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

                                          朱正

1957年7月7日晚，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接见了上海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和工商界的代表人士。新华社发的电讯说，“毛泽东主席和大家围桌闲话约两小时”，这条电讯还报道了被接见的三十六人的全部名单，其中有应云卫、赵丹、黄宗英、罗稷南、王元美等人。至于“闲话”了一些什么内容，新华社未作报道，只说是“亲切的交谈”就是了。

现在人们已经知道，在这晚的闲话中，罗稷南问了毛泽东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的回答是：“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毛泽东同罗稷南这不到一分钟的对话，是周海婴在他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第370-371页）里首先披露的。只是他没有把别人说给他听的这件事情写得很清楚，一些地方还写错了。第一，他没有写明是几月几日的事；第二，他误以为那天是毛请几位湖南老乡聊天；第三，他把罗稷南的籍贯（是云南人而不是湖南人）和卒年（是1971年而不是九十年代）都写错了；第四，他说这次谈话有周谷城在场，却没有注意到那时周谷城正在北京出席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当读者看到周海婴书中这些同事实有出入的地方，不免对他说的这事产生一种未必可信的感觉。

周海婴披露此事之后，就有人撰文质疑。质疑者希望毛泽东并没有说过这句话，于是列举毛泽东在上海的历次活动，找不出一次有罗稷南与周谷城两人同时在场的，以为这就可以证明没有这次对话了。

对于这样的质疑是不难回答的。如果周海婴的书出个修订本，把日期添上，把罗稷南的籍贯和卒年订正，删去周谷城的姓名，换上确实在场的人，也不再说什么老乡的聊天，而说是同一些知识界人士围桌闲话，也就没有什么需要质疑的了。

不但可以挑剔这些细节上的错误，论者以为还可以提出似乎更有力的理由。这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中，毛泽东在同文艺界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两次谈话中，都说到了“鲁迅活着会怎样”这个问题。这两篇谈话已经在《毛泽东文集》第七卷正式发表，人们很容易看到了。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中，毛说：

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的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第263页）

这里设想的只是如果鲁迅现在还活着他会怎样。至于会怎样对待他，只表示了把他搬出来让大家学习研究的意思。在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对于这一点就说得更加具体了：

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第253～254页）。

对于“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这个问题，毛泽东在3月8日的回答是可以考虑安排他当文联主席，怎么到了7月7日，他的回答却是有可能被关在牢里了呢？怎么会同原先的说法“迥然相异”了呢？

这确实是“迥然相异”。为什么会有这“迥然相异”的说法，毛本人已经解释清楚了。就在他同罗稷南等三十六人围桌闲话的第二天或第三天，7月8日或9日，他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友谊电影院向上海各界人士发表讲话（据《毛泽东选集》的题注是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日期是7月9日），这篇讲话以《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这篇一开头就说：“三月间，我在这个地方同党内的一些干部讲过一次话。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百天了。这一百天，时局有很大的变化。”（第440页）

原来是因为7月的形势已经同3月的形势迥然相异了。

3月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那时，以及更早，2月开最高国务会议大讲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那时的形势是，知识分子文化人在乍暖还寒的早春天气，对于毛所号召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不免心存疑虑，多抱一种观望态度。毛亲自出面，大会报告，小会座谈，就是动员知识分子消除顾虑，积极投身于“放”、“鸣”运动中去。毛的这些讲话，谁如果不仅看到《毛选》里的被“整理”得干巴巴的板起面孔的文本，也看到了原始的记录稿（这在文化大革命中曾有许多造反组织大量印售，现在还偶尔能在地摊上买到），就可以知道当时他真是谈笑风生，态度更是亲切感人。傅雷在听了毛的讲话之后写给儿子的信中表示了为之激动不已的心情。假如毛只是照念《毛选》中印的那一长篇，大约不会有谁如此激动吧。

到了7月，已经是反右派斗争的高潮之中，形势迥异了。许多说法当然也就不能不相应地迥然相异。就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的那一长篇《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到了6月19日公开发的时候，中间就经过十四次修改，改成了一篇倾向与原文迥然相异的新文章。7月和3月两次说到“鲁迅活着会怎样”这话题，是两次独立的讲话，其间并没有承接的关系，说法不相同了，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呢。怎么能够因为7月的说法不同于3月的说法，就否认7月说法的真实性呢。

这里可以举一个人们更熟知的例子：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后来是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了。如果有论者提出：它跟3月间毛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中对《文汇报》所作的评价迥然相异，能不能因此就推论出这篇社论不可能出自毛的手笔呢？

人们在谈论1957年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时刻不要忽略以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为明显的分界线，将这一年分为大不相同的前后两段。人们不能笼统地说“毛在1957年是如何谈论某一话题的”。忽略了这一条时间的分界线来谈论这一类问题，就会让自己陷入混乱之中。

说到罗稷南，因为据说看不出他同毛泽东有多深的交往，所以就很难想像他会向毛提出那样的问题来。我看事实还跟这想像有一点不同。据我看到的资料，罗同毛的交往可以追溯到红军时代。那时罗作为福建人民政府的代表到江西苏区商谈过合作的事。这事想必给毛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所以解放后他即被安排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根据贺圣谟：《“孤证”提供人的补正》一文）；后来他到上海以著述翻译为生，担任过中国作协上海书记处书记，又安排做了多届上海市人大代表（根据陈晋：《“鲁迅活着会怎样”？——罗稷南1957年在上海和毛泽东“秘密对话”质疑》一文）。对于一位党外人士，这应该说是很高的礼遇了。那天毛邀请了他，又让他跟自己同坐一桌（见7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所载新闻照片），也就多少说明一点问题。再说，那天并不是有专门议程的正式会议，只不过一次“围桌闲话”，话题散一点、广一点，都无不可。在这种亲切交谈的气氛中，罗稷南作为过去有那么一点渊源，现在有这么一点地位的人士，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似乎也不好说是很难想像的事情。

