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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西方伪史论”者思维去评判《史记》：《史记》不存在？ 现在，微信群上时不时地有不少关于“西方伪史论”的自媒体文章出现，说古埃及、古希腊历史和文明是不存在的，其所谓的文献和文物都是西方在15-18世纪的后人伪造出来的，欧几里德几何剽窃自中国明代数学、哥白尼-第谷-开普勒-伽利略-牛顿这一力学和物理学发展主线是不存在的或者其成果是剽窃自中国的、郑和下西洋引爆欧洲文艺复兴、欧洲工业革命（蒸汽机革命）不存在，等等、等等大量（几乎都是跟传统认识反着来，传统说甲，它偏要说乙，看看其论证，引经据典，似乎言之凿凿）。我看了其中不少文章，发现其牵强附会、倒打一耙、歪曲解释、满嘴跑火车、信口胡想太多。对于其大多数论点（主要是牵强附会和歪曲质疑），我也很容易反驳。 网络上“西方伪史论”的文章太多了（可能几百篇都有），我这里只说一条，让读者了解其思维方法，同时，以彼之道，还之彼身。如果大家学习一下“西方伪史论”者思维方法和判断标准，那么也可以得到“结论”：司马迁《史记》以及先秦文献著作，其实也都不存在，其目前所存的著作是由后人伪造的了。 持“西方伪史论”者认为古希腊文明不存在的其中一个理由是，古希腊著作是写在纸莎草纸上的，纸莎草纸容易断裂破坏，不易长久保存，亚里士多德现存有著作几百万字，他必然无法有这么多纸莎草来写。因此，持“西方伪史论”者认为，亚里士多德留下了几百万字著作，是不可信的；亚里士多德和多位古希腊学者的著作是由后人（如15-18世纪）伪造出来的，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民族自信”。 这里的观点，完全站不住脚。莎草纸可以用碳14鉴定年代（目前碳14测定年代的技术误差是正负30年）。经过碳14技术测试，有一批古老的纸莎草纸的制作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15到85年之间。也就是说，纸莎草纸可以保存2000年而不坏，可以长久保存。（当然，在20世纪碳14技术出来后，不排除一些文物造假者将古老的纸莎草纸残骸与现代纸莎草纸混合，来蒙骗，但是西方15-18世纪的人并不知道碳14技术，他们即使要造假，也用不着、想不到这种混合法） 碳14测定年代表明，大量纸莎草纸可以保存2000年。那么中国保存的最早的纸张是在哪里？目前，甘肃省天水放马滩汉墓出土的西汉早期纸,是现在发现的最早的纸。这是在特殊条件下保存的纸张。一般纸张能保存的时间上限是1100年（敦煌莫高窟干旱条件可以保存唐朝时的文书资料）。纸莎草是莎草纤维的物理压制，还不属于真正的纸。真正的纸，是由东汉蔡伦（公元61-121年）发明的。即使后来羊皮纸流行，欧洲教会直到11世纪仍旧使用莎草纸书写正式文件。目前。根据记载，目前留存下来最近的具有确切记录年代的莎草纸实物是一份1057年的教皇敕令文件和一卷书写于1087年的阿拉伯文献。用碳14鉴定年代，可以确认出保存更久的，纸莎草纸文献实物。从整体上讲，纸莎草纸保存时间不短于真正的纸张，这就为传抄和文献保存，提供了很大的自由度。只要蔡伦纸承载文献的能力有多强，纸莎草纸也不比它差多少，虽然它的质量不如蔡伦纸。 我们已经解决了第一个问题（所谓“纸莎草容易断裂破坏，不易长久保存”，并不正确）。那么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亚里士多德现存有著作几百万字，他必然无法有这么多纸莎草来写”）。根据目前网上流传的一些纸草文书图片看，它的字的大小，与现代人在纸上写的字大小也差不多（稍微字体大一点）。我估算了一下，一张现代A4纸，一般用紧凑一点的印刷体，可以写1500字，手写可以写1000字。