害，而广平王与自己主持戎旅多年，彼此情谊也很深，且一再向自己求自全之计，遂向肃宗李亨肃容说道：“臣所以敢直言此事，并非为咎既往，乃是欲使陛下在将来行事时慎重些。昔年则天武后有四个儿子，长曰太子弘，当时天后正图谋称制，自理天下，憎恶弘聪明，用毒药酒杀害了他。立次子雍王贤，贤见兄长之死，内心忧惧，作《黄台瓜辞》，希望以此来感悟天后。天后不听其言，贤终于死在黔中（贵州）。其辞曰：‘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为可，四摘抱蔓归！’今陛下已一摘了，慎无再摘了！”
　　肃宗李亨愕然道：
　　“怎么可能这样，卿笔录下这首辞，朕将写在腰间束带子上。”
　　李泌见肃宗李亨对此事比较认真，心稍稍安定，他怕肃宗李亨真将此辞书于束带上，为张后所知，对自己和广平王均极不利，忙劝阻道：“陛下只要在心里记住即可，何必露在外边呢！”（29）
　　李泌为全身避祸，坚心退隐山林，在行将辞朝归隐之际，他为广平王倓的安危做了最大的努力，并且为已经屈死的建宁王倓澄清了冤情，以报知己之情，他的心里比较舒畅了些，但在情绪上仍很复杂，而且颇为伤感。
　　唐朝官军在收复西京后，军威大震，除了睢阳失守外，其他几处战况都比较顺利。广平王倓统帅各路兵马向东都进军。郭子仪引番、汉兵追击叛军至潼关，斩杀五千人，攻克了华阴、弘农二郡。王难得率兴平军，在武关大破叛军，又攻下上洛郡。叛军张通儒等收余众自长安东走企图保住陕城，安庆绪将守卫洛阳的大部分兵将令御史大夫严庄率领，驰援张通儒以拒官军，大约有十五万之众。广平王倓屯军曲沃，回纥叶护遣其将军鼻施吐拨裴罗等，引军旁南山搜伏，驻军于岭北。据《旧唐书·郭子仪传》、《汾阳家传》、《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六》等书记载，在至德二年（757）九月，郭子仪、李嗣业与严庄、张通儒激战于陕城西新店。严庄与张通儒“负山为阵”，在地形上占优势。初战时官军不利，郭子仪以大军从前面发动攻击，回绝兵登山乘其后背，不料回纥兵遇到叛军的伏兵于山中，“与斗过期”未至，官军被逐之山下，“众心大摇”。在关键的时刻，回绝兵消灭了叛军的伏兵“驰至其后，于黄埃中发十余箭”，使叛军惊慌失措而溃，官军与回纥兵夹击叛军，“贼大败”，斩杀九万人，擒一万人，“僵尸遍山泽”。严庄、张通儒引残兵奔洛阳告安庆绪。安庆绪率其党羽自东都苑门急奔河北相州。安庆绪兵败后，在逃窜时先后杀害了唐将哥舒翰、程千里和许远等三十余人。广平王倓率军入东京洛阳。
　　收复东京洛阳的喜讯传到凤翔不久，肃宗李亨派往成都的第一批使者归还，上皇李隆基诰曰：“当与我剑南一道自奉养，不复还京。”
　　肃宗李亨见诰文，心中忧惧不已，不知所为。不久，后一批使者归还，
　　向肃宗李亨禀告：
　　“上皇初得陛下请其归东官表，彷徨不能食，欲不归京师；后来见群臣贺表至，乃大喜，命人作食、作乐，并下诰定东行归京之日。”
　　肃宗李亨一颗心这才放下，他深感李泌知人之深，料事之神，立即召见李泌，拉住李泌的手，高兴他说：“这都是卿之力。”
　　肃宗李亨见两京俱已收复，决定率群臣还旧京长安，并派遣太子太师韦见素入蜀去奉迎上皇。李泌见大局已定，自己心愿已了，便不准备入京师受皇封了。这时，崔圆、李辅国掌大权，他们知李泌是肃宗李亨的“亲信”，甚“疾之”。李泌“畏祸”，他一再向肃宗李亨请求辞朝归山，肃宗李亨虽极力挽留，“不能得”，只好听任李泌归隐衡山。有诏给李泌三品禄，赐隐士服，又敕郡县为李泌筑室于山中。衡山知县在衡岳烟霞峰下建筑了端居室，供李泌在此潜修、读书。李泌在南岳端居室，除了好神仙道术外，还收藏了很多珍贵的古籍。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在《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中云：“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
　　足见其藏书之丰，读书之多。李泌死后，其子李繁在南岳左侧修了个书院纪念他，取名作南岳书院。南宋时，又迁至集贤峰下，改名邺侯书院，元代时毁于兵燹。清乾隆年间在烟霞峰下李泌故居处建立了一个义学，仍叫邺侯书院，在1922 年又加以重修。檐柱上有一副对联：“三万轴书卷无存，入室追思名宰相；九千丈云山不改，凭栏细认古烟霞。”
　　表达了后人对李泌怀念之深情。在抗日战争年代，周恩来和郭沫若均来南岳工作过，凭吊李泌故居，郭沫若作《登衡山邺侯书院》诗，最后两句：“犹有邺侯遗址在，寇平重上读书堂。”
　　意味深长，抒发了欲平日寇，恢复国家安定之志。
　　李泌是历史上一代奇人，不仅人奇，事迹奇，际遇也奇。其实李泌并非真正淡泊功名的江湖野老，他也不是真正的道教徒。他在很小的时候，就怀匡世济时之大志，因事势所迫才棲栖山林，研修道家之术。此番归隐衡岳，是他第三次入山了。这次归隐与往日不同，第一他是奉了肃宗李亨的御旨隐居的；第二他不需再借住于古庙、古寺，皇帝已命人给他建筑了一处住宅名曰端居室，在风景秀丽的烟霞峰下，宛如阔老的别墅；第三他虽退隐于山林之中，还享受着唐室的三品奉禄，有人供奉；第四他这时名重朝野，是普遍受人尊敬的大名士，社会贤达。无论从身份、地位、供养上，都与前两次入山大不相同了。李泌此次入山主要是避祸，他估计“安史之乱”是会平定的，因为敌人气数已尽，唐室已恢复，且不乏中兴名将。他所担心的是唐室内部仍隐伏着危机，张后心术不正，李辅国权倾朝堂，宰相崔圆嫉贤妒能，而“安史之乱”尚未从根本上平定，这会拖延平定叛乱的时间，会给唐室的政治、经济、军事带来新的困难。
　　李泌入南岳衡山归隐后不久，上皇李隆基至凤翔，年底至西京，幸兴庆宫居住。肃宗李亨大赦天下，分封功臣，以蜀郡为南京，凤翔为西京，西京长安为中京。令广平王倓统驭天下兵马继续讨伐叛军。
　　这时，安史集团之间又发生分裂，史思明见唐室再造，安庆绪连连兵败，大势已去，遂在手下将领的劝说下企图自保，他囚禁了安庆绪手下大将阿史那承庆，并派遣窦子昂奉表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万降唐。窦子昂至京师，肃宗李亨大喜，封史思明为归义王兼范阳节度使，遣内侍李思敬与乌承恩往史思明军中宣慰，使将所部兵讨伐安庆绪。唐室名将李光弼，认为史思明不可久留，终当叛乱，他一方面拉拢史思明亲信乌思明，劝肃宗李亨封其为范阳节度副使，另一方面又赐被史思明囚献的阿史那承庆铁卷，令二人共图史思明。不料，事情败露，史思明杀乌思明，囚李思敬，率兵以诛李光弼“清君侧”之名，在肃宗李亨乾元元年（758）再次叛唐，并与安庆绪勾结起来。乾元二年（759）春，史思明在魏州城北筑坛，自称大圣燕王。郭子仪等九节度使兵围安庆绪于邺城，史思明率精锐部队驰援，力败官军解邺城之围。史思明以为安禄山讨贼之名义，杀安庆绪及高尚、孙孝哲、崔乾祐等人，夺了安庆绪权位。史思明自称大燕皇帝，改元顺天，立其妻辛氏为皇后，子史朝义为怀王。史思明为人猜忍好杀，群下稍有不如意，动辄诛族，人人遑遑不能自保。史朝义是其长子，常从其将兵，“将士多附之”，而史思明却不喜欢他。史思明想杀史朝义，立少子史朝清。史思明左右的人有意泄露其谋。适值史思明令史朝义与之南北袭击陕城，史朝义出兵不利，史思明欲按军法“斩朝义及诸将”，“朝义忧惧，不知所为”。史朝义在其部将骆悦、蔡文景、许季常的鼓动之下，又说服了史思明负责宿卫的曹将军，在鹿桥驿发生兵变，囚史思明于柳泉驿，后缢杀之，以毛布裹其尸，“橐驼负归洛阳。”史朝义即皇帝位后，改元显圣，秘密遣使至范阳，令散骑常侍张通儒等杀了史朝清及其母辛氏皇后，“并不附己者数十人”。史思明的亲信与史朝义的人从此互相攻击，在范阳城中凶杀了“数月”，死亡“数千人”，才稍稍安定下来。
　　（30）史思明死后，叛军失去了中心人物，史朝义所部节度使，都是昔日安禄山旧将，与史思明平级人物，“朝义召之，多不至”，只是“略相羁縻而已，不能得其用”，从此势力大减，处于龟缩之势。
　　李泌在与肃宗李亨辞行前做了四件事：一是为广平王俶出策，躲过张后的一劫；二是为建宁王倓昭雪，以尽知己相交之情，同时也是对广平王倓安危尽力保全；三是出策请上皇李隆基从蜀郡还京师；四是将自己多年掌管宫禁契钥之权付与李辅国。李泌做的前两件事甚好，有利于李唐王朝的安定，使广平王俶免遭建宁王倓之冤，缓和了与张后的紧张关系，后继位为代宗。
　　但是，李泌不敢揭露李辅国，并将自己所掌握的权力也尽付之，使李辅国权倾朝堂，肃宗李亨受其所控。上皇李隆基还京后，被李辅国软禁杀害。
　　肃宗李亨并非英明君主，阉臣李辅国因有劝其留守，克复两京及灵武即位之功，故“自上在灵武，判元帅行军司马事，侍直帷幄，宣传诏命，四方文奏，宝印符契，晨夕军号，一以委之。及还京师，专掌禁军，常居内宅，制敕必经辅国押署，然后施行”，连“宰相、百司非时奏事，皆因辅国关白、承旨”。他还“常于银台门决天下事，事无大小，辅国口为制敕，写付外施行，事毕闻奏”其权力之大，李林甫、杨国忠犹不及。李隆基从本心上因失去大位，不愿还旧京，但因李泌的贺表写得太绝了，使他只好假装高兴而还京，上皇李隆基还京后，先居兴庆宫，身边有龙虎将军陈玄礼，内侍监高力士等人侍左右，他常往长庆楼观楼下市人往来，有时市人竟“传呼万岁，声动天地”。这时，肃宗李亨身体“不豫”，疾病缠身。李辅国欲立奇功以固宠，遂与张后商量，“下矫诏，迁上皇于西内”。（31）据唐人柳理《常侍言旨》记载，上皇李隆基被迫迁移时，“绝其扈从”，“及中道，禁军攒刃辉日，辅国统之”，上皇李隆基惊恐失措，“欲坠马数四，左右扶持得免”。从此，李隆基被逼软禁于西内，他手下仅剩的几个侍臣，陈玄礼、高力土、王承恩等，或被勒致仕，或遭流放。开始时肃宗李亨还常去见上皇“问安”，不久因其有病只好遣人问安，父子之间也难以相见了。在肃宗李亨宝应元年（762），就在肃宗李亨病重时，上皇李隆基突然“崩于神龙殿”。不久，肃宗李亨也病逝。李辅国与张后互相勾结，专权用事，后来二人发生矛盾，张后召太子俶（即广平王俶）商议诛李辅国，太子不肯背着肃宗李亨行此事，后来事泄，李辅国、程元振杀了张后的伏兵。并以太子之命迁张后于别殿软禁。当时肃宗李亨与张后同在长生殿，李辅国竟让人当着肃宗的面逼张后下殿，肃宗李亨本已病重，受此惊吓，第二日天刚亮“肃宗崩”。（32）李辅国见肃宗李亨驾崩，即下令杀了张后和越王係、衮王僴.据唐人韦绚《戎幕闲谈》、苏鹗《杜阳杂编》、宋人王铚《默记》、《新唐书，宦者下》、《考异》、《统计》、《资治通鉴》等书中记载，李隆基突然“崩于神龙殿”，有些史书称其抑郁而死，但此事甚疑，因此，有的吏料认为可能是李辅国恐肃宗李亨先崩于上皇，于自己不利，遂派刺客刺杀李隆基。李辅国将上皇软禁西内，“天下疾之”，代宗李豫（即广平王俶）在“东宫积不平”，李豫继位后，因李辅国杀张后有拥立自己之功，“不欲显戮”，后“遣侠者夜刺杀之”，并断其右臂“告泰陵”以祭他祖父玄宗李隆基。（《新唐书·宦者下》）李泌从七岁时就受到唐玄宗李隆基极特别的赏识与爱护，虽然李隆基因杨国忠的反对与诬陷没有重用李泌，却一直待之甚宽厚，让他与自己的太子成为朋友。可李泌在为肃宗李亨献策，请上皇李隆基还京这件大事上，以他的聪慧，是完全可以猜测到上皇李隆基的心情与处境的，而且他也深知肃宗李亨的性格与宫中复杂情况的，但他却没有为上皇李隆基着想，只考虑使肃宗李亨灵武即位得天下人谅解，只考虑上皇李隆基还京使肃宗李亨名正言顺。可他这样做的结果是，加剧了宫中的矛盾，使李隆基父子都生活得很痛若，以致李隆基被害，李亨受惊吓病发而亡。李泌为人很精明，他在危险的环境中能当机立断为自己找一条退路，他却没有为上皇李隆基考虑，有失忠厚之道。
　　李泌虽然畏祸远遁南岳衡山，在烟霞峰下端居室内修炼道家健身之术，又读古今之书，装出一副淡泊名利，不染红尘的世外高隐，其实他仍在密切注视着战局的变化和李唐王室内部的斗争，准备伺机而动。所谓神仙之说，恐怕他自己也不大相信，这只不过是他从事政治斗争的一层保护色，一种韬晦之术。
　　李泌以为他远离开唐室的政治中心长安，又躲避于深山之中当了隐士，李唐王室内部的斗争就不会再触及他了，其实他想错了，由于他深得肃宗李亨的宠信，又与太子广平王俶情谊甚深，且为唐室中兴立奇功，名重朝野，李辅国与张后始终将其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就在他入衡岳的第二年，在一天深夜里，李泌想到许多往事，心情有些激动，久久不能入睡，遂披衣而起，缓步走出端居室，在院门外的小路上徘徊、低吟：“大唐造昌运，品物荷时成。
　　乘秋逢令节，锡宴欢群情。
　　俯临秦山川，高会汉公卿。
　　未追赤松子，且泛黄菊花。
　　庸歌圣人作，海内同休明。”
　　（《奉和圣制重阳赐会聊示所怀》）
　　他想起最初拜见玄宗李隆基，结交忠王李亨，以及与广平王俶、建宁王倓之间的友情，尤其是未能救建宁王倓的性命，更使他耿耿于怀，深感内疚。他想起了与肃宗李亨饮酒、同榻，谈论军国大事，吟咏诗歌，以及闲议古今的情景，不觉眼里有些潮湿了，而且越走离端居室越远了。
　　突然，从林中蹿出三条大汉，其中一人手持木棒朝李泌后脑海拍下，“嘭”
　　的一声，李泌猝不及防被击中，只觉眼前一黑，昏倒在山间小路上。那两个大汉见李泌已被打昏了，就将李泌拉起，投入附近的深谷里，然后狞笑一声，三人如飞而去。李泌被投入深谷时，已失去知觉，本应丧命。不料，他命不该绝，身体被谷边的许多枝蔓挂住，不仅没有坠入谷中，而且摔得并不太重。
　　李泌昏昏沉沉在谷边躺了一夜，第二天清晨才苏醒过来，发现自己挂在深谷半腰，大吃一惊，觉得后脑还隐隐作痛，回忆起深夜发生的一切。幸亏李泌久炼道家健身之法，身体比较健康，他认真察看了一下自己所处的环境，寻找有利地形，“攀缘他径而出”，脱离了险地。（33）这次深夜谋害李泌的凶手，一直没有查出来，不能确定是何人所派，李泌猜测是李辅国所为。因为李辅国掌握的禁军中不乏武功超异之人，另外他还蓄养了一些有特异功能的刺客。
　　李泌死里逃生躲过这一劫，他站在深谷边，仰头望着冉冉升起的一轮红日，不胜感喟，他不知今后迎接他的是什么样的天气。为了避免再为仇家所算计，李泌死里逃生之后，不敢至端居室居住了，躲在黄庭观、九仙观和其他道观中，而端居室中除了李泌最亲近的仆人外，都以为李泌已羽化飞仙了。
　　南岳衡山在唐代道教颇盛，有道观三十余处，如今存在比较完整的遗址只有黄庭观了。李泌素好道家神仙说，又精修道家炼气之术，曾二次入衡山隐居，与道观中不少炼气士是朋友，他经常变换住处，而且行踪隐蔽，故一般的人都以为他仙去了。（34）
　　注释：
　　①安禄山（？—757）父康国人，母突厥人，原名轧犖山，居营州柳城（今属辽宁朝阳县）。因其母改嫁安延偃，遂姓安，更名禄山。通六番语，为互市郎。以骁勇善战，被幽州节度使张守珪收为养子。后累升为平卢兵马使、营州都督。后他设法取得玄宗、杨贵妃的信任，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手握重兵。天宝十四年（755）冬叛唐，攻入洛阳，次年称帝，国号燕，建元圣武。不久又占领长安。肃宗至德二年（757）被其子安庆绪杀死。
　　②姚崇（650—721）本名元崇，后避开元年号，改名崇，陕州硖石（今属河南三门峡东）人。
　　历任武则天、睿宗、玄宗诸朝宰相。他建议禁止宦官、贵戚干政，禁绝营建佛寺道观，奖励群臣劝谏等十事。因与宋璟同为开无时名相，史称“姚宋”。
　　③宋璟（663—737）邢州南和（今属河北南和）人。武则天时，官监察御史、凤阁舍人，以刚正闻名。睿宗立，以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能革除前弊，选甲人才。开元四年继姚崇为相，主张限制女宠，疏远谄臣，精简刑法，减轻苛政，严格控制边将轻动干戈，切中时弊。开元八年罢相。
　　④李林甫（？—752）唐宗室长平王李叔良之曾孙。厚结宦宫、宠妃，在开元二十三年任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为人阴柔狡猾，奉迎玄宗，蔽塞视听，又排斥异己，时称“口蜜腹剑”。在职十九年，使政事日坏，又主张重用安禄山等人为边将，酿成“安史之乱”。
　　⑤王忠嗣（705—749）原名训，玄宗赐名忠嗣。其父王海宾抵御吐蕃英勇战死，玄宗在忠嗣九岁授尚辇奉御，养于禁中，与太子忠王（即肃宗）为友。屡立战功，身兼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镇节度使，控制万里，全国劲兵重镇皆归其掌握，李光弼、哥舒翰均其部下。因反对攻打吐蕃石堡城，为李林甫诬陷，几死，贬为汉阳太守，郁愤而亡。
　　⑥哥舒翰（？—757）突厥哥舒部人。天宝六年代王忠嗣为陇右节度使，于青海筑城池，建军事据点，使吐蕃不敢入犯。后攻克石堡城，兼河西节度使，封西平郡王，因病居长安。安禄山叛乱，玄宗任他为兵马副元帅，率重兵守潼关。后为杨国忠所忌，被迫出兵，大败被俘，囚于洛阳。安庆绪兵败撤出时，将其杀害。
　　⑦李光弼（708—764）营州柳城契丹族人。天宝中累迁为河西节度副使、朔方节度副使。安禄山叛乱，他充河东节度副使，知节度事，与郭子仪进军河北，收常山等十余郡。他与郭子仪齐各，为中兴元勋，而战功推为第一，封临淮郡王，死后谥武穆王。
　　⑧杨国忠（？—756）本名钊，杨贵妃堂兄，蒲州永乐（今属山西芮城）人。因贵妃受宠，他累迁为监察御史、侍御史。李林甫死后，代为右相兼吏部尚书，又兼领四十余使。专判度支、吏部，结党营私，货赂公行。安禄山举兵叛唐后，他猜忌哥舒翰，逼迫出战，致使潼关失守，与玄宗避蜀，行至马鬼驿，被愤怨的兵士所杀。
　　⑨郭子仪（697—781），华州郑县（今属陕西华县）人。以武举累迁为单于副都护、振远军使、天德军使兼九原太守。安禄山叛乱时，他任灵武郡太守，充朔方节度使，率军东讨，破史思明于河北。
　　肃宗即位后，他出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他与李光弼联合讨伐叛军，收复两京，封汾阳郡王。仆固怀恩叛变，纠集回纥、吐蕃攻唐，他说服回纥联唐以拒吐蕃。德宗即位后，尊其为尚父，罢兵权。
　　⑩房琯（696—763）河南人，武则天时宰相房融之子。少好学，风仪沉整，以门荫补弘文生。
　　累迁为监察御史、主客员外郎、宪部侍郎。安禄山叛乱后，追随玄宗入蜀，拜为文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他与韦见素、崔涣奉使灵武，册立肃宗。肃宗以房琯素有重名，用之为相。他自请兵讨贼，惨败。后因门客受贿，贬为太子少师。后又出为汉州刺史，卒于阆州僧舍。
　　（11）《邺侯外传》。
　　（12）《新唐书·李泌传》、《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四》。
　　（13）《旧唐书·李泌传》。
　　（14）《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四》。
　　（15）仆固怀恩（？—765）铁勒族人，世袭都督。安禄山叛乱，他从郭子仪征伐，屡立战功，封丰国公。累迁为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令、朔方节度使。封大宁郡王。广德元年因受人构陷，愤怨殊深而叛唐。屡引回纥、吐蕃犯境。后兵至鸣沙病重，死还灵武。
　　（16）《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四》。
　　（17）李辅国（704—762）宦官。本名静忠。天宝中为太子李亨宦者。安禄山叛乱，玄宗入蜀，他献计于太子，在灵武即位，擢为太子家令，兼元帅府行军司马，改名辅国。掌握四方奏事、御前符印军号之大权。收复两京后，为乓部尚书。矫诏软禁玄宗于太极宫，又与程元振杀张后拥立代宗，专权跋扈。代宗即位后将其兔职，遣人刺杀。
　　（18）元载（？—777）凤翔岐山（今属陕西岐山）人。肃宗时，拜户部侍郎、度支使并诸道转运使，后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理财家。代宗时，他受密计，诛杀宦官鱼朝恩。他骄横、贪污、奢侈，被赐死。
　　（19）《邺侯家传》、《邺侯外传》。
　　（20）王衍（256—311）西晋大臣，琅玡临沂（今属山东临沂市）人。好老庄玄言，清谈虚无，遇义理有不妥处，随意更改，时称“口中雌黄”。“八王之乱”时，他附势任中书令、尚书令、太尉等职。曾说东海王越任胞弟王澄为荆州刺史，任族弟王敦为青州刺史，以为自保。越死后，王衍护丧回东，途中被石勒杀死。
　　（21）《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五》。
　　（22）史思明（？—761）初名窣干，宁夷州突厥人，居营州柳城。天宝初累功至将军，知平卢军事。从安禄山讨伐契丹，升平卢兵马使。安禄山叛唐，他任范阳节度使。安庆绪杀安禄山自立为帝，他反叛降唐，封归义王、范阳长史、河北节度使。李光弼恐其再叛，设计除之，事泄后举兵又叛，救安庆绪于邺城，力败九节度兵。后杀安庆绪，还范阳称帝，国号大燕，年号顺天，后为其子史朝义所杀。
　　（23）《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五》。
　　（24）唐代凡厩、牧、五坊、禁苑给使者，皆称作小儿。李辅国以阉奴为闲厩小儿。
　　（25）（26）《邺侯家传》、《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五》。
　　（27）《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六》。
　　（28）《邺侯家传》、《邺侯外传》、《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六》。
　　（29）《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六》。
　　（30）《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八》、《蓟门纪乱》、《河洛春秋》、《肃宗实录》。
　　（31）《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七》、《旧唐书·玄宗本纪》。
　　（32）《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八》、《肃宗实录》、《代宗实录》。
　　（33）《邺侯外传》、《邺侯家传》。
　　（34）《邺侯家传》。
　　第五章
　　良弓摧析久，谁识是龙韬在肃宗李亨宝应元年（762）初，李唐王朝发生内讧。
　　张后与李辅国原先是“相表里”，后来渐渐“有隙”，主要原因是二人权力欲极大，都有政治野心。李辅国自李泌退隐南岳衡山之后，掌握了宫禁中几乎全部权力，肃宗李亨让他掌管禁军，又加封为开府仪同三司、兵部尚书，主管军国大事。李辅国骄纵日甚，又想当宰相，遭到宰相萧华的反对而未成。李辅国怨恨萧华，屡次在肃宗李亨面前说萧华的坏话，“请罢其相”，肃宗不得已“乃从之”。李辅国力荐自己的同党元载代替萧华为宰相。由于肃宗病得比较重，不能亲理朝政，而张后与李辅国都想“专权用事”，使二人矛盾激化起来。张良娣封淑妃时，为肃宗李亨生兴王倓，“才数岁，欲以为嗣”，肃宗李亨当时犹豫不决，后接受考功郎中、知制诰李揆的建议，才立广平王倓（当时为成王）为太子。后来张良娣由淑妃升为皇后，野心又象烈焰般燃起。她见肃宗身体不好，就与李辅国矫旨将上皇李隆基迁入西内，实际上是软禁起来，恐怕上皇李隆基会阻碍她野心施行的道路。她见李辅国权力太大了，又渐渐不听她的指挥，在肃宗李亨“弥留”之际，她密召太子俶，商议伏兵杀李辅国及其党羽内射生使程元振①。太子俶认为父皇已经“疾甚危”了，自己不向父皇禀告而诛“勋旧之臣”，恐惊了圣驾，所以没有参予。于是张后决定自己调兵诛杀此二人。她诛杀李辅国、程元振，实际上并不是最终目的，而诛杀太子俶，让她儿子兴王佋继承皇位，她象则天武后一样统驭天下，这才是她的真正梦想。张后召越王係，打着太子俶的旗号，命内谒者监段恒俊选宦官有勇力的二百余人，伏于长生殿后，然后张后又矫旨以肃宗李亨之命召太子俶入宫。不料此事被程元振知道了，因为程元振也是宦官首领，出入宫中，有不少亲信为耳目。程元振密告李辅国，二人伏甲兵于陵霄门（在宫城北面的玄武门之西）等候太子俶.太子俶闻肃宗李亨有命相召，便匆匆而入，至陵霄门被李辅国、程元振截住，告诉太子说宫中有“难”，劝太子俶“社稷事大”，“必不可入”。但太子俶认为“主上疾亟召我”，“岂可畏死而不赴”，坚持入内。于是，李辅国、程元振率兵“卫从太子入飞龙厩以俟变”，且“勒兵于三殿”保护太子俶.当夜李辅国、程元振先动手了，收捕了越王係、衮王僴及段恒俊、朱光辉等百余人，并以“太子之命”
　　逼张后下长生殿，并“幽于后宫”。天明时肃宗李亨受此惊吓而“崩”。当日李辅国杀张后及越王係、衮王僴等人，引太子俶服于九仙门（宫城西面右银台门之北）与宰相相见，说明皇上已经“晏驾”了，“拜哭，始行监国之令”。太子俶为肃宗李亨发丧后即位，史称代宗。②代宗李豫（原名俶）即位后，以皇子奉节王适接替自己原来的职务为天下兵马元帅。李辅国自恃有功越来越骄横，代宗李豫本就恨之，“以其方握禁军，外尊礼之”，“号辅国为尚父”。昔年齐太公姜尚扶佐周武王，号师尚父，故代宗李豫以其号宠李辅国，将其暂时稳住。飞龙厩副使程元振如今为左监门卫将军，谋夺李铺国兵权，又窥知代宗李豫对李辅国一直不满，遂“密言于上，请稍加裁制”。代宗李豫见禁军实权已在程元振之手，决定对李辅国下手。他先解除了李辅国行军司马及兵部尚书之职，以程元振代判元帅行军司马，然后迁李辅国出居外第。不久，又罢李辅国兼中书令，进爵博陆王，于是朝中大臣“道路相贺”。在这年的冬季，代宗李豫接受了宰相元载的密奏，令元载遣刺客夜入李辅国宅第，将李辅国杀死。③代宗李豫素知建宁王倓是遭张后与李辅国诬陷而死，他即位后追“赠建宁王倓为齐王”。
　　代宗李豫为父皇肃宗李亨办了丧事，又正式即位，处理了一些国家大事，稍稍稳定之后，便派遣中使征李泌于南岳衡山。中使入山后径直奔烟霞峰下端居室，迎李泌还朝。这时，李泌已知唐室之变，知张后己死，李辅国无逻遣人远谋于己，且代宗李豫会派使来迎，遂回端居室旧居。李泌失踪半年后突归，使端居室内众人，使附近山寺、庙中的僧、道、俗人，俱为之一惊，不久又闻唐天子遣中使将至，愈加觉得李泌为人之神奇莫测，遂产生诸种传说，李泌返回旧居后，在感慨之余，忙“沐浴更衣以俟命”。当天正午，中使奉代宗李豫圣旨至端居室门前，李泌更衣后肃容出门接旨，见中使是昔日相识的代宗李豫手下旧人，心中愈安。
　　李泌奉旨二出衡山，取近道直奔京师长安。李泌本非真正的道士，也非真看破红尘的世外高隐，肃宗李亨为人比较迟钝，悟性不高，所以才被李泌的平素假象所蔽，以为他真有飘然之志，才同意其离开朝堂，归隐衡岳的。
　　代宗李豫因在艰难中为太子，为军事统帅，与李泌形影相依，共议军国大事，共赴艰危，较其父更了解李泌，所以在政权稍稳即召李泌入京，请这位昔日的好友，今日的君臣，给自己出谋划策，安定李唐王朝百年基业。李泌等一行人刚接近京师长安城门，就有中使骑马飞报，代宗李豫非常高兴，也非常激动，他又遣使迎李泌入宫，并在勤政楼设大酺招待李泌，为之洗尘。因为李泌在数年前归隐衡岳时，先皇肃宗李亨曾诏给三品禄，赐隐士服，所以李泌此番入朝，仍穿先皇恩赐的隐士服。代宗李豫见李泌穿隐士服入禁内，想到李泌昔年分手时为自己出策躲祸之德，想到多年共度艰危之情，想到十余年情若师生之谊，他激动地握住李泌的手，许久不肯放开。代宗李豫与李泌在勤政楼观酺，有梨园子弟表演散乐百戏，其中项目有：舞盘伎、长跃伎、掷倒伎、跳剑伎，高縆伎、吞剑伎等，演出十分精彩。代宗李豫手下的文、武重臣，如元载、常衮④等，也在勤政楼上相陪。李泌在勤政楼上十分风光，遂又引起一些朝臣的忌恨。旧波刚平，新波又起，仕途仍极艰难、坎坷。
　　宴后，代宗李豫留李泌在禁中居住，二人又盘谈到半夜，才各自休息。
　　代宗李豫为了能经常见到李泌，随时与他商议国家大事，并仍象许多年前那样以朋友面目交往，特为李泌在禁中建筑了一个书院，在皇宫紫宸殿北有座蓬莱殿，蓬莱殿北有太液池，池中有人工雕造的蓬莱山，景色十分动人。代宗李豫素知这位昔日半师半友，如今成为君臣的李先生，喜欢神仙不死之术，想往海上三仙山，遂投其所好，在蓬莱殿侧建筑了一个精巧的书院，让李泌居住。
　　代宗李豫恩待李泌，与之相处很随便，从不摆出一副九五之尊的样子，彼此仍如旧友。代宗李豫时常穿着汗衫⑤，跋拉着鞋子（“蹑履”）就去蓬莱殿侧书院找李泌闲谈或议事，有时二人在太液池边散步闲谈，有时在书院的精舍内闲谈，有时边饮边谈。凡是自给事中、中书舍人（唐制皆正五品官）
　　以上的官员和镇守一方的军事长官之任免、军国大事，都跟李泌商议、决定，李泌的实际权力比宰相还重。代宗李豫还想得很周到，又命令内侍鱼朝恩⑥，在白花屯为李泌建筑了外院，使李泌能够在外院与“亲旧相见”。关于李泌何时入朝见代宗李豫，文献史料记载不十分准确，《旧唐书·李泌传》作：“代宗即位，召为翰林学士，颇承恩遇。”《新唐书·李泌传》作：“代宗立，召至，舍蓬莱殿书阁。”李繁《邺侯家传》作：“到山四岁而二圣登遐（玄宗、肃宗二帝驾崩）。代宗践阼（即位），命中人手诏驲骑征先公于衡岳。”而《资治通鉴·唐纪四十》，在代宗大历三年内始录李泌事，作：“初，上遣使征李泌于衡山，既至，复赐金紫”。不知此处“初”字，是指代宗李豫即位初，还是大历三年（768）初。李繁是李泌的儿子，所记在时间上当不会有出入，况且新、旧《唐书》在李泌的《传》中均作代宗即位后召李泌至京师，故推知李泌此次入朝当在宝应元年（762）末，肃宗李亨“崩”后数月，或代宗李豫即位后正式改号广德元年（763）。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史朝义传首京师，最终平定“安史之乱”时，以及用隐蔽的手法，缓慢处死李辅国之事，李泌按理说应是主要谋划者之一，可在唐代文献史料中却没有记载，故而宋代历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将李泌入朝时间记载得比较含糊。
　　另外，李辅国失势、被诛后，程元振取代了李辅国的地位，为骠骑大将军、判元帅行军司马，他“专权自恣，人畏之甚于李辅国”，又对“诸将有大功者”，“忌疾欲害之”，并耽误军机大事，使“中外咸切齿”痛恨之。代宗李豫接受了太常博士柳伉谏言，将程元振削爵，放归田里。后来，程元振变服潜行私人长安，被京兆府擒之。代宗李豫念其昔日曾有“保护功”，又帮助自己除掉李辅国，遂令于“江陵安置”，没有“长流溱州”。而此事发生在代宗广德元年至二年（763—764）初，若李泌已至代宗李豫身边，当有出谋划策之记载。李泌入朝后，代宗李豫命鱼朝恩在白花屯为李泌作外院，而鱼朝恩是继程元振之后又一飞扬跋扈之宦官。因此李泌入朝的年代不好推断。
　　李泌复衣朝服，并常居蓬莱殿侧书院后，代宗李豫欲封李泌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即为李唐王朝的副宰相，李泌看不起元载，不愿与之为伍，遂“固辞之”。代宗李豫知李泌自视清高，有飘然之行，遂设计使他先成为凡人，然后再屈其就范。
　　代宗李豫在大历三年（768）五月，一日午睡之后，他穿着便服信步至蓬莱殿侧书院，他暗示左右侍从人不要张声，一个人悄悄走进书院，见李泌正在看《易经》，二人相视而笑。代宗李豫也通《易经》，尤好卜筮之术，二人早在平讨安禄山之初，便常以《易》象料敌，不禁又谈起卜筮之学、阴阳之理。代宗李豫坦诚向李泌道：“机务之烦，不得于晨夕相见，确实不如暂且居密近处，何必一定要逼你做宰相呢。”