其实，“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这并不是到1957年才有人提出的新问题，在这以前和以后，它多次被知名的和不甚知名的人提出过。它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问题，每一次提出都是十分具体地联系着当时的“今天”的现实。罗稷南向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正是反右派斗争白热化的高潮之中，一些受到鲁迅重视的作家，像冯雪峰、丁玲、黄源等人，都将在这一场斗争中被划为右派分子；另一些受到他重视的作家，像胡风、萧军，甚至更早就已经被整肃。再看鲁迅本人，他从来就是一位“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的杂文家，这在此刻，是大大的不合时宜了。就在这两三个月里，不是已经有许多人因为写了批评性的文字而被划为右派分子了么。

罗稷南的问题，其实质是：在当前的反右派斗争中，要是鲁迅还活着，你看他会不会被划为右派分子？毛对罗问的理解是完全准确的，立刻作出了毫不含糊的斩钉截铁的回答：“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这才是毛泽东。如果不是这样回答，那他就不是毛泽东了。

就在一星期前他发表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他说了，他是要“把根本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的（见《毛选》第五卷，第437页）。今天他对着在座的这些上海文化界、工商界的代表人物，回答了罗稷南的问题，说了这句大实话，是一次重要的表明态度：在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在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还是有损于这种地位这个要害问题上，我毛泽东是铁面无私寸步不让的。他拿已不在世的鲁迅为例，向中国那些没有奴颜和媚骨的知识分子文化人提供了两种选择：你还要写，就请你坐到牢里去写吧；你不想坐牢，也可以，那就请你一句话也不要说。你们看吧，即使是鲁迅，不论他有多高的声望，多高的地位，多大的功绩，我给过他多高的评价，只要他不识相，说些不中听的话，就不要怨我翻脸不认人，该戴上帽子就得戴上，该关起来就得关起来。事实上毛就是这样做的，试看当年头面人物中所划出来的右派分子，哪一个不是受到过毛的重视，得到过很高礼遇的人呢。对于在座的和并不在座的知识分子文化人，这是一个适时的警告。

努力来证明毛没有说过这话的论者，所能找到的论据， 除了周海婴写错的一些细节之外，就只有逻辑的推论了。拿不出过硬的证据（例如现场的录音带，当时在场者的可信的回忆录等等）来证实其必无。我能够做的，也不过是指出这些推论并没有太大的说服力，不足以全盘推倒周海婴所说的基本事实； 可是同样也拿不出过硬的证据来证实其必有，不过是“空对空”而已。

现在好了。当晚应邀到场的三十六人之一的黄宗英，发表了《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这篇回忆文，写出了现场的一些细节，我这个读者读了，觉得是真实可信的。报刊在发表她这一篇的同时，还从当年的报纸上转载了报道这场会见的新华社电讯以及新闻图片。看了这些，我以为“确有其事”这一点是应无疑义了。

毛回答的话，黄宗英版本同周海婴版本小有差异。周版本是“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比黄版本多了“识大体”三字。我是宁愿想信黄版本，因为她是得自“亲聆”，而周是得自“转述”；再说，加上这三个字，就把“不做声”限制在只有一种原因里，未必符合毛的本意。（我甚至疑心，不但毛未必说了这三个字，就是当时人们转述中也未必有这三个字的，它是不是编辑加工的过程中给添上的呢。）

如果来一点心理分析，研究一下有的论者为什么希望没有这次“毛罗对话”，我想恐怕是因为他自己颇不以毛的这个回答为然，以为说了这话就有损于毛的光辉形象。殊不知道这事只是当年那一场反右派斗争中的一个细节。对这句话如何评价，是同对整个反右派斗争如何评价联系在一起的。既然《历史决议》并没有否定反右派斗争（虽说是严重地扩大化了），那么谁也不必为毛说过这句话而感到尴尬。大概是因为论者在内心深处觉得《历史决议》中的这一说法理不甚直，气不甚壮，才希望毛泽东没有说过这话吧。

论者为了证明毛不可能说这样的话，还可以举出毛对鲁迅一以贯之的推崇作为反证。这倒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题目。

毛泽东论及鲁迅的文字，见于正式发表的他的著作中的，最早的是1937年10月19日在延安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其中称鲁迅为“民族解放的急先锋”，“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中国的第一等圣人”等等。 这一篇没有收入《毛泽东选集》中。在《毛选》里，以大段文字表示对鲁迅的推崇的，最早是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其中说的“伟大的革命家”、“空前的民族英雄”、“新文化的方向”、“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共产主义者”、“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等等等等，人们都很熟悉，这里就不必详细引用了。

对一个作家，为什么给予这么崇高的评价呢？联系到当时的形势和任务来看就容易明白了。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失败，撤离了中央苏区，在长征中又遭到了进一步的削弱。幸好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停止了剿共战争，才在陕北稳定了下来，有了一块巴掌大的陕甘宁边区。抗日战争爆发，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参加对日作战。这才进入了重新发展的历史时期。为了发展，就需要有大量知识分子参加工作。也就是在撰写《新民主主义论》那时，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第一节就说：

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在这个文件里，毛泽东还强调地指出了“资产阶级政党正在拼命地同我们争夺知识分子”的严重性。公开地推崇鲁迅，就是毛泽东同资产阶级政党争夺知识分子的一项重要策略，这是实现“大量吸收知识分子”这一战略任务所要求的。鲁迅，这位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影响最大的作家，生前就有“思想界先驱者”、“青年叛徒的领袖”这一类称号。在那些有正义感的、有爱国心的青年学生中，他一直拥有广大的读者。当年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文化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并没有多少了解；但是他们对鲁迅有了解，有信任。他们从鲁迅那里得到最初的政治观点，相信马克思主义是好的，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是好的。现在看到共产党的领袖这样推崇鲁迅，每一句话都是自己衷心赞同的，甚至比自己原来想的说得还要好。就这样，经过鲁迅这个中介，他们找到了自己跟共产党的共同点。毛泽东就用表彰鲁迅这一手，使一大批鲁迅的崇拜者变成了自己的追随者。当年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文化人，是行囊里装着鲁迅的书，千里间关、越过封锁线，投奔延安的。

