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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政治野蛮”（节选）
野蛮的政府 20世纪令人印象深刻之处是它创造了全新的政治统治形式。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能够把整个社会囚禁于国家机器之中的事情，而在20 世界却屡见不鲜：不但人的政治生活，而且一切非政治生活`私人领域都遭到政治无孔不入的入侵和主宰。没有一个国家能免于这种政治瘟疫，甚至包括麦卡锡时代的美国，也一度陷入野蛮政治迫害难以自拔。 这种统治本身便是一种罪行，因为它天然地剥夺了人生命中最可宝贵的东西：自由。人们把自已的前途`权利`甚至思想都交给了保护者和主宰者——国家，让国家替自已做主`承担和思考。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界限模糊了，社会成为庞大的监牢，而政府则是无所不在的狱卒。1925年的墨索里尼为这种形式的政府起了一个让后人永难忘怀的名字——极权主义。 政府的暴政所导致的最严重后果不是恐惧`甚至不是大屠杀，而是从整体上降低了“人”的水准。专制使人冷漠`专制使人腐化`专制使人暴虐成习，但正如托克维尔所言：“最可恶的专制，使人愚昧。”这种公民道德退化`心智尽毁的结果，是要几代人来承担的。 卢梭有言，评判一个政府最终的标准不是看这个政府征服了多少人民，掠夺了多少土地`增加了多少财富，而是看这个政府培养出了怎样的公民。 而暴政下的统治，最擅长的就是批量制造野蛮愚昧的人民。 野蛮的人民 政治野蛮不再是政府的专利，这一点令人痛心地一次又一次得到证实。谁也不会傻到相信只是希特勒和他少数追随者就可以随随便便使几千万死亡。卢旺达在种族冲突中死亡的几十万人，大部分是被砍刀砍死，这难道不足以说明问题吗？丧失基本良知的普通人才是执行者。 但事情还不止于此，既然历史是由人民造成的，人民就必须要为历史负上责任。在这里指的就不是少数的激进和狂热分子，而是指全体人民。哈维尔在民主选举胜利后没有弹冠相庆，而是告诫选民：“我们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因为我们习惯于口是心非。 我们学会了不去相信任何东西，学会了互相否定及仅仅关注自已。。。。。。我们都变得习惯于极权主义制度，将其作为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来加以接受，因而帮助了它，令其永存。换句话来说，我们所有的人——当然是在不同程度上——得为这个极权主义机器的运行承担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人仅仅是牺牲者，我们也都是它的共谋者。” 此外，在一个闭目塞听的国度里，人民文化素质`道德素质的下降几乎是必然的。 对政治野蛮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生长环境了。“有什么的政府，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民。”这句西方名言反过来说也是一样的。 文明演讲的出路 鉴于在大部分情况下，只有通过国家和政府的领导才能犯下上述大规模`有组织的罪行，所以政治走向文明还是野蛮的关键是：国家如何才能成为人民的权利的保护者和公民社会的塑造者，而不是上足了发条的野兽机器。 由于现代化的推进，国家和政府的权力如今已大到可怕的地步：全社会都受基层组织的掌控，科技手段可随时监控每个公民，甚至可以在几分钟内把全部人口毁灭数十次。。。。。。产生政治野蛮现象的原因形形色色，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即对这种超级政治权力的滥用。而解决它们的方法也如出一辙：个人权利的申张。 二战战火方息，人类在惊魂未定中所达成的共识就是一定要保护人权。 《联合国宪章》谈到其宗旨是“为免除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和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的信念”以及“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 《世界人权宣言》的第一句就是：“鉴于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和不移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 二战以后的历史也证明，权利是权力天然的克星，大规模反人类罪的减小与民主和人权的进步在同一时代发生，这绝不是一个巧合。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9。11事件之后，美国人的第一反应不是如何防范`如何报复恐怖袭击，而是担心政府会不会利用这次机会扩大国家权力而危及公民自由权利。在这样的社会中，任何试图要进行专制统治或其它政治野蛮行为的人都会感到无比头痛。 因此民主必须要自由来补足，专制更需要自由来反抗。而自由和权利的伸张，必须不能只寄望于政府。人民需要联合起来保护自已权利。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正是使社会不再是一盘散沙，是在公民意识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不二法门。在许多国家，自由存在着被滥用的危险；但在更多的国家，自由却永远都嫌不足。当然，权利和自由的维护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突出权利的意义就在于：一方面限制政府权力，另一方面提升人民的素质。对人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保护和尊重是人产生自尊的前提，是使人成为人，而不是野兽的最重要途径。 总而言之，我不再认为人类会自然而然越来越文明，也不认为文明的大潮不可阻挡，恰恰相反，文明是需要我们精心呵护的娇柔花朵，我们必须每时每刻警惕它被人为的政治野蛮所破坏。毕竟，对人类整体的罪行总是以对每个公民个人的罪行作为开端的。 （转载杂志《南风窗》2003。2下。作者唐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