　　于是，二人信步出书院，至太液池边。这一天正是端午节，是我国古代一个重要的节日。五月五日端午节相传是为了纪念战国末期楚国大诗人屈原。其实最早纪念的是春秋来年吴国大臣伍员，相传伍子胥也自尽于五月五日，后人怀念他，在五月五日溯江迎伍君。因为是节日，“王、公、妃、主各献服玩”于代宗李豫，帝遂借此为由，含笑问李泌道：“先生，为何却独无所献？”
　　李泌微微一怔，遂即笑答道：“臣居住在禁中，自巾至履皆是陛下所恩赐的，所剩下的惟有一身子，拿什么来贡献！”
　　代宗李豫见李泌所答正入他的套中，便狡黠一笑道：“朕所要求的正是这个。”
　　李泌又微微一怔，稍有不解，便含笑追问道：“臣这一身不是为陛下所有，难道还为别人么？”
　　代宗李豫非常高兴，连忙一句将李泌话咬死，令其无法翻悔，急忙说道：“先帝在世时，一直欲以宰相之位委屈于先生，却未能如愿。如今先生既然献其身，应当惟朕所为，不再为卿自主了。”
　　李泌闻言吃了一惊，知代宗李豫今日这一番话并非随意闲谈，是有备而言，便稍稍稳定了一下情绪，问道：“朕下欲使臣做什么？”
　　代宗李豫注视了李泌许久，才极为郑重地缓缓说道：“朕欲卿从今后吃酒肉，有室家，受禄位，为俗人。”
　　言下之意就是要李泌脱下神秘的外衣，隐士的外衣，在朝为官，享受人世间的富贵荣华，并娶妻生子。李泌知代宗李豫要强制他改变后半生的生活，不禁泣下，乞求道：“为臣绝粒辟谷修炼二十余年，陛下为何一定要使臣毁坏自己的志向呢？！”
　　代宗李豫见状虽有些不忍，但又觉得今日倘若让步，便不能谋成，遂坚
　　持说道：
　　“哭泣又有何益！卿本就在九重⑦之中居住，还想做什么？”
　　代宗李豫不管这位多年敬若师友的李泌情绪如何，能否接受，便郑重下了圣旨，命中使为李泌厚葬其“二亲”（指父、母，又称作双亲），又令李泌食酒肉、结婚，并早就为李泌选好了夫人，即朔方故留后李的甥女卢氏。
　　⑧数日之后，代宗李豫高高兴兴地为昔日的尊敬师友，今日腹心之臣李泌主持婚礼。阿足师将毡履放在紫宸殿，代宗李豫让内人护灯烛与李泌同行，李泌认为自己在皇宫内前后居住六、七年，况新赐婚，不致有失，遂辞掉护灯烛之内人。婚后，代宗李豫赐房宅于光福坊，令李泌数日住在宅第中与妻子团聚，数日后仍住在大内蓬莱院，以便随时与李泌商议天下大事。
　　代宗李豫深感建宁王倓死得冤，所以他在即位后大历三年初“赠建宁王倓为齐王”。在为李泌主办了婚事之后，代宗李豫又与齐王倓生前的知己，最早为倓辩冤的李泌谈及此事。代宗李豫欲对齐王倓“厚加褒赠”，李泌请“用歧、薛故事赠太子”。歧王范、薛王业薨后，唐玄宗李隆基曾追封为惠文太子、惠宣太子。代宗李豫听罢泪下，悲伤他说道：“吾弟首建灵武之议（指劝肃宗李亨不随玄宗李隆基入蜀，留下指挥讨贼，灵武即位事），成中兴之业，歧王、薛王岂有如此之大功！他竭诚行忠孝之道，却为谗人所陷害，倘若他今日尚存，朕必封其为太弟。今当崇以帝号，完成吾之夙志。”
　　李泌与已故的建宁王倓，在艰难中相交，肝胆相照，成为知己之友，对谈的冤死，他是耿耿于怀，难以忘却了，遂在肃宗李亨在世时，即为之辩冤，代宗李豫即位后，他又为建宁王倓冤死事昭雪。今见代宗李豫对建宁王倓如此动情感伤，如此追谥，心如潮涌，不禁也热泪滂沱。
　　代宗李豫在大历三年（768）五月，正式下诏，追谥“故齐王倓”为“承天皇帝”，并遣中使迎丧于彭原。在中使迎承天皇帝倓的棺柩至城门时，运棺柩的灵车忽然不转动了。中使疾驰将此怪异之事上奏代宗李豫，李豫闻之一惊，继而位下，良久对李泌说道：“吾弟岂有恨意？卿可前往祭之，以说明朕之心意。况且卿知道倓是艰难定策之人，相交甚深。”
　　李泌含泪奉旨而出，疾驰至城门，望见承天皇帝倓的棺柩，立即下马，缓缓而进。李泌站在伏的棺柩之前，用微颤而又激昂的声音念代宗李豫的诏
　　文：
　　“故齐王倓，承天祚之庆，保鸿名之光。降志尊贤，高才好学，艺文博洽，智略宏通。断必知来，谋皆先事，识无不达，理至逾精。乃者寇盗横流，銮舆南幸。先圣以宸扆之恋，将侍君亲；惟王以宗庙之重，誓宁家国，克协朕志，载符天时，立辩群议之非，同献五原之计。中兴之盛，实藉奇功。景命不融，早从厚穸，天伦之爱，震惕良深。流涕追封，昨于东海，顷加表饰，未极哀荣。夫以参旧邦再造之勤，成天下一家之业，而存未峻其等，殁未尊其称，非所以旌徽烈，明至公也。朕以眇身，缵膺大宝，不及让王之礼，莫申太弟之嗣，所怀靡殚，邈想逾切，非常之命，宠锡攸宜。敬用追谥日承天皇帝，与兴信公主第十四女张氏冥婚，谥日恭顺皇后。有司准式，择日册命，改葬于顺陵，仍祔于奉天皇帝庙，同殿异室焉。”
　　李泌念罢代宗李豫的诏书，仍觉心意未尽，他怀着对亡友的缅怀，哀悼之情，当场作“挽词二解”，在挽词中追述承天皇帝倓的为人、志向，歌颂了他的高贵品质，沉痛叙述了他的冤屈，同时也寄托了李泌复杂的心绪与哀思。大概这“挽词二解”是用时尚通行歌谣曲牌撰写的，可以命同行的挽士以辞入调而发为歌吟，在挽士们沉痛哀歌的同时，李泌亲自斟酒，然后将酒杯高举过头顶，徐徐降下，洒在地上以表祭奠倓的亡灵。酹祭之后，运棺柩的灵车继续前行，在挽士们的哀歌声中显得十分庄严、肃穆，李泌等人随着棺枢缓缓行进，四周“观者”见状无不为之“垂泣”。⑨代宗李豫即位后，先后夺了李辅国、程元振的内侍权、兵权，不受其制，又令奉节王适为天下兵马元帅，指挥郭子仪、李光弼及仆固怀恩、马璘等与回纥、西域兵围剿史朝义，重新收复了东京。史朝义被官军追击，又先后兵败魏州、贝州、莫州，在逃奔范阳时，被守将李抱忠所拒，史朝义东奔广阳，被他手下大将，已准备降唐的李怀仙遣兵追及，自缢于林中，传首京师。“安史之乱”虽然至此已全部平定了，但战争仍未停息，先前的友军回纥见唐室衰弱，常出兵暴掠，吐蕃、党项（羌）也出兵犯境。唐室大将仆固怀恩自朔方讨贼以来，立下汗马功劳，“一门死于王事者四十六人”，为了联络回绝，还将女儿远嫁回纥可汗，却屡屡“为人构陷，愤怨殊深”，遂被逼反，引回纥、吐蕃十万众人犯，“京师震骇”。因仆固怀恩原是郭子仪的“偏裨”，仆固怀恩麾下诸将也是郭子仪的老部下，而郭子仪又素为回纥、吐蕃兵所敬重，所以代宗李豫临危诏郭子仪帅诸将拒敌。仆固怀恩在行军途中病发死于鸣沙县，削弱了敌军的力量，郭子仪单骑人回纥营，与回纥修好，联手对吐蕃，吐蕃得悉后立即“引兵遁去”，遂解泾阳之围。
　　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左监门卫大将军兼神策军使、内侍监鱼朝恩，主持禁军，宠任无比，代宗李豫因李泌已有家室，不常住在禁中书院，有时也与鱼朝恩议论军国大事，以至“势倾朝野”，其骄横之态不下于昔日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与神策都虞侯刘希暹、都知兵马使王驾鹤勾结起来，基本上控制了北军的兵马。鱼朝恩为人喜欢在大厅广座中“恣谈时政，陵侮宰相”，元载虽善辩，却因为怕得罪他而“拱默不敢应”。元载本党于李辅国，因之被李辅国力荐为宰相的，原就与鱼朝恩不和，又屡受其侮，便怀恨在心，伺机欲除之。李泌虽知鱼朝恩乃李辅国、程元振之流，鉴于以前的教训，并不明显与之做对，但他私下却劝代宗李豫，鱼朝恩潜结周智光等人为外应，久掌禁兵，如若不及早除掉，恐怕“祸将作矣”⑩。
　　鱼朝恩为人贪鄙，在京师北军，（11）私设牢狱，令坊市中的恶少年“罗告富室”之家，诬陷罪状，捕系地牢，用毒刑逼供，然后将其家产没收归北军所有，并分出一部分钱奖“赏告捕者”，因为牢狱设在“禁密”之处，“人莫敢言”。鱼朝恩每次上朝奏事，必须得通过才行，“朝廷政事有不豫者”，就大怒道：“天下事有不由我的人么？！”代宗李豫闻之，“由是不译”。
　　鱼朝恩的养子令徽，年纪尚幼，为内给使（12），因与同伴忿争，归告鱼朝恩，
　　鱼朝恩第二日见到代宗李豫便为令徽请官道：
　　“臣子官卑，为同辈所陵，乞求皇上赐与紫衣。”
　　代宗李豫还没有回答，有司已经执紫衣于前，令徽马上穿上了，向代宗李豫拜谢。代宗李豫只好勉强微笑道：“儿服紫衣，大宜称心。”
　　然而在他心中愈加愤恨鱼朝恩之跋扈。
　　宰相元载已经猜测到皇上对鱼朝恩不满，便乘机向代宗李豫密奏鱼朝恩“专恣不轨”的罪行，请求除掉他。代宗李豫知道天下人已经对鱼朝恩“共怨怒”了，时机成熟了，便让元载主持除掉鱼朝恩的“方略”。鱼朝恩因做尽坏事，在飞扬跋扈之余，也有些心虚，他每次入殿，常使射生将周皓率百名健卒以自卫，又使其党羽陕州节度使皇甫温掌握精兵于外以为援助，为人甚狡猾，不容易动手擒之，元载因受代宗密旨，又以宰相之尊，对周皓、皇甫温等人，皆晓以利害，又以“重赂结之”，故而鱼朝恩的“阴谋密语”，元载都能知道，并使“上一一闻之”，鱼朝恩却并不知道心腹之人在出卖自己，陷入被动之中。
　　元载为代宗李豫出谋划策，调李抱玉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以皇甫温为凤翔节度使，“外重其权”，让鱼朝恩放心，而实际上是“内温以自助”，共谋鱼朝恩。元载又请求割郿、虢、宝鸡、鄠、盩厔隶属李抱玉，将兴平、武功、天兴、扶凤隶属神策军，增加鱼朝恩的势力。鱼朝恩因又得了四郡之地，欣喜万分，放松了警惕，没有察觉元载在一步步计算他，遂“骄横如故”。
　　鱼朝恩的死党刘希暹颇觉得代宗李豫有异意，便提醒鱼朝恩，应事事小心，鱼朝恩才开始怀疑、恐惧。但是，鱼朝恩见代宗李豫每次见到他，“恩礼益隆”，觉得刘希暹的猜测没有道理，心里又比较安定了。
　　在准备周密之后，元载将来京师受命镇守凤翔的节度使皇甫温“留之未遗”，元载与皇甫温及鱼朝恩的贴身护卫射生将周皓密谋“诛朝恩”事，制定好了计策，元载入宫向代宗李豫做了较详的汇报，代宗李豫认为安排得较为稳妥，但又告诫元载道：“应稳妥动手，勿反受其祸！”（13）
　　为了能比较稳妥地除掉鱼朝恩，以防其手握禁军作乱，代宗李豫接受了李泌的谋略，下诏以寒食节宴乐为名，召郭子仪入京，并晓喻郭子仪，“朔方一军，有光复社稷之功劳，应以有功兵卒数千人入朝，朕因宴赏，得以相识。”而李泌则因从肃宗李亨自灵武至凤翔，参与军谋大事，而北军一直相随，其中许多将校曾是李泌的下属，故而常入北军饮宴，实际上在摸鱼朝恩的底细，且与北军中将领联络感情，以应突然之变。但这一步隐棋，代宗李豫并未告诉元载，一者是怕事泄，不利除掉鱼朝恩，二者知元载与李辅国有旧，不太信任他。郭子仪奉旨“以组甲三千人入觐”。鱼朝恩建章敬寺，自以为有功，见郭子仪入朝，遂请郭子仪游章敬寺，以夸大其事。郭子仪接受了鱼朝恩的邀请，准备游寺。元载得知此事后，恐怕郭子仪与鱼朝恩“相结”，不利于己，便秘密遣人告诉郭子仪的军吏，使军吏转告郭子仪，“鱼朝恩阴谋不利于公。”郭子仪不听，军吏又转告诸将，将士请衷甲（内穿甲衣）三百人相从，以备非常之变。郭子仪不悦道：“我是国之大臣，鱼朝恩无天子之命，安敢害我！倘若他受天子之命而来，你等岂能乱来！”
　　言讫，郭子仪只带了几名家丁前往。鱼朝恩率人迎接郭子仪，见他带人极少，又无护卫，为之一惊，忙问原因，郭子仪将传闻相告，并说：“恐怕劳你思虑。”
　　鱼朝恩见郭子仪如此信任自己深受感动，他“抚胸捧手，呜咽雪涕”道：“若非您有长厚者之风，能不疑么？”
　　鱼朝恩见郭子仪对自己坦诚相待，心里很受用，疑惧之心大减，并想与郭子仪进一步交往，因为郭子仪是德高望重，名震朝野，极有影响的大人物。
　　郭子仪不愧是身经百战的老将军，著名军事家，有胆，有略，有识，他不仅单骑入回纥营，瞬间瓦解数十万敌军，解国家之危，如今又巧妙地稳住了手握京师重兵的鱼朝恩，为日后动手除鱼朝恩起了积极作用。（14）
　　寒食节最初起于民间，一说为清明前一天，一说为清明前两天。《邺中记·附录》记载：“寒食三日，作醴酪，又煮粳米及麦为酪，捣杏仁煮作粥。”
　　东汉未年蔡邕《琴操》中云，介子绥曾随晋文公逃亡，文公复国后，子绥无所得，作龙蛇（比喻隐匿）之而隐于山中，文公遣人人山求之，不肯出，乃焚山林，子绥抱木而死，文公哀之，遂在此日禁火，故称作寒食。《琴操》中介子绥，即介子推。查《左传》、《史记》并无介子推被焚事，这只是古代的传说。代宗李豫在这样的节日宴赏大巨和有功将士，以示不忘旧功。这天，在皇宫禁中勤政楼，摆上极丰盛的酒宴，让元载守在中书省，并派腹心观察鱼朝恩的动静。鱼朝恩引周皓及健卒往禁中赴宴。宴会结束时，鱼朝恩告辞想还北军军营，代宗李豫含笑留下了他，说有些事要商议一下，鱼朝恩稍稍有些不安，代宗李豫“责其异图”，行为不轨，鱼朝恩为自己辩护，语言悖戾不敬，周皓与左右禁卫立即将鱼朝恩擒住。代宗李豫贪其旧日也有功于朝廷，不加严刑，令其“自缢”而死。诛鱼朝恩一事，办得很严密，“外无知者”。代宗李豫在第二天上朝时下诏书，罢免鱼朝恩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左监门卫大将军、神策军使职务，保留内侍监职。不久，又宣布“朝恩受诏乃自缢”，以鱼朝恩“尸还其家”，赐钱厚葬了。代宗李豫“聪明宽厚，喜愠不形于色，而好学强记，通《易》象”（15），比其父肃宗李亨强多了，所以他能先后比较稳妥，也比较巧妙地利用矛盾，除掉李辅国、流放程元振，逼杀鱼朝恩，而且不露形迹。同时，他在处理一些重大事情上，从不将事做绝，比较宽厚。如仆固怀恩叛唐后，他做得仁至义尽，善待其母、女，其侄仆固名臣，而且他“前后敕制未尝言其反”，闻其死讯后，还悯然叹道：“怀恩不反，为左右所误！”对仆固怀恩手下“旧将”凡昔日“有功者”，“皆赦其罪”。此次除掉鱼朝恩后，对鱼朝恩手下的刘希退、王驾鹤不咎其责，还加封为御史中丞，“以慰安北军之心”，又下“命尽释朝恩党与”，并安慰
　　道：
　　“北军将士，皆朕爪牙，不应该变动。朕今亲自统驭禁旅，千万别忧惧。”
　　元载既为诛鱼朝恩立大功，代宗李豫对他“宠任益厚”，元载遂志气骄溢，不可一世。他常常在大庭广众中自诩有“文武之略，古今莫及”，又“弄权舞智，政以贿成，僭侈无度”。吏部侍郎杨绾，“典选公允，性介直”，不愿阿附元载，岭南节度使徐浩为人“贪而佞”，但他“倾南方珍货以赂载”，元载便依仗职权令杨绾为国子祭酒，而使徐浩兼吏部侍郎。元载深知代宗李豫非常宠信李泌，他非常忌恨，就令其党羽四处造谣，对李泌百般诋毁，阻止代宗李豫任用李泌为宰相。元载还乘机在代宗李豫面前对李泌进谗言，他
　　捕风捉影地说：
　　“李泌经常与亲友故旧在北军饮宴，他与鱼朝恩比较亲善，一定也参与其阴谋。”
　　代宗李豫不愿说明当时的事实真象，遂含笑道：“北军中不少将士，是李泌昔日故吏，故而朕使之去那里叙旧情。鱼朝恩被诛，李泌亦预谋，卿勿以为疑。”
　　元载知李泌根基甚深，愈加不安，于是活动更加剧。元载与其党羽对李泌“排毁百端”，代宗李豫不得已，才没有让李泌拜相。适逢江西观察使魏少游向朝廷“求参佐”，代宗李豫为了稍稍缓和一下李泌与元载的矛盾，另外也可使他稍稍喘口气，今后好从容解决元载事。同时也因为元载别有用心，他向代宗李豫一再称赞李泌的才干，他请求代宗任李泌，以检校秘书少监充江南西道判官。李豫虽贵为天子，也不便太薄宰相面子，遂让李泌暂避其锋亡。
　　在临别前夕，代宗李豫有难言之苦，他召李泌入禁中，推心置腹他说：“元载不能容卿，朕今将你躲藏在魏少游处，俟朕决意清除元载时，当有信告卿，可束装还京。”
　　李泌微微一笑，问道：“陛下日后相召，未识以何为信？”
　　代宗李豫沉吟了片刻，脸上的神色逐渐欢快起来，狡黠一笑道：“以银为信，望卿切记在心。”
　　代宗李豫让李泌出任江南西道观察判官，并召见江西观察使魏少游，一再嘱意使其对李泌“善待之”。不久，又改拜李泌为检校郎中充江南西道判官。（16）
　　李泌奉旨出京充任江南西道判官是在大历五年（770）冬季，这一去达八年之久，而且历尽了坎坷。
　　李泌最初为魏少游的僚佐，魏少游为人性格软弱，怕事，他既不敢得罪元载，更不敢触犯代宗李豫。魏少游是灵武杜鸿渐旧部，一直跟随肃宗李亨，后为京兆尹，与李泌有旧情，又深知李泌与代宗李豫友情颇重，且有皇上嘱意，所以他待李泌甚厚。后来，检校刑部尚书路嗣恭，出为江南西道观察使，李泌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路嗣恭与元载的关系甚好，代替魏少游职务后，元
　　载与路嗣恭书信云：
　　“泌亦莫令在南，亦莫令在北路。”
　　于是路嗣恭就按照元载授意，奏改任李泌为虔州。（隋开皇九年设置，今为江西省赣县）别驾之职。
　　李泌在江南西路任职期间，结交了三个朋友，即柳浑、顾况及路应。
　　柳浑、顾况俱为江南才子，据《旧唐书·李泌传》记载：“泌流放江南，与柳浑、顾况为人外之交，吟咏自适。而浑先达，故泌复得入宫于朝。”
　　柳浑字夷旷，襄州（今属湖北省襄樊市）人，祖籍河东。玄宗李隆基天宝初年举进士，补单父尉。肃宗李亨至德年间先后为江西采访使判官、衙州司马、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等职。代宗李豫大历初年，魏少游镇守江西，奏署判官，后授检校司封郎中。州中有一座开元寺，寺“僧与徒夜饮”，醉后失火，使寺院受到较大损失。寺僧却掩盖事实，归罪于看守寺门不会说话的哑人，军侯因受到寺僧贿赂，将假情况上报，魏少游信以为真。许多知情的人，知“瘖奴”冤，“莫肯言”。柳浑与崔祐甫遽入向魏少游说明真实情况，魏少游惊问寺僧，“醉僧首伏”。从此，柳浑以公正闻名州内。在路嗣恭代替魏少游“领镇”后，仍以柳浑为都团练副使。在大历十二年（777），柳浑拜袁州刺史。大历十三年（778）崔祐甫入京师为宰相，荐柳浑为谏议大夫，累迁至尚书左丞。德宗李适贞元二年（785），柳浑拜兵部侍郎，封宜城县伯。贞元三年（786）加同平章事，仍判门下省。后受张延赏排挤，“寻除常侍，罢知政事”。贞元五年（788）二月病逝，年七十五岁，有《柳浑集》十卷。柳浑“性放旷，不甚检束”，“警辩，好谐谑放达，与人交，豁然无隐。性节俭，不治产业，官至丞相，假宅而居。”罢相之后，不以得失为重，“陶陶然忘其黜免”。（《旧唐书·柳浑传》）从柳浑的史料中推测，李泌与柳浑在肃宗朝很可能即相识，而真正结交则在江西道上，皆先后为魏少游、路嗣恭的属下，因仕途坎坷，壮志受挫，有不平意，遂彼此心中产生共鸣，渐成知己之交。柳浑与李泌同年拜相，柳浑稍早一些，并一再向德宗李适举荐李泌，德宗李适因其祖父、父亲皆与李泌为布衣之交，情同师友，也久知李泌之为人，遂遽拔之为相。
　　顾况，字逋翁，江苏苏州人（一作海盐人）。肃宗李亨至德年间进士，德宗李适时柳浑辅政征为著作郎。善画山水，诗文多揭露时弊，同情下层人的生活。他在任著作郎时奉旨撰写碑志、祭文时，坚持事实，不吹捧大官，得罪权贵，又因作《海鸥咏》一诗讽刺权贵，坐诗语调谑罪名，贬为饶州（今属江西省波阳县）司户。后去官隐居茅山，自号“华阳真逸”。顾况本有匡世济时之志，见好友柳浑辅政，不久李泌继入，自以为“知秉枢要，当得达官”，“久之方迁著作郎”，由是“心不乐”，“虽王公之贵与之交者，必戏侮之”，内心很痛苦，是个有正义感，不得志的文人。可能因为顾况得罪许多朝臣，言行又不符合封建官吏规范，所以柳浑、李泌才没有向德宗李适推荐他做大官，他为此与李泌后来关系一般，“乃泌卒，不哭，而有调笑之言”，以致“为宪司所劾”。（17）顾况很有文才，诗文曾名重京师。唐人张固《幽闲鼓吹》中记载，大诗人白居易应举至京时，以《赋得古原草送别》诗拜谒顾况。顾况闻其名后，笑道：“米价方贵，白居不易。”但当他读到这首诗后，赞叹不已：“道得个语，白居即易了。”因为之延誉，使白居易“声名大振”。
　　路应，字从众，京兆三原人，路嗣恭之子。李泌在江南西道为路嗣恭属下，知元载忌恨自己，而路嗣恭又是元载命其替代魏少游的，恐其来者不善，心“尝畏之”。有一天，李泌与路应骑马并行，“马啮其胫”，李泌怕路应怪罪自己，在他父亲面前说坏话，遂“惶恐不自安”。但路应什么也未说，尽量装做腿上无伤去见他父亲，使李泌深受感动，彼此遂成忘年之交。后来。
　　李泌为相，德宗李适对他说：“谁对卿有恩，朕能替你报答他。”李泌即向德宗讲述了路应之事，德宗李适当日即加路应检校屯田郎中，服金紫。累迁宜歙池观察使，封襄阳郡王。其实路嗣恭也不是元载的党羽，他到江西任上即处决了元载受贿赂而保护的贾明道，以致元载在代宗李豫面前说坏话，欲将其治死，路嗣恭与柳浑关系不错，所以柳浑窥知元载奸谋，出策使路嗣恭免于难。估计李泌因与柳浑、路应交好甚厚，后来与路嗣恭的关系也逐渐缓和。路嗣恭能将兵、有谋略，做事果断，善治财赋，也爱贪财，又非常自负，是个很复杂的人物。（18）
　　在李泌被迫离开京师的八年间，李唐王朝是在内忧外患中艰难度过的，中央的权力在削弱。
　　岭南蛮酋梁崇牵自称平南十道大都统，占据容州，与西原蛮张侯、夏永等连兵攻陷许多城邑。番禺贼帅冯崇道、桂林叛将朱济时，皆据险为乱，攻陷十余州之地。永平节度使李勉、经略使王倓，“前后大小百余战”，才讨平这两处叛乱。
　　吐蕃兵十万入犯泾、邠，郭子仪遣朔方兵马使浑瑊与吐蕃战于宜禄，唐军大败。泾原节度使马璘与吐蕃战于盐仓，又败。后来，郭子仪指挥浑瑊、马璘及盐州刺史李国臣领兵取秦原，引吐蕃至百城，才击退吐蕃兵马。但吐著仍继续入犯，又先后攻打陇州、普润、泾州、石门、黎州、雅州、原州、坊州、盐州、夏州、长武、灵州、庆州、麟州等地，连年战火不息。在大历十一年（776），四川节度使崔宁破吐蕃四节度及突厥、吐谷浑、氐、羌群蛮众二十余万，斩首万余，又在黎州、雅州击破吐蕃入犯军队。在大历十二年（777）四川节度使崔宁大破吐蕃十万余众于望汉城，斩首八千余。吐蕃兵入犯长武、灵州、盐州、庆州、银州、青石岭等处兵马，先后为郭子仪遣将破之。这时回纥兵也不断作乱和大举入犯，在大历十三年（778）初，回纥入犯太原，纵兵大掠，后被代州都督张光晟击破于羊武谷，回纥才退去。
　　在四夷入犯的艰难之秋，各地藩镇拥兵自主，互相争夺疆土，渐渐不听朝廷的旨令，唐室对各镇势力无可奈何。如朱希彩杀了卢龙节度使李怀仙后，就自立为卢龙节度使，朱希彩残虐将卒引起众怒，孔目官李怀瑗便伺机杀了他。经略副使朱泚，以兵胁迫众将，遣使上报，便被封为幽州、卢龙节度使。
　　平卢节度使李正己本已有淄、青等十州之地，在平定李灵曜之乱后，将所得之地，占为己有，又增加曹、濮、徐、衮、郓五州，自青州徙治为郓州，拥兵十万，雄据东方，邻镇皆畏之。李宝臣据恒、易、赵、定、深、冀、沧七州，拥兵五万。梁崇义据襄、邓、均、房、復、郢六州，有众二万人。他们虽奉事朝廷，却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专之”，朝廷只好听之任之。其中最为不轨的是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他为安禄山、史思明父子立词堂，称作“四圣”，还上表朝廷“求为相”，朝廷遣使用委婉的语言令其毁祠，加封他为平章事，即宰相虚衔以示奖励，事后还“以皇女永乐公主许妻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之子华”，“意欲固结其心”，可田承嗣更加骄慢。田承嗣诱昭义兵马使裴志清部下将吏作乱，杀害卫州刺史薛雄。田承嗣不奉命，不入朝，经常侵凌别镇，因其兵力雄厚，朝廷只好一再宽容。
　　在朝廷内，元载逼出李泌后，更横行无忌。他培植党羽，贪赃在法，为所欲为，朝野共愤。代宗李豫非常憎恶元载所为，但因其势力很大，不能马上除掉。代宗李豫想将士大夫中不阿附于元载的人收为腹心，“渐收载权”。
　　遂不与元载商量，委任浙西观察使李栖筠为御史大夫。李栖筠入京为官后，发现吏部侍郎徐浩、薛邕等人罪状，而这些人是元载、王缙的党羽，有司一再包庇，后来李栖筠上奏代宗李豫，才对这些人加以制裁，初步削弱了元载的势力。
　　代宗李豫决心诛除元载，又“恐左右漏泄”，反受其祸，他不敢相信手下的文武大臣，独与左金吾大将军吴凑商量，因为吴凑是章敬皇后的弟弟，是李豫的亲舅父。就在代宗李豫与左金吾大将军吴凑暗调兵马，准备就序时，正好有人告元载、王缙深夜“醮图”（19），行为不轨，于是，代宗李豫趁元载、王缙至延英殿议事之机，命左金吾大将军吴凑将元载、王缙拿下，又将元载的儿子仲武及主书卓英倩等系之入狱。代宗李豫命吏部尚书刘晏与御史大夫李涵等一同审讯此事，元载、王缙知大势已去，皆“伏罪”。当日，先杖杀左卫将军、知内侍省事董秀于禁中，赐元载自尽。最初王缙也赐自尽，因刘晏、李涵等人认为“法有首从”之别，元载是罪首应治死罪，王缙是从坐，可示以宽大，代宗李豫将其贬为括州刺史。元载的妻子及儿子伯和、仲武、秀能“皆伏诛”。卓英倩等皆杖死。
　　代宗李豫在除掉元载后，仍恨恨不已，遣中使“发元载祖父墓，断棺（劈棺）弃尸，毁其家庙，焚其木主（祖宗牌位）”（20）。
　　代宗李豫以太常卿杨绾为中书侍郎，礼部侍郎常衮为门下侍郎，并同平章事，皆为宰相。杨绾“性清俭简素”，所以当他拜相，朝野相贺，代宗李豫想倚重于杨绾，“釐革弊政”，没想到为相不足四个月便病逝了，大权落在常衮手中。常衮为人“苛细”，心胸狭窄，处事有时从个人恩怨出发，忌贤妒能，无治理国家之大才。
　　代宗李豫诛元载后，安排了一些国家大事，稳定了政局，便想到了李泌，遂下旨召李泌入京师，为银青光禄大夫。李泌在江西奉旨后，甚喜。因为在八年前君臣分手时，代宗李豫曾说在决意除元载后，当有信报之，并又笑笑说日后相召当“以银为信”。故李泌见封自己为银青光禄大夫，知元载已除，心中喜甚。
　　李泌随中使匆匆赶回京城，心中又燃起霓虹色的幻想，欲回京后干一番事业，以报代宗知遇之情。李泌入京后，没有回自己的宅院，便应召入宫面圣。代宗李豫见到昔日情同师友，又分手八年的李泌，他忘记天子之尊，拉住李泌的手久久不放，许久才感慨道：“与卿阔别八年，才能诛此贼。多亏太子发现其阴谋，不然，几乎不能见卿了。”
　　李泌深受感动，叹道：“臣昔日就一再言之，陛下知群臣中有不善者，就罢免或除去，含容太过，故而才至于此。”
　　代宗李豫苦笑道：
　　“处事应十全，不可轻易而发。”
　　言罢，二人稍稍沉默了一会，代宗李豫首先打破这沉默，说道：“朕亲自将卿属于路嗣恭，而嗣恭却按照元载之意，奏卿为虔州别驾，嗣恭初平岭南时，献琉璃盘，直径九寸，朕以为是至宝。及破元载家，得嗣恭所送元载琉璃盘，直径一尺。等嗣恭来此，当与卿议之。”
　　李泌因与路应颇有交情，又因路应与柳浑的关系，跟路嗣恭之间紧张关系早就缓和了，见代宗李豫对路嗣恭有微词，忙为之开脱道：“嗣恭为人，小心，善事人，畏权势，精勤于吏事，而不知大体。昔日为县令时，有能名（21），陛下未暇知其所长，而为元载所用，故而他为元载尽力。陛下如知之而用，他亦为陛下尽力。虔州别驾，是臣自愿的，并非其罪。况且嗣恭新立大功（指平岭南哥舒晃叛乱），陛下岂能为一琉璃盘而治罪呢？！”
　　代宗李豫觉得李泌说得也有理，原是想为李泌出出气，今见李泌不怪，反为其辩解，估计二人关系尚可，遂不悦之意“乃解”，封路嗣恭为兵部尚书。
　　代宗李豫此次召李泌还京，本欲以宰相之位委之，常衮早就猜测到了代宗李豫的心思，心中忌恨不已，遂别有用心向代宗李豫进言道：“陛下久欲重用李泌，委以大任。昔日汉宣帝欲用人为公卿重臣，必须先试理人，请且以为刺史，使其比较全面知道人间之利病，等候报上政绩再用之。”
　　常衷这一番话是引古训，说得冠冕堂皇，昔日太公吕望治齐，五月而报政，伯禽治鲁，三年而报政，常衮所言正指此事。代宗李豫见常衮说得不无道理，不便驳其意，遂在大历十四年（779）春季，以李泌为楚州刺史，只好再委曲老友外出为官，使其周知“人间利病”了。
　　李泌告辞后，并没有立即赴任，大概不大想远行，代宗李豫一时决定让李泌出任外，又有些后悔，有些不忍，同时在感情上也不大想让李泌外出为官。但一言既出，不便反悔。这时正好澧州（今属湖南澧县）缺官，常衮怕代宗李豫改变主意，将李泌留在京师，于己不利，便又面见代宗李豫，一再讲“南方调擦”，一般官吏无力治理，只有象李泌这样的大才，方可治之，以安百姓。代宗李豫被常衮说得无法，只好改授李泌“澧、郎、峡团练使”，
　　并下诏书曰：
　　“荆南都会，粤在澧阳，俾人归厚，惟贤是牧（牧守，指长官）。以泌文可以化成风俗，政可以全活惸嫠（孤寡之人，。爱命颁条，期乎共理，无薄淮阳之守，勉思渤海之功。可检校御史中丞，充澧朗峡团练使。”
　　代宗李豫在大历十四年（779）初正式下诏后，仍觉对不住李泌，又“重其礼而遣之”。不久，改任李泌为杭州刺史。（22）
　　李泌在澧州和杭州执政期间，“皆有风绩”。据宋人王谠从大量的唐人笔记、野史、小说中编辑的《唐语林》卷二中记载，大诗人白居易在唐穆宗长庆二年（822）以中书舍人为杭州刺史时，曾“筑堤捍钱塘潮，钟聚其水，溉田千顷。复浚李泌六井，民赖其汲。”这史料说明李泌在为地方长官时，关心民间疾苦，曾指挥当地百姓打过六眼井，基本上满足了杭州百姓吃水、用水难的问题，大概白居易至任时，这六眼井年久失修，又出了问题，白居易遂组织百姓清除井中污泥，深挖了井底。由此可知。李泌不仅是唐代历史上的著名谋略家、军事家、政治家，而且能上能下，能为百姓办实事，办好事，是封建社会中称职的官吏。
　　李泌在被常衮一再逼迫，情不自愿离开京师长安时，心情很凄凉，很伤感，但仍怀着美好的幻想，他深知代宗李豫对自己是有感情的，信任的，他只要在澧州任上干出一番政绩，便可堂堂皇皇调入京师为相的。其实，李泌从少年时代，便以王佐之才自任，早就有心主持朝纲，成为一代名相，而他也有过两次机会，当时只要他点头首肯，便垂手而得，可他太自命清高，太胶柱鼓瑟了，结果使大好的机会先后失去，反而寄身在别人名下，看别人的眼色，过小心谨慎的生活，实在太不值了。李泌此刻的心中，凄凉、伤感，也许还带有一些悔恨吧，不过他还是怀着希望的，还是充满自信的。但是，他万万也没有想到从此一别，竟是永别，代宗李豫并没有很快调他回京师，并委以军国大任。
　　李泌离京后，李唐王朝更处境艰危，藩镇势力无法削减。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病故，其侄田悦便自任为魏博留后。李希烈与丁暠等人杀了淮西节度副使张惠光父子，驱逐了淮西节度使李忠臣，自任为蔡州刺史、淮西留后。代宗李豫无可奈何，只好正式下沼书予以承认。不久，河东副元帅留后部将凌正作乱，被容管经略使王翃平定。
　　在大历十四年（779）五月，代宗李豫病重，诏令皇太子监国，不久“崩于紫哀之内殿”。代宗李豫去世时，离李泌赴澄州不足四个月，这对久经患难的朋友、君臣，临终前未能见一面。看来不是代宗李豫不想调李泌还京，而是时不我待，他不久即病发，很快就离开人世了。因此，他没来得及安排老友李泌之事。
　　注释：
　　①程元振，宦官。京兆三原人。他与李辅国杀张后，拥立代宗，累迁为骠骑大将军、判元帅行军司马，总管禁军。他专权跋扈，树私党，诬杀襄阳节度使来瑱，贬宰相裴冕、诋毁李光弼等人，使天下方镇解体。以致吐蕃人犯京师不及上报，代宗仓皇出幸。代宗下诏征兵，诸道无至者，太常博士柳伉上疏，请诛程元振以谢天下。代宗不得已罢其官，放归。后私入京师有异谋，被擒放逐江陵而死。
　　②《肃宗实录》、《代宗实录》、《资冶通鉴，唐纪三十八》、《旧唐书·代宗本纪》。
　　③《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八》、《统计》、《旧唐书·李辅国传》、《新唐书·元载传》。
　　④常衮（725—780）京兆人。天空末年进士及第。由太子正字，累为中书舍人。代宗时，迁礼部侍郎。元载死后，拜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弘文、崇文馆大学士，加银青光禄大夫、河内郡公。因攻击崔祐甫，被贬为潮州刺史，卒于官。为人苛细，以清俭自贤，又心胸狭窄。
　　⑤汗衫，古时宴居时穿便服，贵贱皆服之，唯天子穿黄色，与群臣、百姓略有区别。据《炙毂子》云：“燕服，衰冕有白沙中单，有明衣，皆汗衫之象，以行祭接神。汉高祖与项羽交战，汗透中单，改名汗衫，贵贱通服。”
　　⑥鱼朝恩（722—770）宦官。沪州沪川人。玄宗未年入内侍省，肃宗时常令监军事，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后专典神策军、兼鸿胪、礼宾等使，干预朝政。置狱北军，谓之地牢。因专横无忌，后被代宗与元载、李泌、郭子仪等计议诛之。
