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是爱因斯坦的崇拜者
早在中学时代，还是十四五岁少年的时候，我就阅读了秦关根撰写的《爱因斯坦》。现在看来，那是一本刻意制造偶像崇拜的爱因斯坦传记，书中充满了对爱因斯坦的神化。在最容易产生偶像崇拜的年龄，阅读了一本刻意制造偶像崇拜的书，在当时，我被无条件地俘虏，变成了爱因斯坦的崇拜者。在《爱因斯坦》这本书中，我第一次接触到了相对论，后来在一些科普杂志中，我又不断地遇到相对论。因为崇拜爱因斯坦，所以虽然看不懂相对论，但我对相对论充满敬畏。实际上，许多人对相对论的接受过程也都与此大同小异。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考入了内蒙古师范大学物理系。在大学期间，我的理想是将来做一名科学家。为了实现理想，我除了勤奋学习规定的课程外，还博览群书。在大学期间，爱因斯坦还一直是我的偶像和楷模，为此，凡是与爱因斯坦有关的书籍、文章，我都会拿来仔细阅读、反复揣摩。
在大学里，爱因斯坦相对论是物理系学生的专业课内容。对于相对论的时空观、运动观和作用观，很多初学者都能感觉到相对论既有内部逻辑困难，又与物理学和科学的其它知识存在矛盾，我也是如此。但是对于初学者的这种感受，长期讲授相对论的教师自有一套降伏方法。对于相对论遇到的困难，老师首先会告诉初学者，相对论虽然看起来存在内部逻辑困难，同时还与物理学和科学的其它知识存在矛盾，但它是已经得到实验证实的理论，因此完全没有必要对它的正确性产生怀疑；然后老师会要求初学者改变正常的思维方式，改用相对论"装疯卖傻"的思维方式来接受它。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初学者还坚持怀疑，老师就会以非常瞧不起、非常不耐烦的复杂目光盯着学生的眼睛说："你没学懂相对论！"到了这一步，就没有几个初学者还敢坚持怀疑，他们就只能懵懵懂懂地接受这个奇妙的相对论了。调查表明，许多学过相对论的人都是如此这般地接受相对论的。
在大学里，我一方面按照老师的要求学懂了相对论，但另一方面我也坚持了自己的独立思考，把对相对论的怀疑深藏在内心保留了下来。事实上，对于爱因斯坦等科学家的宇宙观和生命观，我也是一方面全部接受，另一方面理性怀疑。之所以这样，原因之一就是我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生人，从童年到少年乃至以后，我曾遭遇过许多来自"权威"的有意或无意欺骗，这使我逐渐变成了不轻易迷信盲从的人。

对相对论从怀疑到超越
1986 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赤峰市师范专科学校物理系当了一名物理老师。工作之余，我按照个人兴趣开始了认真的科研工作。在一段时间里，我经常独自思考这样的问题：面对时间、空间、宇宙和生命等事物，科学家是如何获得认识的？科学家给出的认识，与时间、空间、宇宙和生命等事物本身是什么样的关系？在思考这些问题过程中，相对论既是问题焦点，又是典型案例。因为时时思考问题，我常常人在现实世界，心在思想世界，这样的人在别人看来总有点古怪。
为了对上述问题给出答案，我博览群书，物理学、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系统学、计量学、逻辑学和心理学等，都成了我的研究内容。通过学习思考，我认识到：在科学发展过程中，任何时期科学家使用的认识方法都不过是眼睛观察、仪器实验和头脑想象，由于这些方法都存在历史局限性，因此，任何时期科学家给出的理论都不过是客观世界有限的、正确反映与错误反映共存的描述而已；具体到某一个科学家，由于他的认识方法存在历史局限性，所以在他一生的科学工作中，也是既生产真理，又制造谬误，爱因斯坦也不过如此；正是因为如此，随着时代发展，认识方法提高，人们能使科学认识会不断进步完善。
以这样的基本观点再次研究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我不再盲目敬畏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我认识到科学的各学科都有关于时空、运动和作用的认识，把这些认识综合到一起，再加上自己的独立认识，可以给出科学的时空观、运动观和作用观。在这种情况下，相对论只不过是其中的有限内容，而且是既有正确认识又有错误认识的有限内容。这也正是相对论既有内部逻辑困难，又与物理学和科学的其它知识存在矛盾的原因。跳出相对论，立足科学的全部认识审视相对论，我获得了第一次"出井观天"的感觉（后来跳出科学认识，立足人类的全部认识审视科学认识，我又获得了第二次更高境界的"出井观天"感受）。