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文化人来到延安，带来了从鲁迅书中得到的左倾态度、反对国民党的态度、拥护苏联和拥护共产党的态度，这当然很好。可是他们同时也带来了从鲁迅书中得到的批判精神，有些人还带来了从鲁迅书中学到的写杂文的本领，这可就成了问题了。王实味，这一位曾经把自己的小说稿寄给鲁迅请教的作家，在《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杂文《野百合花》，说：“是的，延安比‘外面’好的多，但延安可能而且必须更好一点。”当年来到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文化人，有不少人是持这种态度的吧。可以设想，如果那时鲁迅还活着，而且也到了延安，大约也会持这种态度的吧。这种态度却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他将这篇《野百合花》定性为“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的文章，王实味本人也因此遭到了整肃。在我看来，王实味可以认为是在陕甘宁边区继承鲁迅传统的代表人物，整肃他，就是给那些也想继承鲁迅传统的知识分子文化人提出一个严厉的警告。

肃清这样一种倾向，是毛泽东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一个重要目的。毛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鲁迅的态度是很耐人寻味的。一方面，继续保持推崇的姿态，例如，在这一篇专门谈文艺问题的讲话中，提到的唯一一部文学作品，就是鲁迅翻译的《毁灭》。他还从鲁迅的《自嘲》（鲁迅自己将它定性为打油诗）中引出“横眉俯首”一联，不问原意另作解释之后，说是应该拿它做座右铭，这岂不是极为尊崇吗。而另一方面呢，他所说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习鲁迅的榜样”，仅仅是指学他的“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决不要去学他的批判精神，学他的杂文笔法。这一点，他说得十分明确：

“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

重读这段文字，我很自然的联想起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中的一段话：

清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于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足为“太平盛世”之累。

朱熹的命运也就是鲁迅的命运吧。所以，在延安，可以有鲁迅图书馆，鲁迅艺术学院，在延长，可以有鲁迅师范学校，足见是何等尊崇。可是谁如果要学样，写点文章批评一下陕甘宁边区的现实，那就请看王实味的榜样。

1949年，陕甘宁边区扩大成了一个新中国。于是就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陕甘宁边区的章程了。对待鲁迅也是这样，每逢10月19日他的忌辰，报刊上都要发表赞颂他的纪念文章。中学的语文课本，每个学期都选有他的作品。可以说，没有第二个中国作家受到过这样高的推崇，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依然不许学样。1950年的一场关于杂文的讨论，就透露出这样的消息。冯雪峰的《谈谈杂文》一文，是可以看做这一场讨论的总结的，他说，杂文问题，“毛主席在一九四二年就已经有过很明确的指示了。” 这就是说，得按照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的那一段话去做。冯雪峰的这篇文章也说了“鲁迅也还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但是提出了若干保留，例如“文字上的那些隐晦和曲折”，“却完全没有去学习的必要了，更不用说去模仿了。”（《雪峰文集》第二卷，第230页）到后来，继承和捍卫鲁迅传统甚至可能成为犯罪。胡风作为鲁迅最自觉的传人，就被带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关进牢里，直到毛泽东死后才放了出来。这两方面的情况，就是“止于尊崇，不许学样”的鲜明例证。

鲁迅受到很高的尊崇，可是也得付出很大的代价，代价就是必须为尊崇者效劳。有人把这种尊崇说成是“神化鲁迅”，其实所谓“神化”不过是工具化罢了，就是要把鲁迅变成为自己所用的工具。我早些年写过一篇《鲁迅研究是一门科学》，其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回顾一下十年浩劫时，鲁迅确实被“四人帮”一伙塑造成为他们倒行逆施的先知，鲁迅的著作成了他们的《圣经》，似乎他们的一切胡作非为，他们所做的每一件坏事和蠢事，都可以在鲁迅的著作中找到根据，都是在鲁迅的启示下做的。

我这里说的还不确切，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在“四人帮”形成之前，就已经是这样做的了。这里随手举两个例吧。

为了配合对苏联“一边倒”的对外政策，就把《我们不再受骗了》一文选到中学语文课本里去了。鲁迅这篇文章内容上的问题，我已经发表文章分析过了，这里不再重复。就说文字技巧，在他的作品里，这一篇也决不是上乘之作，实在够不上作语文课的范文。直到后来中苏交恶，才把这一篇抽了下来。

在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那一场政治运动中，《文艺报》就从《且介亭杂文末编》的“附集”里找出一篇短短五百字的《难答的问题》，重新发表。让鲁迅来配合对《武训传》的批判。其实这一篇的主旨是批评当时儿童读物的作者的。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间，就更是变本加厉了。某日的《人民日报》上，以整版篇幅全文刊印了《论“费厄泼赖” 应该缓行》一文，文前加有一条长长的按语，说是要用鲁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来打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云云。196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都发表了纪念社论。《红旗》杂志社论的题目是《纪念我们的文化革命先驱鲁迅》，其中说：

鲁迅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在于他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比崇敬和热爱。……他始终坚定地跟着毛主席走，勇敢地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真正的革命者，都要像鲁迅那样，坚决跟毛主席走，走到底，按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

这说的还不算特别离奇，更离奇的是《人民日报》的那篇题为《学习鲁迅的硬骨头精神》的社论，它一字不差地是这样说的：

我们学习鲁迅，就要像他那样，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灵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迎着斗争的暴风雨奋勇前进！

