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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科学的边缘“战争”与中心“战争”
[楼主] 作者:yetiaoxin  发表时间:2004/06/23 11:03
点击:165次

                            谈科学的边缘“战争”与中心“战争”

                               王德奎(绵阳日报社,四川绵阳,621000 )

    摘要:在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从事教学与研究的吴新忠博士,先后给我发了四封属于忠告性质的电子邮件,我非常感谢,也引起我对三旋经历的一些故事的回忆与反思,现予以发表,以此请教更多的老师、同志指点迷津。
    关键词:三旋、“科学中心”、“科学边缘”、“科学战争”
   

   1、引言
   吴新忠博士四封给我的电子邮件内容摘要是:一、你的大作涉及面太广,导致出错的概率变大,而重要的问题反而没有讨论清楚,不熟悉内容的学者会认为有滑向伪科学的倾向。你的确迷恋《大自然探索》之类刊物上的二流科普论文以及不成熟的潜科学内容,而对科学家的原著研究不深,别人搞错的东西,你看不到,结果自己也跟着出现小错误。赵国求读《爱因斯坦文集》10遍以上,我读科学家的原著也是3遍左右,这样就不会被二三流学者的错误观点迷惑。二、我建议你在“环量子理论”与“唯象超弦”里面选一篇,当然最好你自己决定。与其他学者研究的领域越接近,把握不大的思想越少越好。三、你的论文题目可以,但是这种写作方式不会被接受,另外最好不要提很多人不知道的三旋理论。如果介绍环量子理论或弦论,最好重视物理概念的分析,以及可靠的数学计算。你的论文实际上是科学评论,再点缀了三旋,没有新的计算与研究,估计不会被接受;不要急于推销三旋,在会议私下讨论的时候推销;也不要讨论无名之辈的观点,自己容易出错,又没有市场;哲学与政治的讨论越少越好。你一定要注意写作技巧,最后看一下国内著名天体物理学家在教材,特别是学术论文的写作方法。四、我建议你选择时间机器一文,在向会议提交论文的时候,把有关三旋的内容去掉,因为这与时间机器的研究关系不大。另外,可以读一下李新洲的《时空的维数》与赵峥的《黑洞与弯曲的时空》,补充一些数学物理的内容,与宗教神话有关的议论要少一点。你的有关虚拟时空的提法是有启发力的,不过你自己的表达是不严谨的,将来我与你讨论后,吸收其他学者的观点,作出更明确的表述;你写的论文中不要过多使用自己的术语表达思想,你必须假设别人对你是不了解的,只讨论科学共同体公认学术术语表达的问题。
    下面是给吴新忠博士电子邮件回信内容的摘要。   
    2、三旋的故事之一
    新忠老师,我知道你说的是实话,也是为我好。这和李后强先生一样。李后强为我好,出了不少主意。你是全国名牌大学中,唯一同时买了两本以上《三旋理论初探》一书,去组织批读的学者。这也你是读了我的《解读时间简史》一书后,按书中请求去做的。我佩服。而我读了武汉出版社2002年8月出版的赵国求,吴新忠等编著的《物理学新神曲--量子力学曲率解释》一书,很尊敬赵国求先生的科学钻研精神,我也认可赵国求的环量子曲率求解是成立的,但真正对我启发大的,是你写的部分。
    原因是,我认为,环量子概念是划时代的;目前中国的理论物理学形势和上世纪60年代中期相似:不等到夸克模型实验证明尘埃落定,中国人不会承认夸克模型;不等到环量子模型证明尘埃落定,中国人不会承认环量子模型。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的科学中心“战争”是与盖尔曼夸克模型对抗,坚持毛主席的物质无限可分说。这可以说是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物质无限可分说世界科学大战;是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和中国科学界的将帅们向诺贝尔科学奖冲刺的一次伟大尝试。但这场“战争”失败了。