　　⑦九重，有两种解释：其一指天，《汉书·礼乐志》云：“九重开，灵之游。”“颜师古往曰“天有九重”。其二指帝王所居之处，宋玉《九辩》云：“岂不郁陶而思君兮，君之门以九重。”李泌时居禁中蓬莱殿侧书院，故代宗言其“在九重之中”。
　　⑧《资治通鉴·唐纪四十》、《新唐书·李泌传》。
　　⑨《代宗实录》、《旧唐书·肃宗代宗诸子》、《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俱载建宁王倓葬
　　顺陵，唯《邺侯家传》作“葬齐陵”。
　　⑩《邺侯家传》、《资治通鉴·唐纪四十》。
　　（11）左、右神策军，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皆谓之北军。
　　（12）唐制内给使属内侍省，凡无官品的小大监均称内给使，掌禁中诸门进物之唇。
　　（13）《资治通鉴·唐纪四十》。
　　（14）《代宗实录》、《资治通鉴·唐纪四十》。《旧唐书·元载传》、《新唐书·鱼朝恩传》、《汾阳家传》。
　　（15）《新唐书·代宗本纪》。
　　（16）《邺侯家传》、《新唐书·李泌传》、《旧唐书·李泌传》、《资治通鉴·唐纪四十》。
　　（17）《旧唐书·李泌传》“顾况附”、李肇《唐国史补·顾况多转薄》。
　　（18）《新唐书·路嗣恭传》、《唐国史补·路嗣恭入觐》。
　　（19）蘸图，酸，古代祭神一种仪式，后为僧、道攘灾道场；图，谶图，见人世吉凶。
　　（20）《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一》、《旧唐书·元载传》。
　　（21）路嗣恭初名剑客，为肖关县令，连徙神乌、姑臧二县，考核成绩最佳，故玄宗李隆基以为可嗣汉代的鲁恭，因赐名。
　　（22）《旧唐书·李泌传》、《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一》。
　　第六章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在大历十四年（779）五月。代宗李豫病逝于皇宫内的紫宸殿内殿，遗诏以郭子仪摄冢宰，又遗诏办丧事时一切从简，“天下吏人，三日释服”即可，但泥古不化的宰相常衮却要坚持古礼，“臣为君斩衰（古代丧服名，五服中最重的一种）三年，汉文权制，犹三十六日”。自唐高宗李治以来，“皆遵汉制”，至唐玄宗李隆基、唐肃宗李亨之丧，才“服二十七日”，而他认为所谓“三日释服”是指庶民而言，至于朝中大臣仍应为先帝服“二十七日而除”。宰相崔祐甫认为先皇的遗诏中并未言“朝臣、庶人之别”，因此朝野内外，皆应“三日释服”以从先皇之意。常衮理屈辞穷之后，竟向刚刚即位的德宗李适上奏，诬陷崔祐甫“率情变礼”，对先皇不恭，请贬其为潮州刺史。德宗李适就以常衮不实之辞为由，将宰相崔祐甫贬为河南少尹。其实崔祐甫是忠实于先皇李豫的遗诏，在国家艰难、动荡之秋，一切从简之志的。
　　由此可见，德宗李适也非英明之君主，并不深明大义，并不详察下情。
　　但是，刚刚登上皇帝宝座的德宗李适，却是想超过父辈，做出一番业绩的。唐代中兴名将郭子仪、以司徒、中书令领河中尹、灵州大都督、单于·镇
　　北大都护、关内·河东副元帅、朔方节度、关内支度·盐他·六城水运大使、
　　押蕃部并营田及河阳道观察使等职，“权任既重，功名复大，性宽大，政令颇不肃”，代宗李豫在世时，屡“欲分其权”，却因其功劳太大了，名望太高了，又忠心耿耿于王室，所以犹豫“久不决”。德宗李适鉴于安禄山、史思明之乱，深知武将权重，手握大兵，又身兼数职，统领数郡，是十分危险的。做为身经百战的老将郭子仪是可信任的，倘若换了别人，则极可能生乱，而且一旦有变，极难制御。为此，德宗李适在即位后不足一月，就决定分郭子仪之权，他先下诏尊“郭子仪为尚父”，“加太尉兼中书令，增实封满二千户，月给千五百人粮、二百马食、子弟、诸婿迁官者十余人”，然后将郭子仪“所领副元帅、诸使悉罢之”，以其手下的主要将领李怀光、常谦光、浑瑊等人“分领其任”。这实际上是对郭子仪名升暗降，夺了他手中的许多兵权，避免藩镇权重、地域大，无法驾驭。德宗李适知西川节度使崔宁，“在蜀十余年，恃地险兵强，恣为淫侈，朝廷患之而不能易”，便在夺了郭子仪兵权之后十余日，下诏以西川节度使崔宁与永平节度使李勉并同平章事，提升同为宰相。在同年九月，又下诏调崔宁“入朝，加司空、兼山陵使”，也是名升暗降，夺了他的兵权、地域。
　　德宗李适先后夺了郭子仪、崔宁兵权后，又清察自己的宫闱，发现兵部侍郎黎干与宦官特进刘忠翼相互勾结，想拥立独孤贵妃为皇后，并立贵妃所生之子韩王迥为太子。德宗李适一经察觉，当机立断，将黎干、刘忠翼先除名、流放，待二人至蓝田境内后，又下诏“赐死”，永绝后患，避免他祖父肃宗李亨晚年发生张后之变。
　　德宗李适下诏书大赦天下，以示自己的宽大、仁爱。他又以道州司马杨炎为门下侍郎，怀州刺史乔琳为御史大夫，并同平章事，主持朝政。立宣王诵为皇太子。德宗李适想恩威并济，统治天下。他初即位“用法严，百官震惊”，连尚父郭子仪的“隶人潜杀羊，载以入城”，都受到严办。
　　德宗李适即位后的第二年改号曰建中元年（780），他采用宰相杨炎的建议，改祖庸调制为两税法。唐初赋敛之法曰租庸调，正如德宗初年任翰林学士，贞元八年（792）为宰相的陆贽在《均节赋税恤百姓》一文所云：“有田则有祖，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故称作祖庸调法。此外，还有杂徭，即按户等高下所征收的户税，按每亩交纳二升的地税。因为杂徭不是赋税的主要部分，故唐人称谓时略而不论，总称作租庸调。其实租庸调制是直接继承隋朝之法，加以改订而成，比之隋朝赋税稍轻些，除了可以交纳绢或布来代替每年二十天的力役外，还规定按灾情减免赋税，同时还有临时性减免和“不得横有征敛”的诏令，这是封建国家鼓吹“轻税入官”的办法。及至唐玄宗天宝年间，由于均田制已经无形取消，租庸调法也随之破坏，以致出现“安史之乱”后“王赋所入无几”的情况，无法支撑残局。于是唐室又巧立名目，多方榨取，遂激起了农民反抗，尤其是南方袁晁、方清等人的武装起义，给风雨飘摇中的李唐王朝以较大打击。为了维持赋税收入，支撑动荡的局面，李唐王朝不得不改弦更张，接受了出身于寒门的宰相杨炎建议，施行两税法。德宗李适重用杨炎，尤其是推行他的经济政策，是有眼光，有气度的。杨炎为代宗李豫时处死的宰相元载的门人，是位杰出的理财专家，所以德宗李适不计前嫌，破格重用了他。元载出身寒族，精干管理国家财政，他个人品质虽差，但所推行政策对削减藩镇势力，加强中央集权有益。杨炎继承了元载的某些政策，在打击藩镇割据势力，防止吐著奴隶主的进攻和起用人才方面采取过积极措施，而在经济上创行两税法，尤为显著。实行两税法是经过不断斗争的，因为这种税法集中财权于中央，再加上其他方面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士族、大地主和藩镇割据势力的政治与经济利益，所以杨炎终被这伙势力借口他故而害死。杨炎的其他改革都先后失败了，唯有两税法因顺应了封建经济之发展，有利于稳定李唐王朝的政权，所以一直延续下去。①但是，杨炎这个人很复杂，有私心杂念，而且睚眦必报，心胸比较狭窄。
　　杨炎为门下侍郎时，与吏部尚书刘晏不和，而在“元载之死”时，刘晏又“有力焉”，遂与之结仇。杨炎身为宰相后，“欲为元载报仇”，寻隙诬陷刘晏，说他与“黎干、刘忠翼同谋”，参与宫袆之变，后经崔祐甫救护，罢刘晏转运、租庸、青苗、盐铁等使，贬为忠州刺史。刘晏是李泌童年时代的好友，也是唐朝著名理财家，他在肃宗、代宗、德宗三朝，一直担任盐铁转运祖庸使，他致力疏浚河流，整顿盐税，主管租庸调制达二十年之久，代宗大历年间军国之用，多其规划，但在元载事上与杨炎结怨，在是否推行租庸调法与两税法上与杨炎发生矛盾，再加之二人俱是理财家，存今世不两雄之意，遂被杨炎诬陷罢职，夺了财权，又贬为忠州刺吏。刘晏被贬，对李泌来说是个不祥的兆头，因为李泌也是元载的政敌，受过其排挤、迫害。
　　德宗李适建中元年六月，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祐甫病故了。崔祐甫是唐代贤相，“谋猷启沃（出谋划策，以治国之道开导帝王），多所弘益，天下以为可复贞观，开元之太平”（《旧唐书·崔祐甫传》）。崔祐甫与李泌的好友柳浑情谊甚深，因柳浑的关系，李泌在江西为官时，与他同为路嗣恭的属下，彼此交往亦深，且相互间很钦佩。后来柳浑调入京师为官，与崔袜甫有关。李泌遽然失去了这样一位老友，而且是他今后在仕途上的重要外援，心中怏怏，数日不快，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有些渺茫。
　　这年的秋季，杨炎指使荆南节度使庚準，诬奏“忠州刺史刘晏与朱泚书求营救，辞多怨望”，又诬奏刘晏“召补州兵，欲拒朝命”，杨炎身为国家重臣还为庚準做伪证，德宗李适不察真象竟大怒，密遣中使至忠州将刘晏“缢杀之”。刘晏被冤杀，“朝野侧目”，“天下冤之”。②刘晏被诬陷致死，使李泌大为震惊，悒郁难遣，陷入对往事的沉思之中，使他对自己大半生进行反思。刘晏比李泌大七岁，李泌在七岁时结识他，二人相交达五十余年，遽失童年故友，在哀痛之余，更深感人生道路之坎坷、崄巇，使他在今后为人处事上做了较大的调解。李泌深知与德宗李适的关系，跟他与肃宗李亨、代宗李豫不同，他与李亨、李豫父子，均为布衣之交，为师友，为知己，为君臣的，彼此之间关系亲密，几乎无话不谈，而且李亨、李豫父子对李泌深信不疑，内心敬重，故使别人无隙可乘。另外，肃宗李亨为人软弱，心地宽厚，代宗李豫为人处事聪明宽厚，并不走极端。德宗李适较其祖父、父亲聪敏。机巧，但好猜疑人，又刚愎自用，喜怒无常，是位很难相处的君主。李泌昔年在凤翔时，常常与肃宗李亨饭后品茶，闲谈军国之事，那时李适被封为奉节王，是十多岁的孩子，为他祖父李亨与李泌煎茶，在茶内加放一些“酥椒之类”的佐料。有一天，李适为讨好祖父，曾求李泌以茶为题作诗志其盛，李泌沉吟片刻即口诵《赋茶》诗一首，此诗全文已佚，只在《邺侯家传》中
　　记载有以下二句：
　　“施沫番成碧玉池，添酥散作瑠璃眼。”
　　后来，李泌便退隐南岳衡山了。代宗李豫即位后，请李泌二次出山，往在皇宫内蓬莱殿侧书院时，李豫曾让李适“学文于李泌”，“亦与之游”。当时，李适身为太子，从李泌学文，只是不愿违背父皇之意，实际上敷衍而已，彼此之间并无深交，更谈不上是知己朋友。甚至很可能在李适的心中，一直对祖父、父亲以天子之尊贵而降低身份待李泌如朋友，不能理解，且有反感。
　　正因为如此，他并不象祖父和父亲那样，一即位就遣中使迎李泌入京，还请入宫内居住。李适即位后许多年都没有考虑过如何安置李泌，尤其是祖父与父亲将李泌看得那样高，也使他不便重新安置。足见这位昔年教过李适的先生李泌，在他当皇帝的学生心目中地位是不太高的③。李泌为人极聪明，善于审时处事，他深知德宗李适的为人，也深知自己的处境，他再也没有在肃宗、代宗两朝时的那种飘逸，孤高和自信的心情了。
　　德宗李适建中、兴元年间（780—784），像“安史之乱”那样的大动乱虽没有出现，但动乱却一直没有停止过，地方或中央拥有兵权的武将，叛唐又降唐，降唐后又叛唐，此起彼伏，没有平静的时刻。其中最主要的是：建中二年（781）春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病逝，其子李惟岳自为留后，继承父业，而德宗李适不允，引起叛乱。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与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实义，平卢军节度使李正己相勾结，欲以土地，兵权传之子孙，互相支援。所以在田承嗣去世后，其侄田悦继承节度使，李宝臣“力为之请于朝”。所以这次李惟岳欲“据父业”，田悦、李正己、梁实义就为李惟岳出谋出力，连兵拒命，而奉命征讨李惟岳等人的淮宁节度使李希烈、范阳节度使朱滔，以及先前为李惟岳兵马使，后被朝廷任命为恒冀都团练观察使的王武俊，尤其是朔方节度使李怀光，时而为朝廷出力讨伐田悦李惟岳、李纳（李正己之子）、梁崇义等人，时而采取中立观望态度不受诏，有时还与叛军联兵反唐，结果是越讨伐乱子越大，弄得越发不可收拾了。后来，田悦与王武俊奉朱滔为盟主，朱滔称冀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李纳称齐王，四人称孤道寡，封官“皆倣天朝”，胆子越来越大。这四人与官军久战困乏，便又煽动淮宁节度使李希烈称帝，于是李希烈与他们联成一气，自称天下都元帅、大尉、建兴王。朝廷多次派兵讨伐，均不能平定。
　　建中四年（783）径原节度使姚令言叛唐，引兵犯京师，攻破京城东面北来的第一门通化门，斩关而入，德宗李适率妃子、太子、诸王及公主自苑北门仓皇逃避。至奉天（今陕西省乾县）。这伙叛军拥戴受其弟朱滔牵连，被罢免凤翔、陇右节度使，以太尉衍留居京师的朱泚。不久，朱泚称帝，国号秦，年号应天，与其弟朱滔相呼应，立朱滔为太弟。朱泚以姚令言为元帅，率兵直逼奉天，军势甚盛，由于行在都虞侯浑碱率左龙马军大将军吕希倩与敌兵浴血奋战，才保住奉天。由于情况艰危，德宗李适在奉天“使人说田悦、王武俊，李纳、赦其罪”，又“厚赂以官爵”，这些人一方面秘密降唐，另一方面仍与朱滔保持联合的关系。王武俊、田悦、李纳见赦令后，皆去王号，上表谢罪。德宗李适也赦免了李希烈，甚至朱滔之罪。李希烈自恃兵强财富，不肯归顺，后称帝，在贞元二年（786）为部将陈仙奇毒死。朱滔后为王武俊击败，被迫降唐，不久病故。朱泚在兴元元年（780 六月被神策河北行营节度使李晟等击败，在逃奔吐蕃的途中，被其部将梁庭芬、韩等射伤斩之。
　　德宗李适兴元元年初，朱泚的气炎仍十分嚣张，朱滔拥兵不降，李希烈不受诏囚禁朝廷派去的特使颜真卿，李怀光杀了朝廷派去的谏议大夫孔巢父，田悦、李纳等人持观望态度，德宗李适在情况十分艰危之际，想起了早年曾扶佐其祖父、父亲平定天下，精干谋略，又名望颇大的李泌，于是“急诏征之”。与李泌同行奉诏的还有睦州刺史杜亚。李泌入京后，德宗李适盛情接待了他，令其暂为左散骑常侍，在李适身边工作，同时还“命泌日直西省以候对”。在唐朝门下省谓之东省，中书省谓之西省（唐代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同为中央行政总汇，由中书决定政策，通过门下，然后交尚书执行。），这两省是宰相的衙门，让李泌每日在中书省协助办理国家大事，隐含有令其出任宰相之意。李泌久怀王佐之才，却一直沉于下僚，如今新的政治机运来了，使他已经逐渐变冷的心田里，复又燃起了匡世济时的火焰，使他垂老的生命又焕发出旺盛的生机。李泌身经四朝，人奇、事奇，才奇，运奇，所以他突然入中书省协理国事，立即使“朝野”之人“皆瞩目附之”。
　　德宗李适久知李泌不仅善谋略，而且懂军机，如今朝中不少名将以及叛军中的某些首领和其手下的饶将，昔日曾为李泌属下，或听从过他的指挥。
　　故而在李泌入京数月后，德宗李适便召见李泌，认真询问军机大事。德宗李适因一时之愤，未答应李惟岳的请求，竟导致连年战乱，甚至一度失去了京师长安，避难于奉天，他对自己处事不慎，也颇有悔意，而且经过一番磨难之后，对臣下在言辞之间也谦虚了一些，并且也能接受周围大臣的某些建议了。他当时心情比较忧郁，向李泌焦急地问道：“河中距京城较近，朔方的兵将素来精锐，如达奚小俊等饶将，皆为万人敌，朕为此昼夜忧之，这如何是好？”
　　李泌闻言后，沉吟片刻，郑重地回答道：“天下之事甚有可忧者，如若只是河中，并不足忧。料敌之情况，料将不料兵。如今李怀光，是将，而达奚小俊之辈，只是兵，何足为虑！李怀光既解奉天之围，坐视朱泚垂亡之虏而不能取，乃与之联合，使李晟能够取以为功，击败朱泚。而今陛下已收复京师，还宫阙，指挥天下，李怀光在这样形势下，不束身归罪，还敢虐杀使臣（指杀孔巢父、啖守盈），象老鼠一样缩在河中之地，真如同梦魔之人。恐怕他过不了多久，即被其帐下兵将枭首，使其诸将失去重心而束手无策了。”
　　李泌从敌我双方的情况出发，深入分析了李怀光的心理、处境，认为他久后必败，不足为虑。李怀光乃渤海靺鞨人，本姓茹，因军功赐国姓李。他原是郭子仪部下，以治军严著称。德宗李适即位后，分郭子仪兵权，使他得为邠宁节度使，后兼任朔方节度使。他曾先奉命讨伐过魏博节度使田悦。在朱讥率叛军猛攻奉天时，他奉命援救，多次击败朱泚，迫使朱汕退归长安，解了奉天之围，“自矜其功”，以为皇帝“必接以殊礼”。但德宗李适轻信奸相卢杞挑拨，不许他入觐，他“意殊怏怏”，遂不奉诏“军屯便桥”，“引兵去”。李怀光虽后来奉命与神策河北行营节度使李晟合军击朱泚，但他心怀异意，“密与朱泚通谋”，后来公开叛唐。而李晟指挥各路兵马数败朱泚，收复京师长安。李泌认为唐室总的形势逐渐好转，叛军内部不团结，可以等待时机，利用矛盾，从内部分化瓦解敌人。另外，叛军中绝大多数将士，并非真心叛唐，而为环境所迫，有隙可乘。德宗李适沉思了半晌，想到有关李怀光的许多往事，尤其是想到李怀光自天宝十四年即从郭子仪、李光弼身经百战讨伐安禄山、史思明，立功甚多，血染征袍，又有奉天解围之功，是朔方军中之大将，心中有些不忍，遂只是抬头看了李泌一眼，默然无语，点了点头，算是首肯了。④德宗李适与李泌议事后，过了一段时间，听朝臣们议论，有些人主张赦李怀光之罪，他又有些动摇，遂召集一些重要朝臣，向他们一一征求意见，当时有两种态度争持不下。李泌在群臣争议时，他一直没有发言，只是默默地听着，最后德宗李适含笑问他还有什么看法，李泌将手上的一枚桐树叶划破为两片，交给德宗李适身边的侍卫呈献皇上，然后肃容道：“陛下与怀光之间，君臣之分不可复合，就如同这破叶。”
　　德宗李适愕然、默然许久，叹道确乎如此叶，“由是不赦”李怀光。⑤德宗李适曾经请吐蕃出兵帮助唐室讨伐朱泚，答应他们事成之后，将安西、北庭之地相送。在朱泚失败被杀后，吐蕃派遣使臣来求安西、北庭两地。
　　德宗李适欲召两镇节度使郭听、李元忠还朝，“以其地与之”。李泌知道后，急忙求见德宗李适，极力阻谏道：“安西、北庭，人性骁悍，它控制着西域五十七国⑥及十姓突厥⑦，又分吐蕃之势力，使之不能并兵东侵泾、邠、岐、陇诸州，奈何拱手而与之！况且这两镇之人，势孤地远，尽忠竭力，为国家坚守国土近二十年⑧，确实值得哀怜。一旦弃之与戎狄之邦。倘若如此弃之，这两地之民心中必然深怨中国，他日从吐善入犯中原，如报私仇。况且近来吐蕃观望不进，心持两端，大掠武功，受赂而去，何功之有！”
　　德宗李适将李泌的意见转告朝中重臣，征求大家的意见，众人也认为李泌所论十分正确，于是德宗李适决定拒绝吐蕃索地之请求。李泌不愧是位大谋士，他看事全面、深远，尤其是分析利弊，以求较好处理的方式，较一般朝臣确实高出许多。
　　李泌不仅在料事上高出一般人许多，在识人上也非一般朝臣所能企及。
　　水平节度使李勉，在建中四年（783）时，德宗李适加封他为永平、宣武、河阳都统兼淮西招讨使，以东都、汝州节度使哥舒曜为副招讨使，督军讨伐李希烈，未能取胜。在李勉镇守汴州时，李希烈入犯攻城，李勉坚守“累月”，而“外救不至”，遂对手下诸将道：“希烈为人凶逆戏酷，若与他较力死守，必然会多杀无辜之民，我心中不忍。”遂带领手下万余人破出重围，南奔宋州，投奔宋毫节度使刘洽。事后，李勉上表请罪，德宗对他派来的呈表使者说：“朕还失守宗庙之所（指京师），李勉应该自安，勿做他想。”并待之如初。此事过后，李勉对自己丧师失守之责仍自疚不已，又多次向德宗李适上表“乞自贬”，于是德宗罢免了他都统、节度使之职，仍保留其检校司徒、同平章事的虚衔⑨。在兴元元年（784）十一月，李勉来到收复不久的京师长安，他脱下官服，“素服待罪”。朝中不少大臣认为，李勉失守大梁，丧师失地，情节严重，不应该还让他挂着宰相的头衔了。德宗李适见众人多持此见，心有所动，欲改初衷。这时，李泌却力排众议，向德宗李适谏言道：“李勉公忠雅正，而用兵打仗并非其所长。及至大粱不守，将士竟弃妻子而从之突围的约有二万人，足见其深得众心。况且刘洽出自李勉麾下，李勉至难阳（即宋州），刘洽举其众以援之，终于收复大梁，也是李勉之功。”
　　于是，德宗李适仍坚持昔日主张，命李勉⑩官复原职。不久，朝中大臣又纷纷传言，议论韩滉，（11）说韩滉闻知皇上避难于奉天，他便聚兵修石头城（南京清凉山附近，交通要冲，军事重镇），企图谋反。德宗李适素性多疑，闻之疑虑顿生，欲对韩滉加以严查，并将自己的决定告诉了李泌，问李泌对此有何看法。李泌不赞成朝中一些大臣的议论，他认为：“韩滉公忠清俭，自从车驾在外（指德宗离京至奉天），他贡献不绝，忠于王室。
　　况且他镇守江东十五州之地，盗贼不起，皆滉治州有方所至。他之所以修筑石头城，是见中原板荡，恐怕陛下将有永嘉之行，（12）为日后迎驾、护驾做准备的。此乃人臣忠诚笃厚之虑，怎么更成为罪状呢？！韩滉为人刚直严正，不附权贵，故多谤毁之辞，愿陛下明察之，臣敢担保他决无异志。”
　　德宗李适不以为然，连连摇首，不悦道：“外面议论洶洶，章奏如麻，卿没有听见、看到么？”
　　李泌含笑道：
　　“臣已经听到。韩滉之子皋，为考功员外郎，如今不敢归省探亲，正是因为谤语沸腾之故。”
　　德宗李适听罢，也含笑道：“其子犹恐惧如此，卿为什么非要为他担保冒风险？”
　　李泌非常认真地回答道：
　　“韩滉之用心，臣知之至熟。臣愿上奏章表明其无别的想法，乞求皇上宣示中书省，使朝中官吏皆知此事。”
　　德宗李适闻言注视了李泌许久，才叹道：“朕正要重用卿，人心难测怎么能担保！千万别违众人之意，恐怕会给卿带来不少麻烦。”
　　李泌默然而退，出宫后，回到自己的住处，立即写了表章上呈，愿以自家百口人生命担保韩滉无异意，忠于王室。
　　数日后，德宗李适召见了李泌，情色有些不悦，责备道：“卿竟上奏章，已为卿留住未发。虽知卿与滉亲朋旧识，岂得不自爱其身呢？”
　　李泌知德宗李适怀疑他在大历十三年任杭州刺史期间，与当时拜为苏州刺史、浙江东西都团练观察使的韩滉交好，故而不惜冒风险相救援。李泌知德宗好猜疑，更需为韩滉，同时也是为自己申辩，遂苦笑道：“臣岂肯为了对亲旧私心以辜负陛下之信用！观察韩滉无异心，臣才上奏章，以为朝廷，非为自身考虑。”
　　德宗李适仍不相信，追问他如何为了朝廷，李泌肃容道：“如今天下旱灾、蝗灾，关中米贵，斗米值千钱，仓廪耗竭，而只有江东丰收，庄稼成熟了。愿陛下早下臣之奏章，以解除朝中众臣之疑惑，并面谕其子韩皋，使之归觐省父母，令韩漫感激且除去自疑之心，速速运粮储藏，这难道不是为了解朝廷之困厄么？”
　　德宗李适听罢惊然一惊，知李泌所分析的极是，深感内疚，连连赞道：“对！朕要详尽晓谕他。”
　　德宗李适即下李泌的奏章，并令韩皋归觐省父母，还亲自恩“赐绯衣”，告诉他“卿父每每有谤言，朕今知其所以，心里很高兴、轻松，不再相信那些非议了。”德宗还叮嘱韩皋：“关中目前极缺乏粮食，归觐时告诉卿父，应该尽快运来。”
　　韩皋立即向德宗李适辞行，赶至润州，面见父亲韩滉，转述了德宗李适“面谕”之言，韩滉听罢“感悦流涕”，一再向京师的方向朝拜。当天，韩滉亲自到水滨指挥现场，发米百万斛（13），让其子韩皋在家住五日，然后押运粮食还朝复命。
　　韩皋很长时间未见父母，在与母亲分手时，不禁泪下，哭泣之声传到窗外。韩滉闻之甚怒，认为儿子不识大体，立即将其召出，并持鞭抽打。韩滉因感激德宗李适之恩待，又亲自送韩皋（14）至江上，让他冒着汹涌的江涛和猛烈的江风押着运粮船出发了。由于受到韩滉行动的影响，不久淮甫节度观察使陈少游（15），也献贡米二十万斜，以济关中之困。
　　德宗李适得悉韩滉派人运来贡米百万斛，陈少游又运来贡米二十万斛，心里非常高兴，也很佩服李泌识人处事之才，但同时也有些不解，遂向李泌
　　笑问道：
　　“韩滉竟然能教化陈少游贡米？！”
　　李泌遏止住内心的喜悦，尽量使音调平缓地答道：“岂只是少游一人，诸道将争先恐后向京师运贡米呢！”
　　德宗李适与李泌相视俱笑。德宗李适从此事中深感到，能公正地对待臣下，不为片面之辞所惑是十分重要的，它能产生极好的影响，有利于自己王权的巩固。通过李泌对李勉、韩滉二人处理的效果，德宗李适对李泌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难怪他的祖父和父亲昔日对李泌极为宠信。
　　此事发生后不久，吏部尚书、同平章事萧复奉使自江、淮视察还京师，他与李勉、卢翰、刘从一同去进见德宗李适。李勉、卢翰。刘从一谈完事即退下，而萧复却一人留下来，向德宗进言道：“陈少游任兼将相，首先败坏臣节，韦皋虽为幕府下僚，却能独建忠义，故而请以皋代替少游镇守淮南。”
　　德宗李适当即表示赞同。可是，过了一小会，德宗遣中使马钦绪去寻刘从一，并附耳语而去。诸相既退，各自回到自己的官署。刘从一去找萧复笑
　　道：
　　“钦绪宣旨，令从一与公商议适才在朝中后来独奏之事，然后奏明圣上施行，勿令李勉、卢翰知道。请问明公独奏的是何事？”
　　萧复万万也没有想到，身为皇帝的李适，竟然搞这种小手段，心中极愤，
　　遂激不择言说道：
　　“唐尧、虞舜、黜陟（贬退提升），岳牧（州府大吏）金谐。爵人于朝，与土共之。
　　倘若李、卢不配为宰相，可以罢之。既在相位，朝廷政事，怎能不与之共同商议而独隐此事呢？这是当今最大的弊病，早上圣上已有斯言，萧复已当面陈述其不可之原因，没想到圣上心意如此。萧复并不是不愿与公奏行此事，只是担心渐成习俗，所以不敢相告。”
　　萧复觉得德宗李适行事太不光明磊落，有失为君之道，在气愤之下，竟不愿将早上向德宗独奏陈少游之事相告，拒不奉旨。刘从一将萧复的这一番话转奏德宗李适，德宗愈加不悦。萧复仍愤愤不已，竟上奏章辞去相位。不久，德宗李适将萧复罢为左庶子。
　　宋毫节度使刘洽在攻克沛州时，意外得到一部《李希烈起居注》手稿，其中记载：“某月日，陈少游上表归顺。”陈少游知道后，内心惭愧、恐惧，突然病发，不久病逝了。德宗李适见陈少游已死，也就不追究他的罪过了，反而示以宽大，“赠太尉，膊（以财物助人办丧事）祭如常仪”。
　　淮南节度观察使陈少游病故后，他手下的大将王韶想拥兵自重为淮南留后，命令将士们推举自己主持军务大事，并且大肆掠夺，气焰十分嚣张。韩滉知道后，就派遣使者至淮南，对王韶等说：“汝等敢作乱，我即日全军渡江除掉汝辈！”
　　王韶等自料敌不住韩幌的兵力，因恐惧而停止了四处掠抢。
　　德宗李适得悉韩滉以兵力阻止了王韶等的大掠扰民，非常高兴，特别赏识李泌看人料事之眼光，遂对李泌说：“韩滉不仅能安定江东，又能使淮南安定，真是大臣之器，卿可谓知人！”
　　于是，德宗李适加封韩滉为平章事，江淮转运使。韩滉运江、淮粟、帛入贡府（朝廷受贡、藏财物之府），从没有间断过，非常准时，朝廷依靠他解决了关中困难，中央财力贫乏，所以德宗李适经常派遣使者去慰问，对韩滉的“恩遇始深”了。（13）
　　德宗李适在兴元元年（784），又要改元，曾与李泌商议此事。因为唐朝最兴盛的时期，就是唐太宗李世民贞观时期（627—649），唐玄宗李隆基开元（713—741）时期，于是“各取一字，乃改号贞元。”（16）
　　德宗李适贞元元年（785），形势较为好转，敌军内部发生了变化。德宗李适以代宗李豫女嘉诚公主妻魏博节度使田绪，稳住了魏博兵马。
　　朔方节度使李怀光都虞侯吕鸣岳秘密与河东节度使马燧（14）连系，事泄后，吕鸣岳被李怀光杀害了。
　　幽州节度使朱滔，被王武俊击败后，被迫降唐，但仍有较大实力。贞元元年六月，朱滔病故了，他手下将士奉前涿州刺史刘怦知留后事，主持军务，使这一路兵马安定了下来，减少了李唐王室的压力。
　　淮宁节度使李希烈手下将领李思登以随州降唐。
　　李唐王朝集中兵力，准备平定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叛乱。河东节度使马燧率军，在陶城击败李怀光的军队，斩杀万余人。然后，又分出一路人马与左金吾卫大将军浑碱的兵力会合（15），直逼李怀光屯军河中之地。马燧与浑碱联合兵力，又破李怀光兵于长春官南，李怀光手下有些将领见大势已去，相继来降。于是，德宗李适下诏以马燧、浑瑊为招抚使，采闲军事打击与政策攻心两手，力求尽快平定李怀光之乱。
　　这时因连年出现旱灾、蝗灾、李唐王室“度支资粮匾竭”，所以朝中有些大臣请求德宗李适下诏书赦免李怀光，用宽和的方式解决此事。右神策军行营节度使李晟（16）反对这种意见，他认为李怀光有五不可赦：一是李怀光占据的河中距京师长安仅三百里，同州正处长安东北，多设兵不足取信李怀光，少设兵不足以防之，如他又举兵叛乱，“何以制之”。二是赦免了李怀光，就必然要将晋、蜂、慈、隔之地归还他，如今已命浑碱为蒲、终节度使，康日知为晋、慈、隰节度使，这二人如何安置。三是皇帝连兵一年讨伐他，兵力未穷却赦免其反叛之罪，会使吐蕃、回纥及淮西李希烈，认为朝廷软弱无力，不但不认为皇帝施恩泽，爱百姓，乃谓兵力不足而自罢，必然会引起他们“窥觎之心”。四是赦免了李怀光，那些朔方将士皆应奖赏解奉天之围的功劳，如今府库空虚，奖赏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愈激之使叛”。五是宽恕了河中之军，诸道兵马皆退，“赏典不举，怨言必起”。如今河中李怀光军内，粮食奇缺，“饿浮甚众”，而且军中的“大将杀戮略尽”，损失很大了，只要皇帝下令诸道围守，不久“必有内溃之变，何必养腹心之疾为他日之悔”。李最请求德宗李适发给他二万兵马，他愿“自备资粮，独讨怀光”。
　　七月，河东节度使马燧，自行营入朝，奏称：“怀光凶逆尤甚，赦之无以今天下，愿更得一月粮，必为陛下平之。”
　　德宗李适见李晟、马燧自告奋勇，均表示能很快平定李希烈，心里很高兴，也就不再犹豫了。
　　据《邺侯家传》记载，此事决定下来与李泌关系极大，德宗李适为李怀光之事，曾多次与李泌商量，其中还有一些隐情。李泌曾对德宗李适谏言，认为李怀光不日即可攻破，但目前所忧的是，不能太快消灭他，应讲究策略，考虑周全。德宗李适觉得李泌的这番话很费解，要他详细加以解释，李泌笑
　　道：
　　“臣以为陛下之忧，不在河中，乃在太原。如今马燧也有失势难进之苦衷，领河东十万之师，遣王权领五千人赴难为勤王之兵，及陛下再幸梁、洋二地，就抽兵归还本道。
　　燧子马畅在奉天，亦便北归。陛下在收复后，宣慰云：“王权擅抽回兵马，畅不随从，并应该释放。’此尤其使马燧父子心中不安。臣昔年曾与马燧交谈过，此人甚有心路，今世之雄杰。倘若使之有异志，则不比李希烈、朱泚之徒，应尽快用心处理。伏望陛下听为臣之言，应对其缓鞚远驭以羁之。”
　　德宗李适闻言后，沉思片刻，颔首问道：“卿准备如何为？”
　　李泌目视德宗片刻，见圣上赞同自己的分析，便献策道：“马燧保全河东十余州之地，以待陛下还宫，此亦是功劳。臣与常侍，与马燧兄长马炫同列，然而其兄弟二人素来关系不佳，让马炫出面无益处。臣重表弟郑叔规为马燧宾佐，臣想以马炫之意请郑叔规至京城，欲与相见。即至，臣以言辞激燧，令其取李怀光自效，必然可以成功。这样可使燧为忠臣了。”
　　德宗李适认为李泌的策略甚好，便叮嘱他施行。
　　德宗李适贞元元年，因郊天（祭天）改元，这时马燧行营在太原，就派遣他手下的行军司马郑叔规人朝奏事，“请因鸿恩以雪怀光”，并致书于李泌。李泌有意不为马燧上报，留下信物，并让郑叔规向马燧转达他的意见：“近年展奉，得接语言，心期以为丈夫，且身为河东节度使，因破叛将李灵曜有功，所以皇上委以此任。奉天之难，手握十万强兵而让李怀光解围。及至怀光图谋危社稷，皇上车驾幸梁、洋，逢此际会之时，又让他人立盖代之功。如今圣主已归官阙，怀光失势难进在京师附近，而且不久即为帐下所杀，乃尸居之人，不速出军收取，以自解而令皇上高兴，就来不及了！若河中既平，公即如怀光之失势难进了！欲于朱滔、王武俊之下作倔强之臣，亦必不成。不是说公才略不及，只因腹中有三。二百卷书，失势难进至此，必自内慙，是进不立忠勋，退不能效夷狄，既而持疑，则舟中、帐下皆敌国了。可惜八尺之躯，声气如钟，而心意不果决，象妇人，可以穿裙子了。本欲奉答以裙衫，而家眷在江东未至。
