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更应带头向任长霞学习?!

任长霞走了，全国为之动容，为之感动，更有登封市二十万市民自发为之送行！但凡看过报道的人，无不深受感动，甚至潸然泪下，赞誉之声响成一片。随后，便有中央政法委、全国妇联、团中央及河南省等中央部门和地方党政发出开展向任长霞同志学习的通知。各大媒体也竟相报道各地各条战线的学习活动开展情况，一时任长霞名动天下，国人皆知。

一天，一位退休干部来找我，问单位有没有购买《任长霞》一书，他很想要一本看看，并表达了对任长霞的赞赏之情。我亦深有同感，并十分赞同各地各战线开展向任长霞同志学习活动。只是细思来，总有些反想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其一便是谁更应带头向任长霞同志学习？

有一个现象颇说明问题：尽管我们有数不清的“楷模”作榜样，尽管不停地宣传和呼吁“奉献精神”，尽管职能部门煞费苦心地组织各种学习活动，但所反映的社会现象和公民道德水平仍不免令人尴尬。其症结何在？

参加过多次英模学习活动的人大约都有这般感受，每每一个学习活动发动起来，起始时总是轰轰烈烈，铺天盖地。然要不了多久潮去水平，渐渐淡忘，而成效总与社会暴露出的种种弊端、丑闻、恶劣事件形成鲜明反差。过去“一个雷锋倒下去，千万个雷锋站起来”的社会现象，却渐被“一个程维高、李真之流倒下去，千万个程维高、李真站起来”所取代。在此不妨大胆地问一问，向任长霞同志的学习活动有几处在真抓实干地在开展？有多少身处“庙堂”的领导干部真的在学在实践？

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形成这样的一个特色，就是老百姓总是把一切美好的期望寄托在圣人、明君、清官和侠义之士身上。然而现实总是那么地不留情，就拿公安局长来说，我们骄傲和满意的是有一个这样的人民的好局长任长霞，可也看到了无数个如李纪周之流的败类。登封市民有幸，可还有多少的地方百姓不幸呢？一个退休干部学了任长霞，他再如何努力也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可是如果是一个地方、一个部门的长官学了，则不仅是造福一方的意义，更则有榜样垂范的无穷力量。

其实，谁更应带头向任长霞同志学习本不是一个问题，而之所以成为问题则更令人深思和反省。像任长霞这样具有卓越品质的公安局长当然是值得尊重和表彰的，但我们对公安局长的信任，还是应该建立在我们能够有效对他进行监督和制衡的基础之上。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一个公安局长，如果不能像任长霞这样工作，那么各方面的压力就会使他干不下去。我们只有通过深化改革，使人事和监督制度变的更加民主、更加透明、更加完善，任长霞式的干部，才会大量涌现。

就着这一问题，还想在这里另作一问：作为曾向总理说实话而引发中央重视“三农”问题的李昌平和不畏强权，敢把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拉下马并与之抗争八年之久的郭光允这两位同志，是不是也值得全党全国人民开展学习活动的？我个人认为，他们的作为更艰难，他们所付出的代价更大，他们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堪与任长霞同志并肩。

2004-6-18

附：有关资料

1、中央纪委开除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党籍的决定中郑重地提到郭光允的名字———对郭光允的打击报复是程维高严重违纪的5项内容之一。而在此前，现年62岁的郭光允，因不断检举程维高的问题而被戴上“诽谤省里主要领导”的罪名，一戴就是8年。

　　2、李昌平：（原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

　　2002年是中国出版界非常低迷的一年。2002年1月，《我向总理说实话》（光明日报出版社）一书的出版却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和推荐。这本书的作者是李昌平。李昌平作为新闻人物广为人知，始于2000年8月《南方周末》一期的头版的大幅报道。这个当时的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曾上书国务院总理，反映“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由此引发该县一场被称为“痛苦又尖锐的改革”。但不久，引发这场“改革”的李昌平却被迫辞职离乡、南下打工去了，离职前通过媒体呼吁“要给农民以国民待遇”。

　　李昌平成为“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正是因为他给朱总理写了一封信，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结果“一举成名”，在当地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村改革，然后仕途“一败涂地”——由于各种压力，他屡遭打击，不得不“自愿”辞职，远逸他乡，成为一名南下的打工者。

　　这位经济学硕士、乡党委书记，富有17年乡镇工作经验，对农村、农民、农业充满深深的同情，且正当37岁，正是年富力强。他的仗义执言、为民请命，“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士人风范，在污浊的基层官僚体系中显得如此醒目，给中国社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说真话。在当今的中国，能象他这样敢于说真话的有几人？

　　为党的事业鞠躬尽尽瘁、死而后已；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儿子；真实地思考和言说的时代的发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