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枋（1622-1694），字昭法，号俟斋，自号秦馀山人，吴县人。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中举人。他能书善画，诗尤名重江南。明亡后隐居山墅，布衣草履，终身不入城市。著有《居易堂集》、《俟斋集》等。其墓在光福镇香雪村珍珠坞。墓穴完整，墓碑上镌有篆文“明孝廉俟斋徐公炎墓”。1986年3月公布为吴县市文物保护单位。

(转自<名人录>)

三、 徐 枋

对异族政权的不满和无奈，汉族知识分子就像被迫穿上一件永远熨烫不平的皱褶的衣服，一辈子也不舒服。 

时间的大手能磨平这心中的沧桑吗? 

自1644年开始的明清易代，苏州大地上的知识分子对新政权鄙视、仇恨、反抗的方式，除了公开的手段，如武装反抗和示威请愿外，相当多的人采用不合作的办法，遁隐山林，拒绝为清廷效命，在山水之间啸傲歌吟，进行完全个人化的读书写作活动。徐枋就是典型的一位“遗民”。 

徐枋(1622～1694)，字昭法，号俟斋，晚号秦余山人，是明清易代时，那个慷慨流涕，自投虎丘后溪的明少詹事徐禥的儿子，崇祯十五年举人。 

徐禥字九一，号勿斋,崇祯戊辰进士，是詹事府的二把手，官职不高，却是苏州沦陷时第一个以身殉国的政府官员，他的举动在市民和知识阶层中的影响是巨大的。徐禥临死前嘱咐23岁的大儿子，不得入仕清朝。从此，这位富有才气的青年，严尊父命，中断了他的仕进之想，从此过着隐居流浪的生活，最后隐居苏州郊外灵岩山至天平山之间的上沙村涧上草堂，足不迹城市。

《丹午笔记》简要地介绍过他：“昭法领乡荐，鼎革后，屏居上沙涧上，安贫乐道，以笔墨山水自娱，终身不入城市……著《历代鉴断》。康熙乙丑，大中丞汤文正公三至其门，不见。俟斋遭母丧，汤公亲吊，又弗见，遂回车。俟斋跪于中道半山，叩首曰：‘孝子徐某叩谢大人。’汤公叹息良久，如闲云野鹤，可望而不可及。卒年七十余，门人潘耒葬于香雪海之真如坞，无嗣。” 

汤文正公，就是汤斌，河南睢州人，曾任江苏巡抚。他在苏州期间积极执行清朝廷的统战政策，对著述颇多，且能书善画，名扬海内的徐枋自然要以礼相待，但屡碰钉子。徐枋的母亲去世，汤斌去吊唁，徐枋仍避而不见，只是在汤往回走的半路上，以一个孝子感谢上门吊唁之人的应有礼仪，遥遥地表示感谢而已。他拒绝与清朝官员有任何的接触，这个态度一直坚持到死。 

清人陈康祺的《郎潜记闻初笔卷六》有一则关于“徐枋峻洁”的文字记录，在称赞他拒绝降清的蔡毓荣的求画态度的同时，却不相信他避而不见江苏巡抚汤斌的传说。陈康祺的这个说法，其实是他个人的想当然，是从自己的价值观念作出的推断。事实当然不是陈康祺所说的那样。徐枋就是一位至死都固守自己政治立场和信仰的读书人。 

徐枋不仅拒不见汤斌，四十年如一日，布衣草履，安贫守志，就连后来他的门人潘耒耐不住名利引诱，应博学鸿儒考试，被授官后来见老师，徐枋也拒不接见。潘耒在门外跪了三天，才让他进门。潘耒送上一方砚台，他也不接受，潘耒哭着请老师收下，徐枋叫人把砚台悬挂在梁上，表示不用。他著有《读史稗语》一书，后人称之为“卓绝鲜与伦比”，文章中，对于明末降清的洪承畴给予了最有力的鞭挞，这是他一以贯之的文化态度。 

徐枋是一个真正能在名利和气节之间，视名利为不屑，固守气节至死不渝的硬汉。在这个有关个人操守、道德信仰的大是大非面前，不论是亲朋好友，门生故旧，还是高官显贵，都不能攻破他的心理防线。因为家境贫寒，他临死的时候，怕家人在处理他的后事时顶不住经济压力，而可能会接受清朝官员的资助，特别叮嘱家人一定要拒绝新任江苏巡抚宋荦为他安葬。 

徐枋的所作所为，为人们所称道。《吴门表隐·卷十六》记叙了一个住在灵岩山名叫南岳和尚的僧人，出于对徐枋的尊敬，不断用香火钱资助他。因为徐枋足不进城市，他还驯养了一头驴子，每天将徐枋作的画驮在驴背上，运到城里出售，以解决徐枋的生活开支。时间一长，人们熟悉了这头驴子，称为“高士驴”。从这则有趣的记事的缘起，就可以看出人们对徐枋的尊崇，记述得那么平实，也那么富有感情色彩。民众对士子的人格的看重，自有评判的是非好恶标准。对于降清的名士，民众的嘲讽更是不遗余力。有文字记述读书人对吴伟业的态度，可作一观。作为文人，吴伟业(梅村)是一代名士，他降清后，在虎丘山的复社的集会上，仍以导师的身份出现。第二天，他游览虎丘，在千人石附近却看见了这样一首针对他的题诗：“千人石上坐千人，不仕清兮不仕明。只有娄东吴太史，一朝天子两朝臣。”多么不留情面的辛辣讽刺，吴梅村看见了，脸红心跳，“废然而返”。在关乎名节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道德标准并不因为富贵、贫贱而有所变易，是超然于世俗得失的人心评判。