　　如今圣上收复之后，含垢匿瑕，与人更始，某又特蒙听信，己于圣上面前保荐，可使司徒以平定怀光。今日弟来又请雪之，大失所望，且望弟速回去向他转说。倘若河中既平定，司徒有何面目更来朝堂而与士人相见！今虽请雪，昨日赦书亦许其束身入朝了。若以建中年间同证田悦之故，当发一使劝谕他，准赦归朝，必尽力保全。如不奉诏，当领河东全部兵马问罪，因速上表，请求亲自征讨李怀光。至河中轻骑入朝，亲禀圣上，乃是天与之方便。若能如此，某当与司徒为中朝应接，有什么情况上奏，一定让圣上知道。倘若不能，何敢有此书。”
　　郑叔规辞别李泌，急回转告马燧，而李泌亦将与郑叔规之间的情况一一向德宗李适禀告。
　　德宗李适经常因为河中骁将达奚小俊等引兵突犯京师，居住不安。适逢皇宫东面苑墙有处崩塌了，德宗李适大惊，以为有人在城内有接应，想要引贼兵入内。德宗李适将自己的种种想法告诉李泌，并想听听他的看法，李泌
　　含笑道：
　　“此贼不足忧虑，只不过是小桌上的肉。担心的是他被消灭太快，不能够通过马燧的手来完成。”
　　德宗李适见李泌说得如此轻松，又稍有些不安，遂提醒道：“古人云：“轻敌者亡。’如今卿心中轻敌如是，朕甚是忧虑！”
　　李泌知德宗李适屡经突变，忧心太重，常有不安之感，忙劝慰解释道：“陛下初经艰危，忧虑太过了。‘轻敌者亡’，诚然如圣上所言。至于象李怀光那样的人，岂可称之为敌人？！陛下近来在梁、洋二地时，元恶（指李怀光）占据京师，池以朔方全军在河中，李最屯军守东渭桥，此时他足以傍助逆顺之势（指朱泚），不然，苟欲偷安，胁迫为迟棋亦可，而他竟如醉如魔，都不能动。如今陛下已复归京阀，又安足忧虑他呢！臣已设计令马燧请求征讨他的奏章即至。若以宗社之神灵保佑，此贼暂且不被帐下人所图掉，使河东军除掉他，陛下就无忧了。不喜平定怀光，先喜得到马燧。”
　　郑叔规辞别李泌之后，立即驰归山西太原面见马隧，将李泌所言一一禀告马燧，晓以利害。马燧闻言，用手拍着胸胃，惊道：“有此等事，多亏你至京师呀！不然的话，燧也几乎成为怀光了。若非贤表兄，岂会有人告诉燧如此重要的话。”
　　马燧当天就令手下人给他写奏表，请求去讨伐李怀光。郑叔规又向马燧
　　道：
　　“如李泌所言，先写表本以示李怀光，劝其束身归朝；彼必然不听从，然后再上表请求帅全军往河中征讨，则圣上信任司徒诚心，又可以忠义告知四邻。不然的话，朝救而夕请诛之，恐怕会使中外人士尤疑。”
　　马燧点头道：
　　“诚然如此。”
　　仍令郑叔规草书写表本，派遣使者驰驿以告，李怀光果然不愿听从，于是就上表请求全军南讨。
　　马燧派遣使者将奏表驰送至京师，不仅请求帅河东全军收复河中，平定叛乱，而且自己筹备军粮，不增加朝廷的困难。德宗李适见到马燧的奏表后，心中大悦，立即召见李泌，他怀着极为兴奋的心情，向李泌说道：“马燧果然请求帅全军讨伐李怀光，兼请至行营已来自备军粮，为何如此畏卿？！”
　　李泌深知德宗李适素性多疑，必须解释清楚，忙肃容答道：“此乃燧畏伏圣上天威而使然，于臣有何，而能令其畏伏！臣曾与之言，深知其为人颇能见机识势，乃今世之雄杰。臣昨故意令叔规传话，以词激他，且曰：“欲寄妇人之服。当国家艰虞之际，手握十万强兵，收复之功在他人。今圣上已还京师官阙，惟有怀光，不速收取以立功自解，他时还有何面目至朝廷与公卿相见！那末失势难进之况，又不及怀光犹有解重围（指解奉天之围）之功。’臣料叔规以此语告之，燧必然能觉悟，果得如此。
　　既然他肯帅师河中，不出一月，当可平定。而燧因此有功，不自疑，便为忠臣了。”
　　德宗李适听罢，非常高兴，眼里闪出喜悦的光芒，笑道：“当尽用卿之言。”
　　并下诏令马燧全军讨伐李怀光。
　　不久，马燧即奉旨发兵太原，并派遣使者不断奏事，及与李泌书信，主要是有关征讨的谋略及必须皇上知道的事情。李泌从中帮忙，“皆为奏之”。
　　李泌还委婉地暗示马燧下营后，轻骑由临。晋至京师朝谒，马燧均表示赞同。
　　七月，马燧自临晋、夏阳来京师朝见德宗李适。德宗李适召见马燧时很高兴，并将李泌的话转告马燧，“卿之才略必然可以使图怀光，初见卿请雪，朕所未谕，今乃果然，近来亦有人毁谤于卿，言词百端，闻于远近，惟有李泌保卿于朕，朕信其言。既见卿，益知李泌忠说，豁然体察卿至诚奉国。”
　　马燧闻言，额中微微渗出汗滴，叩谢皇恩而出朝门。他请李泌至中书省，“具说上言，泣下拜谢”，从此二人之间建立了友情。
　　此事过后，德宗李适深有感触地对李泌说道：“马燧昨对，其器质意趣，确实不易有，并且此人甚有心路，感而用之，必然有成算。一切皆如卿所言，他果然是雄豪之士呵。”
　　李泌不愧为手段极为灵活，且有深谋远虑的谋略家，他看透了马燧的心思，深知其性格、气度，对症下药，以怀柔羁縻之术。使之服服贴贴听命于朝廷，并对自己感恩戴德。另外，还能使德宗李适更加信任自己，而不产生任何猜疑。
　　正当马燧准备向李怀光部发起猛攻之际，陕西（古地区名，指陕陌以西，今河南陕县以西）虢都兵马使达奚抱晖用毒药鸩杀了节度使张劝，他取代了张劝的权力，总管军务，并一方面向朝廷邀求旌节，正式承认他的官职，另一方面暗中召李怀光手下的骁将达奚小俊为后援，使战况将又变得复杂了。
　　为了稳住或制服这股力量，以便马燧能顺利进军，德宗李适召见李泌，商议此事。德宗李适优心忡忡对李泌说：“倘若蒲（蒲州，今山西西南永济、河津、闻喜、运城地区）、陕（陕州，今河南陕县）连衡，那就更不可制。况且抱晖占据陕西，就使水陆运输的道路受阻了（因为江、淮水陆运输，皆经陕州而后至长安）。为此不得不麻烦卿亲去解决此事。”
　　李泌深知此事虽有危险，但却关系甚大，而且非常急迫，便临危受命，点头答应了。
　　德宗李适下旨以李泌为陕虢（陕州、虢州，虢州在今河南灵宝）都防御水陆运使，同时为了保障李泌的安全，想让神策军派人护送，遂关心地问道：“需要多少人护从？”
　　李泌见德宗李适考虑得很周到，心里有些激动，肃容道：“陕城三面悬绝，攻打它一年半载也不见得有功效，臣请以单骑入之。”
　　德宗李适闻言一惊，忙问道：“单骑如何可以入城？”
　　李泌胸有成竹，从容答道：“陕城之人，不习惯逆君之命，此事特抱晖为恶所致。若以大兵临之，彼必然闭壁守关。臣今只是单骑到达其近郊，彼举大兵则又不是敌人，若派遣小校来刺杀臣，未必不被臣说服，为臣所用。况且河东全军将士屯兵安邑，马燧入朝听命，愿陛下敕令马燧与臣同时辞行，使陕人知道欲加害于臣，则畏河东移军讨，此亦一形势。”
　　德宗李适见李泌分析当前形势，敌人心态如此精深，心中很赞赏，因爱惜人才，又是祖父、父亲的故友，曾教过自己文学的老师，有些担心，有些不忍，尤其是他经过这一段时间与李泌接触，共议国事，深知李泌有王佐之才，欲擢升为宰相，以国事委之，遂不安道：“虽然如卿所言，朕方欲大用卿，宁失去陕州，不可失去卿，当更改此命，令他人往之。”
　　李泌见德宗李适能动了真情，十分感动，愈发增加了他报效国家，慷慨赴难的决心，遂肃容说道：“他人必不能进入陕城。如今是事变之初，众心尚未定，故而可以出其不意，夺其好谋。他人犹豫迁延，使彼既成谋，就不能前去驭制了。”
　　德宗李适深知此事艰危，极难处理，非李泌莫属，只好歉然“许之”。
　　在当时，唐朝诸镇都在京师设置进奏院，以进奏官主持进奏院中大事。
　　李泌在未出发去陕西之前，先召见了陕州进奏官及在京的将吏，一方面了解陕西的情况，以便利用矛盾为我所用，另一方面通过他们的口，暂时稳住达奚抱晖及其党羽，避免发生意外之变。李泌郑重向他们说明赴陕的意图：“主上因为陕、虢之地饥荒，故而不授泌节而只领水陆运使，欲令督办江、淮粮米以救济那里灾民。陕州的行营在夏县（17），若抱晖可以委用，当使其领兵；有军功，就赐旌节，正式加封任职。”
　　达奚抱晖派去的探子听到这样的好消息后，立即驰归陕城，将李泌的这一番话转告达奚抱晖。达奚抱晖及其手下死党，知道李泌此次入陕，并非图谋他们，而只是运粮赈民，心中稍稍安定下来，对李泌此行不怀敌意了。
　　李泌将他与陕州进奏官及在京将吏的接触、了解、交谈的情况，一一向德宗李适禀报，并满怀喜悦和信心他说：“欲使其士卒思米，抱晖思节，必然不会加害于臣了！”
　　德宗李适见李泌的行动计划如此深入、细致、周全，连连赞好，一颗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脸上露出快意的会心微笑。
　　在李泌与马燧同时辞行后，德宗李适考虑到李泌的职权太小，行动和处理大事不方便，遂又加封李泌为陕虢观察使，即为陕、虢之地的最高行政长官，可以统驭一切。
　　李泌单骑随马燧而行，中道二人恋恋不舍分手，俱有英雄相借之意。马燧一再叮嘱李泌入陕城后谨慎小心，并表示倘有不测，定移军陕城，兵不血刃。
　　李泌在单骑出潼关时，鄜坊节度使唐朝臣正镇守潼关，他率马步兵三千人布阵在关外，缓骑至李泌前，躬身道：“某奉圣上密诏送公至陕城。”
　　李泌没料到德宗李适如此爱惜自己，极力保全，不禁眼里有些潮湿了，使他在感激之中更充满了义勇和正气。李泌也在马上躬身答道：“泌在辞朝日奉进止（18），许以便宜从事。因此不可以任何人相蹑尾而来，倘有则吾就不能顺利入陕了。”
　　但是，唐朝臣是奉了皇上的密诏而来的，他不敢轻易离去，怕违圣命，受到处罚。李泌知唐朝君王命难违，不好遣去，只得“写宣（19）以却之”，然后才疾驰而前，单人独骑直奔陕城。
　　李泌单骑进入陕西地界后，达奚抱晖并不派将佐出来迎接新任长官李泌，只是派出一些探马，不断地观察情况，然后相继回去向他汇报。李泌并不急于入陕城，他暂宿在曲沃县，观察达奚抱晖及其手下将士的动向，达奚抱晖手下的将士，不等抱晖的命令，就纷纷来迎接李泌。李泌见此情景，知达奚抱晖手下的将士心向朝廷，不愿反叛，并不为达奚抱晖死心塌地效命，遂含笑道：“吾事可成了！”
　　李泌行至离陕城十五里地时，达奚抱晖只好被迫出城迎接李泌。李泌知达奚抱晖作贼心虚，就宽慰他，使之不生异念。李泌称赞他在代理陕、虢行政长官期间，有保护城隍（护城河）之功，并说：“军中杂碎之言，不必介意。公等职事皆按过去等级，不做更动。”
　　达奚抱晖见李泌对自己无恶意，仍准备任用，心中甚喜，减除了不安之心。
　　李泌做为陕虢观察使，有权主持全面工作，所以入城后便使用职权“视事”，并居在节度观察使的住处，被将吏称作使宅。陕城内有些官吏至李泌住的使宅去拜谒，有的还请求李泌屏退左右侍卫的人，有要事密禀，但李泌却看得极为深远，当机立断，制止这种做法，以达到安定将士、官吏之目的。
　　他坦诚道：
　　“易帅之际，军中自然有杂碎之言，此乃常理，不足为怪。如今泌已到此，自然就妥贴了，故不愿听此类言论。”
　　由于李泌入陕后，事事以诚相待，光明磊落，又处事以宽大为怀，因此使不少参加过反叛而又内心恐惧不安的人，都安定了下来，不再存异志。
　　李泌入城后，只是察看簿书，主办粮食储蓄，并不急于插手政事、军事、避免引起骚乱。待诸事就绪后，才召达奚抱晖至使宅。二人闲谈了一会，李泌突然屏去左右的人，向达奚抱晖语重心长他说：“吾并非爱护你而不诛之，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的将帅皆不能入，故特为你请求放你余生。汝为我赍版、幣祭前陕虢节度使张劝，然后自选一处地方安心度日，悄悄来取家眷、财物，慎勿入关中，保管你无事。”
　　李泌在向德宗李适辞行时，德宗将陕虢将吏预谋作乱者七十五人的名单授与李泌，让他至陕城后一一除掉。但李泌念在入陕后，达奚抱晖及其手下人，并未生异念，皆颇有悔意，所以便自做主张，网开一面私下遣达奚抱晖逃命。李泌早上放生了达奚抱晖，午后德宗李适派的宣慰使就进入陕城了。
　　李泌隆重接旨后，郑重地向宣慰使奏道：“已经遣抱晖散去，余下的人不足以问罪了。”
　　宣慰使见李泌临行时受圣命，至陕可以便宜行事，而且已将元凶达奚抱晖放生了，也无计可施，只好驰归京师长安，向德宗李适面呈此事。
　　德宗李适在李泌赴陕时，知异常艰危，故许以“便宜从事”的，如今见李泌极顺利、极迅速地就夺回陕虢军、政大权，已尽快稳定了局势，便又不甘心起来，一定要从严论处。所以他听完宣慰使的转奏后，心中不悦，立即又遣中使至陕城，宣旨命李泌诛杀余党。李泌连元凶达奚抱晖都放生了，自然不想处理胁从者，但如今皇命难违，只好将兵马使林滔等五人拘捕，并派兵押解送往京师，并一再恳请中使转奏皇上，宽赦这五人，林滔等五人押解入京后，德宗李适知李泌平定陕虢有大功，而且不劳一兵一卒，甘冒风险，不便驳其面子，遂只好暂时下诏谪林滔五人戍天德军（在振武东北）。但在这年年底时，德宗李适竟又下令将五人在当地处决了，而达奚抱晖却亡命天涯，不知所终。由此可见，德宗李适为人不够宽仁，而且出尔反尔，心胸狭窄，偏激，乃雄猜之主，难与相处。倘若李泌一入陕便持此念，不仅不能在几日之内平定乱党，稳定局势，收回军政大权，恐怕连性命都难保。李泌不愧是杰出的谋略家、指挥家、实干家，临危受命，单骑入险地，而且游刃有余。
　　由于李泌入陕，行动神速，很快平定了局势，深得陕虢将士、官吏的信任，并做好了防范准备，所以当李怀光手下骁将达奚小俊引兵至陕西地界时，得悉达奚抱晖已逃生了，而李泌已入陕掌握军政大权，遂不战而还。达奚小俊是朔方军中旧将，在肃宗、代宗朝、曾为李泌属下，知李泌十分了得，且将士与之有旧情，故不敢进犯，恐为其所算。
　　德宗贞元元年八月，河东节度使马燧亲自在行营指挥战斗。马燧与诸将
　　商议：
　　“长春宫攻不下，就不能擒住李怀光。长春宫守备甚严，攻之旷日持久，我当亲身前往晓谕其守将。”
　　早在兴元元年初，德宗李适就命令都知兵马使浑瑊、华州潼关节度使骆元光讨伐李怀光军于同州，李怀光派徐庭光以精兵六千于长春宫拒之，浑瑊、骆元光“数为所败、不能进”。在贞元元年四月，马燧、浑瑊在长春宫南击败李怀光的兵马，但仍未能攻克。双方相持有一年多了，官军也受到较大伤亡，所以，马燧为了尽快平定叛军，不借冒险“径造城下”，进行政策攻心。
　　马燧亲至城下，高声呼李怀光守将徐庭光之名，徐庭光闻呼声遥见马燧，慌忙帅将士“罗拜城上”，表示对马燧的敬意，马燧见状大喜，知徐庭光等人“心屈”，已失去负隅顽抗之志，遂缓缓说道：“我自朝廷而来，可西向受命。”
　　徐庭光等人又西向京师长安叩拜，等于是说，心重朝廷，愿听圣命。
　　马燧知大事可成，遂又走得距城门近些，朗声说道：“汝曹自讨伐安禄山已来，徇国立功三十余年（20），为何忽为灭族之计？！听从吾言，非但可以免祸，还能图富贵。”
　　徐庭光等人默然不回答，追忆往昔，无限感伤、悔恨，有些人暗泣。
　　马燧见以徐庭光为首的将士均为之说动，机不可失，当即解开衣襟高声
　　喝道：
　　“汝等不信吾言，何不用箭射我！”
　　众将士再也遏止不住了，皆拜伏在城墙上失声痛哭。马燧见大事已成，出言安慰这些将士，并照顾他们与李怀光数十年转战沙场的情感，提出了折
　　中之策：
　　“此皆怀光所做所为，汝曹无罪。但坚守不出，不阻挡官军进兵即可。”
　　徐庭光等人见马燧奉圣上旨意，赦免了反叛之罪，又不让他们反戈擒李怀光，做得仁至义尽，都十分感戴皇恩，感激马燧通情达理，宽大为怀，不计前嫌。
　　马燧在招抚了长春宫守将后，与都知兵马使浑瑊、邠宁兵马使韩游瓌联合，三路兵马进逼河中，当他们兵临焦篱堡时，守将尉珪见大势已去，以七百人投降唐室。当晚，李怀光已处境危险，慌忙令人点起烽火，但他管辖的诸营，却无一处响应。
　　华州、潼关兵马使骆元光，兵至长春宫下，使人招徐庭光。徐庭光平素最看不起骆元光，竟派遣兵卒“骂之”，又令优胡在城上侮辱骆元光，且高
　　声道：
　　“我降汉将！”
　　骆元光遣使告诉马憾，马燧又亲临城下，徐庭光命人打开城门归降。马燧仅带了几个侍从入城慰抚长春宫守军，众将士欢呼雀跃道：“吾辈复为皇上的人了！”
　　于是，守军将士心中皆安，不存畏罪之心了，不存叛离之念了。
　　都知兵马使浑瑊闻知此事，深服马燧用兵之精，感喟地对群僚叹道：“始吾谓马公用兵不如吾甚远，今日才知吾不及其很多了！”
　　马燧遣使向德宗李适上奏招降徐庭光之事，德宗李适因念及朔方将士血战沙场，数十年曾捍卫唐室之功勋，不愿严处，遂下诏以徐庭光试殿中监兼御史大夫，为试官、兼官，即只领俸禄而无实权的虚衔。
　　马燧招降了长春宫守将后，帅诸军长驱直入，兵临河西县。李怀光镇守的河中府，夹河为两城，西城称作河西县，东城称作河东县，受河中府管辖。
　　马燧用兵神速，帅诸军八万兵马，急渡济河，陈兵于城下。河中军士见状，
　　自相惊呼：
　　“西城已穿上铠甲了！”
　　“东城已整理队伍了！”
　　过了一会，军中将士突然都改变了旗号，上标“太平”二字，表示不愿继续顽抗官军，乞求“太平”，归顺唐室。
　　李怀光见人心所向，皆愿归顺唐室，自己成了孤家寡人，“不知所为”，在绝望中他“自缢而死”。朔方将领牛名俊见李怀光已死，便挥剑断李怀光首，开城投降了。这时，河中的兵将还有一万六千人，都放下武器。马燧引兵入城，斩了李怀光反叛的死党阎晏等七人，其余的皆不追问，予以赦免。
　　马燧自入朝后向德宗辞行，至平定了河中，仅仅用了二十七天，而且官军损失极少。马燧从狱中放出被李怀光囚禁的高郢、李鄘，这二人因吕鸣岳事受牵连入狱，马燧上奏朝廷，将二人收置幕下。
　　在建中四年李怀光率军解奉天之围时，德宗李适曾封怀光子李璀为监察御史，宠待甚为优厚。在兴元元年李怀光屯军咸阳，按兵不进时，李璀向德
　　宗李适密告：
　　“臣父必负陛下，愿早做防范准备。臣闻君、父如一（21），但是今日之形势，陛下未能诛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陛下待臣仁厚，胡人性情直爽，故不忍不言。”
　　德宗李适闻言后大惊，疑惑不解地追问道：“知卿是怀光爱子，应当为朕委曲弥缝，使君臣之间无隙，而不该密奏此事。”
　　李璀面部肌肉微动，神情异常痛苦，缓缓答道：“臣父并非不爱臣，臣不是不爱其父与宗族；但是臣力竭，不能回天。”
　　德宗李适又追问道：
　　“然则卿以何策自免其祸？”
　　李璀的面部剧烈抽动了一下，如遭雷殛，半晌，他两眼含泪，仰天长叹
　　道：
　　“臣之进言，非为苟求生存，臣父失败，臣就与之俱死，还有何策呢！使臣卖父求生，陛下安能用之！”
　　德宗李适注视李璀许久，心中不忍，劝慰道：“卿不必死，为朕更至咸阳晓谕卿父，使君臣父子俱保全，不更好么？！”
　　李璀见德宗李适出于一片真诚，很受感动，遂辞朝至咸阳探视父亲。不久，李璀从咸阳返回京师长安，又面见德宗李适，禀奏道：“无益，愿陛下早做防备，勿信人言。臣如今前往，说谕万方，臣父言：汝小子知道什么！主上无信义，吾并非贪图富贵，仅是畏死，汝岂可陷害吾入死地呢！”
　　在李泌赴陕的前夕，德宗李适还向李泌讲过：“朕所以再三欲全怀光，赦免他，确实是爱惜李璀；卿至陕后，试为朕招抚他。”
　　李泌不赞同德宗李适的这种意见，一再谏言道：“陛下未曾幸梁、洋二地之前，怀光还可以招降。今则不然，岂有身为人臣迫逐其君，还能复立于朝堂之中的，纵使彼厚颜无惭愧之色，陛下每逢视朝时，何心见之！臣得入陕，假使怀光请降，臣也不敢接受，况且招之！李璀固然贤良，必然与其父俱死；倘若其不死，那么他也就不足贵了。”
　　在马燧引军入河中府，李怀光自缢而死后，李璀果然如李泌所猜测的，他先持刀杀了其二弟，然后自杀了。李璀深受封建社会所宣传伦理纲常思想影响，处于君臣，父子大伦之变，无法解脱，只好以死殉之，实在是个悲剧性的人物。
　　德宗李适闻知李璀自杀后，勾起前情，心中不忍，遂下诏云：“李怀光尝有功，宥其一男，使续其后，赐之田宅，归其首及尸使葬。”
　　算是网开一面，以示宽大，同时也是对李璀的一种哀悼，对亡灵的一种宽慰。
　　但是，李怀光“子孙皆已伏诛”，无子可赦，所以在贞元五年（789）又下诏以李怀光外孙燕八八为怀光之后，赐姓名李承绪，除左卫率胄曹参军，赐钱千缗，使其孝养怀光妻王氏，及守其墓祀。
　　在平定河中李怀光之乱后，德宗李适问手下的大臣陆蛰，河中既已平定，还有什么事应加以处理。陆贽认为，河中平定之后，有些人以为王师所向无敌，便“希旨（迎合君王的意志）生事”，“请乘胜讨淮西”，而李希烈也会乘此机会诱渝其部下及新附诸帅王武俊、李纳、田绪、刘怦等人，并且使“四方负罪者”因“自疑”而群起“响应”，那样就又会“兵连祸结，赋役繁兴，建中之忧，行将复起”了。所以，他劝德宗李适以“深诚”之心，降大赦令，使“四三叛帅，感陛下自新之旨，悦陛下盛德之言。革面易辞，且修臣礼”。唯有李希烈，“猖狂失计，已窃大号”，虽想“追悔”，因罪过太大，而不能回心归顺。“陛下但敕诸镇各守封疆，彼既气夺算穷”，成为“独夫”。到那时李希烈只有靠“厚抚部曲，偷容岁时”，如同身陷“狴牢”，“不有人祸，则当鬼诛”，这就是古代人兵法所云“不战而屈人之兵者”。
　　否则便会愈“讨之而愈叛”，“一境不宁，普天致扰”。
　　德宗李适通过这几年的战乱教训，深感陆贽之论“曲尽情势”（委婉细致地将情况和形势阐述的很透彻）遂欣然赞同。不久，德宗李适下诏书，对李怀光的家属施以宽大和厚待，加封马燧兼侍中，浑瑊检校司空，其余将士也加以奖赏。尤其在诏书中特别指出：“诸道与淮西连接者，宜各守封疆，非彼侵轶，不须进讨。李希烈若降，当待以不死；自余将士百姓，一无所问。”
　　由于德宗李适采纳陆贽的建议，使王武俊、田绪、李纳、刘怦，都不敢轻举妄动，表示听命于朝廷，而使李希烈孤立起来，陷入绝境。
　　李怀光昔日掌握的朔方军队，自郭子仪以来军分屯邠、蒲，而统于一帅，如今李怀光已亡，居邠的部分归邠宁兵马使韩游瓌帅之，居蒲之师归都知兵马使浑瑊帅之，彻底分解了朔方军队。
　　这年秋末，卢龙节度使刘怦病逝，诏其子行军司马刘济权知节度使事。
　　德宗贞元二年（786）春，因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刘从一去世，擢吏部侍郎刘滋为左散骑常侍，与给事中崔造、中书舍人齐映井同平章事。
　　李希烈虽失道寡助，但仍想垂死挣扎，他派遣手下的将领攻打襄州、郑州、都先后遭到惨败，“兵势日蹙”，身染疾病，他手下的大将陈仙奇等人，不愿与之为殉葬品，令医生陈山甫用毒药将李希烈杀死，并诛其兄弟、妻子，“举众来降”，德宗下诏封陈仙奇为淮西节度使。这一路最顽固的叛军，因内乱而平定了。（22）
　　从此，经历了多年叛乱之苦的李唐王朝，出现了暂时比较稳定的局面。
　　给事中崔造自从被擢升为宰相后，便徇私情，他与元琇交情深厚，就使元琇判盐铁。韩滉发现元琇极不称职，上奏章论盐铁过失，德宗李适改封元琇为尚书右丞。
　　唐朝时运漕，自集津仓上，至三门仓，河流很急，宛如激箭。都是由一纲（古代成批运输货物的组织）船夫数百人同挽着纤绳并力牵动一船行进的。
　　集津仓在三门东，三门仓在三门西。因为有底柱两山屹立在河中，使河水分流，包山而过，所以世人称之作三门。正因为如此，三门经常有汹涌的波浪，每日在那里行船，“不能进一、二百”，而且“船触一暗石，即船碎如末，流入旋涡中，更不复见”，所以上三门的篙工，“谓之门匠”。这些篙工“悉为平陆人为之，执一标指麾，以风水之声，人语不相闻”。陕西人常说：“自古无门匠墓。”言下之意，这些人都沉入河中死了。故而在三门之下，河中有山，名米堆、谷堆，指沉米船、谷船所致。每纲上三门，就算是无损伤，也要近百日才使运完，可见漕运之艰难险阻。陕虢观察使兼水陆运使李泌，在主持一段水陆运粮事后，发现水运这样艰险，遂向德宗李适上奏章：“自集津至三门，凿山开车道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险。”
　　而在这年的二月，修建好陆运的车道，使运输困难得到一些缓解。由此可见，李泌不同于一般的谋士，他不仅在政治、军事上认识、考虑问题周密、深远，而且是位脚踏实地的实干家，他不仅在陕州修道，早在杭州任上还凿井利民，是位德才兼备又务实的难得人才。
　　这年三月，关中粮仓中储米已用竭，京师长安的禁军都吃粮极困难了。
　　因饥饿所迫，禁卫军将士愈来愈不安定，不少人在街道上，自脱头巾，高声
　　狂呼道：
　　“将我拘禁在军中，却不给粮食吃，我是罪人呀！”
　　德宗李适得悉这种状况后，心中甚是忧虑，恐怕时间长了，会激起军变，酿成大祸。这时恰好江淮转运使韩滉运米三万斛至陕西境界，李泌知关中乏米，当即遣使上奏，并言尽快运往京师。德宗李适见李泌上的奏章后，大喜过望，立即走至东宫，对太子李诵兴奋他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了！”（23）
　　由此可知，德宗李适在兵荒之余，其窘乏之况也很严重；李唐王朝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都有危机。当时，禁中不酿酒，德宗李适想庆祝粮米即将运到，就命人到坊市中“取酒为乐”。又派遣中使晓谕神策六军将士，江淮米三万斜已运至陕北，不日后即转运到京师，六军将士闻知大喜，狂呼“万岁”之声，经久不息。
　　因为近年饿谨，兵民皆瘦黑，如今地里小麦始熟，江淮粮米又运来，京师之民为之狂喜。京师因多年来缺乏粮食，几乎无人酿酒，几乎市无醉人。
　　在江淮粮米不断运至京师后，京师才稍稍宁静了下来。以至市内“有一醉人，聚观，以为祥瑞”（24）。由于人乍饱食，就拚命吃，“死者复伍之一”。数月之后，人们的肤色才恢复本来面目。
　　在这年七月，淮西兵马使吴少诚杀了淮西节度使陈仙奇，自为留后，吴少诚为人狡险，素受李希烈宠任，故杀陈仙奇为李希烈报仇。这时，唐室已无力去讨伐各路藩镇，只要承认朝廷，不发生叛乱，便不愿深究。德宗李适以虔王谅为申、光、随、蔡节度大使，以吴少诚为留后。
　　李唐王朝兵乱多年，好不容易才平定下来，不料内忧尚存，外患又起，吐蕃尚结赞大举进犯泾、陇、邠、宁四郡之地，“掠人畜，芟禾稼”，使西部出现大的骚动，各州具又紧张戒备，严守城门。德宗李适下诏，命知都兵马使浑瑊将万人，华州、潼关兵马使骆元光将八千人屯军咸阳以防范吐蕃兵深入。
　　由于连年战争，又加上灾荒，户口流散，征兵困难，李泌多次向德宗李适议及府兵制，并上奏章《议复府兵》，李泌在奏章中历叙府兵自西魏以来
　　兴废的原因：
　　“府兵平日皆安居田亩，每府有折冲领之，折冲以农隙教习战阵。国家有事征发，则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参验发之，至所期处。将帅按阅，有教习不精者，罪其折冲，甚者罪及刺史。军还，则赐勋加赏，便道罢之。行者近不逾时，远不经岁。高宗以刘仁轨为洮河镇守使以图吐蕃，于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来，承平日久，府兵浸堕（逐渐堕落），为人所贱；百姓耻之，至蒸熨手足以避其役。又牛仙客以积财得宰相，边将效之。山东戍卒多赍缯帛自随，边将诱之寄于府库，昼则苦役，夜挚地牢，利其死而没入其财。故自天宝以后，山东戍卒还者什无二、三，其残虐如此。然未尝有外叛内侮，杀帅自擅者，诚以顾恋田园，恐累宗族故也。开元之末，张说始募长征兵，谓之纩骑，其后益为六军。及李林甫为相，奏请军皆募人为之；兵不土著，又无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祸难遂生，至今力梗。曏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废，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陛下思复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25）
　　李泌向德宗李适最初建议恢复府兵制时，正值唐室准备调各路兵马，平定李怀光之际，故而德宗向李泌表示，待平定了河中叛军之后，再与他仔细商议。因为当时军情紧急，无遐他顾。在唐室顺利平定了河中李怀光叛乱，而盘据淮西手握重兵的叛将李希烈，又被其手下将领陈仙奇鸩杀之，所以德宗李适便重新考虑李泌的建议，下诏将十六卫各置上将军，以宠有功之臣，又改神策左、右厢为左、右神策军，殿前射生左、右厢为殿前左、右射生军，各置大将军二人、将军二人。神策大将军正二品，十六卫上将军从二品，统军从三品，将军从五品。其实，李泌要真正恢复府兵制是很困难的，尤其无法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在唐玄宗李隆基开元末年，大臣张说之所以改府兵制为募兵制，正是因为府兵制无法实行，才提出募兵制的。当时诸卫府兵，自成丁（男子成人谓成丁，唐代天宝时为二十三岁，唐初延用隋制为二十一岁）
　　从军，六十岁才免役，其家又“不免杂徭”，渐渐因为贫弱，“逃亡略尽，百姓苦之”。所以张说建议，“请召募壮士充宿卫，不问色役，优为之制，道逃者必争出应募”，于是很快“得精兵十三万，分隶诸卫，更番上下。”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唐代养兵之弊始于张说，李泌还认为“安史之乱”及藩镇叛乱，都是因募兵制造成的。其实“安史之乱”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多方面的，决非募兵制酿成的，而张说提出募兵制，也是针对当时缺乏兵源的实际情况，不得已而施行之，并且解决了一些困难，不应全都否定。至于恢复府兵制，李泌在理论上有对的一面，但当时的情况较天宝末年更严重，李唐王朝经过三十多年的兵荒、灾荒，已无力统驭全国，藩镇割据的局面已经形成，无法取缔或削减，而星罗棋布的藩镇，在其所控制的地域里，俨如一个独立的小朝廷，不仅节度使的官职可以父死子继，他手下的官吏也不经朝廷便随意任命，在这种情况下要在全国内恢复府兵制，岂非痴人说梦。看来聪明绝顶的李泌，有时也不免书生气十足，坐而论道了。
　　这年九月，吐蕃的游骑逼近长安，“京师戒严”，德宗李适复遣左金吾将军张献甫屯兵咸阳以防之。民间传言皇上又欲出幸以避吐蕃锋芒，宰相齐映请见德宗李适，谏言道，“外间盛传陛下已治装备粮准备离京，人情恟恟”。
　　他恳请皇上留在京师，与臣下共计拒敌之策。言罢，“伏地流涕，上亦为之动容”，决定坐镇京师，才稳定了民心、军心。神策行营节度使兼凤翔、陇右节度使李晟，派遣其将王倓领三千骁勇兵将埋伏在陇州东边的汧阳城，并指示王倓，在吐蕃兵通过城下时，“勿击其首”，因为“首虽败”而其全军在后，不可抵挡。待其前军已过，见“五方旗”，军士穿“虎豹衣”，就是中军到了，“出其不意击之”，必然获胜，王佖按照李晟的军事部署，大获全胜，因“不识尚结赞”，使吐蕃首领逃跑了。尚结赞发现李晟、马燧、浑瑊是唐室“良将”，准备“以计去之”。他引军入凤翔境内，并不掠夺，以二万兵直至城下，高喊是李晟召他来的，让城上守卫开城。这支军队在城外住了一宿，然后“引退”，以此离间李晟，用心很歹毒。十月，李晟又遣蕃落使野诗良辅与王倓率马步兵五千人突袭吐蕃摧砂堡，击败吐蕃二万之众，夺了城，并斩其守将扈屈律悉蒙。尚结赞引兵自宁、庆二州北去，屯军合水之北。邠宁节度使韩游瓌遣将夜袭其营，杀数百人而退。吐蕃全师追击，韩游瓌列阵于平川待敌，潜使兵击鼓于西山，使“虏惊”，慌忙逃窜。
　　德宗李适在十一月，调江淮转运使韩滉入朝。韩滉入朝时路过汴州，去看望汴宋节度使、陈州诸军行营都统刘玄佐。刘玄佐坐镇汴州大梁（河南开封），他学淄青、淮西及河朔诸镇的样子，久未入朝”，不大听唐室指挥。
　　刘玄佐很敬重韩滉的才能和名望，见他经过此地，竟以属吏之礼拜谒，韩滉很高兴与之相约为兄弟，并拜见了玄佐的母亲，行子侄之大礼。韩滉将入朝觐之前，李泌派人驰至石头城，致书于韩滉：“比在阙庭（宫廷）已奏，来则必能致大梁入朝。今来，所望善谕以致之。”
　　韩滉原也有此意，赞同李泌之策，遂有意与刘玄佐交好。刘玄佐的母亲见其子与即将入朝拜相的韩滉结为异姓兄弟，心中甚喜，命人摆上极丰盛的酒宴。
　　饮酒正酣时，韩滉见已与刘玄佐关系比较亲密了，就含笑直问道：“大弟何时入朝？”
　　刘玄佐微微一怔，旋即笑道：“久欲入朝面圣，只是力不从心哪！”
　　韩滉注视了刘玄佐片刻，又尊敬地看了他母亲一眼，真诚而又深情他说
　　道：