请注意这一段引文的标点符号。其中没有一个句号，一直是逗号到底。如果这里有谁向这篇社论的执笔者或审稿者提出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根据这篇白纸黑字出现在《人民日报》上的社论，答案是现成的：他会戴上“红卫兵”的红袖箍，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社论作者说这里用的标点符号有误，那么好吧，就把能改用句号的地方都改用句号。改了之后，鲁迅依然可以被评为“学毛著的标兵”。而且他还不是一般地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哩，他是遵照林副主席所倡导的“活学活用”的方法来学习的！

如果这篇社论不写“像他那样”这四个字，虽然意思也荒谬，但文章还是通顺的。可是不成，一定要写上这四个字才过瘾，这也就把对鲁迅的歪曲达到了顶峰。

是的，就是歪曲。那时，还设立了一个专门负责歪曲鲁迅的机构，代号叫做“石一歌”（由十一个追随四人帮的秀才组成的“写作班子”，取谐音叫做“石一歌”。）他们写的鲁迅“故事”，这里可以举一个小例：1933年4月11日鲁迅迁居大陆新村，不愿让太多的书籍占去起居的空间，就另外在狄思威路租了一间房子，存放不常用的书籍。石一歌著的《鲁迅的故事》却说这是鲁迅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的“秘密读书室”。事实上，鲁迅只来这里取书、找书，并不在这里读书的。

那些年里，我们看见了对鲁迅的极高的“尊崇”，也看见了对鲁迅的极大的歪曲。可以说，“尊崇”的程度和歪曲的程度成正比。这种情况正好印证了鲁迅自己在《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里说的一段话：

豫言者，即先觉，每为故国所不容，也每受同时人的迫害，大人物也时常这样。他要得人们的恭维赞叹时，必须死掉，或者沉默，或者不在眼前。

总而言之，第一要难于质证。

如果孔丘、释迦、耶稣基督还活着，那些教徒难免要恐慌。对于他们的行为，真不知道教主先生要怎样慨叹。

所以，如果活着，只得迫害他。

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成傀儡了。

有一流人之所谓伟大与渺小，是指他可给自己利用的效果的大小而言。

鲁迅见事之明真是不易企及的，他看得多透，说得多透啊。他写这一篇的时候，是不是想到过：孔丘、释迦、耶稣基督的这种命运，也将是他自己的命运呢？他死了，无从质证了，任别人画他什么油画像，起草贺电呀，在密室里刻苦攻读马列呀，他总不做声，这样当然可以相安无事，稳坐在第一等圣人的宝座上，接受馨香供奉。“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呢？鲁迅自己在这里提供了答案：“如果活着，只得迫害他！”要是泉下有知，鲁迅听到了毛泽东回答罗稷南的话，是一点也不会觉得诧异的。

鲁迅生前，恐怕已经有这样的预感了。陈琼芝在这一篇文章里讲过这样一件事——

我曾经听李霁野同志谈过这样一件事：一九三六年他从英国回来，到上海看望鲁迅。鲁迅和他谈及冯雪峰，说他听冯雪峰介绍革命形势后，和他开了一个玩笑：“你们来了，还不先杀掉我！”冯连连摆手，认真地说：“那不会，那决不会的！”鲁迅原意是告诉李霁野，冯雪峰这人是如何老实。但这玩笑中是不是也包含了他对危害革命的大的错误的隐忧呢？

陈琼芝的这篇文章，收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鲁迅研究百题》上（第562页）。这书出版后曾寄赠李霁野，他没有表示异议，可以认为这一转述是经他认可了的。

1934年4月30日鲁迅致曹聚仁的信中说：

……倘当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

这里说的“崩溃”，当是指旧社会崩溃，也就是“革命胜利”之时吧。这信中的意思，跟他对冯雪峰开的“玩笑”，意思是差不多的。

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说：“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看来还真是这样。

2003年2月8日

1946年的答案

                                   朱正

1946年是鲁迅逝世十周年。为了纪念，作家范泉做了两件事。

一件事是请开明书店把他翻译的小田嶽夫著的《鲁迅传》赶紧印了出来，那天到上海辣斐戏院（今长城电影院）参加鲁迅纪念大会的人士，几乎每人可得到这本新出的赠书。不论这本书有多少缺点乃至错误，反正范泉是满怀着对鲁迅的敬意来做这件事的，那时还没有出版一本中国人自己写的鲁迅传记。

他做的另一件事，就是在他主编的《文艺春秋》月刊10月号（第三卷第四期）上出了一个“纪念特辑”，重要的是十五位作家笔谈“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这个题目。这比罗稷南问毛泽东“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要早十一年，去今天已经五十七年了。看看当年这十多份答卷，我也有点“百感交集”了。

这是1946年的答案；每一份答卷都紧紧联系着1946年的现实。1946年的现实是怎样的呢？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就突出地显现出来了。双方都在积极准备内战。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到重庆谈判，最后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中写下了“坚决避免内战”，“迅速结束训政”，“党派平等合法”等等内容。一项具体成果是决定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1946年1月10日，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社会贤达的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会议在通过政府改组案、和平建国纲领案、军事问题案、国民大会案、宪法草案案这五项协议之后，于31日闭幕。

对于政治协商会议所取得的成果，中国共产党作了颇为乐观的估计。2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一开头就说：

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经激烈争论之后，已获得重大结果。决定改组政府，并通过施政纲领，宪草原则，又决定召开立宪国民大会，整编全国军队，实行军党分立，军民分治，以政治军及议会制、内阁制、地方自治、民选省长等项原则。由于这些决议的成立及其实施，国民党一党独裁制度即开始破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国家民主化。这就将巩固国内和平，使我们党及我党所创立的军队和解放区走上合法化。这是中国民主革命一次伟大的胜利。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六册，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62页。以下引文凡只注明页码的，都是引自这本书。）

