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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层： 请别干偷梁换柱的事情，“非线性”问题并不等同于研讨会上介绍的“分微”概念。“分微”与“非线性”几乎没有关系。在各个应用技术领域，都存在“非线性”问题。例如在电子技术里，对“非线性”现象会使用“负反馈”以及“模糊分析”等方式来处理。 纯粹的几何相似形导致的“分微”没有潜力可挖掘，不值得一提，更不应该鼓动大家去起哄。当“量变引起了质变”后，请不要再将先后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 关于“混痋”，你补充得很好，然而它只是证实了我当时作的推断完全正确。 请别继续使用夸大其词的不适当比喻了，如果你懂一点自然哲学，明白什么是内因，什么是外因，什么是主要因素，什么是次要因素，就马上可以判断出夸大其词的不适当比喻“日本的一个蝴蝶今天扇一下翅膀，导致大气状态微小变换，一段时间后，大气完全偏离人们想象的所能达到的状态，在印度尼西亚的海岸会产生一场台风。”乃是对乃是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十分外行的歪曲描写。不久前有一位蠢货说高中生不能理解“概率”论，应该是这位蠢货自己读书不用功，在读高中时才理解不了“概率”论。事实上，高中已经教授过古典概率论，根据古典概率论计算的应用题，思维难度并不比学了高等数学后的难度底。基础不同，对科学知识的理解层度显然不一样。 记得无层多次说我完成的“质心系理论”不能进行应用，原因是没有给出实际例子。其实，我整理的“质心系理论”，其来由就是我给中学和大学的同学解答习题，将其中最具代表性，又有相当难度的若干个问题进行反复的研究思考写成的体会心得。 “猪头”曾经问我怎么毕的业？说到这些往事，捍相族书呆子们想都想不到。 早在文革即将结束的时期，我还在家乡县城的一所小学办的“戴帽”中学读初中。由于没有正规受过严格培训的合格教师给我们上课，主要科目都是只能教小学的老师滥竽充数和从外面临时请的代课老师给我们上课，副科干脆不开。给我上初中语文的老师曾经给大家讲过“李时珍是女的”和“在延安与毛泽东会面的美国记者安纳·露易斯·斯特朗是3个人”之类经典杰作。数学老师只教到初二就再干不下去；物理老师换了4个，只有最后一位是从上海下放到贵州的知青，原先的基础学得比较好。化学老师换了3个，后来实在找不到老师，只好停开。至于政治、历史，根本就是胡编的内容。在这样的教学环境状况下，决大部分的学生都成了没有真正学到什么科学知识的被耽误的一代人。 我因为体质弱，几乎不参与同学们的玩耍活动，最大的兴趣就是读书和做实验。记得还是在读小学3年级时，我就用木板、电灯制做了幻灯放影机。没有凸透镜，就用电灯炮敲掉内部灯丝支干，灌水后当凸透镜用，后来又找好一点的玻璃瓶底来当凸透镜用。花了半年时间，捡了100多只牙膏皮拿去卖给收购站，才积起一元多钱，请人从贵阳市带买到一只标准的放大镜来做幻灯片放影机的透镜。读到初一时，我开始学装收音机。那时的条件非常之差，得到别人送给的几只三极管，简直就是宝贝一般。没有工具，就借别人的万用表来用，自己制作过好几个电烙铁，甚至连插头插座都自己用土办法制造出来。遇到不懂的地方，就去向懂的长辈请教。很幸运的是，我当时居住在一所专区级中专学校里面，其中有许多位因遭遇文革被流放到此中专学校做普通教师的高才老师。我经常一个人去向他们请教不懂的东西，但自学是自己掌握知识的主要方式。必须自己先思考过后，实在解决不了才能去向他们请教。文革结束后，这些高才老师都回到省内大学去教书，现在大多都已经退休。 76年，文革结束，国家开始抓教育，我在一夜之中突然从默默无声中被学校树立成了学习标兵。由于没有数学老师上课，我被请去给自己班上同学上数学课，那时我正读到初三第一学期。到初三第二学期，学校终于请到3位在读中专生来给我们上数学课，我就不用再给同学上课了。但从76年底，我就开始义务给同学解答数学、物理习题。那时，我见识到的只会照本宣科的老师多了。书上出错了习题，也照样按照错误的内容讲解。我曾经做出实验给一位物理老师看，让他纠正自己弄错的物理概念。要考试，随便出题好了，说不定会被我抓住他们出错题目的把柄。77年进到高中读书，当时有好几位同学的数学都学得很不错。