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一生写了多少字？有说五百万、一千万字的，这个可能无从确切查考，只能估算，连我自己活了这么多年，到底写了多少字，我也说不上来。如果一个人天天写字论述自己观点的（如思想家、文学家），每天平均写一千字不算多，一年写三十几万，30年写一千万字也是可能的。目前流传下来的一种说法是：亚里士多德一共写过100多部著作，超过千万字，流传下来47本，大约300余万字。中文《亚里士多德》有300多万汉字，600多页。虽然古希腊文字与汉字不同，但是我们就暂时按照汉字的体量来考虑吧，那么亚里士多德三百万字著作，需要三千张A4纸张大小的纸莎草纸就可以（假设只写单面。如果双面都写，那么只要一千五百张纸莎草纸）。这个量不算多，大约相当于十本现代书的量，总厚度20厘米，一只小书包就可以装下（当然，纸莎草纸比现代纸肯定要厚，那就用两只小书包装即可）。与此比较一下，我们的“学富五车”（学习了五车竹简的书，表示学识渊博），到底是多少字？大约相当于一两本普通现代书（白话文）的字数（下面会估算）。 因此，持“西方伪史论”者说亚里士多德没有那么多纸莎草来写他的著作，这完全是一个伪命题。几书包纸莎草纸，真的不算多，而况当年，地中海纸莎草纸的贸易，那是一船一船地运输。 当然，他们还说亚里士多德没有那么多羊皮纸来写他的著作。比起纸莎草纸来，羊皮纸确实是高级货。羊皮纸有两个含义：（1）现代羊皮纸是将原料抄成纸页后再送入有关化学处理试剂（如72%浓硫酸）浴槽内经处理而成（这种羊皮纸是经化学处理而制成的纸张，结实且厚，不透油、不透水，因此可以供包装物品使用）；（2）古希腊时期的羊皮纸是一种用羊皮或牛皮以及其它动物的皮在木框架上拉张到极致细薄，然后用刀再加工削薄，之后用干燥法制成的片状物。从公元前2世纪起，羊皮纸与纸莎草纸同时在欧洲一些地区普遍使用。在公元3到13世纪，欧洲普遍使用羊皮纸来书写文件，直到14世纪起逐渐被中国的纸取代，但仍有些国家使用羊皮纸来书写重要的法律文件，目的是以示庄重。由于羊皮纸是用羊皮或者牛皮以及其它动物的皮拉制而成，如果一只羊可以取得20张A4纸尺寸的羊皮纸，一头牛可以取得A4纸尺寸的50张羊皮纸，那么对于一个贵族，使用几十头牛羊的皮来写一百万字著作（假设亚里士多德有三分之一重要著作用羊皮纸来书写保存），也不是不可以办到。好在，还有更为便宜的纸莎草纸来写著作，三百万字，也就几个书包的纸莎草纸体量。 以上否定了持“西方伪史论”者所说的“古希腊学者没有那么多纸莎草纸书写、纸莎草纸难以保存”的谬论。下面我们模仿“西方伪史论”者思维来看司马迁（公元前 145 年或前 135 年-?？）《史记》和先秦著作，“西方伪史论”者是否也要来否定这些文献的历史存在性呢？！ 与西方流行纸莎草纸三千年不同，中国西周到东汉蔡伦（公元61-121年）发明纸之前一千多年，主要是用竹简书写的。西汉时，也有质量不太好的纸张出现，但东汉蔡伦大为改良了纸张发明技术。之后，蔡伦纸流行。秦始皇每天要批阅两百斤竹简，东方朔上书汉武帝奏章需要两人抬进去。司马迁是西汉汉武帝时期人，他的著作是用竹简写的。 我查找了一下相关资料，得到一些关于竹简的信息：竹简长度不一，一般竹简规格长25.5厘米、厚度为1-2厘米、宽4-6厘米。我取中间数值：厚1.5厘米、宽5厘米。一片竹简为25.5×1.5×5=1912.5立方厘米。出土文物《云梦秦简》一片竹简上文字最多达49字，一般在30字左右。 我们来看“学富五车”相当于学习了多少文字。古代的车子规格多大，我没有确切信息，但是，不妨碍我们做一下大致估算。假如古代一车相当于现在普通双人床的长宽200厘米×150厘米，厚度40厘米。一车的立体是1200000立方厘米。假如严丝合缝地放竹简，可以放627.45片竹简，取整628片竹简，一片竹简文字一般为30个，一车书等于18840个字。