这篇《指示》甚至设想，为了适应这一新阶段，为了“换得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党和军队要作怎样的改变：

我党即将参加政府，各党派亦将到解放区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以至参加解放区政权，我们的军队即将整编为正式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于军队的直接指导（在几个月之后开始实行），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指令，我党与军队的关系，将依照国民党与其军队的关系。（第63-64页）

可是，这个“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并没有到来。蒋介石无意执行政协协议，和共产党边打边谈。6月26日更以二十五个师的兵力围攻鄂东、豫南地区的中原人民解放军，标志着全面内战的爆发。使美国特使马歇尔的调处和民主同盟等第三方面的斡旋都以失败告终。

蒋介石的发动内战，依靠的是美国的军事援助。6月23日《解放日报》刊出了《毛泽东主席关于反对美国军事援蒋法案的声明》，说“美国实行所谓军事援助，实际上只是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只是以强力支持国民党独裁政府继续陷中国于内战、分裂、混乱、恐怖和贫困”，表示“坚决要求美国立即停止与收回对华的一切所谓军事援助，和立即撤回在华的美国军队”。（第209页）接着，6月24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动员各群众团体要求美国改变对华反动政策的指示》，提出：“望各地动员各种群众团体与民主党派举行示威大会，并分电美国政府国会、群众团体与名流（电报需简单扼要并经电报局或美方人员发到美国），要求纠正美国政府的对华反动政策，要求撤回驻华美军”（第216页）。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开展美军退出中国运动周的指示》中，提出“当前的宣传口号，要转到‘美军退出中国’”，并通报说：“上海从申养（按：9月22日，当时电报以“地支”顺序的一个字代表月份，以“韵目”顺序的一个字代表日期）起举行美军退出中国运动周，并将电联合国及美政府要求美军撤退与不干涉中国内政，此运动将转为揭露美军暴行，向司徒（按：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抗议，请三人会议（按：国、共、美三方代表组成的调处机构）调查，实行法律控诉。北平、成都、重庆、香港、南洋亦将响应。”（第299页）这《指示》还打招呼说：“不要说外面的运动是我们发起，而要说民主爱国人士发起。”（第300页）

《文艺春秋》1946年10月号刊出《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这一组笔谈的时候，政治形势简单些说就是这样。参加笔谈的作家们，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发他的议论的。

好几位作者都表示鲁迅不可能活到现在。他们谈到了李公朴、闻一多的遇刺、郭沫若、马叙伦的挨打，这也就足可以推知鲁迅将要面临的命运了，“这个时候，鲁迅还会活着？这是不可能的。”

这里说到的都是1946年发生的几件事。

郭沫若挨打，是在2月10日。这天重庆各界人民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正要开始开会的时候，预先布置在会场的特务分子就出来捣乱，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铁器石块行凶，打伤多人，被打的有郭沫若、李公朴等。

马叙伦挨打，是6月23日在南京下关车站。事情的始末是这样的：为了反对内战，呼吁和平，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决定推派代表团到南京请愿。雷洁琼在《血溅金陵忆当年》一文中记下了这个请愿团的名单以及当时的职务——

马叙伦  前代理教育部长、北京大学教授

胡厥文  合作五金厂总经理、迁川工厂联合会主席

蒉延芳  浙江兴业银行董事、大生纱厂董事、丰盛实业公司董事、四明公司董事长、上海名人

包达三  雷石化学公司董事长，信仪地产公司总经理

张絅伯  中兴实业公司董事

盛丕华  上元企业公司董事、开美科药厂董事长

阎宝航  大明公司总经理、东北知名人士

吴耀宗  翻译家、基督教全国青年会总干事

雷洁琼  东吴大学教授

陈立复  东吴大学学生、学生会主席

陈震中  圣约翰大学学生、上海学生团体联合会主席

这些人的政治身份，雷洁琼说“九人中除阎宝航是地下党员外，其余都是非党人士。”两个学生代表是地下党员。（见《雷洁琼文集》上，开明出版社1994年版，第399页）

6月23日请愿团启程前往南京。开车前，在上海北站举行了有十万七千余人参加的欢送会，执行主席林汉达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他说：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政府的官吏只是仆人；今天九位代表去，就是吩咐仆人立刻放下武器。在人群中，不断响起“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美军退出中国”的口号声。

雷洁琼在前面引过的那篇文章里说：“车离开了火车站，我偷偷地问马老：‘今天这么大的欢送场面，大概是共产党领导和组织的吧？’马老回答说：‘你说对了。’”（前引书，第403页）。具体情况他没有说，在江渤著的传记《马叙伦》中，对此有简要的叙述——

中共上海局对此行非常重视，直接领导发动群众到站欢送。为加强领导，特地成立了秘密指挥部。地下党上海市委委员张执一为总指挥，指挥部设在离宝山路不远的一家民房里。地下党各方面的负责人，工委的张祺，学委的吴学谦，职委的陆志仁，都担任了不同方面的具体领导，进行秘密指挥。在地下党统一领导下，马叙伦和“人团联”的其他常务理事一起，领导所属各团体单位，对欢送大会作了周密布［部］署和准备工作。（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66页）

中共地下党联络员在欢送大会进行过程中始终在群众队伍里，进行秘密指挥。这时，当代表乘坐的列车开行之前，又到车厢仔细察看，还有一位联络员随车前往（前引书第170页）

列车被阻于下关车站。一些自称是“苏北难民”的特务暴徒等在这里，包围和纠缠请愿团成员，话不投机，于是就打了起来。殴打的经过，雷洁琼的《血溅金陵忆当年》一文中说得颇为详细，这里就不细说了。