当然,今天的形势不同了,国家的领导人和政治不会去干预一个具体的理论物理学理论,而交给了科学中心的科学家自己去管。然而传承“败兵之将”的中国科学中心,从此也无“战争”。但世界科学中心的“战争”已不满足于中国科学中心承认了的夸克模型,21世纪最有“战争”性的理论物理学理论已经是“环量子理论” ,超弦理论就是一个国际性的代表。但超弦理论还没有获得诺贝尔奖,这有如上世纪60年代中期夸克模型在中国,不管是科学中心还是科学边缘的人,都可以踏上一支脚。今天超弦理论在中国虽然没有被人踏上一支脚,但也没有科学中心的大师叫好。中国不管是科学中心还是科学边缘的人物,都在等待“战争”的胜负,好一哄而上抢胜利果实,象今天抢夸克模型的胜利果实一样。
    在《物理学新神曲》,赵国求似乎找到了的环量子的曲率,但他并没有证明量子的结构是环面,倒念念不忘的是球面结构,并且用量子球面曲率否定量子几率解释,对超光速给予了肯定。倒是你写的部分介绍20世纪各派科学家,对量子力学波粒二象性的不同解释或分歧,使我受到启发,深感从“环量子战争”的意义上说,爱因斯坦的光速界面是立本,玻尔的二重互补是立标,爱因斯坦和玻尔想解释的跨世纪的超前思维,不是分歧,而是他们在追求共同的理想,即是是寻找环量子力学。正是基于此,我真想写一篇《物理学新神曲》的书评,不知你同意否?
    著名科学家的原著研究是应该深钻,但不是读10遍以上就读懂了。要说《爱因斯坦文集》,1977年在中国第一次出版许良英等人的翻译本时,我还在重庆当工人,就买了第二卷。曹黄金读多遍霍金的《时间简史》一书,读出的还是超光速。赵国求读《爱因斯坦文集》10遍以上,读出的也是超光速。你读了3遍左右,读出的不知是不是又是超光速?科学无党性,但科学落足一个国家就有了党性,落足一个科学中心就有了派性。因为科学的最大买单者都是国家及科学中心。我看重的环量子,我说过,首先不是我研究著名科学家的量子力学原著得来的,而是几十万中国同胞用命换来的。那是1958年的大跃进,到1959年底,我家乡农村陷入大饥荒,我母亲也得了浮肿病,被送到了人满为患的浮肿病收救房。一个月黑夜晚,我孤零零一个人坐在家门口,几个农民抬着一个饥荒死了的民工,从我家门口匆匆走过。后来我才知,民工是我小学一个同学的父亲,饥荒死在修山湾堰塘的工地,就在那一夜,他家中的妻子生下了他的小儿子。一死子生,唤起我对毛主席的物质无限可分说的幻想:“粮食”无限可分还是“粮食”,“人”无限可分还是“人”,社会主义不是可以自动建成吗?但凭我很少一点的科普知识,知道分到原子,从电子到原子核,虽说有如地球到太阳那么远,但这段只有空间的距离,是不知怎么分的?空间能破裂吗?平面破裂是类似圆圈吗?社会主义会破裂吗?社会主义会不破裂是要改革开放吗?我把疑问埋在心里,从此,我走上了深钻数学和物理的不归之路,提出了一种不同于笛卡儿静止的有长度的三角坐标的非静止非长度的三旋坐标学说。1970年霍金研究奇点黑洞,发现空间能破裂。1984年西方超弦理论发现闭弦,拉近了与中国的三旋理论的距离。1990年苏联社会主义会破裂,而搞改改革开放的中国,却保持了社会主义。
    3、三旋的故事之二
    所谓的“科学中心”,指带领科学的地方,它要具备科学积累很强的机构、城市及文字等三个条件。相反,远离“科学中心”的,称“科学的边缘”。“科学中心”,如科学院、所、室、大学,如北京、上海,如英文等;而到“科学中心”的人主要是“考”或“留学”等招聘去的,如你、李后强、李新洲、李淼、赵峥、霍金、牛顿等。国家的科学建树主要靠你们这类人。所谓的科学中心“战争”,主要指靠你们这类人内部的“战争”,如霍金攻霍依尔的恒稳态学说,牛顿攻剑桥大学的科学元老。这叫碉堡开花,杀伤力大;但弄错了,就要被赶走,危险性也很大,“科学中心”的人很少冒风险这样干。而在“科学的边缘”的人,本身在边缘,没有被赶走的危险性,但“科学的边缘”能有科学建树的也很少。袁隆平算是很成功,也只是工程技术性的大成就。陆家羲算数学有些成功,命运也悲。农民职颖法作焦大教授无工资,命运更悲。你在“科学中心”,压力很大,感受也深。你所说:涉及面太广,导致出错的概率变大,不熟悉内容的学者会认为有滑向伪科学的倾向;另外最好不要提很多人不知道的三旋理论。最好重视物理概念的分析,以及可靠的数学计算。