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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前言） 由于得到上海交通大学学校领导持续、极其难得和极其宝贵的信任和支持，我能够长期专心致志于自然科学体系及其基础的研究，并在2004年将我当时在自然科学基础研究方面已经取得许多本质上相互关联的独立研究结果，以不加具体证明的方式通过《自然科学体系梳理》一书加以发表。 从那以后，在数学基础和基础数学、电磁场理论、量子力学、经典热力学、两类“相对论”与流体力学理论体系的进一步改善、乃至哲学的“认识论”基础方面，我又取得一系列的独立研究结果。因为时间限制，目前尚没有精力作系统的整理，只能根据出版社的建议将这些新的结果作为补充材料纳入本书的第二版中。 借此机会，我向人们重申我的基本科学观： （1）根据逻辑或理性，人类的知识体系只可能逻辑地渊源于那个自存的物质世界。进一步说，自然科学研究必须严格遵循的“物质第一性”原则并不能视作“哲学信仰”的随意选择，而是一切合理陈述必须严格遵循的“无矛盾性 —— 逻辑自洽性”原则的逻辑必然； （2）人类的知识体系属于整个人类。只是在近500年来，西方人在自然科学体系的研究中才走在世界的前面。因此，当现代数学体系、力学、电磁场理论、量子力学等等都存在许许多多众所周知的矛盾、悖论和难以解决的难题时，中国人希望振兴民族、振兴科学的一个必要前提，就是真正摆脱因为数百年来落后的真实历史而在许多人们内心挥之不去的自卑和盲从、彻底改变简单尾随西方科学的不良习惯，真正以一种科学研究必需的“平常心”以及“严肃认真”态度，学会怎样进行“理性即符合逻辑”的独立思维； （3）无论依据历史事实，还是遵循认识的基本规律，人类的认识史只能是渐近发展的。因此，我十分厌恶并强烈反对将任何形式的“认识论革命”带入严肃的科学研究。相反，我坚信科学的发展只能依循“承继性批判和批判性继承”辩证统一的基本发展规律。因此，面对西方人大量没有得到解决的自然科学难题，一个必须首先完成的事情是：首先“真正读懂”前人的书，揭示和理解理论体系构建者的真实思想和特定的历史背景，进行追根溯源式的理性思考。但是，真正读懂前人的书，远不那么容易，不仅需要智慧、勇气和毅力，还需要付出极大劳动，耐得了清贫、寂寞和冷落。当然，如果像陈省身这样的大师都坦陈“讲述自己一半不懂东西”的愉悦，他肯定不可能明白：Gauss微分几何的前半段虽然得到许多有用的结果，但是，所有这些有用结果仍然本质地渊源于那个拥有这些结果的“二维曲面”自身，并因此而受到限制，而绝非“自由思想”的伟大创造。 事实上，一旦将微分几何建立在某些纯粹“人为假设”之上，不加以逻辑的约束，那么，不仅仅整个理论体系处于Kline所描述“整个数学大厦即将坍塌”的真实，而且，诸如“如何为曲面上向量场梯度场构造一般性数学表述”这样一些具有实实在在内涵的问题至今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同样，如果说Frechet最早创造的拓扑学为“连续空间的连续性”构造了某种合理抽象，但是，这个合理抽象的存在仍然必须以拥有这种特征的连续空间的“前提存在”作为必要条件。因此，一旦否定抽象连续性得以存在的“实体论”基础，将其视作“公理化假设”的某种无所限制的纯粹人为认定，一切将陷入前提的悖谬和荒唐之中。可以相信，这才是面对“数学基础”一个多世纪的争论无能为力，在进入21世纪以后，西方人又不得不重新提出和面对这个命题的原因； （4）18世纪的德国大哲学家Kant曾经睿智地指出：“缺失对象的概念是空洞的概念”；此外，他还告诉人们“逻辑不可能告诉人们任何实在”一个本来十分平常的事实。因此，自然科学体系的根，只能逻辑地渊源于那个自存、充满神奇的物质世界。与此同时，整个自然科学体系必须统一。也就是说，绝不是像Einstein那样，幼稚地要求无穷无尽、充满差异和复杂性的物质世界服从某一个他凭借“直觉顿悟”而得的某个特定、当然也过分简单的数学公式，相反，绝不允许任何形式的“语言革命”，改变概念的准确内涵。 