1946年6月24日南京《新民报》晚刊报道说——

记者于今晨十一时赴中央医院，分访受重伤之马叙伦、雷洁琼、阎宝航及学生代表陈震中，兹特志印象于后。

马叙伦先生：马先生年逾六十，白发苍苍，昨晚被打后，头部、腰部、胸部均受重伤，现在已呼吸不均。看护女士以马先生年事过高，受伤颇重，劝阻记者与之谈话。（见《浦熙修记者生涯寻踪》，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512页）

接着写其他几位伤势的，不引了。

应该指出的是，不但请愿团有几位代表挨了打，代表民主同盟总部前来车站迎接请愿团的叶笃义，前来采访的新民报记者浦熙修，大公报记者高集，益世报记者徐斌，大中报记者徐士年都挨了打。浦熙修为了保护雷洁琼，受伤也不轻，头发都被暴徒拔去许多。

据唐纵6月25日的日记，“经警察厅查明，下关事件系南京市党部的领导”（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页）。唐纵做过蒋介石侍从室负责情报工作的第六组组长、军统局帮办，这时是警察总署署长，他是了解情况的。这就对了。马叙伦等人从上海出发，是中共上海市委领导的，在下关车站阻拦和殴打他们的暴徒，却是国民党南京市党部领导的，原来这整个事件就是国共两党的一场斗争。这就如同讲解棋局的电视节目一样，观众只看见棋子的走动，棋手并不出面。

刘西渭（即李健吾）的文章里说的“银行董事蒉延芳先生会请愿挨打”，也就是说这件事。雷洁琼在《血溅金陵忆当年》一文中说了一点他的情况：

蒉延芳先生早在蒋介石混迹于上海交易所的时候，就和蒋介石熟识，据说，抗战胜利后，蒉经常派人从上海送鲜鱼去南京给蒋介石。这说明他们是有交情的。蒉延芳先生是位有正义感的老人，他目睹内战危险迫在眉睫，国家危机十分严重，因此乐于参加代表团去争取和平。（前引书第399页）

据雷洁琼说，当暴徒在下关车站行凶的时候，“被围困在西餐厅的盛丕华、蒉延芳、张絅伯等人，虽然失去了行动自由，但没有挨打。”（前引书第409页）到达南京之后，他是唯一被蒋介石接见的请愿团成员。

有的作者说到了李公朴、闻一多的被杀。这两位都是民主同盟的中央委员。李公仆是1946年7月11日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15日，闻一多在李公朴追悼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散会之后即被特务刺杀了。关于李闻一案，发表的史料已经很多，不必细说了。可以指出的一点是，从唐纵的日记看，李公朴和闻一多不是蒋介石下令暗杀的。当然，这并不是说蒋介石不会用暗杀的手段除掉他的政敌，也不是说他并不十分仇视民主同盟。例如这年2月6日的日记，记“主席官邸会报决定”，其中就有这样一项：“对民主同盟为共党作鹰犬应予膺惩。”（前引书，第587页）6月5日的日记：“上午情指（按：情报最高指导委员会）开会，主席指示对民盟不必姑息，罗隆基、沈钧儒、章伯钧，应施打击。”（前引书，第622页）明显的表示了对民盟要“膺惩”和“打击”的态度。这“打击”要指向谁？他点了罗隆基、沈钧儒、章伯钧三个人，却没有点李公朴和闻一多。他很明白，那时罗、沈、章三人，在民盟内部，是有威信有影响力的领导人，对外是民盟的主要代表，都是国民参政员，有很重要的政治身份，在政治斗争中的能量，比李、闻要大多得。从民盟自己的安排也反映出了这一点：李、闻是民盟的中央委员，而罗、沈、章是中央常务委员。假如蒋介石要下令暗杀民盟的人，首先会在罗、沈、章中挑选，而李、闻恐怕还不在他的视界之中。

闻一多被刺之时，蒋介石正在庐山避署办公。 从唐纵日记中可以看到案发之后他的反应。7月16日：“晚十时，在吴秘书长公馆会商昆明近日接一连二的凶案处置问题，李公朴被刺闻一多又被刺，究为何方所为？”（前引书第632页）这个军统局二把手不知道是“何方所为”，可见不是军统局作的案。第二天，“在国府商昆明李公朴、闻一多被刺案……晚上牯岭电话，主席嘱我前往昆明主持破案”（前引书，第630-631页）。23日，他从重庆飞昆明。调查的结果是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的人作的案。27日，他到庐山向蒋报告案情：

晨乘中航机由沪经京飞浔，十一时抵九江，渡河，与蒋孟邻、毛人凤同车赴莲花洞，换轿上山，约计二小时抵牯岭。旋为十馀记者包围，采访昆明消息，余谨慎应付，未告真相。五时半赴主席官邸，报告此行经过。主席愤怒犹未已，大骂霍揆彰（按：时任云南省警备总司令）是疯子。余曰：闻一多于招待记者会时，侮辱领袖，力斥特务分子，刺激过甚，青年人血气方刚，一时控制不住。主席长吁短叹，曰：汝再赴昆明一行。余曰：请示方针。曰：已告顾总司令，此事务期水落石出，不能冤枉人。（前引书，第633-634页）

霍揆彰让手下的人杀了不必杀的人，一时引起轩然大波，群情激愤。给共产党方面增加了政治斗争的筹码，使自己陷入极大的被动。这霍揆彰岂不是发了疯吗。蒋介石本人就没有这样蠢，不会去做下令刺杀李闻这样的蠢事。