不要急于推销三旋,在会议私下讨论的时候推销;也不要讨论无名之辈的观点,自己容易出错,又没有市场;在向会议提交论文的时候,把有关三旋的内容去掉,补充一些数学物理的内容;你写的论文中不要过多使用自己的术语表达思想,你必须假设别人对你是不了解的,只讨论科学共同体公认学术术语表达的问题,等等,都是“科学中心”的规范。在“科学中心”这是正确的。但我一想到有位友人告诉我,他听四川省科普作协主席董仁威先生说,2003年何祚庥到四川成都,一次开会董仁威与何祚庥在主席台并坐,董仁威问何祚庥:“你知道三旋理论吗?”据董仁威先生说,何祚庥回答说:“那是伪科学”,于是董仁威没有再问了。四川省科普作协及董仁威先生是支持我研究三旋理论的。我不知何祚庥看过我的《三旋理论初探》一书没有?但他开口就说三旋理论伪科学,我学他,也可以说他搞的层子模型是伪科学。层子模型与盖尔曼的物质不是无限可分的夸克模型是对着干,失败了,是百分之百的伪科学,只不过有“科学中心”保护罢了。三旋理论首提环量子概念,被超弦理论的闭弦所接应;超弦理论虽没有被公认正确,但也没有被公认就失败。除非超弦理论失败了,我才承认是伪科学。超弦理论没失败,“科学中心”的人又不具体指出三旋理论的错误,就认为出错的概率大,有滑向伪科学的倾向,我是不服气的。三旋理论在中国十多年间,有正式公开出版的多篇论文和多部书籍,国家职改机构正式公开评了我研究员职称,难道人在“科学的边缘”,“科学中心”就可以视而不见。难道中国的“科学中心”犹如解放前上海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公园?
    这类情况在网上也能见到。王为民在网上说三旋理论是伪科学,理由是:三旋理论把宏观现象的旋转现象应用到微观,这是对微观粒子自旋的错误理解,而它在量子力学中没有什么理论意义,所以我认为是错误的。按王为民的理解,量子力学中已经把宏观现象的旋转现象大量应用到微观,这也是对微观粒子自旋的错误理解吗?而它在量子力学中也没有什么理论意义吗?量子力学也是伪科学吗?所以我问王为民 :你搞伪科学吗?你的爸爸|妈妈和老师从小教你,见不如意的科学观点,说是伪科学吗?伪科学是随便可以给人下的定义吗?三旋理论是伪科学这是你说的人话?你是不是个中国人?三思网站一帮斑竹,更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公园的看门人,在网上叫嚷要狂殴人;叫嚷大家别在王德奎帖子下回帖了,以便斑竹删除;斑竹不好删除,反而给王德奎小人得志的机会,;叫嚷三旋理论是伪科学,等等。对此我要说:我爱三思,更爱科学;请看三思以伪科学作风反科学,三思要三思。北大李淼群体的超弦学友网站也类此。浙江大学的沈建其博士更是把李淼当标准打人。但我要说,中国第一个提出环量子概念的时候,李淼这类超弦学者在何方?当然有一件事情必须提及,1987年,我发现《科技日报》上有报道,说方励之的研究生李淼,用超旋的概念在国外发表多篇论文,使一个23、24岁中国学生被国外著名物理刊物聘为编审。这一消息,激起我向方励之写信询问,因为我向方励之寄过多篇论文,请他指正,都没有回信。我在1986年在《华东工学院学报》第二期发表的论文,已将三旋理论称为“超旋”,现在李淼在国外发表多篇论文用“超旋”概念,是否与我论文有关。方励之回信矢口否认,说超旋就是超弦,超弦是20世纪60年代初的产物等等。后我查,60年代初根本没有什么超弦理论,最早也是1968年才产生靴袢理论,可见方励之不是一个很讲道理的人。名牌方舟子,他的网站贴出pengxh先生的文章,说由于学习的需要,经常在网上查找资料。一次在网站方舟冲浪(http://www.chaos.com.cn/zzlz/zzlz.htm>)上的专著连载上看到一本专著《三旋理论初探》,王德奎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2002)。本人对书中所著是七窍通了六窍——一窍不通,但出于好奇,看了三位专家作的序:(序一),中国系统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四川大学物理系教授、博士李后强;(序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金吾伦;(序三),新疆医科大学教授刘粤生。