　　“滉力可及，大弟应早些入朝。丈母（韩滉与玄佐结拜，应视其父为丈人行，即长辈，故呼其母曰丈母）垂老，头发已白，不可使其帅诸妇女往填皇宫呵！”在唐代凡是叛乱者的家属都没入掖庭。（皇宫中的旁舍，宫嫔所居的地方）。刘玄佐的母亲听韩滉说得极有道理，“悲泣不自胜”，也劝刘玄佐入朝。刘玄佐虽心不情愿，但嘴上却表示同意。韩滉趁热打铁，给刘玄佐钱二十万缗（一千文为一缗），让他准备行装。韩滉在大梁城内住了三天，拿出大量的金银、丝布犒赏将士，使“一军为之倾动”。刘玄佐惊服，派遣手下人秘密打探情况，然后苦笑道：“吾知其用意了！”因为韩滉既送给刘玄佐入朝之资金，又大出赏劳以动其全军之心，刘玄佐虽不心愿入朝，也只能行之了。不久，刘玄佐与陈许节度使曲环俱入朝，表示服从朝廷的命令，无不臣之心。李泌和韩滉为李唐王朝又消弭了两郡不安定因素。（26）
　　韩滉入朝后与宰相崔造的矛盾日益加深。崔造改革钱谷法，事多不集，委任元琇判度支盐铁，又失职，以致忧惧成疾，不视事了。韩滉入朝后不久，江淮运米已由陕西大量转运至京，解决了朝廷的极大困难。德宗李适为了嘉奖韩滉的功劳，让他出任兼度支、诸道盐铁、转运等使。韩滉上任后立即将崔造先前所条奏的方法尽除掉，一切仍从旧法。
　　在元琇判度支时，私心很重，而且不以朝廷为念。当时江、淮运进的米相次已经入汴州地界，而淄青及魏府发生严重的蝗灾、旱灾，因为粮食奇缺，以致竟出现“人皆相食”的可怕情景。平卢节度使李纳困窘无计，想要“束身入朝”向德宗李适请罪，乞求朝廷发粮济困。元琇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竟不请示朝廷，私下支米十五万石给一直背叛朝廷，不肯诚心归顺的李纳，使平卢军脱离了困境。在这年三月，入河运第一纲米三万石，自集津仓用车运至三门仓，十日而毕，接着改用船运，进入渭河，米已运至陕西。突然，李泌接到了元琇发来的度支牒，要支这批粮食充河中军粮。李泌见元琇不依法乱来，心中甚为“忧迫，不知所为”。李泌知此事关系重大，不敢沉默，想要派遣使者驰入京师上奏德宗李适，请朝廷定夺。在未派遣使者之前，先令人驰入京师将此事告诉宰相韩滉，商议对策。韩滉知事态严重，不得不谨慎处之，遂令来人急回陕北转告李泌，千万不能上奏。因为这时韩滉判度支只在江、淮，而元琇主持全面工作，不仅告不了他，还可能为其所诬告。韩滉准备在冬运完毕之后，“当请朝觐，此时面奏。”这时，蝗灾、旱灾的面积很大，还运路都被“阻涩”了。自从四月初之后，李泌有时竟在一日之内七次奉德宗李适手诏，都是在催促尽快运粮至京师，并且说：“军国粮储，自今月半后，悉尽此米，所藉公忠副朕忧。属星夜发遣，以济忧勤。”
　　从德宗亲笔写的诏书中可以看出，当时粮食是何等急需，何等珍贵。而李泌所担任的陕虢都防御水陆转运使责任是何等艰巨，何等重要，它实际上关系到国家的命脉，正因为如此，德宗李适在粮食问题没有解决，又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替换李泌之前，他纵使是从内心很想调李泌入京擢升大职，也不敢马上下调旨。为了李唐王朝度过难关，胸怀大志，腹有良谋，堪为大用的李泌，只好再委屈留在陕虢，日夜操劳水陆转运粮食的紧急事务了。
　　元琇因为忌恨韩滉与李泌运米成功，而不顾及朝廷大计，几乎又酿成祸乱。十月，韩滉“以馈运功成，请入朝”，德宗李适召见了他，“大悦，言无不从”。韩滉见时机成熟，遂奏运米之事，且说：“元琇支米与淄青、河中，臣在外，与李泌皆不敢上奏此事，怕扰圣听。”
　　德宗李适闻言大惊、大怒，即日下诏将崔造罢相，贬为右庶子，元诱贬为雷州司户。德宗任命韩滉专领度支、诸道盐铁、转运，以吏部侍郎班宏为户部侍郎、度支副使。
　　由于吐蕃一再入犯，德宗李适令邠宁节度使韩游瓌、镇国节度使骆元光及陈许兵马使韩全义三路兵马攻打盐州。又命马燧以河东军击吐蕃。马燧率兵至石州，河曲六胡州（诸部酋长，各以旧州名带刺史，当时遂有六胡州之名）皆归降，迁于云州（云中郡）、朔州（马邑郡）之间。
　　外患刚刚被击溃，内患又起。中书侍郎、同门下平章事张延赏，被罢相后，仍在京师，他与凤翔陇右诸军、泾原四镇北庭行营兵马副元帅李晟之间发生矛盾。李晟因功高、权重、兵多，德宗李适忌其功名，这时吐蕃又使离间之计，张延赏见有机可乘，遂“腾谤于朝，无所不至”。宋代文学家苏拭认为，“木必先蠹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正因为德宗李适有忌李晟之心，所以张延赏之谗间才能生效。李“晟闻之，昼夜泣，目为之肿”，悲愤之极，“悉遣子弟诣长安”，竟上表请求削发为僧，身入空门永不出世。德宗李适知自己猜疑太甚有负功臣，遂一再“慰谕”，“不许”
　　李晟出家为僧。不久，李晟又入朝面见德宗李适，自述“足疾”甚重，不能领兵，恳切陈词，要辞去兼任的凤翔、陇右节度使等及四镇、北庭、泾原行营副元帅等职，德宗李适深感到事态严重，他一方面不许李晟辞去所兼的许多职务，另一方面命韩滉与刘玄佐“谕旨于晨，使与延赏释怨”。李泌、韩滉与李晟关系甚好，在感情上是倾向李晟的，另外李晟为人也比张延赏在人品、才能上高出甚多。李最奉诏，韩滉、刘玄佐等引张延赏“诣晟第谢”，“结为兄弟”，“宴饮尽欢”，又宴于韩滉、刘玄佐的府第。韩滉让李晟上表荐张延赏为宰相，以示真诚。
　　德宗李适贞元三年（787）春，以左仆射张延赏同平章事。但张延赏不但不感激李晟的宽弘大度，反且仍伺机陷害，以致李晟愤然道：“武夫性情直快，释怨于杯酒间，就不复贮胸中了；非如文士难犯，外虽和解，内蓄憾如故，吾怎能无惧！”
　　张延赏为相后，又与宰相齐映不和。齐映为人正直不阿，在几位宰相中是最敢直言的，因此触犯了德宗李适，渐渐不喜欢他。张延赏见有机可趁，就在德宗李适面前贬低齐映，说他没有宰相的才能、气度。不久，德宗李适贬齐映为菱州刺史，罢刘滋为左散骑常侍，连罢两位宰相。擢升兵部侍郎柳浑同平章事。在新任的三名宰相中，韩滉、柳浑均为李泌的好友。
　　韩滉为人性情苛暴，不大能容人。他因运粮和平弭战乱有大功，甚为德宗李适所信任，“言无不从”，所以凌驾于诸相之上，“他相充位而已”，百官都对他畏惧。柳浑为相虽是韩滉引荐的，但柳浑为人很耿介，故而正色
　　让之道：
　　“先相公（指滉父韩休，开元二十一年罢相）以褊察为相，不满岁而罢，今公更甚于先人。奈何榜吏（鞭笞官吏）于省中，至有死者？！而且作福作威，岂人臣所应做为！”
　　在中国奴隶制社会开始，官吏即出现横暴之迹，而且产生极坏的影响及后果，所以在《尚书·洪范》中云：“臣无有作威作福，其害于家，凶于而国。”但这种现象却一直不能禁，以致“官逼民反”，历朝历代都发生，有时能改朝换代。韩混大概还些良知，惮于柳浑一身正气，感到有些惭愧，以后为人处事“为之少霁威严”。而这件事发生后不足一月，便病故了。（27）
　　李泌在任陕虢都防御观察使时，发现虢州出产碧珠名曰瑟瑟，是很珍贵的珠玉。李泌知道德宗李适非常喜欢珍宝，而且贪财，愿意多增加皇帝内库的资产。在他即位之初，便遣内使朱如玉至安西，求玉于于阗，得“瑟瑟百斤，并它宝等”（《新唐书·于阗国传》），十分欣喜。李泌为了讨好德宗李适的私欲，竟不顾当地百姓的利益，向德宗李适上奏章云：“虢州卢氏山冶，近出瑟瑟，请充献，禁人开采。”
　　德宗李适见李泌遣使呈上的奏表后，从内心是很想独占瑟瑟的开采权的，但在屡经兵荒马乱，尤其是京师缺米几乎酿出大乱的情况下，实在无遐他顾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收奢侈之心，要装出一副仁君的模样，于是竟一反常态，在给李泌下《许百姓开采瑟瑟诏》中这样写道：“瑟瑟之宝，中土所无，今产于近甸，实为灵贶。朕不饰器玩，不尚珍奇，常思返朴之风，用明躬俭之节。其出瑟瑟之处，任百姓求采，不宜禁止。”
　　从诏书字面内容看，德宗李适很象是位有道的明君了。德宗李适的诏书，使自己在群臣，在天下百姓面前是很风光的了，但却伤了李泌的面子，于是又加封李泌为检校礼部尚书，算是一种奖赏，或补赏吧。
　　这件事过去不久，李泌便接到德宗李适派遣急使，发下的紧急军事任务。
　　在李希烈昔日占据淮西时，选骑兵尤精者为左、右门枪、奉国四将，又选步兵尤精者左、右克平军十将率领。淮西一带缺少马匹，除主要将领乘马外，其余的精锐兵士只能骑骡子，所以又被人称之谓骡军。陈仙奇鸩杀李希烈后，举淮西之军归顺朝廷。数月后，朝廷下诏让他发兵至京西防秋。（28）
　　陈仙奇遣都知兵马使苏浦将淮西精兵五千人赴京西待命。不料苏浦率兵走后不久，吴少诚杀害了陈仙奇，自任留后主掌了淮西的军政大权。吴少诚秘密派遣人召门枪兵马使吴法超等使，引兵回归淮西，而这次率兵赴京西的主将都知兵马使苏浦并不知此事。吴法超等引步兵、骑兵四千人，自鄜州叛归，苏浦闻知后大惊，忙遣使急报朝廷。德宗李适闻知大怒，立即命行在都知兵
　　马使、兼河中、绛州节度使、河中、同华、陕虢行营副元帅浑瑊追杀这些叛
　　兵，浑瑊遣其将白娑勒追之，不料这伙叛兵十分精悍，而且拚死求活，又训练有素，白娑勒未能截住，反为其所败。德宗李适知白娑勒失利后，甚为惊愕，急遣中使至陕城，命陕虢观察使李泌发兵防范并遏住这伙叛兵。估计他们自鄜州东北渡河至陕西境内，所以让李泌阻止他们渡河。李泌接旨后，立即做了比较全面的战略部署。他令押牙唐英岸率兵至陕州西四十五里的灵宝县拒敌。淮西叛归的四千步兵、骑兵在大河的南岸列阵以待，准备以死相拚。
　　李泌并不让唐英岸率兵与之拚杀，只是阻止其渡河而已，陕虢兵有备而来，军容严整，李泌又命灵宝县给了淮西军食物，所以淮西叛兵“不敢剽掠”。
　　第二天，淮西叛兵住宿在陕州西距城七里处的临时营地上，李泌不再给这伙叛兵食物，使他们空腹渐失去战斗力，然反复使之疲乏、饥饿、困倦，最后将其消灭。李泌在断绝敌粮后，又趁其不备，派遣手下勇将，简选骁勇的兵士四百人，分为东、西两队，埋伏在叛军必经的太原仓狭长险峻的隘道两侧，以逸待劳。李泌估计叛军此时尚有余勇，不可与之硬拼，这样会损失较大，遂设计擒杀之。他下令道：“贼兵十队过后，东边伏兵就大呼而击之，西边伏兵也大呼大应之，勿遮住道路，勿留其前行，常让以一半通过，随而击之。”
　　李泌认为倘若遮住道路，不让叛兵前行窜逃，叛兵必然会人自为战，以死相拚，如今让以半道，随而击之，前面突围得以脱险的叛兵，不会管后面同伴的死活，而后面的叛兵，只想往前突围脱险，心不在战斗，故可以用少数的兵力战胜敌较多的精锐步兵、骑兵。李泌因兵马太少，又设疑兵之计，派遣虞侯召集附近村庄中少年百余人，各持弓、刀、瓦石之类武器，悄悄跟在叛兵的后面，一听到东、西两边的伏兵大呼大应时，也随之呼应，并虚张声势追杀叛兵，使之不明我军兵力之虚实，陷入极大的恐惧之中。与此同时，李泌又下令让屯军灵宝县的唐英岸，率领一千五百名精兵，在半夜出南门，列阵于涧北，配合两队伏兵阻击叛兵。李泌知陕州兵少，经此两役仍不能歼灭大量叛兵，于是又派遣陕虢都将燕子楚，带领四百名精兵，自炭窦谷至沙渠谷以东的长水县再次截杀叛兵，尽力使其全歼。果如李泌所料，住宿距陕州西边七里的叛兵，在第二天天明四鼓，即整装出发了，这几于步兵、骑兵进入狭长的太原仓隘道后，在走过去十队兵马，东、西两边埋伏的陕貌官军，便突然发起攻击，东呼西应，前呼后喊，喊杀之声震荡了寂静的隘道，声势夺人。叛兵因事先无备，大力“惊乱”，“且战且走”，死亡了约四分之一。
　　叛兵余部刚刚逃出隘道，就遇见唐英岸率领的精兵一千五百人严阵以待，“邀而击之，贼众大败”，死亡甚重，并且生擒了骡军兵马使张崇献。叛军首领吴法超率残兵败将，果然分兵自山路往南遁去。叛兵因为已有两天没有吃东西了，饥饿、疲困已不堪战斗，故而屡战屡败，溃不成军，唐英岸鼓动官军乘胜追击，一直追至永宁县东，叛兵都溃入山谷。吴法超不出李泌所料，果然帅其残部大半至长水县，正遇见陕虢都将燕子楚四百骁勇强悍的精兵堵住去路，燕子楚一马当先，率兵冲杀，这支生力军勇不可挡，叛兵大败，此一役斩杀了叛兵首领吴法超，并杀掉其士卒三分之二，叛兵残部零散逃窜。李泌指挥这场战役至此大获全胜，以少击多，且官军损失极小，而叛军几乎被全部歼灭。由此可见李泌不仅善于管理军政大事，还是卓越的军事指挥家，真正做到了如《孙子兵法》所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德宗李适知道陕州兵少，怕不能狙击这伙叛军，便下诏急命李晟发神策军步兵、骑兵五千人奔赴陕城，驰援李泌。神策军赶至吐谷浑赤水城时，闻知李泌已指挥陕虢军兵几乎全歼叛兵，不需增援，便回师长安复命了。
　　德宗李适知道还有一小股叛兵在往淮西方向逃亡，便命随韩滉入朝，一直留在京师的汴宋节度使，陈州诸军行营都统刘玄佐，乘驿站快马星夜归汴州，以诏书缘道引诱残余的、零星的叛兵归降，共计得一百三十余人，至沛州后，刘玄佐下令尽杀之。还有一些被李泌指挥官军杀散的零星溃散叛兵，因沿路扰民，被村民所杀。余剩下有四十七人逃至淮西的重镇蔡州。最初秘密遣人召这伙门枪、奉国军将士从京城西归淮西的是吴少诚，他本想以这支军兵为自己盘据淮西的骨干力量的，不料这支军兵没有顺利返回淮西，而且皇帝甚怒，下命追杀阻截，称作叛军，并几乎全部被官军歼灭了，他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再收容这支军兵，等于直接对抗朝廷，于己不利，何况残部人数极少，留下也无大用，遂出尔反尔，竟将奉他之命召回的人全部杀害了，向朝廷表功，真是卑鄙、阴险、凶残之极。与此同时，吴少诚还遣使以重金拜谢李泌，感谢他“为其诛叛卒”，大概是想让李泌别牵连上他。其实李泌深知吴少诚为人狡诈、阴险，但此时久经战乱的李唐王朝只想粉饰太平，对凡是不公开叛唐的藩镇都是容忍的，李泌明晰李唐王朝的境况及德宗李适的心思，自然不想与吴少诚公开闹僵，也不想令吴少诚自疑，所以就收下了吴少诚遣使送来的金钱，其中大部分奖赏参加此次战斗的将士，小部分留做军政急需之用。李泌将叛军中的主要人物，骡军兵马使张崇献等六十余人送往京师长安城，请德宗李适处治。德宗李适下诏，将张崇献等六十余人押解至鄜州，命都知兵马使苏浦“悉腰斩于部州军门，以令防秋之众。”
　　吐蕃尚结赞得盐州、夏州后，各留千余人戍守所占之地，他率吐蕃大军退屯鸣沙县。自冬入春之后，羊马死亡甚多，粮运也接应不上，又闻李晟率军攻克摧沙，马燧、浑瑊等也各自“举兵临之”，尚结赞心中“大惧”，屡次遣使求和，德宗李适“未之许”。尚结赞遣使以卑辞厚礼求和于马燧，并且表示脩清水盟后。归还所侵占的土地，一开始马燧并不相信，但吐蕃的使者“相继于路”，不断地求见马燧，使人不能不相信。马燧渐渐为其所动，遂引军留屯石州，不再渡河出击吐蕃，并遣使至京师长安，“为之请于朝”。
　　李晟认为，“戎狄无信，不如击之。”韩游瓌也认为，吐蕃势力削弱就求盟，强就入寇，不可信其诚。如今“深入塞内而求盟，此必诈也”。宰相韩滉支持李晟、韩游瓌的意见，他认为：“今两河无虞，若城原、鄯、洮、渭四州，使李晟、刘玄佐之徒将十万兵戍之，河、湟二十余州可以收复，其资粮之费，臣请主办。”
　　德宗李适因此没有采纳马燧的建议，仍下令各路进军。但是，马燧陷入太深，仍固执己见，并请求与吐蕃使者论颊热俱入朝论此事。不久，韩滉病故，张延赏掌握实权，他素来与李晟不和，“欲反其谋，争言和亲使”。德宗李适因陕州之辱，恨回纥无理，欲与吐蕃和好，共同出兵攻打回纥，所以便听从了马燧、张延赏之言，遂正式决定与吐蕃会盟。张延赏又趁机进言，罢李晟兵权，由郑云逵代之。德宗李适为人心胸狭窄，多疑、忌功臣，也想借吐蕃请和之机而夺其兵权。于是，他对李晟说：“朕以百姓之故，决定与吐蕃和亲。大臣既与吐蕃有怨，不可复任凤翔，应留在朝廷，朝夕辅佐朕，自择一人可代为凤翔令。”
　　德宗李适没有让郑云逵代替，而是让李晟亲自选一个接班人，态度比较温和，尽量表示对李晟敬礼。李晟推荐都虞侯邢君牙。于是德宗李适以邢君牙为凤翔尹兼团练使，加封李最为太尉、中书令，仍保留上柱国和西平王位，而其余的兵权“悉罢之”，实际上是忌功夺权，明升暗降。
　　由于马燧入朝请和，诸路军“皆闭壁不战”，尚结赞速然自鸣沙引军归来，并与唐室商议在清水县会盟。尚结赞怨恨浑瑊，不怀好意，遂借口昔日曾与浑瑊共讨过朱泚，“知其可信”，请求唐室令浑瑊主盟。在会盟之前，尚结赞遣其下属论泣赞向唐室提出改换会盟地点，认为：“清水非吉地，请盟于原州之土梨树；既盟后，便归还盐、夏二州。”
　　德宗李适“许之”，但神策将马有麟了解那里的地形，并深有戒心，急
　　忙上奏道：
　　“土梨树多阻险，恐怕吐蕃设伏兵，不如平凉坦夷，可防意外。”
　　这时论泣赞已还，只好派遣使者追告之（29）。在未决定会盟前，韩滉推荐刘玄佐可以将兵收复河、湟之地，德宗李适问刘玄佐，玄佐也表示赞成此举。
　　但在韩滉病逝后，刘玄佐却上奏道：“吐蕃方强，未可与争。”
　　立即打退堂鼓了。德宗李适遣中使劳问刘玄佐，玄佐自称身病不好，“卧而受命”。张延赏知刘玄佐不可以用，就上奏德宗李适，以河、湟收复之事，委用昭义节度使李抱真，李抱真也“固辞”之。其实，刘玄佐和李抱真并非不受唐室之命，皆因张延赏以谗言罢李晟的兵权，而使许多武臣“愤怒解体，不肯为用”。所以德宗李适多猜忌，任用张延赏又妒功疾能，无端给李唐王朝带来困难。
　　浑瑊奉命从京师出发去会盟，李晟深戒之，劝他防备不可不严。张延赏
　　竟以私心向德宗李适离间道：“
　　“李晟不欲会盟成功，故戒瑊以严备。
　　我有疑彼之形，则彼亦疑我，会盟怎么会成功。”
　　于是，德宗李适召见浑瑊，让他“切记以推诚待虏，勿自为猜贰以阻虏情”。浑瑊上奏表，说吐蕃以决定辛未盟，张延赏召集百官，以浑瑊上表称诏偏示百官，别有用心说道：“李太尉（李晟加封太尉，故称之）谓吐蕃和好必不成，此浑待中（浑瑊在兴元元年加封为侍中）上表，盟日定下了。”
　　李晟闻知朝廷已经决定与吐蕃会盟，悲泣泪下，对亲友们说：“吾生长在西陲，备请虏情，所以上论奏，不愿朝廷为犬戎（30）所侮呵！”
　　德宗李适见李晟如此悲泣，稍稍为之心动，才命华州、潼关节度使骆元光屯军原州潘原县，郧宁节度使韩游瓌屯军瓦亭川东北水洛口，以为浑瑊的后援。骆元光向浑瑊谏言道：“潘原距会盟所且七十里，公有急变，元光何从知之！请与公同往会盟。”
　　浑瑊以皇帝诏书所指示的内容一再禁止他。骆元光拒不从命，仍引军至会盟处约三十余里与浑瑊“连营相次”。骆元光还不放心，他率军将营地建筑“壕栅深固”，做好随时应变的战斗准备。而浑瑊营地的“壕栅皆可逾”
　　人，形同虚设，失去防范之心。骆元光还埋伏兵将于大营西侧，韩游瓌也派遣五百名精骑兵埋伏于其侧，并告诉这支伏兵：“若有变故，你们就西至柏泉突袭吐蕃，以分散其势。”
　　吐蕃尚结赞与唐侍中浑瑊约定，各以甲士三千人列于会盟坛之东西，以穿常眼的四百人随从至坛下。在将要订盟约时，尚结赞又请各遣游骑数十名，“更相觇索”，以便互相了解情况，浑瑊也同意了。吐蕃埋伏精骑兵数万人于盟坛的西侧，而他们的游骑贯穿唐军之中，出入无人禁止，公开探视唐营的情况；而唐军的游骑进入吐蕃军中，都被人家生擒活捉了，浑瑊等会盟的唐室官吏全都不知此情况，还正入帐幕中换上礼服，准备签订盟约呢。突然间，吐蕃方面击鼓三声，紧接着大声呐喊着、吼叫着，吐蕃兵冲杀过来，将唐室的官吏宋奉朝等砍杀干帐幕之中。浑瑊因是久经沙场的名将，身体健壮，腰腿灵活，又有应变能力，他从幕后冲出去，很巧得到一匹战马，“伏鬣入其衔，驰十余里”，因为“衔方及马口，故矢过其背而不伤”。唐军的将士们，都往东败走，吐蕃纵大兵追击，或杀或擒，死亡的人数有几百人，被吐蕃生擒有一千多人。另一个参加会盟的唐室重要官员崔汉衡也被吐蕃的骑兵给捉去了。浑瑊飞骑驰至其营地，见将士都已逃遁了，军营中空空无人了。
　　幸亏骆元光的营地离他较近，又事先有较充分的准备，发伏兵列成阵式以待敌军，吐蕃军兵追到附近，惊视唐军严阵以待，不敢轻犯，浑瑊单骑驰入骆元光的大营中这才脱险。这时，吐蕃追来的骑兵又发现唐营中一支邠宁的骑兵，正向西驰去，似去袭击柏泉吐蕃属地，吐蕃追兵见状大惊，不敢交锋，急忙引军退去。骆元光以辎重赠送浑瑊，又帮助他召收“散卒”，“勒兵整阵而还”。
　　就在会盟受骗，唐军损失惨重这天，德宗李适临朝，得意地对诸宰相说：“今日和戎息兵革之争，社稷之福！”
　　马燧自谓得计，点头赞同。但宰相柳浑却直言道：“戎狄，豺狼之邦，并非盟誓可结。今日之事，臣窃忧之。”
　　太尉、中书令李晟非常同意柳浑的看法，并面露忧郁之色。德宗李适勃然变色，认为他们有意与自己做对，愤然说道：“柳浑书生，不知边计；大臣（德宗对李晟敬称）为何也出此言？！”
　　李晟、柳浑见德宗李适震怒，皆伏地顿首谢罪，因此罢了朝议，德宗李适不悦而去。但是，就在当日晚上，邠宁节度使韩游瓌即上表告急：“虏劫盟者，兵临近镇。”
　　德宗李适见表后大惊，立即召见朝廷重臣，在仓猝之际，不及遣中使，竟令街使递其表以示柳浑。在第二日早朝时，德宗李适感到内疚，向柳浑歉
　　然道：
　　“卿本书生，乃能料敌情如此深刻！”
　　德宗李适由昨日十分得意、自负，一下子变得十分惊恐、无计，想要出幸他处以避吐蕃兵入犯，被大臣们谏言止住。
　　其实这次吐蕃劫盟是蓄谋已久的计划之一。吐蕃尚结赞认为唐室全靠李晟，马燧、浑瑊三人支撑，“去三人，则唐室可图”。于是利用德宗李适忌疑功臣的阴暗心理，首先离间李晟，使德宗李适夺其兵柄，引起武臣愤怒解体，不肯为唐室卖力。然后又以卑辞厚礼说动马燧以求和，最后劫持浑瑊出卖马燧，使其获罪，并可纵兵直犯京师长安。但吐蕃尚结赞没料到浑瑊会脱险，而唐军也有所戒备，才没有大举进犯。尚结赞见此计未成，又施一计，他将劫盟时生擒的唐室官吏崔汉衡等人囚禁，却将马燧侄儿马弇、宦官俱文珍，浑瑊将马宁俱放还，并居心叵测地说：“胡人以马为命，吾在河曲，春草未生，马不能举足，当是时侍中（马燧被加封为侍中）渡河袭击，吾全军覆没了！所以求和，全蒙侍中之力。今全军得归，奈何拘其子孙。”
　　尚结赞用意极其歹毒，他这一番诬陷马燧的话，俱文珍回到京师内宫，必然告诉德宗李适，马宁放归后，也会将此话转告浑瑊，使上至皇帝，下至诸相，大臣俱知此事，令马燧陷入困境。
　　德宗李适本就多猜疑，闻俱文珍上奏此事后，深恶马燧，遂以马燧为司徒兼侍中，罢其奉诚军、晋、慈、隰节度使、河东节度使及充管内诸军行营副元帅之职，夺了其兵权。实际上又中了吐蕃尚结赞的诡计。
　　由于此次会盟中计失算，损失甚大，马燧受到处分，浑瑊受挫，张延赏（31）惭愧、恐惧，谢病也不敢入朝视事了，朝中极缺主持大计之人，德宗李适想起了仍在陕虢任观察使的李泌，于是下诏书《授李泌平章事制》：“自昔元后，表正万邦，必兼听以求闻，乃选贤而自辅。理乱之本，系乎其任。授之以道，将在之人。
　　朕嗣守丕图，运逢多难，每虔心至理，思致和平。夕惕兴怀，纳隍是虑。今于戈甫戢，而戎狄为虞，岂诚信所未孚，何声教之不暨？是以梦想良佐，庶迪前闻。云谁之思，朕志先定。
　　前检校礼部尚书、陕虢观察使李泌，山河粹气，道德清英，蔚为祯祥，生我王国。
　　夷简不杂，高明有融，深厚以致诚，直方而可大。识穷化本，动会时中，说正居心，谋猷允哲。自膺分陕，累洽嘉闻。宜其入掌中枢，内司阙衮，賛两仪之化育，贞百度之经纶；协和神人，参总廊庙，咨尔才实，惠于邦家，往钦哉！式伫成绩，可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32）
　　并派遣中使持诏书往陕城迎李泌入朝。李泌奉接德宗李适的诏书后，心情十分激动，也十分感伤，在他的脑海中又浮现出与肃宗李亨、代宗李豫父子两代君臣之间的真挚情谊，甚至还想到了幼年入宫受玄宗李隆基恩待的往事，不禁眼睛里有些潮湿了。此刻李泌的心中比较复杂，一是这一天终于来了，却来得太晚了，因为他已经进入迟暮之年，来日并不多了，正如比他稍
　　晚的诗人李商隐《登乐游原》中所云：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在李泌的心中正升腾起这样的哀感。二是，李泌素知德宗李适为人刚愎自用，猜忌功臣，反复无常，是很难相处的，且与自己感情不深，很难再有象与其祖、父相知、相处的愉快了。但是，这一天毕竟是来到了，他想辅佐德宗李适干一番事业、稳定天下的局势，使唐室中兴，使自己成为一代名相。
　　李泌告别了在艰危中协助主持工作的陕虢文武官吏，告别了陕虢朴实敦厚的百姓，在依依惜别的深情中，踏上了回归京师的道路，他望了望已经升上中天的一轮红日，沿着时时卷起黄土尘沙的驿道，缓缓而去。他默默地想，他今后的道路是平坦的，还是崎岖的？他今后的生活是晴朗的日子，还是阴霾的天气？
　　李泌入京后，德宗李适当即召见了他，予以嘉奖。李泌回到自己的旧宅，见已粉刷一新，尤其是门楼装修得十分气派，因为这已是宰相府邪了。李泌见德宗李适想得比较周到，心里很是感激，但象肃宗李亨、代宗李豫那样恩宠隆遇，却是不可能了。因为肃宗，代宗父子二人，初迎李泌时，都在内廷设大宴洗尘，君臣之间不拘形迹，感情真挚流露，彼此产生强烈共鸣，而这些与今日相比，显得如今萧条、冷落多了。
　　第二天，李泌入政事堂视事，正式从事宰相的职事。与太尉、中书令李晟、司徒兼侍中马燧、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柳浑一同入见德宗李适。
　　德宗李适环顾了一下众人，然后目视着李泌，含笑道：“卿昔年在灵武（指肃宗时），已应为此官，卿自退让。朕今用卿，欲与卿事未有约定，卿慎勿报仇，有恩于卿者，朕当为卿报答之。”
　　李泌闻言心中一惊，脸色微变，稍稍有些抽动。果不出李泌所料，任相之始，德宗李适就存猜忌之意，令他极为寒心。他侧目扫了一下身边的李晟、马燧，感慨良多，而且有同病相怜之感。李泌苦笑道：“臣素来奉道教，不与人为仇。李辅国、元载皆害臣之人，今已自毙了。平素所善及有恩之人，都已显达，或多零落，臣无可相报。”
　　德宗李适追问道：
　　“虽然如此，有小恩者，也应当报之。”
　　李泌看了德宗李适一眼，神色比较严肃，缓缓说道：“臣今亦愿与陛下订约，不知可否？”
　　德宗李适闻言深感意外，微微一怔，随即笑道：“这有何不可！”
　　李泌又侧目扫了一下身边的李晟、马燧，神色异常庄严，他尽量遏止住内心的悲愤和伤感，力求使语调平缓地答道：“愿陛下勿害功臣。”
　　言讫，微微停顿了一下。德宗李适闻言浑身一震，大感意外，也有些不悦。李晟、马燧闻言如遭雷殛，混身大震，无限感慨地仰面看着大殿的顶部，脸部肌肉抖动，神情十分伤感。德宗李适看了看二人的表情，深感歉然，不悦之容渐消，面呈愧色。李泌直言不讳地接着说道，声调逐渐有些激切：“臣受陛下厚恩，固然无形迹。李晟、马燧有大功于国家，闻有人进谗言，虽陛下必不听，然则今日臣对二人言之，欲其不自疑。陛下万一害之，那末宿卫之士，方镇（即各地节度使、藩镇）之臣，无不愤怒惋惜而不安，恐怕中外之变不日复生了！人臣假如能承蒙人主爱信就很幸运了，于官何有？！臣昔在灵武之日，未尝有官职，而将相皆受臣指画；陛下以李怀光为太尉，而李怀光愈加恐惧，遂至于叛乱。此皆陛下所亲见。今晟、燧富贵已足，假若陛下坦然待之，使其自保无虞，国家有事就出从征伐；无事就入奉朝请，何乐如此！故而臣愿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勿以位高而自疑，那末天下就永远无事了。”
　　李泌慷慨陈辞，不仅为使李晟、马燧无自疑之心，也想以此开广德宗李适猜忌之心，同时也是自剖，是对德宗李适猜疑自己的不满与答复。一者是李泌的这一番话切中肯綮，使德宗李适无以辩驳，二者是李晟、马燧多年来平定藩镇叛乱，抵御外患，护王保驾，血染沙场，有汗马大功，而今俱被贬夺了兵权，已使有些藩镇愤怒解体，不肯为朝廷所用，今后若不仰仗这二人，难以稳定武臣情绪，难以平息内忧外患，德宗李适遂惊然汗出，当即坦诚答
　　道：“
　　“朕始闻卿言，耸然不知所谓何事。及至听卿剖析，才知是为国家杜稷之至计。朕当将此语写在腰带上谨记，二大臣亦当共保之。”
　　李晟、马燧闻德宗李适此语，皆从坐位上站起，“泣谢”不已。李泌这一番话，使君臣之间释疑，使今后群小谗忌之言难入，无疑对稳定局势，对巩固李唐王朝的政权，是大有裨益的。正所谓木先腐，而虫蠢，最终起作用的是内因，而外因只是条件而已。李泌看事深刻，而且看得深远，他知君臣之间互相猜疑，不仅无端生事，而且关系着国家安危，所以他不惜甘冒极大风险，犯颜直谏，大有唐初名相魏征之风。不过，李泌并不象魏征那样刚直，在一般情况下说话、处事都比较委婉，时常做些让步以求平安，但在重大事情上，尤其是军国大事上却从不含糊。
　　李泌入朝为相，入政事堂视事不久，德宗李适对他说：“自今之后，凡属军旅，粮储之事，由卿主持；吏、礼之事委张延赏；刑法委柳浑。”
　　大概德宗李适认为李泌历经四朝，名望太大，深得朝野赞誉，怕他权力太重，今后不好驾驭，尤其是他与自己的祖父、父亲的布衣之友，先人待其极尊，又是自己少年时代的师长，彼此间关系不大好处，不便摆出皇帝的威严。所以，他经过再三考虑，想将三位宰相分权制驭。但是，李泌却直言不讳加以反对，当即答道：“不可。陛下若以臣不才，使待罪（古代官吏常怕因失职获罪，因以待罪为供职的谦辞）宰相。宰相之职，不可分开，非如给事中（门下省之要职，掌驳正政令之违失）之职，则有吏部、兵部主持文、武选，给事中见有违失就校正。中书舍人则有六押（六员，佐宰相判案，分押六司署）；至于宰相，天下之事都应共同议政。若各有所主，这是有司之职，非宰相之权。”
　　德宗李适见李泌不赞同分工主事之法，而且说得很有道理，德宗李适对这位辅佐李唐王朝已经三代的老臣莫可奈何，只好歉然笑道：“朕适才失辞，语言不当，卿之所言是对的。”
　　李泌反对张延赏大减省州、县官的行政措施，请求德宗李适恢复被减下来的州、县官吏。德宗李适大惑不解问道：“朝廷设置官吏以为治理人的，如今户口减于承平（即太平）之时三分之二，而吏员更增加，可以么？”
　　李泌胸有成竹，早料到德宗必然会有此一问，遂答道：“户口虽减，而事情多于承平日且十倍，官吏能不增加么？况且所减皆有专职，而冗官却不减，此做所以不妥当。至德（肃宗时）以来，设置额外官，相当于正官三分之一，若计其在官之日叙资然后随所减员而停官，加上文武两选授以正员官，与其元所居官同类者，如此，则不惟不怨，兼使之欢喜。”
　　李泌还请求凡诸王未出閤（官署）的，不除名府官。李泌的这项行政措施，较为灵活，实际上是一种权宜之法，他所谓的“冗官不减”，其实是请求德宗李适对这些人减而不除官名，补发给一些钱做为安慰，而且钱数按在官的时日计算，一次性了结。也就是说对减去仍有用的官吏，可官复原职，对冗官不除名，却今后不发俸禄了。德宗李适觉得此法比较稳妥，就同意了李泌的建议，不久下诏，使“先所减官，并复故”职。”
　　张延赏在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时，与东川节度使李叔明有矛盾，而张延赏为人睚眦必报，心态极不正常。昔年在德宗李适自奉天幸山南入骆谷时，天空一直下着雨，道涂险滑，身边的卫士多逃亡或归顺了叛首朱泚，而李叔明之子李异及郭子仪之子郭曙，令狐彰之子令狐建等六人，恐怕有好险之人“危乘舆”（危害皇上），相互“啮臂为盟”，用裹腿布缠膝至足，又穿上带有铁钉的皮革，抓住德宗李适所乘马的笼头，一步步保驾至梁州，不让别人接近，只由他们六人轮换护卫。后来，德宗李适还驾京师长安，将李昇等六人都封为禁卫将军，“宠遇甚厚”。张延赏发现李昇经常出入部国大长公主的府第。郜国大长公主是肃宗的女儿，初嫁裴徽，又嫁萧升。萧升病逝后，郜国大长公主与彭州司马李万发生关系，经常同居。而蜀州别驾萧鼎、澧阳令韦浑、禁卫将军李异“皆私侍主家”。于是，张延赏秘密向德宗李适只告发李昇之事。德宗李适召见李泌商议此事，欲对李昇加以严惩。德宗李适向李
　　泌说道：
　　“郜国已老，昇年少，为何如此往来？必然有原故，卿应察之。”
　　德宗李适还没有往男女私情上想，他考虑可能有不可告人的政治企图，故而神情很严肃，同时也很烦燥，因为部国大长公主不仅是他的亲姑母，还是萧妃的母亲，处治起来还有所顾忌。李泌闻言微微一惊，沉吟片刻，肃容
　　道：
　　“此必有人欲动摇东宫（指皇太子，因居东宫，故可代称之）。谁为陛下言之？”
　　德宗李适不愿直说，遂答道：“卿勿多问，但为朕察之。”
　　李泌又沉吟片刻，抬起头注视着德宗李适，缓缓说道：“此人必是张延赏。”