当年《文艺春秋》这一组笔谈的作者们，不止一人提到郭、马挨打，李、闻被刺的事，以此来推想鲁迅，如果他活着，也不免像郭、马那样挨打吧，不免像李、闻那样被杀吧。其实这推论也未必恰当。郭沫若挨打，是他以政协代表的身份到较场口去参加庆祝会。要是鲁迅还活着，他会不会去较场口呢？解放后给现代作家排座次，有一句口诀，叫做“鲁郭茅，巴老曹”，将鲁迅置于郭沫若之前；既然郭沫若能够以社会贤达的身份为政协代表，鲁迅就应该更可以了。在笔谈中，魏金枝说，倘使鲁迅还活着，“或许也被请到政协去做一下幌子”。我看恐怕也未必。确定政协代表的名单，不是用文学或学术方面的声望做标准，而是用的政治标准。郭沫若并不是因为他写了《女神》、《屈原》、《十批判书》等等安排为政协代表的，而是因为他有做过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做过政治部第三厅厅长（1938年）这样的经历。鲁迅没有诸如此类的经历，不会获得政协代表的提名，2月10日就不会去较场口，这一场无妄之灾也就躲过了。

马叙伦是因为到南京去请愿挨打的。我愿意假定，要是那时鲁迅还活着，他会赞同请愿团的全部主张。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他不会赞同赴京请愿的这个具体做法。1926年“三·—八”惨案中，他写了好些篇文章赞扬参加爱国运动的青年，“但我却恳切地希望：‘请愿’的事，从此可以停止了。”（见《华盖集续编“死地”》）1935年，他又在一篇热情赞扬“一·二九”运动的文章中说：“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但我要重申九年前的主张：不要再请愿！”（见《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九）》。从他一再表明的态度来看，他不会坐在6月23日的列车中，这一场无妄之灾也就躲过了。

被暗杀的李公朴、闻一多，是民主同盟的中央委员。要是鲁迅这时还活着，他会不会参加民主同盟呢？反正现在说的都是死无对证的假设。我想，在三十年代，鲁迅可以遵照共产党的希望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一政治性的团体，并担任上海分会的执行委员，那么，在四十年代，他应该也可以遵照共产党的希望参加民主同盟并担任中央委员的吧。 既然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妨看看他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的表现。不能不指出，在民权保障同盟，鲁迅并不是一个很积极的成员，他还没有北平分会的胡适那么积极。说穿了，他不过是将自己很高的声望借给宋庆龄、史沫特莱他们去用，并没有自己主动去做多少工作，而胡适还真把这当作一回事起劲干了一阵子。如去反省院了解政治犯的情况。正是因为他积极工作，以致和史沫特莱等人发生尖锐矛盾，终于不欢而散。关于这事，我写过一篇《鲁迅·胡适·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说得很详细，这里就不重复了。假定这时鲁迅参加了民主同盟，有民权保障同盟的先例在，大约也不会是一个很积极的成员。当时民盟多名中央委员中，被暗杀的只李、闻二人。推测鲁迅也将会像李、闻一样被暗杀，即使说逻辑上的根据也是不足的。

参加笔谈的作家们提出那一年发生的郭、马挨打，李、闻被刺，与其说是谈鲁迅，不如说是表示自己对郭马李闻这些事情的抗议。不过这样一比拟，却起了一个作用，就是取消了编者范泉提出的问题：他不可能活到现在，他已经像李闻一样非正常死亡了，你还问“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干什么呢！所以施蛰存说“这个问题并不聪明”。

当然也有作家并不这样干脆取消编者提出的这个问题，而是正面作出了回答，写出了他想像中的“假使鲁迅活到今天”会怎样。细看这些答卷，就可以发现一个秘密：他们在执笔作文之前，大都学习了一个不久以前发表的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纪念“七七”九周年宣言》（第232—240页）。刊登在7月7日《解放日报》上的这篇《宣言》说：

……而美国反动派也在中国反动派的合作之下，企图代替日本的地位，变中国为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因此，人民爱国战争的胜利，并未达成全国的独立、和平与民主。（第233页）

……善于出卖国家民族的中国反动派，允许美国侵略势力实际上操纵我国的军事、经济、财政、内政和外交，毁灭我国的民族生产，自由侵入、占据和使用我国的领土、领空、领海和内河。由于美国帝国主义比日本帝国主义更强大，它的侵略方法表面上似乎更“文明”而“合法”，并且利用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资本和中美人民传统友谊的资本，它就可能豢养更多的汉奸和带有更大的危险性。（第235-236页）

……外国侵略者要想把我国变为殖民地，变为菲律宾式的“独立国”……（第239页）

这些见解，就成了参加笔谈的作家们立论的基调。

茅盾的文章说：

……八年抗战之后，人民依然得不到胜利的果实，日本帝国主义虽然暂时败北了，可是中国沦为殖民地的危险却比以前更甚，过去日本帝国主义抱着称霸世界的迷梦故要先来征服中国，现在称霸世界的迷梦者却用“友好”的面具，“援助”的方式来达到它那把中国变成“菲律宾第二”的目的；……从前日本货倾销不足又继之以武装走私。而现在中国民族工业正也被外货的倾销和走私打击得气息奄奄……

这篇《宣言》还指出：国民党当局“公开号召全国内战，而禁止人民反对内战”（第234页），“因为只有内战才能压制我国人民要求独立民主的力量，便利于他们的军事独裁……”（第236页）《宣言》提出了四条“紧急呼吁”：第一条就是立即在全国范围内无例外无条件无限期停止军事冲突，第二条就是“重开政治协商会议，实行上届政治协商会议的一切决议，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各级政府成为各级民主联合政府”（第237页）。这些意见，同样在笔谈参加者那里得到了响应。田汉的文章说：

假如鲁迅还活着，他必反对今天的内战，这胜利和平后的民族自杀，这残民以逞，维护地主买办利益的大罪行！他将更能不惜力量，用他的口、用他的笔、直到用他的血，唤起广大民众，制止这罪行。