在三篇序言里,三位专家对专著的作者及该专著给与了超乎寻常的评价。本人不才,但好歹受过10多年的高等教育,虽然对专著中高深的内容一窍不通,但这么多年的知识告诉我,作者有欺名盗世之嫌。更为可恶的是,作为新疆医科大学教授的刘粤生,居然对专著中从物理学和哲学角度进行评价,实在好笑。希望真正的专家来客观评价评价这本专著,以免作者真的做出如此成就而被埋没,要是和诺贝尔奖擦肩而过,更令死要面子的中国人唏嘘不已。对此我的回应是: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 。科学研究离不开人的思维,赞成的就协同;不明白的就会逆向或反向,或反讽,这就是常说的协同思维、逆向思维或反向思维,或反讽思维。这就产生了现代科学的集团性和归属性;而国家科学殿堂的承认,也成了当代纯科学最主要的归途。不可否认,在“平民科学家”中,问题不少。但如果把科学殿堂里的强势者看成是“贵族”,难道像爱因斯坦、华罗庚、陈景润一类杰出人物,不也是从平民科学家中走进殿堂的?而生前求找过法国科学院“贵族”不应,死在科学殿堂外的阿贝尔,现在不也成了著名数学家?为了国家的利益,应该借助群体的力量,进行互检和自检,以提高科学思维成果的含金量。2003年5月我在四川科技出版社出版的《三旋理论初探》和2003年9月在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解读<时间简史>》两本专著,我希望各位朋友、老师去横挑鼻子竖挑眼。但愿能求得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说法,这也是公道。
    向传统科学中的缺陷挑战,又要求得到本国传统科学权威人物的认同,这本身就一个悖论。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张利华认为:由于科学本身不是完美和万能的,它存在各种各样的缺陷,因此,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对于一些重大科学问题的挑战从未间断过,批判与怀疑的精神成为勇于创新的重要源泉之一;这些挑战对科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假如科学没有对立面,也就没有了生命力。至于这些挑战将来能否成为科学主流,并不是特别重要。因此重要的是要对其采取宽容的态度。但是否能够对其有一个宽容的态度,主要取决于社会的科学体制,而不单单是科学共同体本身。一般来说,科学共同体不会对此特别宽容,道理很简单,任何一个有成就的科学家,对自己的研究都会情有独钟,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在科学史上,任何一项历史性的突破几乎都是由名不见经传的后起之秀做出的。因此,科学的创新绝对不仅仅是科学界本身的事情,更需要一个良好的全社会的科学体制。这里我们可以分析蒋春暄的文章和专著,为何能在美国发表和得到资助,而在中国就不行?在美国,非政府的科学投入对美国科研机构和大学的科研活动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特别对一些私立研究机构的运行起着关键的作用。政府对科学的投入目的是实现国家目标,与国家目标无密切关系的科研活动一般得不到政府的资助。同时,政府为了鼓励科学创新活动,吸引民间资金投入科学研究,制定一些包括税收减免等各种优惠政策或法律,如美国的“企业反垄断法”中规定,企业利润的10%必须投资与公司方向无关的领域,这样一些不被科学主流认同的“异类”科学也有生存的空间。这就是蒋的工作在不被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这样的数学权威机构接受的同时,照样在美国发表和得到出版专著资助的原因。而在中国,蒋的工作很难得到发表。从根本上说,是不同的社会科学体制在起作用,原因并非来自两国的科学共同体的评价不同。在我国,目前的R&D经费主要来自政府,大约占整个投入的60-70%,投入方式与渠道存在单一化问题,还未形成一个良好的全社会的科学体制,它的主要直接后果是对创新不利。因此,建立一个良好的全社会的科学体制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