　　李泌能一下子猜测到是张延赏，并不是靠什么神机妙算，而是靠他在数十年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在屡遭政敌迫害中，在丰富的知识海洋中，逐渐培养起来的稹密观察力、深刻分析力和极其敏锐的直觉，判断出来的。首先，他了解李叔明、李昇父子的历史、经历，尤其是深知张延赏的为人、品性和一贯行事的方法。其二是郜国大长公主身份极为重要，一般大臣纵使发现什么也不敢公然议论，尤其是不敢上奏德宗，因为她是皇太子宣王李诵萧妃的母亲，是皇太子的岳母，而皇太子是嗣君，未来的皇帝，弄不好不仅会有杀身之祸，而且会诛连家族的，谁敢往刀口上碰。其三能将此事密奏德宗李适，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做到的，只有皇帝身边的重臣才有可能，李晟、马燧、柳浑、浑瑊等人不会去干此种事，而睚眦必报的张延赏是不会放过任何机会攻击怨敌的，且从不计手段。
　　德宗李适见此事被李泌一下子猜中，不禁一怔，并好奇追问道：“卿何以知之？”
　　李泌就将张延赏与李异父亲李叔明之间的矛盾，详细地禀告德宗李适，
　　并且说：
　　“异承皇上恩顾，主管禁兵，延赏无法中伤，而郜国乃太子萧妃之母，故欲以此陷害。”
　　德宗李适见李泌不仅猜中，而且分析得有道理，很深刻，遂笑道：“是这样的。”
　　李泌请“除异他官”，不要再让他任宿卫之职，以远避嫌。德宗李适觉得这样安排比较妥当，不久即迁李异为太子詹事，不让他再主管禁卫军了。
　　此事处理后，可能郜国大长公主和李昇等人，有所收敛，所以一时相安无事，但时间一长，事过境迁，便又故态复萌了。而且渐渐为朝中不少大臣知道，并传至德宗李适的耳边。这一次传言的不再是张延赏，而是德宗李适的宗族、亲戚们。主要原因是郜国大长公主，一者是本身位尊为正一品爵禄，二是女儿为太子妃，德宗李适一直待她恩礼甚厚，她便凌驾于宗族、亲戚之上，对别人傲慢不恭，引起这些人的不满和忌恨。所以，这些宗戚便伺机向德宗李适告发了她的罪行。德宗李适这次十分震怒的原因，不只是因为她“淫乱”，在生活上“不谨”，更主要的是她还搞“厌祷”，即一种损伤别人的迷信活动。
　　德宗李适愤怒，将部国大长公主幽禁于宫中，并狠狠地责问皇太子李诵，李诵因不知实情，又见事态如此严重，不知如何对答，在心急之下，只好向父皇李适请求，允许他与萧妃离婚了。
　　德宗李适为郜国大长公主事，再次召见了李泌，并想废皇太子李诵，立舒王谊为嗣君。德宗李适告诉李泌道：“舒王近已长立，孝友温仁。”
　　舒王谊，初名李谟，是代宗李豫的儿子昭靖太子逸之子，李邈是代宗李豫的崔妃所生，德宗李适则是睿真皇后所生。李逸与李适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李邈在宝应元年封郑王，先任平卢淄青大使，大历初代皇太子为天下兵马元帅，大历八年去世，谥昭靖太子。舒王谊即昭靖太子之子。德宗李适在大历年间，奉代宗李豫之命，取昭靖太子子李谊为第一子。李谊，在“诸王最长，帝欲试以事，故拜泾原节度大使”。在李希烈叛唐室时，李勉招讨不胜，奔宋州时，德宗李适封李谊为扬州大都督、荆襄江西沔鄂节度使，诸军行营兵马都元帅。在径原兵反，李谊随德宗李适至奉天，朱泚攻城，李谊“昼夜传劳诸军不解带”，（34）是位精明能干的王子。但因为不是德宗李适的亲生子，李泌就表示反对，并且明确他说：“何至于这样！陛下惟有一子（35），奈何一旦疑之，欲废而立侄，岂不是失计么？”
　　德宗李适发现李泌对皇室中情况竞如此清楚，不禁勃然发怒道：“卿何得离间别人父子关系！谁告诉卿舒王是朕侄儿？”
　　李泌知德宗李适以为他窥皇帝隐私，触犯大忌，故而大怒，遂含笑道：“此语乃是陛下自言之。大历初年，陛下语臣‘今日得数子’。臣请问其原固，陛下言‘昭靖诸子，主上令吾子之。’今陛下所生之子犹且疑之，何有于侄？！舒王虽孝，自今陛下应努力，勿复望其孝！”
　　李泌认为父子之情属于天性，这是别人无法取代的，故推而谈及人情之利害极处，以此来感动德宗李适，使其放弃废皇太子李诵之念。但一时之间，德宗李适怒火未息，遂出恐嚇之语道：“卿难道不爱惜家族么？”
　　言下之意是说，不怕我在盛怒之下会杀了你全家么。李泌见德宗李适翻脸之间竟出此凶狠之语，心为之一寒，苦笑道：“臣正因为爱家族，故而不敢不尽言。若臣畏惧陛下盛怒，而委曲从之，陛下明日悔之，必怨恨臣云：“吾独任汝为宰相，不力谏，使事情至于此；必复杀汝子。’臣老了，余年不足惜，若冤杀臣子，使臣以侄儿为后嗣，臣不知能否得其祭祀、神享！”
　　言讫，李泌“呜咽流涕”，又以自己的真情流露来感动德宗李适，使其回心转意。德宗李适在李泌言之以理，动之以情，又老泪滂沦的力谏之下，心开始回转，但又因有些话说过了头，也有些为难，遂眼含热泪道：“事已如此，使朕如何去做才行？”
　　李泌估计德宗李适在盛怒之下，不仅对太子李诵斥责过了头，还可能对舒王李谊有过某种许诺或暗示，骑虎难下了，便肃容道：“此等大事，愿陛下慎重考虑。臣方才已说陛下圣德，当使海外蛮夷皆感戴之如父母，岂能自己有子而疑之至此！臣今尽言之，不敢避忌讳。自古以来，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国覆家的。陛下记得昔日在彭原，建宁王倓因何故而被诛之事么？”
　　德宗李适闻言悚然一惊，然后神色有些黯然，感喟道：“建宁叔实在太冤，肃宗性急，谗诬之人太甚了！”
　　李泌谈及建宁王淡，往事在脑海中一幕幕浮现，神色极为感伤，长叹道：“臣昔日因为建宁之缘故，所以坚决辞官，发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复为陛下宰相，又睹兹事。臣在彭原，承皇恩无比，竟不敢言建宁之冤情，及至临辞朝时才言之，肃宗听罢亦悔而位下。先帝（指代宗李豫）自建宁之死，常怀危惧，臣亦为先帝诵《黄台瓜辞》以防谗构之端。”
　　李泌所谈诵《黄台瓜辞》事，即临辞朝隐退山林时，向肃宗李亨念此诗，劝他勿听谗言，再冤杀诸王，尤其是要保护当时的皇太子李豫，即德宗李适的父亲。李泌既叙往事以谏今事，也表示自己有保全先帝李豫之功，才使李适今日能坐上皇位。德宗李适知李泌有大功于他祖父、父亲及自己三代，对适才发怒及恐嚇之语觉得不妥，“意色稍解”，问道：“贞观、开元皆易换太子，何故不亡？”
　　李泌含笑道：
　　“臣方才正欲言之。昔日承乾屡尝监国，托附的人甚多，东宫甲士甚多，与宰相侯君集谋反，事情发觉，太宗李世民使其舅父长孙无忌与朝臣数十人审问；事状显白，然后召集百官而商议处理方案。当时言者犹云：“愿陛下不失为慈父，使太子得终天年。’太宗从之，并废魏王泰（35）。陛下既知肃宗性急，以建宁王倓为冤，臣不胜庆幸之至。愿陛下戒覆车之失，从容三日，仔细追察其端绪而思考，陛下必然释然，知太子没有别的企图。若果然有其不轨之迹，当召集大臣知义理者二十人与臣共同审问其左右，必然有实状，愿陛下如贞观之法行之，并废舒王谊而立皇孙，则百代之后，有天下者仍然是陛下之子孙。至于开元之末，武惠妃谮太子瑛兄弟杀之（37），海内冤愤，此乃百代所当戒鉴，又怎么可以为法呢？且陛下昔日尝令太子见臣于蓬莱池，观其容表，并非蜂目豺声商臣（38）之相貌，正恐失之于柔弱、仁慈。又，太子自贞元以来，常居住在少阳院（大明宫中有少阳院，在浴堂殿东，温室殿西南），在陛下寝殿之侧（浴堂殿），未尝接见外人，干预外事，怎么会有异谋呢！彼谗陷人者巧诈百端，虽有手书如晋憋怀（39），衷甲如太子瑛，犹未可信，况且只以妻母有罪为其所累？幸亏陛言语臣，臣敢以家族性命保太子必不知其谋。假使杨素（40）、许敬宗（41）、李林甫之徒承接此旨，早已投靠舒王企图定策立大功了！”德宗李适不解其意，甚至有些疑惑，遂问道：“此乃朕之家事，于卿有何关系，而如此力争？”
　　李泌可能早料到德宗李适会有此一问，肃容答道：“天子以四海为家。臣今独任宰相之重位，四海之内，一物失所，责任归于臣。况且坐视太子冤横而不申辩，臣罪过就太大了！”
　　德宗李适似有所悟，但一时在面子上转不过弯来，苦笑道：“为卿迁延至明日仔细思考此事。”
　　李泌抽出朝笏，叩头而泣道：“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了！然而陛下还宫，应当自己审思，勿流露此意于左右；露之，就会有人欲树功于舒王，太子危险了！”
　　德宗李适肃容道：
　　“朕深明卿之意。”
　　李泌辞别了德宗李适，出了宫门，乘轿回到府中，召集其子弟，叹道：“吾本不乐易富贵，而命与愿违，如今恐怕会连累你们了！”
　　此事虽秘密，但李泌的言行仍泄出，传入皇太子李诵耳中，太子李诵非常感激，遣人悄悄至李泌府邪，代太子李诵向李泌转答谢意道：“若必不可救护，欲先自饮毒药而死，何如？”
　　李泌为皇太子出谋划策，并请来使转告太子李诵道：“必然无此忧虑。愿太子起敬起孝，定然无事。假使泌身不存，此事就不可知了。”
　　李泌言下之意是，因为有他救护，只要太子李诵今后事事小心谨慎，对皇上起敬起孝，就会相安无事。假使没有他从中努力斡旋，而皇上询问的是别人，情况就难以猜测了。李泌确实在救护太子李诵上立有大功，所以《新
　　唐书·顺宗本纪》云：
　　“郜国公主以蛊事得罪，太子妃，其女也，德宗疑之，几废者屡矣，赖李泌保护，乃免。”
　　而李泌请使者转告皇太子李诵的一番话，除告戒、出策、安慰之外，也有自我表功的一面，这说明李泌虽时时有隐退之心，也时时有欲树功之心。他的内心，他的行动，往往处于复杂的矛盾之中，而他本人也正是矛盾复杂的历史人物。
　　事过隔了一日，德宗李适开延英殿，独自召见李泌。唐代有一种特殊制度，皇帝在大内中有公事需要商量，就降宣头付閤门开延英殿，閤门翻宣申中书省，并膀正衙门。如果中书省有公事敷奏，即召宰臣入膀子，奏请开延英殿，然后由宰臣入内赴对。德宗李适为了与李泌之间秘密谈话，不想让其他朝臣知晓，所以开延英殿独召李泌入见。德宗李适见李泌被太监引入延英殿后，他从坐位上起来，缓步走近李泌的身旁，不让他行君臣大礼，并“流泪阑干”地抚摸着李泌的肩背，非常激动，非常感伤地说：“若非卿恳切陈言，朕今日就后悔无及了！皆如卿所言，太子仁孝，实在没有别的企图。自今之后，军国及朕家事，皆当与卿商量了。”
　　李泌知德宗李适已决定不废太子李诵了，一颗悬着的心才完全放下来。
　　但他又深知德宗为人素好猜忌大臣，对自己亲生儿子太子李诵翻脸之间还如此，何况自己。为了避嫌，免使自己和太子李诵惹来新的麻烦，他遽然决定申请辞职。李泌先向德宗李适拜谢、祝贺，然后奏请道：“陛下圣明，明察太子无罪，臣报国之事已完毕了。臣前日惊悸亡魂，不可以复用，愿乞骸骨。”
　　德宗李适闻言一惊，望着伏在殿内须发均已花白的老臣，思绪万端。在他的眼前又浮现祖父肃宗李亨、父亲代宗李豫的身影，他想到了李泌为他们祖孙三代人立下的功业，不禁又流下了热泪，遂情不自禁地泣语道：“朕父子多亏卿之力得以周全，正想委托子孙，使卿代代富贵以报德，为何出此言呢？！”
　　由于德宗李适出于一片真诚，坚决不允许李泌辞去宰相之职，所以只好暂罢。但经过此事之后，李泌准备辞官的心思却越来越浓烈了，而且数十年为皇室操劳，还屡遭排挤，几次贬出京城，有时为了避祸，还需看别人脸色行事，这种谨小慎微、知荣守辱的生活实在太累了，使他心神俱惫，而且近来他身体也不大好，在许多方面呈现出衰老之状，他想要休息一段时间，过着轻松愉快的生活，然后离开人间，因为他预感到属于他的时间，可能并不多了。
　　德宗李适接受李泌的建议，只重处了彭州司马李万，诏以“李万不知避宗，宜杖死”，将蜀州别驾萧鼎、澧阳令韦恽、太子詹事李异流放岭南，郜国公主所生五子囚禁于端州、房州、锦州。
　　这件事过后不久，可能有些朝臣忌恨李泌得到德宗李适宠信、敬重，遂用重金收买了布衣张子路，给德宗李适上书，揭发李泌在德、行上的缺欠。
　　德宗李适为了报答李泌保全其父子感情之德，立即下令将布衣张子路处死。
　　事后，德宗李适才将此事告诉李泌，并一再表示道：“朕皆得其诬妄之语。且云卿‘受严震狮子百枚，计价二万贯’。朕猜测必定是沙糖狮子。山南地贫，何处能有如此多金子。又，人家用一百个金狮子作何物？试使人悄悄去勘验，送沙糖使者还在城内。卿避嫌疑，诸道寄茶及口味，悉皆拆开将入此，贼遂敢诬罔，故处置之。”
　　德宗李适处决了布衣张子路，并将全部情况合盘托出，告诉李泌，既表明对李泌的信任，也说明君臣之间没有任何猜疑。李泌听了很受感动，不好意思再提出辞职申奏了。
　　由于吐蕃不断扰乱边境，唐室割振武郡内绥、银二州，以右羽林将军韩潭为夏、绥、银节度使，率神策军将士五千、朔方、河东将士三千镇守夏州。
　　当时关东防秋兵大集，国库内储粮不充足，不能维持较长的时间。李泌发现这种情况，急忙上奏道：“自变两税法（指改租庸调制为两税法）以来，藩镇、州、县多违法聚敛财物。继以朱泚之乱，争榷率、征罚以为军需资用，点募自防（42）。朱泚既已平定，自惧违法，匿不敢言。请遣使以诏旨，赦免其罪，但令其革正，其中不违法留以应本道节度、观察使征调，留以给本州经用之外，都应输送至京师。其官典逋负，可征者，征之；难征者释之，以示宽大。敢有隐没者，重设告赏之格，告者依格受赏，而隐没者严惩不贷。”
　　德宗李适正为国库缺乏而忧心忡忡，闻李泌上奏之事，正可济国家之困，不由喜形于色，忙道：“卿策甚长，然而立法太宽，恐怕所得无几？”
　　李泌知德宗李适被钱、粮所困多年，深知理财之重要，想要多求索，但这种事紧切不得，而且应有一定尺度，遂笑道：“兹事臣本熟思之，宽则获多而速，急则获少而迟。大概是因为宽就会使人喜于免罪而愿意交出来，急就会令人争先恐后隐蔽、藏匿，如果不推鞫（审办）不能得其实际情况，财物不足以济今日之急需，反而使之落入奸吏之手了。”
　　德宗李适觉得李泌分析得深刻，连连颔首笑道：“好！”德宗李适当即让李泌代他写了诏旨，公布于天下，并决定委任度支员外郎元友直为河南、江、淮南句勘两税钱帛使，专门负责此项政策的施行。因为李泌久在官场，熟知官吏的心思，所以他所制定的政策针对这些人的实际情况，复杂心理及种种顾虑，软中有硬，宽以济猛，使较多的官吏能够接受，因此较快收到了一定的效果，解决了李唐王朝“国用不充”之急困。
　　河、陇之地陷没于吐蕃很久了，自唐玄宗李隆基天宝年间以来，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长安居住的，因为归路既绝，人马应用都仰给于鸿胪（官署鸿胪寺，大鸿胪一官职掌为朝祭礼仪之赞导），礼宾委托府、县供应，于度支（度支尚书领度支、金部、仓部等曹，掌管财政收支）。审核价格，使“长安市肆不胜其弊”。李泌久居长安，又经过仔细调查、研究，发现安西、北庭及西域使人留居京师长安城内，最久的竟有四十余年，都有了妻室、儿女，购买了田地、宅院，有的还放高利贷，或举贷以取倍利，或以物质钱，计月而取高利，因此他们安居在城内，不愿回到自己的家乡。李泌下令检查、搜求凡是安西、北庭及西域等四夷之客，有田地、住宅的人，就停止其供给。
　　经过多方调查、搜寻，发现有四千人，可以“停其给”。这些人不满意如此处理，皆至相府去申诉。李泌召集了这些诉讼者的代表，郑重地对他们说道：“此皆从来宰相之过错，岂有外国朝贡使者，留在京师数十年不任凭其归国呢！今当借道于回纥，或自海道各遣其归国。有不愿归者，当于鸿胪寺自述理由，授以职位，给俸禄为唐臣。人生当乘时展用，岂可终身客死他乡？！”
　　李泌这番话说得极有水平，也极厉害。从表面上看，他代表唐室对过去的做法加以自责、道歉，欢送这些留唐的四夷客人归国，说得合情合理，令人无法挑剔。但实际上是明知这些人不愿去而故意欢送之，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不愿离开长安归国，责任就不在唐室，而在他们自己。他们被迫自陈理由请唐室宽容他们继续留下来，这样性质就不同于以前了，他们不再是四夷使人，而是自愿留下的移民，唐室也就无需特别优待了，他们自动放弃了先前的种种特权。
　　李泌这一手果然立即生效，留居在长安的四夷之客，“无一人愿归者”，都情愿接受唐室的这项新政策。于是，李泌将这些四夷之客，分别隶属左右神策两军，凡是此中身份为王子、使者的，就封为唐室的散兵马使、押牙等官职，其余的都为兵卒。因为在留居京师的客人中，具有王子、使者身份的人，没有几人，所以享受唐室俸禄的人绝少，而绝大多数就成为左右神策军中的兵士，使“禁旅益壮”，增加了兵源。这样，鸿胪寺供给四夷客人应需的“才十余人”，每年仅这一项就省去国家开支“钱五十万缗”，京师长安城内的人得知后都非常拥护这项新的措施。
　　唐室虽然平定了李怀光、朱泚、李希烈等人的叛乱，国势稍强，使原先一直不安分的田绪、李纳、王武俊等人，也不敢公然反唐了，使国家政权、局势出现了相对的稳定，但是外患并未解除，尤其是吐蕃不断入侵、扰边境，给唐室带来新的灾难，而且使一些不安分的藩镇对唐室中央权力阳奉阴违，持观望态度。由于战乱未息，德宗李适就府兵制事与李泌商议，想恢复这项国策。李泌经过深思熟虑，而且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他认为：“今岁征关东戍卒守卫京西有十七万人，计每年食粟二百四十万斛。如今每斗粟值百五十，为钱三百六万缗。国家近来遭饥乱，经费不充足，就使有钱，亦无粟可籴（买），未暇议恢复府兵之事。”
　　德宗李适闻言眉头微剔，追问道：“然而此事怎么办？亟减戍卒任其归之，何如？”
　　李泌见德宗李适如此性急，又无长策，含笑道：“陛下用臣之言，可以不减戍卒，不扰百姓，粮食皆足，粟麦日益降价，府兵制亦可恢复。”
　　德宗李适见李泌说得如此轻松，仿佛胜卷在握，深知这位老臣谋略过人，从不失言，遂心情渐舒，笑道：“假若能如此，何为不用！”
　　李泌抬头看了德宗一眼，察其神色变化，然后从容答道：“此事必须急为之，过旬日（十日）就来不及了。如今吐蕃久居原、会之间，以牛运粮，粮食尽了，牛就无所用。请发积于库藏年深以致脆恶的丝绸，撮成线结，染为彩缬，拿它至党项人集市去换物。每头牛不过二、三匹，计十八万匹彩缬，可换六万余头牛。又命诸冶铸农器，籴（买）麦种，分别赐予沿边军镇，召募戍卒，给他农器和耕牛，令其耕荒田而种之，约以明年麦熟加倍偿其种子，其余根据时价五分增一，由官府收购。来春种禾亦如之。关中土地肥沃而久荒芜，所收获必很丰厚。戍卒获利，耕者渐多。边地居住的人很少，军士月食官粮，粟麦无所出售，其价必然很低，名为增值，实际上比今年的价格减多了。”
　　德宗李适认为这个办法可行，而且会解决大量军粮，连连称“善”。当即就下旨，命令沿边军镇施行。李泌的这一建议，一举两得，确实有积极作用，而且他想得很长远、很精细，“名为增价”，而实际上很苛刻算计戍卒，心术不正。这充分暴露了封建社会所谓清官、贤臣爱民的阶级本质。
　　李泌见德宗李适的情绪比较好，遂又奏道：“边地官吏较缺，请召募人以入粟多少来补官，可以满足今岁之粮。”
　　德宗李适屡逢粮食困乏之苦，因此对凡能弄粮者，特别信任，特别好感，韩滉之所以拜相、受宠，正因为他善于此道。入粟补官决非正路，但在特殊的情况下，做为一种权宜之计尚可，不过仍有副作用。德宗李适鉴于国家之急需赞同李泌的这项特别政策。德宗李适又问李泌道：“卿言府兵亦集，究竟如何？”
　　李泌笑了笑，缓缓答道：“戍卒因屯田致富，就会安心在这居住，不复思归。
　　旧制：戍卒三年而替换，及日期将满，下令有自愿留者，即以所开垦的田地为永业。
　　家人愿来者，本贯给长牒，所过郡县续食以至戍所。据应募人数，移报本道，河朔诸帅得免更代戍兵之麻烦，亦闻之高兴。不过数番，戍卒就成为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治理，这是变关中之疲弊为富强之策。”
　　德宗李适闻罢，喜形于色，拍案赞叹道：“如此方法，天下复无事了。”
　　其实，李泌所谓恢复府兵之策，是需要较长时间的，以积渐而自然完成，同时还必须以边地安宁为先决条件，德宗李适听罢即认为天下复无事，仅只欢喜此言可听，而没有深察这样事完成是需要很长时间的，需要很多因素的。
　　故而，李泌又告诉德宗李适：“未能无事。臣能不用中国兵使吐蕃自困。”
　　德宗李适疑惑地望着李泌，问道：“将出何计？”
　　李泌沉吟片刻，看了看德宗李适，然后叹道：“臣未敢言之，等到麦禾之事有效，然后才可商议。”
　　德宗李适一再追问，李泌连连摇头，仍不肯说出来。德宗虽然性急，好发脾气，但对这位曾是他祖父、父亲布衣之交的老臣，曾是自己修习文学老师的老臣，却莫可奈何。最后，德宗李适朝李泌苦笑着，默无一语，李泌告辞离开了延英殿。
　　其实，李泌想要出的计谋是与回纥、大食、云南诸国结交，共同图谋吐蕃，令吐蕃所需防备的地方增多，这样就兵力分散，自陷入困境。但是，李泌深知德宗李适素恨回纥，恐怕遽闻之不悦，连屯田之议也不能施行，所以暂时不肯说出，怕无益而碍事，准备在时机成熟时再提出此策。
　　不久，募兵屯田的政策传达到全国各地，尤其是沿边军镇。戍卒纷纷应募，愿意开荒耕田的人数竟达到“什五六”之多。
　　在德宗李适贞元三年（787）七月，左仆射、同平章事张延赏病故，李泌去掉了一位政敌，更大权独揽，指挥一切。镇国节度使骆元光因功，德宗李适赐姓李元谅。
　　八月，吐蕃帅羌、浑之众兵犯陇州，连营数十里，京师长安震恐。李泌与德宗李适急忙商议，派遣神策将石季章守卫武功县，决胜军使唐良臣屯兵百里城拒敌。吐蕃大掠汧阳、吴山、华亭等地，残杀良民。吐蕃之众又去围攻陇州，刺史韩清沔与神策副将苏太平，夜袭吐蕃，“却之”，使紧张的局势才稍稍稳定下来。
　　这时，回纥合骨咄禄可汗不仅屡次求和，并且“请婚”，德宗李适因怀旧恨“未之许”。适逢边将上奏，急缺马匹，朝廷又无力供给。李泌见到奏章后，立即入宫去见德宗李适，商议解决军备之需。德宗李适看罢奏章后，愁眉紧锁，半晌无语。李泌见时机较为成熟，便奏道：“陛下诚用臣策，数年之后，马匹之价格会贱于今日十倍。”
　　德宗李适一怔，忙问道：“为何缘故？”
　　李泌神秘地朝德宗李适微微一笑，然后郑重地说道：“愿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己徇人，为社稷大计着想，臣才敢言此事。”
　　德宗李适从李泌的言语、神态，忽又想到不久前议论府兵时的固执不肯说之事，估计可能会触及自己的忌讳，所以才吐吞不言。德宗李适想到这些，
　　坦诚道：
　　“卿何必自疑若此呢？”
　　李泌沉吟了片刻，神色越来越严肃，缓缓说道：“臣愿陛下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古印度），倘能如此，就会使吐蕃自陷困境，马亦易致了。”
　　德宗李适闻言神色微变，从位子上站起，在殿内徘徊，良久道：“三国（指云南、大食、天竺）当如卿言，至于回纥则不可与和！”
　　这表明德宗对陕州之辱，耿耿于怀，仍极恨回纥。此事发生在唐肃宗宝应元年（762）：当时德宗李适为皇子奉节王兼天下兵马元帅。代宗李豫遣使刘清潭与回纥修旧好，并以仆固怀恩女嫁给毗伽阙可汗（亦作牟羽可汗）之子登里，为登里可敦。这时，李适已改封为雍王，率军至陕州，回纥可汗出兵助唐，屯军陕州之河北。雍王李适与僚属、随从数十人骑马入回纥营“往见之”，可汗责备雍王适不拜舞，回纥将军车鼻无礼说道：“唐天子与可汗约为兄弟，可汗是雍王叔父，为何不拜舞？”
　　随从李适同去的唐臣药子昂以为礼不当，反驳道：“雍王，天子长子，今为元帅，安有中国储君向外国可汗拜舞之礼？况且两宫在殡（指上皇李隆基、先帝李豫刚刚去世还未安葬），不应舞蹈。”
　　由于药子昂、魏琚、韦少华“力争久之”，车鼻在可汗示意之下，将药子昂、魏琚、韦少华、李进各抽了一百皮鞭，以适年少未谙事，“遣归营”。
　　魏琚、韦少华因受伤过重“一夕而死”。（43）在《建中实录》中说“上（指德宗李适）坚立不屈”，恐怕是史官虚美之辞，当时一定也受到屈辱，不然不会恨之甚深，一直想报复，以致才会与吐蕃会盟受骗。德宗李适之所以同意与吐蕃和解，实际上是想与之共图回纥，以雪陕州之耻。
　　李泌与代宗李豫关系甚好，彼此推诚相待，对德宗李适陕州之辱，知之甚深，但事关国家大计，不得不犯颜再奏：“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此事。但为今日之计，当以回纥为先，三国倒可以差缓（稍缓）。”
　　德宗不悦道：
　　“唯有回纥之事，卿勿言。”李泌知事已至此，不能退缩，否则永无解决之日，遂知难而进，仍谏言道：“臣备位宰相，事有可否在于陛下决断，何至于不许臣言之！”
　　德宗神色稍霁，叹道：“朕于卿言皆听之，至于回纥，应待子孙去思虑；于朕之时，固然不可！”
　　李泌直言回道：
　　“岂非为陕州之耻么？”
　　德宗李适慨然答道：
　　“正是。韦少华等人因为朕之故受辱而死，朕岂能忘之！适逢国家多难，未暇报仇，和则决不可。卿勿再言之！”
　　李泌长叹一声，语音渐重，陈述道：“害少华者乃牟羽可汗。陛下即位，举兵寇，未出其境，今合骨咄禄可汗杀之。然则今之可汗是有功于陛下，应受封赏，又有何恩怨呢？！其后张光晟杀突董等九百余人（44），合骨咄禄竟不敢杀朝廷使者（46），由此则知合骨咄禄本无罪了。”
　　德宗李适无可奈何地摊开双手，苦笑道：“卿以与回纥和好为是，则朕仍然反对，你看如何是好？”
　　李泌闻言从坐椅上缓缓站起，神色十分严肃，躬身道：“臣为社稷而言，若能苟合取容，何以见肃宗、代宗于天上！”
　　德宗李适悚然一惊，深情地望着站在自己面前，须发花白的固执老臣，油然起敬，慰安道：“此事容朕慢慢思思。”
　　君臣二人虽观点仍未统一，但经过这一番谈话心意还是相通的，德宗李适被李泌报国之情所感动，心意有些动摇了。
　　自此之后，李泌又先后上奏章“十五余对”，每次都论及回纥之事，德宗李适仍未允许。最后，李泌请求在延英殿面见德宗李适，郑重上奏道：“陛下既然不许回纥和亲，愿赐臣骸骨，辞去相位。”
　　德宗李适和颜悦色笑道：
　　“朕并非拒谏，只是想与卿较理，何至于遽尔欲离开朕呢？！”
　　李泌肃容道：
　　“陛下允许为臣之言，此本是天下之福也。”
　　德宗李适在理智上能够赞同李泌的重大建议，但在感情上，在面子上还一时转不过弯来，遂很为难地答复道：“朕可以不惜屈己与之和好，但不能对不起少华等人。”
　　李泌却不以为然地反驳道：
　　“以臣观之，少华辈有负于陛下，并非陛下负之。”
　　德宗李适茫然不解，追问其原故，李泌陈述道：“昔日回纥叶护可汗将兵助讨安庆绪，肃宗只令臣宴会慰劳之于元帅府，先帝未尝见之。叶护一再邀臣至其军营，肃宗犹不许。及大军将发，先帝始与之相见。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戎狄有豺狼之心，举兵入中国之腹地，不得不谨慎防范。陛下在陕，富于春秋，少华辈不能深虑，以万乘之子（47）径至其营，又不事先与之商议相见礼仪，使彼得以肆其桀骜（凶暴不轨），岂不是少华辈有负于陛下么？死不足偿责。且香积之捷（47），叶护欲引兵入长安，先帝（指代宗李豫）亲拜之于马前以止之，叶护遂不敢入城。当时观者十万余人，皆叹息曰：“广平王真华、夷主也！’然则先帝所屈者少，所申者多了。叶护乃牟羽之叔父。弁羽身为可汗，举全国之兵赴中原之难，故其志气骄矜，敢责礼于陛下；陛下天资神武，不为之所屈。当是之时，臣不敢言其他，倘若可汗留陛下于营中，欢饮十日，天下闻之岂能不寒心？！而天威所临，豺狼驯扰（从善、温顺），可汗母亲捧陛下于貂裘，叱退左右，亲自送陛下乘马而归营。陛下以香积寺之事观之，那末屈已为是？还是不屈为对？陛下屈于弁羽么？弁羽屈于陛下么？”
　　李泌胸有成竹，以肃宗、代宗、德宗三朝与回纥发生的历史事实，加以分析、引申，开导德宗李适重新认识陕州之辱，并劝他能象其父亲代宗李豫那样“所屈者少，所申者多”，不从个人恩怨出发，而以国家社稷为重，以天下百姓为重，与回纥重修旧好，共同对付目前主要的敌人吐蕃，保障边境的安全。
　　德宗李适在雄辩的事实面前，已无力反驳，但仍觉面子上稍有些过不去，就想找个台阶下，遂向在身边议事的两位宰相李晟、马燧问道：“故旧不宜相逢。朕素来怨恨回纥，今闻泌言香积之事，朕自觉少理，卿二人以为何如？”
　　李晟、马燧本是李泌事先说通，并请来帮助劝说德宗李适的，闻言一齐
　　躬身道：
　　“果如泌所言，则回纥之过，似可以宽恕。”
　　德宗李适见李晟、马燧这样德高望重的老将，也赞同李泌与回纥修好之策，遂苦笑道：“卿二人又不与朕之见相同，朕当奈何！”
　　李泌知德宗李适已赞同自己的建议，便进一步说道：“臣以为回纥不足怨，向来宰相才可怨。今回纥可汗杀了牟羽，其国人有再复京城之功勋（48），今回纥可汗有何罪？！吐蕃幸中国之灾，攻陷河、陇数千里之地，又引兵入京城，使先帝蒙尘于陕（49），此乃必报之仇，况其赞普尚存，宰相不为陛下特别言此事，乃欲和吐蕃以攻回纥，此为可怨。”
　　德宗李适同意与回纥修旧好，但鉴于当时情况，似乎又有所顾虑，便问
　　道：
　　“朕与之为怨已久，又闻吐蕃劫盟，今遣使与之和好，得无复拒我，反为夷狄所耻笑？”
　　李泌觉得德宗李适所虑，也不无道理，遂解释道：“不然。臣昔日在彭原，今可汗为胡禄都督，与今国相白婆帝，皆随从叶护可汗而来，臣待之颇为亲厚，故闻臣为相而求和，安能复相拒呢！臣今请以书与之约：称臣，为陛下子，每使来不超过二百人，印马（回纥以马与中国为互市，中国以印印之）不超过千匹，不得携中国人及胡商出塞。五者皆能如约，主上就必定允许和亲。如此之做法，威加北荒，吐蕃旁惧，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了。”
　　但是，德宗李适还不放心，又问道：“自至德（肃宗初年）以来，与回纥约为兄弟之国，今一旦欲臣之，彼安肯和好？”
　　李泌见德宗李适仍不放心，尤其是怕回纥有藐视唐室之意，便又解释道：“彼思与中国和亲很久了，其可汗、国相素来信臣言，倘若其未谐，只应再发一书信即可。”
　　德宗李适见李泌说得如此有把握，他顿时增加了信心，因为他素服李泌料事之准确，有大谋，知此举不仅不会丢面子，还能“威加北荒”，使吐蕃在旁恐惧而失气，再加之李晟、马燧也赞成此策，遂决定下来。
　　其实，回纥与吐蕃不同，自代宗李豫大历十一年（776）至德宗李适贞元三年（787），十余年间从未引兵入犯唐境，而且一直有信使往来，甚至在张光晟杀突董等九百余人后，合骨咄禄可汗也未杀唐使，未公然反目，可以说与唐朝是比较友好的。德宗李适心怀旧恨，虽内心甚怨回纥，有雪辱之心，而外迹仍羁縻不绝，并未显出敌对之态，只是对回纥请婚一事，他拒绝未许。
　　如今经过李泌反复规谏，才同意和亲。他们君臣在贞元三年八月初刚刚决定下这项国策，适巧在月底回纥合骨咄禄可汗即遣默啜达干（一作“聿支达干”）
　　来长安“贡方物（进贡土产）”，“且请和亲”。德宗李适亲自接见了默吸达干，接受了贡品。李泌代表德宗李适答复了回纥可汗派来的特使默啜达干，唐室同意和亲，但有五项条件，并为此给回纥合骨咄禄可汗及国相白婆帝亲笔写了书信，言明五项条件的具体内容。
　　李泌在相府款待了回纥特使默啜达干一行人，并送其归国。很快回纥合骨咄禄可汗遣使上表称儿、称臣，凡是李泌所与之约订的五事，“一皆听命”。
　　德宗李适在上朝的大殿内，正式接见了来使。事后，他召李泌入内廷，心中甚喜，对李泌赞问道：“回纥为何如此畏卿？”
　　李泌怕德宗李适又犯猜疑病，忙笑笑道：“此乃是陛下之威灵，臣有何力！”
　　德宗李适因与回纥和亲极顺利，又极光彩，遂想立即进行下一步孤立吐蕃的政策，笑问道：“回纥则既已和亲了，所以招云南、大食、天竺奈何？”
　　李泌知德宗李适性急，遇困厄则无主见，遇顺境又好大喜功、刚愎自用，
　　遂为其分析当前的形势和任务：
　　“回纥和，吐蕃则已不敢轻易犯边塞了。次招云南，就是断了吐蕃之右臂。云南自汉代以来臣属于中国（51），杨国忠无故扰之使叛唐，臣于吐蕃（52），苦于吐蕃赋役重，未尝一日不思念复为唐臣。大食在西域最强（53），自葱岭尽西海，地域庶几近半天下，与天竺（古印度）皆慕中国，世代与吐蕃为仇，臣因此知其可招至。”
　　德宗李适听李泌分析得十分有理，流露出欣慰的笑容。
　　在这年九月，德宗李适遣回纥使合阙将军归其国。临行之前德宗李适在麟德殿召见了合阙将军，并令其持咸安公主画图回国就示合骨咄禄可汗，以马价绢五万还赐，允许互市。