对相对论获得这样的认识后，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写出了一些超越相对论的文章，这是一些跨学科的研究成果。它们的内容包括继承相对论的正确认识，指出相对论未曾认识到的事物，纠正相对论的认识错误等。我把这样的论文寄给国内的一些杂志社，但它们几乎全都遭到了拒绝。1990年，我带着超越相对论的论文参加了在西安举办的"全国近代物理研究会首届年会"。在那里，我与一些著名专家学者进行了交流探讨。经过深入交流，这一次我终于让北京大学物理系陈熙谋教授在讨论信中承认了"狭义相对论的确有难以理解，无法说明，而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1992 年 5 月，中国科协在北京举办了首届青年学术年会。就此，《中国青年报》记者徐家良撰写了一篇鼓励青年创新的文章。看到这篇文章后，我给徐家良写信谈了自己的情况。徐家良读信后为我的探索精神所感动，他把我的情况写成了内参材料，分别寄给了国家科委、国家教委、中国科协等部门。也就是在 1992 年 9 月，在单位的支持下，我到北京大学物理系开始了"进修"名义的相对论研究。

在北京磨砺 " 超越论 "
到北京后，在徐家良所写的内参材料的推荐下，我与中国科协原副主席庄逢甘、刘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办公室原副主任唐林等有关领导取得了联系，这些领导给我介绍了一些相对论专家，这样，我开始向领导介绍的相对论专家"汇报"超越相对论的认识成果。与此同时，我又自己寻找一些相对论专家交流超越相对论的认识成果。这些专家分别是北大、清华、中科院和北师大的"顶级"相对论专家。因为跑来跑去地与相对论专家交流，我的"进修课堂"不再是北大物理系固定的教室。好在富有创新精神的北大还能接纳这样的"进修学生"。
从 1992 年 9 月到 1998 年底，我与北京大学物理系秦旦华教授、曹昌祺教授、胡宁教授（院士）、俞允强教授、赵凯华教授，清华大学物理系徐湛教授，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张闯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张元仲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刘辽教授等交流过超越相对论的认识成果，对于这些相对论专家，我几乎都是登门拜访、当面交流。进行有效交流后，北大的一些相对论专家表示在我面前已不再是相对论专家，中科院张闯承认已经没有能力对我的论文做出否定判决，清华大学徐湛同意把我的科学论文修改成哲学论文公开发表，北师大刘辽承认现在看来过去认为支持相对论的一些实验实际上的确并不支持相对论，中科院张元仲承诺收回对我的论文曾作过的轻率评论。但是，由于某些相对论专家常常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他们在当面讨论时，面对无法否认的事实会给出一种说法，他们在背后向有关方面介绍情况时，又会基于复杂心理给出另一种说法，这时常使我在有关领导面前非常尴尬。
到了 1996 年，为了找到超越相对论更有力的理论基础和方法，基于超越相对论工作的最显著特点是跨学科，我找到了航天部 710 所原副所长、著名系统学家于景元研究员。于景元研究员在系统学方面造诣很深，他曾与国家科委原主任宋健合作撰写过系统学著作《人口控制论》，与钱学森院士等人合作撰写过大量的系统学论文，并联手发明了系统学方法"综合集成法"。对于我进行的超越相对论工作，于景元研究员从系统学和综合集成法角度给予了许多指导。
1997 年，为了推进超越相对论工作，在有关人士帮助下，我联系了北京的郑铨、孟庆潭、许少知、董晋曦、陈其翔等几位相对论研究者，我们联合申请了由国家科委等部门主办的香山科学会议。香山科学会议组委会有关领导审查申请材料后，他们有意举办相对论专题会议。正是为了促成以相对论为专题的香山科学会议，在 7 月 7 日，我把会议申请、有关论文和相关资料直接送到了中南海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办公室，亲手交到宋健的秘书黄寿增手中。但是，要举办的会议邀请的几个相对论专家却都不肯到会公开发表意见，这些相对论专家基本上都是我曾经当面交流过的相对论权威。同年 10 月，我还把申请香山科学会议的有关资料寄给了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何柞庥研究员（院士），经电话讨论，何柞庥表示也没有能力做出否定评判，因此何柞庥声称要委托其弟子做出否定判决，但最终也是音信皆无，不了了之。在这种情况下，香山科学会议组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有关论文已经达到相当水平，但因为相对论专家拒绝到会，因此难以举办会议。建议发表论文，申请基金，参加评奖，扩大影响，待时机成熟后再申请香山科学会议。
在北京磨砺"超越论"七年之久，我的有关认识越来越成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理解和支持，某些相对论专家却从自封的捍卫科学和真理渐渐转变成了自私的捍卫面子和饭碗。