学富五车等于94200个字。 按照现代书籍一页一千字估算，学富五车相当于90多页。当然，古文大都是文言文，一字普通按3字解释成现代文，学富五车相当于270页现代白话文书籍。 上面我已经估算得到，一车竹简书（相当于一张双人床体积）含一万九千字（即上面的18840字）。司马迁《史记》共计53万字，写成竹简，占约28张大床体积。他写了正副两本，共56张大床。如果每个房间叠放两张床的竹简（不能密密麻麻放，中间需要留有过道，便于查阅，那么一个卧室叠放两张大床竹简，也差不多了），他要28个房间来存放。一套100平方米房子，可以开辟三个这样的房间，那么他需要小区居民一个单元的九个楼层（或者一套三层楼的别墅）来存放《史记》正副两个版本。 我在小学时，曾经看到一本书上说，司马迁写好《史记》后，因为一些违禁的内容，引火上身。他把《史记》委托女儿保管。书的插图表明，官府来查，他的女儿用手把《史记》藏在屁股后。看来，这是不可能的，九个楼层的竹简，如何藏在一个人的身后？ 亚里士多德用纸莎草纸书写。莎草纸张40厘米，与竹简差不多长。莎草纸书写行间距可以很小，但是竹简因为结构所限，两片竹简之间的行间距无疑较大。两片莎草茎压成一片簿层，其厚度只竹简的五分之一，且纸莎草纸轻便，所写信息量大。亚里士多德著作300万字，尽管比司马迁的《史记》多了五倍，但是所需要的用于保存著作的房间数远比司马迁的要少，纸莎草纸保存比竹简保存方便多倍。 由此，可以回答、解决两个问题： 1）为什么古汉语需要文言文（十分精炼），而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文字很不精 炼？因为纸莎草纸比竹简更为轻便。有的“西方伪史论”者就先验地从竹简经验出发，错误地假定古人写字就必须很精炼，发现亚里士多德著作文字不精炼，于是就认定亚里士多德文字是后世伪造的。此说，可以休矣。 2）为什么古希腊记录历史，是精确到年月日的，而中国古代历史记录主要精确 到年，或年月？原因仍就是莎草纸存放、运输更方便。写同样的字，莎草纸的体积只有竹简的五分之一到几十分之一，重量只有竹简的百分之一。你说，莎草纸方便，还是竹简方便？而“西方伪史论”者又从中国古书经验出发，他们看到古希腊记录历史，是精确到年月日的，就认为不可信，就断定古希腊历史由后人伪造。因为在他的眼里，中国古代历史都只精确到年，古希腊怎么可以允许精确到年月日呢？假，肯定是假的。 从年代上讲，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比司马迁（公元前 145 年或前 135 年-?？）早两百多年，比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晚160多年。孔子《论语》一万六千字（写成竹简，大概是一张双人大床体积），《孟子》三万八千字（写成竹简，大概是两张双人大床体积）。虽然这不再像是《史记》那样需要一个单元九个楼层来存放了，但是体积仍旧大，流传也很不方便。按照“西方伪史论”者，先秦这么多著作和司马迁《史记》，大多数不可能当时用这么多竹简写成，肯定是后世伪造的。是否？ 既然一张或两张大床体量竹简的《论语》和《孟子》能流传下来，几书包的亚里士多德莎草纸著作为什么反而流传困难了呢？ 东汉蔡伦纸张的发明，那真是伟大。虽然纸莎草纸，也是纸，但它其实是将两片莎草茎压成一片薄层，是物理变化。蔡伦纸，是化学变化，是真正的纸。古埃及出口到古希腊的莎草纸，当然也很重要，正因为如此，亚里士多德一生著作300万字，比中国先秦百家所有人的字数加起来还要多，这是莎草纸比竹简优越的体现。先秦百家不是不能写，而是因为竹子太重了，也许收入负担不起。一根竹简长30厘米，只能写40来字。一天写它个4000字，就要100根竹简。一根竹简多少钱？