假如鲁迅还活着，他必定用同样的力量，反对今天美国的世界政策、特别是他的对华政策，……

假如鲁迅还活着，他将和全世界爱自由民主的人士一道呐喊，汇成洪大澎湃的海潮般的正义的声音，站在华莱士一边暴露这一个大阴谋，消灭这些人类的谋杀者！

对华莱士这人，得简单介绍几句。他是罗斯福担任第三任总统时的副总统（1941-1945），主张对苏联友好。罗斯福在竞选第四任连任的时候，没有邀请他而邀请了杜鲁门作竞选伙伴。罗斯福死后杜鲁门继任总统，华莱士反对杜鲁门的政策。田汉文章里说的“正义的声音”，大约是指当时华莱士发表了批评杜鲁门政策的言论，翻阅当时的报纸，当可以查到吧。

周而复的文章，说了过去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说了鲁迅响应了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接着说：

请看，美国飞机，在我们天空飞；美国军舰，在我们海面停；美国商船，将要在我们内河航行；美国军队，在我们国土上驻；美国商品，在我们市场上泛滥；诸如此类，举不胜举。我们的政府呢？对外则凡有所求，无不应命；对内则进行内战，自相残杀，相煎日急。不过，这次是美国装备，和上次不同。

去了一个日本，来了一个美国。这就是鲁迅先生逝世十年后一点变化。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你说，他会怎样？

熊佛西的文章说：

假如鲁迅先生现在还活着的话，他必以他那枝锋锐的笔，领导我们作如下的呼吁：

一、反对内战。

二、要求美军即日退出中国。

三、要求实现民主的联合政府。

四、要求实现政协的决议案。

简简单单几条，几乎可以说是那篇《七七宣言》的提要了。茅盾的那一篇，题目是《鲁迅是怎样教导我们的》，这笔谈中的好几篇，也可以用《<七七宣言>是怎样教导我们的》做标题的。

《宣言》发表的次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关于学习与宣传“七七”宣言的指示》提出要“将宣言中各项要点，在报纸刊物上作文发挥或作讲演”（第241页），应该说，《文艺春秋》组织的这一组笔谈，是很好完成了这个任务的。

茅盾的文章中还有这样一段：

过去日本帝国主义者把中国看成它的帝国的“生命线”，而现在的取日本而代之的征服世界者却把中国包括在它的保护世界安全的“战略基地”之内。

这里的“基地”一语不见于这篇《宣言》，其实也是有来历的，来历就在《解放日报》1946年6月5日社论《美国应即停止助长中国内战》。其中说：

美国庞大的海军和陆空军驻在中国各地，屡次声明要撤退而屡次延期，现在连美军的家属都运来中国，表示美军已经把中国看作他们的基地了。（《胡乔木文集》第一卷，1992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57页。）

这些作家不但学习了《宣言》，还学习了毛著。像林焕平的文章说鲁迅是民族英雄，看来就是从《新民主主义论》来的。

沈子复的文章里，说鲁迅“对于凡是切切实实，能脚踏实地的‘奋斗者’，都引为光荣的同志”。这话出自冯雪峰以鲁迅名义写的那篇《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这“信”，许广平把它编入《且介亭杂文末编》，其中明白表示了鲁迅拥护“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

《创世纪》说上帝按照自己的形像创造人类，其实是人类按照自己的形像创造上帝。当人们谈论“要是鲁迅还活着”会怎样的时候，说的其实是他自己会怎样吧。

这一组笔谈中，也有很精彩的意见。像王西彦说的，“对他唱赞美歌是没有用的，要紧的是能够承继他精神的遗产。”可是，他恐怕没有预料到，以后，赞美歌的调子是越来越高，而他精神的遗产却是越来越难于承继了。

笔谈中，臧克家的这一篇我没有看懂。他说的，“他把新的‘友谊’给了当年的‘仇敌’，而用仇视的眼光去看十年前的‘朋友’。” 这种友与敌的互换，我不知道落实在哪些人的身上。如果他是十多年之后这样说，那可以解释鲁迅会把新的“友谊”给了章士钊、周扬等人，而用仇视的眼光去看胡风、冯雪峰等人了。可是在1946年，还没有出现这种变化呀。总之，我没有看懂。

我看了这组笔谈，颇有几点感想——

一是鲁迅人格伟大的感召力，十几位执笔者，每个都对他怀着由衷的敬意。大家都知道，他同田汉、施蛰存二位，都“曾用笔墨相讥”，可是他们二位在笔谈中，行文立意，都没有丝毫的不敬。这也就是鲁迅说的“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吧。

二是所有执笔者无一例外的都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像田汉、安娥、周而复这些党员作家不用说了，被看作资产阶级作家的一些人，也是众口一词。这反映出国共两党争夺知识分子的斗争中，共产党取得了极大的胜利。由此可见人心的向背。这不是一件小事。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报告中说：

蒋介石军事力量的优势，只是暂时的现象，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也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蒋介石战争的反人民的性质，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在这方面，人民解放军则占着优势。

就从一个小小文艺杂志组织的一次小小笔谈，也可以预示出国民党失败的结局了。

三是在等待这些知识分子的是怎样的命运。笔谈的十五位参加者中，至少有萧乾和施蛰存二位在十一年后的“反右派斗争”中被划为“右派分子”；而田汉、安娥、周而复等党员作家，则在二十年后的“文革”中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就是这次笔谈的组织者范泉，后来不知是戴的右派帽子还是反革命帽子，充军青海，劳改多年以后才得以“平反”。我这篇文章里提到的人名，像蒋介石说“应施打击”的罗隆基、章伯钧，像在下关车站被特务暴徒确实施以打击的叶笃义、浦熙修，以及上海北站欢送会的执行主席林汉达，也都被划为右派分子了。在“反右派斗争”中，一些人是自动放弃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一些人是屈从权力背友求生，才幸免于难的，他们付出的代价，就并不比被划为右派分子小些。在1946年，中国有几个知识分子预料到未来的命运呢。行文至此，真是百感交集。

2003年3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