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制的“层次” |
文章提交者：吴钩_网络批评> 凯迪网络 http://www.cat89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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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教授曾对二十世纪世界第三波民主浪潮中的非民主政权作过归纳：“在第三波中转向民主的（威权）政权通常可分为三组：一党体制，军人政权和个人**。”不同形式的威权政权实现民主化的过程也是有所不同的，亨廷顿采用三个宽泛的类型进行概括：“变革”、“置换”和“转移”。亨廷顿认为，当执政的精英领头实现民主时，就出现变革；当反对派团体领头实现民主，而且威权政权垮台或被推翻时，便出现置换；当民主化主要是因为政府和反对派采取联合的行动而且实现时便出现转移（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139~142页。上海三联书店。下同，不再注出处及页码）。大体上，亨廷顿对威权政权的归类是从横向平面剖开的，着眼于描述威权政权的“形态”；“变革”、“置换”和“转移”亦是对民主化“方式”的横面概括。如果民主化的过程不单有“方式”的差异，而且存在着难易之分，那么各类威权政权除了在形式上不尽相同，在专制程度上当然也有着深浅高低的区别。也就是说，关于威权政治，是可以从纵向切入，对其专制的“层次”进行分析和归类的。
毫无疑问，过渡性威权统治是最低层次的专制形式。这类威权政权并不企图寻求 一个无限期掌权的执政逻辑，它的合法基础不是基于反民主价值的意识形态规定，而被确认为是出于特定时期的国家需要。除个别例外，第三波中的军人**大体可归入此类。亨廷顿认为：“军人领袖们几乎从来不把自己看作是他们国家的永久统治者，他们都怀有这样一种期望，即一旦他们纠正了罪恶，他们就会退出权力，然后去履行他们正常的军事职能。当然，他们也是正是在这一清除罪恶的过程中上台的”。“到了某时候，军事领袖都会认为主动把权力交还给文官的民主统治的时机已经到来，或是与反对派团体进行谈判以退出权力的时机已经到来。”因此，“对军人统治者来说，退出权力，恢复其职业的军人角色这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不过，亨廷顿同时也警告：“一旦碰到紧急情况，或是他们自身利益的需要，他们重新执掌权力的可能是相对容易的。”在中国，当年国民党政府实施于抗战时期的所谓“训政”统治，在托辞上也属于“过渡性质”的专制形式。可惜直至抗战胜利，一党专政的国民党仍然拒绝还政于民，所谓“军政—训政－宪政”三段论，只是盗名欺世。不过一般而言，因为过渡性威权政权的民主化进程较少遇到来自意识形态规定及制度上的阻力和障碍，所以民主变迁的过程比较容易发生和进行。
制度性专制应该是威权政治的比较级。与过渡性的专制类型不同，制度性专制的威权政府需要在法律－伦理上确立一元化的统治地位，为执政者的长久专政寻求合法基础。按照亨廷顿的描述，在一党体制中，“政党有效地垄断着权力，而且接触权力的途径是通过党的组织”，“这些体制常常取得了相对高水平的政治制度化。”从这个意义上，不妨将一党体制归入制度性威权政治。亨廷顿发现，在一党制国家中，“制度上的问题最为严重”，这些问题包括执政党“合法”垄断权力的问题，公共财产的所有权问题（是属于国有，还是党有？）和军队的归属问题（是国家化，还是政党化），等等。“因此，从一党制国家向民主的过渡很可能比从军人政权向民主国家的过渡更为困难”。但是，亨廷顿也认为：“（民主过渡）一旦成功，一党制国家的民主将有可能更为持久。”这是因为“（原执政党）虽然放弃了对权力的垄断，但却没有放弃通过民主手段竞争权力的机会”。制度性专制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历代王朝，以天下之公器为一姓之私物，权力由皇帝垄断，不容分享，权力的秩序等级森严，尊卑有别，不得僭越。这一切都在法律－伦理上得到了严格的不容置疑的确定。违者即为宗法礼教所绝对不容。
威权主义的最高层次就是实现全面的意识形态专制。在这里，威权统治者必须建立一个密不透风、牢笼一切的意识形态系统，通过严密的意识形态管制，确保其政权不可动摇的独享权力的合法性不会受到质疑和非难。鲁迅先生曾言：“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后者通常就是意识形态专制。在意识形态专制体制下，威权统治者在身份确认上不但是独揽大权的公共管理者，还是民众不得拒绝的思想导师，他们不仅垄断权力，而且垄断真理。不难发现，任何制度性专制政体衍化到极致，必然在专制“层次”上更进一步，跨入意识形态专制的行列。根据亨廷顿对一党体制的描述，一党制国家几乎同时都是意识形态专制国家。法西斯政权当然也应归入此类.。除此之外，在某些原教旨国家，尽管多个政党互相角力的形式或许被允许存在，但在实质上它们仍属于意识形态专制。如果将“宗教”的定义界定得稍为宽泛一点，则可以断言，几乎所有的意识形态专制国家都致力于建立一个“政教合一”、“君师一体”的极权政体，我认为这应看作是意识形态专制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按照亨廷顿的说法，民主体制有一个共同的制度内核，这个制度内核就是权力来源于公开的选举。因此亨廷顿将威权政权简单“界定为这种制度内核的缺乏”。然而，在威权政权的最高形式，即意识形态专制的威权政治，显然不仅仅是“这种制度内核的缺乏”，更严重的问题是，世俗政治被神圣化，权力观点被教义化。并由此产生了严密、庞大、万能的体制组织以及无孔不入的思想管制。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专制向民主体制转化的最大障碍不在于权力被垄断，而在于其僵化而严酷的意识形态樊篱。在某些原教旨国家，这个意识形态樊篱甚至不仅由执政者所设置，正如亨廷顿观察到的，执政者的“强有力的反对派”往往也是来自在野的原教旨主义势力。意识形态专制的民主化变迁看来无疑是最为困难的，权力的“世俗化”与“多元化”是它们难以跨越的两道巨坎。除非掌握着国家大权的统治者和在野的原教旨势力都愿意进行政治上的“解魅”，否则无论哪种形式（变革/置换/转移）的民主化恐怕都很难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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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5-20 20:4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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