一双竹筷（非一次性的）25厘米长，也要一元多，那么一根竹简是否要几元钱？一天100根竹简费用超过了你的工资。农村老夫子写字，一天这么大的竹简消耗量，那要被夫子老婆骂死。所以，蔡伦纸的发明，解放了知识分子的灌水强迫症，优势很大。 按照“西方伪史论”者，西方人本身愚笨、低劣，而炮制古希腊文明，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民族自信”，他们的很多科技（如欧洲文艺复兴以来），都是剽窃自中国。我倒纳闷了，如果古代欧洲真的没有科学，很愚笨，但是他们忽然能求解微分方程、能写出贝塞尔函数、勒让德函数、拉盖尔函数、厄密多项式等无比复杂有用的函数，基础知识却需要依靠剽窃？要是真的这样，欧洲人真的很可怕，笨到需要靠剽窃，忽然能求解偏微分方程和非线性方程，他们的基因难道不同于地球人，他们难道是外星人？我怎么听都觉得很像是学霸抄了学弱的作业，然后考上了重点大学呢。
附录： 对一些“西方伪史论”的驳斥： （A）一位黄教授以法国博物馆馆长德农200多年前埃及狮身人面像画作（旁边没有胡夫大金字塔）为证据，证明埃及金字塔是后人在1809年后伪造。我觉得他犯了基本指向错误，他如何证明德农画作上的狮身人面像正是现在那个胡夫大金字塔旁的斯芬克斯狮身人面像？它们长相与高度都完全不同！！现在所见的斯芬克斯狮身人面像高约73.5米，是人身高的40余倍。而黄河清出示的德农画作狮身人面像高只有人身高的七倍（根据画作中站在狮身人面像下的几个人的身高来比对），显然，有两种可能：德农此画只是一座当时存在的其它小狮身像，这座小像现在不存在了，或者，德农用了写意方式画，细节本身失实，因此他的画也不能当作黄教授作任何论断的论据。
（B）经常有人说埃及金字塔是1800年后（拿破伦时代）欧洲人伪造的。 其实关于埃及金字塔的年龄，最可靠的是碳14（C14）测龄法。碳14测定表明，埃及金字塔为公元前2600年前造，距今4600年。 下面为资料引述： “埃及和美国等大学和博物馆的科学家组成的联合项目组，对埃及的一些金字塔所作的C14测定： 在1984 年他们提取了包括胡夫金字塔在内的古王国时代10 个金字塔和6个祭庙的80个标本，获得了73个C14日期 。 1995年又搜集了300 个以上的标本 ，包括第 1 王朝至第 5 、6 王朝和中王国时代的一些金字塔。 在1984年和1995 年共获得了总共235个日期数据，包括胡夫大金字塔的42个数据。 经C14测定，大金字塔造于公元前2589 年——前2504年期间，与传统看法没有大的出入”。 美国古埃及研究协会（AERA）的官方网站（http://www.aeraweb.org/），里面有大量工作年报、报告、学术论文供查阅。 1993年早稻田大学对胡夫第二艘太阳船顶部的盖石开孔，对胡夫太阳船进行取样，木材碳14测年结果：“木材样品的C14日期：BC2650-2620（公元前2650-2620年）”。 ————————————————————————— 我加注： 碳14测龄法原理： 在地球大气中，由于碳元素参与宇宙射线反应和核反应循环，C14元素与C12元素比值在几十万年内是一个常数，活着的动植物因为需呼吸、光合作用或消化食物，体内的C14与C12比值也是这个常数。但C14是不稳定的。一旦动植物死亡，或被埋入地下，或不参与大气碳循环，C14元素不断衰变，C14含量逐渐下降。通过测量动植物尸体（如纤维、木材）、泥浆内残存有机物等的C14与C12比值，就可以算出其制造年代，误差为三十年。 正如万里长城年年需要修复，尤其是近代酸雨的存在，室外文物破坏速度比古代加速，埃及金字塔也需要修复。你不能因为看到了其外观上一些现代石块的存在，于是就说埃及金字塔是近现代人造的，为的是“民族自信”（黄教授观点）。