    因此科学的边缘要进入科学“市场”,最好“投石问路”。对于不接纳你研究的科学中心“市场”,不要报怨。但对欺人太甚者,也不必客气。超弦学友网站说支持三旋理论的人是腐败,这太过分了!我与李后强、金吾伦、刘粤生等支持三旋理论的学者,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如果这也是腐败,那么中国的“科学中心”就没有一块净地了。所以对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科学中心公园”,你只能说:“是人你就唱,是狗你就叭!”
    4、三旋的故事之三
    科学不是免费的午餐,而是“市场”。发表论文或出版专著。参加科学讨论会,获得科学经费或奖励,到科学院、所、室、大学等工作,都算有机会展出自己的“市场产品”。然而科学中心的“战争”规则,使得科学中心也象一些公园,是花草多,大树少。“大树进城”即指从外地或大山买大树运进城移栽。读李新洲、李淼、赵峥等人的论文,犹如看美丽的花草;但读赵国求的《物理学新神曲》,却犹如看大树,即使我说他有错,他也是“战争”。科学的成功,是“打”出来的。赵国求“打”不“打”的出来的,是另一回事。这里说的“打”,是李后强和文志英先生启发我的。“打”不是“打架”,而是智慧和高峰的争夺战。
    我在我们四川省《大自然探索》刊物上发表你说的二流科普论文或不成熟的潜科学内容的论文,也是“打”了十年的“战争”,才有了一些“市场”。因为在中国,《大自然探索》之类的二流科普刊物,也是掌握在“科学中心”的人手中的。从上世纪80年代初《大自然探索》创刊,我在四川省盐亭县科协工作,就用“叶眺新”的笔名向《大自然探索》投稿。我在四川省外的科学刊物上都发表上发表了多篇文章,但在《大自然探索》上还没有影子,1987年在福州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上,李后强听了我的“三旋”发言,说:“老兄,叶眺新是你呀?在《大自然探索》编辑部,人们谈论你的二流科普论文及不成熟的潜科学内容的论文,当成笑料,讥笑了多年。”那时李后强是四川大学的研究生,他的导师的爱人尧老师,是《大自然探索》的编辑,故此李后强常到编辑部帮忙审稿,知道我的事。
    李后强20多岁博士毕业后,三个月内从副教授升为正教授,是凭他在国外著名科学刊物发表的多篇科学论文,解决了四道世界化学难题赢得的。上世纪80年代初,分形科学在国外兴起,他凭他的英文等本事,看完了四川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数十年间的美国《化学文摘》,并熟悉了国外著名科学刊物发表上的分形论文。数十年间美国《化学文摘》留下的科学难题,与分形理论的方法结合,使李后强产生了不少有别于他人的新发现。当我给他摆谈了三旋理论产生的经过后,李后强说,你认为是正确的,就要坚持。接着,他摆谈了他的故事:80年代初他在川大读研究生,不少老师和同学认为他写的分形论文是乱搞;论文寄给一些杂志编辑部,也经常遭退稿。好在邮费只要8分钱,编辑部把他的稿件退回来,他就重写个信封,将退稿再寄回去,并留言请编辑部认真审稿。这样的拉锯战,有时多达四五次,直到杂志编辑部把他的文章登出来为止。我告诉他,我实在没有这种精神。分别两年后,1989年的春天,我收到李后强的一封信,说他已研究生毕业,在读博士;四川大学1989年要主办全国分形理论研讨会,他在具体负责;他建议我把“三旋坐标学说”改为“三旋理论”,写成论文参加研讨会,争取在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国分形理论研讨会论文集上正式公开发表。我照办了。
