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宝贝和杜拉斯

（自恋和自爱）

文/御风之翼

一段时间没有上网，爬到论坛里，看到了一标题上标着杜拉斯和安妮宝贝的帖子，因为杜拉斯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而安妮宝贝则是在以前写有关小资文章时认真看过她的一些文章，所以忍不住打开，看罢又忍不住想说几句，以下纯属个人观点。

固执的认为杜拉斯和安妮宝贝根本没有可比性，不论从两个人对生活的理解对生活的态度还是作品的深度以及作品的生命力。

在90年代人们开始崇拜卡夫卡、昆德拉和普鲁斯特时，我却喜欢上了杜拉斯和茨威格，从她的《情人》和《蓝眼睛，黑头发》开始，一直读到《广岛之恋》、《走开》、《寒冷如腊月》、《我不怕》最后到《杜拉斯传》，但我感觉仍然只是远远的在看着她——这个神秘的女人，这个可以令所有自称写作的人无地自容的女人。

她的纯私人写作一度被众多的人去模仿和称道，但那仅仅限于文字表达的本身，那种读后晕眩和颤栗的暖流滑过脊背的感觉，你是无法从其他的作品中读到的。因为她是一个已经无法分清楚写作和生活的人，一个完全把自己放进小说里，靠文字呼吸的人，在她的眼里，写作比生活更真实，她一生的风格都没有改变，但不代表她的作品是重复的，就象她自己说的：“真正的做爱并不重复，而是唯一的恋人唯一的欲望中发现那些陌生的无法代替的新鲜的东西。”在大众的眼里，似乎爱情、欲望、别离、死亡、孤独痛苦充斥了她作品的全部，我想那是一种误读，其实在她所有的作品里，永远不变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爱！

有人问她：你在生活中最喜欢什么？她说：这我很容易回答，爱！在她眼里，没有爱的生活和时间是无法忍受的，她用她的文字一直在描写着爱，也用她的一生演绎着爱，“即使到了八十岁，我也还能爱。”就象她在《情人》的开头说的。她在描写爱的故事，从不把爱和性神圣化，她只要求找到它们，真切的听到那震荡身体和心灵的美妙的呼啸和回声，但是如果你只从她的小说里看到了“情人”、“床”、“丝袜”、“沙滩”和“做爱”，那你根本就没读懂她这个人，童年的贫困让我们在她一生的轨迹里都可以听到“不公正”的愤懑的呐喊，她自己曾说：“除了对社会不公正之外，总的来说，我对任何事情都没有任何看法。”但这就足够了，一个作家，有了对人类生存状态最根本的关注，就注定她不会被世人遗忘，因为她用她的笔，在爱的背景里描绘了人生最宽广的画面。综观其一生，19岁参加“救国军”，加入密特朗秘密抵抗组织、44年入法共、68年为“六月风暴”摇旗呐喊，她在文字叙述之外，一直在为那些不公正呐喊着。

杜拉斯是属于任何一个想要她的读者的，不同的读者可以从她那里得到不同的想要的东西，所以我不反对一个任何一个人用自己的眼光去审视她，但是作为杜拉斯本身，她是一个热烈的爱着生活的杜拉斯、热烈的爱着爱情的杜拉斯、热烈的爱着自己的杜拉斯，她是自爱的人，但绝对不是自恋的人。

是网络造就了安妮宝贝，安妮宝贝是一个以网络为生的话语动物，她向网络倾诉，在网络上发表，以传统的方式出版并获得她的稿酬，她收获着她独有的快乐。在她的笔下，安妮宝贝式的邂逅其实就是一种“网络情缘”，《告别薇安》、《暖暖》、《彼岸花》、《八月未央》等，她是带着一种颓废和自恋的情绪去表达一种世纪末的情结，她笔下的邂逅，其实就是一种现代传奇的基本构架。

安妮宝贝笔下所欣赏的人物，男人或者男孩，并不一定很英俊，但一定要酷，从外表都内心都如此，他应该有着沉郁、孤独、落寞的表情，甚至很颓废和没落，但他应该举止高雅富有魅力，寡言少语，冷漠的外表下蕴涵着激情和狂热，做爱投入疯狂，但可以不抱有任何爱情，他们不喜欢婚姻，一但被婚姻束缚就变的庸俗不堪；而她笔下的女人或者女孩，则是那种很有深度的人，这种深度不是指的历史的深度，而是一种直觉的深度，这种女人或女孩是神秘的，容易引起异性的探索欲望，表面上看很随便，但那种随便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是个性一种流露，还必须会抽烟，神情应该是冷漠的，对音乐酒咖啡有着鉴赏力，有着精致的西方化趣味，她的情感一般被一种形而上的沉沦和没落浸透着，安妮宝贝笔下的女孩是黑色的。

安妮宝贝的书中的人物对沉沦的孤独一般都有深切的体会，咀嚼和品味孤独是他们自恋的功课，他们习惯用那些“沧桑、激情、优雅、阴郁、冷漠”一类的字眼。但是，他们所谓的沧桑感是在一个个人化和私人化时代的一种幻觉，这个时代的相对的安逸和和平，使人们感到了这个时代的平庸和凡俗，于是便会有一些无事发生的悲哀，他们不过是以一种充分个人化的情感做素材，制作成反叛传统和现实的姿态，对抗平庸和物欲横流罢了，努力的不被这个现实所淹没，并发出一些冷冷的嘲笑。他们的这种末世的情怀让他们所产生的不是对生活的热爱、不是对生命和爱情充满信心，而是一种近乎绝望的迷茫，所以他们会感到一种无名的沧桑感和妄论生死，那只不过是一种灰色的自恋的情结，因为他们过分自我，他们的眼里只有自己。

安妮宝贝在文字的表达上的确模仿了杜拉斯那种呓语式的方式，但是在文字表达的内涵上却有着天壤之别，一个是热爱、一个是拒绝，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生活态度。所以，如果仅仅通过文字的表面把二者列为同类，是不妥当的。

附：在《杜拉斯文集》里，有一篇《给范文同主席的信》，她在为一位在押的政治犯鸣不平：

“巴黎，1986年3月19日。玛格丽特*杜拉斯。致范文同先生——

他关在你的监狱里已经有十年之久了，却没受到过任何控告，也不见打过什么官司，，我给你写信是想让你记起他的存在，提醒你别把他忘记了，他仍在押，病了，也老迈了。我想随意监禁人对国家不仅没有半点好处，相反还会使它声名扫地。放眼世界，长久的隐瞒一个人的存在是不可能的，要了解一位作家是不是真正的作家，这需要二十年的时间，而要了解某位无辜者正在监狱里死去，就用不了这么长的时间了。

我并不是要求你释放他，我只想把自己的声音加入到其他人的呼声中去，他们要求你别忘了，在你任主席期间，尚有一位哲人、作家关押在你的牢房里，他没有犯过任何罪行，只是本着他的良知生活罢了。还要提醒您，先生，本世纪所有的政治犯今天都成了英雄，而审判他们的‘法官‘都永远的成了杀害他们的凶手，这是值得记忆的。

祝好，先生，还有我的关心。”

（这也许是杜拉斯最不浪漫的一次写作，但是，这却是最耀眼和辉煌的一次写作，即使她没有那些可以让她出名的其他作品，这篇短短的信札也足以让后世永远记住杜拉斯这个名字，因为这个名字是被一种人性的光辉所笼罩着，她爱着自己的同时，也爱着所有的被称为人的人。）