（C）一位“西方伪史论”者参观了古希腊博物馆，写道：“希腊的博物馆里，太多簇新簇新的东西，但标注的都是西元前几百、几千年的“古物”。任何物件总是要放在空气里、地下或水中吧，但这些“古物”居然毫无两、三千年时间留下的痕迹！陶罐总要有点尘垢灰暗，铜器总要有点铜绿蚀痕，大理石雕像总要有点破旧老化吧……没有！崭新崭新。” 有学生去上大学，在火车站被野鸡大学接待站忽悠了去。我估计这位先生去的是希腊仿照博物馆吧。河南嵩山少林寺脚下，有一百多家武馆在招生，都说自己是少林禅、武、医正宗。人家希腊博物馆实诚，不忽悠人，可能就用几个新的充数，为的是招来游客，而侬当学术研究了，错把冯京当马凉了，错失了真正的博物馆。
（D）有几位“西方伪史论”者摆出照片，说一些古希腊遗址简单，怎么也不像是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东西。这里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不过，我只想对照王羲之写兰亭集序的那个文人雅集的绍兴兰亭来说一说。根据记载：“公元353年4月（晋永和九年三月初三日），时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与友人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在会稽山阴渚山下以文会友，兰亭雅集，饮酒赋诗。王羲之将这些诗赋辑成一集，并作序一篇，记述流觞曲水一事，并抒写由此而引发的内心感慨。这篇序文就是《兰亭集序》。王羲之挥写了一篇《兰亭集序》。”兰亭为什么要雅集？有人说是文人墨客的学术大会，有人说是一次军事行动会议。这不是我要讲的重点。我想讲的是，我参观了兰亭，本想欣赏一下流觞曲水，谁知看到的是一条只有一米宽、20厘米深、十来米长的无水小浅沟。这种小浅沟，我们小区小孩玩沙的地方就有。虽然很失望，但想想也是，流觞曲水本就是“把酒杯放在弯弯曲曲的水中顺水漂流，酒杯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取杯喝酒”，但我总觉得不够壮观，与心理预期不合。当然，东晋的“流觞曲水”小浅沟也不可能保存到现在（我连我小时候老家房子和小学确切位置都找不到了呢，因为周围马路改道、新建筑造起，已经没有参照物了）。顺便说：现在的绍兴兰亭景观不是位于东晋王羲之时期的原址。根据景点介绍，因为城市改造等原因，现在的兰亭景观系换了地方复建而成的。
（E）一位程教授有一篇文章说，丹麦奥斯特发现电流的磁效应（1821年）是剽窃自中国的发现。因为宁波有一本西方传教士刻印的中文书，里面记录有一条（大致意思 是）：清朝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西洋人奥斯特发现磁针在电流旁会偏转。 我认为，嘉庆二十二年，是1817年，这明显是传教士在将西文翻译为中文时，把年份换算错了。但是，这位程先生不这样看，他脑洞大开，脑补了几条阴谋论：电流磁效应是由中国人发现的，时间是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传教士把这个发现告诉欧洲人，然后再用中文，来告诉中国人，这个效应是奥斯特发现的。这本宁波的书，就是铁证。 大家都知道，近代任何科学发现，不可能凭空忽然产生的，需要有一个年代积累。奥斯特发现这个效应，首先需要电流和电池。而欧洲在这之前已经有伽伐尼、伏打研究电池电流 ，同时在伏打和奥斯特之间，电流已经是当时欧洲的重要研究和表演项目（例如让几十个修女手拉手，接通电源，修女们同时跳起来），戴维和法拉第这对师徒发现了大量的电化 学现象，用电解法发现了新的元素。然后奥斯特发现了电流磁效应，这是电磁学的一个缺口，打通了电和磁的关系，于是，安培、毕奥、萨伐尔、法拉第等人进一步研究，发现了 一批定律，才由麦克斯韦在1865年建立了完整的电磁场方程组。这方面欧洲古文献浩如烟海。 程教授既然认为电流的磁效应是中国发现的，那么这不应该是一个孤立的发现，它的前生今世，还应当有大量文献作证，包括电池、电流的发明、试验等，有吗？他没有找到。