其中一位后来考上清华大学半导体物理专业，一直读完博士才离开清华大学。可惜这是一位典型的书呆子，特别能读书，不管什么科目，他都学的“挺好”，总分上他排名第一。（这位同学的弟弟也在2年后考上清华大学，后又考上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因不愿意继续走他哥哥的书呆子道路，放弃读研究生，直接到国外打工去了。）我当时的文课基础不佳，这是被讲“李时珍是女的”那位初中语文老师所害。好在高中语文老师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高才生，因维护其导师反对姚文元被弄到贵州农村去教书，文革结束时才解放到县城最好的重点中学教书，几年后被提到贵州大学做了中文系教授。在高水平老师的培养下，我的语文功夫也有所提高，但只能排到同学中的前3名之后。我最强的科目是数学和物理，尤其是物理，直到大学结束学习物理课，从来没有出现考试题目不知道怎么做的事情。在数学方面，我有好几个同学是劲敌对手，但物理方面没有对手。我高中的数学老师和物理老师都是从上海落难到贵州来的名牌大学高才生。讲授初等数学和普通物理，简直是拿大炮打蚊子。此外，我们还可以向其他的高水平老师去请教，如在县文化馆工作的秦阎民老师，数学功夫很高，他后来考上杨乐和张广厚带的研究生，他也是我们常去请教数学难题的老师之一。在这么多本应该在大学教书的中学老师教导下，我在中学阶段打下的基础十分扎实，根本就不会再把书本上的知识当成死东西来接受。在高中两年时间里（那时高中为两年制），由我牵头组织学习最好的几个同学给同学上习题课，讲解考卷难题乃是家常便饭。 大家如果想要查证一下历史的话，1978年，国家第一次在部分省市举行了中学生数学竞赛，获的第一名的是上海市的李俊。可惜李俊不久身患肝炎，连当年的高考都没有能够参加，只好在家休息。1979年，国内所有省市均同时举行了中学生数理化竞赛，此时我也不幸患了肝炎，但我没有呆在家里休息，仍继续与同学一起上学。由于受到病情影响，精力很差，在79年参加的全省数理化竞赛以及高考中，临场发挥都大大打了折扣。尽管如此，我还是拿到全省数理化竞赛数学、物理两项优胜奖。高考简直是一塌糊涂，连数学卷子都弄丢了半面，但最后总分还是比录取线高的多的多。进大学自然没有问题，但不的不放弃自己最喜欢的数学、物理专业。也正因为改学了工科专业，我对物理学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 由于基本功夫扎实，我在大学时期上基础课几乎没有怎么听过课。刚开始上数学课时，助教老师也坐在教室后面一起听课。有一位给中学生做高考辅导的上海同学拿了5道数学难题去问助教老师，弄了一节课时间还没有做出一道题。这位同学就在下课休息10分钟的时候把题目拿来给我，看看能不能解答，我当即就在不到10分钟里把5道题目解答好。这位同学在接下来的后一堂数学课上把我给出的解答拿去给助教老师看，助教老师马上傻了眼。从此，这位助教老师给大家上习题课时不敢叫我去听他讲课，别人不去上习题课算矿课要受警告，我在教室坐着，这位助教小老师就不自在，他盼着我最好自己在宿舍里看书。同样，我也从不用去听助教老师上物理习题课。记得有一次中考应用光学时，主讲老师特别走到我后面来看我解答题目。原因是那是不能直接套用现成公式的应用题，他在考试前曾专门给同学做过预习，我没有参加他上的考前预习，不知道他提供给大家的推导公式。他站我背后看着我从基本原理现推导出所需要的计算公式将考试题目作出来，感到十分惊奇！最后搞毕业设计时，要求3个月时间完成，我只用20天就全部做好，项目教师就是90年请我去帮忙的滕教授。做完毕业设计闲着没事，滕教授就把他的儿子叫来向我学装收音机。 以上“故事”似乎与我们所辩论的物理论题无关，其实并非如此。沈建其为什么说服不了我，我为什么不能马上说服他，根本原因就在于：沈建其继续保持着从中学时代了解的物理概念，我则从中学时代了解的物理概念进到了与现实物理现象相结合的境界。为此，有必要讲述一下这方面的事实情况，否则，沈建其、“超级猪”等真以为反相者都是一些没有学好基础物理知识的人在瞎胡闹呢。 以上内容算是“铺垫”，下次再继续介绍“从捍卫爱因斯坦到反对爱氏相对论的经历” ccxd 2003年12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