让大家都能智胜爱因斯坦
在北京期间，我曾在《科技日报》、《宇航学报》和《科学中国人》等报刊上发表了文章；在航天部 710 所于景元主持的"系统学讨论班"、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宋正海主持的"天地生人"学术讲座等介绍过认识成果；被《信息产业报》、《中国科学报》和《科技日报》报道过科研工作。为了获得更多的展示认识成果的机会，我还曾向许多方面和许多人提出过支持请求，但令我遗憾的是，我始终未能得到希望的支持。这主要是因为有关方面总是把我的认识成果交给相对论专家来评判真伪优劣，而不肯自己独立地判断其价值。由于我的认识成果继承了相对论的正确认识，指出了相对论未曾认识到的客观事实，纠正了相对论的认识错误，把这样的认识成果交给那些靠着相对论成名成家的人评价真伪优劣，这无异于让被告当法官自己审判自己，其结果可想而知。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产生了写一本科普专著介绍认识成果的想法。我对相对论等问题艰苦探索十几年，付出了沉重代价。1994 年单位支持的进修期满后，为了继续坚持相对论研究，我辞职留在了北京，成了自由职业者。在北京期间，我曾克服了重重困难，当然也曾得到过许多朋友的真诚有力支持。历经磨难、走向超越，我绝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搞明白有关问题，而且想与公众达成共识，因为这更有意义！正是为了撰写科普专著，在 1998 年底，我离开北京回到了内蒙古呼和浩特，从此开始，我一方面做好本职工作，另一方面利用业余时间撰写科普专著《智胜爱因斯坦》。
在公众看来，科学家是最聪明、最有智慧的人，爱因斯坦就是科学家的代表人物。我所谓的智胜爱因斯坦，就是希望读者读过《智胜爱因斯坦》这本书后，首先能立足科学的全部认识成果认识到相对论不过是有限的、既有正确认识又有错误认识的物理学理论，然后能立足人类的全部认识成果认识到科学认识也不过是有限的、既有正确认识又有错误认识的人类历史性认识而已。这样，在重大问题上，公众不仅能达到像爱因斯坦和科学家那样聪明、智慧，甚至还可能超过他们。当然，读者读过《智胜爱因斯坦》这本书后能否变得更聪明、更智慧，关键就在于能否掌握和使用书中介绍的综合实践法。
综合实践法是我超越爱因斯坦相对论所使用的认识方法，可以说这是一种能使人变得更聪明、更智慧的使用头脑的方法。我认为，我研究有关问题二十多年，我所总结出的综合实践法与得到的认识成果同等重要。应该指出，我总结出的综合实践法与钱学森、于景元等人发明的综合集成法有相同之处，但也有不同之处。从某种意义上讲，综合实践法是对综合集成法的提高和发展。例如使用综合实践法，读者把头脑中已有的认识，公认的事实，以及相对论综合到一起，进行独立的比较、判断后，几乎人人都能认识到相对论是有限的、既有正确认识，又有错误认识的物理学理论。当然要获得如此出井观天的感受，聪明智慧与自信心同等重要。许多人在过去做不到这一点，一是因为他们被局限在相对论的小圈子里，不能在科学的整体认识中审查相对论，这是使用头脑的方法不够科学高效的原因；二是因为他们对相对论产生怀疑或者发现相对论的错误后，不敢相信自己的认识结果，这是迷信盲从权威，缺乏自主自信的原因。
我于 2002 年 6月完成了 20 多万字的《智胜爱因斯坦》后，立即把它放到互联网上，通过让读者免费下载阅读来征求意见。现在，人们只要在互联网大网站搜索引擎中输入"智胜爱因斯坦"，就能在许多网站找到它，免费下载它。一年多来，《智胜爱因斯坦》已经被下载了上万份，有大量读者反馈信息。现在，我想根据读者要求对它做些修改，然后找一家出版社把它公开出版发行。关于公开出版发行《智胜爱因斯坦》的意义：往小了说，自从相对论诞生以来，一直有人基于它存在认识错误想要超越它，2003 年在中国召开了三个旨在超越相对论的学术会议，它们分别是 8 月在北京召开的"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首届年会"，同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届全国爱因斯坦相对论问题学术会议"，10 月在西安召开的 " 相对论及现代物理创新国际学术会议 "，目前在国际、国内超越相对论的积极行动正在成为星火燎原之势，在这种情况下公开出版发行《智胜爱因斯坦》，对科技创新和科技进步都会有直接的推动意义；往大了说，自古至今人类社会一直是真理与谬误共存，许多谬误甚至以真理的面孔长期占据权威地位，在此背景下，人们以爱因斯坦相对论为案例，学习和掌握综合实践法，通过实践活动提高聪明智慧，提高明辩真伪优劣的能力，其意义无比深远重大。人们掌握了科学高效的综合实践法后，可以把这种聪明、智慧推广应用到各种问题，到那时，人们可以在许多问题上都获得出井观天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