（F）有“西方伪史论”者认为，欧洲古代没有天文学，欧洲的天文学是剽窃自中国，并进而论证第谷-开普勒-牛顿这一条力学和天文学路线是不存在的、后人伪造的。 我们知道，开普勒（“天空的立法者”）利用了他的老师第谷（以观察细致闻名）的观察数据，发现了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轨道，建立了定量的“行星轨道”三定律，这直接促成了牛顿引力定律的建立和行星椭圆轨道的系统理论。牛顿本来想把行星椭圆轨道的系统理论总结成文，在哈雷的出版资助鼓励下，这内容最后变身为一部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建立了公理化的经典力学，成为近代科学的开端。 第谷-开普勒-牛顿时代是中国明清之际，当时西方传教士已经往来东西方，中国的一些天文学资料传到西方，也不是不可能。但是，没有东方的天文学资料，难道第谷不可能自己观察，为开普勒和牛顿的工作打下基础？可以。 开普勒资料继承自第谷一生的观察（之前，还有哥白尼一生的观察）。我们来看五大行星公转轨道周期： 水星公转周期: 87.70 天； 金星公转周期: 224.70 天； 火星公转周期：687天； 木星公转周期: 4332.7天； 土星公转周期：29.3年。 第谷观察一辈子，以上五大行星，它的轨道，他都可以完整观察、记录。这难道还不够吗？还不够开普勒建立三定律吗？ 事实上，第谷的主要观察任务，不是以上五大行星，而是不动的恒星，他的目的是记录1000颗恒星。 所以，第谷-开普勒-牛顿这一条力学和天文学路线，完全是可以客观存在的，根本不需要借助外来的影响。只要掌握了科学的综合方法（如第谷-开普勒-牛顿这一条主线所体现的方法），一个人（第谷）一生的观察，就可以让天文学发生长足进展。如果没有掌握科学的方法，即使观察四千年，数据无限，但是理解却几乎为零。譬如哈雷彗星，中国自武王伐纣起，四十多次，除了少数几次没有观察记录，三十多次都记录了，但却不知道它们其实是同一颗彗星，而牛顿的朋友哈雷求出了它的轨道，正确预测了下一次回归日期。
（G）中国古代天文学观察很强大（可以说是世界上同时期最强大的），但这不等于天文学强大（现代天文学的发展，与中国古代天文学没有关系），主要原因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宇宙观（天人合一、天圆地方、盖天说、宣夜说、浑天说）是错误的。其中最流行的浑天说认为：天地的形状浑圆如鸟卵，天包地外，就像壳裹卵黄一样。天半在地上，半在地下，其南北两极固定在天的两端，日月星辰每天绕南北两极的极轴旋转。在张衡的《浑天仪注》对浑天说，有很好的概括：“浑天如鸡子。地如蛋中黄, 孤居于内, 天大而地小”。似乎“地如蛋中黄”表明张衡已经认识到大地是球形的。但是综合比较认为，中国古代的浑天说从来没有关于“地球”这一概念的可操作性分析，仍旧是持天圆地方的观点，即大地浮在水面上，日月星辰每天环绕大地，白天星辰没在水面以下，夜里，太阳没在水面下。张衡的“地如蛋中黄”其重点不在于蛋黄的球形，而是蛋黄浮在鸡蛋内。 有人认为，郑和下西洋，还到过美洲，甚至比麦哲伦更早进行过环球航行。这是不可能的。即使明清时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还相信“天圆地方”，这种宇宙观不可能指导环球航行。郑和船队的航行，是沿着大陆进行浅海航行，其理论指导原则是“浑天说”：大地浮在水面上，日月星辰出没水面。 与此同时，古希腊很早就明白大地是球形。