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岁那年，我们村里来了三名知青，两名重庆人，一名武汉人。分在我们队里的那名知青叫叶广平，重庆人，二十三四岁，瘦高个儿，一头卷发，爱笑，笑时满嘴白牙。他爱拉小提琴，一有空闲就把那古铜色的小提琴架在脖颈上，拉出悠扬婉转的曲调。

小小的我就被他的琴声所吸引，经常晃离他左右。他待人和蔼，完全没有城里人有架子。初次听他拉琴，我胆小得只能躲在远远的角落里听。生产队的人都喊他“叶知青”。那时我对知青一词感到神秘，真的是又敬又怕，乡旮旯的人在那年代何曾见过大城市的人，觉得他就是大城市派下来的特使。但他却不自傲，也很喜欢我们这些一身臭泥、黑不溜秋的小孩子。他常把我拉到他身边去，说，来听我拉琴啊！虽然那时我诚惶诚恐，但必竟爱那优美的琴声，大巴山深处的孩子，何曾有过这般享受和见识，真是开了“洋荤”。因而常陶醉一起那琴声和他拉琴的优美的姿态之中。

渐渐地和他混熟了，因而也就少了恐惧多了亲近。叶知青是个适应能力很强的随和的人。队里有个古老的四合院，四合院大多被乡民住下了，只有偏僻的一角有一间曾是队里的保管室后又做了牛棚的破烂房屋空着。父亲当时想把自家的屋让出去，让叶知青住我们的屋，可叶知不让，说他一个人住一间屋够了，我们一家老小七八个住一间屋太挤，于是不由分说就住进了曾是牛棚还遗留着浓浓的牛粪味的房子。他笑着对满脸不安的父亲说：“队长，这房子不错嘛，好宽敞，我在城里还没住这么宽呢！”说完爽朗地笑了。

叶知青房内设备简单，一张破床挂上一幅蚊帐，一张旧书桌上堆了一大叠书，一把小提琴立在书桌上，旁边还有一盏煤油灯，屋角是他的劳动工具——我家送给他的一把锄头。仅此而已。

那时我爱往他屋里钻，去坐他的破床摇，听那“咯吱咯吱”声，踮着脚尖去偷拨那提琴上的弦，听那单调的“铮铮”声。他倒不介意，任我们去捣他的窝。他也常“队长儿”地对我喊个不停，笑逗我去“追打”他。

叶知青白天下地干活，剩余时间便拉小提琴或看书或和我们一起嬉闹。他似乎过得很开心很无忧很舒畅，好象生来就是我们这里的人似的。只有在那一次黄昏，他站在山顶的石峁上拉那首“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时，我看到他双眼望着远方，晚风吹得他的卷发沙沙作响，看着他那瘦高的身影在夕阳下染上了金辉，凄婉的小提琴声在风中飘荡，幼小的我心中生出了许多不解。我仰头问他：“叶知青，你为什么要到我们这里来，城里的生活不好吗？你何时能回去？”末了又幼稚地问一句：“你没爸没妈吗？为什么不想他们不回去看他们？”他没答，深遂的目光仍然望着远方，泪珠在他眼里闪烁，他拉琴的手动得更快了，琴声也显然高亢起来，他望着我苦涩地笑笑，只反复吟唱着一首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有一天，他满脸兴奋地来告诉我说他要回重庆了。听说他要走，我心顿时象失去了什么美好的东西似的空空的。他安慰我说有空他会来看我这个在他生命历程中伴他度过凄楚风雨的小伙伴，他说他会给我写信。

临走那天，父亲邀他到我家吃饭，当然这也是我所期盼的。饭是玉米面和米做成的干饭，那时却是我家招待客人最好的饭了。他胃口很好，吃得很香。看着他那熟悉的面孔，回味他的琴声，想到他就要离开了，我便跑到一个无人的角落哭了。走时，叶知青把小提琴送给了我，说：“留个小小纪念吧！我走了，但愿我们今后能有相会的时候。”

叶知青走了，和着我美好的童年梦一起走了。

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我已经参加了工作，每当看到书桌上的小提琴，我就会想起叶知青，但却不知他的境况如何。我想，象他那种热爱生活的人一定生活得不错。或许他偶尔会想起大巴山深处的那个爱听琴的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