也就是说，科学的语言系统必须统一、无歧义。仅仅于此，凭借特定“理想化”物质对象所构造“有限论域”的约束，一个“条件存在、有限真实”的人类知识体系才可能满足“无矛盾（理性原则）”的基本要求。作为这一思想的必然推论：面对西方科学世界长期没有解决的许多重大科学难题，人们除了使用严格“逻辑分析”的工具作追根溯源式的“历史性”反思，还需要针对整个自然科学体系进行“全局性”的思考。因此，这并非像一些朋友曾经多次善意告诫我的那样，我似乎特别喜好“棍扫一片”的鲁莽，而拒绝“枪挑一点”的智慧，其实，只是因为科学体系自身蕴含的逻辑关联，需要人们进行着眼于“哲学、数学基础、数学、力学、电磁场理论体系”整体的思考； （5）从西方哲学的“认识论”基础乃至“方法论”的角度考虑，主要由西方人构建的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之所以最终只能彻底放弃逻辑，公开渲染即使中世纪经院哲学家也不屑一顾的“约定论 —— 公理化体系”思潮，乃至出现Bohr所描述“20世纪的物理学（其实同样包括数学本身）唯恐不够疯狂”这样一种人类认识论中几乎从未出现过的认识反常，这一切只能归咎于西方人不懂得“对合理的知识体系也必须做出约束”的普通道理。因此，对于孔夫子所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并不能简单视作一种做学问时一种必需的道德修养，而应该从知识体系内蕴的“辩证统一”内涵重新加以理性认识。反之，恰恰由于西方人动辄喜好谈论“无穷真理”之类虚妄命题的荒唐，他们最终只能走到“逻辑 —— 理性”的对立面之上。 同样，人们切切不能使用“相对论”的方法，去批判几乎从头至尾充斥矛盾和悖谬的相对论；不能断章取义自身基础逻辑悖论尚未解决的现代数学体系的个别结论，解决许多由西方人随意杜撰而得的错误数学命题。相反，需要像Kline告诫的那样：现代数学面对的困境本将给数学家们一次喘息的机会，致力于思考这些新数学在逻辑上可能站不住脚的基础性命题； （6）任何人只要真正承认知识体系的“实体论”基础，认识到关于物质世界的一切理性描述只可能归源于“物质世界”自身，那么，他的内心一定会始终保持平静，并且面对无尽大自然则又充满着敬畏和谦逊；相反，如果接受“约定论”的自欺，则必然导致“天才论”自欺的荒唐。正因为这种本原性的认识倒置，21世纪的西方学者才会重新公开提出“种族中心主义”的反动主张。因此，当面对Kline这样一些几乎从不掩饰“西方至上”情结的学者，也指出“《美国数学评论》杂志每年刊登30,000所谓重大数学成果，而作者只知道文章发表得越多越好，而不管是对还是错”这种人类认识史极其少见的反常时，国人切切不要因为发表了几篇文章就真的把自己当作“旷世奇才”来对待。否则，再次让这个在近代史承受了太多屈辱的民族为世人怡笑大方； （7）既然面对是“世纪性和世界性”并“彼此逻辑关联”的科学难题，那么，就绝对没有“权威”可言。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而且，在重大的科学难题面前，任何人都没有任何值得炫耀的资本。事实上，认识中的错误恰恰可以视作深化认识过程中的一种过分平凡的事实。为什么不允许人们犯错误呢？只要使用的是严格的和无歧义的科学语言，并且，当所谓的权威根本没有能力明确指出相关论述存在的错误，那么，任何个人或部门都没有权力阻止这些甚至可能真正隐含着错误的科学探索论述发表。更何况既然认识到西方自然科学体系的基础真实存在大量矛盾，任何一个诚实和严肃的科学工作者都必须形成一种理性意识：在错误基础之上的任何研究或争论都是无意义乃至是无聊的。此时，人们真正需要的是建立严肃的“科学论证”机制：使用严格和无歧义的科学语言，针对一个、二个具体的科学命题，针对它的哲学基础、物理内涵、形式逻辑进行严肃认真的探讨。 再次重申：使用严格和无歧义科学语言的严肃科学批判，是推进认识深化和科学健康发展的唯一途径，我愿意充当科学批判中的一只靶子。以上所述不当之处，请指正。 杨本洛 2007年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