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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韩 热工自动化学家。生于1911年6月2 日。江苏无锡人。1933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34一1936年在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当研究生。东南大学名誉校长、教授。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在电厂热工过程动态学方面，进行了系统化和工程化的工作，在方法上有创新。60年代初提出了建立低阶近似模型的(以级数展开为基础的)数学方法，解决了当时国产模拟计算机容量太小的一个难题。1973年为国内蒸汽发电机组的第一次大规模系统仿真试验提供了简化实用数学模型的成套公式。利用等效电路，阐明了各种热力设备(旋转窑、汽包锅炉、直流锅炉、汽轮发电厂等)的动态运行特性，为控制和综合自动化提供了理论依据。参加了华东地区各大电厂的热工自动化试点和计算机控制试点，为推广自动化技术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自己也算是“正途出身”，上过小学、中学、大学。在上海交通大学毕业，也曾到外国去留学。但我却感到对自己成长影响最大的还是自学以及自学的方法。这要从我幼时的经历和时代背景说起。
我的家庭是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和伯父中国古书读得很多，有相当深的造诣。从五岁开始，他们就教我们读中国古典文学和诸子百家，教我们写文言文，连家信也不许用白话文。我伯父是几个大学的中国文学教授。他希望我们跟他走，学文科，最好是搞中国古典文学，不得已也可以考虑改学西洋古典文学。我的堂兄钱钟书就是按照这个计划培养出来的。我是家庭中第一个学理工的人，在这方面得不到家里的帮助(因为他们对现代科学一窍不通)，也得不到他们的支持。
祖父很反对“洋学堂”，因此，我开始时读了四年私塾。所谓私塾，就是在家里请个老秀才，读点线装书，练点毛笔字。我们兄弟的语文水平和历史知识都远远超出当时小学的一般水平，但最严重的缺陷就是没有学过算术，没有学过加减乘除。后来家里亦看到时代不同了(那时已是民国初年，1920年)，才同意我们进入公立学校，直接插入“高等小学”，相当于现在的小学五年级。为了应付升学考试，在暑假里临时突击学会阿拉伯数字，学了一点加减乘除。
进入高小后，由于缺少了四年基础教育，学习困难很大。学校里有一套功课，有一套作业(当然比现在少得多、浅得多)，家里却从不过问；只是另行安排一些课外学习任务：继续读些古典文学，读些中国历史，写些议论文章。在这几年里我学得很狼狈，成绩不佳，有时还不及格，只能靠自己的阅读能力来勉强应付学校功课。我们家里还有个特别的风气，就是看不起教科书，因为那些都是无名小卒写的，要读书就读大本的名著。但在小学里，不读教科书又能读什么呢?
后来读初中，进了一所美国教会办的教会中学。它的教育另有一套，对英语非常重视，而数理课程相当落后。到了高中一年级时，北伐战争胜利，教会学校亦受到冲击。国民政府规定，学校里不得强迫学生上宗教课，外国教会就把学校停办，以示抗议。这对我是个思想解放的机会和学习方向的转折点。
北伐胜利后，民族工业和国营工业都有了发展。社会上开始看到这方面的出路，学校里更加重视数理化的教学。同时，我的家庭环境亦促使我从理工方面找出路。我父亲、伯父和堂兄都是博闻强记，才思敏捷，下笔干言，相比之下，我显得很笨。自己早就知道不是学文学或哲学的料子，因为在那些领域里，如果没有天才和灵感，就没有出头的日子。我立志要学理工，走自己的路，首先是离开他们远一点，可以少受一点批评，减少一些心理上的压力。我亦觉得理工科比较实事求是，注重逻辑思维，比学文史哲容易得多。
当时交通大学的入学考试竞争剧烈，淘汰率很高，我以前所在学校的数理课程根本达不到要求，为了投考交大，还须通过大量自学来进行准备。我的数学、物理、化学等各门课程，都是加码自学的。由于在中学里掌握了自学方法和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所以在进入交大后，我觉得对一些新课，例如力学、电工、机械、热工等，并没有什么困难，因为这类理工课程的基本路子都是相似的，可以触类旁通，举一反三。
此外，还有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在起作用。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国内局势一直非常动荡，并影响到学校。军阀们每隔几年就要打一次内战，一打仗学校就要停课。不打仗时，学生还要罢课、游行，以反对政府同日本人签订卖国条约，或抗议外国人在中国土地上的暴行，如“五四”、“五卅”等“国耻运动”。因此，学校上课很不稳定。我在学校读书期间，就经历过军阀战争(1924年“齐卢之战”)、北伐战争(1927年)、松沪抗日战争(1931年)，从初中到大学，多次停课。假如要依靠老师们一门一门教下去的话，就永远毕不了业。但是学校有它规定的进度，不管停课不停课，老师还是每年照常考试。在这样的条件下，不会自学是上不去的。
我从初中二年级起就开始自学数学。最初是由于内战停课，在家里闲着没有事干。后来逐渐成为业余爱好，特别是对整数论问题(如费马定理，哥德巴赫猜想等)觉得很有兴趣，自愿花时间去搞。到了高中，差不多全部课程都是提前自学的。
这就是我当年的学习过程。基本上每一步都得自学，可以说是由于家庭特点和学校教育的脱节而逼出来的。当时学校里几次停课或罢课，虽然不利于常规教学的进行，却有助于自学习惯的养成。
在学校里我有过许多老师，对他们是很尊敬的。他们把自己的一生，献身于教育事业，献身于下一代，这种“甘当铺路石”的高尚精神，值得我们感戴和铭记!但在业务学习上，究竟哪些老师对我帮助最大呢?我总结一下自己的经验，觉得还是某些公认的“蹩脚老师”对我帮助最大。他们每次讲课，只能提出问题，不能解决问题。由于他讲不清楚，就会引起我的注意，把脑筋集中到真正的难点上去。听课之后总觉得不满足，就只能自己去学。这些老师讲过的内容，必须经过自己摸索才能弄清楚，在自己脑子里反复思考，按照自己的思路 找到答案，花了不少力气，所以印象深刻，不会忘掉；将来用到它的时候，即使事隔多年，还能想得起来。这不就是我们所希望的教学效果吗！
1985年10月，我与我校少年班大学生专门谈了自学成才的问题，我对他们说：“我们那一代人(在四五十年代里)所做的工作，已经不是上一辈老师所教的东西，必须依靠自学来补充自己所缺少的知识。现在新中国提出了建设四个现代化，提出新技术革命的任务，更将要求你们这一代要超过我们。在学校学习过程中，你们很快会发现，或许你们已经发现，老师教不了你们了。如果真是到了老师教不了你们的时候，就表明我们的教育改革已取得初步成功。今后的问题是你们该如何进一步独立学习。因此在分手之前，老师还应该送你们一段路，就是教会你们如何自学。只要掌握自学这个武器，你就可以脱离老师，跨出校门，开拓前进，走入下一个世纪。现在你们14岁，到了20世纪末，大致在30岁左右；到60岁退休时，你们将在21世纪里生活和工作30年。我们希望这个30年将是一个高速度发展和富有开创性的年代。你们必须为这个前景做好相应的准备。”
总之，把自学精神贯穿到整个学校的教学过程中去，这可能是保证学生能够超过老师并不断前进的方法。当然，如何在各级学校中建立这种激励自学的机制，培养更多开拓性的人才，还需要大家共同来探索；而且也可以说，这就是今天教育改革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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