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兵之后必有荒年。”抗日战争期间，湖南75县曾有50县沦入日寇之手，长沙也在其列。抗战胜利后各地已是十室九空，沿粤汉铁路几百里，两侧不见鸡犬人烟，田地里野草与人齐高。到1945年，因无力耕种而荒废的土地达1450万亩。是年湖南、湘西各县又遭大旱，田土龟裂，颗粒无收。滨湖一带则遭大水，淹没稻田数百万亩。因此，1945年全省粮食产量锐减，仅收稻谷6730万石，较战前1936年18600万石减产64%。

    1946年春，内战一触即发，国民政府在湖南省境内集结了26万军队，加之有11万日本战俘滞留湖南，等待遣送。为了供给这数十万人的食粮，国民政府火急摊派军粮160万石。各地粮商乘机囤积，半月之间粮价上涨1-2倍，价格最低的长沙也涨至每石5万元。到4-7月，饥荒遍及全省。饥民们始则挖草根、剥树皮为食，继以“观音土”充饥。截至8月，湖南饥荒祸及400万人，仅衡阳地区就饿死9万余人。长沙虽非重灾区，但也饱尝了饥荒之苦。

    对于大饥荒的成因，当时上海《申报》分析得十分透澈：“湘灾之成，政治的不健全，当为一大原因。由于战时交通的不便，运输工具非普通商人所控制，于是权势在手的人，也就往往成了粮食商。湖南的食粮，以营利为目的，被竭泽搜括，运往他省，造成今日的灾情。何况通货的膨胀，税捐的苛繁，更不能不令农村由破产而终陷毁灭。所以湘灾之成，除了战争的原因，还有着政治病与经济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