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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下简称《唯批》）第五章“最近的自然科学革命和哲学唯心主义”中，列宁阐述了自己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物理学革命的看法。无疑，该章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正确的。然而不可讳言的是，其中某些具体结论和重要论点是值得商榷的。本文的目的在于说明，对经典作家的著作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在当代的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

彭加勒关于物理学危机的基本观点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系列新实验事实与经典物理学原理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而导致了物理学危机，并引发了物理学革命。当时，法国著名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彭加勒第一个洞察到物理学危机，并对它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论述。彭加勒关于物理学危机的基本观点大致是：物理学危机是物理学发展的必经阶段，是物理学革命的前夜；物理学危机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要摆脱危机，就要在新实验事实的基础上重新改造物理学；旧理论有其固有的价值，并针锋相对地批判了“科学破产”的错误观点；预见了新力学的大致图景。这些观点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
但是在《唯批》中，列宁对彭加勒关于物理学危机论述的引用似乎是不够科学的——仅仅引用了几个词和词组，如“严重危机的迹象”、“所有其他原理也遭到危险”、“废墟”、“原理的普遍毁灭”、“怀疑时期”等。这种引述方式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彭加勒关于物理学危机的论述是错误的。其实，只要查阅一下彭加勒的原著，就不难发现，列宁的引述方式不仅与彭加勒的整个思想相距甚远，而且也与彭加勒的原文也有很大出入。在苏联和我国学术界，人们就是盲信列宁的几段引文，把彭加勒描绘成在新发现面前“惊慌失措”、进行“丑恶的表演”和“虚伪的喧嚣”的跳梁小丑。这真是天大的误解！

一处明显的翻译错误和理解错误
列宁在批判彭加勒时，曾引用了彭加勒一句众所周知的结论：“不是自然界把空间和时间的的概念给予（或强加于）我们，而是我们把这些概念给予自然界。”列宁认为“这是唯心主义的结论”（《唯批》第253页，下同，只引页码）。
其实，彭加勒原著写的是“时间和空间的框架”，而不是列宁所译的“空间和时间的概念”，即列宁把法文cadre（框架）误译为俄文понятие（概念）。看来。列宁的翻译是不准确的。因为如果是“框架”的话，人们很难把彭加勒的那段话看作是唯心主义的；若是“概念”，要是不加深究的话，它就易于被作出唯心主义的理解。
退一步讲，即使是“概念”，那段话也不见得是唯心主义的。在彭加勒看来，像时间和空间一类概念，是人们在经验事实的引导下所作出的约定。用爱因斯坦的话来说，概念是“思维的自由创造 ”和“理智的自由发明”。它们是无法从经验归纳和推导出来的，自然界就更不会把它们给予（或强加于）我们了。要不然，同一个自然界给予牛顿、马赫、爱因斯坦的为什么会是不同的时空概念呢？同一个自然界为什么未把这些概念给予原始人或一般人呢？

对马赫批判牛顿时空观的意义的认识
1883年，马赫出版了他的《力学时评》。马赫在肯定经典力学固有价值的前提下，依据怀疑论的经验论哲学，对经典力学的基本概念以及当时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机械自然观进行了尖锐的批判。马赫的批判，把物理学家从力学独断论的迷梦中唤醒过来，引起了对经典物理学的科学与哲学基础的生气勃勃的讨论。
马赫的批判，对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它冲击了爱因斯坦原来的教条式的信念，促使他把时间和同时性的绝对性从潜意识中排除出去，从而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爱因斯坦十分欣赏马赫“坚不可摧的怀疑论和独立性”，称赞《力学史评》不失为“真正伟大的著作之一，并且是科学历史著作的典范”。他尤其认为，马赫对绝对时空观的批判是“精粹的”、“格外引人入胜”，“在那里，马赫卓越地表达了那些当时还没有成为物理学家公共财富的思想。”
但是，列宁似乎并没有认识到马赫批判的巨大历史意义。他批评马赫关于时空概念的可变性、相对性的议论是“冗长的”（第170页）、是“在敲着敞开的大门”（第176页）。
这种批评是缺乏根据的。事实上，由于种种原因，当时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并没有在物理学家中间得到传播，尤其是没有与具体的物理学问题结合起来。因此，马赫的批判是适时的、切中时弊的，并非敲着敞开的大门。至于说马赫向信仰主义投降，情况正好相反。马赫并不是信仰主义者，而是一位坚定的宗教反对者，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厌恶宗教，他在《力学史评》中嘲笑那些认为四维空间对地狱最为合适的神学家。