托勒密的地心说虽然不正确，但是已经包含了六成的真理，它认为：恒星是不动的（比起行星相对太阳的运动来，恒星确实是在天球上可以看作是不动的，而浑天说却认为所有星辰都是绕着大地出没水面）；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绕着太阳转动（完全正确）。它认为太阳（带着五大行星）绕着地球转动（这一条错误）。大地当然也不是浮在水面上。由此可以看出，古希腊的宇宙观，是碾压我们古代的“浑天说”的。 中国古代天文学宇宙观是错误的，但为什么中国古代天文学观察资料及其丰富，而西方却很不丰富呢？这是有原因的：坏事变为了好事。中国古代的唯心主义（天人合一）导致观察天文学资料丰富；西方古代的唯物主义，导致观察天文学资料贫乏。中国古代相信天上星象与地上政治态势有关（“天人合一”），所以皇家成立司天监，专门观察星象，预测人间祸福，并详细记录，作为重要文献保存。可以说，迷信支撑了中国古代长久不衰竭的天文学观察。而在欧洲古代，他们认为天上除了五大行星和日月是运动的，所有恒星是静止的 ，没有什么值得观察的，与人间政治态势没有关系，皇家根本不支持天文观察。虽然欧洲古代也有占星术，但这被看作是属于巫术一类，属于下九流。而中国的“占星术”是受皇家资助的，那是上九流。两者不可同日而语。欧洲古代天文学落后，不是因为它没有能力观察，而是因为它没有受到皇家资助的政治和经济理由。后世哥白尼和第谷两人的一生观察，建立了现代天文学。可以说，有了科学的方法（包括力学和数学如微积分），只需要一两人，就赶超别的民族几千年观察。
（H）关于对古代欧洲的两点错误认识： 1）有“西方伪史论”者认为，十二世纪后几百年，古代欧洲人不洗澡、不讲卫生，因而野蛮。 其实正解是：不洗澡是因为怕黑死病病毒侵入人体。当时欧洲医生相信洗澡会让毛孔张开，更容易感染病毒，因此国王贵族不洗澡，但是平民百姓不惜命，还是洗澡的。欧洲黑死病（鼠疫）一般认为是由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带去的，后来蔓延亚欧大陆，以欧洲为甚。明朝灭亡（1644年）原因除了被李自成农民军推翻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鼠疫让明军战斗力大大下降，农民军在很多地方不战而胜。在欧洲，明朝灭亡前两年，即1642年牛顿诞生，在24岁时，牛顿为躲避鼠 疫，在乡下老家作出了多项科学发现（微积分和经典力学系统理论）。
2）有“西方伪史论”者认为，古代欧洲没有天文台，天文学落后。 其实正解是：欧洲古代天文学远比中国落后，这是事实。唯物主义让古代欧洲人缺少观察天文的兴趣，而唯心主义促进了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古代欧洲人认为天上的恒星都是水晶球，镶嵌在十重天上，固定不变，因此天文学没有值得需要观察的东西，即使出现超新星、彗星等新天象，也没有兴趣。而中国古代相信天人合 一（唯心主义），认为天上星象与地上人间祸福和政治态势有关，因此设立司天监等皇家天文机构，促进了天文学发展。在文艺复兴之后，古代欧洲人一旦明白了天上星象变化之 重要性，其天文学就比中国以几十倍的速度进展，例如发现了开普勒行星三大定律、建立了牛顿引力理论、预言了海王星的位置。尤其著名的是哈雷卫星（椭圆轨道回归周期76年 ）。中国古代自武王伐纣以来近三千年，哈雷卫星回归地球四十多次，中国观察和记录到了三十多次（天文观察水平很伟大），但是几乎没有人认识到它们是同一颗彗星（因为天上各种小彗星太多了，这也是一个干扰）。但是，牛顿朋友哈雷学了牛顿力学，立即算出了哈雷彗星的轨道。欧洲古代可能没有几次观察、记录到哈雷彗星，但是真正达到理性认 识的却是牛顿力学下的英国人哈雷。
萧然山， 2022/8/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