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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清史专家冯佐哲耗费20年心血，写出一本专著，却在近10年里，屡遭剽窃。为了讨还权益，他一次又一次跟各种嘴脸的剽窃者较真，尽管耗去无数精力和时间，但剽窃依然继续，他不得不宣布放弃。这是9月19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讲述的“一个学者与剽窃者的十年较量”的故事。
这个故事震动我的是冯佐哲的一句感言，“前些年，抄归抄，当事人还会感到害怕和羞耻，而如今，人们‘最起码’的畏惧心理，正在渐渐消失。”冯先生的话有事实作证：某高校一位教授曾与冯佐哲“私了”，赔了几千元。此事逐渐在学术圈子里传开。随后，冯佐哲收到一封署名“一群研究生”的来信，信里写道：“我们导师刚升了副校长，正如日中天……希望你不要再破坏他的声誉，快些和他道歉……”北京某出版社一位资深编辑也对记者说：“冯佐哲？我知道。现在几乎没出版社搭理他了。因为他破坏了潜规则。那老头太较真了。” 过去做了亏心事，还会痛哭流涕，现在则全然一副“我就抄了”的架式，视捍卫学术尊严者为异类，这中间有书商我不奇怪，但有教授、博导，有大学的副校长，有出版社的资深编辑，有“一群研究生”，就不能不让人吃惊了。在通常被视为社会精英的知识者中，一些人的耻感为什么会丧失？ 最容易想到的答案是弥漫于全社会的逐利潮。但这只是丧失耻感的必要条件，而绝非充分条件，因为逐利未必一定就导致耻感的丧失。古人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人们在追求利益的同时也会受到伦理的严格限制。 其次，可以归咎于社会风尚的浸染。但这也不过是一个可能的因素。孔子“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这样的精英言论，现在很有些不合时宜了。其实孔子此言只是道出了知识者在社会中引领风尚的责任，与现代知识分子的理念并不违背，而既然职责是引领风尚，又怎能反以风尚作为自己堕落的借口？ 除了这两个或然条件，还应作进一步思考：首先，以冯佐哲所举为例，剽窃者居然当上了大学的副校长，那么这其中有没有一种制度性缺漏在发挥作用？日前，教育部一位官员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学“不要功利化”，其实功利化不一定是坏事，可怕的是不择手段的功利化，最可怕的是面对不择手段的功利化，我们没有强有力的约束的办法；另外，如何才能重新培养一种对学术的敬畏？草根还知道“敬惜字纸”，知识者对学术心存敬畏更是应有之义，但让人困惑的是，近年来偏偏是在知识阶层中，一些人学术尊严扫地，而自己倒还能以一套似是而非的理论，曲为之说。（黄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