徐枋死于1694年，康熙三十二年。他的墓葬地是好友戴南枝为他选择的，在香雪海西南的真珠坞。费用是戴南枝和徐枋的学生潘耒共同筹措的。

徐枋的这个归葬之地，《百城烟水》简介：“青芝山，在邓尉西南。山之右为真珠坞。 群山四抱，一隅稍豁，其景最胜。”有记载说，徐枋墓位于光福乡香雪村珍珠坞，墓穴完整，墓碑刻篆文“明孝廉俟斋徐公之墓”。1999年的秋末冬初时分，我从苏州新区的度假饭店出发，驱车前去拜寻，数度去问当地居民，皆不知有珍珠坞。直到后来遇到香雪村的文管员，才领我去一处已改名为山坞里的地方。青芝山和弹山环抱，名副其实的一处山坳，江南称之为“坞”，是散文家描述为“山间松万本，参云翳日；碧栏红榭，与白波翠癊相映发”的风景相当优美的地方。在山坞里23号，一处十分宁静的田家宅院里，66岁的陈姓老太太告诉我，这个姓徐的墓，已因为开采石料而被毁坏了。我怅惘四顾，满目青山，不能不感到极度的失望，没有人知道这位被称作明末“海内三遗民”之一的徐枋了，在这个“任是深山更深处”的地方，也同样没有逃脱市场这只大手对文物的可能破坏。徐枋是真正地走进山坞里面去了，与青山融为一体。

这难道意味着气节的颓丧和一种道德精神的消亡?

江南地区的明清易代在绝对时间上，只是一两年之间的事，但老百姓特别是封建知识分子弃旧事新，却是几十年的时间也难以适应的。清朝的统治者对汉文化的认同，是在康熙手上开始的，所谓“康熙之治”，究其实质也只是满清少数民族在汉文化的发扬光大的层面上所做的努力被汉族百姓所认同而已。这是个双向的努力，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个不断被认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族的气节、大义逐步淡化，而人格操守和道德良知却日显凸出。

钱谦益、吴梅村、侯方域等人的变节投降，和顾炎武、金圣叹的反抗，是这个过程还未开始时的必然的两种价值观、道德观的分垒，是民族气节的高扬、贬抑和人格操守的彰显还是低下的标识。判断这种忠奸善恶的大是大非，是同时代的每个人一眼就能分明的。

清人邓汉仪《题息夫人庙》诗曰：“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楚文王灭息国，掳息夫人归，生二子，但她始终不同文王说话。比起顾炎武、金圣叹的执著反抗，徐枋所承受的心理磨练似乎更能考验人的精神意志，柔韧却永不弯折。 

浙江余姚的大学者黄宗羲同顾炎武一样坚决不事清廷，也曾召募乡勇成立“世忠营”武装抵抗，并屡拒清廷征召，但日后他的儿子黄百家却奉他之命为康熙修明史。与顾炎武同时代的大画家石涛(朱若极)，有着朱明王朝的皇家血统，明亡后那么痛苦不堪，但1684年、1687年却两次分别在南京、扬州参与迎接康熙南巡的圣驾。几十年如一日的行为，是以超常的意志和非凡的品行为支撑的，于此可以想见徐枋的人格力量，深沉而又坚定，没有一丝狂热和浮躁。

由此，我们可以联想，中国知识分子所一贯标榜的人格精神，以及相沿相续的价值观，从整体上考察，究竟有多少绵延长度，能承戴多少重压? 

一个已经垄断了国家话语的政权，是具有强大的支配力量的。 

明亡以后，一些士子还能抛弃仕途，过隐居的生活，与新政权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也就是说还能讲究气节操守，仿佛像隐居首阳山中的伯夷、叔齐；一旦社会承平，步上正常发展的轨道，他们就无法忍受挨冻受饿的生活，以及红尘中名和利的诱惑，而不能老死于蓬蒿之中。一个不能体现自己个人价值的人，内心的痛苦无疑是巨大的。对人的考验也就变得格外严酷起来。即如武装抗清的斗士顾炎武，在他58岁的时候他的外甥徐原一殿试第三人及第，中了探花，顾炎武在北方还一度住在他家里。这说明他已放弃了武装反抗的手段，消解了民族仇恨，只固守着自己的道德良知，让世人和后人敬重他的人生坚定的政治信仰。

对于徐枋，可以谈论民族气节，但在满清一统天下，国人都已剃掉头发的情况下，对于世人的启示已不是最重要的了，在他身上突出的是作为一个独立意义上的人的真正价值——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从满族也是中华民族一分子的角度，谈论民族气节已没有文化传承上的意义——那些反清复明的志士，他们的后世子孙，能不剃掉头发，依旧像他们当年参加明王朝的科举一样去参加清政府的乡试、会试?所有的中国人在1911年以前的岁月中，没有例外地在脑后拖条长辫子，自觉地按照满族的风俗习惯过日子；孙中山成立兴中会，喊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许多国人对于这个久违的声音却感到相当陌生，进入民国，竟还有清朝的遗老遗少，一如明代的遗民一样。 

从顾炎武到金圣叹，再到徐枋，也就是从1644年到徐枋去世的1694年这五十年间，民族矛盾的消解，使我们的认知层面从民族气节朝人格尊严和道德操守深化。我们所能面对的只是人格尊严与否、人格意义的孰轻孰重的问题，是否趋炎附势的道德良知的内心拷问，而这些对于华夏民族的所有成员来说，健全人格，保持独立的政治、生活姿态，才是最为紧要的。 

(转自<《书屋》二〇〇一年第十期 <苏州先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