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与欣赏19】

深钻型和采掘型与诺贝尔奖

    恩斯特把科学家分为两类，深钻型( drilling type)和采掘型(digging type)。深钻型，整个科学生涯中都在追求同一个课题，或许做出也或许没做出重要的发现。采掘型，不断地更换课题，在幸运情况下，做出了一个或者几个重要的发现。其中的不同，不完全是研究策略的不同，还有当事人个性的不同。  使用恩斯特的术语，普鲁西纳是深钻型的，而韦斯曼是采掘型的。普鲁西纳的全部事业都以朊粒课题为基础。他引入了朊粒这个名字，如果这不是他最大的冒险的话，也是他最大的冒险之一。这使他早期就把自己押宝在唯朊粒的假说上面。而另一方面，这个假说则永远与他有了关联。

    问题来了，深钻型和采掘型哪一种更有可能赢得诺贝尔奖呢？两者都有可能。就像奖项本身那样，至少理论上来说，由于一个发现比一生的表现更重要，深钻型在某个特定的领域可能更有机会做出突破性的事情。另一方面，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风险会更大。采掘型从一个领域移向另一个领域增加了做出发现的可能性。偶然地，即使缺乏特别惊人的发现，某人也可能因为众多的发现而获奖。克卢格就是采掘型的一个例子，他1982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是"因其发展了晶体电子显微术，测定生物学上重要的核酸一蛋白质复合体的结构"。这与对佩鲁茨和肯德鲁1962年获奖的更加明确的颁奖辞形成鲜明的对比："因为他们研究球状蛋白质的结构"，而且颁奖辞中分得很清楚，肌红蛋白是肯德鲁研究的，血红蛋白是佩鲁茨研究的。佩鲁茨是深钻型的典范。在某人的建议下，1936年他选择了研究血红蛋白结构的问题，并且在整个研究生涯都钻研这个问题，在他年90岁的时候还不停歇。甚至佩鲁茨于1962年参加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奖庆典时，实验室中还收集了更多更好的x射线  数据，其研究计划还都是为改善测定血红蛋白的结构而设计的。

• 大多数诺贝尔奖得主都在他们的后半生才获得诺贝尔奖，尽管他们的发现通常是--虽然不总是--在年轻时期做出的。一个罕见的例外是威廉亨利布拉格(William Henry Bragg，1915年物理学奖得主)，他相当晚的时候才开始从事研究。在剑桥就读以后，他在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获得了一个数学和物理学的教职。他在42岁的时候才开始做研究，他的研究是在一次为准备关于气体电离作用的讲座期间开始的，并且把研究结果写信告诉了卢瑟福(1908年化学奖得主)。5年后，他当选为皇家学会会员，并且在利兹大学得到一个物理学的教职。他的儿子在剑桥学习，1912年从父亲那里了解到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在慕尼黑完成了对晶体的x射线衍射实验。于是这位年轻的研究生跟后来者(the latecomer)父亲开始了x射线晶体学的研究。

    普朗克(Max Planck，1918年物理学奖得主)搞出量子理论，可能是20世纪物理学最具有革命性的理论，那是1900年，他42岁。他此前的活动并没有表明他有一天可能做出这么大的突破。这个理论一开始并没有很快地传播开来，直到1919年他才因为这个理论被授予1918年的诺贝尔奖。

    佩德森(1987年化学奖得主)从来没做过博士研究，但是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的杜邦公司作为副研究员展开了一番成功的科研生涯。当他着手开始研究为他赢得1987年诺贝尔化学奖的课题的时候，他57岁。在几次偶然的实验中，他制出一些有机分子，从而为用无机盐合成络合物做好了准备。顺便提一句，还有其他少数诺贝尔奖得主也没有士学位，例如埃利昂（1988年生理学医学奖得主）和布莱克（1988年生理学医学奖得主）。这一点烦恼了埃利昂一生，但是布莱克显然并不在意。

• 在对194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提名中，JD贝尔纳为了说明布莱克特(P．M．S．Blackett)的成就，附了一份很长的详细说明。尽管他清楚这样一个事实，即，个人品性与获奖并不那么紧密相关，他还是指出他敬仰和尊敬布莱克特的科学能力，并且称他为继卢瑟福之后的剑桥卡文迪什实验室的一位杰出人物。根据贝尔纳的说法，在活着的实验物理学家当中，布莱克特是最伟大的之一，尽管他没有幸运地做出什么引人注目的发现。这有冒双重危险的可能，因为伟大并非诺贝尔奖考虑的东西，相反，伟大的发现才是。贝尔纳补充说，他的被提名者的性格和能力可与过去那些获奖的了不起的人同辉。贝尔纳的这种说法也是有缺陷的，但是显然贝尔纳对情况知道得更清楚，因为布莱克特最终的确获得了194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 1947年，尤里（Harold Urey，1934年化学奖得主）准备了一份详细的对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化学科学领域的分析。他提出一个问题，即他再次获得诺贝尔奖是否可取，并且对原子弹的研究工作进行了回顾，提到了费米(E. Fermi)、齐拉(Szilard)和哈恩。在这三个人当中，哈恩和费米都得过诺贝尔奖了，尽管费米得奖是因为其他工作。在关于原子弹的工作上，是他，而不是别人，推动关于链式反应的研究而得出了成功的结论，尽管最初是齐拉萌生这个想法并且申请了专利。尤里认为，一般地看，抛开他自己不谈，给一个人颁发两次诺贝尔奖，不是一个好主意，但是这一点对费米应该例外。二线的工作应该得到诺贝尔奖的考虑，根据尤里的说法，钚的发现和分离应该获奖。对于这项工作，他提议西格（1951年化奖得主）和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获奖，并且指出与西博格相比，肯尼迪的工作所得到的公众关注少得多了。另一奖项可能应该颁发给分离铀同位素的工作，但是尤里对此提出警告，指出原子弹课题的某些部分与其他部分相比，已经获得了太多的强调，他建议等两年再考虑这些工作是否该获奖。在1947年4月接连的两封信中，"对于从原子弹课题中可能涌现出的获得诺贝尔奖的工作，尤里都提出了下面强有力的两个观点。一点是不应该对仍在保密的工作颁奖。另一点是与原子能相关的工作应该在其和平应用兴起的时候再授奖，这才与诺贝尔的《遗嘱》一致。那时，哈恩（1944年化学奖得主）已经因核裂变的研究获诺贝尔奖了。该奖项于1945年11月宣布，仅仅在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几个月之后。 哈恩得知他获奖消息的时候，正与其他几个著名的德国科学家--"希特勒铀俱乐部"的成员--一起被关押在英格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