彭加勒是否为“渺小的哲学家”？
列宁断言：“彭加勒是一位卓越的物理学家、渺小的哲学家。”（第166页）这一断言的后半句是值得商榷的。
彭加勒的主导哲学思想是经验约定论。这种学说认为，数学和科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原理具有约定的特征，约定是我们精神自由活动的产品。我们在所有可能的约定中进行选择时，要受经验事实的引导。经验约定论作为一种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在极端的经验论（狭隘经验论）和极端的唯理论（先验论）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张力，反映了当时科学界自由创造、大胆假设的要求，在科学上和哲学上都有其积极意义。这种学说经过爱因斯坦的继承和发展，对20世纪的科学思想和科学哲学思想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而且，彭加勒的约定论和马赫的经验论，还是本世纪20年代兴起的真正的科学哲学（逻辑经验主义）运动的哲学基础。
此外，彭加勒也是一位热情的理性主义者和高远的理想主义者，这无疑是当时流行的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解毒剂。尤其是，他在科学方法论上颇有建树：他关于事实的选择、假设、直觉、科学美与数学美、科学创造的心理机制的论述是很深刻、很精彩的，而且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难怪爱因斯坦称他是“敏锐的深刻的思想家”。把彭加勒说成是 “渺小的哲学家”，甚至认为他“一旦谈到哲学问题的时候”，“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不可相信”（第344页），是不符合事实的。

对奥斯特瓦尔德的有关评价问题
列宁断言奥斯特瓦尔德是“反动的哲学教授”（第349页），“神学家手下有学问的帮办”（第344页），并小骂他是“糊涂虫”（第39页）。这是否有根据呢？
实际上，奥斯特瓦尔德是一位富有创造力的科学家、思想家、实践家。他是1909年诺贝尔化学奖的获得者。他一生共出版了45本书，发表了500篇科学论文，撰写了5000篇评论文章，编辑了6种杂志。他研究的课题和关心的领域十分广泛，其中包括物理化学、颜色学、能量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科学史、系统论、心理学、科学天才、一般文化问题、公共科学教育、国际语、科学家的世界组织、国际主义、战争与和平、普遍裁军、妇女的地位和新历法等等。
奥斯特瓦尔德热中于社会改革，并亲自参加实践。他是一位无神论者。他指出：“教会不仅不是20世纪文化责任的承担者，而且它意味着一种文化压抑”，“退出教会是20 世纪文化的第一步，是极其必然的一步。”在政治上，奥斯特瓦尔德也是开明的、进步的。

关于两个学派的划分及其历史作用
在物理学危机和革命初期，物理学家由于对经典力学的看法不同而分裂为两个学派——力学学派和批判学派。力学学派认为，经典力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是绝对正确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批判学派则在肯定经典力学固有价值的前提下，批判了其概念和原理的局限性以及机械自然观。
但是，列宁认为，“现代物理学中的两个学派的区别只是哲学上的，只是认识论上的”，它们的差别“‘仅仅’在于认识论的观点上”（第79、290页）。本来，科学学派的的划分主要应以科学观点的差别为主要依据，哲学上的差别（在相当多的情况下还不见得有差别）至多只能作为辅助标准。而列宁则把哲学差别作为唯一的划分标准，这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
其实，即使从哲学上讲，列宁对这两个学派的看法也不完全合乎实际情况。力学学派的唯物主义，实际上是机械唯物主义，这种哲学在19世纪末已穷尽了其积极意义，变为妨碍物理学发展的阻力了。而批判学派代表人物马赫、彭加勒等人的哲学，并非完全能作出唯心主义的理解，而且他们的哲学也有较大的差异，并非用唯心主义就可囊括得了的。何况批判学派的怀疑论的经验论、经验约定论、概念嬗变原则、知识相对性原理等哲学思想，在当时都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力学学派对经典物理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把它推进到了顶峰，客观上为物理学革命的到来创造了条件。但是，当一系列新实验事实动摇了他们苦心经营的理论基础时，他们却犹豫彷徨，竭力维护旧框架，从而成为保守派。而批判学派则扮演了革新者的角色。列宁因力学学派是所谓的唯物主义，批判学派是所谓的唯心主义，于是就抬高力学学派，贬低乃至全盘否定批判学派的历史作用和哲学思想，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公正的。

关于物理学危机的实质问题
列宁认为：“现代物理学危机的实质是：旧定律和基本原理被推翻，意识之外的客观实在被抛弃，这就是说，唯物主义被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代替了。”（第259页）。列宁还在几处（第256、306、307页）谈到同一问题。
列宁的这些观点在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商榷：其一，危机在物理学方面的表现并不是列宁所说的“旧定律和基本原理被推翻”，而是旧概念和旧原理与新实验事实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迫切要求改造旧框架，建立新框架。其二，列宁把危机的哲学方面看作是主要的，这是不妥的。物理学危机主要是物理学本身的危机，无论就物理学家关心的问题而言，还是就危机的影响而言，主要还是在物理学上，物理学家并未把着眼点主要放在哲学争论上。危机在哲学上的表现是由物理学本身的危机派生出来的，它只是促使已经存在的物理学本身的危机更加激化和表面化。其三，危机在哲学方面的表现，主要还是机械唯物主义所面临的全线崩溃的危机，并非唯一地是“唯物主义被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代替了”。
如果说列宁的失误是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在80年后的今天，不少人还在论著（在80年代还有数十种这样的著作）中和讲堂上重复列宁当年的一些明显错误的结论，这就让人不可思议了。这些同志最好是记住列宁这样的一段话：“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版，第26页）

（原载北京：《光明日报》1988年6月27日“哲学版”。在原稿中，作者引用列宁《唯批》时所用的均为《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版。但是，在发表时，编者可能利用不知哪个《唯批》单行本把原稿的页码改写了。此文为报纸发表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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