　　回纥合骨咄禄可汗见到合阙将军，听其汇报，又看到咸安公主画图后，知唐室许婚，公主又十分俊美，心中甚喜。他派遣其妹骨咄禄毗伽公主及大臣妻，并国相白婆帝、跌都督（ 跌与回纥同出铁勒族而异种）以下，千余人来迎接咸安公主，回纥的新可敦。（54）这些迎亲的回纥上层人物，对咸安公主言辞和礼仪甚恭，并且请唐室送亲特使转告德宗：“昔为兄弟，今为子婿，半子也。若吐蕃为患，子当为父除之！”
　　回纥合骨咄禄可汗为了进一步表明立场，还遣其下属“詈辱吐蕃使者以绝之”。从回纥可汗的言行上看，确实达到了李泌预期的效果，起到了孤立、打击吐蕃的作用。其实回纥之所以要与吐蕃绝决，也是由来已久的。在唐代中叶回纥与吐蕃崛起，成为西域的两大强国，因彼此势力不相上下，都很难征服、消灭对方，而暂时互不交锋，后来吐蕃势力稍强，回纥有危险之感，遂极愿与唐室修旧好，尤其是想和亲，与唐室联手，共同对付吐蕃。如今和亲已成，后援已有，回纥立即胆壮，故一吐多年受吐蕃压抑之气。
　　咸安公主被迎亲人马迎至回纥衙帐后，与回纥合骨咄禄可汗正式成亲。
　　婚后，回纥合骨咄禄可汗遣使李义进至唐朝的京师长安城，他请见德宗皇帝，呈上合骨咄禄可汗的表章，请示德宗李适允许回纥改国名作回鹘，义取回旋轻捷如鹘，表现其雄健、勇猛，有进取精神，德宗李适当即“许之”。（55）
　　就在德宗李适与宰相李泌集中主要力量完成唐室与回纥和亲事时，在京师几乎发生一起大的阴谋叛乱。
　　在京师长安城内，有个叫李软奴的僧人，以幻术、戏法、大言迷惑百姓，甚至上层人物。他自称是李唐王室皇族，见过五岳、四读的山神、水神，说这些神灵已经命他为天子，今后治理天下。他勾结皇帝身边的殿前射生将韩钦绪等人，准备阴谋作乱，占据京师，指挥天下。因为这伙乱党内部发生较大的矛盾，有人自首，告发了此事。李泌闻之急忙入大内，将此事上奏德宗李适，请求示下。德宗李适大怒，下旨命有司立即拘捕这伙乱党，送内侍省鞫审案情。李晟因是宰相之衔，被李泌请入政事堂视事，他闻听京师发生此事后，突然摔倒在地上，伤心地说道：“晟族将被灭了！”
　　李泌闻言吃了一惊，亲自将李晟扶起，问其原故，李晟神色黯然，仰天
　　长叹道：
　　“晟最近屡遭人谤毁，中外家人千余口，倘若有一人在其叛党中，兄亦不能救了。”
　　李泌知李晟所说遭人谤毁事指在年初四月，李晟府内大安园多竹，有人流言蜚语，说“晟伏兵大安亭，谋因仓猝为变。”李晟为免受德宗李适猜疑，立即命人“伐其竹”，才算平息了流言之厄。德宗李适多猜忌，因屡遭藩镇拥兵自立，兵犯京师，而被迫离京避难之苦，故对武臣尤为猜忌，李晟、马燧素为武臣之首，又手握重兵，所以最为其猜忌，并先后受人离间而夺其兵权。李泌为保住二人，曾向德宗谏言，才稳定了君臣之心。如今祸起萧墙，恐又会被小人利用以诬陷他人，泄其私恨，谋其私利，将危害唐室政权的巩固，破坏君臣的团结。遂极力劝慰住李晟、并请入延英殿面奏要事。
　　德宗李适知李泌有机密大事要奏，遂开延英殿单独召见李泌。李泌入殿
　　见德宗李适密奏道：
　　“大狱一起，所受连引者必然很多，外间人情恟惧（惊骇恐惧），请出付御史台推鞫（审讯）。”
　　德宗李适知李泌怕打击面太大，会起不良作用，甚至会酿成大乱，不利于局势的稳定，颇有道理。他经过再三思索，同意李泌的处理办法，用宽以济猛，稳定民心。这样一来，稳定了不少朝臣的心，稳定了不少藩镇的心。
　　邠宁节度使韩游瓌之子韩钦绪，是这次谋乱的重要人物之一，事发后亡命至邠州，韩游瓌出外屯兵长武城，邠宁留后便将韩钦绪械送到京师，请德宗发落。德宗李适因为听从了李泌的建议，并委任李泌主管此事，只腰斩了妖僧李软奴等八人，北军之士坐死者八百余人，而朝廷之臣却无一人受此事牵连。
　　韩游瓌知情后，“委军诣阙（离开自己的军队到朝廷）谢”罪，德宗李适念韩游瓌多年忠于王室，又对平定李怀光，防御和抗击吐蕃入犯，均立有大功，遂遣使“止之”委军入京，并对其“委任如初”。韩游瓌又遣手下军士械送韩钦绪二子（即韩游瓌的孙子）入京，以示大义灭亲，德宗李适为安慰韩游瓌之心，下旨特赦了钦绪二子。
　　李泌经过一番调查、研究，知李软奴的党羽还有一些仍在北军中，有些还没有发现，恐怕这些人因为自疑而不安定，仍然产生恶念，并伺机而动，便请示德宗李适，下大赦之旨，以安定这些人的疑惧之情，免成后患。
　　德宗李适与宰相李泌谨慎处理妖僧李软奴阴谋作乱之际，吐蕃尚结赞又率兵入犯边境，并想直逼京师长安。尚结赞先后攻陷了华亭、连云堡，兵犯宁州丰义城。邠宁节度使韩游瓌将兵至大回原击退了吐蕃的前锋兵马。吐蕃又去攻打长武城，在城故原州屯军，被长武城使韩全义击败。
　　为了防御和击退吐蕃尚结赞猖狂入侵，德宗李适召集朝中重臣李泌、李晟、马燧、浑瑊、柳浑、陆贽等商议军机大事，最后决定以侍中浑瑊为邠、宁、庆副元帅，指挥各路兵马抗击吐蕃，任命刘玄佐为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副元帅防范吐蕃深入。命华州潼关节度使李元谅（即骆元光）归华州，泾原节度使刘昌分一部分军兵归守汴州，以张献甫为邠、宁等州节度使代替韩游瓌。李泌命军兵修西界保障、濠堑、南接泾州，于是使塞内有防御工事。
　　其余的防秋兵，退屯凤翔、京兆诸县就食、待命。德宗下诏，调韩游瓌入朝为官，大概是因其儿子韩钦绪之事，恐其自疑而生乱，唐室不能不有所顾忌，而韩游瓌心绪不宁，也愿离开邠宁，交出兵权，免得德宗李适猜忌，小人离间，祸及家族。
　　这一年在农业上，是自兴元以来“最为丰稔”的一年，“米斗直钱百五十，粟八十，诏所在和籴（强制征购粮食）”。但泾州一带却因吐蕃入犯，禾麦成熟而不能及时去收割，“每收获，必陈兵以捍之”，因为“失时”，其实多陨落，大片土地上的禾麦只留下“空穗”，故泾州之民“常苦乏食”。
　　其实民之疾苦，遍于各地，只因赋税、徭役太多，巧取豪夺，百姓不堪其苦。
　　据《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九》记载，德宗李适闻吐蕃被阻退，又天下丰稔，遂微服去新店打猎消遣。猎罢入当地百姓赵光奇家，高兴地问百姓是否快乐，而赵光奇却回答“不乐”。德宗又问他今年丰收了，为何还不乐。赵光奇不知这位入访者是当今皇上，便直言道出自己的遭遇，怨愤不已。赵光奇说：“诏令不信。前云两税之外悉无其他徭役，今非税而诛求（索取）者几乎超过两税。
　　后又云和糴，而实是强取之，曾不识一钱。始云所糴粟麦放于道旁，今则遣致京西行营，动数百里，车摧马毙，非破产不能支撑。愁苦如此，何乐之有！每有诏书优恤，徒为一纸空文！恐圣主深居九重，皆未知其实情。”
　　德宗李适听罢这位百姓的悲切陈述，沉默无语，很快离去。德宗李适回到京城皇宫后，召见了李泌，让李泌除去赵光奇一家的赋役，对其特别加以照顾。李泌将德宗李适的口谕，转告了京兆尹，赵光奇一家总算沾上了皇恩雨露了。而李泌并未通过此事，对吏治腐败有所改革，有所惩戒。故而宋代大历史学家司马光在其巨著《资治通鉴》中记载了这件事，并批评道：“德宗幸以游猎得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疾苦，此乃千载之遇也。固当按有司（官吏）之废格诏书（对诏令搁置不行），残虐下民，横增赋敛，盗匿公财，及左右谄谀日称民间丰乐者而诛之；然后洗心易虑，一新其政，屏浮饰，废虚文、谨号令、敦诚信，察真伪、辨忠邪，矜困穷，伸冤滞，则太平之业可致矣。释此不为，乃释光奇之家；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又安得人人自言于天子而户户复其徭赋乎！”
　　司马光对德宗李适时的吏治腐败批评得很尖锐、很有见解，李泌身为当时宰辅，不能“洗心易虑，一新其政”，废除过多的赋徭，自然也在批评之列。
　　但司马光自己也曾身居显位，指掌天下，却也没有做出富国、爱民之举，看来言与行的统一是很难的。李泌是既有政治眼光，又有实际工作能力的封建社会贤臣，就他主观上也许想“一新其政”，但在客观上却有很大的困难，而且情况很复杂。首先是内患外患不息，连年战火，军需用费甚巨，仅靠两税法内所收入的，不能支撑唐室开支。其二是藩镇割据，俨然独立的小朝廷，唐室已不能完全控制，故除中央所布赋徭外，当地还有“土”政策，唐室无力禁止。其三是德宗李适本人就以皇权破坏制度，李泌无可奈何。其四是李泌身感到衰老之状，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他想要退下来，在宁静中聊度余岁。
　　就在李泌规谏德宗与回纥和亲之初，德宗李适正为宫中用度不足事烦恼。他对李泌大发脾气，愤愤道：“每岁诸道贡献，共值钱五十万缗，今岁仅得三十万缗。言此诚知失体，然而宫中用度极不足。”
　　李泌知德宗李适以天子之尊，比较奢侈，而且常遣中使以圣旨向有司宣索财物，影响很坏。但他贵为天子，无法禁止，只能满足，只能规劝，遂苦
　　笑道：
　　“古代天子不私求财，今岁请供宫中钱百万缗，愿陛下不受诸道贡献及罢宣索。必有所需，请降敕令折税，不使奸吏因此之故而诛剥百姓。”
　　德宗李适见李泌引《春秋》、《左传》加以规劝，而这两部书乃儒家经典，为历代皇帝所尊崇，自然无话可说，只好硬着头皮同意了。于是，转过年来，也就是贞元四年（788）初，李泌推荐的以度支员外郎兼河南、江、淮南句勘两税钱帛使元友直回到京师长安，他运来淮南钱帛二十万，李泌将这项收入全都“输之大盈库”，供宫中用度。然而，德宗李适仍不满足。据元友直所告，德宗李适多次向下面遣中使指圣旨宣索，而且还敕令诸道千万不要让宰相知道此事。李泌闻罢半晌无语，他对德宗李适言而无信的行为不满，对他在国家多难之际还如此奢侈而忧虑，但他与德宗李适必竟有君臣之别，而且德宗李适与他的情谊较薄，远不及肃宗、代宗之深厚，遂“惆怅而不敢言”。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九》中记载了上述史实，并对李泌加
　　以批评：
　　“王者以天下为家，天下之财皆其有也。阜天下之财以养天下之民，己必豫焉。或乃更为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古人有言：”贫不学俭。夫多财者，奢欲之所自来也。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丰其私财，财丰则欲滋矣。财不称欲，能无求乎！是犹启其门而禁其出也！
　　虽德宗之多僻，亦泌所以相之者非其道故也。”
　　司马光之论不无道理，但对李泌的批评太尖刻了，有失忠厚。德宗李适为人多僻，好猜忌大臣，感情用事，又非常奢侈，自以为是。他不断起用新宰相，又不断罢贬，在他为帝的二十六年间，先后任命崔祐甫、杨炎、乔琳、卢杞、
　　关播、卢翰、萧复、刘从一、姜公辅、李勉、张延赏、刘滋、齐映、崔造、
　　柳浑、李泌、韩滉、董晋、窦参、赵憬、陆贽、贾耽、卢迈、崔损、赵宗儒、
　　郑余庆、齐抗、杜佑、高郢、郑珣瑜等三十余人为宰相，又几乎将这些人一一罢免，又因猜忌先后夺了郭子仪、李晟、马燧等人的兵权，确实是位很难相处的皇帝，李泌在他身边工作，又主持军国大事，不得不与他小心周旋，不得不做些妥协，不得不受些委屈，实在也有难言之隐，并非如司马光所云：“泌所以相之者非其道故也”。
　　德宗李适贞元四年（788）正月，大赦天下。德宗李适还下诏书，天下两税，要审定等第，三年一定，以为常式。陆贽《论两税状》云：“两税之立，惟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
　　又云：“额内官勿更注拟，见任者三考勒停。”正是采用李泌之策。《邺侯家传》云：“泌请罢天下额外官”，又云：“陛下许复所减官员，臣因请停额外官，许其得资后停。额外官员当正官三分之一，则今年计已停一半。”
　　李泌向德宗李适上奏，认为京官俸禄太薄，请自三师（唐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师）以下官员，俸禄比大历十二年所增之数再增一倍。自此以后，京官益重，生活较为优裕。据《邺侯家传》记载，德宗李适听从李泌建议，加给百官俸科，在倍俸之初，京师街衙乘大马的人，行路之人皆识其名位，为给舍丞郎、大卿监以上的官员，或者是贵臣及方镇子弟、郎宫，皆骑蜀马，遗补或骑驴。在京师百官得倍俸两月后，郎官尽乘大马及有从马了，变化很大，显然经济情况大为好转了。
　　因为京官“倍其俸”后，生活比较优裕了，遂起欢宴之风。德宗李适向
　　李泌问道：
　　“前代三九皆有公会，而上已与寒食，往往同时。来年合是三月二日，寒食乃春，无公会了。欲于二月创置一节，何日而可以？”
　　李泌考虑了一会，见德宗兴致勃勃，正注视着他，等听下文呢，便道：“二同十五日以后，虽是花时，与寒食相值，又接近晦日，以晦日为节，非佳名色。
　　二月一日，正是桃李开时，请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其日赐大臣、方镇、勋戚尺，谓之裁度。令人家以青囊盛百谷、果实相问遗（问候和赠送礼物），谓之献生子。醖酒，谓之宜春酒。村间祭勾芒神，祈谷。百僚进农书，以示务本。”
　　此中所说的上已是古代的一个节日，一种古代迷信习俗，于阴历三月上旬巳日，故曰上巳。《后汉书·礼仪志》云：“是月上巳，官民皆絜（洁）
　　于东流水上，曰洗濯拔除（除灾去邪），去宿垢疢，为大禊。”亦作“修楔”。
　　魏晋之后，定为三月三日。宋人吴自牧《梦粱录》卷二云，“三月三日上巳之辰，曲水流觞故事，起于晋时。唐朝赐宴曲江，倾都禊饮踏青，亦是此意。”
　　后来衍成清明节踏青活动。寒食，节令名，一说清明节前一天，一说前两天，相传悼念春秋时介子推（晋国贵族），这个节日禁火寒食。德宗李适想“自我为古”，别创一节，李泌建议在二月一日定为中和节。德宗李适“大悦”，即下令天下皆“行之”，并与上巳、重阳，合称作三令节，中外皆赐钱，寻胜宴会。
　　德宗李适与李泌正式确定二月一日为中和节之后，不久即是第一个中和节到来了。德宗李适做为首倡者，赐大臣、方镇、勋戚裁度尺，赐钱，并在京城长安城外的曲江亭上欢宴百官，歌舞昇平，互相唱和。德宗李适自认为是一代明君，而所起的年号，又取自唐代盛时贞观、开元各一字即贞元，心中很得意，遂即兴赋诗一首，并要李泌和之，李泌遂作《奉和圣制中和节曲
　　江宴百僚》五言古诗一首：
　　“风俗时有变，中和节惟新。
　　轩车双阙下，宴会曲江滨。
　　金石何铿锵，簪缨亦纷纶。
　　皇恩降自天，品物感知春。
　　慈恩匝寰瀛，歌咏同君臣。”（56）
　　京师长安城内首庆中和节后不久，忽起一种怪异的民间传说，而且很快传遍京畿，信者甚多。咸阳有人上书德宗李适，煞有介事他说：“臣见白起（57），令臣奏云：“请为国家捍御西陲。正月，吐蕃必大下，当为朝廷破之以取信。’”
　　咸阳人上奏不久，吐蕃入犯，边将击败之，使其未能深入，德宗李适信以为然，想在京城为白起立庙，赠司徒之职，令百姓朝拜、祈福、佑国、利民。
　　李泌听到这个消息皇，立即入宫求见德宗李适，制止住这项荒诞不经之事。李泌上奏道：“臣闻‘国将兴，听于人’（《左传》虢史嚚之语）今将帅立功，而陛下却褒赏白起，臣恐边臣解体了！若立庙京城，盛为祈祷，流闻四方，将增长巫祝之风。今白起于杜邮有旧祠，请敕府县修补之，则不至于惊人耳目了。况且白起是列国之将，赠三公（唐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太重，请赠兵部尚书就可以了。”
　　李泌虽极力反对、劝阻此事，知德宗李适在兴头上，不便说得太过，只是委婉陈词，德宗能够接受，遂笑问道：“卿于白起，亦惜官么？”
　　李泌肃容答道：
　　“人神是一样的，陛下傥不惜之，则神亦不以为荣了。”
　　德宗李适采纳了李泌的建议，没有在京城为白起立庙，只是让杜邮县令修葺白起旧祠，并封其为兵部尚书。
　　为白起建庙、封职的风波刚刚平息，又因李晟建家庙事引起朝臣议论，几乎成轩然大波，弄得京师百官都很紧张，一些小人又乘机诬陷李晟，德宗李适也有微词。这引起李泌的重视，并力图缓解此事，避免生乱。
　　李晟在贞元四年初准备建家庙。按唐朝当时的规定：“二品以上祀四庙，有名封者祀五庙，五品以上祀三庙，三品以上不须兼爵。”而李晟建家庙为五室，似乎有些超出规格，因此引起有些朝臣的嫉妒、不满。为此，德宗李适在延英殿召见了李泌、马燧，想听听他们的见解。李泌因为对此事已经过深思熟虑，便解释道：“四庙非古，且礼有降杀。天子七庙，诸侯五庙，这是古制。”
　　李泌言下之意是说，李最官封太尉，位列三公之首，又封为西平郡王，可以诸侯之位论之，能够建家庙立五室，并非超越规格，狂妄自大。德宗李适觉得李泌所论有根有据，又无损于唐室天威，还是一种褒赏功臣的最好方式，遂允许李晟在即将建成的家庙中立五室，并且说在家庙建成后：“但祀四代，空始祖之室，侍后五代孙祀（祭祀），既祧（远祖之庙）诸主，以晟力始祖，可为不祧之室。”
　　德宗李适想以此法，使功臣有远长之图，不为眼前利益所动，忠心于王室，永为功臣。
　　马燧与李晟、浑瑊是齐名的唐室大将，他也战功卓著，官封司徒位列三公，封北平邵王，平素不大服气于李晟，遂不太赞同，诙讽道：“郭尚父（郭子仪）亦只立四庙。”
　　马燧言下之意是说，尚父郭子仪辅佐肃宗、代宗、德宗三朝老元戎，血战沙场数十年，有再造唐室之功，才仅仅立四庙，李晟不及郭子仪，竟立五庙，未免狂妄。
　　李泌与李晟、马燧之间，俱交谊甚深，二人也素服李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能，且自灵武肃宗李亨即位始，又是他们上级，协助当时的广平王、天下兵马元帅李豫（即代宗），指挥天下兵马，所以对李泌的意见是很尊重的，而李泌也非常维护他们。但李晟与马燧之间，平素互不服气，尤其是在与吐蕃会盟一事上，大相径庭，关系一度很紧张，后经李泌从中调和，二人心中仍有芥蒂，以致在此事上表露出来。李泌中心微微一叹，含笑道：“李晟功与郭子仪不同。至德收复，玄宗虽幸蜀，肃宗自灵武至凤翔时，先帝（指代宗李豫）为元帅，亲总戎行，外蕃及诸道（指方镇）之师，共十余万。子仪自同州来会战，只是朔方节度使。战胜收复，回纥及四镇之功多。晟之收复，陛下再幸当梁、洋，旁有李怀光，以朔方之强。又，反诸道已抽兵回者，收复之日，浑瑊在咸阳，亦不来会其时，又无元帅，骆元光等皆有所统率。因此，克复之功全在于晟，子仪岂可比哉？！”
　　德宗李适见李泌如此说，就同意李晟建家庙事，“立五庙而空西室”。
　　他想起当年朱泚盗据京师，兵困奉天时，李晟率独军赴难，家族多陷于朱泚手中，不计百口安危而忠于王室，收复京师的往事，深感内疚，遂赞同李泌之言，并特别指出“空西室”，“以晟为始祖”。马燧在朱泚犯阙，帝幸奉天时，只遣行军司马王权将兵五千，后又遣儿子马汇同往赴难，在德宗李适幸梁州后，王权、马汇就领兵还镇了，并未出大力，也感到内疚，便不再多语了。
　　唐室在德宗李适兴元年（784）之后，国用缺乏，封物皆三损二。旧制堂封岁三千六百缣，后才干二百，至贞元三年才使还旧封。李晟、马燧、浑瑊知德宗李适常要方镇私献，遂各食实封，“悉让送泌，泌不纳”。（58）李泌因对马燧有成全，维护之德，又为人极正派，马燧很敬佩他，见他为李晟美言，自然也不便反驳了。但就实在言，恐怕还是郭子仪的功劳、谋略、名气均大于李晟，李泌所论有失忠厚。不过，李泌当时只是为息事宁人而言，不得不如此说，也无可厚非。
　　李泌这年六十七岁了，感到身体不大好，思维也不大敏捷了，便向德宗李适上表辞职。德宗李适览表后，没有允许，主要是他比较信服李泌，不愿失去。于是，李泌又上表“自陈衰老，独任宰相，精力耗竭，既未听其去，乞更除（这里当“任命”讲）一相”。
　　德宗李适在延英殿单独召见李泌，商议增加一位宰相事。德宗李适向李
　　泌慰安道：
　　“朕深知卿之劳苦，但未得合适人选。”
　　德宗李适望着眼前白发苍苍的四朝老臣，感慨颇多，从容与李泌谈论自他即位以来任命过的宰相。德宗李适首先谈起卢杞，他认为：“卢把忠清强介，人言卢杞奸邪，朕殊不觉其然。”
　　李泌看了德宗李适一眼，郑重说道：“人言卢杞奸邪，而陛下独不觉其奸邪，此乃卢杞之所以为奸邪之处。倘若陛下觉之，岂有建中年间之祸？卢杞以私仇杀杨炎，排挤颜真卿于死地，又激李怀光使叛，多亏陛下圣明驱逐之，人心顿喜，天亦悔祸。不然，战乱如何得以平息！”
　　德宗李适又谈及杨炎，他恨恨道：“杨炎以童子视朕，每逢论事，朕可其奏则悦，与之往复论难，即愤怒而辞位；看他那样子，以为朕不足与之言论。以是互相不可忍，非由卢杞。建中之乱，术士豫请城奉天，此大概是天命，并非卢杞所能致。”
　　李泌虽从少年时代就喜欢神仙之说，而且多次入山潜修玄门之术，但他实际上是务实之人，所谓侈谈神仙，只不过是他的一种韬晦之计。因此，他不同意德宗李适将发生的一切归之于天命的观点，遂委婉批评道：“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王、宰相不可以言此。盖君王、宰相所以造命。假若言命，则礼、乐、刑、政皆无所用了。商纣王曾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这正是殷商之所以灭亡原因。”
　　德宗李适不大服气，遂朝李泌笑了笑，继续论道：“朕好与人较量理体（治理体制）：崔祐甫性情褊躁，朕难之，就应对失行列，朕常常知其短而护之。杨炎论事亦有可来之处，而气色粗傲，问难他就勃然发怒，无复君臣之礼，所以每见令人发忿。余人则不敢复言。卢杞小心，朕所言无不从；又无学识，不能与朕往复探讨，故朕所怀常不能尽吐。”
　　李泌微微摇首，含笑问道：“卢杞言无不从，岂是忠臣？且说‘言而莫予违’，此孔子所谓‘一言丧邦’者！”
　　德宗李适见李泌引用《论语》所载孔圣人之语，自然不便反驳，遂也笑了笑，继续说道：“惟卿则异于彼三人者。朕言当，卿有喜色；不当，常有忧色。虽然时有逆耳之言，如向来所言殷纣及丧邦之类。朕仔细思之，皆卿先于事而言之，如此就治安，如彼就会危乱，言虽深切而气色和顺，无杨炎之陵做。朕问难往复，卿言辞、论理不屈，又无好胜之志，径直使朕中怀已尽屈服而不能不从，此朕所以私下喜欢得到卿之辅助。”
　　李泌闻言微微一笑，追问道：“陛下所用宰相尚且还有许多，今皆不谈论，究竟为何？”
　　德宗李适轻轻地摇了摇头，又微微一叹，感渭道：“彼皆非所谓宰相之器。凡是为相者，必须委以政事，如玄宗时牛仙客（59）、陈希烈（60），可以称之为宰相么？如肃宗、代宗之任用卿，虽然不受其名，乃是真正宰相，必以官至平章事者为相，那末王武俊之徒皆是宰相了。”
　　李泌觉得德宗李适所论很有道理，便也微笑着轻轻点了点头。这次谈话是君臣二人最无顾忌的坦诚交谈，德宗非常信任这位四朝老臣，不忍其离去，而李泌身体不适，衰老之况越来越明显，知在人世间时日不多了，故而心中所想也尽量吐出，希望能对德宗李适有益处，将来在九泉中下见肃宗、代宗父子，心无愧意。
　　吐蕃知唐室与回纥、云南等修旧好，欲孤立、打击自己，便频频出兵入犯。吐蕃兵犯西川，被西川节度使韦皋遣黎州刺史韦晋破吐蕃于清溪关外。
　　叶蕃耻于前仇，又以数万之众入犯清溪关，韦皋受韦晋镇守要冲城，督诸军防御，令巂州经略使刘朝彩出关连续浴血奋战，大破吐蕃军。吐蕃这次连连惨败，一是因为唐朝官军有充分准备，二是吐蕃失去云南等处帮助，“兵势始弱矣”。这说明了李泌提出以回纥为突破口，联合四国孤立、打击吐蕃的外交政策是十分正确的，是有远见卓识的。
　　李泌除了注重外交，抵御外患的同时，也不敢放松对内患的高度警觉性，又因为他主持对粮运工作，深知其于国计民生之重要，于是他向德宗李适建
　　议道：
　　“江、准漕运，以甬桥为咽喉，地属徐州，邻近于李纳属地，刺史高明应年少不习事务，若李纳一旦复有异图，窃据徐州，因此会失去江、淮，国用从何而致？请徙寿、庐、濠都团练使张建封镇守徐州，割濠、泗以隶属之；复以庐、寿归淮南，则淄青惕息而运路常通，江、淮平安了。及今明应幼稚痴愚可代替，应征为金吾将军。万一使他人得之，就不可复制了。”
　　德宗李适认为李泌所言极为重要，有关国用之大计，马上就同意了。于是，以张建封为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为政宽厚，而且有纲纪，依法办事，凡是犯法者，按律而断，不能以钱减刑，故他的下属对其非常敬佩。
　　李泌在出任宰相后，还奏请罢左、右拾遗、补阙之职，德宗李适虽然没有允许，也没有再授人这个职务，故而谏司只有韩皋、归登二人。李泌见德宗李适未允此事后，虽仍容二人为谏官，但却命有司收其官署餐钱，让归登等人寓食于中书舍人，实际上受中书舍人管辖，名存实亡了。故而当时有人戏言道：“韩谏议虽分左右，归拾遗莫辨存亡。”韩皋是已故宰相韩滉之子，大概因为其父子与李泌私交甚好，李泌才没有对他多加限制。看来李泌大权在握，有时以长官意志行事，并不完全依法，而且不能避免感情成份，不足为鉴。
　　李泌辞相未成，不久德宗又加封李泌为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命他主持修国史之事。李泌认为在“学士”上还加“大”字不妥，遂向德宗李适上
　　《学士去大字疏》云：
　　“伏蒙以臣为集贤殿大学士，窃寻故事，中书令张说，中朝元老，硕德鸿儒，恳辞大字，众称达礼。其后，至德二载，崔圆为相，加集贤殿大学士。其后因循，遂成恒例，伏望削去大字，崇文馆大学士亦准此。”（61）
　　李泌此刻想起了他在七岁时结识的宰相张说，这位最早赏识他的“中朝元老，硕德鸿儒”，他愿与这位早已长眠于地下的老友为伍，辞去“大”字，只任学士。另外，曾经迫害过李泌的崔圆，曾任集贤殿大学士，李泌最讨厌此人，岂肯步其后尘，遂怀着复杂的情愿，力辞大学士之职，情绪比较激动。
　　德宗李适见李泌“固辞”，只好让他“以学士知院事”，主持崇文馆修国史之大事。
　　李泌的身体越来越不佳，便又多次上书“乞更相命”。德宗李适欲起用户部侍郎班宏，因为班宏在调查李惟岳事件时，刚正不受贿，又曾为韩混的副度支使，是位理财能手，但李泌不赞同。李泌认为班宏“虽清强而性多凝滞”，不适合主持大政。而窦参通敏，可兼度支盐铁，董晋为人方正，可处门下省主事，推荐二人为宰相，德宗李适认为这二人都不合适，没有马上同意。
　　在贞元四年八月，天空出现“月蚀东壁”之象，李泌身体情况更为下降，他又受星象学旧说所囿，便自叹道：“东壁，图书府，大臣当有忧者。吾以宰相兼学士，当之矣。昔燕国公张说，由是以亡，又可免乎？”（62）
　　以后，李泌常悒郁不快，感到死日将至。在疾病甚重时，李泌又向德宗李适推荐董、窦二人，德宗李适不愿让这位忠心耿耿于李唐王朝数十年，用尽心血的老臣，并曾是祖父肃宗李亨的忘年交，父亲代宗李豫的布衣交，半师半友半君臣，自己的文学老师失望、伤感，为了给这位老人以临终前的快慰，他下诏书以董晋为门下侍郎，窦参为中书侍郎兼度支转运使，并同平章事，而班宏则为户部尚书兼度支转运副使。
　　其实窦参、董晋都不是合适的人选。窦参字时中，为刑部尚书窦诞四世孙，通律令，以荫累为万年尉，累迁为大理司直、御史中丞、户部侍郎。由于李泌一再力谏，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领度支、盐铁运转使。窦参无学术，不能稽古立事，多权数，树亲党，多所诇察，使为他的耳目，令人畏之。每次上朝奏事，诸相皆出，而他独留后走，以奏度支事为借口，实际上搞小动作，独揽大政，董晋为其所慑，仅充位而已。他还极有贪心，接受淄青节度使李纳的厚馈，“外示严畏”，实际成为李纳的奸细和保护人，而李纳曾反叛过朝廷，一直存不臣之心。他侄儿窦申，贪贿漏禁中语，人目为“喜鹊”，窦参讽喻（委婉地暗示）董晋以其侄窦申为吏部侍郎。后因窦申被贬，又得知他受宣武节度使刘士宁贿再贬，因“宦侍谤诅不已”，赐死于邕州。（63）董晋字混成，河中虞乡人。肃宗幸彭原，拜秘书省校书郎。待制翰林。曾为淮南崔圆府判官。累迁太府卿、御史中丞、华州刺史。曾说服李怀光，不使之助朱泚。德宗李适还京后，迁董晋为左金吾卫大将军，改尚书左丞。在韩滉得势为相，与右丞元琇之间斗争时，他曾进见韩滉，为元琇辩护，“士大夫壮其节”。（65）李泌认为他为人方正，所以建议德宗李适任命他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窦参罢相后，董晋“惶恐”，“上疏固辞位”。后又重拜相，以俭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宣武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宣武节度使李万荣病且死后，邓惟恭总军务，谋代李万荣，并与大将相里重晏等谋乱，董晋觉察后，平定了这次叛乱，械送邓惟恭至京师。为人重慎，“所言于上前者未尝泄于人”。大文学家韩愈作《晋行状》称其慎行。但做为宰相，他也不大称职。看来李泌一再推荐的两位宰相，均不称职，而窦参更为心术不正之小人，这说明李泌有时识人不深，往往被暂时假象所蔽，而且还固执己见。这可能与他衰老多病，思想日渐保守，又无力去全面了解窦、董的为人和工作能力有关。
　　德宗李适贞元五年（789）“三月，甲辰，李泌薨”。这位身历四朝，指挥天下的风云人物，与世长辞了。他神奇的一生，引起当世人及后世人的种种议论，有褒有贬，成为史学界有争议的一位大人物。（65）
　　注释：
　　①《旧唐书·杨炎传》、《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二》。
　　②《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二》、《新唐书·刘晏传》。
　　③《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七》、《邺侯家传》。
　　④《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五》、《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七》。
　　⑤《新唐书·李泌传》。
　　⑥西域在汉代时，有三十六个城邦小国，其后稍分，至唐朝时扩展为五十七个城邦小国。
　　⑦西突厥有五弩失毕、五咄陆，共计称作十姓突厥。
　　⑧指在代宗初年，吐蕃犯境，攻陷河、陇，只有安西、北庭为唐朝固守疆土，以兵拒敌。
　　从代宗初年计算至德宗兴元元年，近二十年。
　　⑨检校司徒、同平章事，在名义上是宰相之职。唐朝自肃宗李亨时起，因动乱下息，军力、财力困乏，皇帝为奖励有功将领，就常加封一些职位很高的虚衔，实际上并不主事。
　　⑩李勉（713—785）字玄卿，郑惠王元懿（唐高祖李渊之子）的曾孙，从肃宗李亨于灵武，为监察御史、太常少卿等职，得罪李辅国，出为汾州刺史、河南尹、江西观察使。后入京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得罪鱼朝恩，拜岭南节度使。代宗李豫时，进工部尚书，封汧国公。德宗李适立，加李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辞位，以太子太师罢。卒年72 岁。
　　（11）韩滉（723—787）字太冲，长安人。代宗大历中官尚书右丞、户部侍郎、判度支。德宗朝由浙江东西观察使转任镇海节度使。贞元元年官检校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江淮转运使。他力主国家统一，参与平定藩镇叛乱斗争。善理财政，使唐室仓库充实，保障平藩顺利进行。他工书、画，有《文苑图》、《五牛图》传世。
　　（12）永嘉之行，指晋朝发生永嘉之乱，晋元帝司马睿被迫南渡，暂成偏安局面。
　　（13）《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七》。