    论文寄出去两个月后,李后强回信说,论文初阅,研讨会川大主管老师有反对的,他还要作解释。不久,天安门事件爆发,分形理论研讨会的事没消息了。8月初,我到省科协开会去成都,晚饭后顺便去看望李后强。巧的是在川大遇到他正去招待所请文志英教授吃饭,就叫我一便作陪。原来天安门事件后,国家仍允许全国分形理论研讨会召开,文志英是研讨会学术委员,专程从武汉大学赶来参加研讨会论文终审的。我听文志英与李后强吃饭中摆谈,才知文志英的经历也非常传奇。文志英与我同岁,并同在1965年高中毕业,但他没能上大学。文志英是武汉人,在武汉读高中时,因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这话不对,毕业前被同学揭发,被作为思想反动,送到新疆劳动锻炼,不作政治处理。到1977年“四人邦”已打倒,文志英的问题已不成为问题,况且他在新疆老老实实地劳动锻炼了13个年头,他周围比他迟下乡的知青都一批又一批地回城了,他要求回城的申请却一次又一次地落空。他决定孤注一掷,以死求生。当生产队里最后一批知青通知到乡党委报名回城时,他拿出一把早准备好的锋利匕首藏在腰间,跟去了。乡党委书记问他来干啥?他说来要表申请回城,书记说你就安心在农村干一辈子吧!文志英没有吭声,他默默排在最后。乡党委书记签字同意送走了通知到乡来的知青,问文志英为什么不走?文志英一把抓乡党委书记的一只左手,按在自己的腰间,满脸涨的通红地说:“书记,我的申请在这儿,今天你不同意也得同意!”
    乡党委书记的脸顿时变白了,一场同归于尽就在眼前,文志英13个年头在新疆农村生产队默默劳动的情景也顿时呈现在乡党委书记的眼前。乡党委书记的良心终于被唤醒了。乡党委书记右手拿出表,默默签字同意,眼里还流出泪花。”文志英回到武汉,本准备参加1978年初的大学招生考试,但他咬了咬牙,准备了几个月,就去参加了1977年底的研究生招生考试,并且居然考起了武汉大学数学系的研究生。读研究生期间,他又考起公派留法研究生,就读于分形理论创始人B.B.Mandelbrot门下。回国后他仍在武汉大学数学系工作,他在国外著名科学刊物发表的多篇分形学论文,把他和李后强联系在一起。吃饭间,李后强把我介绍给文志英。文志英要我讲一些三旋与数学联系的例子。当我讲到三旋的非平凡线旋研究,使我发现,中国古代的太极图就是著名的墨比乌斯带时,文志英兴奋得一巴掌拍打在桌子上,说:“太好了!三旋联系太极图把中国发现墨比乌斯带比欧洲提早了两千多年。我这次来成都回武汉后,就要出国作访问学者。你回去马上把这个研究写篇文章寄给我,我好带到去发表。”
    真是阴差阳错,我回去写给文志英的文章装到给刘奎林的信封,而把参加黑龙江省党校等主办的全国思维科学研讨会应给刘奎林教授的论文,装到给文志英的信封。三个月后刘奎林给我回函,说我寄他的论文和信,是该给别人的,这时我才知道当时慌忙中装错了信。事情没有办成,但文志英在成都终审参加全国分形理论研讨会论文时,还是同李后强一起说服川大主管老师,同意我的用环量子自相似分形研究宇宙星体分布的论文入选论文集。这件事成功后,李后强又叫我写篇“三旋理论”的综合文章寄给他,他再推荐给《大自然探索》编辑部的尧老师,争取在《大自然探索》上发表。我又照办了。一年多后的1991年全国熵与交叉科学研讨会在四川攀枝花大学召开,我在会上认识了《大自然探索》编辑部的尧老师,散会时我终于忍不住问了她,不知她收到过李后强转交给她的《三旋理论》的文章没有?尧老师才说,由于《大自然探索》编辑部搬家,文章已经弄丢失,她叫我再重写一篇寄给她。这就是《大自然探索》1992年第4期第一次发表我的《三旋理论》的十年经历。
    好了!新忠老师,我已经讲得太多了。人类的精神财富,只有真正去玩弄它,才知道它的真正大小和轻重。宇宙创造者在TOE物理学论坛弦理论专栏网上讲:旋理论是错误的,旋理论的最基本粒子是线,线还可以继续分化为粒子,所以旋理论错误。其实,40年前,“三旋理论”提出“圈与点并存且相互依存、圈比点更基本、物质存在有向自己内部作运动的空间属性”三条公设时,就遇宇宙创造者类似的责难。我要说的是,“三旋理论”用的不是线段大小比较公理,而是球面与环面不同伦公理。侄儿与叔叔不同伦,有的家族中,侄儿比叔叔岁数大。这种小的比大的大的逻辑,就违反线段大小比较逻辑,康托集合论也违反线段大小比较逻辑。所以有的常识逻辑,并不是和“三旋理论”矛盾,而是用错了地方。新忠老师,你如能在上海请国内或国外友人,不花钱或少花钱召集几次小规模的“三旋理论”学术研讨会,挑鼻子竖挑眼,具体分析“三旋理论”中错误,我愿意一一回答。“大树进城”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公园,才不会打架。
  
                                    参考文献
1、王德奎, 三旋理论初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2年5月;
2、王德奎,从卡一丘空间到轨形拓扑,凉山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3、王德奎, 解读《时间简史》,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3年9月。
       作者简介:王德奎,59岁,绵阳日报编辑,Ema:y-tx@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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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楼]  作者:清华小猪  发表时间: 2004/06/23 11:34 

心中有论道不得,吴博士真言在前头
谈科学的边缘“战争”与中心“战争”
 [3楼]  作者:和满  发表时间: 2004/06/23 20:55 

又激发了一个我长期困惑的问题

科技交流是否还符合传统?

牛顿时代的科学家们需要得到广泛的认可,从荣誉中获取个人资源。科学家们争相争取社会最广泛的认可,成为“中心主流科学家”。在那个时代的文化氛围中,科技保密几乎不可能。

当代不同了。在当代,几乎平民百姓都知道高科技的威力。谁拥有高科技,谁就拥有财富与力量。科学家不再需要“广泛认可”,只要真有用,有人用,就能换取到个人资源。而使用者希望能保持自己的优势,不但不会象当年英国贵族一样四处宣扬更优越的科技成果,反倒加强保密,甚至可能会故意误导他人。

科学院院士,诺奖得主还象过去一样,代表地球文明的最高水平吗?代表最高水平的东西,还会公开吗?高技术产品,还是都能用公开的理论解释吗?

我们看看现在许多高科技研究的方式:合同制,保密条款,研究进度记录,封闭环境,巨款,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生产紧密结合...。与牛顿时代还一样吗?

总之,我搞不清楚,我通过公开资料,是否还能跟上人类文明的步伐。在这样的科研现实下,50年之后的世界,是个什么样的世界?这个问题,请朋友们各抒己见。

 [4楼]  作者:youngler  发表时间: 2004/06/23 22:22 

没有健康的身体,哪来健康的智慧。
你先把你的身体锻炼好,相信会有一个新的思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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