　　（14）马燧（726—795）字洵美，汝州郊城人。代宗时先为河阳三城使，后参与讨平汴州叛将李灵曜有功，升为河东节度使。德宗时，他曾击败魏博节度使田悦，又消灭河中叛将李怀光，对挽救唐朝危机作出贡献。贞元三年因赞同与吐蕃会盟，招致平凉败盟之耻，被免去兵权。
　　（15）浑瑊（736—799）本名进，先世属铁勒族浑部，世为唐将。从李光弼、郭子仪征讨安史叛军及抗御吐蕃，屡立战功，官至左金吾大将军。建中四年他保护德宗帅军坚守奉天，挫败朱泚。兴元元年为行在都知兵马使。不久，李怀光又叛，与朱泚勾结。德宗南逃汉中，他与李晟东西转战，收复京师，平定朱泚。他又与马燧平定李怀光。贞元三年，德宗受吐蕃愚弄，派他赴平凉会盟。吐蕃劫盟，他夺马奔归。俄而吐蕃入犯京畿，他扼守奉夭。后官至检校司徒，兼中书令。
　　（16）李晟（727—793）字良器，洮州临潭人。曾为西北边镇裨将，屡立战功。代宗大历初任右神策军都将。德宗时，河北三镇叛变，他率军讨伐，任神策行营节度使。泾原兵变，朱泚称帝长安，他回师讨伐，击败朱泚，收复京城。后任凤翔、陇右节度使，防御吐蕃东侵，功绩卓著。贞元三年册拜太尉、中书令、罢兵权。
　　（17）夏县，唐初属虞州，后属绛州，这时属陕州，地跨河之南北，极为重要，可以进兵讨伐河中李怀光。
　　（18）奉进止，自唐朝以来，都以奉圣旨为奉进止；大概是说圣旨使之进则进，使之止则止，唐中期以后，又以处分为进止，而不晓文义的人，习而不察，认为有旨为进止。
　　（19）唐代“宣”字，原指中书舍人职掌诏诰，皆写四本、一本为底，一本为宣。后又因奉宣圣上旨意而得名，或以口传为宣，或以行文书为宣。口传为宣，多命中臣，而宰相亦为之。
　　李泌写宣以却退唐朝臣之兵马，如同宰相行文书。
　　（20）《资治通鉴·唐纪四十八》作“四十余年”，自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叛唐，郭子仪、李光弼皆率朔方军讨贼立大功。其后回纥、吐蕃入犯京畿，诸镇叛乱，外御内讨，亦倚仗朔方军之力。至贞元元年，整整三十一年，故推测“四十余年”中“四”字，当改作“三”字。
　　（21）我国古代人认为人生在三，事之如一，谓君、父、师。
　　（22）《资治通鉴·唐纪四十八》。
　　（23）《邺侯家传》、《资治通鉴·唐纪四十八》。
　　（24）《邺侯家传》。
　　（25）《钦定全唐文》卷三百七十八《议复府兵》。
　　（26）《资治通鉴·唐纪四十八》。
　　（27）《资治通鉴·唐纪四十八》。
　　（28）唐代西北突厥、吐蕃等常以秋入寇，故于其时调兵守边，谓之防秋。
　　（29）《邺侯家传》、《资治通鉴·唐纪四十八》。
　　（30）自商周以来，称西戎各少数戾族为犬戎。
　　（31）张延赏，宰相张嘉贞之子，蒲州人。博涉经史，通吏治。大历初任河南尹，屡拜淮南节度使、荆南节度使、剑南西川节度使。他在四镇任官期间，颇得民心。德宗时入朝，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但他为相后，“饰情夏怨，不称所望”。因力主与吐蕃会盟，使唐室受骗，损失甚大，遂愧疚不能事，不久病逝。
　　（32）《全唐文》卷五十《授李泌平章事制》。
　　（33）《资治通鉴·唐纪四十八》、《新唐书·诸帝公主》。
　　（34）《新唐书·十一宗诸子》。
　　（35）据《新唐书·十一宗诸子》载，德宗李适有十一子，其中取昭靖太子谊为第一子，又取顺宗子源为第六子名曰文敬太子源，若除去此二子和太子李诵外，尚有八子，而此时李泌却说德宗李适惟有一子，可能其余八子当时未出生，或仍有得之于他王之继子，故而李泌出此语。
　　（35）此事发生在贞观十七年。唐太宗李世民的皇太子李承乾，因平素行为不端，太宗有废意，而魏王李泰有美名，太宗爱重之。所以李承乾与李泰交恶，李泰也想谋夺太子之位，二人各树党羽。李承乾与汉王李元昌及侯君集、李安俨、赵节、杜荷等人，想引兵入西宫，事泄，被捕。太宗命长孙无忌、房玄龄、李勣、马周、褚遂良等人鞫决，将李承乾废为庶人，徙黔州。
　　因为李泰阴谋夺皇太子位，也非正道，降王为东莱，不立其为太子，并下诏云：“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窥望者，两弃之，著为令。”
　　（37）唐玄宗李隆基开元二十五年（737），大臣杨洄诬陷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与太子妃兄附马薛锈潛构异谋。武惠妃使人诡召太子、二王说：“宫中有贼，请介以入。”太子从之。武惠妃又向玄宗道：“太子、二王谋反，甲而来。”玄宗遣中人视之，果如惠妃所言，遂遂召宰相李林甫商议此事，答曰：“陛下家事，非臣所宜豫。”玄宗意乃决，先废瑛、瑶、琚为庶人，流薛锈于壤州，后俱赐死。
　　（38）《左传》记载，楚成王将立太子商臣，令尹子上曰：“不可，是人也，蜂目而豺声，忍人也。”成王不听，决定立之。后来商臣果然以宫中甲士围成王而杀之。
　　（39）《晋书·晋惠帝本纪》记载，晋惠帝司马衷，听信贾后谗言，废愍怀太子，又引出“八王之乱”，中原涂炭。惠帝后被诸王辗转挟持，受尽凌辱，终被东海王越毒死。
　　（40）杨素（？—606）隋初大臣，任尚书左仆射，掌朝政。以智诈自立，与杨广勾结，搞宫廷政变，废太子杨勇，杀隋文帝杨坚，拥立杨广即位，官拜司徒，楚国公。隋汤帝杨广对他外示殊礼，内实请忌，不久病死。
　　（41）许敬宗（592—672）唐初大臣，贞观中宫至中书舍人。高宗即位，官礼部尚书。力主武则天为皇后，升侍中，监修国史。怂恿武则天贬逐韩瑗、来济、褚遂良、长孙无忌等。历官中书令，同中书门下三品，与李义府同掌国政，为武则天重要信臣。
　　（42）榷率，指拘榷而敷率。榷，专营，专卖。征罚，指吏民有罪，罚其纳钱谷以免罪，而如数征之。凡此种收入皆为州镇以充军需，点募强壮军士以自防卫。
　　（43）《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八》、《代宗实录》、《旧唐书·回纥传》。
　　（44）德宗建中三年，见九姓胡常冒回绝之名杂居京师为患，德宗李适命董突（武义可汗叔父）尽帅其徒归国。至振武郡，留数月，厚求资给，暴践果稼。振武留后张光晟知德宗素恨回纥，又发现九姓胡与董突矛盾激化，遂三次上奏请杀之，德宗未许。张光晟乃使副将过其馆门，故意“不为礼”，董突盛怒而执鞭抽打副将数十下泄愤。张光晟早做好准备，遂以此为借口勒兵掩击，将董突及群胡尽杀之。独留一胡，使其归国为证，曰：“回纥鞭辱大将，且谋袭据振武，故先事诛之。”事后，德宗征光晟为右金吾将军。因回纥得知此事后遣使抗议，德宗才贬张光晟为睦王傅以慰其意。
　　（45）张光晟杀董突后，德宗欲遂绝回纥，在建中三年召册可汗使源休还太原。后来，又遣源休送董突及翳密施、大、小梅禄等四人尸体还其国。回纥可汗遣宰相颉子斯迦等迎之，困源休等人五十余日才放归。可汗使人对源休说：“国人皆欲杀汝以偿怨，我意则不然。汝国已杀突董等，我又杀汝，如以血洗血，污益甚耳！今吾以水洗血，不亦善乎！唐负我马直百八十万匹，当速归之。”
　　（46）万乘，乘指一车四马，周制：王畿方千里，能出兵车万乘，后因以万乘指帝位。文中万乘之子，即皇帝之子。
　　（48）肃宗至德二年，代宗李豫时为广平王兼天下兵马元帅，率朔方、安西、回纥、南蛮、大食等兵二十万，进讨安庆绪，屯兵香积寺。大破贼将安守忠，斩首六万人。长安城内贼军守将张通儒弃城逃走，遂收复京师。
　　（49）指回纥在至德二年与代宗收复两京，宝应元年又与德宗收复东京，故称其有再复京城之功勋。
　　（50）代宗李豫广德元年，唐室河北副元帅仆固怀恩，立有大功，为人构陷，愤怨而反。他引吐蕃帅吐谷浑、党项、氏、羌二十万众，攻奉天、武功，兵临长安。代宗李豫仓猝不知所为。
　　出幸陕州避难。
　　（51）《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九》、《邺侯家传》、《德宗实录》。
　　（52）云南，本系汉代时哀牢夷族居地，后汉永平之间，开始臣属中土，其地在永昌郡界。
　　（53）杨国忠于天宝九年（750）受鲜于仲通贿，荐其为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及云南太守张虔陀，褊急，多征求，署辱南诏王倓罗凤，并诬陷密奏其罪，閤罗凤愤怨反唐，杀张虔陀，后又击溃鲜于仲通讨伐南诏的大军。为了自保，得后援，被迫臣于吐蕃。閤罗凤刻碑于国门，言不得已而叛唐，且曰：“我世世事唐，受其封爵，后世容复归唐，当指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
　　（54）大食，波斯文Tazi 或Taziks 的音译，原系一波斯部族的名称，唐代称阿拉伯帝国为大食。当时它既并波斯，突骑施又亡，其地东尽葱岭，西南际海，方万余里。
　　（55）可敦，亦作“恪尊”、“可孙”、“可贺敦”、“合屯”、“合敦”，古代柔然、突厥、回纥、蒙古等族皆称可汗妻曰可敦。
　　（56）《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九》、李繁《邺侯家传》及《北荒君长录》、崔铉《续会要》、
　　《旧唐书·回纥传》、《新唐书·回纥传》。
　　（57）《唐诗纪事》卷二十七“李泌”。
　　（58）白起，战国时秦国大将，军事家。陕西眉县人。秦昭襄王时，屡立战功，破魏韩联军，破楚国郢都，以功封武安君，官国尉。在长平一战，大破赵军，坑杀降卒四十余万。后因与范睢政见不合，受诬陷，被迫自杀。
　　（59）《新唐书·李泌传》、《邺侯家传》。
　　（60）牛仙客，唐代泾州鹑觚人，初为小吏，后屡迁为洮州司马、太仆少卿、凉州别驾，凉州节度使、朔方行军大总管，封陇西郡公。张九龄罢相后，玄宗任用他以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知门下事。后封豳国公，加左相。“为相谨身无它，与时沈浮，唯唯恭愿，百司谘决，无所处可。”（《新唐书·牛仙客传》）。
　　（61）陈希烈，唐代宋州人。玄宗开元间于禁中讲《老子》、《易经》，累迁至秘书少监，代张九龄专判集贤院事，兼崇元馆大学士，封临颍侯。李林甫以其夷易，引为宰相。后为杨国忠所嫉，罢知政事。安禄山之乱时，受禄山命为中书令。肃宗时论陷贼罪，赐死。
　　（62）《全唐文》卷三十八“李泌”、《唐会要》六十四。
　　（63）《新唐书·李泌传》。（64）《新唐书·窦参传》、《旧唐书·窦参传》。
　　（65）《新唐书·董晋传》。
　　（67）《新唐书·李泌传》、《旧唐书·李泌传》、《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九》。
　　第七章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李泌不仅是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而且博学，有文采。《新
　　唐书·李泌传》中记载：
　　“七岁知为文。……及长、博学，善治《易》，常游嵩、华、终南间，慕神仙不死药。
　　天宝中，诣阙献《复明堂九鼎议》，帝忆其早惠，召讲《老子》，有法，得侍诏翰林……”
　　在《旧唐书·李泌传》中记载：
　　“少聪敏，博涉经史，精究《易象》，善属文，尤工于诗，以王佐自负。……杨国忠忌其才辩，奏泌尝为《感遇诗》，讽刺时政……”
　　在李泌之子李繁《邺侯家传》中记载：
　　“泌幼而聪敏，书一览必能诵，六、七岁学属文。……常赋诗，必播于王公乐章。”
　　由此可知，李泌幼学壮行，善于诗文，才气过人，他对《易经》和老子《道德经》很有研究，并有独到见解，可惜的是他未留下研究、笺释的专著。李泌因多次入山潜修，著述颇为勤奋，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李泌集》二十卷。”
　　此书在唐、宋间尚存，后来散佚了，或许在这二十卷中有专述《易经》《道德经》的论著、论文。在《文苑英华》、《全唐文纪事》“总序一”中收有唐·梁肃撰写的《丞相邺侯李泌文集序》，此文可能曾载在唐代出版的《李泌集》二十卷之首”。《李泌集》二十卷虽早已散佚了，幸亏有这篇序文留传下来，使我们可以粗知文集中所收规模。
　　梁肃是李泌同时代人，为北平阳城夏县处士，李泌引荐为右补阙、翰林学士，彼此关系甚好。李泌命其子李繁师事梁肃，“持所著文请肃润色”。
　　故此可知，梁肃序文所记是十分可靠的。序文如下：“唐兴九世，天子以人文化成天下。王泽洽，颂声作，洋洋焉与三大同风。其辅相之臣，日邺侯李公泌，字长源。用比兴①之文，行易筒之道，赞事盛圣，辨章品物。疏通以尽理，闳丽而合雅，舒卷之道，必形于辞，其伟矣夫！初，太上当阳（玄宗在位时），公以处士延登内殿，实敷黄老②之训。至德初，宣皇以元良（元良即太子）受禅，公则献奉阶颂，昭纂尧之道。皇上负房（上朝）之暇，思索时文，征公遗编，藏之御府，于是公之文辞，光大一门。近岁，肃以监察御史征诣京师，始得集录于公子繁，且以序述见托，公之执友谏议大夫北平阳城。亦谓予曰：“邺侯经邦纬俗之谟。立言垂世之誉，独善兼济之略，藏在册牍，载于碑表。唯斯言不可以不传于后。’尝谓肃曰：“吾子辞直，盖存乎篇序。既咏叹之不足，因著其所以然，贻诸好事者。凡诗三百篇，表、志、碑、赞、序、议、述又百有二十。其五十篇缺，独著其目云。”
　　据梁肃序文可知，李泌撰写表、志、碑、赞、序、议、述体的文章有一百二十篇，其中有五十篇仅存篇目而文已散佚了，实收七十篇，写诗三百篇，数目较丰，可惜的是这些诗文绝大多数早已散佚了，今存寥寥无几。
　　李泌的文章，今存《对肃宗破贼疏》、《议复府兵》、《学士去大字疏》三篇，收入《全唐文》中，文字简洁，叙事、论事条理清楚，逻辑性强，也颇有文采。《对肃宗破贼疏》，对安禄山叛乱集团内部情况、心态了如指掌，在知己知彼的对比中，提出切实可行的全面破贼之策：“诏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陉，郭子仪取冯翊入河东，则史思明、张忠志不敢离范阳、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离长安，是以三地禁四将也。”
　　这样一来，使安禄山叛军：“得通关中，则北守范阳，西救长安，奔命千里，其精卒劲骑，不逾年而毙。我常以逸待劳，来避其锋，去剪其疲，以所征之兵会扶风，与太原朔方军互击之。”
　　并且尖锐地指出要先“取范阳”，使“贼失巢穴”，“当死河南诸将手，必得两京”。文章层层剥笋，直逼核心，极有说服力，是一篇独具慧眼，极有文才、极有谋略的论说文。《议复府兵》，从历史的角度论述府兵制的形成、发展和被募兵制替代的原因，并指出募兵制的害处，认为它是“祸乱遂生”
　　的根源，故而应恢复府兵之法，使之“常存不废”，倘能如此可为“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李泌所论府兵与募兵优劣，虽有争议，但他论述极有条理，而且以史料和现实加以论证，有论有据，不失为佳作。《学士去大字疏》不足百字，极为简练，既表述了李泌对亡友张说的缅怀与敬仰，也流露出自己的谦虚之胸怀，令人读之深受感动。
　　李泌的诗损失比文章更甚，今存仅《咏方圆动静》《长歌行》、《奉和圣制中和节曲江宴百僚》、《奉和圣制重阳赐会聊示所怀》四首，及残存三首，其一“青青东门柳，岁晏复憔悴。”见《邺侯家传》。其二《赋茶》诗：“旋沫翻成碧玉池，添酥散出琉璃眼。”亦见《邺侯家传》。其三“良弓摧折久，谁识是龙韬。”见《吟窗杂灵》。《咏方圆动静》为四言古风，是与张说和诗，当时李泌年仅七岁，表达了这个小孩不同凡响的志趣，如果细观他的一生，始终也没有违背童年时的梦幻。《长歌行》是一首咏志诗，写得很激昂慷慨，表达了他壮志难伸的悲懑之情，锋芒外露，热血沸腾，从体制上显然受到六朝乐府影响。尽管李泌一生都摆出一副隐士玄秘的佯子，但实际上在他内心却始终有一股不可熄灭的欲火在燃烧，在他的血管里一直有热血流动着，正因为如此，才使他能干出一番惊人的业绩。《奉和圣制重阳赐会聊示所怀》，虽是“奉和”皇上的诗作，也不流于凡俗，从中表达了李泌博大的襟怀，表达了他对太平盛世的追求与想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久经离乱生活，希望和平安定的广大人民的心声。《奉和圣制中和节曲江宴百僚》，这可能是李泌写的最后一首诗，表达了行将就木的老人对李唐王室，对天下百姓的善良心愿。李泌本作诗三百余首，仅存四首，无法论述其诗的风格，而且前两首与后两首相隔四、五十年，其中以《长歌行》最佳，表达了一位昂藏大丈夫仰天悲鸣，文情俱佳，催人泪下！李泌留下的三首残诗，“青青东门柳，岁晏复憔悴。”用比兴的手法进行讽喻，继承了自《诗经》以来的美刺传统。“旋沫翻成碧玉池，添酥散出琉璃眼”，对刚刚沏的香茶加以形象描绘，写得十分细致，十分含蓄，令人耳目一新，仿佛闻到茶的清香。“良弓摧折久，谁识是龙韬。”“龙韬”是指托名为太公吕望撰写的《六韬》中第三卷，“龙韬”包括王翼、论将、选将、立将、将威、厉军、阴符、阴书、军势、奇兵、五音、兵征、农器等十三篇，是着重讲述军事指挥和兵力部署的韬略，并阐明只有正确部署和使用兵力、兵器，且能诱导、调动敌人兵力，注意天时、地利等客观条件的影响，才能克敌致胜。李泌在肃宗李亨灵武即位后，就出山赴国难，辅佐李亨、李豫父子指挥天下兵马，平定“安史之乱”，他是熟读“龙韬”，并且能创造性地学习和发挥的。在这两句诗中，他用“良弓”受到长久“摧折”，比喻自己境遇坎坷，用“龙韬”倾吐出自己胸藏甲兵，指挥天下的雄心壮志，正如梁肃在《丞相邺侯李泌文集序》中所云，“用比兴之文，行易简之道”，“疏通以尽理，闳丽而合雅”。遗憾的是李泌所作三百余首，仅剩下几首传世，这实在是文学史上的重大损失。李泌不仅是文论家、诗人，还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晚年，在德宗李适加封他为集贤殿学士后，他曾向德宗上奏道：“《论语》是圣人之言，弟子记之，而篇序之名多不近理，且甚错杂。何晏集解③，又多舛误。臣少欲编次、注释而未暇，今加学士，枢务稍简，欲成素志。”
　　德宗李适听到后，心里很高兴，他也很想为自己添上“文治”之功，便
　　说道：
　　“朕幼好《幼语》，以其篇名浅近，注释又，有意与硕儒为之。卿先有此请，即为置一讲论殿，殿成与卿日夕讨论。”
　　李泌原是想以此完成素志，并渐渐脱离宰相繁忙工作，不料德宗李适竟有此念，恐误国事，忙阻止。德宗李适稍有不悦，问道：“向前帝王好用臣下著述为御制，朕意不如此。自幼读书，颇有义性，今欲同商量撰注。朕义长则注称御制，卿义长则称臣曰，今后代知君臣同心，精于古训，一时盛事，非欲占卿义也。”
　　李泌见德宗李适竟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感到涕笑皆非，连忙加以解
　　释道：
　　“陛下睿圣天纵，生知当合尧舜，宣尼（孔子）祖述尧舜者也。臣识见浅短，方欲解释七十子之言，岂忧占臣义乎？所言未可者，见梁武帝④、侯景⑤及周军至，犹讲老子不辍，故庾信⑥赋云：“缙绅以干戈为儿戏，宰衡以清谈为庙略，高贵卿公⑦与钟繇⑧等较量精义，何救于败。’今吐蕃劫盟，其屯集去京无五百里，陛下乃与臣讲论，恐边将懈怠，且为后代所笑。臣忝学士，偶成素志则可，君臣同注，乃是不急之务，愿待理平后图之。”
　　德宗李适闻言神色始霁，含笑道：“卿凡事精深如此，可谓真宰相。然卿亦未得便自注，终待平定后与卿同为之。”
　　德宗李适不仅好猜忌，而且心胸狭窄，他见李泌不欲同注《论语》，便也没有答应李泌自注，还是坚持今后待天下“平定后”与李泌“同为之”。
　　⑨李泌的这桩素志因德宗李适所阻，没有能够实现。
　　德宗李适在加封李泌为集贤殿学士知院事时，曾命其主持修国史，这项工作刚刚开始，李泌就病逝了，也没有留下他在史学上的论述，在这一点上他不如魏征、欧阳修，实在可惜。
　　注释：
　　①比、兴是文学写作的两种手法。比是譬喻，兴是寄托即“寄事于物。”
　　②黄老即黄帝和老子，黄老为道家之祖，世因谓道家曰黄老。
　　③何晏（190—249）国时魏国大臣、玄学家。东汉末年大将军何进之孙，母尹氏为曹操收为夫人，自幼为曹操收养，以才秀知名，好老庄，始倡玄言。累官至侍中尚书，以清谈著名，士大夫争效之。因支持曹爽，被司马懿所杀。著有《论语集解》传世，又作《道德论》及诸文赋数十篇，已佚。
　　④梁武帝萧衍（464—549），南朝梁创建者。齐高帝萧道成族弟，他与沈约、谢眺等文士交游，号“竟陵八友”。齐末皇族骨肉相残，他先拥萧宝融为帝杀东昏侯，继杀宝融，自立为帝，建立梁朝。即位后一方面以严刑苛法镇压民众，一方面伪装仁慈勤俭，提倡尊儒崇佛。侯景作乱，他智穷力竭，困饿而死。生前招纳文士，辩论儒、释义蕴，议定“五礼”，合著《通史》。又善音乐诗赋，已佚，今存《梁武帝御制集》。
　　⑤侯景（503—552）梁武帝大臣。先为魏朝臣，依附尔朱荣，为定州刺史。后又附梁，封河南王。梁太清二年为东魏击败，奔寿春，闻梁武帝对己有异意，起兵叛梁，攻陷台城，困死梁武帝。后自立为帝，改国号汉。不久被王僧辩、陈霸先击败，在入海北逃途中为部属所杀。
　　⑥庾信（513—581），字子山，南阳新野人。初仕梁朝，任抄撰学士、东宫学士、建康令等职。侯景作乱，奉梁元帝之命出使西魏，被迫留长安。北周代魏后，任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洛州刺史等职。他与父庾肩吾及徐，徐陵父子擅写绮丽诗文，世称“徐庾体”。在入魏、周后，多抒怀念故国和感伤身世之情怀，形成苍劲、悲凉的独特风格，故杜甫称其“文章老更成”。
　　今存《庾子山集》。
　　⑦高贵卿公指魏明帝曹髦（241—260），曹丕之孙。少好学，封高贵卿公。嘉平六年司马师废齐王曹芳，公卿迎立曹髦为帝。他不甘作司马氏傀儡，率宿卫攻司马昭，失败被杀。死后无谥，史称高贵卿公。
　　⑧钟繇字元常，三国时著名书法家。汉末举孝廉，累迁侍中、尚书仆射，封东武亭侯。入魏后，进太傅，封定陵侯。太和间卒，谥曰成。他以曹喜、刘德升、蔡邕为师，吸取各家之长，能隶、真、行、草诸体，尤其在真书上贡献极大。
　　⑨《邺侯家传》。
　　结语
　　李泌是历史上罕见的特殊人物，一生颇具传奇色彩。
　　他七岁便入皇宫，朝见天子，与宰相唱和，身历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经常出入于禁中，甚至居住于禁中，受到四代皇帝的敬重、信任，他与肃宗李亨成为布衣之交，半君半友，他与代宗李豫成为半君半友半师，在德宗李适朝出任宰相，言听计从。李泌在肃，代两朝虽没有任宰相，但却权重于宰相，故德宗李适说李泌，“肃宗、代宗之任卿，虽不受其名，乃真相耳”。
　　由于李泌的一生际遇极特殊。业绩也极特殊，又好玄学，好鬼神说，在史学界一直成为有争议的人物。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李泌传》中对他颇有微词：
　　“泌颇有谠直之风，而谈神仙诡道，或云尝与赤松子，王乔、安期、羡门游处，故为代所轻，虽诡道求容，不为时君所重。德宗初即位，尤恶巫祝怪诞之士。……及建中末，寇戎内梗，桑道茂有城奉天之说，上稍以时日禁忌为意，而雅闻泌长于鬼道，故自外征还，以至大用，时论不以为惬。
　　及在相位，随时俯仰，无足可称。复引顾况辈轻薄之徒，动为朝士戏侮，颇贻讥诮。
　　……泌放旷敏辩，好大言，自出入中禁，累为权幸忌嫉，恒由智免；终以言论纵横，上悟圣主，以跻相位。”
　　刘昫等人所论有失忠厚。宋人欧阳修，宋祁不赞同这种评价，在《新唐
　　书·李泌传》云：
　　“泌出入中禁，事四君，数为权幸所疾，常以智免。好纵横大言，时时说议，能寤移人主。然常持黄老、鬼神说，故为人所讥切。……独柳玭称，两京复，泌谋居多，其功乃大于鲁连①、范蠡②云。”
　　在李泌传记后附的“赞”语中又云：“泌之为人也，异哉！其谋事近忠，其轻去近高，其自全近智，卒而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观肃宗披棒莽，立朝廷，单言暂谋有所寤合，皆付以政。当此时，泌所献纳为不少，又佐代宗收两京，独不见录，宁二主不以宰相器之邪？德宗晚好神鬼事，乃获用，盖以怪自置而为之助也。……至劝帝先事范阳，明太子无罪，亦不可诬也。”
　　其实，李泌并非以纵横大言，放旷敏辩而为肃宗，代宗信用，并委以大权的，主要是他博古通令，有军事、政治、外交、经济之才，并且注重实际，成为他们身边不可缺少的大谋略家，才屡次欲令其拜相的，李泌当时末允，也自有他的苦衷，无可厚非。至于德宗李适将他调入京师，委以宰相之权，并对他专听专信，并非因为他好神鬼事，而且依靠他在军界的威信，在政界的影响，依靠他擅长于理财，从事外交工作，来稳定动荡不安的局势，来维护风雨飘摇中的李唐王朝。而李泌本人虽口头上常谈神仙，实际上只是一种应付乱世的障眼法，韬晦之计。如他自称是道教徒，穿过隐士服，却反对立庙，反对天命，他曾向德宗力谏：“夫命者，已然之言。主相造命，不当言命。言命，则不复赏善罚恶矣。桀（夏桀）
　　曰：“我生不有命自天？’武王（周武王）数纣（殷纣）曰：“谓己有天命。’君而言命，则桀纣矣。”③德宗李适接受了李泌的谏言，并表示“朕请不复言命。”又如李泌“好大言”，也与事实不符。李泌实际上是非常务实的，当德宗李适欲与之同注《论语》时，他引古论今谏言道：“所言未可者见梁武帝，侯景及周军至，犹讲老子不辍，故庾信赋云：缙绅以干戈为儿戏，宰衡以清淡为庙略，高贵卿公与钟繇等较量精义，何救于败？”
　　李泌并非徒好大言的纵横家，而是善于分析情况，捕捉战机，善于了解别人心态，并加以诱导的大谋略家，决非如后晋史学家刘昫所论，欧阳修，宋祁之见较刘煦有眼力，但也有时囿于旧观念，没有做出正确评价。宋代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这部巨著中，兼采正史，野史，并对各种文献记载的真伪加以“考异”，力求符合历史的真实性，他在《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九》记载“泌有谋略而好谈神仙诡诞，故为世所轻”句下有“考异”
　　云：
　　“泌虽诡诞好谈神仙，然其知略实有过人者。至于佐肃，代复两京，不受相位而去，代宗、顺宗之在东宫，皆赖泌得安，此其大节可重者也。《旧传》毁之太过。
　　《家传》出于其子，虽难尽信，亦岂得尽不信！今择其可信者存之。”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唐纪四十八》“既而戍卒应募，愿耕屯田者什五六”句下又全面评论道：“自李泌为相，观其处置天下事，姚崇④以来未之有也。史臣谓其出入中禁，事四君，数为权幸所疾，常以智免。好纵横大言，时时说议，能寤移人主意。然常持黄、老、鬼神说，故为人所讥。余谓泌以智免，信如史臣言矣。然其纵横大言，持黄、老、鬼神说，亦智也。泌处肃，代父子之间，其论兴复形势，言无不效。及张，李之间（指张后、李辅国），所以保佑代宗者，言无不行。元载之谗疾，卒能自免，可谓智矣。至箕与德宗论天下事，若指诸掌。以肃，代之信泌而泌不肯为相，以德宗之猜忌而泌夷然当之，亦智也。呜呼！
　　仕而得君，谏行言听，则致身宰辅宜也。历事三世，洁身远害，筋力向衰，乃方入政事堂与新贵人伍。所谓经济之略，曏未能力肃，代吐者，尽为德宗吐之。岂德宗之度弘于祖，父邪！泌盖量而后入耳。彼德宗之猜忌刻薄，直如萧（萧复）、姜（姜公辅）、谓之轻己卖直，功如李（李晟）、马（马燧），忌而置之散地，而泌也恣言无惮。彼其心以泌为祖，父旧人，智略无方，弘济中兴。其敬信之也久矣，泌之所以敢当相位者，其自量亦审矣。
　　庸非智乎！其持黄、老、鬼神说，则子房（张良）欲从赤松（赤松子，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仙人）游之故智也。但子房功成后为之，泌终始笃好之耳。”
　　司马光不愧是大政治家，史学家，他对李泌言行，功绩的分析，评价较刘昫，甚至欧阳修，宋祁高出许多，比较符合李泌的实际情况。
　　李泌是以儒为本、为实，以道为衣、为虚的。他表面上侈谈黄、老、鬼神说，还常常穿着羽衣，自称玄门子弟，只是身处乱世“洁身远害”的一种手段，被严酷的现实生活扭曲的反映，这正如《新斋赋》所云：“动可以周万物而济天下，静可以崇高节而抗浮云。”我在十四年前出版过唐代另一位宰相魏征的传记，在《魏征》⑤一书中曾云：“他暂避风险，违心地出家为道士，成了方外之人，在宁静中观变，俟机而动。这现象一点也不奇怪。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常常出现这类特异的人物，这是在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复杂的产物，是所谓的智者身处乱离之世，为了避免祸患的一种权宜之计。因为统治阶级上层人物争夺的焦点，不外乎名和利，僧道素来以世外人自居，似乎不慕人间的名利，一般地不会成为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
　　在中国历史上用这种方法全身避祸的名人有好几位。如汉朝初年被誉为汉代三杰之一的张良，晚年见吕后专政，朝廷多故，开国元臣或遭杀戮，或被贬斥，境况极险极惨，他便以仰慕神仙，辟谷潜修，又侈谈与古仙人赤松之游之类的荒诞不经事，躲过了吕后的猜忌和杀戮，正受惠于他大谈神仙而又装出一副淡薄人间权势的样子。又如梁武帝时的陶弘景，元代初年的刘秉忠，明朝永乐年间的姚广孝，他们也是并未忘怀于尘世生活，极不安分的方外人。西晋时的僧人佛图澄，之所以取得后赵两代君主石勒，石虎的信任，靠的是圆滑的辩术和高超的幻术，但石勒，石虎俱是雄猜之主，太多疑忌了，佛图澄穷于应付，最后只好诈死逃跑了。临走还故弄玄虚，事先在柩内藏了一块石头，然后又在“陇上”偶一露面，便立即消隐。石虎闻言好奇，开枢检验，见佛图澄葬石而去，暗示他死期将至，心中大恐。李泌在病重时，见“月蚀东壁”，自言“大臣当有忧者”，其实也是在故弄玄虚，为自己的一生添上神秘的色彩。
　　注释：
　　①鲁仲连，一作鲁连，战国时齐国人。他常为人排难解纷，不受报酬。赵国在长平惨败后，被秦兵围困邯郸，他入见赵国君臣，坚持义不帝秦，从而稳定了士气民心，平原君要封赏他，坚辞不受。齐将田单反攻，燕国聊城守将顽抗。他致信于燕将，使其献城，田单要厚赏之，仲连逃隐于海上。《汉书·艺文志》著录《鲁仲连子》十四篇，《新唐书·艺文志》著录《鲁连子》一卷，俱佚，清人有辑本。
　　②范蠡，字少伯，春秋未越国大夫。原为楚人，仕越为大夫，上将军。公元前494 年，越被吴打败，困守会稽，他献策越王，卑身厚赂乞和。他与越王勾践至吴为人质。归国后与大夫文种奋发图强，终于一举灭吴。他深知勾践乃雄猜，阴狠之君，不可共富贵。先化名鸱夷子皮离越适齐，后又定居山东定陶，自号陶朱公，行商成为巨富。他认为世间万物皆变，时势盛衰也如此，故应待时而动，顺其自然。在经济之学上着眼于自然循环，掌握“贵上极则反贱”之原则。《史记》中有传，《计然篇》为其力作。
　　③《新唐书·李泌传》。
　　④姚崇（650—721），本名元崇。陕州硖石（今属河南三门峡东）人。历任武则天、睿宗、玄宗为相。武则天晚年，他参与张柬之等拥立中宗政变。睿宗时，他因反对太平公主干政被贬外地。玄宗即位，再任宰相。他建议禁止宦官，贵戚干政，禁绝营建佛寺道现，奖励群臣劝谏等十事。他与宋璟同为开元时名相，史称“姚宋”。
　　⑤河北人民出版社1982 年8 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